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京生在我面前出示了两张去昆明的卧铺票。他要去拍瑞丽傣族泼水节的照片，带着我。他算公差，我是旅游。
无边的暗夜。无穷无尽的暗夜。
总是这样，不征求我的意见，他已经替我作了决定。
……
我把车票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端详，似笑非笑问他，怎么就确信我一定会去呢？难道我不可以拒绝吗？他信以为真，紧张地大叫：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以拒绝！再说卧铺车票多么难买，我是托了很多关系才最终到手，你千万千万不能拒绝！我说我没有请假，单位未必同意。他马上出门，找到我的顶头上司，一番花言巧语之后，喜滋滋地回来向我报告，妥了，就算是我的婚假，旅游结婚。他甚至帮我开出了结婚证明，就在找我上司的那一会儿功夫。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风掠过屋顶会有啼哭一样的呜咽；蛙虫的鸣叫是断断续续，神经质一样；露水很重时，滴在屋檐的声音有点沉闷；花朵开败了坠落在地，噗地一声溅起轻灰；偶尔会听见树枝莫名其妙地折断，嘎啦地一响，让人的心跟着掉入深渊。
我恨他恨得牙痒。世界上居然就有这样喜欢自作主张的人。
电车过去之后，遥远的市声再一次潮水一样泛滥上来，充塞了耳膜，脑袋里便有嗡嗡的轻响，这时候，我会惊讶一个城市的精力怎么会如此充沛，日夜喧嚣都不觉疲惫。小街上骑车的行人总是通宵不断，先是下夜班的厨师，服务生，营业员，护士，再是上早班的锅炉工，早点店老板和伙计，菜场的屠户和摊贩，流水线上的作业者。他们在深夜的街道上弄出来的每一个动静都是不同凡响的，带着城市主人的豪气和张扬。他们有时候会自顾自地哼几句小曲，有时候会大声地吐痰，醒鼻涕，咳嗽，还有时候互相碰了面，老远就高起嗓门愉快地招呼，聊几句天气和身体之类的套话，再匆匆分手。夜晚的凉风会把他们的话语传出很远，有了跟一条街上的街坊邻居共享信息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总以为白天和夜晚没有区别，家里和家外没有区别。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知足的人。
恨他，但是不讨厌他。他对我的感情真挚负责，无可挑剔。
夜深了，城市却永远没有安睡的时候。电车的轧轧声每过半小时就在不远的街道上响过一次，先是远远地晃过来，车轮转动中带着城市特有的喧声和喘息，在街口站台缓缓停下，刹车声是沉闷而迟钝的，睡意朦胧的，听上去有梦呓那样的感觉。稍停片刻，梦醒了一醒，车门巴嗒巴嗒嘴，又挣扎着继续往前开去，摇摇晃晃越走越远，被城市中不可知的黑暗吞没。
火车到了昆明之后，接着再转汽车，过楚雄，大理，保山，最后到达瑞丽。
我会想到他，也会想到骆京生，偶尔还会想到唐仁，袁小圆。我把他们排起队来，打量和比较。要是只能够从中挑出一个做我永远的爱人，我更愿意要谁？结论总是肯定：是他。对于别人，哪怕是骆京生，我的爱恋始终停留在表层，从没有铭心刻骨的认识，没有血肉相会的交融。只有对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灵魂和肉体可以同时到达，舒服到丝丝入扣。
一路艰辛无比。当中有很长一段惊心动魄的盘山公路，依山而筑，一边是壁立万仞，一边是无底深渊。江水在遥远的山脚下奔腾呼号，白浪点点，看一眼都会叫人心跳如鼓。
最后，我的双手总是停留在小腹上，绝不再往下探索挑逗。我不想那样。我不能够。在我当年的意识中，做那样的事情是可耻的，令人羞惭的。如果被我的母亲知道，她会对我失望之极，也鄙薄之极。
我靠在深渊一侧的座椅上，面色苍白，满额虚汗，一个劲地恶心要吐。我只能紧紧地闭着眼睛。如果一不小心往窗外看上一眼，我就感觉我要死了，我的整个人都在往深渊坠落，飞速地下沉，失重，五脏六肺都要从喉咙里倒出来。
夜里，独自躺在宿舍的小床上，我的双手会不由自主地伸进内衣，抚摸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皮肤是光滑柔软的，油脂一样腻手，而且起伏有致，连绵不绝。我的手心所到之处，肌肤会有反应，睡醒了一样地伸一个懒腰，而后举目四顾，微笑或叹息。有时候它们会轻轻地波动，风吹池塘泛出的涟猗一样。如果人的皮肤上能长出花朵，我相信我身上长出的会是莲花，粉白的颜色，蜡一样光滑的花瓣，水滴在花蕊中珍珠一样凝结和滚动。
我才知道我是有恐高症的。长途客车每一次吭吭地往山顶爬升，对我来说都是一次致命的威胁，恐怖到极点的濒死感。
我无着无落。生命是轻飘飘的，庸常和无趣的，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和日复一日的幻灭。机关生活磨去了我本来不多的一点棱角，大学时代的激情和向往早已经烟飞灰灭。很多时候，我默默地龟缩地办公室的一角，听老大姐和老阿姨们谈论物质的涨跌，谈论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儿女的学业和公婆的怪癖。偶尔我也会跟着干笑几声。我必须附合着去笑，表示我对她们的话题饶有兴趣，否则我就被这个集体排除在外，永远溶入不了机关的角色。
我紧紧地抓住骆京生的手。在这样的时刻，如果身边没有这个爱我的人，毫无疑问我会精神崩溃。
已经一年多了，他的妻子，那个幸运的娃娃脸的女人，她的肾病没有丝毫的好转，却也不见太多的恶化。她可怜的生命就像拧断了发条的钟摆一样，停留在某个时间，静止不动，成了一个无用的摆设。
骆京生同样紧抓住我的手。他的另一只手把我的脑袋抱住，摁在他的怀中，不让我有机会看到窗外。他小声地安慰我，用脸颊蹭我的头顶，有时候还像怀抱婴儿一样，轻轻摇晃我的身体。他也试着用治疗晕车的方法治疗我，把橡皮膏剪开，贴在我的肚脐上。可是没用。我知道我不是晕车，我是恐高。
母亲一直惦记着那件事。年老了之后，她更是喜欢话说从前，有机会就要把古年八代的事情翻出来，说了又说，一点没有意识到她语言中的重复率有多高。
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山坡上，骆京生松开我的手，奔到车前，恳求司机停车。他又对坐在车内另一侧的乘客赔尽笑脸，说尽好话，总算替我换到了一个贴着山崖的座位。
我妹妹牵着她那个有心脏病的大儿子，一脸幸福地走过来，责备母亲不该说那些讲迷信的话，平白无故惹我心里烦。母亲振振有词地反驳她，怎么是迷信呢？凡事都是有兆头的，那一年我们在北京，骆京生他家连请我见个面都不请，那就不是个好兆头。做人是不能做得那么绝的。
我开始安静下来，汗水落尽，心跳和血压都恢复正常。我从车窗上看到了我自己逐渐红润起来的面孔，还看到了紧贴着我的另外一张脸，嘴巴撇着，笑嘻嘻地，做着奚落我的怪样。
母亲看我趴在摇篮边一眼都不肯眨的样，叹息一声说：“你怀的那一胎要是能生下来，现在都能够帮我递鞋拿毛巾了。”母亲还说：“骆京生那个小伙子，猛一看人高马大，隆鼻阔嘴，是个福相，细看呢，耳朵太薄了，不说别的，跟他那张脸庞就不称。人的命，天注定啊。”
瑞丽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在八十年代前期还没有充分成形。用北京人的眼光看过去，至多也就是个边境小镇，街道窄小而脏乱，街边散落着低矮的平房，赤脚穿木屐的男人女人懒懒散散满街闲窜，这些人一律身材矮小，皮肤黧黑，嚼槟榔嚼出一嘴黑牙。穿鲜艳筒裙的傣族小姑娘倒是街上的亮色，她们体态婀娜，步履摇曳，但是五官平平，也不见想像中的活泼妩媚。
母亲临时住到妹妹家里去帮忙，主要任务是照料月子里的小外孙。母亲在医院工作半辈子，简单的医学护理常识都能懂，侍弄一个婴儿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那孩子生下来就挺乖，吃饱喝足了便睡觉，小脸睡得红朴朴，睡梦中小嘴巴不停地动，偶尔还咧嘴笑一笑，让人怎么都看不够。
街边的水果和小吃五花八门，实在是吊人胃口。我第一次吃过桥米线，根本没有提防汤汁下的温度，一口就把舌头上烫出一个紫泡，有好几天都不敢碰热的东西。
我三十岁的那一年，妹妹的第二个孩子过满月，我回家去吃满月酒。我妹妹跟她的体育老师结婚之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动不动就脸发紫，嘴发绀，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也没有能看好，基本上是废人，所以妹妹被准许生二胎。他们两口子过得不容易。
芒果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第一次吃到。比拳头略大的沉甸甸的一只，金黄色绵软的表皮，才撕开一个小口，粘稠的糖汁就流出来，把我几只手指紧紧沾住了。果肉的颜色同样是金黄，芳香无比，甜得腻人。我站在路边，一口气吃下去两个，撑得不能走路。我的嘴唇上，下巴上，手指和手背上，全都是芒果浓郁醉人的香气，怎么擦都无法擦尽。
说完了这句话，母亲和妹妹一起望着我，像是突然间都被这个念头吓住了似的。
泼水节其实就是傣族的新年，傣族人用泼水来互祝吉祥。我在文革前的电影纪录片里见过国家总理周恩来参加的泼水节，以为就是用树枝沾清水往人的头顶洒上几点，文雅而节制，象征意义多于嬉乐。待到亲眼看见，亲身投入，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一直等到正月初五，没有任何动静。骆京生倒是天天来一趟，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请母亲去认认门的意思。母亲很恼火。我也很恼火。母亲连带着对整个北京城都有了看法，认为这样大而无当的城市根本不是过日子的地方。她动员我想办法调回省城去。她告诉我，我父亲有个老病人，这人的儿子在省委做事，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找他帮个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调回原籍没问题。我妹妹插嘴说，那我姐夫呢？他怎么办？母亲的神情很肯定：骆京生要是真爱你姐姐，他就会愿意跟她走，到南方生活去。
因为天热，我那天穿的是一件薄绸的衬衫，拉着骆京生的手才走进指定的泼水场地，一个傣族小伙子兜头一脸盆清水，把我从头到脚浇成了落汤鸡。水顺着的额发往下流淌，我睁不开眼睛，瞎子一样在场子里跌跌撞撞，狼狈得哭笑不得。
天太冷，风又大，出了门脸冻得像刀割。云层低垂着，阴霾很重，看样子像是要作下一场大雪。北京的冬天也实在没什么意思，走在东西长安街上，打眼一看，四处都是灰灰的，旧旧的，方方正正古古板板的，连常绿的松柏冬青什么的都蒙着厚厚一层土，不见丝毫生气。母亲只去了一趟天安门，回来就说够了，知道北京是什么样了。转天她哪儿都不肯再去，就坐在家里等，等骆京生母亲请她上门会亲家。
我当然不能就此罢休，我要报复。我从一个人的手里抢过脸盆，那人是男是女我根本没有看清。场中水龙头里的清水哗哗流淌，接满一盆水，我开始寻找目标，找那个最先泼我的人。但是透过我沾着水珠的睫毛看出去，满场的傣族姑娘和小伙子都是一个样，一样的高矮，一样的胖瘦，一样的服装和头饰，一样手里端着满盆的水，嘻笑着奔跑着相互泼洒着。我找不到目标，一时间也不好意思主动向别人攻击，干脆把一满盆水泼到骆京生的身上。泼过去之后我才后悔，骆京生的手中同样也有了盛水的工具，而且他拿的不是水瓢也不是水盆，居然是一个铅皮的水桶！他那一桶水要是冷不丁地往人脑袋上泼过去，不被泼昏也要被泼得喘不上气。我看清之后吓得“妈啊”一声喊，丢了脸盆拔腿就跑。骆京生被我泼了之后自然不甘不休，提着桶便追。我是空手，在湿滑的泥水地上照样能够跑得飞快，鱼儿一样从人群的空隙间钻进钻出。他拎着满桶清水，身躯又过于庞大，密集的人群挤来挤去，他总是撞人，总是被堵，急得大喊大叫。那些傣族小伙子们都是好热闹的人，看见我们两个外地人一个追一个逃，觉得有趣，人群马上分成了两拨，一拨人掩护我，自动地用身体去堵骆京生；另一拨人帮骆京生起哄，推波助澜，端了水盆跟着参战。一时间场面因为我们的加入而变得沸腾，无数盆水在人群头上泼来泼去，水花遮蔽了天空，成一个半圆的透明穹窿。南国灿烂的阳光照耀在平铺的水幕上，映出的彩虹不是一条两条，是连成片的无数条，金珠银珠五光十色，那种美丽奇幻简直像电影里的特技制作。
母亲还带来了一些家乡土特产，上门时可以不空手，比在北京现买礼物来得更诚心。那些吃的东西体积大，份量又重，难为她和我妹妹千里迢迢背过来。
骆京生终于泼到了我的水，是隔着好几个人远远泼过来的，而且他没有狠心泼光全桶，泼出去一半水时，手里一收，留下了小半桶。即便这样，我的头上脸上又一次水流成河，水在我的眼睛、鼻尖和下巴处流成小小的瀑布，像小孩子尿尿一样。我弯着身子，笑得直不起腰。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笑过了。我疯了。我们大家都玩疯了。傣族泼水节是这样好玩的一个节日。因为奔跑和大笑，我已经浑身瘫软，手脚像被人抽去了筋骨，软得再也端不住一盆水。我的喉咙完全嘶哑，说话只能够断断续续，手脚并用辅助表达意思。我的衣服从上到下没有一根干丝，皮肤因为吸饱了水份而变得青白，半透明的白，每一个毛孔都是鼓鼓胀胀，好像无形之中长胖了一些。
我母亲身材苗条，皮肤细白，眉眼清秀，穿这样一件深蓝色的合体缎袄，真能够称得上风姿绰约。
再看骆京生，他同样地已经溃不成军。他身上那件南国风情的花布短袖衫是我们花几块钱在地摊上买的，染色肯定没有过关，水一浸透，花花绿绿的染料水四处横流，不光把他下面的裤子染成了花裤，连他的皮肤都跟着花了，猛一看去，活像印象派的文身刺绣。他的塑料凉鞋还断了一根带子，趿拉在脚上，走路的时候那条带子拖在泥水中，啪啦啪啦地响。后来他干脆把两只鞋的后跟带子都扯去了，凉鞋变成了拖鞋，倒也不那么狼狈，只是再也跑不起来，被别人泼了水之后无法追上去还击。
母亲带来了她新做的一件深蓝色织锦缎的棉袄，准备在骆京生妈妈请她见面吃饭的时候穿出去。母亲先在我宿舍里试装，穿上棉袄后到处找镜子看，还埋怨我，怎么连个像样的镜子都不买？她偏着脑袋，转前转后地打量自己，问我怎么样？穿到我婆家去，不会丢我的脸吧？母亲在思想上已经认可了骆京生这个人，口口声声把他的家称作我“婆家”。母亲还喜滋滋地说，要是我婆婆也喜欢这种中式锦缎袄，她可以回老家替她做一件，邮过来。“算我送她的礼。”她说。
骆京生挤到我身边，问我是不是疯够了，可不可以回旅馆去？我坐在场外喘息，却意犹未尽，想赖着再看别人的热闹。骆京生一把拉起我，把我拖到旁边停着的一辆大客车旁，让我自己照一照车窗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