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就是这么令人头疼。”
“天啊，别再说了，伊赫桑。你让我头疼。”
“可是为什么你要在德国人手下干活？”
“我必须给每个朗夫人的祖父母有可能居住过的城市打电话，联系那里的行政长官。我得大费周章地从每个镇上搜集和这些祖父母相关的档案。我要给每个城市拍一封电报，再追加一封信，接着还要再打一通电话。”
“他们聘用我是因为我不信教，还会说好几种语言。”他的身子又往前伸了伸，压低声音，“我听说不久之后，所有住在耶路撒冷的德裔犹太人都必须把名字改成萨拉或伊萨克，到时候就犯不着找人来为他们一一规整档案了。”
“花在哪儿，伊赫桑？我有点理解你了，这份工作确实不怎么样。”
伊赫桑所言简直是天马行空，我没法相信。“这不可能是真的。”
“这个问题怎么会有确切的答案呢，普鲁？我是不知道。朗夫人和她的父母分别是斯洛文尼亚人、伊兹密尔人和法国人，同时还有不知从哪里传下来的罗马天主教血统。所以你现在知道我每天上午都要把时间花在哪儿了吧？”
“这是真的。”他顿了顿。
“那它又为什么会带来很多麻烦呢？”
“你知道吗，那个飞行员，威廉·哈林顿，他的德语说得很流利？”
“你是谁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你的祖辈是什么血统，海因里希·沃尔夫对此心知肚明。”
这个名字简直是上个世纪的事了，可伊赫桑却觉得我还都记得。他以为我不会消失，不会像尘埃那样随风而逝。我希望他把我视作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段丝绸，一道亮光。我听他讲述那些故事，可他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它们如落叶般飘落，这是别人的人生、别人的问题，他们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只想专心做艺术，不愿思考那些穿着纽扣锃亮的军大衣的男人们涉足的世界纷争。这些男人把人领进特殊的房间，再把他们带走，他们伤害孩子。每当我试图理解，思维都濒临崩溃，根本无法想象。
“行，那要怎么证明？她是犹太人吗？”
“今年，他回耶路撒冷来了。”伊赫桑说，“他为英国领馆做事。”伊赫桑放在包裹上的手攥紧、松开，仿佛是在欣赏自己干净无瑕的指甲。
“因为我是书记员，这项清查由我执行。你不知道这有多疯狂，让我来告诉你。想象一下，朗夫人冲我大吼大叫，沃尔夫冈·朗告诉我他的妻子没有犹太血统。我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但领事说需要证明，这是柏林方面的指示。”
“哦？他在做什么？”我努力回想。这是一个英国人，他深爱埃莉诺拉，那个摄影师的妻子。当然了，我没有把他忘了，我只是有好一阵都没有特意想起过这个人了。
“好吧，这件事又为何让你困扰呢，伊赫桑？”
“埃尔斯佩斯——鲍姆夫人——和我成了朋友。她在考古学院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经常协助公使解决房屋问题。谁有权在一块地皮上盖房子，特定土地的产权又归谁所有？有时候很难界定。每个人都在争论产权问题，但她告诉了我，我现在也要告诉你，他究竟在做什么。他在为沃尔夫做事。”
“新来的领事必须遵守柏林方面的指示。他需要盘查现在在耶路撒冷任职的德国学者究竟是纯犹太血统、半犹太血统、四分之一犹太血统，还是按他们的叫法，雅利安人。”
“这是什么意思？”
“你指什么？”
“他已经得到伦敦方面许可，以法斯特酒店为基地，监视巴勒斯坦—盎格鲁银行转账的情报交易。换句话说，我亲爱的，英德两国就耶路撒冷问题已经达成收益颇丰的合作，受益人是现如今在柏林被我们称作纳粹的那群人。”
他探过身来。“这其中有许多蹊跷。”他皱眉，“事情很棘手。”
“哦。”一只鸽子在阳台栏杆上停留片刻，点头观察我，然后飞走了。伊赫桑的话在我耳边盘绕，但我只知道，他倾吐的并非爱恋之情。我为刚才的妄想感到尴尬又震惊，胸口一阵刺痛。他似乎对我有点失望，因为我没有对他所描述的情形做出任何反应，我努力集中注意力。
“比这更糟糕的工作还多呢，伊赫桑。假设你在工厂给军用靴打孔，那才叫可怕。一整天都要在靴子上给绑鞋带的地方钻小孔。”我认为这番话由我来说颇为可信，因为玛格丽特的一个朋友在战时就干类似的活，她磨坏了手指，眼睛也差点瞎了。所以我才会想到这种故事。
“我没太听懂你说的意思。”
“它真的一塌糊涂。”他把一张纸扔给我。“比方说，我需要把这一页复印出来，做好记录，确保它是一份复印件，确保它被记录在案，确保我清楚每一份收发件的内容，确保每份文件都摆放在正确的位置，贴上标签，标好日期。”
“好吧。上个月，他联系了我。他想要和我见一面。”
“它没你想的那么坏。”
他握住我的两只手，拉到自己身边。他的眼神扑朔迷离，充满了某种难以名状的感情，仿佛他心底有秘密，但同时，他内心的一切又显露无遗，这令他痛苦不堪。而我则羞愧难当，我什么都做不好——不称职的母亲、差劲的妻子、无用的艺术家——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真想把这些话统统倾诉给他。
“这份差事糟糕透了，它就不应该存在。”他跷起腿。
“我们在一家阿拉伯咖啡馆里碰面。他情绪激动，整个人处于一种焦虑状态。”
我重整心情。“是的，我记得你在信里提到过这件事。”我对他微微一笑。我真傻，可不是吗？我难道还指望他向我求婚？我已嫁作他人妻。这可是伊赫桑啊。
我试着倾听，我真的在听。好几天没吃过东西，我的胃在翻搅、沉溺。这时，发生了件怪事。从拉塞尔广场射来一道光芒，地板上的眩目亮光晃着我的眼。我双手合十，想要平息手上的颤抖。
“普鲁，你知道，我在耶路撒冷德国领事馆做书记员，在新上任的领事手下工作，他叫海因里希·沃尔夫。”
“他怎么了？”
他在公文包里东翻西找。我真想抚摸他的脸颊，我有可能爱上伊赫桑吗？我是说，嫁给他？这个想法从未像今天这么清晰，多么奇怪！仿佛我打开投影仪，看到了另一种人生：与他在耶路撒冷的房子里同居，被栽种无花果和天竺葵的盆盆罐罐环绕。一种无耻的念头闪过脑中：难道这就是他来找我的目的？我对他满腔柔情，但又突然想起他一直对我有所隐瞒。不错，他在信里洒满热切的思念，但现实中，这些日子他又同谁一起度过？他在做些什么？我觉得他要掏出一本诗集，不禁脸颊泛红，呼吸急促，因为我想，这将是一份爱的告白，一定是这样。这就对了，伊赫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已经在隐隐向我招手，可惜他一心投入在手头的事情上。他拿出寻找的东西——一沓纸——把它们装进膝上的包裹里，双手交叠其上。
“他提到了你，他还记得你。我没有告诉他我们有书信往来，还在保持联系。”这些年，我寄给伊赫桑的信一封接一封，将头脑中的思流付诸笔尖。一种可怕的冲动占据我的心房，让我不要动弹，不要说话，只要收回曾对伊赫桑倾吐的话语，抹去我们之间亲密的交际。有时我用施芙拉密码写作，那个时候的我毫无戒备，把想法一股脑全说出来。我的肚子里又是一阵抽动。当然，他本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绅士，对于那些越界的言辞和哪怕最无足轻重的泄密，他必然会三缄其口。尽管这些泄露如今看来，都像是刀尖划过皮肤，鲜血从刀口溢出。他放在我手中的两只手像干巴巴的发脆的纸。
伊赫桑把手伸进他随身携带的黑色公文皮包。我这才意识到，能够在多年后再次看到这张脸是多么亲切。当然，也有一丝悲哀，毕竟，所有的面孔会都被时光雕蚀，抹去往日的光彩。然而，这种哀伤无须牵扯旁人，它自在自为。我对此心怀敬仰。
“有人告诉他，英国领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企图暗杀他。他疑神疑鬼，状态奇差。那次会面很不愉快。”
“对，”我说，“他们热衷于成立形形色色的社团。”我强迫他把书放下。“我还有一个衣箱和一个手提箱，里面装着一些七零八碎的东西，没什么值得看的。”
威廉·哈林顿在耶路撒冷：烧焦的气味，一只狗嗅着一只断脚。一旦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就很难再关上。过去一天天的回忆接踵而至。记忆不是连贯的摄影图像，它们轻盈缥缈，反复无常，如同鸟翼边缘的筋腱，如同鸟足的摇晃，和羽翼上的绒毛那非同寻常的触感。我又闻到了那阵焦臭。
“这本书里写到我了，看。”我为自己感到羞耻。我其实是被他们连哄带骗编进书里的。但我想到，对于伊赫桑这样的人来说，他的家乡是石头砌的，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回遥远的古代，把酒店当成家自然会令他焦虑，而我想分散他的注意。他打开书看见其中一张黑白的、画了插画的装饰盘。《家庭女教师》，1931年。室内装饰，作者：纳什(4)。伊赫桑念道：“‘单元一号’是英国艺术家创立的新社团，成员包括画家、雕塑家、建筑家……”
“他提到有一天，你和你的父亲，还有他，一起造访了一个叫里佛塔的村庄。”
我站起来。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很久之前的一件事。那时，父亲还没有回归我的生活，我还没有被送到耶路撒冷，变成作画的模特，受尽冷落。我提着水桶和铲子去海边玩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邻居家的小男孩度过了“一个有趣的夏日”。他的屁股坐在阴冷潮湿的沙地里，大海离我们还很远，远到根本不值得费力跋涉到这儿来。我和这个我不喜欢，也不怎么认识的男孩一起被送到这里。我穿着一件祖母绿的连衣裙，向地平线的尽头一路走去，走到岸边时，缩起脚趾，太冷了，男孩挠着头说：“头发里有蛋。”我转身回头看，但他们都消失了，妈妈们走了。我的妈妈也走了。她们没有回来接我们，直到落日西沉。
“这间屋子里有你自己的东西吗？”
伊赫桑看着我：“不想让我说下去了吗？”
我们坐在绿色长沙发的两头，这是个舒服的距离，但他一直在房间里左顾右盼：有什么东西让他心绪不定。
“当然不会，你说吧。”
我在鼻子上重新搽了粉，想遮住眼睛下的黑眼圈。我回到主卧，给自己倒了一杯一指高的威士忌，在伊赫桑回来前将它一饮而尽。
“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为了在这种刻骨的折磨面前妥协，他开始靠和其他女人上床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我能理解吗？也许可以，但伊赫桑没必要知道这些细枝末节。
“我记得有狗，有什么东西烧焦了。可能是脚？”
“他们应该出去散步了。我也不知道。”事实上，我让奶娘带着他在外面尽可能久留一会儿。我不想让伊赫桑看见自己面对孩子时的手忙脚乱。我点酒的时候，他去了洗手间，我在卧室的镜子里看到了他眼中的我。一副大牙，一脸倦容。皮埃尔现在和一个叫卡米拉的女学生上床，这件事在每一个清醒时分都刺痛我的心。他在房间踱步时，那双大眼睛好像随时准备忏悔。每当他面带这样的表情“信步”游走时，最终都会回到我身上寻求慰藉。我早就猜到这个女人和他有关系——不过，还是称她为女孩更恰当——然而，当那一刻终于来临，当他终于将一切向我坦白，他语气里的焦虑在转化成词句前就已在我面前消融。这不是我期待的那种悔罪。相反，这更像一种怨愤。他愤愤不满，因为我把太多时间耗在工作室里，因为我可以聚精会神，因为那些买手竭尽全力想挖掘的是我脑子里的灵感。皮埃尔自己创作不出艺术。他可以当个批评家或者艺术经纪人，因为他有一流的艺术品位，他可以发表议论，也已经沉浸其中，除了钻研艺术，他别无所求，只想和艺术融为一体，吸收它的精神，理解它的奥秘。悲哀的是，他唯独没有生产艺术的能力。那一晚，他彻底看清了这个事实，趴在我的膝盖上哭得像个孩子。为什么？他反复叨念。为什么？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也许你还没有准备好把自我暴露出来？”我想起那些被他锁在客房里的夜晚，他从我这里汲取“材料”。那些年华伤痕累累，不忍回看。
伊赫桑点头。我想到了大海，浸泡在豪华酒店宽敞的游泳池中。离开耶路撒冷后，我和父亲入住的每一家酒店都设有泳池，屋顶上、花园里，有时甚至设在酒店最深处，这时，我便沿着漫长的酒店走廊一路前行，几乎一丝不挂地披上免费提供的酒店浴袍，它给我充分的安全感，又让我充分暴露。泳池从没有人，我滑进水池，池水将我包裹，我眨眼仰望天空或潮湿漏水的天花板，每当我像这样漂浮时，便会听见一个声音。那声音安详而宁静，与瓷砖上反射的点点光斑、波纹起伏的水声融为一体。下潜，它说，于是我追随它的指引，闭眼潜入水底，直到触碰到泳池边缘，我会想象这是鲨鱼的颚撞到船舷一侧。这时，一阵清晰甜美的嗓音把我吓了一跳。
“孩子呢？”他环视一圈，似乎觉得斯奇普会躲在窗帘后面或沙发底下。
“普鲁？那天发生了什么？当然，我当时不在场，但你和埃莉诺拉都在那儿？”
“那我得叫人送上来。”
“是的。”时间仿佛一只手从我身下滑过。沙发上的靠垫上罩着一件狐皮大衣，我坐在上面。它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之一，也许是因为我有点自恋。它的颜色与我的发色相仿，是光泽熠熠、掺了杂色的红棕色，投在毛皮上的光线让它仿佛着了火一样。
他发出一声女孩般的咯咯轻笑。“如果可以，我想要一小杯红酒。”
伊赫桑咳了一声。他从褐色牛皮纸的包裹里抽出一封粉色信封，放到我的膝盖上。“我不想唤起你不愉快的回忆，普鲁，但请你务必保管好这些文件。他想得到它们，他说想暗杀他的人也想把它们拿到手。我觉得它们无论如何不该留在耶路撒冷。”
“我不相信所谓的住宅。”我讨厌自己说了和皮埃尔一样的话。虽然时间尚早，我习惯性地快步走到饮料柜旁，转过身。“伊赫桑，你想喝点什么吗？”
“这是什么？”
他脱下外套，走到钢琴旁，把手放在上面，仿佛在为它祝福。“为什么你们不找个稳定的地方安家，非要住在宾馆里呢？”
“是在埃莉诺拉的暗室里冲洗出来的拉苏尔的照片。”
“我想他应该在工作。”
我心里的某种东西正在苏醒，由于时隔已久而混沌的记忆重被激活。屋里的寂静被街上一阵自行车铃响打破了。
“你的丈夫上哪儿去了？”亲爱的伊赫桑，他正和别的女人腻歪呢。但我没有这么说。
“埃莉诺拉？”我问，“她现在怎么样？”
他站在飘窗边俯瞰拉塞尔广场，又把我们的套间打量了一圈。角落里放了一架钢琴，但我和皮埃尔都不会弹。床面宽大，有四根帷柱，衣柜比床还大。我的裙子成堆散落，很多都是一个继承家财的美国富家女某个夜晚送给我的，因为她懒得把它们全打包带回纽约。房门在我们身后砰地合上，发出一声难听的电子音。这里归根到底不过是一间酒店客房，而我发现，伊赫桑对于我而言不像一个老朋友，更像一个陌生人。但是，我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以前是十一岁和二十岁，如今是二十四和三十三，却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难以逾越。
他把脸靠得更近了：“亲爱的，我在信里和你说过，两年前，她在分娩时不幸丧生。”
“失礼了，伊赫桑。”我冲进房间，想赶紧把东西收拾干净。
“我从没收到过那封信。”
楼梯盘旋上升，大堂乐声阵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人有个像样的家。这个人有间茅草屋，那个人要退掉肯辛顿的房间，你要来入住吗？所有人都居无定所，四处漂游，我不明白这样做的道理。是艺术家的天性使然，还是他们压根不信任房子？与刚才在茶室时不同，伊赫桑的话变多了，他每走一步都要恭维几句：“我就知道你会出落成一个优雅的大家闺秀。”我拧开门锁，推开门，客房里的霉味扑面而来，我的衣服和内衣堆得到处都是。混乱不堪的生活暴露无遗。
“是吗？”
“不在，不过他随时可能回来。别担心，伊赫桑，很多人都会来我们的房里坐坐。咱们上楼吧。”
“分娩？”
“我提出从公共场所换到你的房间聊天。我有些事想和你谈谈，你丈夫在房间里吗？”
“是的。她那时已经是妊娠晚期。”
“什么？”
我曾将手放在她的手中，但她却抛弃了我。这不是她的错，她毕竟不是我的母亲。我接过信封，轻轻抚摸。
“这会不会有些不太合适……？”他面露羞涩。
“为什么你要把它给我，伊赫桑？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东西不应该托付给我。”
拉塞尔酒店，活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疯帽子”的门房为我们拉开两边金碧辉煌的大门。看到伊赫桑的阿拉伯面孔和他锃亮的鞋，他们扬了扬眉毛。现在才下午四点，但在伦敦的隆冬时节，夜幕已然降临。我们走进大厅，伊赫桑抓住我的胳膊。
“把信封留好。它可能会派上大用场，我也不知道。哈林顿很不对劲，他会惹上麻烦，我不信任他。这些照片……好吧，它们很可能是种指控。”
我们都很拘谨。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我们从不讨论现实生活，也避免触及实际问题。我发现关乎他私生活的问题都让我难以启齿，比如：他是否打算娶妻？他会不会觉得孤独？他还在写诗吗？我也很少谈到皮埃尔或自己的母亲身份，我要如何开口呢？我想方设法把脸遮上，一会儿双手交叉挡住嘴和牙，一会儿用手掌托着来遮住脸颊。我坐在他对面，暴露在从窗户中射入的日光之下。多年之后，这样的暴露令我恐慌。我宁可在黑暗中与他会面。
我现在明白了，馈赠的本质即诅咒。如果一个人送你一只老鼠，在你的口袋里塞了东西，或是半夜溜进你的房间留下些什么，那些与其说是礼物，不如说是污点。一块瑕疵，一道伤疤，以及一种提醒——无论你多么努力想要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掩埋掉一件事，它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这件事的存在。
我面前装了糖的碗里掺了成分不明的杂质。我把两脚交叉又分开，雨水渗进了我的几层衣服，让我直打哆嗦。我摆弄起茶碟，撒着糖玩。我不太清楚该如何与他相处。我刚在斯莱德的“小古董”艺术项目里度过了才思泉涌的十四天，有许多艺术主张想与伊赫桑分享。然而，我们之间巨大的时间鸿沟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似乎也随着里昂咖啡馆挂钟的滴答声逐渐消失。我们熟悉吗？我们亲密吗？很难定论。我以前不知怎的曾给他写过这样的话：“我希望艺术能够捕捉光线的流动，让观看它的人目眩神迷。我切实体会到一种感觉：失衡，生活永远游走于边缘。”而我真正想说的是：“我在努力关心呵护幼小的孩子，我们给他取名为斯奇普，但孩子和工作，两者无法共存。”当然，我对此只字未提。我应当稍微过问一下他的家庭和他的事业，但我只是冲他笑笑，他也冲我笑笑。
“里面装了什么？”我轻轻敲打信封。
我们身边的英国人无不忧郁地盯着茶杯，伊赫桑坐在这群乏味的英国面孔中间，一眼就能看出是个外国人。他的着装称得上讲究，一件笔挺的西装剪裁时髦，但不是常见的英伦款式，他的领结则更添几分异域风情。茶具、蛋糕和一小壶奶油一并端上桌，我们之间的气氛有点尴尬，这和我设想的不太一样。服务员看他的眼神，像在怀疑他会把店里能偷的东西都卷走，而她好像希望把茶杯从他面前撤走，以此保护其他客人不受这个外国佬的威胁。然而伊赫桑对此毫无察觉，也许他注意到了，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是照片，普鲁，还有几封信。不过现在先不必为它们操心，你最好不要打开来看，只消把它收好。有一天你会用得上的。”
“我不会在这里久留。我来为家人办事。”他不想参观任何伦敦的景点，我便带他来到托特纳姆法院路的里昂咖啡馆门前。他犹豫片刻，随我走进店里。这间茶室颇受欢迎，店里的人气丝毫不受大雨影响。女服务员穿着一身黑白制服，活像一只企鹅，她花了几分钟时间帮我们找到了座位。我们很幸运，因为窗边刚好有一个两人座，不必和他人拼桌，还能观赏窗外仓皇而过的行人。
他表达得曲折隐晦，表情神秘莫测，我看着他这副样子，闻到粉信封上耶路撒冷的气息，心底暗自发笑。
我不知该如何回应他。这座城市在我心里留下一生难忘的光辉，但是说真的，我很难清晰地回忆起每一处细节。我记得蜿蜒的窄巷，无尽的阶梯。我记得寒风凛冽，我总觉得那风的一部分总在变形，变幻莫测，反复无常。
“还有一些别的文件。”
“耶路撒冷是座郁郁寡欢的城市，普鲁。能够远离它对我来说是种宽慰。”
我对自己没什么信心，我把信封放在我们面前的矮桌上。伊赫桑，你知道的，我病了一阵子，还去找过医生。我告诉医生我做的梦，梦里天象险恶，雪不停落下，正在将屋顶压塌。海潮涌上来卷走了房子，狂风把家吹得粉碎。医生说：“这种恐惧是非理性的。”我回答说：“哦，是的。”但我转念一想，怎么会有医生觉得房子被风卷走是种不理智的担心？它完全合情合理。孩子们之所以反抗成人，正是因为他们内心真实的恐惧被大人无视和否定。恐惧之一：妈妈不是妈妈，而是一只戴着面具的怪物。恐惧之二：衣帽架不是衣帽架，而是房间里站着的一个人。恐惧之三：房子会在你睡觉的时候轰然倒塌。
他勾住了我的手臂。这是他来这里以后我们第一次肢体接触，没过多久，我们步调的节奏就变得完全一致，挤成一团，共同抵御十二月的严寒。
我希望我和伊赫桑不要像两个陌生人一样交谈，而能像知己般推心置腹。然而我很清楚，若我真的这样与他说话，恐怕这场谈话会进展太快，像被解下铰链、被拔了锚——不管怎样诗意地形容——都会失控，陷入混乱之中。将伊赫桑推入困境的现实纷扰，对我而言几乎不存在。我很少关注这些事情。耶路撒冷的萧条、无休无止的战争、过去认识的飞行员，这些事对我来说，并不比找到雕塑材料和关心展览的开放时间更重要。
“嗯，她其实称不上是保姆，他也不是宝宝，他已经两岁了。不过，没错，他很喜欢和她待在一块。”
我们笨拙地道别，不过我最后还是吻了他的脸颊，他捏着我的手，说他对于没能见到我的丈夫和儿子深表遗憾。他要出发去办自己的事，然后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
“看来我们是天生一对，是吗？保姆能把小宝宝照顾好吗？”
当然，伊赫桑一走，我就拆开了信封，里面装着一些摄于耶路撒冷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有几张信件和字条上竟有我自己稚气的笔迹。这不是最近写就的，而是许多年前的旧信。我看到信上的日期：1920年。大部分笔迹都难以辨认。纸上有我画的奇形怪状的图形、线圈和信手涂鸦，其中混杂着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法语、土耳其语，甚至还有俄语单词。我把它们翻过来。这些语言我真的都会说吗？纸上画着几只鸟，和一段名为《幸福青鸟》的法语电影简介。很多纸上写的都是密码，我这才想起自己当年在密码写作的学习上倾注了多少时间。能为秘密赋予相应的形式，并将它们锁藏在某个特定维度，这个想法令我振奋无比。一面放任隐蔽的思绪顺着黑色的墨水流淌而出，同时又将它们困在一个私密的空间，这是多么精巧的矛盾。
“如果你喜欢雨的话，我也想淋雨走。”
我站在酒店套间中间。伊赫桑走后，房间里静得出奇。我真应该开口问问他为什么神情如此悲伤，他接下来打算做什么。他应该留下来见见皮埃尔和斯奇普。又或者，我应该告诉他，我爱他。
“不，”他说，“不一样的。就像你这件雨衣下包裹的身躯也和别人不同。”他说。不再看天，转而看我。“你冷吗？”
一阵寒意笼罩着我。我冲出房门，想把他叫回来，好好聊一聊。我不会像刚才那样漫不经心，而会更努力地理解他想要传递给我的信息。可是，两面黄墙围出的走廊里空空荡荡，如往常一样，散发着一股刚蒸煮过的食物的味道。不知何处传来嗡嗡的响声。我没有认真听他说话。我没有敞开心扉地与他对谈。我的双耳通红、发烫，除此之外，整个身子都冷冰冰的。我坐回沙发里，真希望斯奇普在我身边。
他站在街上，双手高举向天空，可爱的脸蛋仰面朝天，他那来自耶路撒冷的吐息和耶路撒冷的头发被雨打湿，却拒绝撑伞。
手里的纸对我歌唱。我曾在这些信上，把听到的对话激昂地转述给我自己，把曾亲眼见证或暗中窥探到的情景一一记录，留作己用。老旧的纸页上，每一滴墨水渍和每一块涂涂抹抹都在我心中激起一丝失落或悔恨。最后，我将它们统统塞回信封，再也不想看了。我要把它们带到泰晤士河上，我要沿着巴特西桥边的堤岸斜坡逐级而下，走到泥泞的河床边，等到潮水退去，将这些纸撕成碎片，让苍鹭用它们填塞自己的鸟窝，让鱼鳝把它们当作啃咬的食物。
“我敢说，这儿的雨和别处也没什么不同。”
埃莉诺拉出现在我的睡梦里。我们在一起工作：这是一个宏大的项目，需要将我们拍摄的所有照片组合成一本巨大的家族相簿。这项工程需要整个团队相互配合，我们费了很长时间组装镜头，为相片配对。但是，我们的意见出现分歧，无法达成一致。我们在商量蒙太奇的剪辑时，需要做出选择——哪些画面需要保留，哪些片段应该删去。相簿上挂满照片，每一张照片都自成一段故事。然而，我的工作迟迟无法开始。我拉不住渐渐远离拍摄现场的埃莉诺拉。我们的工作台上，所有的照片顺序都被打乱了。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梦，因为我一直醒着。皮埃尔蹑手蹑脚地溜进房间，打开我的房门。你醒着吗？我假装熟睡，没有作答。我听见窗外传来黎明前鸟儿费解的歌声。你来得太早了。我说。你回来得太快了。
“伦敦的雨，”伊赫桑说，“和你描述的一样。”
“你饿吗？”伊赫桑问。四步之后，他又问了一遍相同的问题，我说没有，但其实早就饿了，都这个点了，哪个伦敦人不想吃点东西？每个人都疲惫不堪，为谋差事四处奔走。我还能靠皮埃尔家的补贴过活，但我认识的女孩，比如斯莱德学校里艺术家的模特，和酒馆里的流浪汉都仍旧饥肠辘辘，所以我也跟着他们一起挨饿。这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想，尽管世间大部分事物都有固定的状态与情感模式，这种现代思维不愿意以自我毁灭为代价与他者感同身受。我穿着皮埃尔那件口袋又长又深的军用雨衣，它在我身上显得过于宽大。
查令十字街、丹麦街、圣吉尔斯大街，当然，雨还在不停落下。“我的朋友，咱们走过去吧。”我注意到他是个害羞的人，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令我不安。伊赫桑本人和信中判若两人，他在信中的笔触温情脉脉：“我的可人儿(1)。每当耶路撒冷阴雨绵绵，我都想起你正身处伦敦……”
伦敦，193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