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宽看看干爹，又看看二哥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点点的哥哥。”二哥说：“是，首长，我是点点的二哥。”高宽握住二哥的手说：“你好，冯二虎同志，你一次交的党费比我一辈子还要多啊！”高宽对干爹说：“老罗，现在我知道了，你说的一家子都参加了革命，就是点点家。”干爹指着自己笑道：“其中也包括我哦。”高宽双手插腰，装作大领导的样子问：“什么意思，向首长报告一下。”干爹说：“好，首长，我向你报告，我现在不但是点点同志的组长，还是点点的干爹。”说得大家都笑了。
高宽用力一拍干爹的肩膀，对大家笑道：“关于冯点点同志的情况，我最了解，我们不仅是师生关系，还有……更多鲜为人知的交情，今后我们又是同志关系了。好，好，点点，见到你真的很高兴啊。”刚才阿牛哥没有认出高宽，现在反应过来了，主动说：“首长，你也该认识我。”高宽仔细看看他，“哎哟。是你啊，认识，认识。”
就这样，我们在杳无音讯地别离一年后，在这个晚上又意外地相遇了。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天上挂着一轮银制的明月，月光像水一样洒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给人一种梦幻的感觉。有时候，我真觉得我的生活像一场梦，有噩梦，也有美梦。
干爹替我作答：“好，好，首长，我向你汇报一下，点点是我们小组的军师，脑瓜子灵得很啰。”
这次见面阿牛哥是真正的主角，和我寒暄完后，高宽环顾一下大伙问干爹：“哪位是冯大牛同志？”干爹把阿牛哥推出来，高宽笑了，“原来就是你呀。”阿牛哥看一眼我说：“我一直在找你呢。”我知道他说的意思，但高宽不知道，他上前拍拍阿牛的肩膀，亲切地说：“是等着我来给你发奖状吗？让你久等了，不过你的收获可能要比你想象的多。”说着示意大伙坐下。
干爹问高宽：“怎么，你也认识她？哦，对了，你在他们学校当过老师，我怎么忘了。点点，你高老师现在可是领导，我们的最高首长。”我支吾着，脸热得如燃烧着的焦炭，不知说什么。高宽还在一个劲地感叹：“真想不到在这儿见到你，点点，你都好吗？”
等大伙坐定，高宽清了清嗓子，一本正经地道来：“今天，我是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来看望大家的，这半年多来，你们小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工作，可谓捷报频传哪。尤其是冯大牛同志，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长，但多次出色完成任务，极大地灭了敌人的威风，长了我们的志气。这样的同志，自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组织上准备要在内部进行大力宣传、表彰。”高宽从随身的皮包里取出一只文件袋，打开说，“下面我来宣读一份嘉奖令……”嘉奖令有两份，一份是表彰我们小组的，记我们小组集体二等功一次，奖励活动经费一百块大洋；另一份是表彰阿牛哥的，记他个人一等功一次，并授予他红色神枪手的荣誉称号。
“意外！意外！真是太意外了！”高宽紧紧握住我的手，动情地说，“啊，点点，真是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怎么？你现在是我们的同志了？”
宣读完毕，高宽对阿牛笑道：“同时还有物质奖赏，阿牛同志，你希望组织上给你什么奖赏？”
“你好，高老师……”我满脸通红，幽幽地说。
阿牛不好意思地说：“不要……我不要奖赏，这么高的荣誉……已让我受之有愧……”
船舱里灯光昏暗，空间狭小。在罗叔叔的引荐下，高宽依次与老P、阿牛哥、阎诗人握手、问好。我恨不到躲到暗舱里去！我躲到最后，用围巾包住半张脸，希望他别认出我来。可当他握住我的手时，似乎是我的手让他认出了我，他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转移到我的手上，又从我的手转移到我的脸上，最后停留在我的眼睛上。相持中，干爹对我说：“你应该认识他吧，有一次你去我们报社参加庆典活动……”不等说完，高宽惊呼道：“是你，点点！”
高宽对大家说：“你们看，我们阿牛同志不但枪法神准，觉悟也蛮高的。不过，这个奖赏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他冲船舱外的警卫喊一声，警卫提着一个长长的礼盒和一只小盒子进来，交了东西又出去。高宽指着长礼盒，问：“你们猜猜看，这是什么？”
干爹先跳上船，然后是高宽，然后是警卫员。三人都上船后，两只船又分开，各自往前开去。简单寒暄后，二哥带着罗叔叔和高宽钻进了船舱，警卫员则留在外面放哨。
大家都猜出是一杆枪。
二哥提着手电筒，走出船舱，与前面来的船对信号。信号对上了，两条船减速靠拢，并在一起。我先看见了干爹，接着便看见了大领导——天哪，他不是别人，居然是我的高宽老师！虽然他长发齐耳，变了很多，但我还是一下认出了他。刹那间，我大脑唰的一下，一片红，接着是一片白，差点晕倒。我极力稳定身体，心又蹦到嗓子眼，让我眼前一片黑暗。我闭上眼，低下头来，极力安稳情绪，心里默默想着，又不知在想什么。
高宽说：“对，是一杆枪。阿牛同志，打开来看看，喜欢吗？”
晚上八点，除了干爹外，我们都到了：赵叔叔老G、郭阿姨老P，还有干爹的那个司机——我想起来了，他姓阎，是个诗人，爱喝酒。他是我们小组中最早遇难的，就在这次见面不久后，他在一次行动中牺牲了。我把下午从典当铺里拿来的盒子还给阿牛哥，“还给你，我只戴了几个小时，又是你的啦。”二哥说：“怎么又是这玩意，你们就不能换个别的东西嘛。”老P说：“对，老是一样东西拿进拿出，万一被人瞧见容易引起人怀疑。”二哥推推阿牛哥，“听到了没有？”阿牛说：“知道了。”我问老P：“郭阿姨，晚上要来什么领导啊。”老P说：“那可是个大领导，从延安来的，我也没见过。”二哥问：“叫什么名字？”老P说：“姓林，双木林，名字……你看我这记性，刚才还记得的。啊呀，干我们这行的名字有什么用，都是假的，一天都可以变几个。”阿牛哥说：“前面没码头了，他怎么来？”我白了他一眼，说：“这还用说，他肯定是坐船来的嘛。”大家笑了。老P对阿牛哥笑道：“当哥的怎么还没有小妹聪明。”阿牛哥笑道：“她的脑瓜子谁能比，扒开来看，里面肯定有个金算盘。”老P说：“那你脑袋里肯定有架望远镜。”二哥说：“所以嘛，老天是公平的，给了你金算盘就不会给你望远镜。”这时，一直在掌舵的老G说：“老二，前面来了一条船，估计是他们来了，准备发信号。”
阿牛打开一看，是一支乌黑锃亮的狙击步枪，顿时笑眯了眼。高宽说：“这枪可比你用的那枪要好得多哦，这是德国造的XB12-39狙击步枪，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尤其是这瞄准镜，有五十倍的放大功能。”
春节后，我们回到上海，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二哥的生意已经做得很大了，下面有西药店、外贸公司、典当铺、酒店、轮船等实业。他曾在日本留过学，日语讲得很好，加上又有罗叔叔明的关系，暗的协助，生意日日兴旺，盘子越做越大，迅速成了上海滩的新贵。阿牛哥离开船上，在二哥旗下的典当铺里做了小老板。铺子开在外滩电信大楼背后的弄堂里，据说有一次阿牛哥就爬上电信大楼干了一票，用开花子弹把鬼子的一只运油船点燃了，船和船上的汽油都烧个精光。我还是在原来的学校当老师，为了便于跟日本人打交道，我就在那时开始跟二哥学习日语。一天下午，我坐三轮车去典当铺找阿牛哥会面，我下车后，走进铺子，看见阿牛哥在铺子里当班。我放下一包东西，取走一包东西：一只装有玉手镯的盒子。我记住了阿牛哥的话：晚上八点，在老地方上船，有领导要来视察我们小组，给我们作指示。
阿牛愣了，问：“多少倍？”
后来我知道，正是这年大年三十这一天，高宽回到了离别一年的上海。这一年，他先去了重庆，后来又去了延安。此时，他的身份是周恩来的特使，前来就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他有意选择大年三十这一天回来，正是为了安全，他打扮成一个边幅不修的艺术家，提着皮箱，扛着画夹，从车站里走出来，即使我见了也不一定能认出来。他曾是演员，擅长化装，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他的拿手好戏。如果说原来的他是年轻的，风华正茂，书生气十足，而现在则有一点离经背道的沧桑味，头发长过肩，胡子乱如麻。
高宽说：“五十倍，你现在的枪是多少倍的？”
4
阿牛答：“十倍。”
听到这儿，我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高宽说：“所以嘛，它比你的好，它是最好的。”
阿牛说：“但我认为这不是那个人不喜欢点点了，而是点点欺骗了他。”阿牛简单回顾了一下他应冯叔的要求去找高宽的过程，然后解释道，“我后来一直在想，他当时为什么情绪那么大，还说什么让小妹去找富贵人家。现在我想明白了，一定是小妹出事后，心里怕他有想法，不敢爱他，骗了他，把他惹怒了。”干爹听了一言不发。阿牛接着说：“小妹心里有障碍，对他不惜撒谎忍痛割爱，这是个误会，罗叔，我一定要找到他，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再给小妹一个机会。如果他因为那点鸟事嫌弃小妹，行，到那时我再来娶小妹。罗叔，今天我说句掏心窝的话，我打心眼里喜欢小妹，但小妹有心上人，我不能趁人之危，夺人所爱，我要帮助她找到她的心上人，让他们再续良缘。”
阿牛激动了，急切地上前想拿起来看，二哥一把抓住他，说：“你急什么，等首长给你颁发吧。”大家笑了。高宽说：“好，阿牛同志，现在我颁发给你，同时还有两百发子弹。”我给阿牛哥整了整衣服，阿牛哥上前庄重地领了枪弹，大家一阵鼓掌。众人轮流看枪时，罗叔叔看看表，对高宽说：“到时间了，该回头了。”高宽说：“回吧。”罗叔叔对前面老G喊道：“老赵，掉头喽。”
干爹说：“那他为什么不来找她？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你想找都找不到是不？这说明什么？分手了，他们的关系结束了。”
于是，船头缓缓掉过来。
阿牛说：“不是可能，而是肯定的，我亲眼见过他，小妹很喜欢他的。”
5
干爹说：“没有的事，要有也是以前的事，他们以前可能是好过。”
船往回开出几里，老G对我们喊道：“前面来了一艘船。”干爹叫二哥去对信号，二哥提着手电出去了。高宽来到我面前说：“点点，我要走了，你今天没事吧？”刚才阿牛哥跟干爹咬过一会耳语，想必是在告诉干爹，高宽和我是什么交情，这会儿他抢先说：“没事，她没事，我的干女儿，呆会儿你就送首长回去吧。”
阿牛明显急切起来，“不，罗叔，这事……我……不能听你的，我了解点点，她爱着那个人，我现在就想找到他。”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干爹说：“这不就成了，我说了她喜欢你，愿意嫁给你，你还解释什么。就听我的，趁这个新春佳节，我来给你们选个好日子。”
老P心领神会地笑道：“组长同志，这是命令吗？”
干爹说：“那也是以前，现在她只喜欢你，她亲口对我说，她喜欢你，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要喜欢她，愿意娶她，事情就很简单了，我可以代表你们双方父母……”不等说完，阿牛迫不及待地说：“好了，罗叔，这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还是做点点的哥吧。”干爹问：“这么说是你不愿意？”阿牛说：“可以这么说。”“为什么？难道你也……”干爹迟疑了一会说，“不能理解她？”我听了心里很暖，干爹为我找了一个很体面的词。“你要不理解就直说，”干爹说，“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你……”阿牛打断他的话，一口气说道：“罗叔你别这么说，要说……小妹出的事，也是因为我没保护好她，是我的错，再说了……小妹是冯叔的心头肉，为了她好，她就是出了再大的事，我也该娶她。”
罗叔叔说：“对，这是我以长江七组组长的身份下的命令。”
阿牛说：“点点有她喜欢的人……真的，我都见过那人。”
高宽对我说：“如果没事就跟我走吧，我会安全把你送回家的。”
干爹问：“她怎么了，你说啊。”
罗叔叔说：“虽然没有神枪手保护你，但有首长的热心保护你，走吧，别犹豫了。”
阿牛说：“不可能，我了解小妹，她……。”
是高宽期待和鼓励的目光给了我勇气，我脖子一挺，说：“谁犹豫了，把我想的跟个胆小鬼似的。”高宽适时对我打了一个“请”的手势，让我再次感受到他的期待和鼓励，我便随他走出船舱。风吹乱了我的衣领，他从背后替我理了一下，手指轻轻碰到我的耳廓，我顿时有种眩晕的感觉。这个晚上，我像到了另外一个星球，因为失重，我随时都会产生眩晕感。
干爹说：“谁说她不喜欢你，不瞒你说我已经问过点点，她喜欢你的。”
两艘船靠拢，我和高宽及警卫跳上另一艘船。我们走进船舱，相对而坐。我一时陷入不安之中，低下头，不敢看他。高宽久久地看着我，轻声喊我：“点点，别低着头，抬头看看我。”我抬起头，看着他。他说：“这一年里你都好吗？”我又埋下头，流下泪。我该怎么说呢？这一年对我来说比一个世纪还漫长，我仿佛生活在噩梦中，人世间所有的悲和苦，耻和辱，都经历了，而且由于无处诉说，它们一直沉积在我心中。此刻，我是说还是不说，对我又是个巨大的问号。最后，我选择了不说，我用不说的方式告诉他我的变化，我的苦难。
阿牛说：“罗叔，你就不要为难小妹了，小妹不喜欢我的。”
上岸后，高宽在上车之前，认真地问我：“你去哪里？”
干爹说：“什么过去，还没开始呢，我的意思，你要喜欢点点，趁这个春节我帮你们把大事办了。”
我说：“回家。”
阿牛说：“都过去了……”
他说：“是富家子弟的家吗？”
“怎么不可能？”干爹说，“据我所知，冯哥在世时就有这个想法，曾跟你谈过是不是？”
我说：“你以为是真的吗？”
“这不可能的。”
他说：“当初认为是真的，后来知道是假的。”
“现在想也来得及。”
我突然哭了，高宽把我揽在怀里，扶我上车，带我回了他的家：在法租界犹太人集聚区的一栋小楼里，房东是个印度大胖子，高宽的房间在二楼。我们走进房间，高宽立刻打开抽屉的锁，取出一本笔记本让我看。我打开扉页，看到我的照片夹在塑料皮下。我怔怔看着，热泪滚滚地流下来。他看到我脖子上的红丝线，小心地拉出来，看到他送我的玉佩。我泪流满面地说：“我什么都丢了，就它一直陪着我。”他捧起我的脸，帮我拭去泪水，然后一口咬住我的唇……
“哪里嘛，”阿牛说，“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这一刻，我选择了说，毫无保留地。我躺在高宽怀里，把积攒了一年的冤屈和思念都倒出来了。最后我说：“就这样，短短几个月里，父亲，母亲，大哥，大嫂，小弟，那么多亲人都离开了我，还有你，让我无法面对的你……我失去了亲人，失去了爱人，失去了一个女人爱自己心上人的权利，多少个夜晚我都想结束自己可怜又可悲的生命，生活对我来说已经成了受刑，要不是参加了革命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他说：“亲爱的，真是让你受苦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在你最痛苦、最需要我帮助的时候，把我推开。”我说：“我没有脸再见你。”他说：“这你就错了，两个人相爱就是为了一起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你这样让我留下了终生的遗憾，我没有陪你一起走过最艰难的时光，今后我一定要更加好好地爱你，敌人夺走了你什么，我要加倍还给你。”我问：“高老师，你还爱我吗？”他笑了，“你该喊我首长。我早就不是老师了，以后你就叫我阿宽吧。”他把我的手按到他心上，说：“点点，你听，这颗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
“为什么？”干爹问，“你不喜欢她吗？”
我突然想起什么，对了，是小马驹给我俩算命时说的话：你们虽然分手了，但心还在一起，他永远是你的白马王子，你永远是他的公主……我哭着，呼喊着他的名字，一遍又一遍，仿佛他要被我的泪水冲走似的。我说：“阿宽，你真的会原谅我吗？你真的还爱我吗？”他紧紧地抱着我说：“当然爱啊，亲爱的点点，你别说傻话了。作为同志，我们随时要准备为对方失去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对你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你想一想，我们把生死都置之度外了，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我仍然恸哭不已，他依然紧紧抱着我，抚着我的头发说：“哭吧，尽情地哭吧，你有再多的泪水我都帮你盛着。点点，相信我，我爱你，比从前更加爱你，你如果愿意，我想马上就娶你，我要做你的爱人，每天每夜，白天和夜晚，都陪着你。”
稍作停顿，干爹便接着说：“不跟你绕弯子了，今天你的父母在场，点点的父母也在，你给我说句实话，喜不喜欢点点？”阿牛顿时局促了，“罗叔……她是我妹子……”干爹说：“妹子是妹子，但没有血缘关系，不影响的。”阿牛支吾一会，干脆说：“这不可能的。”
清明节前一天，利用回家扫墓之际，我和高宽在老家祠堂里举办了隆重的婚礼，村里五十岁以上的老人和妇女都应邀来吃我们的喜酒，场面非常热闹。阿牛哥在村头的老槐树下放了很多鞭炮，把拉磨的驴惊得发了疯，逃走了。老人们说，这是好兆头，说明我将来要生一个胖小子。乡下有种说法，鸡飞生女，狗跳生男，驴跟狗一样，都是四只脚的。这种话当然只能听听而已，不作数的。
“是这屋里的。”
回到上海，干爹代表组织又为我们摆了一桌喜宴，庆贺我们结婚。
“是这村里的？”
席间，干爹问二哥：“老二啊，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非要请大家吃这顿酒吗？”二哥说：“我还没有喝醉，你不是说了嘛，点点是组织的人，你作为一组之长，是点点的再生之父，加上又是干爹，所以你是嫁女啊。”干爹说：“也对，也不对。同样是嫁女，你是嫁了小妹又得了妹夫，有送走的，也有迎来的，而且送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是‘送一得二’，只有进账没有出账。可我这个再生之父啊，只有送，没有迎，亏大了。”除了知情者高宽在微笑之外，其他人听了都觉得纳闷。干爹继续说：“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接到上级指示，点点要离开我们了。”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去哪里？”二哥问。
“谁？”
“市委机关。”干爹说。
“好，我替你看中了一个，帮你做个媒，好吗？”
“真的？”二哥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干爹对我说：“首长在这里，我敢造谣吗？点点，千真万确，明天你就要去新岗位就职，今天这顿酒啊，既是干爹为庆贺你们新婚开的喜酒，也是我作为一组之长给你设的饯行酒。”我真的不知道，惊异地问高宽：“真的吗？”他对我微笑地点点头。干爹递给我介绍信说：“呶，是真是假，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是我给你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你收好了，到了新岗位就要上交。祝贺你，双喜临门啊。”
“真的。”
既是双喜临门，一杯杯酒都针对我来，我又惭愧又惊喜，就是没有理由挡掉一杯杯酒，但我居然没有喝醉。这天晚上，我发现我是酒桌上的英雄，这也成为我后来去戴笠身边做卧底的一个条件，因为谁都知道，戴笠好色，也好酒。
“真的没有？”
6
“没有。”
“请问小姐找谁？”
“心中有喜欢的姑娘吗？”
“我从周庄来的，找我的娘舅。”
“没有。”
这是我到市委去报到，与守大门老汉接头的暗语。老头看我对答如流，即刻笑逐颜开，说：“噢，请进，请进。”当时上海市委在四川北路109号院内办公，这儿是一家生产床上用品的棉纺厂，进门有一条狭长的人行道，两边植有成行的行道树。已是清明过后，春暖人间，行道树正长出新绿。阳光迎面照来，被树枝和树叶剪碎。老头门卫领着我，踩着一路树叶的影子，曲里拐弯，最后走进一个破败、幽静的四合小院，这就是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神经中枢。
“跟我说实话，你现在有对象吗？”
从这天起，我将在这里度过三个月时间。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充实、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几乎每一个白天和夜晚，我都和我心爱的人——高宽——亲密无间地守在一起，一起紧张地工作，一起努力地学习，一起甜蜜地生活。
阿牛讪笑着。
我们搬了家，就在厂区内，是变电房配套的一间十多平米的小屋，门口有菜地，有鸡窝。我们住过去后，警卫员又给我们找来一只断尾土狗，一身黑毛，生性凶恶（据说断尾狗都凶恶）。市委分配给我的工作是做高宽的助手，替他保管文件、电文，配合他工作，照顾他生活。因为办公地和住家很近，走路五六分钟，我有大量时间呆在家里，闲来无事，我就变着法子把家里布置成天堂。我亲自平整地面，还上漆，漆成红色，像铺了红地毯；墙面太脏了，我买来洋白纸，把四面墙都贴了，还请人画了芳草、青山，一线绿水从天花板往下流，流到我们的床前。总之，屋子虽小，却被我布置得温馨无比，所有来的人都发出连连惊叹。我还经常烧好吃的，请同志们来聚餐，每一个人吃了我做的菜，都夸我手艺好。其实我哪有什么手艺，我只是虚心、认真而已，见人就讨教，失手了就虚心总结、改进。
干爹指着那些新做的祭牌，阿牛侧身看，目光落在两块祭牌上：冯关水、黄秋娣。这是阿牛父母的名字。干爹说：“兄妹俩刚布置的，你看，把你的父母亲也请进家门了。”阿牛有点吃惊，啊了一声说：“谢谢罗叔。”干爹说：“谢我干什么，我不是说了，这是他们兄妹俩的意思，跟我没关系。”确实，这是我和二哥商量定的。干爹说：“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份心意，你的父母亲就像你一样，虽然跟他家没血脉关系，但实际上比有血脉关系的亲人还要亲哪。这样好，放在这儿要热闹点，有阿根每天侍候他们，至少吃喝是不用愁的。”阿牛略为伤感地说：“是，这样是好，就是让我过意不去。”干爹说：“这你就见外了，他们对你好也是因为你对他们好。”阿牛说：“我好是应该的，没有冯叔收留我，我可能早就成孤魂野鬼了。”干爹哈哈笑道：“现在是你叫不少汉奸鬼佬做了孤魂野鬼，哈哈，阿牛，你真的很了不起，我是打心眼喜欢你。因为喜欢你嘛，就……怎么说呢，你今年二十四岁，不小了，该成家了。你现在是已经立业，但没有成家，是不？”
每天，我在鸡啼中起床，先学习日语半个小时，然后出门扫地，回屋烧早饭；吃了早饭，陪高宽一起去上班；中午，我提前半个小时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察看鸡窝，看鸡有没有下蛋。下了蛋，我会奖励它们一把谷子、玉米；狗赶走了黄鼠狼，我会替它梳理毛发，请它吃猪棒子骨；菜地里长了虫，我戴上手套去抓虫；瓜熟蒂落了，我要收摘回家。每天，我把鸡屎、狗屎扫在一起，在菜地边挖一个潭，埋下；菜叶黄了，我会给地里施肥。我想不到，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我还能过上这样惬意的生活，我成了个幸福的家庭小主妇，乐于围着灶台、家具、菜地、鸡窝、狗食转。关键是，有人爱，爱人在身边，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活，我都感到甜蜜、充实。
不一会二哥也出来，把阿牛哥叫走了，说干爹有事找他。我猜到干爹要同他说什么事，好奇心驱使我溜到他们隔壁的厢房里去偷听。房子老了，木板缝隙很大，我甚至可以看见他们。干爹点旺香火，对阿牛说：“你坐下。今天我要对着列祖列宗跟你说点事。”阿牛哥坐了，干爹挨着他坐下，先是找了个闲话说：“阿牛，你又长一岁了，你这个生日好啊，生下来就是过大节，出生没两天就长一岁。”阿牛憨笑道：“以前冯叔在世时说我这个生日不好。出生没几天就是两岁了，最吃亏的。”干爹笑说：“嘿，多一岁怎么叫吃亏？是赚了。再说了，现在人都喜欢按阳历论事，按阳历说你是生在年头，也是好事嘛。”顿了顿干爹说，“好了，不说这个，我们说正事吧，阿牛，你看它，发现什么了没有？”
只是，这样的生活太短暂了！
干爹是第二天找他谈的，当时我正和二哥在堂屋里给列祖列宗的牌位更换新的红纸、竹牌，同时把我父母亲等新亡人加进去。干爹进来后发现我们的摆放有些问题，老少混在一起，不伦不类，便帮我们出主意，提出按辈分排放祭祀牌。比如像我大哥大嫂他们，作为晚辈，干爹说他们的祭祀牌不能跟祖宗一起挂在墙上，应该放下来，排列在案台上的。我们便重新布置、排放。罢了，干爹留下二哥叫我先走。我来到后院，看到阿牛哥和阿根在外面清理阴沟。阿根是父亲留在这里守屋的，是个哑巴，我有点怕他，但其实是个好人，对我家很忠心的。听阿牛哥说，村里听说我家出事后，有人曾想来霸占我们的房子，阿根提着猎枪站在门口，拚了命才把那些人吓跑。
一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高宽冷不丁问我：“听说你跟陈录很熟悉？”我说：“以前是，现在反目成仇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二哥。”他问：“二哥怎么了？”我说：“说来话长。”他说：“说来听听。”我说：“你干吗关心这个，那都是些乌七八糟的事，我才不想说。”高宽说：“必须说，因为这意味着你下一步的任务。”
但阿牛哥拒绝了我。
我惊了一下，问他：“你要给我什么任务？”
我寻思，只要干爹去问，这事就定了，阿牛哥不可能拒绝我的，因为他拒绝我，就要背上嫌弃我的罪名。我想阿牛哥即使真嫌弃我也不会拒绝我的，我了解他，他虽然不是我们冯家人，但对冯家人，他是最好的，比我们自家人还要好。生活确实改变了我，愿意嫁给阿牛是我天大的变化，以前我想都没想过，可现在我是真心实意的。
高宽笑了，说：“这要根据你说的情况，到底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事。”
3
我默想片刻，说：“陈录以前有个相好，叫吴丽丽，我一直叫她丽丽姐。她曾是我二哥的女朋友，因为贪慕虚荣，在二哥去日本留学期间认识了陈录，当时陈录是南京政府驻上海特派员，权势显赫。为了甩掉我二哥，丽丽姐把自己的表妹介绍给我二哥，自己则做了陈录的情人。陈原来答应要娶丽丽姐的，后来因为爆发战争，上海沦陷，陈转入地下军统工作，不便娶她了。丽丽姐当然不高兴，我二嫂去世后，便和我二哥又开始私下来往。我家被鬼子抄了后，二哥一直躲在丽丽姐家里。陈录知道二哥和丽丽姐的事后，公报私仇，把丽丽姐杀了，二哥侥幸逃掉。事情就是这样的。”
“真的。”我回答得很肯定。
高宽听了点点头，说：“嗯，是够乌七八糟的。陈录这家伙是很毒辣的，现在他是戴笠的红人，下一步完全可能当上军统上海站站长。他对我们很不友好，经常对我们下黑手，我们想找个同志潜伏到他身边去，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选。”
“真的？”干爹认真地问我。
“你想让我去？”
他沉吟道：“阿牛确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爱，他诚实、勇敢、组织纪律强、革命热情高、杀敌本领高超，组织上是十分信任他的。我如果是你的父亲，我十分乐意你嫁给他，只是……”他停顿一会，严肃地看着我。我说：“你现在就是我的父亲，所以我才来找你说。”他说：“跟我说没错，我帮你去说也应该，只是你一定想好。”我说：“我已经想好了，我喜欢他。”
“你觉得他会接受你吗？”
我说：“那是以前，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说实话干爹，就凭阿牛哥安葬了我父母亲这一点，我就愿意嫁给他，何况阿牛哥现在还是我们小组的英雄。你不是常说，谁是最可爱的人，那些为中华民族自由独立而英勇杀敌的英雄是最可爱的。”
“你希望我去吗？”
他说：“别说假话，你喜欢他为什么要离家出走？你出走不就是抗议你父母的安排？”
“不，我不希望你离开我。”
我说：“我也喜欢。”
“但是别无选择，因为你没有别的人选？”
他说：“但你心里并不喜欢他？”
“你也不是最合适的，他跟你家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我说：“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只要他不嫌弃我，我可以嫁给他。”
“只要你舍得我去，我一定可以打进去的。”
他说：“什么都可以改变！你说我们在干什么？我们在改变江山，江山都可以改变，有什么不能改变的。”
“我不舍得。”
我说：“可这是现实，改变不了的。”
“但你没有别的法子。”
说实话就是提伤心事，我哭了，一边哭一边把我父母曾经有过的安排对他说了。我说：“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怕我嫁不出去，所以希望我嫁给阿牛哥。”他问我：“阿牛知道这事吗？”我说：“我不知道，我估计父母肯定跟他提过的。”他说：“那你喜欢他吗？”我说：“我现在哪有资格去喜欢人。”他说：“你这话说得就不对了，你这么年轻漂亮，又有文化知识，天下的男人都可以去追求，凭什么你就矮人一等？你呀还是……那个事在作怪，这就是你的不对。”
“我再想想吧。”
他说：“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这是怎么回事？”
“别想了，就让我去吧，没人比我更适合的。”
我说：“因为……我喜欢他……”
“可是……你们的关系已经破裂了。”
他说：“那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想法？”
“他恨的是我二哥，不是我，而且他也知道事情发生前我已经从家里出走。所以，我要去找他，他应该会接受我的。”
我说：“没怎么。”
“我舍不得你去，很危险的，我先找找其他人再说吧。日本鬼子是我们当前的大敌，但国民党是我们的天敌，因为他们把我们共产党当作了天敌。”
他说：“为什么？你……怎么了？”
高宽站起来，走向窗边，他沉思的背影显得忧思忡忡。
我说：“只要他不嫌弃，我想嫁给他。”
尽管高宽很不想让我离开他，但找来的一个个人都没有我适合。要接近陈录，非我莫属。就这样，六月底的一天晚上，我穿着漂亮的裙子，拎着一袋行李离开了我的鸡、我的狗、我的菜地、我心爱的人、我收拾得十分温馨的小屋，住进了一家小客栈。我行李里有武汉的纪念品、良民证、土特产、标有武汉风景胜地的照片等等。总之，我来自武汉，我离家出走后的日子都是在武汉度过的……负责安排我和陈录“邂逅”的是郭阿姨老P和阎诗人。
他的身子像被我的话吸了过来，定定地看着我，“你说什么？”
7
我从窗户里看见，楼下干爹的房间里透出灯光，知道他也还没睡，便下楼去找他。刚下楼，我看见干爹提着马灯立在天井的廊道上迎接我，见了我，远远地说道：“我以为你已经睡了，突然听到楼板上有脚步声，以为是冯哥回来看我们了。”我说：“干爹，你别吓我，我经常做梦看见他们还活着。”干爹问：“你刚才做梦了？”我说：“没有，我睡不着。”干爹说：“本来就还早着，才九点多钟，要在城里这会儿我们都还在忙乎呢。”我说：“干爹，和干妈分手一定让你很痛苦吧，你在想她吗？”干爹说：“不谈她，大过年的谈些开心事吧。”我说：“我没有开心事。”他说：“你这么年轻，要想得开，人在乱世里都有苦难的，你要学会往前看，不要被苦难压倒。”我说：“知道了。”要说的话如鲠在喉，我从容不了，冒昧地说：“我想跟你说件事，可以吗？”他看着我笑道：“看来是要说大事，说吧。”我磨蹭一会，索性直截了当地说：“我想嫁给阿牛哥。”
陈录回家，经常要坐一路电车，我寄住的客栈楼下便是这路电车的一个站点，离二哥公司的办公楼相距也只有百十米远。那几天，我天天在房间里守着，郭阿姨则在二哥办公室守着电话。一天下午，郭阿姨接到阎诗人的电话，便来通知我：陈上车了，让我跟她走。我急忙站起来，她又说：“不急，车过来至少要二十分钟。他今天穿一件白衫衣，戴着一副大黑框眼镜，有一个戴墨镜的人跟着他。我们有个同志已经跟他上车了，戴一顶毡帽，手上拿着一把折叠扇子，应该就站在他的身边，他会偷听你们的谈话，你要注意他的帽子，如果他脱下帽子，说明你可以跟他走，否则就算了。”我说：“好的。”她又交代我：“记住，你刚从武汉回来，准备在上海找工作做，暂住在客栈里，家里发生的事你一点都不知道。”天气热了，正是梅雨季节，客栈里潮湿闷热，她一路跑来，热了身，在房间一闷，便出了汗，脸上施的粉走了形。我帮她处理时，她发现我的手在抖。她安慰我不要紧张，可我还是有些紧张。我知道，从此我单飞了，以后一切都要靠自己。
可我睡不着。
本来，郭阿姨是要陪我上车的，可上了街，在等车的时候，老G突然拉了辆黄包车来，把郭阿姨拉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突然的变故，让我变得更加紧张。事后我知道，这是高宽的决定，他这样做还是为了小心，因为郭阿姨的胖形象很扎眼，我们以前会过那么多次面，万一被人瞧见过，对我今后在那边潜伏很不利。
年三十那天，下午，我们一行四人进山给父母他们去上坟，带去了很多吃的、用的。当天晚上，我们早早吃了年夜饭，因为二哥和阿牛哥执意要通宵陪父母去守岁。我也想去，但天太冷了，他们怕我身体吃不消，不同意，让干爹在家里陪我。我们送他们进山，回来的路上，我与干爹说了好多知心话。回到家天已经很黑，我们便各自回房间睡觉了。
我上了车，很快看到穿白衬衫的陈录和他戴墨镜的保镖，还有那个戴帽子的同志。车上人不多，也不少。我有意往陈录那边挤，快到陈录身边时，有意借着车子启动之后的一个踉跄，踩了陈录保镖的脚，随即连忙道歉，说了一大堆话：“啊哟，对不起这位先生，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今天人不舒服，身上没劲，控制不住。哟，你看，把你鞋子都踩脏了，真对不起。”保镖说：“没事，小姐。”我说：“谢谢，谢谢您，这位先生，您真好。说真的，上个月我在武汉也是坐车不小心撞了一个人，被臭骂了一顿。啊，还是我们上海人文明。”保镖很职业地淡然一笑，不开腔，随后让出一个抓手，示意我抓好。我又是连声道谢，完了转过身来站好。
无酒不成席。我们找乡亲去买了一坛他们自制的番芋烧，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兴奋，互相敬来敬去，敬出了好多平时不便说的话。比如我，就在这天晚上认了罗叔叔当干爹。罗叔叔说：“要做我女儿，要先敬酒，敬三杯。”之前我已经喝了不少，加上这三杯，就醉了，失态了，哭个不停，一边哭一边把自己不幸被鬼子强暴的事也说了，完全失控了。第二天我当然很后悔，但事后看说了其实也有好处，我和罗叔叔的感情更深了，我对他可以毫无保留地倾吐衷肠，他更像父亲一样的待我了。以后，我在私下场合都叫罗叔叔为干爹，他也乐于我这么叫他。
刚才我说话时故意背对着陈录，但我相信，我的声音已经引起了他的敏感，我感到他一直在暗暗偷看我。稍后我转过身去，他便一眼认出了我。“这位武汉来的小姐好面熟啊。”他笑着小声对我说。我看着他，问：“先生是……”他摘掉眼镜，我认出他，失声叫道：“姐夫……”我以前就是这么叫他的。他立即用目光示意我安静。他戴上眼镜，往我挪近一点，悄悄问我：“你去哪里？”我说：“去医院看病。”医院和他家是同一站，这样我们可以同时下车。他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刚从武汉来，路上太辛苦，几天没睡觉，可能感冒了。”他问我回来几天了，我说：“前天夜里到的，昨天在客栈里睡了一整天。”他看着我，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我说：“你可不要跟我家里说我回来了，也不要跟丽丽姐说。”他点点头，问我：“你回来干什么？”
“来年多杀鬼子。”阿牛哥还是对我说了。
感谢上帝，这是我最希望他问的话，原以为他要等下了车，有更好的交流机会时才会问的，没想到这么快就问了。我说：“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想找个事做，我从家里带的钱花完了，再不挣钱就只有当叫花子了。嗳，姐夫，你能帮我找个事做吗？”我有意轻叫一声姐夫，明显是一种有求于他的媚俗。为了表明我跟家里誓不两立的关系，趁他迟疑之际我又加了补充说明：“你可别把我回来的事告诉丽丽姐，否则我只有再流浪去了。”我已经巧妙地打了两张牌，表明我跟家“素无来往”。他沉默着，静静地看着我，甚至似乎有点同情我。他说：“待会我跟你一块下车，下车后再聊吧。”我想，第一步计划落实了：他愿意让我接近。
“说了就不灵了。”罗叔叔说。
那个戴毡帽、拿扇子的同志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一声不响的。车到了站，我准备跟陈录下车，“扇子同志”抢在我们前面下了车。我注意到，他下车前拿掉了帽子。刚才我虽然几次看过他，但一直没认出他就是高宽，直到下车后他有意咳嗽了一声，我才恍然大悟。真是一位化装高手啊，我暗自叹道，偷偷看着他又戴上帽子，往前走去。
我们到乡下的第二天是腊月二十八，正好是阿牛哥的生日。一大早，二哥在早饭桌上就嚷道：“今天我们要好好给阿牛过个生日，一个阿牛今天过的是二十四岁生日，二十四岁可是个大生日啊。再一个嘛，这半年来阿牛屡立功劳，为我们小组争了光，也为我们家添了荣誉。阿牛啊，听说你的事迹已经上了延安的报纸，毛主席都知道了，了不得啊。”我用玉米粉花了一个下午时间，给阿牛哥做了一个特大的金黄色的大蛋糕，二哥把擦枪油涂在火柴棍上，做了二十四枝假蜡烛，让阿牛哥隆重地许了一个愿。我问他许了一个什么愿，罗叔叔让他别说。
我等着陈录带我走，我想最好是陪我去医院看病，次之是去茶馆坐一坐。但他也许是有事，也许是谨慎，只是把我带到弄堂口，见四周没人，站在路边就跟我聊起来。他有点迫不及待地问我：“你真的没跟你家里联系过？”
罗叔叔出事了，感情出了问题，年轻的夫人离开了他，外面都认为是两人年纪相差太大的原因。其实不是的，是信仰的原因，她对共产党没有好感，以前罗叔叔一直对她瞒着自己的身份，后来不知怎么知道了，她接受不了。她没有这么高的政治觉悟，要求罗叔叔在她和信仰之间作选择，罗叔叔没有选择她，春节前两人正式分了手。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们叫罗叔叔一起跟我们回乡下过年，他也高兴地答应了。作为父亲的老朋友，我们对罗叔叔本来就有一份很深的感情，现在又是我们信仰的领路人、小组的领导，我们对他的感情更深了。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心里一直把罗叔叔当作父亲看待的：虽然不是父亲，却胜似父亲。
我说：“我干吗要跟他们联系？我要联系就不会走了，我可不是闹着玩的，要不是武汉那鬼热的天气，我连上海都不想回。”
做地下工作犹如潜于水中，一有机会总想上岸喘口气。这年春节，我们是回乡下去过的。我们是四个人：我、二哥、阿牛哥和罗叔叔。
他好奇地问：“你跟家里闹什么矛盾了？”
确实如此，后来阿牛哥很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他躲在两百米外的一栋废弃的居民楼上，把杜公子当街打死在东洋百货大楼前，神不知，鬼不觉。这是阿牛第一次出手，枪法神准，干脆利落，为他以后做一个出色的狙击手开了一个绝佳的好头。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阿牛多次应命出击，任务有大有小，无一失手，每一次都出色、安全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让我们小组在党内名声大噪，据说重庆和延安都知道有我们这个小组。
我哼一声说：“说来丢人！懒得说，不过丽丽姐可能也知道，她同你说过吗？”
罗叔叔接着说道：“为什么我说杀杜公子容易，因为他现在还没有被人杀的意识，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窜，我们很容易掌握他的行踪，挑选一个绝杀的机会。”
他说：“没呢，是什么？”
这一下把二哥说服了。
我说：“你猜呢？”
二哥接着说：“不过我要申明一下，我反对去杀杜公子，或者说李走狗吧，可不是因为念旧情，而是我真的觉得去我家杀鬼子更容易，为什么？因为阿牛熟悉那儿的地形和机关，我家后院有个暗道，直通河道，我估计鬼子现在肯定还没有发觉这个暗道，阿牛从那儿进去、出来，绝对安全。”罗叔叔问阿牛：“是吗？你也这么想吗？”阿牛说是的。罗叔叔问他：“可是你想过了没有，你得手以后敌人会怎么想？谁知道暗道？他们住在里面都不知道，你凭什么知道？敌人因此马上会猜到，是你老二又回来了。”
他说：“我哪里猜得着。”
这根牛皮筋是我给他准备的。我还给他准备了一个心字形胸佩，里面夹着父母亲的头像。为了改掉他的坏脾气和鲁莽粗暴的行事作风，我跟二哥约定，只要他犯一次错，比如说粗话、冲动发气、违反组织纪律等，他就在手腕上戴一根牛皮筋告诫自己，晚上回家要打开胸佩，对着父母亲的照片罚跪。二哥后来真的变了一个人，就是从这么一点一滴做起，重新做人的。
我说：“他们要我跟阿牛结婚！你说荒不荒唐？所以我宁愿死也不想回去。”
杜公子确实该死！他居然公开投靠日本人，当了中日友邦会会长，这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货色，名为友邦，实际上是日本特务机构，专门在民间收集抗日力量的情报，是笑里藏刀的下三滥角色。但二哥不知为什么，也许是因为跟杜公子故有的交情，不同意罗叔叔的这个决定。他说：“都是出手，与其杀他不如杀一个鬼子。”罗叔叔说：“鬼子那么多杀哪一个？”二哥说：“宪兵队哪个头目都可以。”罗叔叔说：“鬼子头目不是那么好杀的，出门汽车，下车有护卫。这是阿牛第一次行动，不要挑难的，先拣个好上手的活为好，以后可以增加信心。”二哥说：“那么让阿牛说说看，杀谁容易，我敢说阿牛一定会觉得还是去我家杀鬼子容易。”罗叔叔笑了，“你呀，我看还是想搞个人复仇。”二哥说：“不是的。”罗叔叔依然面带笑容，说：“莫非是跟杜公子的交情在起作用？”二哥说：“这怎么可能。”罗叔叔说：“确实，不能念旧情。你是最知道的，什么杜公子，他本姓李，为了攀附杜家势力才自称杜公子，今天又攀附鬼佬，这种人是最没有骨头的，有奶便是娘，最该死的，你今后在感情上一定要跟他一刀两断，视他为敌人。”二哥说：“这我知道，我心里早跟他绝交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妈的，我真是瞎了眼，跟他交了朋友。”罗叔叔说：“嗯，你怎么冒粗口了，你现在是大老板，要学着点文明礼貌。”二哥打了自己一个嘴巴，认真地从身上摸出一根缠了红丝线的牛皮筋，套在手腕上，说：“我晚上回去罚跪半个小时。”
他突然说：“现在你想回去也回不去了。”
2
我说：“那你错了，只要回去，他们肯定高兴，他们就我一个女儿，肯定还是希望我回去的，只是我伤透了心，回不了头了。”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赵叔叔的帮工，我呢，罗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基本上隔十天聚一下，再次见面时，我和二哥、阿牛哥都没有一下互相认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全新的身份，异样的穿着：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长短裤，一块脏毛巾搭在肩头，像煞一个船工；二哥蓄了人中一字胡，西装革履，扎领带，戴着金戒指，俨然一个阔老板；我扎着一根独辫子，穿着蓝印花布斜襟衫，朴素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乡村姑娘。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给阿牛哥搞来了一支英国造的小口径步枪，据说射程有五六百米远。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二哥又带来了一支长枪，这是一支改造过的狙击步枪，德国出产，配有瞄准镜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叔叔第一次给阿牛哥下达任务——暗杀二哥曾经的好友杜公子！
他掏出一根烟抽，同情地看我一眼，说：“点点，不瞒你说，你家里出事了，你爸妈、大哥大嫂和一家子人都死了，包括你丽丽姐，也……和他们一起被日本人杀害了。”
一个月后，我们三人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党组织活动：长江七组的成立仪式。会议是在赵叔叔的轮船上开的，与会的有罗叔叔、赵叔叔、郭阿姨，我们兄妹三人，另有罗叔叔的司机，共七人。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罗叔叔是组长，赵叔叔和二哥是副组长。在这个会上，二哥把他从老家猪圈里挖出来的宝贝：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和一块金砖，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罗叔叔问我和阿牛哥的意见，我们也表示同意后，罗叔叔拿出一只金元宝，对我说：“这一只你留着，是你父亲给你的嫁妆。”我不要。罗叔叔和大家都执意要我收下，就收下了。然后罗叔叔又拿出两根金条交代二哥，让他去开办一个公司。二哥是有做生意天赋的，以后他就是靠这两根金条启动做生意，当了大老板。
我说：“不可能！”
我清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6月20日。
他说：“真的。”他把大致经过跟我说一遍，只是虚构了丽丽姐和二哥，说他们也都死了。他说：“事发当天夜里，你丽丽姐正好在你家里，也被冤杀了。”他说得有名有堂，真真切切。我这才演起悲痛戏，如遭雷劈一般，昏过去了……他只好送我去医院，晚上又送我回客栈，一切都是我们计划中的。第二天上午，他又来客栈找我，带我出去吃中午饭，跟我商量下一步我该怎么办。
尽管家里早有这种猜测：罗叔叔是共产党，但是真的被他本人这么活脱脱证实在眼前时，我们还是倍感震惊。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表态，而罗总编心里似乎有的是说服我们的底气。这件事就像一个急于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爱者，结局是笃定的。就这样，当天下午，我们进了山，去了墓地，当着父母亲的英灵，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最后，罗叔叔对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战友情比兄弟情还要深，深就深在今后我们要生死与共，志同道合，为一个主义——英特耐尔——同呼吸，心连心，共命运。来，现在我们一起把手放在一起，你们跟着我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当天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同志来找我，可就是没人来。当晚，我实在想念高宽，怎么也睡不着，后半夜索性溜回家去，让高宽大吃一惊。“你怎么回来了？”高宽说，“你应该呆在客栈。”我说：“我等你们去人找我，你们怎么没去人呢？”他说：“我们看他上午去找过你，担心他留了眼线，想等观察一天再说。你这样回来太贸然了，万一他派人跟踪呢。”我说：“没有，我注意了的，绝对没有。”他问：“你这么急回来，有事吗？”我说：“我想你，我想到真要离开你了，不忍心走啊。”
“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罗叔叔第一次对我们公开他的秘密身份。
高宽一听，知道我这边情况不错，问我：“他被你骗住了？”
“罗叔叔，你是共产党吗？”我们都问。
我说：“应该不错吧。他告诉我，我家里的人都死了，我哭得昏过去了。”我把大致情况讲了一遍，“你看，我眼睛现在都还是红的吧。”
罗叔叔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从衣服的夹层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认真地铺展在桌上，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跟着它！”这是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但二哥哪里认识，问：“这是什么？”罗叔叔笑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这说明我的宣传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他说：“既然家里人都死了，他是个什么态度呢？打不打算安顿你呢。”
二哥问：“怎么革命？跟谁革命？”
我说：“我开始跟他说，我准备去南京或杭州寻工作，让他帮我找找关系。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说既然家里人都没了，我就想在上海找个工作，毕竟这边熟人多，生活不会太孤独。”
罗叔叔说：“革命，参加革命。”
“他怎么说呢？”
二哥问：“什么方式？”
“他说我的想法对的，工作嘛他可以帮我找。”
罗叔叔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复仇。”
“嗯，看来你真把他骗住了。”
二哥说：“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忍着，可我们忍无可忍啊！”
“他还说，这两天就给我找房子住。”
罗总编穿着乡下人的土布衣裳，挎着一只布袋，几乎就在我出门前一刻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我整装待发的样子，问我要去哪里。我说：“上海。”他问：“去上海干吗？”这问那问，我们说了实话。他听了十分愕然，问：“这是谁的主意？二虎，是不是你的？”二哥承认了。罗叔叔听了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他一通，然后开导他说：“二虎，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做法我绝不赞同。三十多年前你父亲可以拉一支人马去闯他的世界，但如今时代变了，你要闯的‘江湖’也变了，鬼子有庞大的组织，武器精良，人员众多，你拉的队伍再大也是杯水车薪。”
高宽说：“很好，只要他把你留在身边，我敢说他一定会把你发展为军统的人。不过我要跟你指出，你昨天在车上不该把他的保镖作为碰撞的对象，应该找旁边其他人，你这样做太巧了，容易引起他怀疑。”我说：“当时我其实是想到这点，但不知怎么的身子就朝他歪过去了。”他说：“这就说明你心里不放松，心里全是他们俩，就像刚学骑自行车，明明想躲开人，但就是朝人撞过去。这是个时间问题，以后会好的。不过总的说，你的表现还是蛮不错的，那些话说得很好，没什么破绽。”我说：“我正要问你，昨天你怎么自己去了，应该派其他同志，幸亏我当时没认出你，否则你肯定会影响我心理的。”高宽笑道：“首先我相信我的乔装水平一定能够骗过你，其次——我想亲自把把关，看看你的表现，要是稍有不妥，我准备取消这个计划。”我说：“说来说去，你是不信任我。”他说：“不是不信任，而是太在乎你，我不允许你有任何差错，去冒任何风险。”我把头抵在他胸前说：“我心里很矛盾，一方面是很想为组织上做点事，打到陈录身边去，同时想到要离开你，我心里……就空空的，很难受。”他抚摸着我头发说：“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问：“如果他真发展了我，以后我还能见你吗？”他说：“都在一个城市，明的见不了，暗的总是有机会的。”我说：“看来我以后只能做你的地下情人了。”他轻轻吻了吻我的脑门说：“这年月啊，所有美好、真心的东西都转移到地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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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知道，以后我们连做地下情人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陈录很快发展了我，并且马上派我去重庆培训。重庆正好要开办一个特务训练班，给了这边一个名额，我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就这样，我又离开了高宽。有时候我想，老天对我跟高宽是不公平的，给我们相爱的时间太少、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