“他后来怎么样了？你觉得那个案子的庭审记录还有保留下来的吗？可能会有帮助。”
“没错。一九八八年庭审时，就是他为普雷斯顿·博德斯辩护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叫他大卫叔叔。他是个好律师，他们都管他叫‘西律’。就是他送我去读法学院的。”
“你瞧，这就是我的礼物啊，兄弟。你用不着什么庭审记录，你有西律本尊。”
“你说的是大卫·西格尔？他是咱爸的合伙人？”
“你胡说什么啊？他死了。卷宗里有他的讣告——我昨天晚上刚读过。”
“不是，接下来的才是我的礼物。咱爸英年早逝——实际上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在法庭上辩护的样子——但是他有一个年轻的合伙人一直坚持了下来，我当初去法庭大楼就是看他去的。”
博斯行至离警局一个街区的路口时，一辆地铁呼啸而过，他只能停车等待。哈勒听到电话另一边的呼啸声，也等了片刻。
“是啊，有意思。你打电话就是为了这个？这就是你的礼物？”
“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吧，”他说，“西律干律师这么多年，保不准有几个难缠的当事人对他的辩护结果心怀不满，所以他退隐江湖的时候就想避免被这些人找上。”
“不感兴趣，毕竟我爸——咱爸是辩护律师。我想说的是我非常确定我看过几场博德斯案的庭审，也就是说，三十年前的那个时候，我们俩都在那间法庭里，只不过我们谁也不认识谁。我觉得这一点挺有意思。”
“他怕有人出狱后找他算账，”博斯说，“老天爷，难怪。”
“对检方不感兴趣？”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西律卖了律所之后就玩起了失踪。他甚至让他女儿把他给自己写的讣告发给加州律师协会的时事通讯。那篇讣告我记得我还读过，里面把他称为‘法律界的天才’。”
“嗯，你第一次跟我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觉得普雷斯顿·博德斯这个名字有点耳熟。我记得这个名字，但是忘记在哪儿听过了。我在西南大学上的法学院，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总之，那时候我课间经常去刑事法庭大楼，坐在旁听席里观看辩护律师辩护。”
“我也读过。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把讣告放进卷宗是因为大家说西格尔已经死了，你现在告诉我他其实还活着？”
博斯已经出了月桂谷，沿布兰德大道行驶，刚好经过“圣费尔南多欢迎你”的标牌。
“他已经快八十六岁了，我隔几周就会抽时间去看他。”
“什么礼物？”
博斯在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停车场找了一个位子把车停下。他看了一眼仪表盘上的时钟，发现今天迟到了。其他警探的私家车都已经入位。
“当然不是。我有个小礼物给你。”
“我得跟他聊聊，”他说，“新的案卷里，博德斯也把他当成了替罪羊。他看了肯定会不高兴的。”
“我已经在努力了。你给我打电话就是为了鼓励我？”
“当然，”哈勒说，“但这对你绝对是好消息。如果你质疑一个律师的声誉，那他就可以合理合法地予以回击。我会安排一场访谈并录音。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听起来你任重道远啊。”
“越快越好。你说他已经快八十六岁了，他老人家神志还清楚吗？”
“我还没完全准备好。我知道他们可能从哪儿、用怎样的方式拿到奥尔默的DNA，只是需要弄清楚他们是怎么把奥尔默的DNA混进本案证物里的。”
“绝对清楚，他的头脑就像匕首一样犀利。身体嘛，就差一些。他一直卧床，平时活动靠轮椅。给他带去一个兰格或者菲利普家的三明治，他就会打开话匣子跟你聊过去的案子。我经常这么做。我特别喜欢听他讲他办过的案子。”
“好吧，了解了。你说得对，听证会上估计会是一片血雨腥风，我能明白你为什么不想让媒体知道。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来了：你有什么东西能戳穿对方的谎言呢？”
“很好，你安排吧，安排好告诉我。”
“没有，他也不需要。如果DNA测试表明凶手是另外一个已经定罪的强奸犯，那么那个吊坠出现在博德斯家，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有人栽赃。”
“我这就去办。”
“他给出任何证据了吗？”
博斯关掉汽车引擎，打开吉普的车门。他努力回忆着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对哈勒说。
“嗯，我已经看过整个案卷。博德斯声称是我把关键证物——海马吊坠——放在他家的。只有这么说才能有人信，才能指控我。”
“对了，还有一件事，”他说，“你还记不记得圣诞节时水果盒基金会的维比安娜送给咱俩的波旁？”
“什么鬼？”
维比安娜·贝拉克鲁斯是哈勒和博斯一年前在一起私人委托案中遇到的一位艺术家。
“还不是时候。到时候局面不会太好看，博德斯指控我栽赃陷害，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显然赞同他的说法。”
“快乐老爹，我记得。”哈勒说。
“好的，没问题。你想要媒体报道吗？退休警探大战地方检察官，这可是一场非同寻常的听证会。绝佳的题材。”
“我记得你当时出一百美元买我那瓶，”博斯说，“我差点就同意了。”
“我决定了，我需要你的帮助。下周的听证会，我想作为第三方介入，反对释放普雷斯顿·博德斯。不管法律上需要什么，我都愿意做。”
“现在想卖还来得及。只要你没都喝了。”
“是吗？”哈勒说，“什么事？”
“没有，我昨天晚上才开的瓶。而且我昨天晚上才知道，市面上这瓶酒可以卖到你出价的二十倍。”
“巧了，我正想打给你。”博斯说。
“是吗？”
他把盘子推到一边，看了看手表。已经七点四十了，该去作战室了。他站起身，在柜台上放了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出门朝自己的车走去。他驾车行驶在路面上，从罗斯科大道开到月桂谷再向北开。路上他接到了米基·哈勒的电话。
“当然，千真万确。你就是个骗子，哈勒。我算是看透你了。”
不管怎么说，对这个看起来无懈可击的冤假错案，至少眼下博斯已经在其表面找到了缺口。有没做出解释的DNA，而参与这两起案件的辩方律师很可能拿到了这份DNA。
博斯听到电话另一头传来哈勒的笑声。
博斯知道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应该在庭审后要求返还相关材料，但是记录里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这样做过。奥尔默被认定有罪，判处的刑期是他难以活着服完的。博斯也知道，事实很可能是机构里出现了混乱。检察官和调查员都转到了其他案子和庭审上，没人对失踪的DNA做出解释，这有可能就是丹妮尔·斯凯勒睡衣上遗传物质的来源。要证明这一点却是另一回事，特别是在博斯对那点DNA如何进入证物箱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
“随你怎么笑，”博斯说，“反正这瓶酒我自己留下了。”
辩方的动议是由奥尔默的辩护律师兰斯·克罗宁写的。这是庭审前的例行举动，让博斯在意的却是辩方在庭审开始时提交的证人名单。名单上有五名证人，每个名字后都有对这个人的概括，以及他们将为哪一点做证。这五个人中既没有药剂师，也没有法医专家。在博斯看来，这说明克罗宁在庭审过程中并没有像此前提交的动议所说对DNA另行鉴定。他选择了另一个方向，也就是可以宣称性行为是双方自愿的某种说法，频繁攻击州政府自己制定的DNA收集程序和分析结果。不管是哪种说法，最终都没有效果。对奥尔默的指控全部成立，奥尔默被关进了监狱。对法官判给他律师的那部分遗传物质，卷宗里并没有任何记录。
“嘿，一瓶上等的肯塔基波旁酒可扯不上什么道德问题，”哈勒说，“毕竟这可是派比·范温克。”
当他翻阅到一页列有检方和辩方提起的动议和否决的动议后，博斯才明白自己的定式思维到底错到了什么程度。大多数内容都是标准的法律论据：请求检方或辩方的证据或证词无效的动议。之后博斯看到了一份辩方动议，上面说奥尔默有意在审判中挑战案件的DNA证据。这份动议请求法官命令州政府向辩方提供一份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基因证据，用来进行独立分析。州政府并没有反对这一动议，理查德·皮特曼法官命令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将遗传物质分一半给辩方。
“我记住了。”
第一个问题已经搞明白了，至少博斯是这么想的。前一天晚上，埃德加离开后，博斯总算有机会再次回顾博德斯案的调查卷宗。这一次他特别关注了卷宗里的卷宗，也就是一九八八年奥尔默被指控，并被判犯有多重强奸罪的记录。第一次快速翻阅记录时，博斯更为关注案件的调查层面，这是作为警探产生的偏见。他认为案情会在调查过程中被整理出来，而起诉仅仅是策略性地向陪审团展示业已积累的事实和证据。因此，他才会认为起诉材料中的一切内容都能够在调查卷宗中找到。
“嗯，别忘了。回头聊。”
博斯一直为此感到不安，因为斯凯勒衣服上沾有的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DNA是在实验室里发现的，而他知道在证物档案馆和实验室之间的某个地方有个关键节点。如果他要从奥尔默的DNA是被栽赃进去的这一最基本的认识入手，那么他就得搞明白两件事。一件是这个死于两年前的人，他的DNA是从哪儿搞来的，另一件就是它是如何被放进密封证物箱里的那片衣料上的。
博斯挂断电话，从侧门走进警局。他穿过空荡荡的警探办公室，一打开作战室的门就闻到一股墨西哥卷饼的味道。
视频是塔普斯科特在打开丹妮尔·斯凯勒案的证物箱时拍摄的。前一天晚上，博斯反复看了很多次，直到最后困得睁不开眼。但不论看多少遍，他都想不明白证物箱是怎么被动了手脚的。箱子放到镜头前时，老旧发黄的证物标签明显完好无损，随后才被索托划开了。
作战室里人头攒动。卢尔德、西斯托、卢松、特雷维尼奥警监和瓦尔德斯局长围坐在桌边吃着早餐。在座的还有杰里·埃德加，以及一个博斯从未见过的男人。他看起来快四十岁的年纪，深色头发，皮肤黝黑，穿着一件高尔夫球衫，袖子紧紧包裹着健壮的二头肌。
博斯点了法式吐司，用他买来和露西娅·索托联系的一次性手机看着前一天晚上收到的视频。视频是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他猜这应该是索托自己在用的一次性手机。
“抱歉，我迟到了，”博斯说，“我没想到是全体会议。”
早上，博斯在无马马车餐厅的吧台上吃了饭。这家餐厅位于凡奈斯区庞大的福特经销商的中心位置，距圣费尔南多只有几英里，刚好他也厌倦了每天在作战室拿免费的卷饼当早餐。无马马车有种五十年代的感觉，一直提醒着人们“二战”后席卷峡谷的人口激增和城市发展。汽车成了王者，经销商鳞次栉比，还用咖啡店和餐馆吸引他们的顾客，这使得凡奈斯成了汽车买家心中的圣地。
“我们边等你边吃，”卢尔德说，“哈里，这位是药品管理局的霍文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