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他妈就是个无耻的叛徒。你不配当英国人。”
他回来的时候，威利不看洛夫蒂，用学生时期掌握的简单德语详细阐述了每张照片的情报信息，甚至比埃施维格需要的还多。德国人再次离开房间时，爱尔兰人终于忍不住破口大骂：
威利什么也没说。埃施维格再次进到房间里。
低垂着头、翻着白眼的洛夫蒂突然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威利。一阵咳嗽。莫非他听得懂德语？他的蓝眼睛血丝密布，眼窝凹陷。埃施维格悠然地在房间里绕了一圈，然后打开门，和门外一名警官用德语快速交谈了几句。
“谢谢你。”他说，他们被一并送回疗养院。威利发现，埃施维格并没有因他坦白一切而心怀感激，反而将他视为一个懦夫。他是个懦夫。回到各自的床位，威利不敢直视洛夫蒂，他只是一心注视着天花板，想象身上开裂的伤疤。
“是的。”威利用德语回答，“据谍报人员说，一艘德国潜艇正在部署鱼雷，准备对我们进行炮火打击。至少我在执行侦察任务前被告知的是这份计划。”
然而，他错怪了埃施维格。后者频繁地过来探望他，坐在床边陪他聊天。有好几天，他们曾一同品尝上好的咖啡。他换了新的绷带，伤口也得到清洗，他坐上轮椅，被人推进希腊的烈日骄阳。洛夫蒂几天前就被转移去了别的地方，威利不清楚他去了哪里，瞎眼男孩也不见踪影。
埃施维格用德语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告诉我你们拍摄这些照片的用途，我就把你放走。如果你愿意，你的战友也能获释。他边说，边把照片由上至下重新排成几列，这里五张、那里五张。卡瓦拉。威利把一张照片拉到自己面前，它是错综的壕沟和防空洞组成的一幅景象。照片影像将饱受摧残的大地，和无论敌友都同样承受着深痛苦难的现代世界，变成了什么模样？它们变得好像远古时期的土垒工事，和农耕开垦的层层地表，像是一系列象形文字，和小男孩百无聊赖地用墨水和圆规创作的图腾。
他坐着轮椅，和埃施维格一道被装进一台保加利亚卡车的后车厢，一路开往湖区。由于在疗养院被关了太久，宽阔水面上的粼粼波光都会刺伤他的眼睛。他看见成群的蚊子飞舞在湖面上，希腊的微风令人忘忧。
两个男人都缄默不语。埃施维格稍微调整了座椅的方向，背对洛夫蒂，面朝威利。他点上一支烟，不紧不慢地抽。大家沉默了几分钟。
“我们可以追踪到它们。”埃施维格说。
“英军打算进攻卡瓦拉吗？”
“什么？”威利被他搞糊涂了。追踪德国人？英国人？爱尔兰人？还是保加利亚人？
他们替威利冲印出的底片是一组卡瓦拉港周边地区的航拍照片，它们按照某种规则在桌上铺开。
“鹈鹕。唉，我在说什么傻话？你还不能动呢。我觉得我们还是默默观察就好。”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威利说。他看着洛夫蒂——洛夫蒂真的神志清醒吗？没错，他记得萨洛尼卡，可他的眼球却向上翻起，只见眼白，不见眼珠。埃施维格单独走进房间，点头微笑，关上了门。他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感谢，说得好像他们有得选一样。
他们坐在一间小帐篷里，随行的还有几名士官。湖畔礁岸上，灰色的小螃蟹在石块间横行。威利一直等着埃施维格抛出那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为什么背弃家国，对我泄露军情？然而，除了威利的扪心自问，这个问题再没被人提及。究竟是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若不告密，就只剩下死路一条。没有别的出路，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忠于英皇和祖国的代价，无疑是一封自杀前的遗书。在蚊虫密布的水边，他想，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曾想一刀割断自己雪白的皮肤。那段黑暗的回忆和埃莉诺拉有关，一天早上，她的父亲拽着威利的手肘把他拖进走廊。“你配不上她。”比起被人当面羞辱，叛国又算得上什么？他只觉羞愧难当。他后悔把事情搞砸，说了很多轻浮的话，却因为战争失去了她，想到他永远无法满足她，又一阵空洞的绝望摄住了他。世界上与此无关的事都变得无足轻重。鹈鹕飞来，像是一场表演。两个男人望着它们白色的肚皮笨拙地落在水面上，展翅时却蔚为壮观。当晚，威利被运送到竖着铁刺网的鸟笼带边界，他们连同他的背包、日志、相机和刚换了新绷带的身子一起，把他扔回了英军占区。他们收缴了大部分照片，却给他留下二十张。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他怎么会把这件事忘了？不，他没有忘。事情结束后，他一路从走廊跑到萨洛尼卡的大街上，有一瞬间，他感受到内心里强烈的道德谴责，但很快就替自己找到开脱，像一根自我修正的指针，推着他停滞的人生继续向前。我没有伤害她，我只是恰好在那儿。这件事没有预谋，这不是我的天性。他当时就是这样劝慰自己，封存了这段记忆。
威利把情况如实向上级汇报，当然，他声称自己受到胁迫。他们恐吓他，拿蜡烛头烫睫毛，把烟头捻在脸上。他没提到那片湖，自然也没有提起鹈鹕。
现在该他上了。他没有问她叫什么，身体很快起了强烈的反应。在他身下，她显得越发娇小，仿佛一具小鸟的空壳，两道黑眼圈浮现在棕色眼睛下方。他进入她时，她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和其他男人进入她时一样。他的动作粗暴，结束得很快。
“我能坐在这儿吗？”
威利吐出的烟雾在他身边萦绕，蒸散。又是一段回忆：酩酊大醉的夜里，几名士兵，其中一定有洛夫蒂，在萨洛尼卡白塔旁的一家妓院里寻欢作乐。黏稠的松香酒。在这里，没有银子解决不了的问题。一杯茶的钱可以换一个孩子，掉一把头发，流几滴血，女人就到手了。我们这儿还提供死人尸体，如果你有那方面的“性趣”。有一个女孩儿，威利不知道她是希腊人、土耳其人还是塞尔维亚人，她径直向他们走来，黑头发、大眼睛。她年纪很轻，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时，先看看威利，再看看洛夫蒂。威利喝得烂醉，世界在他面前凝固，积灰的硬地板对他敞开怀抱。他走不动路，被洛夫蒂和另一个男人拖进了一间房间。布祖基琴的奏鸣越来越轻。小房间里放着一张窄床，一把椅子靠在墙边，圣母像歪歪斜斜地挂在墙上。那幅画面他至今都记得。哦，玛利亚。至高无上的圣母玛利亚。一个孩子正坐在床上，盯着地板。他觉得她的年纪大概在十岁左右（但他知道她其实不到十岁）。洛夫蒂第一个与她交欢。威利只顾着把头靠在墙上休息。然后换了第二个人——好像是麦基？他们等他呕吐完，把他也拉了过来，他在墙边把松香酒全吐了出来，腐臭的秽物洒成一幅英国岛图。
威利从眼前的酒店信纸上抬头看。绘图铅笔已将整首里尔克的诗誊写完毕，隐约形似埃莉诺拉脖颈的山鹑也已大致成型，一对鹈鹕的翅膀初具雏形。挡在他的桌子和吧台之间的，是一个如白杨树一般弯下腰来的英国男子。在酒精的刺激下，威利的胃挛缩得厉害。早知如此，真应该把威士忌带回房喝。
“不记得了吗？白塔旁的少女？”
“请便。”他没精打采地咕哝着。威利瞟了一眼，发现此人的下颌轮廓十分眼熟。“我记得你的脸，不过你还得再多给我些提示。”
威利转向他，洛夫蒂的眼神现清醒了不少。
“蓝星学院。”
“什么？”
“哦，对。”是的，他的确认识他，或者说曾经认识。“你是维克尔？维克尔斯？”
“还记得那个叫安娜的女孩吗？”
“维克洛。我姓奥古斯都。”
“不管他们问什么，一个字都别说。”洛夫蒂突然提高了音量。这是威利到这里以来第一次听到他大声说话。房间里的气味让威利想起下雨天，想起把人禁锢在家的恶劣天气。虽然，这间房间里没有天气变幻。
“抱歉，打仗的时候给打坏了脑子。”
虽然爱尔兰人的身上看不到什么明显的重伤，但他的眼神却有些异样，其中一只的眼角总渗出一行清泪。他也不把脸上的泪水抹干，只是不停呢喃：“敲碎它的颅骨，就会有血流出来。人死的时候，会释放出一股气体，并且伴随一阵战栗，每次颤抖都略有不同。不，不是颤抖，比那更轻柔，是体内的脉搏，阳光太刺眼了。每次都有东西注射进血液，像是那次在霍尔本注射的吗啡，还能坐在小小的膝盖上……”
维克洛在对面的椅子上就座，威利试图回想与他相关的事。每每遇上系着他母校领带的成年人，他总会觉得异常乏味。他总会在第一时间想起南唐斯山坡上那栋古老的哥特建筑，和它直刺云端的飞花扶壁。熟悉的味道回来了：葡萄干布丁、凉茶、精心修剪的草坪。与气味一并苏醒的还有童年的恐惧：一阵无可抑制，也无计可消的饥馑。
他们两人被单独留在房间。
维克洛向西奥多点了一杯金酒和一杯苦啤。从他锃亮的鞋尖和体面的衣着来看，他显然比威利赚得多，再不济，也是从战争中胜利归来的一名战士，很可能还是一名战斗英雄，当然是他自己负责的航行。
威利的身体终于能活动了，尽管伴随着疼痛，紫黑的阴云常在他视线中涌起，这云是在他的眼里，还是贴着他的眼皮？又或者是漂浮在他眼前，停在半空里？他在老护士的搀扶下下床走路。他被领到一间房间，房间是空的，只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没有窗户。这是一间疗养院深处的房间，面前的桌上，他看见自己侦查时拍的照片排成四排。他们把底片洗出来了。门再次打开，洛夫蒂一瘸一拐地被带进房间。一名年轻的保加利亚军官给他们递烟，待遇真不坏。
“你和老婆一起住在这儿吗，还是一个人来的？”威利问。
埃施维格和洛夫蒂说过话吗？威利记不清了。不过洛夫蒂总是仰躺在那儿，呼噜打得震天响，时不时喃喃自语，但从没和威利说过一句。
“当然是自己一个人飞。”
他又点了一支威士忌。鹈鹕。
威利在椅子上坐立难安，两条腿一会儿翘起来，一会儿放下。这个地方总让人不自在，不像在开罗，走到哪儿都舒服。
埃施维格翻看了后半本日志上的绘画——威士忌顺着喉咙滑过，舞女在舞伴身旁扭动蛇一般的腰肢，威利慢慢恢复了记忆——他们聊起了鸟，聊起了鹈鹕。你知道吗，卡洛霍利湖边有鹈鹕，是达尔马提亚鹈鹕。
“你来这儿做什么？”
“你的整个包都安然无恙，香烟、相机，还有记事本，是在离飞机不远的地方找到的。”
“田野调查。”维克洛的回答神秘莫测。
“它幸存下来了？”
“你住在法斯特酒店吗？”
他们聊了十五分钟，聊的是什么，威利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用德语聊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可能是关于鸟的。哦，确实如此。埃施维格的膝上放着威利的日志。
维克洛没有回答，威利偷偷看了看表。时近午夜，维克洛相当热络地谈起还没脱离军事管制的耶路撒冷生活。你和刚上任的英国古迹监察官麦凯上校见过面吗？无疑，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来见你。路易·波尔斯少将也在这儿，你会收到他的信。威利别无选择，只能认命陪他闲聊下去。他们冷淡地悉数过去的老相识，特别提到了老水手农场工棚里的那个怪胎，哈罗德·皮菲德，他还在研发更多结构复杂的飞行器，往那些四不像的大鸟身上插翅膀。也正是这个皮菲德拼出了朗普特，一台由铁丝、布料和木棍拼装而成的奇巧装置。威利曾经请求皮菲德收他为徒。
“我不知道。”威利看着他，用德语重复了一遍，“我不知道。”
“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会当上飞行员了。”维克洛说，“之后你去了萨洛尼卡、开罗？”
“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吗？”埃施维格用英语问他。
“没错。”
护士静静地拆掉威利胸前的绷带，她的手指落在他身上，如同灼烧的雨点。在他被噩梦折磨得痛不欲生的夜晚，也是她端来一杯水照看他。日子一天天流逝，时间概念模糊得难以计算，而当他终于清醒时，发现埃施维格就坐在他身旁。
“斯洛尼姆斯基先生要开始演奏了。”手风琴家看着维克洛，后者朝他点头示意，他开始拉琴。风扇在转，枝形吊灯淌着水晶制成的泪，变幻无常的烛火时明时灭。这间酒吧里是否暗藏危机？紧绷的弦是否已悬在头顶？昏暗的灯光下，桌边事物的形态都模糊不明，分不清是椅子的靠背，还是男人一闪即逝的背影，一只手里可能握着任何东西：一把手枪、一片面包，或是不称心意的礼物。柔情似水的音乐搅得人意乱情迷。威利又喝空了一支酒杯。这该是今晚的最后一杯。
埃施维格——每个人都对他有所耳闻。他是个传奇人物，连英军都为他精彩的滑翔飞行和螺旋俯冲深深折服。在他的操作下，座驾仿佛化作一片飞舞的叶子，能在几近着陆时突然改变航线。威利没来之前，他曾列举了他心目中七次飞行史上的辉煌胜利，其中包括空军上尉英厄姆和麦克斯韦的几次飞行。每逢午后，他都会来疗养院看望他们。他为人和蔼，彬彬有礼。洛夫蒂总是不言不语，连基本的招呼都不予回应。那个独眼男孩儿的另一只眼也在逐渐失去视力，他开始语无伦次，与母亲对话，呼唤心爱的女孩。
他突然发现，维克洛对于自己出入耶路撒冷的缘由只是一笔带过。他看到这位老校友正摸着胡子，时不时朝乐队瞧上一眼。威利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抽出几张从埃莉诺拉暗室里拿来的照片。
“我们这儿从不缺英国来客。”一个非保加利亚籍的男子说话带有轻微的德国口音，脖子挺得笔直，眼睛仿佛能看穿事物脆弱的核心。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埃施维格，他是想嘲笑威利两句吗？
“你对这些照片有什么看法？”他问。说话时，威利注意到舞台后方的幕布有轻微的动静。幕布上有一块凸起物，它在那里稍停片刻，又继续沿布网潜行。一双赤脚迟疑地从窗帘底下探出来，他看见了普鲁。她身穿白色睡袍，在帷幕一头显形。她在一旁蹲了片刻，便从舞台边上跳了下来。奇怪的是，整个幽暗的酒吧里，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
栗色眼睛的保加利亚护士在他脸上敷上冷毛巾，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在他耳边轻声细语。过了一阵，英国人之间互相点头示意。真倒霉。没人想开口说话，绷带下的伤口先是疼痛，再是刺痒，难以忍受。他身上有多少地方烧伤了？还有完好的皮肤吗？洛夫蒂和他隔了三张床。起初，洛夫蒂一言不发。他的脑部受了损伤：失忆、失智、失明，全都丢没了。威利只知道这么多。
维克洛摩挲着胡子，拿起照片端详起来。他抽了抽鼻子，拿出一根烟点上，却没给威利准备一根。第一张照片是一排戴着遮阳头盔的士兵。
在一家保加利亚疗养院改造而成的拘留所里，威利隔壁床位的英国人瞎了一只眼。至少你还剩一只眼睛。去你的，他说。没错，共有三个英国人被捕。他们受到的待遇还算人道。一架两座的索普维斯战斗机被击落，加上之前那架侦察机。他在熊熊烈焰中失去了意识，这部分记忆如今已在威利脑中燃烧殆尽。每根神经末梢都失灵。关掉它，关掉它。他不停按着按钮，转速盘上的指针终于在最后一刻回转。引擎发出威利从没听过的声音。
“拉苏尔拍的？”
威利举杯，借酒力把回忆压下去。面前的舞者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慢慢摇摆，而在沉淀着怀旧愁绪的威士忌杯底，不堪回首的往事却不甘沉寂，再次浮出水面。
“我觉得是。”
但是，他熬过了最后一次复发，巧借爱尔兰式的抑扬顿挫和天生的伶牙俐齿说服了一批不熟悉规矩的新来的护士，让她们把他从医疗帐篷里放走了。他不再嚎叫，看上去与正常人无异，最终由于军队人员短缺，他被派往威利所在的护卫队担任机上侦察员，负责边境一带的侦测工作。两架飞机同时坠毁，威利的侦察员麦基不幸身亡，而洛夫蒂则丢了自己的飞行员，他们在保加利亚军一方双双被俘。
维克洛把这张照片放在面前，又拿起另一张，发现了一些先前没有觉察到的东西：地上躺着一排尸体，一共五人。
洛夫蒂和威利当时都在那里。他从爱尔兰第十分队中被召回，这支分队不久前刚被派去巴勒斯坦参加战争(1)。所有人中，洛夫蒂疯得最严重，疟疾在他身上复发五次，每一次都像是被夺去一次魂，迫使他陷入更深的疯狂。虽然他坚持声称可以继续服役，但医检报告给出了相反的结果。他变得愈加狂暴，最后只能被绑在床上，因为无论把他转移到巴勒斯坦还是遣返爱尔兰老家都太危险了。他的狼嚎声，连在蚊虫成灾的山谷另一头都能听见。凡是从他帐篷门口路过的人都无不叹惋：“快让这个可怜人从痛苦中解脱吧。”
“你认识麦克劳林吗？洛夫蒂？”维克洛问。
致命的不是子弹，而是蚊子。一天早上，威利发现了一具年轻爱尔兰战友的尸体，这个男孩把带刺的铁丝网缠在颈部，自缢而亡，只为逃脱疟疾复发的魔爪，和随之而来的神智错乱与精神失常。萨洛尼卡鸟笼地带的军团全都措手不及。奎宁水根本不够用，几乎找不到多余的营帐，所有帐篷里都挤满了病人，他们撕扯皮肤，嘶吼着求人来开枪给个痛快，康复周期结束之时，新一轮热病又如洪水猛兽袭来，循环的螺旋向下通向死亡的枯井。
“不认识。”威利说。维克洛冷静地看着威利。
如果洛夫蒂还记得当时的事，万一他记得，会做何评价？
“就是这个人。”他指着其中一张照片。威利低头看去。远处是一座刚刚惨遭炮轰或扫射的村庄。一阵尘雾在空中升起，三个男人在峭壁边缘站成一排。照片一角，一个男人正面贴在墙上，耷拉着脑袋，有人跨在他身上，一只靴子踩着他的后背，用一把类似枪的东西指着他。虽然影像不太清晰，但仍能看出这就是洛夫蒂。威利认出了那对肩膀和他的身形。
“萨洛尼卡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他现在在耶路撒冷，战争结束了。
“我听说哈立德·拉苏尔就要回来了。”维克洛说，眼神飘向别处。威利呷了一口威士忌。
威利看向酒吧另一头。有个人面前的酒杯早已喝干，他孑然一身，坐在桌边——洛夫蒂。宽大的帽子，桌上的拳头，失神恍惚的微醺神态，都让威利觉得他似乎在海面上漂游，起起伏伏，任凭碧蓝的海水摆布。但当他再次定睛一看，却发现那人并不是洛夫蒂，而是另一名宪兵，鼻子发红，喝醉了酒。他摘下那顶宽檐帽，脸比洛夫蒂更圆润些。今晚，威利出现了幻觉。酒保西奥多回到自己的岗位上，赔笑点头。
“他是个好人，只不过参与了某个计划。我能理解。洛夫蒂的……胡作非为把他惹毛了。”
这个名叫西奥多的酒保算得上法斯特酒店老板阿尔布莱希特的半个侄子。法斯特酒店本由德国人经营，但在英国占领耶路撒冷时遭到驱逐，直到现在才陆续回来。在六角手风琴和小提琴激越的合奏声中，威利和西奥多用不成句的德语悄悄谈论起耶路撒冷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定居点各处涌现，沿着溪谷和旱谷一路安营扎寨，海法以及各大口岸爆发的危机，重新划定边界、国境线和城墙。兴许是因为耶路撒冷的重重围墙，让这里总给人以幽闭的恐惧。这座城市正在被它自己的历史压垮。威利刚到这里，便觉得这里有种惊人的亲切感，城市仿佛昏昏欲睡，又恰似梦中之境。童年旧识再度登场，生命途中的一面之交或曾被他伤害过的人，都一一在此处回归。这里的学校模仿英国声名赫赫的公立学校，宗教团体的名字也让人闻之一惊：香膏浇主之女、永恒之容。这座名震四海的圣城，却总像是一座埋没在回忆中的小村子。
“嗯，从这些照片来看，他确实称得上在胡作非为。”
“懂得不多，都是上学时候学的。”
维克洛皱起鼻子。“洛夫蒂的手腕很高明。拉苏尔一直四处跟踪洛夫蒂，拍照记录他的所作所为。拉苏尔打算制作一系列我们通称的揭露照片。”
“折断我的双臂，我仍将拥抱你。”酒保用德语将诗背完，“你会说德语吗？”
“我想我大概能懂。”威利说，“他的行径确实令人发指。”
酒保又将一杯酒放在他面前，低头看着这首诗。“里尔克？”音乐暂停了。威利点头。
维克洛眯起眼睛。“兄弟，你知道咱们英国宪兵队一共多少人吗？十八个。这十八个英国人——半数是爱尔兰人——要负责管理上百号当地居民，因此能取得的成效极其有限，在这样的情势下，我认为他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这里的人都觉得阿什顿和他的上司斯托尔斯才是真正的掌权者，他们为一切负责。他们为洛夫蒂的行为负责。”
没有嘴，我还是能祈求你。
一阵沉默。
没有脚，我能够走到你身旁，
维克洛敲着表盘。“我反倒认为，以你的立场，应当和埃莉诺拉就她丈夫的摄影作品好好谈谈。也许能说服拉苏尔中止这项摄影计划？”
堵住我的耳朵，我仍能听见你；
威利咳了一声。“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挖去我的眼睛，我仍能看见你，
跳舞的那对情侣现在已经坐下，手挽手、头靠头。威利转过头看向房间那头的普鲁，她整个人贴在墙上，缓慢地绕着墙根移动，活像个幽灵。为什么一个穿睡袍的孩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在酒吧里撒野？她拎着她那只娃娃的头发，一瞬间，她看到了他，但旋即又消失在门洞里。他的肚子发出一声沉重而混乱的咆哮，这是空腹喝酒的恶果，他感到一阵恶心。他的两眼再也无法聚焦，身体逐渐飘然麻木。
威利在面前的纸上敲打手指，闭上眼睛。他握着一只咬过的铅笔，心不在焉地开始凭记忆画起山鹑，一种极具英国特色的鸟儿。小的时候，他热衷观察鸟类，甚至还记得它的叫声：啾啾啾咔嚓嚓。他在纸上戳出一排细小的弹孔，鸟儿的形象化为埃莉诺拉的玉体——她那瘦削的肩膀和手腕。随后他写道：
威利还想转过头去问问维克洛，他对于阿什顿和他的女儿了解多少，还想借着这个问题引申到另一个：他怎么知道威利曾经去过开罗和萨洛尼卡？但维克洛已经没了踪影，连拉苏尔的照片也一并带走了。威利离开酒桌时，西奥多微笑地朝他点头。他尽力站稳——很久没有像今晚这样喝得烂醉了。一如昔日在开罗牧羊人和格鲁比酒吧里的声色犬马，一如在离萨洛尼卡不远处，普雷斯帕湖边酒吧中的纸醉金迷。
威士忌：焦黑的蜂蜜、黄蜂的足、栗树上的粘胶。威利将酒杯举到烛光前，蜂蜜般暗红的液体闪着光，好似爱情。他坐在法斯特酒店酒吧最里面的一张安乐椅上，面前，一对男女共舞。欧洲长相的男子一只手搭在身着晚礼服长裙的女伴裸露的背上，她的头倚在他肩头。他们缓缓摇摆，成为众人视线的焦点。乐手弹奏着年代久远、异域风情的音乐，而他已经干了四五杯酒。阿什顿已经和他确认了行程，明天，飞机会在卡兰迪亚机场降落，而他将要执行飞行任务。他的大腿直发颤，他又变回了那个会吓得尿裤子的六岁小男孩。
耶路撒冷，19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