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呢，拿出来我看看。”
“南京。”
我递上票，让他看。就在这时，我无意中看到了柱子上的通缉令，惊呆了。警察看完票还给我，让我走，可我像是被钉在地上，动弹不了。
“你去哪里？”
警察觉得奇怪，“你怎么了？”他发现我在看通缉令，顿时变得严肃地责问我，“怎么，你认识他？”
第二天，我告别同学，踏上了去南京的旅程。我要去拥抱另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又残酷地把我留下了。我提着行李，随着拥挤的人流走进月台，一个警察突然把我叫住：“你，站住。”我只好站住。
我当然认识，但怎么能说实话呢？我佯装走神，反问他：“你说什么？”他说：“问你呢，”手指着通缉令，“是不是认识他？认识他要说，可以领赏的。”我说：“我真想领这个赏，可惜没这个福气啊。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乡下同学一直不知道我出了什么问题，虽然她曾多次问过我，我都敷衍过去。小痛才会叫，痛到极限时是无声的，麻木的，对谁都不想说，因为没有谁可以为你分担。直到这时，看到我捧着这份异常的入学通知书后的异常表现，她坚信我的生活出了大问题，才咬住不放地追问我：“点点，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我无语又无语，有语也等于无语，“对不起，我真的不想说。”我要把我经历的那些事都带到棺材里去，跟谁都不想说。她又问我：“高老师知道这些事吗？”我摇头。她说：“你不是喜欢高老师吗？你应该跟他说说。”我想说，如果我还愿意跟他说就不会想去上这种学校了，可话到嘴边又变了。我说：“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的心已死，今后活的不过是我的身体而已。”她用加强的口气说：“不会的，不会的，这不是我所了解的你，点点，你不是个弱女子，我一直欣赏你敢爱敢恨不服输的性格。”我说：“那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更相信，人不过是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已，很渺小，很脆弱，因为人世太复杂，太冷酷，太残忍。我到最后分手也没有跟她说明真相，真的不想说。我了解自己，我不需要安慰，我要行动，要去过一种崭新的生活：没有生活的生活。
他说：“昔日上海滩上有名的漕帮主冯八金的儿子。”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我出来时没带多少钱，同学家靠养蚕谋生，生活十分拮据。同学有两个哥哥，原来都在军队里，大哥还当了团长，每月给家里寄钱，在村里算是有钱人家。可是大哥去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了，二哥的部队在浙江被打散，至今生死不明。我怎么好意思寄生在这么一个被悲伤的阴影日夜笼罩的农家中？我呆了不到一个月，便悄悄溜回城里，寻找新的出路。我找到另一个同学，小学同学，她是个犹太人，父母在教会工作，我想去教堂当修女，希望他们帮我联系。他们答应了，让我回家等消息。我又回到乡下同学家里，不到半个月，犹太同学托人给我捎来了南京拉贝先生办的女子教会学校通知我入学的报到书。这是我当时最向往的一条出路，看到这份通知书后，我激动得哭了。
我问：“他怎么了？”
当一个人真心要躲藏起来，别人是很难找到的。我连夜离开上海，坐车，又坐船，第二天傍晚才到达目的地：一个跟我家里人从来没有来往过的女同学家。这里离上海市区有四五十公里，没有汽车，没有邮局，没有警察，只有水牛、桑树、竹林、池塘、鸡啼、鸟鸣。同学的父母都是养蚕的桑农，我每天在鸟叫声中起床，吃过早饭出门，和同学一起去桑园摘桑叶，下午去河里摸螺蛳、网鱼，晚上天一黑就上床睡觉。新的生活方式让我变成了一个新人，没有过去的荣华富贵，也没有了过去的生不如死的苦痛，我在用疲倦和粗糙的生活抹平了痛苦，只是有时晚上失眠时，痛苦才会重新造访我。不过总的说，我对现状是满意的，如果允许，我愿意就这么一直活下去，直到老死。
他说：“上面不写着嘛，通匪，杀了皇军，罪该万死，全家人都死了，就跑了他一个。”
就走了。像一只迷途的鸟永远飞出了巢。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爸爸，妈妈，大哥，大嫂，二哥，小弟，我走了，你们不要找我，权当我死了。
他可能也不知道，瞪我一眼，对着通缉令上的头像饶有兴致地说：“跑，跑，看你往哪里跑，天网恢恢，插翅难逃。”
我可以想象，呆在这个家里我的伤口将不断被人以关心和爱的名义打开，因而永远不可能愈合。与其留下来受煎熬，不如一走了之。这天晚上，我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我写了好几份留言，有的很长，都撕了，最后只留下一句话：
火车缓缓开走了，我在最后一刹那跳下了列车——我的心还没有完全死！可是我的家人，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马驹、阿牛哥、徐娘、小燕、小龙、小凤……真的死了，没了，消失了；我家的房子也被鬼子霸占了，大门口赫然立着两个持枪的小鬼子，门楼上、父亲的汽车上、阿牛哥的摩托车上，都插着雪白血红的狗皮膏药旗，小弟屋前的那棵老柞木树被砍掉了，堆在弄堂里，长出了血色的蘑菇……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离家出走的第三天夜里！
可对我来说，这无异于养了几个月的“伤口”又被扒开了，撒了一把盐。我欲哭无泪，既没有争辩也没有伤心，是一种心痛极了、失去反抗的麻木和冷漠。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面对母亲，她看我无动于衷，催促我表态：“点点，你说句话啊，你怎么想的？如果你同意的话，你爹要给你们去办护照、签证，有一大堆事呢。”我看看妈妈，轻轻地说：“妈，让我想一想，我明天给你答复好吗？”妈妈劝我说：“你不要想得太复杂，我们就想让你出去走走，散散心，看看世界，交交朋友。”我说：“知道，妈你去忙吧，我好累，要休息一会。”妈妈走后，我觉得我的灵魂飞走了，剩下的只是一具空壳子。我真的感到很累，像又死了一次的累。
4
高宽，一个有见识的知识分子，一个曾经深深爱我的人，都无法接受现在的我，要忍痛割爱，要分道扬镳，更何况那些未来的萍水相逢者。这是最简单不过的推理。所以我的现状，我的婚姻，一定让我的父母亲伤透了心，绝望了。为了确保我未来的婚姻，他们绞尽脑汁，用尽心机，决定另辟蹊径。很快，他们安排我出国去旅游，不可思议又不言而喻的是，还给我安排了一个陪客——阿牛哥。我听了马上猜到他们葫芦里藏的是什么药——他们是怕我嫁不出去，想让阿牛来收购我这个“废品”！陪我出国旅游是假，创造机会让我们培养感情是真。可怜天下父母心！
下面的事是后来二哥告诉我的。
但我父母没有死心，他们背着我让阿牛哥去找高宽，他们想同高宽私下谈一谈，争取改变他。我后来知道，当时高宽已经接到命令要去重庆，阿牛哥找到他时他正在准备行装，很忙碌，没时间接待他，加上一听是我父亲要见他，一股恶气涌上心头，态度很恶劣，只说了一句：“堂堂的冯大人要见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什么富家子弟，他的女儿我高攀不上，回吧。”就关了门。高宽以为我嫁给富家子弟一事是真的，父亲听了高宽的“回音”，以为真是他把我抛弃了。很奇怪，那段时间，我违心撒的每一个谎言都能成真，无人能识破，这就是命。
那天，是二哥介绍钱叔叔和杜公子认识的，两人在厢房相谈后心里都有气：钱叔叔愿望落空，心情郁闷，当即走了；杜公子也是心气不顺，找到二哥发牢骚，怪二哥给他介绍认识了这么一个“不识相的家伙”。二哥问他怎么回事，杜公子说：“神经病！他让我去杀人，杀鬼佬。”二哥听了情况后心里暗喜，他那时正处在疯狂地杀鬼佬的热情中，有人愿意出钱要一个鬼佬的人头，正中他下怀。当晚，二哥便登门造访了钱叔叔，把“生意”揽了下来。
我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也许把我的这种强硬态度理解为不好意思，第二天，罗叔叔就带着那位仪表堂堂的“高材生”上门来见我，我死活不肯下楼，父亲上来请我也不领情，让父亲非常生气。等那人走后，父亲对我大发一通火，我一气之下，把我和高宽恋爱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亮出来，高宽的照片，一大堆信，都翻出来给他看。后来母亲也来了，我哭哭啼啼地告诉他们，我跟高宽是怎么恋爱的，我们曾经有多么好，好了有多长时间，现在又为什么分了手。但分手的原因我是胡编的，我说：“我把我被鬼子强暴的事跟他说了，他接受不了，就跟我分了手。”我说得有鼻子有眼，有时间，有地方，地方就是双鱼咖啡馆，时间就是那一天。我父母亲完全相信了，因为这是我这几个月来唯一一次出门，他们都记得这事。我这么说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别管我这闲事，管不了的，没人会再娶我的，死了心吧。
跟踪几天后，二哥把打死东东的那个日本佬的情况已摸得很清楚：他年纪五十岁，是日本某新闻社驻中国记者，住在闸北区胡湾路上的一个院子里，每天上午很少出门，晚上经常很迟回家，有时也睡在外面。他有个固定的情人，是个唱昆曲的小姑娘，二十来岁，住在大世界附近的一条弄堂里。他虽然身上有枪，但身边没有任何随从。于是，二哥行动了，一天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车夫，拉一辆黄包车，守在唱昆曲姑娘的楼下。只有他一辆车，鬼佬从楼里出来，别无选择地上了他的车。二哥拉着他，轻而易举把他送去见了阎王爷。
那天罗叔叔是最后一个走的，因为我父亲留下他说了点事，其实说的就是给我找对象的事。他走的时候已经九点多钟，夜深了，演戏的人都走了，看戏的人也走了，闹热的冯公馆一下安静了。我在天井里帮徐娘和小燕收拾东西，罗叔叔和父亲、母亲一行从父亲的办公室出来。罗叔叔看到我，把我叫过去，表情暧昧地说：“嗯，确实是长大了，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嘛，今年是二十几了？”妈妈跟过来，抢先说：“二十一了。”罗叔叔的口气更神秘，“看来我是该履行责任了。”我以为他说的是让我去他那儿工作，说：“我才不当记者呢。”罗叔叔笑道：“谁让你当记者了，工作的事我就不管了，让你爸爸管吧，他在上海有那么多关系，肯定会管得比我好。”我问：“那你要管我什么？”罗叔叔看看我父母，母亲接住了话头，笑嘻嘻地对我说：“罗叔叔要替你介绍对象呢。”罗叔叔说：“关键是老天给你派了个人来，我上个月刚认识的，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耶鲁的高材生，写诗写小说，非常有才气，家里也不错，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仪表也是堂堂的。怎么样，有兴趣吗？”我拉下脸，说：“没兴趣。”罗叔叔说：“你见了就会有兴趣的。”我说：“我才不见，我不需要。”父亲笑了笑，饶有兴致地说：“你不需要，我们需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的事。”我马上想到他们把罗叔叔留下来是在谈这事，心里顿时火冒三丈。我对罗叔叔说：“对不起罗叔，我对你的好意不感兴趣，失陪了。”说完，掉头离去。
疯狂的二哥啊，你太大意了！你不想想，一个记者身上有枪，且敢当街打死人，说明他决不是一般的记者。确实，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有后台的，他的同胞兄弟山岛鸠晶，是当时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第三号人物。
3
山岛怎么会让自己的哥哥死得不明不白？他发动宪兵队开始了兴师动众的全城大搜捕。于是，一条条线索被梳理出来，最后自然理到钱叔叔的头上。钱叔叔被鬼子带回去刑讯逼供，一天下来皮开肉绽，倒是没开口，为了保护二哥。可到了晚上，鬼子把钱叔叔两个女儿又弄进来审，还威胁钱叔叔，如果天亮前不把人交出来要处死他两个女儿，逼得他精神崩溃，供出了二哥。宪兵队押着钱叔叔连夜闯到我家抓二哥，因为找不到二哥恼羞成怒，大开杀戒，最后连猫狗都不放过，见人就杀，见活物就灭。惟有阿牛哥和二哥，因为没在家，侥幸躲过一劫。当时已经深夜一点多钟，正常的话他们都应该回家了，尤其是阿牛哥，这么晚肯定在家里。是我救了他们，我出走后，全家人都在找我，那天他俩被父亲派去外地找我，阿牛哥去了我父亲的老家乡下，二哥去了苏州我母亲老家，当天都回不来，就这样才幸免于难。
谈话到此结束，钱叔叔很扫兴，最后连饭都没吃匆匆走了。这事本来跟我们家毫无关系，八竿子打不着，谁想得到，后来竟像变戏法似的，七变八变，变成了给我家招来灭门大难的祸水。要不是罗叔叔曲里拐弯地把我赶出家门，我也是必死无疑。
二哥才是最该死的！我后来经常想，如果鬼子那天在家里抓到二哥，会不会就手下留情，饶过这一家子人呢？
杜公子说：“钱？你认为谁会为钱去卖命？现在谁敢去找鬼佬的麻烦，躲都来不及！老兄，我很同情你，但我告诉你，没有人会为钱去杀一个日本人的，现在，除非你自己。”
我的家就这么毁了，而我却因此而生。天塌了！灾难让我走出了困境，我决定要好好活下去，为我的父母而活，为他们报仇。我血液里流的是冯八金的血。第一件事，我要找到二哥。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我想吴丽丽可能会知道，便去找她。丽丽姐的男人在上海是有家室的，军统工作又秘密，去会她的机会其实很少，大部分时间她是一个人，很无聊，便经常邀母亲和二嫂去打牌。上海沦陷前我陪母亲去过多次，房子很好的，一栋黄色的独门独户的小别墅，有一个佣人叫何嫂，我也认识。那天我敲了好长时间的门，何嫂才来给我开门，开了门又不想让我进去，说丽丽姐不在家。我问她去哪里了，何嫂说她已经几天没回家了。我注意到，何嫂神情紧张，说话语无伦次，便不管她阻拦，硬推开门闯进去。
钱叔叔说：“只有你才找得到这样的人，帮帮我吧，我给钱，要多少钱我都给。”
屋子里很乱，楼上的家具都堆在楼下，显然是要搬家的样子。我问：“怎么回事？要搬家吗？”何嫂说：“是的。”我问：“搬去哪里？”她说不知道。我预感是出事了，问她：“出什么事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小姐已经三天没回家了。”我问：“陈先生呢？”我问的是丽丽的男人。何嫂说：“先生今天上午来过一回，说这儿已经被鬼子盯上，让我赶紧整理这些东西，准备搬家。”我沉吟一下，问她有没有见过我二哥，她说十几天前见过，最近没见过。我问她：“你知不知道我家的事情？”她说：“咋不知道，出事后二少爷就躲在这儿，天天哭呢，天杀的鬼子！”我问她知不知道现在二哥躲在哪里，她不知道，说：“满大街都贴着他的头像，我想他应该不在城里。”会在哪里？我看见电话机，决定给罗叔叔打个电话问一问。
杜公子说：“既然知道怎么还来找我？”
我打通电话，罗叔叔一听见我声音非常震惊，问我在哪里。听说我在吴丽丽这儿，他在电话那边不禁地叫起来：“天哪，你怎么在那里，马上离开那里，不要让任何人看见你在那里，快走，越快越好。”我小声说：“已经有人看见了。”他说：“不管是谁，一定要堵住她嘴！”他给我一个地方，让我速去那里等他。我挂了电话，联想到何嫂刚才说的情况，我猜测现在这儿可能已经成了是非之地，便吩咐何嫂：“不要跟先生说我来过这里，跟任何人都不要说，鬼子都以为我死了，谁要知道我还活着，万一被鬼子盘问起来，对你反而是多了一件事，知道吧？”何嫂说：“你放心，我不会跟任何人说的。”我还是不放心，走出门又交代她：“你就权当没看见我，万一刚才有人看见我进来，你就说不认识我这个人。”何嫂说：“好的，我知道，你快走吧，老天保佑你平平安安。我知道你家一向对吴小姐好，我不会伤害你的。”说着流了泪。她这话、这样子让我更加认为，丽丽姐已经出事了，肇事者可能就是她男人，陈录。
钱叔叔说：“我知道。”
果然，见了罗叔叔后，罗叔叔告诉我：丽丽姐已经死了，就是被她男人陈录害死的。“为什么我叫你赶紧离开那儿，”罗叔叔说，“陈录是个混蛋，跟日本人绞在了一起，他要知道你的下落也会把你卖给鬼子的，吴丽丽这次就是被他卖了，包括你二哥。”我急切地问：“我二哥怎么了？”他笑了，说：“别急，你二哥是虎，虎就是猫，有九条命。”罗叔叔说，“这个王八蛋就是命大，把你父母亲害死了，自己却几个生死劫都挺过去了。”
杜公子明显生气了，说：“难道我是这种人吗？你听谁说的？杀人放火的事我从来不干的。”
“他现在在哪里？”
钱叔叔说：“我没人可以找，我一直在金融界混，身边没有这种人。”
“你想见他？”
杜公子说：“那你怎么来找我？”
“是的。”
钱叔叔说：“我要给儿子报仇。”不等杜公子发话，钱叔叔又说，“我要杀了他！”
“算你幸运，掐着点冒出来了。”
杜公子说：“我怎么帮你？”
原来罗叔叔已经安排二哥这天晚上离开上海。几个小时后，在江边的一个阴冷潮湿的涵洞里，我见到了比父亲还要老相的二哥——见到之初，我以为是父亲！他已在这个鬼地方躲藏三天了，一直在等机会离开，今天晚上恰好有一艘船要给鬼子去嘉兴运粮食，船老大是个地下党，姓赵，与罗叔叔一起参加过北伐战争，是老乡兼老战友，交情笃深。他妻子姓郭，是个大胖子，比赵叔叔要大半个人。后来赵叔叔和郭阿姨都跟高宽去了南京，郭阿姨代号老P，就是香春馆里的那个老板娘。赵叔叔代号老G，一直跟着我和高宽，名义上是我的管家，实际上是我们电台报务员，同时又兼管高宽的安全工作，高宽外出时一般都带着他。别看赵叔叔个子小，力气可大呢，扛着两百斤一袋的大米上船，如履平地，面不改色，大概是经常撑船锻炼出来的。
钱叔叔说：“我儿子才二十一岁，他的生活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就因为这句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丧气又麻木，冰冷的，“这句话满大街的人都在说，都没有事，可我儿子却因此丢掉了性命。我看见他躺在地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只手伸在半空中，像在等我去拉他起来。我去拉他，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我大声喊他，东东，你怎么啦，起来跟我回家吧。他一动不动，连流出来的血都凝固了，结冰了。他死了。我儿子死了。我无法接受，希望杜公子帮帮我。”
从见到我开始，不管我问什么、说什么，二哥一直没有跟我说一句话。他不但老了，还傻了。悲痛让他变成了废物，变成了哑巴，变成了一个痴呆人。我以前从没有见二哥流过泪，可这一路上他都在流泪，无声地流泪，常常泪流满面，睡着时也在流。最后，泪水变成了黄水，有一股脓臭味，显然是眼肉被泪水灼坏了。等我们下船时，他双眼已经肿得像嘟起的嘴巴，眼皮子红红的，鼓鼓的，眼眶只剩下一条线，根本睁不开眼——这下子，他不但成了哑巴，还是个瞎子，走路都要人搀扶。
因为东东的关系，钱叔叔来了后主要是我接待的。说真的，我没想到他会来，因为事情才过去半个多月，他一定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后来我知道，他来是另有目的的，他想来认识杜公子，让他在黑道上寻人替东东报仇。我是无意中听到钱叔叔和杜公子的对话的，上菜了，我没看见钱叔叔，便四处找他。二哥说他应该在北厢房里，我便去那里找他，正好听到——
赵叔叔把我们安排在嘉兴码头附近的一户农户家里，主人家的老爷子懂一点中医，给二哥熬鱼腥草的水喝，又用艾草灸脚踝上的两个穴位，两天下来眼睛的肿总算消了下去。第三天，有只小木船来接我们，上船后我发现竟是阿牛哥！
另一个人姓钱，是个银行老板，他是我母亲的远房表叔，他儿子叫钱东东，是我在艺校的同学。就在春节前没几天，东东被一个鬼子当街打死，我了解的过程是这样的：那天下大雪，钱东东在街上叫车，好不容易才叫到一辆黄包车，却被一个临时赶来的中年人捷足先登。东东气愤不过，追上去骂了他一句：“操你妈的！”中年人立刻跳下车，怒目圆睁，用怪异的口音问东东：“你操谁？”东东看对方气势汹汹，加上听他说话，才发现是个鬼佬，所以没有顶撞他，只是申辩道：“这车是我喊的。”鬼佬并不跟他辩论，继续说：“你操我，知道怎么操嘛，我先操给你看。”说完一巴掌向东东打过来。东东挨了巴掌，没还手，算是让了，求和了。不料鬼佬还不解气，又朝他抡了一拳，打在鼻子上，顿时流出鼻血。我认识东东，他性子暴得很，在学校经常跟人打架，这时尽管他知道对方是个鬼佬，可他的脾气哪里受得了如此挑衅，于是本能地回了手。两人当街对打起来。真打了，日本佬哪是东东的对手，没两下就被打倒在地。车夫见此情景，叫东东快跑。东东跑了，可是哪跑得过子弹，日本佬掏出手枪，朝东东开一枪，东东倒在地上，再也没站起来。
原来，罗叔叔想把我们送回乡下老家去避难，又怕鬼子去过村里，有埋伏，所以先去侦察一番，结果遇到了阿牛哥，便让他来接我们走。罗叔叔真是我们的福星，我们三个天各一方的人，就这样又有幸相聚了。
这天来的人中，还有两个人是要介绍一下的，一个叫吴丽丽，她是我二嫂的表姐，二嫂死后又认我母亲为干妈，经常来我家玩。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当时军统上海站头目陈录公开包养的情人，二嫂死后她又跟我二哥偷偷相好上了，所以才认我母亲为干妈，这样可以经常来我家。我后来加入军统，靠的就是她这层关系，陈录。这是后话。
二哥见了阿牛哥后，号啕大哭一场，这才开始张口说话。一路上，他断断续续地向我和阿牛哥讲述了他干的傻事——帮钱叔叔行凶得赏，和这一个月来东躲西藏的经历。这段经历里，吴丽丽和她男人陈录扮演了重要角色，后来高宽牺牲后，组织上让他接任老A的工作前，曾要求他对这段“历史”有个文字交代，为此他专门写过一个材料，如下：
小弟用围棋给我解困突围，是润物细无声，日积月累，对我其实有很大帮助。因为是润物细无声，是不知不觉的，我不知，我父母也不知。于是，他们也在寻求良策让我走出困境。但他们寻来的“良药”，用在我身上却成了“毒药”。就是这一天，我父母交给了罗叔叔一个任务：给我找一个对象！罗叔叔满口答应。
我家被鬼子满门抄斩后，我没地方藏身，就去找了吴丽丽。当时陈录不在上海，说是去浙江了，一个月都回不来，吴就把我留在她的屋里。但事实上陈根本没离开上海，陈所以这么骗她，是因为吴老嫌他来看她的时间少，缠得他心烦，才撒谎说走了。我呆到第三天，陈得到口风，说我跟吴住在一起，当天夜里就闻来捉奸。我越窗而逃。毕竟是匆忙逃走的，在房间里留下很多破绽，如烟头，衣服，头发丝。气味等等。但我总想，他即使知道也不至于对吴起杀心，谁想到他……简直比鬼子还狠！还毒！他其实不是要捉奸，而是要捉我，捉了我，好去找鬼子领赏。看我逃跑后，他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把吴丽丽骗过去了。
虽然小弟算命出名，但这不是他的正业，他的正业是围棋，三四岁起父亲就培养他，并且学有所成，十来岁时已经在上海城里找不到对手。我那时整天呆在家里，很苦闷，最后帮我走出困境的就是围棋，小弟每天陪我下棋、讲棋。棋道里藏着人道，事由因起，峰回路转，黑白世界里演绎的是人生起落沉浮。他在棋盘上让我看到了他的精彩，也让我悟到一些人生的道理。人在极度困境中很容易沉沦，也很容易拯救，所谓否极泰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只有“否极”了，才会对“泰”有切实的认识和要求。
我离开吴后，本想马上离开上海，但两个原因促使我留下来：一个是我恰巧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以前我帮助过的人，他正好在吴丽丽家附近开了家客栈，并且保证一定会保护好我；另一个是，当时大街上已经四处贴了抓逮我的通缉令，我想到小妹点点肯定就在城里，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然后一定会去找吴丽丽了解家里的情况。小妹是我唯一的亲人，我不能抛下她不管，这么一想我决定等一等再说。我住下来后，让客栈老板给吴丽丽捎信去，这样万一小妹去找她就找得到我。
说的是围棋。
吴丽丽是个不大有心计的人，她以为陈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知道我住在哪里后经常抽空来看我，给我送点吃的、用的：我的枪都还在她家里呢。哪想到，陈录已经把吴丽丽的佣人何嫂收买了，吴经常外出，老往一个方向走，让何嫂觉得异常，向陈汇报了。陈便派人跟踪吴丽丽，几次跟下来，我的情况全被摸清了。一天晚上，吴丽丽来得比平常晚，而且是空手来的，没给我带吃的。我说，你既然来该给我带点吃的，我还饿着肚子呢。她说今天陈带她出去应酬了。我说，那你可以不来。那天我情绪不好，说话很冲，我们闹了点不愉快，把她气走了。可想到我还没吃晚饭，她出去后又给我买了东西回来，让我很感动。她说，我就知道你这德行，坐牢了还要人服伺，我是前辈子欠你的。我一边吃东西一边说，行了，别做怨妇了，麻烦你不了几天了。我想小妹可能离开上海了，我也不能老是这么等下去。她说，她今天上午去了我家，找我家对门的几家人问了情况。这是我叫她去的，因为我想，小妹知情后首先会回家去，看鬼子霸占了我们家，可能会去找邻居了解情况，所以让她去探听一下。我问她有什么消息，她说没有任何消息，看来点点至今都还不知道情况。我说，她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就在这时，我突然神经质地感觉到外面好像有动静，停下来侧耳听，又打开窗户看，末了又让她出去看看。
罗叔叔和杜公子有点过节，恰好他俩是接踵而来的。先来的是杜公子，自由二哥接待，后到的罗叔叔是大哥接待的。太阳很大，罗总编戴一副墨镜，像个黑社会的老大，后面跟着打扮入时的年轻夫人，样子有点儿做作。我注意到，杜公子看罗叔叔来了，轻蔑地哧一声，对二哥讥笑道：“你现在水深哦，连这个萝卜胡编也勾搭上了。”二哥说：“说什么，他是我爸的老朋友，还是我小弟的干爹呢。”杜公子说：“哦，你们还这么亲，这可是个老滑头，你看他娶的那个小女人，很年轻呢。”二哥说：“这有什么，人家老婆不是在北平给日本特务暗杀了，凭什么不能娶。”杜公子说：“凭他平常的言论，你看他编的报纸，办得跟共产党一样，全是假大空的高调子。”二哥说：“你啊，就因为上次人家报纸说你款捐少了，记仇呢。”两人不等罗叔叔走近，转身往里走。因为高宽的原因，我心里对可能是共产党的罗叔叔特别亲近，但罗叔叔并不知我们的关系：老关系不知道，新关系更不知道。罗叔叔心里只有小弟，见了我就问：“小马驹呢，我要跟他下棋。”
她出去了，我把身上和枕头下的枪都取出来。不一会，她在外面喊：“二虎，快跑！”我刚跑到门口，她又喊：“快跳窗跑，敌人来抓你了！”她话音未落，一个“鬼子”不知从哪儿窜出来，举着枪冲进我房间。我率先开枪，打死了他。紧接着，一伙“鬼子”迅速从楼梯上冲上来。丽丽冲进屋，关住房门，对我喊：“快跳窗跑！跳窗，快！”我说：“快，一起走！”她说：“他们是来抓你的，我没事……”话没说完，外面枪声大作，门被射穿，丽丽中了弹。负伤的丽丽死死顶住门，为我争取了十几秒钟，我才得以跳窗而逃。就这样，吴丽丽死了。那些人都穿着鬼子的制服，初看是鬼子，其实是陈录的手下，那个被我打死的人我认识的……
来的客人一拨接一拨，有父亲的故交新朋，有母亲的亲眷家属，有大哥二哥的亲朋好友。其中有罗总编——就是报社的罗叔叔，还有一位是二哥的狐朋狗友，上海滩上一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是杜月笙的一个远房表侄，本姓李，但他经常自称杜公子。这两个人，将给我家制造两件事，一件直接引来我家的灭顶之灾，另一件则间接地让我幸运地躲过一劫。
陈录借鬼子的名义杀人，是够狠毒的，但后来这事恰好被我利用了。我到重庆后，把假鬼子说成真鬼子，这样陈便有勾结鬼子的嫌疑，直接导致他没有当成上海军统站站长。这是他觊觎已久的位置，之前他其实已经代理多时，按理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最后被人夺走。到手的鸭子飞了，他一气之下投靠了李士群，身败名裂。这是1939年冬天的事，那时我已经成功打入军统，在戴笠身边工作。
这天我的工作是在门口给客人胸前佩戴红丝条，这是父亲专门交给我的活。田原看到他们的国旗重新飘扬起来，才接受我给他佩戴红丝条。看到那面脏兮兮的狗皮膏药旗又在迎风飘扬，与两旁的红灯笼，还有结扎的彩球彩线混杂在一起，显得不伦不类，我心里气得鼓鼓的，恨不得手上的别针就是一把尖刀，直插田原胸膛。
5
没法子，只好又挂上去。
话说回来，还是1938年春天，我和二哥、阿牛哥一起回到乡下老家：浙江德清县的一个叫冯家门口的古老山村。这里距著名的风景名山——莫干山，只有二十公里，属于丘陵地貌，青山绵延起伏，平原迤逦铺展。正是阳春三月之际，山上山下到处是油菜油汪汪流泻的翠绿，蓬蓬勃勃地显露出春天盎然的生机。冯家门口是个大村庄，一片片白墙黑瓦的村庄横逸在青山与平原的连接处，仿佛一抹陈年的旧梦嵌在新春的瞳眸里。一条清澈的小河绕着村庄而过，流水潺潺。一株大皂角树屹立在村头，繁花似锦，如伞如盖。我和二哥都是农民打扮，阿牛哥更是了，走在这样的乡间土路上，一点也不引人注目。阿牛哥站在路边的大皂角树下，翘首望着眼前的村庄，疲乏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轻松的笑，对我说：“小妹，到家了，我们到家了。”
作为皇军重点保护的对象，我家门楼上平时都插着日本国旗，这天大清早，父亲张罗的第一件事是吩咐管家把那面“狗皮膏药旗”拆下来，代而替之的是两只大红灯笼。战争的阴影，亡国的辛酸，这一天似乎被父亲刻意张罗出来的欢喜掩盖了。但终归还是没有掩盖住，因为二哥把田原也叫来了。田原一来，发现他们的国旗没有在老地方飘扬，手向天上一指，问二哥：“这是怎么回事？”二哥有情有理地对他解释了一番，恳求道：“今天就算了嘛。”田原语气虽然不乏客气，态度却是坚定的，说：“还是挂了好。你不挂我就不能进去，进去了万一被宪兵发现，我不好交代。”
我已经累不可支，听了这话一下子坐在地上，说：“再不到的话，我看我也到不了了。累死了，上次回来没感觉有这么远啊。”阿牛哥说：“那当然，你坐在轿子上就是睡一觉的工夫嘛。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说：“三年前，我高中毕业，上财会学校之前，父亲让我专门回来祭祖。”二哥本来还有兴致听我们谈话，听到父亲一词，突然萎靡下来，一个人走开去，走到树背后。他默默站立一会，忽然跪在地上，对着远处的青山哭诉：“爹，妈，列祖列宗，老家的父老乡亲，我冯二虎对不起你们啊。”
为了冲冲喜，杀杀旧年的霉头，这年春节，家里天天放鞭炮，舞狮子。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家里张灯结彩，门庭若市，一派洋洋喜气。父亲请来了两台戏班子，在天井和后院分别搭台唱戏，中午摆了八大桌，款宴八方宾客，像在太平盛世中，家有迎嫁之喜。
阿牛哥拉起二哥，说：“走吧，要哭这不是地方，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转眼到了春节。
阿牛哥带我们绕过村庄，走过一座木桥，钻进一个山坞里。在山坞里走了约两里路，眼前顿时开朗起来，正是夕阳西下之时，视线极远，我看到山坞尽头，一个半山坡上有一大片新土，新土处有一片灵幡在随风飘扬。走近了，才发现，这是一片新坟，其中有两座特别的大，肩并着肩，那是我父母的坟……原来，阿牛哥这么多天来就在忙这事：让死者入土为安！
2
阿牛哥告诉我们，他是第二天中午回到城里的，从四桥码头上的岸。这个码头原来是我们家的，那些在码头上拉生意的车夫都认识他。“我刚上岸，他们中就有人告诉我家里出了事。”阿牛哥说，“我赶回家看，果然如此，鬼子已经把房子封了，门前坐着两个人，没有穿制服，也不带枪，我估计应该是维持会的人，鬼子临时安排他们在看门，守屋。我从后花园溜进去，进屋就闻到一股呛人的血腥味。我顺着那气味找过去，最后在天井发现了大片血迹。鬼子一定就在那儿杀的人，集中在那儿杀的，那个血啊，流得满地都是，几乎每一块石板上都沾满了血。因为太多了，虽然过了那么长时间，有些地方血还没有干，摸上去黏手，血糊糊的。我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找到他们的尸体，就找来几块毛巾，把能吸的血都吸了，心想这样即使以后找不到他们的尸体也可以给他们葬个衣冠坟。这么想着我又去每个人房间，各收了他们一套衣服。本来我想尽量收一些值钱的东西，但鬼子很快进来了，我只好匆匆忙忙撬开冯叔的办公桌，拿走了两只金元宝和一把手枪。”
其实，这是冬至后第二天的事，父亲训斥他的声音也许还在他耳边缭绕，可他根本不当回事。此时的二哥，已被仇恨和疯狂吞噬，他怀着一种他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使命感，把一个陌路人送上黄泉路。他杀人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和理由，只要是日本人，只要机会成熟就出手。他把杀鬼子、睡日本女人当做了游戏来取乐，这注定要把我们家卷入一场更大的灾难中。
我当场向阿牛哥要了这把手枪，不仅仅因为这是父亲的遗物，我是要以此表明，今后我要为父母报仇。
二哥恼羞成怒，抡了阿牛一拳，破口大骂：“窝囊废！你不肯干是不？过来，看着，学着一点。”说着掏出枪，潇洒地朝空中扬了扬，然后一下将枪口抵住女孩脑门，毫不迟疑地开了枪，还恬不知耻地说，“这叫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阿牛哥给了我手枪后接着说：“接下来我决心要找到他们的尸体。我问遍了街坊邻居，包括街上收马桶的、卖豆浆的、补鞋的，凡是平时在那一带出入的人，我都找上门去问。终于问到一个人，他给我提供一个人，说那天是他拉走了尸体，他就是我们家后面那条街上那个拉马车的苏北人。我找到他，求他，好话说尽，他就是不承认，死活不承认。后来我火了，把一只金元宝和手枪一起拍在他面前，让他选。他还是怕死，选了金元宝，告诉我一个地方，竟然就是我们家那个被废弃的货运码头。我去了码头就知道了，他开始为什么不敢承认，因为他黑心哪，他根本没有安葬尸体，只把他们丢在垃圾堆里！”
阿牛禁不住大吃一惊：屋里的木板上，四仰八叉地绑着一个清秀的女孩，嘴里塞着衣服团子，一见阿牛进来，就扭着身子唔唔叫，乌黑的大眼里充满了惊恐和哀求。阿牛脸色唰地变了，瞪着二哥吼道：“你这是干什么？”二哥上前扯掉了盖在女孩身上的衣服，说：“糟蹋她！把她干了！”阿牛吓得连退两步说：“老二，你搞什么名堂，我们走吧。”二哥把他推到女孩跟前，托起女孩的脸蛋说：“你不敢？我告诉你她是什么人你就敢了。你知道她是谁？鬼子！”阿牛说：“你胡说！”二哥说：“我胡说？你问她，她爸是谁？维枝太郎！你知道最后坚守在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是谁杀的，就是她爸，维枝太郎旅团长！快，别没有出息了，把她干了，为八百壮士报仇，为你的两个嫂子和小妹雪恨。”阿牛惊愕地看着二哥，二哥骂他：“你看我干什么，去干她！我在门口等你，快！”猛推一把，将阿牛推到女孩身边。阿牛看着女孩惊恐的目光，不由地将地上的衣服捡起来，盖在她身上，扭头想冲出屋去。
除了没有发现小马驹，其他人都在，包括家里的工人，还有两只狗，总共十七具尸体。后来阿牛哥把他们都运回老家，在这青山之中，找了这片向阳蓄水的山坡，把他们都安葬了。他没有请任何人，每一座墓穴都是他一锹锹挖出来的。
这是阿牛哥后来告诉我的一件事：有一天，二哥带着他驾车穿街过巷，最后来到城外一个码头。那里曾经是我们冯家的地盘，现在日本人统管了航运，我家的码头成了摆设，成了垃圾场，脏乱不堪，到处是废弃的物资、垃圾和报废的船只。阿牛看着这些，不由地生气说：“你看，鬼子把咱们的码头糟蹋成什么样了，都成垃圾场了。”二哥说：“所以，咱们也要学会糟蹋他们的东西，今天我就是要让你来糟蹋他们的东西。”阿牛问：“你不会是让我来杀鬼子吧，冯叔昨天才教训过你。”二哥说：“他不准我乱杀人是不？放心，今天不是喊你来杀人的。”二哥将车停在一个废弃的仓库前，下了车，带着阿牛往仓库深处走去。越走阿牛越觉得不对劲，停下来问：“嗳，你要带我去干什么？”二哥拽着他走，“走吧，过去就知道了。”说着带他来到一间僻静的小屋前，要阿牛进去。阿牛听到里面有人在唔唔地呻吟，问他：“里面是什么人？”二哥猛一脚踹开门，将阿牛推了进去。
听了阿牛哥说的，二哥和我都感动得跪在他面前。人死了，入土为安，这是比天都大的事啊，阿牛哥啊，你对我们的恩情比天还要大啊！我们哭着，磕着头，感谢着阿牛哥的大恩大德。阿牛哥又惊又气，一手拎一个，把我们俩拖到父母亲坟前，骂我们：“这才是你们要跪的地方！”说着自己也跪了，对着我父母的坟号啕着：“冯叔啊，冯婶啊，你们看，我给你们带谁来了，是二虎和点点，他们都好好的，冯家还有后代哪，以后每年都有人给你们扫墓，你们就安息吧。”我们也跟着号啕大哭，哭声回荡在山坞里，把林间的鸟都吓飞了。
二哥到底干了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疯狂地乱杀日本人！父亲开杀戒是为了雪恨，雪了恨后所以甘愿投靠田原，容忍他为所欲为，就是想过太平生活，不想过舔血的日子。他一直咬紧牙关，不跟我们提捣毁鬼子哨所的半个字，也是出于这种考虑：这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只是一个雪耻洗辱的被逼之举。家大业大，父亲早厌倦打打杀杀的日子，不想当英雄好汉，只想安度晚年，让他的子孙平平安安。可是二哥经过那次杀鬼子行动后，对杀鬼子上了瘾，整天往日本艺妓馆、日本料理店、日本领事馆等这些日本人出入频繁的场所钻，找日本女人发泄，找跟鬼子有关的人杀。他有两支点四五口径的柯尔特M1873陆军左轮手枪，每杀一个人，都会在枪上刻下一个记号。我后来见到这把枪时，上面已经刻有九个记号，就是说他已经杀了九个日本人。其实，杀的都是一些醉鬼、嫖客，甚至是手无寸铁的日本军官的家属或子女。
二哥一跪不起，一直跪了三天两夜，直到昏迷过去。阿牛哥把他背回家里，养了几天，二哥恢复了身体，还是上了山，他在父母坟前搭了个草棚子，除了下山吃饭外，其他时间都呆在山上，白天黑夜守着坟。坟地长出的新草绿了，花开了，我们一次次劝他下山，他就是不听。他经常说一句话：他们都是我害死的，我无脸再活着，活着就是为了陪他们。
开始我也不知道二哥做了什么事，只是感觉到他在外面没省事，让父亲担心了。有一天，正好是冬至的那一天，按风俗这一天男人女人都要洗个澡，洗了澡这个冬天就不会长冻疮。水烧好了，母亲喊我下楼去洗澡，从父亲办公室窗外经过时，我看到大哥二哥都在里面，像在挨父亲的训。父亲说：“行了，都到此为止，结束了，不要再去想它了，把它从脑门里赶出去，忘记掉，忘干净，就像没发生过一样。”二哥显然不服气，憋着气说：“就怕忘不掉。我现在看见鬼子心里就来气，就想宰了他们，像宰狗一样宰了他们！”父亲说：“现在大街上狗多的是，你宰得完嘛。”二哥说：“总是宰一个少一个。”爸爸提高了声音：“可万一宰到你自己头上了怎么办？老古话说得好，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时候。跟你说老二，你要知道，现在不是以前，你在外面闯了再大的祸，我们都能找到人给你摆平。现在是鬼子的天下，摆不平的，万一出了事，谁都帮不了你。”二哥说：“老婆都被糟蹋了，还能有什么事比这大的。”爸爸气极而骂：“你有完没完！你的老婆就是我的儿媳，你难受我好受嘛，你受辱我光荣嘛！是男人就该拿得起放得下，说完就完了。”大哥说：“就是，老二，听爸的，收手吧。你媳妇要在地下有灵，我想她也该如意了，我们用九条狗命来抵她的债，够了，该满足了，不要再胡来了。一家老小都在鬼子鼻子底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我都要悔死的。”
据说，一天早晨，山上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汉，坐在二哥棚子前，无精打采地吧嗒着旱烟，一边自顾自说起来：“冯八斤有今天，我三十年前就料到了，他杀的人太多，结的冤太深，虽然后来他有心想回头，用金盆洗了手，用金子修了庙，给村里建了功德祠，做了一些善事好事。但终究是在阳间行的凶太多，在阴间留下太多要找他算账的小鬼。一个小鬼法力不够，治不了他，但多个小鬼聚在一起，大鬼也要听他们的。这不，发作了吧，这么多坟就有这么多条命，都是用来给他还债的。我看你已经在山上呆了好长时间了，我知道你是在守陵行孝，可是我要劝你下山。听我的，小伙子，下山吧，为什么？因为你日日在这里做孝，那些小鬼都看见的，你不怕这些小鬼也来缠你？”二哥说：“就让他们来缠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老汉说：“这么说你不是八斤的儿子。”二哥说：“我就是他儿子，是老二。”老汉说：“既是他的儿子你就不该说这话，八斤是条血性汉子，你这样子哪有什么血性，猪狗都不如。”说罢走了，走远了又丢给二哥一句话，“与其在这里被小鬼缠死，不如回城里去报杀父之仇。”
可二哥做不到，他疯了！
这天晚上二哥下了山，向我和阿牛哥讲起了遇见老汉的经过。虽然他对老汉的长相描述得有鼻子有眼睛，但阿牛哥问遍村里所有老人，都想不出有这个人，我们甚至去邻村找也没找着。我一直以为，二哥可能是做了个梦，把梦当真了。不管是不是梦，这件事确实改变了二哥，他重新振作起来，开始酝酿回城里去报仇。这也是我和阿牛哥当时的想法。事实上，在二哥蹲守父母坟前的那些日子，我天天都跟阿牛哥在学习打枪。家里有几杆猎枪，我迷上了它们，天天上山去打猎，苦练枪法。阿牛哥自己也在练，他本来枪法就很好，练了以后就更好了。山上有野兔和山鸡，很难打的，我经常一天都打不到一只，而阿牛哥总是满载而归。每次提着野物下山，阿牛哥总是会说：“这些尸首要是鬼子就好了。”我们已经在心里杀了无数个鬼子！我们已经商量好，不管二哥怎么想，我们一定要回城里去杀鬼子报仇。二哥加进来后，我们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信心。
毁掉我们一家的罪魁祸首是二哥冯二虎，也就是杨丰懋。二哥有个朋友，叫田原，是日本领事馆的一个小官员，据说他是个日本特务，跟军方有很深的关系。鬼子占领上海后，我们家其实很太平的，靠的就是有田原这顶保护伞，他及时给我们家搞来一沓良民证，和一本特别的证明书：像一张奖状。上面全是日语，我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据说，上面有日本驻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的签名，所以它就有点御书的意味，不管是鬼子气势汹汹找上门，还是那些汉奸心怀鬼胎来串门，只要见了这本东西，都会对我们家客客气气，不敢无礼。鬼子刚进城的那段时间，街坊邻居经常受到鬼子和汉奸的欺凌，我们家唯一受一个人的气：田原。他爱好陶瓷古董，家里凡是他看中的，都相继被他拿走了。母亲看他又带走家里的什么东西，有时会发些牢骚，父亲总是安慰她：“都是身外之物，拿走就拿走，只要人平安就好。”田原贪心是贪心，可也确实保了我们一家人平安。如果二哥后来不去外面惹事，我们家里可能就这么平安下去了。
一天晚上，二哥把我和阿牛哥都从床上叫起来，说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父亲告诉他，家里藏了一箱宝贝，让他去找。我不相信，怎么可能呢？父亲已经出去三十多年，爷爷去世后家里的房子空了也有好几年，父亲怎么会在这里藏宝贝？我们在上海有那么大的房子、院子，哪里不能藏，要藏到乡下来。二哥说：“你不了解父亲，为什么父亲经常要我们回来祭祖？这里才是我们的根。”他宁愿相信梦，也不相信我的理性分析。没办法，我们只好陪他找。找了三天，一无收获，我和阿牛哥都懒得找了，只有二哥还不放弃，整天在房子里转来转去、东敲西敲，像个捣蛋鬼似的。一天晚上我听见他在后院的猪圈里敲，声音很大，我下楼想去阻止他，结果看到一堆金灿灿的金元宝和金条。
我再次见到高宽时，已是来年冬天。这一年中，我们家里遭遇的灾难罄竹难书！父亲死了，母亲死了，大哥、大嫂一家四口都死了，小弟失踪了，五进门的大院子成了鬼子宪兵司令部的办公地……这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我们的家毁了。
是砌在猪圈的石墙里面的，总共有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一块金砖。这真是天大的喜事啊，我们正愁没钱去买武器，谁想到父亲早给我们准备好了。二哥拿起一只金元宝，痴痴地端详一会，突然对着金元宝叫了一声爹，说：“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想收手但收不住，看来这就是我们冯家人的命。爹，当年你被恶人逼上绝路，靠自己打的刀子斧头去闯江湖，今天那些玩意顶不了用了，我要靠这些玩意去换最先进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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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宝贝，二哥的心思更大了，他决定去上海买一批枪弹，拉一伙人马，组织一支铲鬼队。第一个队员就是我，我领受了我们铲鬼队的第一项任务：进城去找杜公子买枪弹。要不是罗叔叔及时来看望我们，真不知我会有什么下场。事后我们才知道，杜公子那时已经在替鬼子偷偷做事情，我若去找他买枪弹，无异于飞蛾投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