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到这个男人正盯着我。由于每天几乎只靠抽烟、喝茶和啃面包度日，我已是骨瘦如柴。我猜自己看起来像个海滩一带稍带女人味的乡下蛮人，不过我很惊讶自己还会因为突然怀念起穿夏帕瑞丽连衣裙、戴晚礼服手套的旧时光而心酸。我的袜子又在脚踝上皱了起来，发型也没有收拾干净。
“恐怕他不会穿鞋的。他就是个野人，十足的巴巴利人后代。”我略微朝这个多管闲事的男人露出微笑，但这笑容是出于对儿子的爱，不是给他看的。
我着手把杯子和茶托叠在一起。“恐怕我没能帮上你什么忙，我想你回伦敦也还有很长一段路吧？”
“冒昧问一句。”男人说，他低头看着斯奇普的脚。“他出门不需要穿鞋吗？”
带着你灿烂的笑容离开这儿吧。随便你怎么评价我的作品，我不在乎。我从竹篮里挑出一根细树枝掰断戳进火炉。男人像一段修好的栅栏那般挺得笔直，严肃而冷酷地看着我。
“你看吧。”斯奇普说，他看陌生人的表情变了，喜欢起他来。“我就说嘛。”
“我想和你聊聊你那位耶路撒冷的朋友。伊赫桑·塔梅利。”
“其实，这里的确有海豹。”男人仍凝视着窗外的大海。“我以前就在离这儿不远处上学，从前常常在冬天看到它们，翻过身，肚子朝天。”
“哦？”
“我可不觉得这片海峡有海豹出没。”我站起来关门，然后把背抵在门上，像是想把魔鬼拒之门外。我本想给斯奇普一个吻，不料却推了他，他一头栽在火炉旁的地板上，脚底板脏得不像样。我的心中充满愧疚。今早，我在第一缕朝霞中醒来，头脑清醒，正适合创作，于是我将他赶出家门，让他在我回来前自己去找点乐子。他抬起头看了一眼身后的男人，毫不掩饰眼底的嫌恶。我也是这种感觉，宝贝，我发誓。
只言片语在脑中鸣响：伊赫桑，伦敦，照片。亲爱的伊赫桑。我无意间瞟见墙上镜子里自己的那张脸，如此憔悴，如此慌乱，我简直认不出自己了。
“妈妈，海滩上有一只死掉的小海豹。”我伸出手想要爱抚他，但男孩一到六岁就开始让人捉摸不定。他溜到我背后，拽着我的手，假装没有看见那个男人，尽管这一切对他而言只是一场表演。他又凑上我的鼻尖，和我大眼瞪小眼：“它的眼睛里爬了小蚂蚁。”
“你怎么会认识伊赫桑的？顺便，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伊赫桑遇上麻烦了吗？”我努力想挤出微笑，可表情却如陶土一般支离破碎。
“你是谁？”我问，他尚未向我表明身份，这一点已不容再忽视。门把手转了一下，斯奇普闯了进来，身上散发出盐和雨水交缠的气味。呼呼呼咻咻咻……他围着我绕圈，乌贼鱼骨制成的飞机在空中划过弧线。 呼呼呼咻咻咻……看到这个男人，斯奇普猛地停住了脚步，他那白嫩的月亮般的小脸蛋周围鲜艳的红发总让我忍不住想拥他入怀。
“恐怕比你想的还要糟。”
他转过身来看我。我幻想着在某一瞬间，我看到他的魂灵对我眨眼，但我不太相信这世上有魂灵。
我试着回忆伊赫桑的最后一封来信是何时寄到的。亲爱的普鲁登斯，哈比提(4)，今天的风真大，窗框哗哗直响，得用大石块挡住门，防止它来回冲撞。旧城(5)像是被某种强力攫住，被抛入空中。他的信里里外外总谈天气。天气和梦境，都是些与现实无关的东西。宏愿啊，憧憬啊，他甚至能用一千种词描述一场沙尘暴。不过，我最后一次收到他的信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时隔已久，已经有几年光景了。我的全部精力都用来周旋在皮埃尔、斯奇普和工作之间。艺术让人变得自私。那名男子突然像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似的从窗边退开。
“一部分人。”
“我在沃辛市的瓦尔内斯酒店租了间宾馆，省得往北跑回伦敦。你明天三点方便来一趟吗？”他的眼里满含倦意，“有些事想特别和你聊一聊。”
“肖勒姆海滩。”他说，仿佛在自言自语。“平房镇，现在还有人这么叫吗？”
他一次只抬一只脚，在木质地板上来回踱步。
他方才的表情一下子消失了，一种新的面目取而代之，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此时正独处一室，他可以随性而为。我看了看窗外，只有荒凉的鹅卵石小路和空无人烟的海滩。我有一把锤子一直放在门口，它现在离我只有三四步远。他从桌子底下抽出腿，朝窗户走去。
“我们不能现在聊吗？”这时，我才看见是什么让他吓了一跳：比利脚踩一双渔民橡胶鞋，弯下腰把自行车停靠在“塞西莉亚”门口吱呀作响的残破的篱笆前。他边起身，边拧干头发上的雨水，握紧的拳头总会让我想到铲子、铁锹那类东西。
“抱歉，”我说，“我可能没听清你叫什么名字。”
“不，还是明天更合适。”不难想象这个男人私下里抹掉刮脸膏，吃牛排时细品舌尖上的血丝是种怎样的画面。我依旧摆出挑衅的架势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我和斯奇普在一起很安全，甚至能调一头狮子去保护他。而现在比利就在门外，我感到一身轻松。
“啊，对，一切都来得很突然。”我不想看他。《每日镜报》评论我在布杂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一件作品时，把我形容为一个“纤细”“脆弱”“漂亮”的“市政顾问兼建筑师查尔斯·阿什顿之女”，却对作品的艺术性避而不谈。父亲灰白的长胡须又浮现在我脑中，而我刚巧戴着他多年前送给我的项链。这是一条银丝细工项链，在联结处刻有这样的文字：我将金丝一端放入你手，请你将它编织成环，它将领你企及耶路撒冷城墙，那里建起通向天国的极乐之门。(3)
“瓦尔内斯宾馆下面有一个山洞，是个防空洞。”斯奇普转过头，抬眼望着男子。
我盯着他：说这个做什么？
“真的吗，是谁告诉你的？”我问。
“听说令尊去年去世了。对此我深表遗憾。”
“一个军用机场的飞行员。”
“我的夫姓是米勒。你为什么叫我阿什顿？”我们同时沉默了。透过“塞西莉亚”残缺的墙面，我能听到海潮的骚动。水壶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啸。人们竟常常要指望一只水壶替他们解围！快四点了，我把几种茶拼配在一起。毕竟，我归根结底还是个英国人。我打开一罐过期的饼干，想办法找到了一块干燥的蛋糕和一罐果酱，将它们一股脑儿堆在托盘上，配一把脏兮兮的刀和两只有豁口的盘子。这堆东西让我自己都害怕，但有什么办法，我可没指望他上这儿来。如我所料，他什么也没吃。我板着脸倒茶。
“你什么时候和飞行员说上话的？”
“阿什顿女士，您是否曾下榻耶路撒冷的法斯特酒店？”他的话将我拉回当下，我的思绪重回“塞西莉亚”。乍一听，这是一个寻常的问题。我几乎要点头，但紧接着开始浑身发紧，仿佛一根针穿破了皮肤。
“妈妈，你在说什么傻话。我在机场和好多飞行员都说过话呢。”
一串贝壳哗啦啦地敲在玻璃上，我们都吓了一跳。从挤奶凳上勉强能立稳的无线电里传来一阵杂音，旋即又陷入沉眠。男人提出的每个问题都直刺心房。这群狡猾的记者。净问些烦人的问题。去年，一个傲慢的女记者在新伯灵顿美术馆的展览上也向我抛出过类似的尖锐质询。那个时候，超现实主义掀起的轩然大波还未平息，成为全城热议的话题。超现实主义者激怒了所有人：构成主义者们骂声一片，艺术评论家四处搜集伤风败俗的新闻，用以在专栏里捍卫高地，声讨文明的腐朽和艺术的堕落。处于风暴眼的皮埃尔又气又恼，逼我在恩迪尔街上的一座舞台上坐镇，礼堂里阴风阵阵，我又得在媒体面前发声。《每日邮报》称那天的我“令人作呕”。我真不想待在那儿，一个头戴红色邮筒帽的女人无视在场的男人，把所有问题的矛头都指向我。房子是你作品中的常见题材，但它们不是处于半摧毁状态就是一片废墟。它们如同出于某些耻于开口的原因而进行的隐秘创造。这些房子似乎随时会被风卷走。请问这是你在为自己标记领地吗？“可能吧。”（我还能怎么回答？）你在创作“家园”的时候，是否觉得自己像一个在和家具玩耍的小女孩？“或许如此。”所以你是否深陷过去无法抽身？是否无法摆脱自我的束缚？也许我只是想恢复家庭应有的秩序，这是我的想法。她接着说：你年纪轻轻就已经声名鹊起，能聊聊你现在的创作吗？尽管我已明显希望她就此打住，她仍然滔滔不绝，挑拨我的神经，终于，我站起来，对整个屋子的人怒吼：“他生气了，吹呀吹呀，房子被吹了个稀巴烂。”(2)我从台上爬下来，扬长而去。没有一个人跟上来，甚至连皮埃尔也没有追过来，这头老奸巨猾的禽兽。
“我以前也开过飞机。”男人说，他走到我身边，把手放进口袋，掏出一先令递给斯奇普，像是他刚从沙地里找到一颗牙。
“你住在圣城的哪里？”我假装没听见。那种熟悉的感觉再一次爬上心间，我仿佛感到他的手指顺着我的耳根、手腕内侧蠕动，一路伸到我的大腿根……那些我不愿被人触碰的地方。
“不，不行。”我摇头，可斯奇普一跃而起，一扫方才的乖戾。他抓过硬币，轻而易举地就被收买了。
“十一岁的时候。不过只有短短半年。但那段记忆一直铭记于心。”
“和你妈妈一起来瓦尔内斯，我会让经理带你去看走私者的山洞。”
他探过身，看着我的眼睛：“你什么时候去的耶路撒冷？”
斯奇普撒娇般地笑了。“哦哦，好啊，求你了。”他一只手环住我的腰紧紧抱住，小男孩常会对母亲表现出男人的占有欲。我轻轻抚摸斯奇普的脖子和耳朵。
“哦，我被偷偷塞进了斯莱德的艺术班。丈夫对我有一定激励作用，不过我很快就开始独立创作。小时候，当我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对那些石头着了迷。”我向他粲然一笑，我总能在必要的时候逢场作戏。他的笔记本上依然没有记录任何东西。
“这件事关系到伊赫桑。”男人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挡住脸，“三点，我在瓦尔内斯等你。”
“你为什么选择进行雕塑创作？”他像一只试图了解事态的狗，仰着头，竖起耳朵。
我还没来得及追问，他已经打开门，从比利身边走过，低声咕哝了一句“下午好”。男人离开后，“塞西莉亚”一下子宽敞了许多，但比利进来，又把屋子填满了。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写满了问号。
“完全不会。他们只把它们当成船底的压舱物，甚至连钱都不收。不过从朴次茅斯运到这儿来倒是花了我一笔大价钱。这笔钱可以说差点让我破产了。”
“那个人是谁？”
“整件事运作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一个想要采访我的记者。”
“是的。我父亲驻扎在那儿。他安排人把各种毁坏或废弃的圣像送到我这儿来。在马耳他，弃置的圣像雕塑数不胜数。”
我本想走到窗口目送他走远，但没这么做。我的头脑在几段毫无关联的记忆中穿梭：耶路撒冷的一场宴会上，伊赫桑正在舞池中央与埃莉诺拉共舞，没有旁人。然后出现了一连串的阳台、房间、房门和走廊，紧接着出现了一个瘦高个的男人的形象，皮肤黝黑，迎着光线皱眉，不安的样子像是试图抓住一段被老照片勾起的回忆。
“我听说这块石灰岩是你从马耳他运过来的。是真的吗？”
“已经有人知道你住在这儿了？”
我告诉他我的想法一直在变，但这不等于说我还没有定题。作品的标题是一个自行演化的过程。它时而是《楼梯井》，时而叫《螺旋》，有时又更名为《宇宙之轴》。后来，我决定要么彻底拒绝书面化的标题，要么干脆就更文绉绉一些，最后，索性叫它《圣海伦娜和悬挑楼梯》。这件作品还包含一件附属雕塑，题目暂定为《吊人》。我一直在研究人头和吊绳间的角度关系，想精确地还原人被吊挂时的场面，但对此我只字未提。
“看起来是这样。”
他的笔悬在纸上，却一个字也没写。他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你目前正在创作的这幅作品叫什么名字？”
比利斥责我：“你不是说要和过去了断吗？这不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吗？”
“当然。”
我把手放在他浮肿的唇上。比利·卢德，我亲爱的拳击手。就算没有在搏击中受伤，他的脸也是雕塑家求之不得的恩赐。他的头骨像是在皮肤上刻上了印子，我常想象把手放在他的骨头上，改变他的面部肌理，从内部重塑他的容颜。我会产生这种稀奇古怪的念头，多半是因为我从没看见过他脸上不带疤的样子。他的脸上总是这里红一块、那里紫一块，活像张地图。有时候，他的额头上会肿起一个大包，手指按一下就疼。我吻他时，他的唾沫里有一股金属般的血味。每每我想搂他，他也常会躲闪。
“我想，乡下的生活很不一样吧？”
他进到房间里，但没有站定。他转了一圈，像是在检查家里有没有东西被偷了，被调包了，或是不翼而飞了。“你接受了他的访谈？”
“我来这儿才几个月。”我的喉头发紧。
“只是稍微聊了两句。然后我就赶他走了。”
“你刚到肖勒姆没多久，我说的对吗？”男人提问。然而，他的神色并不坦诚，也不常直视我的眼睛。
“但是为什么还要告诉他点什么？”他走到窗口往外看。
我头一回将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他的脖子上生了严重的皮疹或别的皮肤问题。也许是道旧伤疤，每个人都有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和艺术圈的那群人属于同一类人。他们总是对我那不检点的丈夫——皮埃尔百般逢迎。他们全都一个样：无论是画廊老板、评论家、艺术商，还是记者，他们张着小小的鸟喙啄你，等你给他们投食。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皮埃尔的一手安排？他和《伯林顿杂志》的人是不是走得很近？派一个陌生男人假借采访之名让我不得安宁确实像他的作风，而这个男人代表着我决心与之了断的过去的一切。他是展览里形形色色的人群，是伦敦城无休无止的噪音，是那双凑得太近的眼睛，时而出现在特拉法加广场上山度士唱片二楼的接待室里，时而浮现于苏豪区的海格力斯柱旁。他是拉斯伯恩广场麦束酒吧(1)里摇摇晃晃的吊灯。正是在那里，我在六个酩酊大醉、令人作呕的超现实主义者面前脱掉了衣服。那儿的头牌雪莉也和我们在一起。在场包括皮埃尔在内的男人，全部陶醉于眼前的艳景，他们欢呼：好极了！再来一个！皮埃尔那一晚被人蒙上了眼，所以他根本看不见，真是个傻瓜。
“为了能拿到搞创作的钱，有时候必须妥协。这是为了玛戈特的展览做宣传。他们喜欢从我这儿收买秘密。”
“当然，当然。”他在笔记本里用我能看清的字迹写道：1937年10月4日，普鲁登斯·米勒采访手记。
那张鼻青脸肿的、骨头被打烂了的脸看着我。“你不介意把秘密卖给他们？你和他们说实话吗？”
“那我们开始吧？”我想催他抓紧时间。我拂着身上脏兮兮的黄裙子，在他对面一张不稳的椅子上坐下，装作没看见我们面前那碗脱了水的苹果。
“比利，”我走到他跟前，手搭在他的背上。“我和他们说真话的时候，他们就没相信过。”
他的个子太高，在这小房间里很难伸展，腿也勉强才伸到桌子下面。斯奇普收集的小玩意摊得到处都是：海螺壳、蟹骨、白垩石。海草或海里的腐物一如既往发出恶臭。屋子里的东西都受潮了，我的一副文胸还从垫子下露了出来。“塞西莉亚”以前是一间废弃的火车车厢，如今扩建成一座一居室的临时木屋。屋里的内壁上还能隐隐看见过去车厢墙板上的装饰性的丝绒绸缎。比利——我的房东，现在已经成了我的情人——第一次领我看房时，我还觉得这里富有浪漫气息，虽然我也说不清怎么会冒出这种念头，不过那都是夏天的事了。那时，没有黏腻的红藻发出恶臭，也没有丝毫征兆表明海涌雾会一连数月在低空徘徊。我把文胸掖到垫子下面，看到他正挤出一副表情，假装他很欣赏“塞西莉亚”的古朴，甚至还想夸我在凹凸不平的卵石滩上帮儿子用烂木头盖房子也是个明智之举。
斯奇普跳上一张椅子，站姿仿佛贵族勘察领地。
“知道了。是啊，谁会拒绝《伯灵顿杂志》的采访呢。”
“妈妈，这他妈的是一先令！”
“万分感谢。”他又说了一次。
“不许说脏话。”
“请坐吧。我来泡茶。”我不想表现得太友好，但至少得保持礼貌。我从唯一一把没坏的椅子上清理掉斯奇普吃剩的乌贼鱼骨，把积水桶里的水灌进水壶，好像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坐在我家餐桌旁是件稀松平常的事。他的呼吸很浅，我还能闻到他身上混杂着须后水、烟草以及药品的味道。
我走过去，紧紧捏住斯奇普的手，一如所有的成年人，在孩子温热娇小的手掌心中找到慰藉。然而，这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斯奇普随即挣脱了我，在椅子上蹦跳着欣赏起手中的硬币，去布莱顿看场电影应该足够了，转眼，他已从我身边飞离。比利依旧驻足窗边，对我俩的动静视而不见。他摆出雄性生物警告捕食者的姿态：两腿微张，双拳握紧，脖颈下青筋直冒，指甲深深嵌进手掌的肉里。
以前的房主将小屋的名字——“塞西莉亚”刻在一块浮木上挂了起来。这块标志饱经狂风吹打，日夜哗啦作响。我应该把它摘下来，但到现在都还没动手。我关上了我们身后的门。喷溅的浪花在窗上拍打，在航标灯的灯光之下，我们懒散凌乱的生活和我作为母亲的懈怠马虎，全都暴露无遗。
此时是黎明前的低潮时刻，一切都黯然失色。房间里，空气都静止了，仿佛默片电影中一帧静止的画面。斯奇普。他还在酣睡。我看见他的一只脚从吊床上荡下来。我身上还残留着比利的气息，伴随着他的手按在我的肚子上，几乎要压出瘀青的痕迹。但他也离开了。他从不在这儿过夜。我想起床把无线电打开，但身体却在毯子里不得动弹，像是有重物压身。狂风力图将房子卷走，木板发出熟悉的嘎吱声。海鸥踩在房顶的声音一如既往地令人绝望。我确信还有老鼠躲在地板下的空隙当中。不过我早对这一切习以为常。
我，却被鹅卵石和白垩绊得踉踉跄跄。我无视了他的这些客套话，一边招呼他进小屋，一边在想：斯奇普早上穿羊毛衫出门了吗？今天的风可真猖狂啊。
我一阵接一阵地打着瞌睡，每次都会陷入清晰的梦境：一间房间里，我的丈夫皮埃尔打开通向阳台的门——那是我们在拉塞尔酒店的套间——他看了我一眼，随即抽步踏入伦敦的空中，不知是起飞还是坠落。我辗转到侧卧的姿势，两膝蜷缩着贴在肚子上。这时，那个男人、记者、不速之客的脸，突然像幻灯片的投影般闪烁。然后，一切都清楚了。我终于完成了记忆的洗牌。他是那个飞行员，威廉·哈林顿，一个我的旧识，当然现在已经老了不少——我认识他。我从前认识过他。我想聊聊你的那位朋友……伊赫桑·塔梅利。伊赫桑的脸出现了，他站在楼梯顶上俯视我，搓手大笑，他的面孔很年轻，正值盛年。他站在埃莉诺拉·拉苏尔身边，她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阿拉伯摄影师哈立德·拉苏尔的妻子。他们正就某个话题畅所欲言，放声大笑，但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埃莉诺拉嘴唇红润，脖子上挂着一条银质金丝雀吊坠。接着，又出现了另一间房间。我站在一座壁炉前，一袭白裙，有人正在画我。似乎还有窗帘，一支铅笔。
谢谢您的配合，抱歉百忙之中打扰您，真的太感谢了。他想跟紧
沃辛市，瓦尔内斯酒店。我去过那儿吗？应该没有。我不喜欢酒店，这些天来一直尽量避免出入宾馆，远离那些让人不安的临时住房。长窗帘，咔嗒一声就上了锁的房门，谎话连篇的镜子。我睁开眼，斯奇普的睫毛已经贴上了我的眼皮，他正趴在我脸上审视我。
我把手指伸进比利的工作靴的后跟里把它扯下来，又脱掉另一只。我喜欢穿着他厚实的靴子在渔棚里走来走去，还有他的袜子。我不介意一个男人的脚和我一样小，还与我同样身高。我套上自己的鞋，拽下头巾，快速地掰掉卷发夹，甩开头发。
“我以为你死了。”
我在他面前关上门，走到石灰岩跟前，将手掌贴上它冰凉潮湿的表面。今天，它格外令人沮丧。几周以来，这块石头终日令我惊惶不安，莫名其妙地神经紧张——玛戈特对我的完工寄予厚望，每天都寄信询问进度，毫不理会我请求她在我准备万全前切勿叨扰的请求。而今天，我的内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或至少有了起色。我感觉自己还差一点就可以在这一大块令人生畏的石头上运筹帷幄。
“没有。”
“当然。”
“你看上去像个死人。”
“你可以在门口等我收拾完再进来吗？”
“我活得好好的呢。”这个总会给我带礼物的小家伙张开小手，里面躺着一条完完整整的海星，它甚至还在蠕动。
他退后一步，煞有介事地看着手中的资料，翻阅起一本《伯灵顿杂志》，好像这些能说明问题。在他背后，海潮正渐渐退回浑浊的大海。我扫视海岸，搜寻着斯奇普的身影，但没看见他。这个男人的做派像是在说：好了！我从伦敦千里迢迢来到这儿。怎么样？我们是不是该……？他在空中焦虑地挥了一拳。我叹了口气，把羊毛衫裹在身上。
“谁把它给你的？”
一只海鸥大摇大摆地迎面走来，一张一合的鸟喙像在乞食。海风如往常一样呼啸而过，令人耳聋目盲。
“我自己捡到的。”
“不敢苟同。我的意思是，我没有收到任何确切消息。”
我的这只“小野兽”胳膊肿着，冲我眨着眼，我在他纯洁、柔软、长着雀斑的小脸蛋上敲了一下，他躲开我，跑去找一个可以盛水的杯子，用来安置他的小海星，好让它活下去。
在我身后的茅屋中央，我正为玛戈特的展览创作的主体雕塑的一部分被两根铁路枕木支撑起来：这是一块体积巨大、凹凸不平的马耳他石灰岩，我刚刚把一桶海水浇在这尊损毁的圣像雕塑上，多余的水在木质地板条间的缝隙里积成水洼。我不想让他看到这幅场面。
“米勒太太，您好。”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的一只脚已经跨进门槛，擦过我的肩膀，走进我用作画室的渔棚。“准备好接受《伯灵顿杂志》采访了吗？我的助理告诉我，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哦，你找错人了。我诧异地意识到这个名字竟这么快就被我从记忆中抹去了。我又变回了普鲁登斯·阿什顿。成为皮埃尔太太之前，我曾叫这个名字，从今往后，也将以这个身份继续活下去。听见他拖着步子踩在松散的卵石滩上，我突然想起，这就是事先给我拍过电报的记者。我当时没有回信，喏，他现在亲自登门了。我摸了摸嘴唇，没涂口红；摸摸头，夹着卷发夹的头发藏在头巾里。我强迫自己垂下肩，打开门。他逆光而立，我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不速之客。
“皮埃尔·米勒太太？”
门外的男人一副伦敦人的打扮，西装虽皱，但价格不菲，肖勒姆居民从不会穿这样的衣服。当他试着拧动把手时，我从木门的门缝旁退开，屏息站在原地。他的声音轻易地从朽木中透过来。
肖勒姆，193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