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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尖 下部 第一章

泰勒又吻了嘉宝,坚定地说:我们现在就去教堂结婚,牧师将对我们说的每一句祷告,就是我们心中的誓言。

嘉宝举着潮湿的嘴唇,定定地看着泰勒:什么?你说什么?

嘉宝问:真的?

泰勒吻了嘉宝:那你就嫁给我吧。

泰勒说:真的,因为我爱你。

嘉宝深情地说:我心甘情愿,为了你。相信我,别再怀疑我,这世上我最爱的是你,我爱你胜过一切。

嘉宝顿时激动万分:我也一样爱你,爱你!我是为你生的,我还要为你活。以后别再说我会离开你,上帝会生气的。泰勒说: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两人再次相吻……

泰勒立停,拉住嘉宝的手问:是吗?你会为我放弃一切吗?

这一次,他们吻得无比的热烈,把我感染得心身都化了。我浑身的骨头像被抽掉了,身体不由自主地依偎在高宽怀里。就在这时,他吻了我。第一次!我的初吻!说心里话,自从这个吻之后,我已把自己完全交给高宽了,同时我也彻底被他迷住了。这个吻像是有魔力的,把我和他都变得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一对梦中人,说话,做事,想法,都变了,有时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我内心竟然有那么多的深情和浓浓的爱意。从那以后,我们几乎天天都见面,每次见面都有说不完的话,抒不完的情,不想分手,不想让任何人和事打扰,只想两个人在一起。很奇怪,以前我老觉得他的额头太凸出,不好看,可现在我反而很喜欢它,觉得那里面全藏着他的智慧和动人的思想。我经常抚摸他高大的额头问他:“这里面有什么?”他总是说:只有对我的爱——比大海还深的爱。比天空还阔的爱。比时间还久的爱。比……比……不停地“比”,把地球上所有能比拟的东西都比拟完了,有的比拟已经比得很不贴切,甚至肉麻了,可我还是爱听,他还是爱说。

在花园里,泰勒和嘉宝,像两只幸福的蝴蝶一样,笑容绽放,翩翩走来。嘉宝说她要卖掉所有家当,告别以前的生活,重新开始选择新的生活。

我们家,我父亲和哥哥他们,总的说是反共的。所以,罗叔叔从不在我家谈论他的信仰,我父亲也从不相信他是共产党。以前,我在家里常听他们丑化共产党的人,说他们共产共妻,嗜血如命,一群无情无义的土老帽,藏在山里,打家劫舍,遭天杀的,等等。高宽完全改变了我对共产党的坏印象,我觉得他是世上最懂得爱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给我送花、写信,校园里的野花都给他采完了,我收到的情书都可以结集出一本书了。我觉得他比嘉宝的那个泰勒还要好,好得多。他成熟、稳重、幽默、热情、诚实、宽厚、有思想、有理想、有斗志,虽然形象没有泰勒帅气,但心地一定比他有魅力。这一年,他开始给我们上课,每一次,听他讲课的时候,我的心都一直跳得飞快,血流加速,魂不守舍。我注视着他,想象着他已经对我说过和即将要说的情话,根本听不清他讲课的内容。有时候,我们的目光碰在一起,我的心会有那么片刻的间歇,猛一下停止了跳动,浑身也会随着抖动一下。到了夜里,我经常一个通夜一个通夜的失眠,满脑子都是他的音容和笑貌,失眠的痛苦灼伤了我的眼。

五十五天后,就是我生日的晚上,他带我去大世界看了一场电影,是葛丽泰·嘉宝和罗伯特·泰勒演的《茶花女》,里面有一段影像和台词像胎记一样长在了我身上,让我永铭不忘。那是泰勒和嘉宝互相表达爱情的一段——

如果没有战争,我有一百个理由相信,我一定会被他的爱融化,我会成为他身的心,心的灵,灵的光。我们会一起看大海,登高山,逛大城市,住小旅馆,一天又一天,一夜叉一夜,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爱一个人,就是与他一起去看世界,走天地,翻山越岭,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编织一个只属于我们的世界。我们会结婚,父母亲反对也要结婚!可是现在我要走了,去乡下,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我决定走之前无论如何都要见他一下。

窗户纸就是这么捅破的,这天晚上。1936年9月17日的晚上。离我二十一岁的生日还有五十五天的那个晚上。我记得,这天晚上月亮特别大,也许是中秋月吧。

3

开学了,他要排一个话剧在学校里演出,他请我去演一个角色。一天晚上,我们在操场上散步,他给我说戏,黑暗中,有那么一会儿,我们的肩膀不小心碰了一下,我有种触电的感觉,要晕过去!为了保持平衡,我不得不蹲在地上。他俯下身问我怎么了,我有种冲动,想对他说:我爱你!可是说出来的话完全不是这样,我说:“同学们说你是共产党。”他笑道:“难道这把你吓倒了?”我抬头看着他,没表示。他索性坐在地上,对我继续笑道:“你的样子好像是受了惊吓了,那我只能说不是了。”我说:“你说实话,到底是不是?”他反而认真地问我:“你说呢?”我说:“我不关心这个。”他问:“那你关心什么呢?”我低下头,一咬牙,干脆地说:“你心里有没有我?”他又耍滑头,反问我:“你说呢?”我说:“我要你说。”他久久看着我,说:“有,高老师心里有一个大大的你。”我说:“你骗我。”他说:“我没骗你,真的。”我激动地拉住他手,说:“高老师,你该早发现了,我喜欢你。”他牵住我的手说:“点点,该怎么说呢,要说喜欢,我早就喜欢上你了。”我说:“那你干吗不说,非要我说,好在我也敢说。”他说:“我想等你毕业再说也不迟。”我说:“那我刚才说的不算,就等我毕业了你再跟我说吧,正式说,好吗?”他说:“好,你等着吧。”

谢谢小弟,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我成功躲过了父亲的监视,溜出门去找高宽了。可他没在家,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着。我在楼下等他,等过中午,等到下午三点钟,还是没有等见他。傍晚就要走,我不敢再等,只好给他留下一封信,怏怏地回家。

可一个暑假都过去了,他什么都没说,把我气得回家撕裙子!

父亲从中午起就开始派阿牛哥和小兰四处找我,我在回家的路上正好遇见阿牛哥,他混在一堆乱哄哄的人群里,不知道在忙什么。我怕他看见我,连忙躲了,就近钻进一个店铺里。我很好奇,想知道阿牛哥在干什么。看了一会,知道了,原来是出了车祸,有人被压在汽车轮子下,阿牛哥正在救人。阿牛哥膀大腰圆,力大过人,他一个人把汽车端起来,一个老汉声嘶力竭地叫着,从汽车下面爬出来,满脸血污,却怎么也站不起来,寸步难移,很明显是腿骨被压断了。他的老伴在一旁嚎啕大哭,引来很多人观望。父亲经常说,阿牛哥天生有一副菩萨心肠,人生得意尽欢时有他没他可能无所谓,但患难之际他绝对是我们家里最靠得住的人。这不,他不但救了人家,还从身上摸出钱袋子,抽出两张纸币送给他们,让痛哭的老伴顿时感动得手足无措。

我等着这一天。

适时刚好有三个地痞,瞅见阿牛哥钱袋子里有不少钱,便趁机作乱,挤向阿牛哥。转眼间,阿牛哥的钱袋已经落入他手,手脚之快,令人称奇。这一切都被我看在眼里,我急得差点喊出来。不过阿牛哥随即发现钱袋子丢了,他稍为察看一番,便心知肚明地朝那三个正要溜走的地痞追上去。阿牛哥揪住其中一个喊道:“别走。”那人问:“你干什么!”阿牛哥说:“把东西给我走人。”那人装糊涂,“什么东西!你看,我身上什么也没有。”两个同伙上来帮腔,说着吵着就挥动拳脚,要打阿牛哥。阿牛哥闪开了,接着便转守为攻,招法干练实在,迅速将两人撂倒在地上。第三个家伙于是拔出刀子,朝阿牛哥逼过去,哪知道阿牛哥拔出来的是手枪,一下把他们全吓坏了。其中一人乖乖地交出钱袋。阿牛哥接过钱袋说:“这个时候还要偷,真是要钱不要命了。”说罢掉头即走,让三个地痞和一群围观者痴痴地目送,像个不落名的英雄。

我知道我不该爱上他,可我更知道,我已经爱上他了。两个人相爱确实是神奇的,有时根本说不出理由和道理,至少他具备的几个在别人眼里的优点,比如是名人,比如是共产党,这些都不是我爱的。我其实不知道爱他什么,可我就是爱上了他。就这样,这个暑假我哪儿都没去,一周那么多天似乎就在等着去听他的课,可实际上我对他的课又一点兴趣也没有,我去只是为了能跟他同坐一辆车,同来同去:这个很吸引我。这就是恋爱的感觉!我真的爱上他了,虽然我没有开口对他表白过,但我给他送过烟、钢笔、苏州产的折叠扇。这些东西都是我精心巧打的小算盘,我希望他能从中看见我的心思,然后来对我说一个爱字。

我也看呆了,嘴唇差点咬出血。我听母亲说过,父亲刚出道时有四位结拜兄弟,阿牛哥是其中一个兄弟的儿子,在阿牛哥十三岁时,他的父母亲被黑道上的人杀了,我父亲便收他为义子。这些年来,他一直生活在我们家,是父亲的私人保镖。但实际上,他和父亲的亲儿子没什么差别。阿牛哥身壮如牛,腰杆笔挺,走路带风的。他的性格也像牛,敦厚老实,不爱说话,有几分乡下人的土气。我早听说他天天晨起习武,身手不凡,却从来没有见识过,这还是第一次目睹呢。不过我从小就佩服阿牛哥,他替我教训过曾经欺负过我的所有人。我小时候,同学们从来不说我是谁的女儿,而是说我是阿牛哥的妹妹。阿牛哥在我的童年,是所有想欺负我的坏小子的噩梦,只要我一提起阿牛哥,他们便会对我讨好卖乖,俯首称臣,那是我童年最开心的记忆。

从此,我们来去都是同坐一辆车。是黄包车,他才坐不起汽车呢。

在后来的故事里,阿牛哥更是成了我崇敬的大英雄,神枪手。我到南京后,阿牛哥改名孙土根,做了我的联络员,在我单位边上开了一家裁缝店,变成一个跛足裁缝,人称孙师傅,白大怡、李士武、秦时光都成了他的枪下鬼……这是后话。

讲课的地方在法租界的一个佛堂里,时间是晚上,听课的人一半是社会上的人,一半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两人是我的同班同学。受父亲的影响,我对政治是小心的,没兴趣,平时尽量不去掺和,学校里搞的各种主义小组和游行活动我一律不参加、不关心。可高宽开的课讲的都是些主义,什么马克思、列宁、共产主义、苏维埃、延安,等等。我听了两次,闻到了一股可怕的气味:他是个共产党!我害怕,第三次我没去。但第四次又去了,因为我发现我老是想着他,我想见他的愿望远远大过了我对共产党的害怕。这一次(就是第四次),他上完课后与我单独聊了一会儿天,问我前次为什么没来听课什么的。我当然没说实话,随便找了个事搪塞。闲聊中,他发现我家和他住的地方很近,只隔了一条弄堂,他便叫我搭他的车回家。

话说回来,我回到家,免不了要被父亲责问和骂。但他没时间大骂了,因为出发在即,我还没有收拾东西呢。等我收拾完东西下楼时,天井里已经堆满了行李,站满了人,有母亲、大嫂、二嫂、徐娘、小兰、小龙和小风,一干女将和孩子。她们,和它们(行李),都是要去乡下的。我注意到,走的人中没有小弟。我问母亲,母亲说小弟不走了。我觉得他是最该走的,怎么不走了?我去找小弟,他正埋头在案台上一门心思地用一堆虎骨卜算我们一路的凶吉。我说:“小弟,听说你不走了,你干吗不走?”他说:“我干吗要走?”我说:“爹不是说我们都要走?”他说:“爹说是女人和孩子才走。可我是女人吗?孩子吗?我都十九岁了,如果老天不亏我,让我有一双好脚,我都可以去前线打仗了。”后来我知道,他就是用这句话说服了父亲,同意他留下来。我想他可以不走,我也可以不走,便又去找父亲说情。父亲用怒眼和一句话回复我:

人真是个怪物,以前我那么反感他,可就这么几分钟,他在我心里完全变了样。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在学校里遇到他,每次遇到都紧张得手心出汗,心里又在对他默默说:“嗨,停下来跟我说说话吧。”不知不觉中,我甚至养成了习惯:经常在心里跟他说话。尤其情绪低落时,他的身影就会在我的头脑里塞得满当当,我不便对人说的话都对他一个人说了。每到周末,要回家前,我总想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我去车站。如果可以,我还想和他一起去旅行,或许是某个未开发的荒凉小岛,或许是某座闻名遐迩的文化古城。我想和他一起吃早餐、午餐、晚餐,在花前月下散步、吟诗、诵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叫爱,反正我开始惦记他了,想念他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惦记过一个人,他是第一个。可他好像知道我心里秘密似的,整整一个学期都没理我,见了面总是视而不见地走过,好像在报复我。直到放暑假前一天,我们在炎炎烈日下,在去食堂的路上迎面相遇,他手上拿着两个包子,没有任何预兆地叫住我,对我说:“冯点点同学,你暑假准备怎么过?”我都忘记说什么了,反正结果是他告诉我,他在暑假里会在哪里开一堂课,一周讲一次,希望我去听。

“别跟我啰嗦你,快准备走!”

朗诵了原文后,他又把它译成白话文讲解了一遍。这下,他和台下观众都更进入角色了,激扬的文字与他的激情融会贯通,把大伙的情绪都调动起来,他诵一句,大家跟一句,现场顿时一派热火朝天。我被彻底感染了,也跟着大伙大声念,并且默默地流出了热泪。那泪水滚烫的,我感觉眼睛都被灼伤了。

车子停在门外,行李都已经装进去。我们相继出了门,准备上车之际,突见小弟风风火火地滚着轮椅冲出来,大声地喊妈妈:“你们不能走!”母亲问他怎么了,他说:“我用牌给你们这次出行卜了一卦,命相极凶,是凶煞之卦,万恶之源。”他说了一大堆理由,坚持要我们“改天再走”。父亲和妈妈似乎都给他说服了,有些犹豫不定。迟疑问,二哥跳出来发话,说:“爹,妈,你们别听他的,他这玩意唬唬外面人还差不多,怎么能唬自己人嘛,几天前他还在说日本人要等明年开春才能攻占上海,现在才初冬呢,完全是瞎说。”正是这句话,坚定了父亲要我们走的决心。

我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他,更没有想到,他的朗诵竟然那么打动人。会场本是闹哄哄的,他朗诵后顿时变得安静下来,不一会就静得鸦雀无声,以至仿佛可以听见他睫毛眨动、目光拉伸的声音。他嗓音磁性十足、感情充沛,配着自然得体的手势、步子,目光时而远放,时而收敛,声音时而高昂,时而低沉,错落有致,收放自如,真是十分具有感染力。

我们就走了。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五个小时后,小弟的话应验了!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给我们开船的是船夫阿贵,曾经和阿牛哥一起做过家里的保安工作,前年犯了痛风病,一只脚老是伸不直,才让他去开船。阿牛哥安排我们坐他的船也是出于安全考虑,他毕竟是干过保安的,万一路上有事可以搭个手帮衬一下。船看上去很普通,一只三吨载重的货船,破破烂烂的,座位都是临时加设的。但实际上,这船安装的是英国舰艇的发动机,开足马力,可以比小汽车开得还快。我们上船时,太阳已经贴在江面上,红彤彤的,像一个刚出炉的大铁饼。船驶出市区不久,天昏暗了,我心情不好,一路上一直不吭声,满脑子里都是高宽,想着想着累了,就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已经是夜幕沉沉,我听见阿贵在前面驾驶室里急促地叫:“阿牛!阿牛!快过来看。”阿牛跑过去问:“怎么啦?”阿贵往前面河上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我也来到驾驶室,顺着阿贵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木船贴岸而行,前方不远处,有一个简易的小小的乡村码头,码头上有一间低矮的水泥屋子,灯火通明,屋檐上竟斜插着一面血淋淋的太阳旗!阿牛说:“糟了,日本鬼子打到这边了!快,掉头!快掉头!”但迟了,鬼子已经发现我们,雪亮的探照灯射过来,几个日本兵从小屋里冲出来,端着枪朝我们又喊又叫,要我们开过去。阿贵想拔枪,被阿牛一把按住,“别,送死啊!”妈妈也急忙喊:“快把枪藏起来!藏起来!”阿牛哥迅速将两把枪都藏了起来,随后帮着阿贵把船往岸边撑去。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我们的船刚停靠码头,一个小队长模样的鬼子带着两个士兵跳上船,对我们喝道:“你们的什么的干活?”阿牛哥迎上去说:“太君,我们都是难民,回乡下老家避难。”小队长问:“乡下?老家?”阿牛哥说:“对对对,乡下老家,回家种粮,养鸡养鸭。”小队长在船舱里巡视一遍,指着脚下问:“船里,军人的有没有?军火的有没有?”阿牛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军人的不是,军火的没有。”小队长找到一块活动的舱板,伸手一指,两个士兵立即钻进暗舱去检查。幸好什么也没有。小队长朝着阿牛喊:“你的良民的,前面的不能的走。”他似乎正在刻意学汉语,要我们回头,不能朝前开。说完,他带着两个士兵往外面走。如果就这么走掉就好了,可走在后面的那个年长的老鬼子从我面前经过时,好像意外发现了什么——原来是他看见我脖子围着一根红绳子,也许是经验告诉他,我胸前可能挂着一块宝贝,便凑到我面前,猛地一扯绳子,扯出一块玉佩。他把玉佩捧在手上仔细看了看,顿时笑开了花,要我把玉佩给他。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我要给他也许就好了,可这是高宽送我的,这也是他母亲留给他的唯一遗物。我不肯,他要抢,我急了,忘了害怕,躲闪中任性地推了他一把。小队长看见了,冲上来对我举起手枪,哗啦哗啦地骂。我不敢动,乖乖地原地不动,老鬼子便上来取玉佩。刚才他要抢的时候,我已经把玉佩又塞回到衣服里,这下他来取时居然想把手伸进我衣服,吓得我一下蹲下身子。可是他已经抓住我衣服,紧紧地抓住不放,我身子往下一蹲,衣服就被拉开了,露出了半片胸脯,在手电筒的照耀下。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许多事情是无法回顾的,我一直不知道,如果没有这件事,鬼子会不会……现在,已经没有假设,只有噩梦——只见小队长举着手电来到我面前,照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然后嬉皮笑脸地说:“花姑娘的,大大的不错,带走!”头目这么发话,船上和岸上的士兵都乐开了怀,一拥而上,强行把我拖出去。阿牛和阿贵上前想拦阻,被几个鬼子用枪托打倒在地。小队长有点一不做二不休的意思,带走我后又打着手电照了一圈,把我大嫂、二嫂和小兰都拖走了。二嫂死活不从,见东西就抓住不放,一路抓,一路放,最后抓住的是阿贵的大腿,她哭着叫着要阿贵抓住她,别放手。阿贵紧紧抓住她不放手,小队长开了枪,把阿贵打死,踢进了河里。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鬼子把我们拖上岸后,用刺刀挑断缆绳,把枪栓拉得哗哗响,要船开走。但是船没有开走,我听见妈妈的声音:“我们不能丢下她们不管!”接着妈妈毅然从船舱里出来,面对鬼子,凛然抗议道:“不走!我们不走!你打死我也不走!”鬼子不解其意,用刺刀抵着妈妈的胸脯淫笑,露出不屑的神情。阿牛哥及时将我妈妈拉回船舱,很快又出来,手上拿着两只金元宝,给鬼子下了跪。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但是,金元宝和下跪都没法阻挡日本鬼子的兽行。我们四个,都被鬼子拖回去糟蹋了……

其实,高宽那时就是共产党,但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是地下的嘛。放寒假了,有一天,在报社当总编的罗叔叔给了我一份请柬,说他们报社有个三周年庆典的联谊活动,让我去参加。这天天气很好,我想出去走走,就去了。活动在报社里举办,但罗叔叔的报社很穷的,在城里租不起房子,租在闸北区。那地方离我们家很远,我路又不熟,迟到了。到的时候,正好遇到高宽上台表演节目。是词朗诵。朗诵的是岳飞的《满江红》——

4

高宽英俊吗?不,他的天庭过于饱满,以致整张脸有点“头重脚轻”,下半张脸显得特别小。小马驹说他是“异人异相”,说白了,就是长相有点怪,说好听点是有点个性,但不论怎么说都不能算英俊:那种让女孩子一见生情的相貌。高宽有钱吗?不,他甚至连家都没有,父母亲在他五岁前都死了,他自小在姑姑家长大,十五岁到上海闯生活,当过报童,拉过板车,在片厂打过杂。他当演员就是因为在片厂打杂,从演一个黄包车夫起的头,没想到他有这个天分,把个车夫演活了,然后一发不可收,最后演成个大明星。我在上艺专前就知道他,看过他演的电影《秋水》、《四万万》,说句老实话,在听他的词朗诵前,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人年轻时都爱虚荣,喜欢人的长相,我觉得他长得一点也不吸引我。我甚至有点反感他,因为平时经常听同学们说他曾跟谁谁谁好过,现在又跟谁谁谁在好,感觉像是个被女人宠坏的谈情高手。第一个学期,我跟他一句话都没说,只在路上碰到过几次。那时他还没给我们上课,他教表演的,要二年级才给我们上课。但他名气大得很,全校师生都以他为荣,路上遇到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会主动向他示敬,恭恭敬敬,或者惊惊乍乍的。我没理他,视而不见,几次都这样。他可能觉得奇怪吧,有一次主动招呼我,问我是哪个班的,我瞟他一眼,一走了之:就是不理他!我就是这脾气,从小养成的,只要我心烦的人,天皇老子都不理。我决不跟人打肚皮官司,我烦谁一定要显摆出来。我妈因此说我是石头投胎的,不开窍,傻得很,到了社会上一定要吃苦头的。我妈没有改变我,最后是高宽改变了我,他说我这是大小姐的脾气,参加革命后是必须要克服的。

记得高宽在课堂上曾给我们讲过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同学们经常挂在口头说:是生是死,这是个问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这句话经常盘旋在我脑海里,仿佛哈姆莱特就寄生在我心中。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不敢触它,碰它,想它,那里是一片空白。二嫂出来后直接跳进了河里,幸亏天已发亮,被阿牛及时救了上来。

两年前,父亲花了两百块大洋找关系,把我送进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时,一定没想到我会违反他的“死规定”,谈自由恋爱。上艺专前,我曾读过一年会计学校,那是父亲希望我学的。可我学了一年,整天打算盘,跟数字打交道,烦死了。有一天,我跟同学去了片厂看人拍电影,觉得那太有意思了,回来就向父亲要求去艺专读书,去学表演。我要当演员!父亲说:“什么演员,不就是戏子嘛,最下三滥的事了。”他极力反对我去读艺专,只是拗不过我的坚持才勉强同意,同时又有一个条件,就是:不准我在学校“搞自由恋爱”。他觉得我们是大户人家,学艺的人大多是自由青年,疯疯癫癫的,配不上我家。我起头也没有这种打算,直到有一天高宽出现!

但是二嫂最后还是踏上了不归路,那是第二天夜里。我们是第二天中午回到家里的,天大的耻辱!说都张不了口啊。回家前,母亲要我们都跪在她面前发誓,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我们知,不能跟别人提半个字。阿贵死了,尸体没找着,母亲便借此编了说法:路上遭劫,去路被封锁,我们只有回头。家里人也相信了这个说法,毕竟死了人,我们痛苦的样子似乎也在情理中。可是,母亲的一番苦心被二嫂的死出卖了!回来的当天夜里,二嫂死在了澡堂里,她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穿上一身洁白的长裙,吊死在了澡堂的横梁上。

我爱的人就是高宽,他当时是我的老师。

二嫂是一了百了,英雄一般地走了,一走了之,却害煞了我母亲,她忍痛用心编织的谎言从此再也没人信。真相大白后,父亲连夜叫上家里所有亲人、家丁,当着二嫂的遗体向大家交代:“你们都记住,不能对外人说她是怎么死的,就说是在回乡下的路上,船遭撞了,她不慎落了水,淹死的。任何人问起,都这么说,没有鬼子的事。”后来我想,父亲这么说时其实已经想好要报仇了。要报仇必须这么说,不能提鬼子半个字。

我以前不相信小弟有这么神,直到这一天,我这么秘密的事都被他“算”到了,才刮目相看!

果然,安葬了二嫂后,父亲把大哥、二哥、阿牛和小马驹都叫进堂屋,在那里举行了一个秘密的祭祖仪式。我没有在场,是后来小马驹告诉我的,父亲当时跪在蒲团上,对着祖宗的牌位含泪相告:“列祖列宗在上,我冯八金在下。十二年前我曾在此喝过血酒,发过毒誓,今生今世绝不再开杀戒。十多年来我以忍当仁,从没有食言。但今天我已忍无可忍,日本鬼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冯家犯下奸淫大恶。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饶孰不可饶。这是要遭天杀的!我要再开杀戒,还我公理,替天行道!”说罢,父亲率先用尖刀挑破指头,把血滴在酒碗里。

听母亲说,她怀小马驹时经常做梦看见白云仙鹤,算命先生说她怀的是个武将,将来一定能够顶天立地干大事。没想到,自幼给人砍了双脚,成了一个废人。可除了不会走,他什么都比人强,断文、识字、算命、下棋等等,都是一把好手。尤其是算命,几乎出了大名,经常有人慕名而来。报社的罗总编,就是罗叔叔,是最喜欢他的,说他是个通灵的人,并认他为干儿子。我是不信他的,但有时候又觉得他真是神,比如他说我的“白马王子”,这是真的,我确实爱着一个人。我不知道小弟是怎么知道的,可他就是这样,虽然出不了门,很多事情他却都知道。小马驹给人感觉真有点半人半仙,作为人嘛,他没了脚,不会走,不像个正常人,可他又比一般人聪明,学什么都学得快,学得好。他有间大屋子,以前是父亲习武的地方,在后院,门前有棵几百年的老柞木树,小弟九岁那年,父亲把房子的门槛锯了,让小弟住进去。从那以后,小弟白天黑夜都呆在那屋里。屋里有几千册书,他都看过,有的还能整本书背下来。那时候我们家里有个瞎子,是父亲从街上带回来的,因为他救过父亲的命。小弟算命的本事就是从他那儿学的。瞎子带了他两年,有一天突然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算到自己如果不走,总有一天会被小弟气死。就是说,瞎子带了他两年,算命的本事已在小弟之下,小弟每天看《易经》,周易八卦那一套东西,了如指掌,让瞎子望尘莫及。

等大家也都献了血后,父亲端起酒碗立下浩浩誓言:“天上的神,地下的灵,冯家的列祖列宗,我冯八金愿以全家老小的性命和万贯家产作保发誓,我要杀掉所有对我冯家犯下奸淫大罪的恶鬼,有一个杀一个,有两个杀一对,斩尽杀绝,决不姑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冤仇恨痛,不报此仇,我父子五个誓不为人!望天地神灵、列祖列宗四面佐我,八方佑我,在此请接受我父子五人大拜。”

小马驹,我亲爱的小弟,从小被全家人溺爱,又为世人所伤害。他既天真又孤独,既聪明又傲慢,既自卑又自负。他的生活就是在这个家里,轮椅上,但通过他的聪明好学,又走到别人不可及的远处。外人都说他算命算得准极,刚才我也算是领教了一回。

五人一同跪拜,起身喝下血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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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刻起,父亲跟佛祖修了十多年的因缘一刀两断,一笔勾销。我家的历史,又翻开了猩红的一页……很多事我事后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对我们作恶的那几个野兽没有活过新年,证据是这年新历年第一天,阿牛哥把玉佩还给了我。我接过东西,问他:“都死了吗?”他沉默不语。我又问他:“我们有人受伤吗?”他还是不语。我又问:“父亲知道吗?”他说:“别问了,以后开心一点就好了。”他真的什么也没有告诉我。后来也没人跟我说,至今都没人说,大概他们是希望我忘掉这件事吧。可我怎么能忘掉呢?很长一段时间,我睡不着觉,看见黑夜就怕,看见自己的身体就发抖,一睡着就做噩梦,就哭,就流泪。

吃完饭,小马驹在天井里“姐、姐”地大声叫我下楼。我刚走下楼梯,他神秘地凑到我跟前,对我嬉笑道:“怎么样?姐,你的白马王子听说你要走了很伤心是不是?”我说:“你说什么呀,别信口雌黄。”他说:“姐,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蒙得了爸妈,可蒙不过我。”一脸坏水地冲着我笑。我心烦着,气乎乎地对他说:“你知道什么嘛。”他说:“凡是你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的事,我都知道。”我说:“我知道你就想来套我的话。”他说:“那你什么都别说,看我知不知道你的秘密。”我说:“知道就说,少啰嗦。我还不知道你的鬼把戏,凡是算命的人都是骗子,什么神机妙算,就是骗人的把戏。”他说:“听着,你的白马王子是某部电影里的一个人,你敢说不是吗?”我一下慌了,十分吃惊地望着他,急不择言:“你……怎么知道?”他一边嘿嘿地笑,一边说道:“天上有风,地上有水,鸟儿会唱歌,鱼儿会说话,你说我是怎么知道的?”说着眼神里和面孔上即刻蒙上了一层飘渺的雾气,整个人都变得虚幻起来。我敲了一下他的脑门说:“又说疯话了!老实交代,你还知道什么?”他双手合十放到鼻尖上,闭目沉思片刻,睁开眼说:“我还知道你两个小时后会从后门溜出去。”他怎么知道的?我还没跟任何人说过呢。这下我真是吃惊了。他把脸凑到我跟前,得意地说:“放心去吧,我会替你保密的。”然后,他竟然将轮椅歪侧着在地上旋了一个漂亮的弧圈,哈哈笑着,滚着轮椅走掉了。

但泪水能流走我的痛苦吗?

我犹豫一会,终于说:“爸,我不走。”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要上学的嘛。”爸爸说:“你没看见街上的人都跑了,谁给你们上课。”妈妈也说:“上学就不要去想了,这仗打得人心惶惶的,谁还去上学。”我对妈妈赌气说:“那也不能说走就走,总要给人家一点时间准备准备嘛。”爸爸说:“晚上走,给你一天的准备时间,够了。”我撒娇说:“不够。爸,过两天走吧,我学校里还有好多事呢。”爸爸撩起眼皮瞪我一眼说:“你不要名堂多,现在什么事都没有走重要。”我不敢过多顶撞他,只好僵硬在那,不知如何是好。妈妈伸手碰碰我,让我快吃。我不理她。妈妈说:“还愣着干什么,快吃,还要做好多事的。”我瞪了妈妈一眼,干脆起身往外走。“你去干什么?”妈妈在我身后喊。我没好气地说:“我去收拾东西,准备走行了吧。”

为了防止我步二嫂的后尘,母亲随时跟紧我,寸步不离,晚上跟我一起睡。我没打算向二嫂学习,但我也不知道,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回忆,回忆我和高宽之间的点点滴滴,回忆高宽说过的那些话、那些事。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用毛笔抄录他曾写给我的一些零散纸条,以便保存。这天午后,我正在抄写下面这段话:

妈妈迟疑地问:“他们呢?”父亲依旧没抬头,呷一口汤,一边说:“不管,他们有事。”我们这才端起碗筷闷声不响地吃饭。不一会,父亲抬头看看大家,直通通地说:“日本佬可能很快就要进城了,我已经作了安排,吃完饭后你们就回屋去,尽快收拾东西,准备走。”妈妈问:“去哪里?”父亲说:“回老家。女人和孩子都走,徐娘,你和小兰一道去。”小兰是家里的佣人。满桌子的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但谁也不敢开口问什么。父亲又说:“阿牛送你们去,兵荒马乱的,他可以照顾你们。”我看见二嫂张了张嘴,却欲言又止。

为富不仁,犹如浮萍,为官不民,不如草木。中国,正走在史无前例的颓败之险途上,有钱人不仁慈,当官的不作为,拿枪的不杀敌,受迫的不呐喊。当今之中国,内乱外患,道德沦丧,纪律涣散,民心萎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华民族要崛起,必须要施行新政,推举新主义,提倡新文化……

但他们并没有“马上来”,我和妈妈、大嫂、二嫂、弟弟小马驹,以及大哥的儿子小龙、女儿小凤,围坐在餐桌前,安静地等着父亲来吃早餐。小马驹有残疾,只能坐在轮椅上,因此公馆内的诸多地方都专门设有轮椅通道。徐娘的怀里抱着年仅一岁的小凤,正在用汤勺喂她稀饭。小家伙不停地将胖嘟嘟的小脸蛋扭到一边去,一双眼睛滴溜溜乱转,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等了好久,父亲总算来了,却没有带着大哥和二哥,只有他一个人。父亲落座后谁也不看,只说一句:“吃吧。”

正抄到这里,新来的女佣小燕敲门进来,对我说:“小姐,外面有个人在找你。”我问是什么人,她说:“是一个男的,留着长长的头发。”我马上想到是高宽,问她:“他在哪里?”她说:“在大门口,一个人。要不要我去喊他进来?”我不由地立起身,想了想,却又默默地坐了下去。小燕问:“小姐,你是不是不想见他?”我当然想见他,可是……我见他说什么呢?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对小燕说:“是的,让他走吧。就对他说,我回乡下去了。”小燕说:“他知道你在家里。”我说:“他怎么知道的?”她说:“我也不知道。”我怀疑是她说的,生了气,叫她走。她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小姐,你还是见他一下吧。”我说:“别说了,我不见。”她说:“那我怎么对他说?”我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觉得我的肺要气炸了,那里面盛满了恶气啊。

厨房那边飘来一缕缕我熟悉的桂圆煮烂后特有的香气,那是父亲每天早上要喝的桂圆生姜汤散发出来的。我看见徐娘正往这边走来,她是我家的厨娘,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一个远房亲戚,已经跟我们十几年了。我知道徐娘是来叫我们去吃早饭的,我示意她别过来,让我来喊。我推开门进去,通知他们去吃早饭,同时想趁机跟父亲说说我不想走的事。父亲却不给我机会,不准我进门,说:“别进来了,我们马上来,你先去吧。”

小燕走了不久又回来,给我带来一封高宽的信,是这样写的:

我心想,我才不走呢。

点点,亲爱的点点:

罗叔叔是一家报纸的总编,父亲的老朋友。父亲说:“嗯,找老罗办这事你是找对人了。”短暂的沉默后,二哥像是临时想起什么似的,突然说:“爸,我听说罗叔叔可能是共产党。”父亲问:“听谁说的?”二哥说:“杜少爷。”父亲说:“杜少爷说的就要打折扣,他们两人尿不到一个壶里。”二哥嗯了一声。父亲又说:“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你们都不要去掺和。”大哥说:“嗯,知道。”二哥笑道:“是啊,乱世不从政,顺世不涉黑,这是爸的处世哲学嘛。”父亲说:“你别光在嘴上说,要记在心上。你们看,还有没有其他事?”大哥问:“小妹走不走呢?”父亲说:“怎么不走?当然走。”大哥说:“她要上学的。”父亲说:“沦陷了学校能不能保住还不知道呢,还上学?”

请允许我情不自禁地这样称呼你,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女孩发出如此痴情的呼唤。那天我看了你给我留的信后,我的心一下空了,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就要忍受分别的痛苦。我担心这是你父母有意要让我们分手才这么突然让你走的。也许这是我多心,也许事情比我想的还要糟糕。总之,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真实情况,可我又是那么想知道。这就是痛苦。爱一个人原来是这么痛苦,整整一个礼拜我天天失眠,天天来你家门口晃悠,像一个幽灵。我希望你突然出现在我眼前,可那么多天我见到了你家里的每一个人,就是见不到你。我以为你真的走了,可今天我又听说你没走。天哪,你真的没走?点点,我太高兴了!我是一路跑来的,现在还在喘气,你看,我的字写得多差,因为我的手在抖。听说你病了,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哈哈。点点,我要批评你,你不该对我隐瞒病情,你病了,更应该告诉我,因为这时候你更需要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了不让我担心,可是我只有见了你才放得下心啊。好了,点点,你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你。放心,我很好,你也会很好的。人嘛,总是要生病的,不用怕,好好养病,我想着你,我为你祈祷,你一定会很快告别病魔,跟我再见的。

接着,父亲对二哥说:“老二,你去找一下杜公子,请他给我们搞一张杜老爷子的宝札名片,让阿牛带上,免得路上遇到麻烦。”二哥说:“桂芝也走吗?”父亲严厉地说:“废话,她是男人可以不走!”二哥低声说:“她怀孕了。”父亲说:“那更要走。我再说一遍,妇人和孩子都要走。”我想见父亲这会儿的目光一定死盯着二哥。二哥说:“好,知道了。”父亲说:“知道就好,我就怕你不知道。”接着父亲问大哥:“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大哥说:“都办好了,几笔大款子都转到美国花旗银行了。”父亲问:“找谁办的?”大哥说:“罗叔叔。”

最最爱你的人,阿宽

二哥就是杨丰懋,想不到吧?杨丰懋是何等角色,大佬的架势,绅士气派,谈吐优雅大方,而眼下的二哥,只是一个整天打打闹闹、胸无大志的愣头青,经常给家里惹是生非。二哥进屋后父亲让我出去,但我没有走远,就在门口。我要偷听他们说什么!我当时是个心里有秘密的人,我很关心父亲要同他们说什么。我听见父亲说:“看来上海沦陷是迟早的事了,日本人的德行你们是知道的,我们必须作好应付事变的准备。俗话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但走了这一大堆家产怎么办?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走的。可该走的还是要走,我想好了,今天就把妇人和孩子都送回乡下去。”顿了顿,又说,“阿牛,这事你负责,马上去通知他们,准备走。”阿牛应一声出来了。

一连多天,高宽天天下午来看我,我天天在“生病”,卧床不起,小燕天天给我带回来相似的信。每一封信,每一个字,都像刀子一样捅我心、刮我肉。我恨死小燕子,对他泄露了“我没走”的天机。我更恨自己,命这么苦!其实小燕是无辜的,后来我才知道,背后有一只“黑手”在操纵着这一切,就是阿牛哥。

二哥像只猴子一样,跳跳蹦蹦从楼上下来,看见阿牛在天井里等他,冲上去照着他胸前背后嗨嗨地佯抡了几拳。阿牛哥不跟他闹,说:“快去吧,你爹在等你。”二哥伸出头,冲着阿牛,摇头晃脑地说:“桂芝还在等我呢。是在床上,你没这种福气吧。”桂芝是我二嫂。阿牛哥白他一眼说:“不就是个女人嘛,有什么稀罕的。”二哥说:“当然稀罕,人生两大乐事,金榜题名,红袖添香,你懂吗?”这时突然传来父亲冷峻的声音:“老二,进来!”二哥听了,立时收住声息,理好衣衫,进去了。

后来阿牛哥告诉我,他其实早知道我跟高宽的恋情,因为有一天晚上高宽送我回来,分手时他吻我的一幕恰好被他撞见。二嫂的死,说明了我们活着的苦难,真是生不如死啊。大嫂还好,有两个孩子扯着她,天天吵着她,时间要容易打发一些。我和小兰是最难过的,天天睁开眼睛都不知道怎么过,想得最多的就是一个字:死。小兰不久离开了我们家,走了,回老家去了,那里没人知道她的痛苦,她也许会好过一些。可我能去哪里?我只能呆在房间里,像我的床,床又像我的棺材。小弟是没脚出不了门,我是身体空了,魂丢了,不知道去哪里。阿牛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想让高宽来陪我度过最难的时光,于是四处找他。可学校已经停课,剧院已经歇业,要在偌大的上海乱世里找到行踪诡秘的地下共产党员高宽,那实在太难了。阿牛哥最后找到了,但他想不到的是,这非但不能减轻我的痛苦,反而是增加了。鬼子已剥夺了我爱高宽的权利!我怎么能面对他?面对他我能说什么呢?我还能给他什么?我给他他会要吗?再见了,高宽,我的爱人,请你把我忘记了吧……不是我绝情,而是命不该如此。高宽,你饶了我吧,忘了我吧,快走,快离开我,去找你新的爱人,我已经无脸见你……读着他一封封要求见面的信,我只能在心底无声地呐喊。

不一会,大哥和阿牛哥相继从外面回来,带回来同样的消息:国军开始全线撤退,上海沦陷在即。吃早饭前,父亲在厢房里召集大哥、二哥、阿牛哥开会。二哥迟到了,我去叫他时他还在睡觉。二哥新婚才几个月,婚房里披红挂彩的喜庆气氛还很浓郁,窗户上的大红喜字仍然红彤彤的。父亲平时喜欢和大哥与阿牛哥商量事情,对二哥是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但这次,父亲非要等二哥下楼来才开会。我预感父亲是要同他们说大事了。

我的冷漠和沉默终于把高宽激怒了,一天傍晚,小燕给我送来这么一封信:

我回去加了衣服,从楼上下来,看见父亲也回来了,一个人在天井里伫立着。我想上去跟他搭话,只见管家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回来向父亲报告说:“完了,老爷,城里的日本佬开始反击,昨天夜里已经渡过苏州河,国军开始撤退了。”父亲微微一怔,不作任何表示。管家摇着头唉声叹气地说:“啊哟,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要真是过了苏州河,那可是说打过来就要打过来的。”父亲冷冷地斜了他一眼说:“是吗?”管家说:“那当然,鬼子脚上都是长着四个轱辘的,从那边过来,没遮没挡的,能不快嘛。就算从金山卫过来嘛,也要不了两天的。啊哟,真不晓得老蒋养的这些烂丘八是吃什么饭的,一百多万人呢,怎么连那么一小撮小鬼子都挡不住。”父亲面如凝霜地盯一眼管家,“你少说一句不会吃亏的。”说罢,转身走了。没走两步,又回过身来给管家丢下一句话:“大少爷和阿牛回来,叫他们马上来见我。”父亲的声音有些沙哑,那沙哑里有新添的沧桑感,却还是含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蛮横味道。

我的点点:

尽管南京从四川、广西、湖南等地调来大批部队进行顽强抵抗,把撕开的防线一次次用人墙、用惨痛的代价补上、补上、补上……但是这倒霉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我记得很清楚,报纸上到处写着:是1937年11月5日凌晨,趁我们守部调防之际,日本陆军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指挥所辖十一万人,在海军第四舰队的运送下,分乘一百五十五艘运输船,编成三支登陆队,在漕泾、金山嘴、金山卫、金丝娘桥、全公亭东西长约十五里的沿海登陆。天亮后,上海的天空里四处飘飞着鬼子成功登陆的传单,我的窗台上也丢落一张。我拿着传单下楼去找父亲,最后在大门口的廊房里找到他,看见他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在朝街上张望。已是初冬,梧桐开始落叶,菊花蔫了,街上一派秋深气败的凋敝景象。偶尔,有人肩扛手拎着包包裹裹,慌乱走过,一派逃难的样子。我把传单交给父亲看,他不看,当即揉了,紧紧捏在手心里。显然,他已经看过这东西。父亲是个明白人,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国军顶不住了!很长时间,父亲不理我,一脸肃杀地看着落叶在地上翻飞。父亲虽然已经六十多岁,身板看上去还是硬得很,但硬朗里却透着孤独,是一种又冷又硬的味道,尤其是目光,很少正眼视人,看什么总是迅疾地一瞟一睃,冷气十足,傲气逼人。他看我穿得单薄,对我说:“天冷,回去,别受凉了。”

你到底怎么了?我知道你没生病,你为什么要这样折磨我?请你别折磨我了好不好!现在请你听着,我一定要见你!明天下午三点钟,老地方,双鱼咖啡馆,风雨无阻,不见不散!如果不去,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那是父亲最风光的时候,白道黑道,地上水上,都有他的势力,洋人国人都把他当个大佬,他有理由自负,更有理由留下来——他拚搏了一辈子,在上海滩上九死一生,才积攒下如此规模的家业,他不想因为我们战败而毁掉这来之不易的一切。但是战争很快击碎了父亲的幻想,鬼子从海上飞来的飞机每天盘旋在我们头顶,丢下成堆的炸弹,让国军寸步难行,并且每天都有上万人死去,小小的日租界,靠着一万多日军的坚守,守得岿然不动,坚如磐石。与此同时,鬼子从海上来的援军日日增多,气焰日益嚣张,飞机越发的多,大炮越发的响。到了九月份,鬼子援军开始一次次撕开国军防线,大兵随时都可能压上岸,对国军实行四面夹击。

这是对我的威胁,但更是他的痛苦。我呆呆地看着这信,心里反而感到出奇的轻松,因为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的。只要我不去,他就对我绝望了,我就解脱了。这样好,我想,就让这段孽缘这么结束吧。我的生命似乎也就这么结束了。从看到这封信起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听不到自己心跳声,只听到钟摆在一下一下地摆动:喳、喳、喳……天黑了,天亮了,约定的三点钟快到了,我仍然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形同枯木。我腿脚齐全,但我失去了任何行动的能力。我体会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死。真的,这才是真正的死亡。可是,当楼下的自鸣钟打响三点钟的钟声时,我的心突然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又活过来了。

比如这天晚上,我其实很想站在母亲一边告诉父亲,这场战争我们必定要输的。这不是说我不爱这个国家,我要诅咒她输,而是我要比父亲更了解这个国家和她的敌人——日本佬。父亲那时在上海滩上是无所不能的,包括那些在上海滩上混的日本佬——有些还是蛮有头面的,都对他恭敬有余,称兄喊大,常来找他办事,对他言听计从。他在南京政府里也有朋友,有的位高权重,消息灵通。也许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吧,父亲一直对这场战争的输赢抱有幻想。正因此,在很多有钱有势的人相继离开上海,出去躲了,父亲却选择留下来。他多次对我们说:“天塌不下来,天塌下来也砸不到我八金头上。”

我决定要去见他!

就是说,我还是要看父亲的脸色行事的。

我抓起披风,飞快地跑出去。

在家里,父亲是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小弟才敢顶撞他。我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大哥叫一龙,二哥叫二虎,小弟叫小驹——我们都叫他小马驹。小马驹三岁时上街玩,被一个混蛋裹进大衣绑走,要父亲拿两根金条去换人。那时父亲还没有后来的发达,两根金条比他的命还值钱,他没有去要人,结果让人家发了狠,把小马驹的两只脚板剁了,丢在大街上。后来父亲发达了,金条多得要砌进墙壁里,可小马驹永远只能像一条虫一样在地上爬。父亲觉得欠了他,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小马驹用两只残废的脚换来了在父亲面前的任性,家里只有他可以不视父亲的脸色行事。其次,该是我了,因为我是独养女。外人都说我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父亲待我比谁都好。可我知道,父亲给我的特权只是可以在两位哥哥面前耍耍小姐脾气,要在他面前撒野还得趁他高兴。

双鱼咖啡馆,双鱼咖啡馆……我拚命跑去。可当我看到咖啡馆时,像看到了鬼子强暴我的那个哨所,吓得我浑身哆嗦起来,两只脚像被冬天的寒冷钉在地上,根本动弹不了。没办法,我只好爬,最后爬上一辆黄包车。车夫问我去哪里,我说哪里也不去,就在这里呆着。我就这么躲在黄包车上,偷窥着咖啡馆里的高宽,我的阿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时间在我的眼睛里缓慢而又迅速地流逝。这段时间比一个世纪还长,我听到时间齿轮的转动声,心间滴血的声音,泪水流淌的声音。命运在考验我,终于,我还是败下阵来,耻辱和对耻辱的恐惧把我牢牢捆在车上,除了心痛和泪流,我失去了一切,变成了废物。

母亲没敢再说话。

五点半钟,高宽走出咖啡馆,离去。我看着他一步步走远,看他清瘦了很多的身子消失在凋敝的冬天的寒冷里时,我忍不住号啕大哭。我以为从此他就消失了,可第二天他又来了。他食言了!他还想见我!我们的孽缘还没有结束!这使我再一次认识到他有多么深地爱着我,正因如此我又刻骨地恨着自己。我的心灵成了一个黑洞,我无法驱散自己心里深刻的黑暗,我认输了。这天下午,我给高宽写了一封信,交给小燕,让她转交。

是1937年8月13日晚上,我们全家人聚在餐厅吃夜饭,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隆隆的爆破声,像天幕被炸开,整个城市上空都在抖。厨娘刚端菜上来,受爆炸声惊吓,手里盘子打了斜,菜汤溢出来,洒在桌上,连连向大家道歉。但接连而来的爆炸声掩盖了她的道歉声,我们都没听见,没跟她搭腔。厨娘觉得很无趣,无话找话地说:“这是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打雷啊?”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雷声,这是炮弹的轰炸声。我们都不吭声,只有父亲,接着厨娘的话说:“打雷倒好了,就怕上海的天要变了。”母亲因此责怪他说:“让你走你不走,天真要塌了,我看你怎么办,这么大一家子人。”父亲说:“哼,妇人之见,仗还没打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就要输。”母亲说:“邻居都走了。”父亲响了声说:“你别拿人家来说事,我还没有老糊涂,不会埋汰你们的。”

信是这样写的:

但是,鬼子来了……

对不起,高老师,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多说,我只想告诉你,我爸已经把我许配给一个富家子弟。今生无缘,但愿来世我还能遇上你,爱你。高老师,你就忘了我吧,忘了我这个无情无义的坏学生……

我本名姓冯,是上海滩上的航运大亨(以前叫漕帮主)冯八金的女儿。父亲原来的名字土得掉渣,叫八斤,当了老板后才改为八金。父亲是铁匠出身,体格强壮,又从小习过武,练了一身本事。作为上海滩上的一代漕帮主,我家曾经家大业大,而这一切都是靠父亲当初拚命打出来的。父亲有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是龙啊虎啊马啊的,而给我取的却是一个轻飘飘的名字:点点。父亲给我取这么个名字大概是希望我永远生活在无忧无虑中,不要去闯江湖,不要有承担,不要吃苦受难。如果不来日本鬼子,父亲的愿望我想一定是能实现的。

小燕告诉我说,高宽见信后当即就看了,看了信当即就掉头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我以为,这下我们的孽缘终于尽了头,哪知道还没有!也许我们真的是天定的一对,老天要我们相爱,爱到死,人是拆不散的,任何人都拆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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