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街充斥着醉汉和大嗓门，一群男人相互推搡，嚷嚷要再来几杯。几个在门洞中挤眉弄眼的妓女觊觎着走在我两侧的男人，说来奇怪，他们似乎在保护我，于是，虽然她们比我年长十岁甚至二十岁，我仍瞪眼想把她们吓跑。天已全黑，但雨也停了。我差遣两个男人帮我买袋栗子，他们照做了。这时我明白，他们会对我言听计从。不过，当我们走到沙夫茨伯里大街时，我突然如梦初醒，因为我的体力已经消耗殆尽，整个人疲惫不堪。我已经很久没吃上一顿像样的饭了。我一意孤行来到伦敦，并坚决不与姑妈同住，父亲为此与我断绝了父女关系，但好在还能从母亲家里拿到一笔微薄的进项——一年一百五十英镑——所以那些栗子嚼来有如久旱逢甘露。在路灯的辉映中，我看见店铺橱窗上割裂的自己，不平整的玻璃让它变了形。我抓住其中一个男人的胳膊，以免昏厥过去。他们介绍了自己。皮埃尔。马库斯。言辞文雅。耳净目明。露齿微笑。
“麻烦在我脱光衣服被逮起来之前把我带走吧。”
“我不知道现在几点。”我说，“我叫普鲁登斯。”
那部电影是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房客：伦敦雾的故事》。银幕上，一个头戴黑帽、嘴上蒙着三角巾的男子来到伦敦的一扇门前。房东太太打开门，她身后的楼梯向上蜿蜒，仿佛通向天堂。我记得我身体发烫，皮肤如有火燎，眼睛盯着屏幕，手已经解开了连衣裙的上衣纽扣，又慌乱仓促地把剩下的扣子拧开。我弯下腰，解开鞋带搭扣。一瞬的平心静气宛如呷了一小口白兰地，但转眼欲望便膨胀起来。我卷下左脚长袜时，察觉到两个男人坐得离我很近：一个在我后面一排，另一个坐在与我同排的两个座位开外。我不以为意，又褪下右脚的长袜。没有什么能吓得倒我。我看他们长得还算俊俏，二十八岁上下，年轻气盛。就凭他们的尖鼻头和直挺的鼻梁，桀骜的眼神，矫饰的衣领，我将他们归入那一类人：想靠浮夸的做派和尖酸的俏皮话胜对方一筹。他们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我不敢妄言他们的下巴掉到了地上，不过也八九不离十。他们像被我催了眠，不得动弹，时间流转全听命于我的使唤。我转头对离我稍近的男人说：
“别担心，普鲁登斯。”金发男子说，“酒店里有钟，我们带你去。”
我穿过查令十字街，接着，皮埃尔说，他和他的朋友马库斯紧随我跑上来，我一不留神，差点被一辆飞驰的公交巴士撞倒。我钻到希腊街的赫丘利拱桥下，快步走到老康普顿街上，在那里，我往窄缝中伸出的手里塞了一便士，走下弥漫着尿骚味的陡峭台阶。一便士电影院。
直到坐骨发疼，我才终于从客房地板上站起来。皮埃尔和玛格丽特一起走了，我知道的仅限于此。我不知道他离开了多久。我走到他放在桌上的打字机前，拿起一张纸。
皮埃尔告诉我，他是在查令十字街的书店里第一次看到我。我正涨红脸摘掉一双羊皮手套，举止怪异，可我的心思不在他身上。我已经观察卖书的店员良久，他留着整洁的大胡子，烟斗上吐出烟圈。我欲火焚身，想脱个精光，身上的棉布和丝绸像一种酷刑。我只想从帽子、手套、围巾和大衣中寻求解脱。书店里，我的两颊发烫。我知道现在必须马上从书店门口离开，可刚好碰上一个女人走进来。我莽撞地从她身边挤过，走入恼人的伦敦细雨中，不过，它浇灭了我皮肤上的焰气，这令我心存感激。
生灵万物，谁又品尝过xxxxx婚姻桎梏的孤独
我回到屋里。通向走廊的门上了锁。当然，我可以大叫，砸门，等人解救我。我坐在地板上，背靠着阳台门的下窗格，手掌按进毛茸茸的红地毯，脚趾伸平，呼吸乱了节拍。我躺下来，头枕在地毯上。我就这么躺着。
钥匙插入后门锁眼，最后一场冒险，连房间都无言
我立刻坐起身来。一只鸽子振翅落到阳台上，凌乱的灰色羽毛在一潭雨水中拖曳。一条腿上，本应是脚蹼的地方，有一道可怕的伤疤。它垂头在水塘中饮水时，不得不一蹦一跳地勉强维持平衡。又一阵关门声，走廊尽头的门也上了锁。某种力量推动我走到窗边，打开了阳台的门。起码这扇门没有上锁，我俯视街道。皮埃尔谎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拒不接受家仆，但由于他无法摆脱错综的政治关系网——我们这个黄金时代常见的迷惘与矛盾——同意把一名叫巴恩斯的司机和他的那辆别克车留下。巴恩斯打开车门恭候一旁，皮埃尔大步流星地穿过马路，走到车子跟前。我一手搭在阳台栏杆上，观察他们。皮埃尔凑近巴恩斯，和他交谈几句后，转过身挥了挥手。只见玛格丽特拿着暖手筒快步走来，她一定已经等候多时。他们一起钻进汽车后座。
握住那趾头与脚踝xxxxxxxxxx
接着，他把我带上了床。像是要关上一扇心门，这次做爱与以往大不相同。平时，我们的性爱是一场灾难，今天却格外温柔和细致。通常，我们会滚下床，撞到鼻子，喷嚏打在对方脸上，如果喝醉了，则很可能在做爱中途就昏睡过去。他意图与我四目相交，十指相扣。这举动令我反胃，所以等他发泄完，我立马翻了个身，半途而废的性爱引发的空虚侵蚀身心。他把我当作一个睡午觉的孩子，踮脚在房间里走动，他以为我睡着了。门咔嗒一声扣上。他的脚步一声、两声遁入走廊，再也听不见了。
但别让xxxxxxxx醒来
“你干你的，我干我的，这样更好。你知道的。有你在我没法做事，太容易让人分心了。我会在那儿……待上两天，吃的都已经拿过去了。”他指指办公桌，它已变成我们随手存放饮料的储物柜。上面有三只网兜，我看见里面装着橘子、蛋糕、酸面包和果酱。一大清早，我还在梦里，他就已经出门采购，没让商家包好送到家，而是亲自拎了回来。
我将这张写着拙劣的诗作的纸揉成一团，脱光衣服，放了一缸洗澡水。我坐在冰凉的池水中打着哆嗦，一身鸡皮疙瘩，心跳减弱，直到心里的什么东西驱使我逃离浴缸。
“你真的不需要我过去陪你一起工作？”
我从客房逃出去，顺着窗台爬到隔壁阳台，恳请屋里满脸错愕的女人让我借她的门出去。她像鱼一样张大了嘴，但还是给我放了行。从浴缸出来后，我全身湿透。走廊的厚地毯上留下一连串湿脚印。我没有搭电梯，从走廊尽头的楼梯爬下楼。一段副歌在我脑内循环不止：上楼，下楼，去我女主人的房间。我该去向何方？我该去向何方？(3)一名酒店工作人员，一个门房，也可能只是个服务员或炊事员，诧异地朝我走来。
“我要去工作室了。”他重复一遍，好像这是对我的奖赏。
“你不可以到这里来，女士。”他说话有口音，眼神无处安放。
他口中的工作是一种威慑。这几天，他一直向我介绍他那家底楼新开的工作室，四扇落地窗正对小兔蹦跳的花园。“你会喜欢那儿的。”他嘴上这么说，却一次也没邀我参观过。
“你是哪里人？”我问他。
“我们现在这么安排。”皮埃尔整装待发，在客房里兜圈子，直挺挺的脖子活像一名军长。我常觉得他与其当艺术家，还不如去当兵。“我要去工作室，而你留下来工作。”
“意大利人。”
我走到壁炉跟前，两只手都放在炉台上。起初，那种成为瞩目的焦点，被他关注的感觉妙不可言。我觉得自己被沐浴与包裹，如同被人塞到床上，从肩头到脚趾都被暖烘烘地盖住，有人端详我、理解我、注视我。但现在，我厌倦了他的指手画脚。我抬头望着宽大的拱顶，回忆起小时候在耶路撒冷时，最大的梦想莫过于乘上一架飞机，飞越空空荡荡的楼宇，从空中俯瞰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能够俯瞰世界的人是自由的。
“啊。”
他最近唯一没有从我这里取材的原创作品，仍旧是一幅我的肖像，虽然这不是一幅彻底的现实主义绘画。我站在布卢姆斯伯里广场的一辆自行车旁，穿蓝色长裙，低头看地。画面的表达充满遮掩与怀疑，好像我将自己的道德品行一一陈列，等鸟儿分拣。我背后有一个人影，一身黑衣靠在花园的栏杆上，他的存在对我显然是一种恐吓与威胁。我将这个跟踪我的扭曲的怪人想象成皮埃尔，他将自己纳入了作品。
我一把推开他，走上大街。
他不断掠夺，掠夺得一干二净，仿佛它们能填满他内心的缺口。
“女士！”门房呐喊。
父亲皮埃尔走到我身后，我被他吓了一跳，把纸揉成一团丢在一旁。“老天爷啊，我不是让你写这种东西。”他又递给我一张白纸，“给我讲个故事。”他对这些故事的需求甚至比酒精更强烈。他用刀挖出我脑中的一部分想法。假如我对他讲述一个梦，他会将这场梦境付诸笔上。假如我两眼放空、随性涂鸦，他会将写字板从我手中夺走。几小时，甚至几天后，他回来，向我展示自己最新的绘画成果，这些画却总以我的创作为蓝本。他抢走我的笔记本，变成他自己的囊中之物。我拒不看他，但还是顺从地画了。我画了一个鸟羽蛇形的生物，羽毛如攀卷的漩涡，我按他的吩咐，不去思考，任由图画自己从笔尖流散，线圈和利角、词句和划痕跃然纸上。我画画时，他消失了，城市消失了，大海、船只和天空都消失了，我进入到内在的寂止中，不安的感觉沉寂、隐匿，心绪复归平衡。
下雨了，拉塞尔广场上，矗立着一排排乔治式老房子，一辆出租车从滴水的宽敞门口飞驰而过，溅起水花。我站在路缘上。人们把我团团围住。女士。女士。巴恩斯已经回来了，正靠在车上抽烟。他把烟丢在人行道上，疾步奔向我。他把自己的外套脱掉罩在我身上，赶走了门房和聚集在拉塞尔酒店台阶上惊骇而又震怒的男男女女。我的裸体把他们吓得不轻。我能感觉到巴恩斯一只手放在我背上，把我推进别克车的后座。坐在皮椅上的我瑟缩在他的外套里，感激地打着哆嗦。
最最亲爱的父亲
巴恩斯在驾驶座里从后视镜用惊讶而尽职的眼神看着我，等我发话。
父亲
“你能带我去兜兜风吗，巴恩斯？”
亲爱的父亲
“米勒太太，您想去哪儿？”
他一放手，空气瞬间流回我的身体，我恼怒地把他从身上推开，跳下床，走到窗口，抹掉眼里的一滴泪，假装揉眼睛来掩饰哭泣。我在房里走动，他的言语像一条蛇在我背后纠缠不清。我明白，赫伯特·瑞德是个文人，同时也有艺术家的气质。镜中的我看起来饱受摧残，宛如一个心碎的新娘。我脱下晚礼服，利索地换上一条朴素的绿裙子。哪怕不看他，不听他说话，也丝毫无法减轻遍布全身的紧张。想要惩罚他的愿望扑了个空，因为他根本没在看我。我靠在“驴子”上，拿起铅笔。
“我也不知道。”
他的声音甜腻得令人作呕。“我只是想知道从你漂亮的小脑袋瓜里会冒出些什么想法。画画，写字，都可以。”
他恭顺地稍等片刻，问道：“您想回房休息吗？”
我没有理他，转了个身。伦敦。皮埃尔。我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由他主持重新规划的城市遍布天下，可他唯独没在伦敦生活过，这里没有人认识他。皮埃尔跨坐在我的背上，用手揪起我的头发，我不自觉地张开了嘴，发出一声自以为性感的喘息，可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已经把我的脸深深按进枕头里。眼睑里划过无数道亮光，我抬高脊梁想将他顶开，可他的手却纹丝不动。
“不，完全不想。”巴恩斯点点头。“说真的，巴恩斯，亲爱的，求求你随便开去哪儿都好。这不重要。”
她前脚刚走，皮埃尔就指了指“驴子”。“赶紧来画画，快点起床。”他一拳打在床上，“起来，起来。”
“您是想进城，还是想让我沿河开？”
接着便是意料之中的转变。他们在对待我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不再视我为儿戏，也不再把我看作一只奇装异服的迷途羔羊。我的衣服难免让女人们揣测：她是不是故意把帽子戴成那样？他们和我说话时变得小心翼翼，好像我很难相处，有颗易碎的玻璃心。仿佛我刚从游轮上结束漫长的航海之旅，染上了无明显症状的不治之症。他们大抵将我视作皮埃尔的私人财产。他没和我商量就默认宣称了对我的主权，我搬进他的床。他的父亲，一个伯爵还是别的什么的男人负责为一切买单。他把除我以外的其他人全部赶走。一个不留。滚，滚，滚，我要把你们这群乞丐、小偷和艺术家统统赶走，给我们留个清静。此后没过多久，我们在醉意朦胧中步入了婚姻殿堂：贿赂了哈克尼的一名官员来为我们证婚。皮埃尔往他手里硬塞进一捆钞票，这个人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玛格丽特一直在那儿，闪着光，步态如滑冰。她拿起娃娃端详一番，把它放回床边，又看了我一眼，她那眼神真像一条温顺的狗。低着头，你让她坐下，她就坐下，你让她跑她就跑。我倒是蛮想看她龇出牙花。
“沿河兜风听起来很不错。”我心怀谢意，却又很内疚——这种感觉前所未有——因为皮埃尔总害他为我们等候。
“这说明你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我的想象中。又或许意味着，我们的相遇是命中注定。”
他开着车。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默不作声。他的外套裹在身上有些扎人，我向前俯身。
“这说明什么？”
“今天早上、昨天或者别的什么时候，你载过米勒先生没有？”
“这些是我五年前的画。”
他警觉起来。“载过，女士。”
“它们长得很像我。”
“去了哪儿？”
“我想给你看些东西。”他边说边打开本子。里面有一些绘画作品，或称之为涂鸦更为恰当，画得都差不多：拉长的头、眼珠、脸皮、拧巴的身体。画上是形形色色的布娃娃。有些娃娃的头被拉长，另一些脖子扭曲。它们都有一张相似的面孔，两只大眼睛分得很开。
“皮姆利科的一个地方，女士。”
她朝僵在床上的我看过来，床尾放着我的旧娃娃露露，她的眼神让我觉得自己更像他们的孩子。“父母”彼此交换了一个颇有深意的眼神，但我不知道意义何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只娃娃会出现在那里，我已经很久没见到过它了，一定是皮埃尔把它从我的大衣箱里取走了。我被皮埃尔初次引荐给朋友的那个夜晚，他拉着我穿过切尔西公寓人头攒动的房间，走到清静的角落，以便和我私下交流。
“皮姆利科？玛格丽特的……我是说，阿尔瓦太太家？”
“我可不觉得喝茶是个好主意，你觉得呢？”玛格丽特发出一阵狗吠一样刺耳的大笑，把手搭在颈上银质的护身符上。我看不清形状，只看到它在闪光。“他会带我们去萨伏伊。周五九点。”
巴恩斯的耳朵倏然涨得通红，想借咳嗽来掩饰一声痛苦的呻吟。
“赫伯特·瑞德是无价之宝。”他说，轻轻拍手。“他在艺术界只手遮天。要来杯茶吗，亲爱的？我们的时间有点过糊涂了，我猜现在十一点多了吧？”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想确认时间，却忘了在我们乔迁至此的第一天，他就把所有钟表砸得稀烂。
“非常抱歉。”我说，“我不会再问了。请原谅我。”
“真的吗？玛格丽特。真了不起啊，你是怎么抓住这个良机的？”现在，他对她热络起来，手指着壁炉的方向。尽管家境优渥，可皮埃尔俭省的天性驱使他在壁炉上自己搭了一套茶炊装置，女侍者和客房服务人员至今仍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沉默良久，我们弯弯绕绕地驶向河堤。河对岸的房子令人心神愉悦，雨水的泛光似乎为它们覆上一层银色的锡箔。泰晤士河畔的公路上，川流不息的马车、轿车和小巴让我们不得不减速慢行。水面上千帆驶过。一艘大货船如同冰山一般缓缓行进，后方的驳船险些要被装煤的货仓压沉。一辆汽船也加入了它们，穿梭在大船之间的是几艘玩具似的小渔船和帆船。我们驶过伦敦大桥。
穿上裤子的皮埃尔正在系纽扣，他转过身，像要努力甩开让他心绪不振的一身浑浊酒气。
别克车头正对码头的驳船区，那里不常见到头戴常礼帽的“城里人”。我们一直开到三浮标码头，前方已无路可走。巴恩斯停车，熄火。我打开车门，河面的空气流通进来，那是大海的气息，不染城市烟火。我把鸬鹚指给巴恩斯看，它们把翅膀吊在半空，像吸血鬼晾干斗篷。随后，我问他能否将我送回拉塞尔酒店，并替我对丈夫保密，他一一允诺。
然而，皮埃尔从酒店的流言蜚语中知道了一切。现在，我已经好几天被关在房间里，以前他拿走我的画作和随笔时也像这样把我锁在屋里。但这一次，他进门时都会端来新鲜水果，敲敲我的头，让我好好睡觉，别担心，别紧张，别有压力。玛格丽特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医生，是叫里奇韦还是雷德韦？他的脸很窄，像只松鼠。有冲动的时候，不要马上行动。想象你正在做这件事，在脑海中细细地、慢慢地想，控制这个过程，冲动会自然消失。
“玛格丽特女士，您究竟有何贵干？”皮埃尔扭头喊道。玛格丽特纹丝不动地站在壁炉前，仿佛只有半个人和我们共处一室，另一半则在外逍遥。有一夜，我和她一起喝杜松子酒时，她告诉我皮埃尔在战时遭遇过极其可怕的黑暗时期，那段经历对他的精神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在他的脑袋里烧穿了一个洞，这是她的原话。用一根点着的香烟。那一晚，她抓住我的手用拇指揉搓，告诫我切勿让他操纵我的生活。我不以为然，不管她怎么用力搓我的手，对我使奇怪的眼色。不顾她的忠告，我主动选择让他干涉我的人生。
我问他：“你说什么冲动？”
“请先别进来。”皮埃尔佯装惊恐地呐喊，抓紧时间顺着地板爬到房间那头的更衣室里。我衣不蔽体地在床上坐起来，试图想起我穿的这条裙子毁得或脏得有多厉害。皮埃尔行动迟缓，他纤长的躯干线条甚是好看，他也享受自己的肌肤沐浴在他人的注视之下。玛格丽特盯着皮埃尔，捏着烟的手不自觉地垂了下来。她的双唇微启，厚颜无耻地看着他，我心中升起一个问号：他们是不是睡过？答案不言自明：他们肯定睡过。
“在公共场合暴露身体。你脱衣服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玛格丽特穿着一双颜色靓丽的长丝袜，裙子上松松垮垮地系着一根腰带，垂坠的裙摆颇具古希腊的造型风格，身上披着一条宝蓝色吉卜赛披肩，她把门外的气味一并带进了屋。我到这儿来已经有些时日了。不知是几周还是几个世纪。有人替我们端来餐点。窗外天气变幻无常。她的到来没有为房间注入清新的空气，而只是另一种窒闷的浊气。玛格丽特看了我一眼，立刻移开了目光。
“比我穿着它们更有安全感。”
“哟——嚯。”传来一阵敲门声，是玛格丽特。她没等我们应声就自顾自地走了进来，这很符合她一贯的作风。皮埃尔像一只温驯的雄鹿从我身上跳下来，他转头前，我发现他脸上挂着讽刺的笑容。他在盛满干枯的圣诞菊的花瓶边上掐灭了烟。我把被单拉起来裹在身上。
医生走后，他们坐在我床边，谈论一场他们打算为我和皮埃尔的作品策划的小型展览。一名希腊的艺术买手有意向购入我的几幅摄影作品。
“我没有灵感。”我越是在他身下折腾，他的重量就越发倾覆在我身上。发光的烟头降到我们之间，烟灰落在我的唇上。
“哪几张照片？”
“你昨天没画画。一幅新作品也没给我。”他长长地吸了一口烟，把脸凑到我的面前。
“那几张蒙了灰的，”皮埃尔说，“还记得吗？”
“走开，皮埃尔，快点。我要窒息了。”我猛踢他的膝盖。他不停摇头，松弛的嘴唇湿漉漉的。我没有在开玩笑。
说得好像我是一个失忆的老太婆。他是指一系列倾斜摄影的特写镜头，我拍摄了一组蒙尘的玻璃片，为它们取名为《机上印象》，照片中的漩涡、直线和抽象图形的视觉呈现的确与航拍图像近似。我把玻璃盘放在床下积灰，在巴黎时，我也做过类似的实验。是罗斯·瑟拉薇(4)，他们说，好像我必须得为此激动一番。
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抵住我胸廓的膝盖夹得更紧了。我又看见了最近出现在他脸上的那种表情，他盯着我，却又看不见我。他看见的是什么？一具物理实体，像是一只任人蹂躏的布娃娃，你拽断它的腿，就把它弃之一旁。
他们又把另一个人带了进来：赫伯特·瑞德先生。
“从我身上下去。你醉了。”
“我们不是本来应该在萨伏伊见的吗？”我问。
我在皮埃尔膝盖的压迫下扭来扭去，指甲掐进他的皮肤里。我受够了这种游戏。他的言辞常常有失妥当，不仅打算自我毁灭，还永远把别人一起拉下水——蒙昧如我，都把这一点看得清清楚楚——但同时又不失雄壮和激越，能把庸俗的想法转变为高度集中的命令，坚持让所有人在他设想的轨道上行进。他是一个专横的暴君。
“无妨。”
在皮埃尔的一手安排下，按他们的说法，我进入了上流的艺术圈。我的捉摸不定为他们带去了诸多乐趣。我了解国外殖民地的生活礼俗——从仆从、司机、厨师、园丁，到当地人和统治者——但在伦敦，我不理解他们的行事准则，人们把我有失检点的言行误视作离经叛道，我常带给他们惊喜。
“我气色很差。”
我这才发现，他喝醉了。窗外的楼宇呈现出伦敦独有的灰暗，这梦幻的色彩正是韦斯特堡牡蛎壳里的颜色。昨晚，我们去听了一场雕塑家吉尔的讲座。讲座冗长，催人入睡，介绍了如何直接在石头上进行凿刻。不要精雕细琢，假如你的材料是块沉重的大理石，他说，你的思想和情感也会随之沉重。如果是块轻质的石头，你也会变得轻盈。我眼角的余光瞟见烟头的火光，像一块红炭，一只蛇眼。每当有空气吸入，烟头便灼亮一回。它逐渐向我逼近。
“别管这些了。”
让他心情好转的唯一办法就是我在床上搔首弄姿。我换了个姿势，露出起伏的身体曲线，回头望着他。我本以为他会走过来抚摸我的背，但没想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就猛地跳到我身上，膝盖紧紧夹住我两边的胸脯。他身上的毛发很稀疏，嘴里叼着一支西班牙香烟。
他希望我对那张快照做出阐释。现成品和任意性。这是他们想要的。快照。那段淡忘已久的记忆，我的柯达依斯特曼相机（它后来去哪儿了？）和地上的鸟。埃莉诺拉手臂上的斑点，遥不可及的埃莉诺拉永远是我旅途中一道无解的谜题。虽没告诉他们，但我从床上感觉到窗帘边上有动静。那里一定躲了某个隐藏气息的生物。
我的名字是普鲁登斯·米勒。
“她到底在哪儿被你给发现了？”赫伯特·瑞德先生问。他摘下了帽子，把它摇摇晃晃地搁在桌子的边缘，我担心它随时会掉在地上。
我的名字是普鲁登斯·阿什顿。不，不是这个。
“让普鲁登斯给你讲讲吧。”
我合上眼。他在我进入梦乡时叫醒了我。他正不耐烦地敲着桌子，催促我起床开工。他铺好薄薄的蓝色酒店信纸，把一盒削好的铅笔放在地上。他想要为我创造完美的创作环境，用他的话说就是，制造绝对恰当的条件。他为我布置任务，这些小练习旨在打开我头脑中的空间，随后在图板上，为他，输出内容。婚前，这种训练起初以游戏的方式展开。用左手画画，在起床前随便写点东西，无须细想，看看能写出些什么。这就是艺术！亲爱的普鲁！艺术。但现在他布置房间时已不会再看我。他全心投入在自己手头的活上，把厚重的大窗帘拆回轻便的小条。每当这时，他的右眼角都会微微抽动。
我摇头。这是一位位高权重的艺术经理人，为艺术家创造财富，他正在我床前盯着我，这让我紧张。我听皮埃尔把苏豪区看电影《房客》那晚的事讲给他听。他们围坐在我身边，为我的健康与未来干杯。我躺在床上装睡，直到真的沉沉睡去。
被他称作“驴子”的是一条窄木长椅，倾斜的椅背好让写生的学生们倚在上面。皮埃尔和他的朋友们从圣约翰伍德的写生课上把这把椅子偷了出来，那节课上有很多史雷德艺术学院的学生。我当时年纪太小，只有十八，因此未被史雷德录取，但皮埃尔偷偷把我带进课堂。他们口中的唐克斯教授两次请我上台当模特，我每次都拒绝。这样很好。皮埃尔说。保持冷漠能增加你的神秘感。
“‘驴子’放在这儿正合适，普鲁。你得离窗近点。你工作时需要光线。”
我的躯体纤薄，昨晚沾了红酒和其他污渍的晚礼服还没换掉。我觉得全身上下像人造皮革那般光滑，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我的身子像塑形的黏土一样被人肆意滚动，被亲咬的嘴唇好似食物，我的双手被紧紧攥住，直到包裹在外的皮肤变得惨白。我躺倒在辽阔的四柱大床上，身侧是客房的高窗，仿佛一艘船的舷窗可供向外观赏。我琢磨着下一步即将展开的伟大宏图。空空的肚子让我压力倍增，越发觉得事不宜迟：伦敦！开始吧！不过，要怎么开始呢？要开始做什么呢？皮埃尔大费周章地把家具拖过厚地毯，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的新婚丈夫如新生儿一样赤裸，阳具绵软地缩成一个小团。他一只手搭在窗框上俯视伦敦，仿佛坐拥全城的巨人，桥梁、卵石，泰晤士河上从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驶来的行船皆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告诉我，广场上的男人正在为法国梧桐的树枝张灯挂彩，欢庆将至的圣诞。
伦敦，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