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办法再简单不过，半夜潜进我们单位的食堂，拿熬粥的大锅烧开了一锅水，把牦牛头骨侧着浸下去，先煮左边一半，再捞上来，煮右边一半。我在旁边看着他忙，一边提心吊胆，生怕有人闯进来拿个正着。他煮完头骨，我用碱水把那口锅仔细涮了三遍。第二天早上去打粥，我仍然是做贼心虚，眼睛不敢往那口锅里看。打到粥之后，我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没有闻出可疑的异味。纵然如此，那盆粥我还是吃不下，偷偷拿出去倒了。
他说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跟着也吐了。他没想到我的反应会有这么激烈，连连道歉，又奔回房间里，把那个腐臭的头骨搬到楼梯杂物间暂存。我说这不行，要是臭味漫溢开，全楼的邻居都会提抗议。他想了想，就把头骨搬到水房里，拿洗脸盆打水往上冲，再拿刷子刷，一遍又一遍，直到鼻子凑上去闻不到异味。然后他拿一把小刀，在水房里蹲着，把头骨缝里残存的肉屑剔得干干净净。这还不能最后算数，他说，人家告诉他了，如果没有特制的药水来保养，那就放在大锅里煮，煮透了，日后就不会发臭生虫。我说这么大的头，这么长的角，哪有合适的锅来煮？他就笑，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
打理干净的牦牛头骨真的很漂亮，弯弯的牛角在生命死寂的时候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想像这牛当初活着时，又会是怎样的威风和霸蛮！
头骨尚未经过人工处理，又在麻袋里闷得久了，打开之后一股恶臭，熏得我翻肠倒胃，险些呕吐。我奔到门外喘气，他追过去，满脸得意地告诉我，为得到这个头骨，他一个人喝下去三瓶青稞酒，还吃掉了一小截用生牛血灌制的血肠。他说，同去的报社同行都想要这个头骨，可最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因为除他之外没有人敢碰那种血肠。有一个搞美术画家的硬了头皮咬一口，结果吐得翻江倒海，藏民朋友很不高兴。
骆京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煮过的牛角弄出光泽来。刷鞋油，涂清漆，还是打蜡？他准备把他这个伟大的战利品用来装饰新房子。他说，可惜这牛角不是最完整，左边的角缺了一个尖，也不知道是牛活着时打架打折的，还是死了之后被人割头时不小心碰坏的。他说他在西藏时就已经跟一个藏族朋友预约过了，让人家得空时帮他寻摸一副更好的，完美无缺的，下次他再去西藏，把那个好的带回来。他一边拥着我，亲我的眼睛，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他一定还会去西藏的，西藏太伟大了，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是仙境，是天堂。他一定一定还会去的。
他一回北京就风尘仆仆钻进我的宿舍，把一个麻袋片裹着的物件小心搁到我的桌子上，满脸兴奋地搓手，唏嘘，要我猜里面的东西是什么？那东西巨大，连同麻袋片的外包装，整整占了一个桌面。我先猜是藏刀，又猜是弓箭，最后猜成了藏传佛教的文物。他的笑声越来越响，最后解开麻袋片，居然是一个带弯角的牦牛头骨！
他问我：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秋天，骆京生受报社派遣去了一次西藏，拍摄一组宗教题材的照片。半个月之后他回到北京，长发零乱，胡子拉楂，眼睛里多了野气，脸颊上留着黑里带红的高原痕迹，如果穿上藏民服装，说他是拉萨八角街上的康巴汉子，肯定会有人信。
也许吧。我说。我又说，这不是能够由我自己决定的事。
我开始醒悟到，男女之间相爱到了一定程度，是必须要用身体作许诺的，如果彼此的肉体没有撞击、交汇和渗透，没有大汗淋漓的缠绕，精疲力尽的付出，掏空一切的给予，没有喘息，吟哦和战栗，爱情就是空中楼阁，是水中月镜中花，虚幻到爱恋的双方都不辨真假。
机关的工作重心就是材料。起草材料，打印材料，校阅材料，宣读材料，学习材料……循环往复，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时候。材料统治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也彻底被材料武装了头脑。我们说话使用的是材料语言，思考遵循着材料中的思想，下班后延续着上班写材料的习惯，就连呼吸都会喷出材料的气味。在堆积如山的材料的包围中，我们面色苍白，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吐气污浊，目光恍惚，语言无趣。我们一天天地疲惫和厌倦，僵化和衰老，封闭和狭隘。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那些有限的文字，纲举目张，先提论点再作论证，三段式四段式，观点鲜明举例鲜活，结尾拎起来，激情洋溢鼓舞人心……如果领导首肯同事欣赏，我们会神志飘飘如饮甘泉。我们在辛苦的劳作中等待表扬，等待升迁，等待加工资，分房子，等待头儿退休之后能作替补，也等待有机会外放一任然后重新杀回。
他是真的爱我吗？他对我的身体有足够的好奇和兴趣吗？我给自己设问，试着回答。我答不出来。答案总是模糊和迷离。
我们是一群为材料活着的人。
他从来没有留在我的宿舍里过夜。我们的关系已经亲密到在一起可以视对方若无物，但是我们没有上过床。如果我们拥抱和接吻，我们总是站着，最多在椅子上坐着，不会沾到床的边，好像彼此都守着一条底线，对“床”这个东西有所敬畏。
中午在办公室休息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大概是从大街上的电话亭里打过来的，背景声异常嘈杂，我听到了一个北京大妈骂人时爆豆般的一串词儿，两个孩子打架的哭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甚至还听到了稍远处摊贩卖东西的吆喝。
夏天晚上，骆京生在我宿舍里磨蹭到十点多钟，看着我上了床，替我掖好蚊帐，把我第二天早上要用的饭盆和饭票准备好，才背上他的黄布书包走人。他骑车回到报社的时候，一身衣服已经又被汗水湿透了，还得再洗一次澡。
“我在北京。”他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
每个月拿了工资，我就去街边的食品店买一斤果脯吃。我最喜欢果脯中的杏，颜色是淡黄的，琥珀样的透明，咬在嘴里酸甜，柔韧，齿间有很好的快乐感。山楂条的暗红颜色也是我喜欢的，但是山楂太烂乎，咬一段在嘴里，没等牙齿开始运动，口水就把它化开了，没什么意思。我蔑视不经努力就得到的快乐。
我的心里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接下来，我再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了。我听见了也跟没有听见一样，因为我的大脑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一边飞速地转动，一边又像羽毛一样随风摇摆，轻轻地飞升。我的拿话筒的手在发抖。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肌肉和骨节簌簌地摇动。
那一年的春天和夏天，气候都是令人惊奇的好。春天温暖湿润，夏天凉爽多雨，单位院墙上的蔷薇花开了一批又一批，浓郁的花香把整个街区的空气都熏得甜腻动人，柏油路上泛出的亮光使行人骑车和走路都舒服。七十年代的阴影已经彻底过去，生活正在一点点地多彩和富足起来。我买过一条蓝白色细条纹的连衣裙，束腰，大摆，领口有海军制服式的披肩和飘带。因为裙子的衣料是棉布的，骆京生很喜欢，他说棉布好，朴素，本份，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他这样毫无因由地喜欢前工业社会的产品，我实在搞不懂他遵循的是一种什么逻辑。
我要见你。我说。
但是我心里还在反反复复地想，我爱他吗？他是我一直等待的那个人吗？
他温和地告诉我，恐怕来不及了，他已经到了火车站，火车就要开了。
一切都是游移和摇曳的，是疏离和暧昧的。也许在骆京生的心目中，我早已经是他的未婚妻了，他每天一下班之后就腻在我这里，跟我周围的邻居混得稔熟，跟我的同事也混得稔熟。他拿着我的饭盆去食堂打饭，用我的澡票去浴室洗澡，帮我处理一些小小的人事纠纷，甚至去见我的领导，征求他们对我的意见，请求人家多多地关心和关照我。只有成为我丈夫的人，才能够这样毫无障碍地入侵我的生活。
我想要见你。我哽咽起来，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无论他怎么催促，诱劝，哀求，我就是不说一个字。这房子是他分的，他怎么装修怎么伺候，我不想过问。我的人是站在这里，心却非常遥远，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他的未来真正地联系起来。
他说他其实昨晚来看过我了，他没有上楼，就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看我宿舍里的灯光。他说我穿着一件黄色的毛衣，头发有点长，扎在脑后，不是全部扎起来，只扎了头顶一部分，下面是披着的。这种发型很适合我，清纯，又不张扬。别的我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胖了一点，也可能是灯光的原因，灯光底下看人总有点虚幻。
他拥着我，催促我发表意见和看法。他说如果到了木已成舟我再说“不”字，那他就要气得跳黄河了。
我不能不见你一面。我泪眼模糊地重复这句话。
他总是喊我“亲爱的”，喊得顺滑和自然。他嘴巴里说出这个词的时候，眉毛就会夸张地抬起来，眼睛虚着，脸上有一点坏坏的笑，因此我一直认为他这个昵称是半真半假，带着戏谑和玩笑，是对外国电影和小说里情节的仿作。他这么喊我，我从来不答应，我总是停下手里要做的事情，静静地看他，一直到他改口，喊我的名字。
我还看见了你的男朋友，他说，也是隔着窗玻璃看见的。他的个头真有那么高吗？好壮实的一个小伙子！他看上去很爱你，对你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说明他心地纯和，天性快乐。我很放心，感觉你们会很幸福。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幸福……
亲爱的，你还满意吗？你有什么要做的指示吗？
我想见你……我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也不要听。我放下话筒，不顾一切地奔跑下楼。一口气奔到街口车站，忽然想起皮夹子没带，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全身的汗水哗地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头昏脑胀，几乎再没有走动一步的力气。我挣扎着回到机关，在门口找传达室的大爷借了一辆破旧自行车，骑上去，嘎啦嘎啦地往火车站的方向蹬。我平常很少骑车，技术生疏，一路上歪歪扭扭频繁出错，车轮划着弧圈，龙头不长眼睛，还忙中出错闯了两次红灯，引来抱怨和咒骂声不断。我不敢解释也不敢回击，生怕一不留神又出更大的错误。我摔伤了自己没有关系，摔坏了这辆破车也没有关系，只要能赶到火车站。我只求在火车启程之前赶到车站。
骆京生在报社里分了一间房，没有煤卫设备，但是面积不小，也敞亮，出门不远还有菜市场。拿到钥匙的当天，他骗我说是去看一个展览，结果把我带到了他的新房子里。他紧抓住我的胳膊，从门外的菜市场介绍起，一直介绍到这楼里的厕所水房怎么用，电费水费又怎么交，不容我不听，更不容我半路脱逃。最后他站到了空荡荡的房间里，以内行的口吻，描述了他近乎宏伟的装修计划：墙壁刷什么漆，窗户和门刷什么漆，地上铺什么颜色的化纤地毯，天花板装日光灯还是白炽灯，床、衣柜、写字台、书橱买什么样的，放哪儿最合适……他从背后拥着我，双手环过来绕在我腰上，下巴搁在我的右肩头，每说一句话，下巴的张合就把我的肩胛硌得痒，口鼻中热呼呼的气息把我耳后的头发吹得飘起来，来来回回拂着我的脸颊和眉梢。
可是我还是迟了一步，南下的火车在我的视线里鸣着汽笛飞驰出站，留下灼热的车轮和铁轨磨擦的气味。
他还是笑，不正面回答我的话，把我的腰揽得更紧，像是要把我抱着挟着往前走。
春节，我母亲带着我妹妹到北京来玩。母亲大概接受了上一年春节的教训，不愿意跟她的亲家争我哥哥在大年三十的归属，干脆出门，眼不见为净。
我停住脚，转身望着他的眼睛，态度很激烈：我答应跟你结婚了吗？
母亲没有来过北京，下了火车就冻得脸红鼻子肿，一个劲地抱怨北方的寒冷。可是等她到了我的宿舍，在烧得发烫的暖气片旁边安顿下来，喝过一杯热茶之后，态度马上又变了，直夸北方好，北方的冬天才是人住的地方，暖气多舒服啊，棉袄都不用穿，脚趾头不会冻得疼，做家务手能够伸得出去，晚上睡觉筋筋骨骨都能抻得开，多好，多好啊。
我出门之后，骆京生从后面追上我，揽住我的腰，建议我们再去香山玩玩。我说我累了，不想再走路了。他笑着说，不是累了，是生气了。他说你不要为我的家里人生气，他们就这样，也不是故意的，没什么坏心。他还说，反正我们结婚之后也不在家里住。
骆京生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话，他说怎么办呢？你妈妈好像坐下来就不肯再出门边了，中午吃饭怎么办？总不能第一天就带她吃食堂？要不我到对街饭馆炒上两个菜，拿饭盒装回来？我说这样最好，你快去吧。
饭后老太太让保姆端上来一盘表皮风干的东北苹果，要我自己动手削皮，吃。她有点像是要补偿饭桌上对我的轻慢。我客气地谢绝了她，说我下午还要回单位加班写一个材料，告辞出门。她坐在沙发上，对我微笑地摆一摆手。
骆京生炒回来的菜，一个是熘肝尖，一个是熘肉片。我母亲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北京人是不是做什么菜都要勾芡粉，弄得粘乎乎的，才算是好啊？我答不出来。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没有上过几次馆子，熟悉的都是食堂里常做的几个菜。骆京生也不懂，他家里虽然是高干，在吃饭问题上比老百姓还要不讲究。
只有骆京生不停地为我夹菜。他用目光示意我，让我赶快吃完了离桌。
骆京生本来跟我商量好，让我母亲和妹妹住到他新分的房子里面去，反正床是现成的，临时铺上被褥，一点不费事。我母亲不肯，她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住人家新，一世还不清。别人家的新房子万万住不得。骆京生只好骑车赶回家，扛上他们家的一张折叠式行军床，再骑车送过来。寒冬腊月，他这两趟车一骑，头发根根里都冒汗气。我母亲就喜欢，说他脾气好，勤快，听话。她一点儿都不知道骆京生在我面前的刚愎自用。
饭菜是骆京生家的乡下保姆做的，我记得是很简单的四菜一汤：干烧带鱼，木须肉，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榨菜肉丝汤。菜的口味除了咸就没有别的，比我母亲的手艺差得太远。他家里人丝毫没有为待客简单而表示歉疚，吃饭的时候也并不对我有什么照顾推让。老头儿是行军打仗的速度，我还没见他嘴巴怎么动，两碗饭就下了肚，然后筷子一丢，一声不吭地上楼。我看见他夹过两块带鱼，却没见他桌上遗下鱼刺，可见他是连炸酥的鱼骨头一起嚼碎咽下肚的。老太太吃得细巧一些，边吃边跟骆京生的妹妹议论隔壁一幢小楼里的事，好像是那一家的首长病逝，年轻的夫人想要改嫁，儿女们齐心关了她的软禁，诸如此类。她们两个人谈得非常起劲，老太太举着筷子，连饭都忘记了吃，一脸的义愤填膺，对那个要改嫁的女人非常不耻。她们完全忽略了我这个外人的存在。也或者在她们的眼里我的存在不足为惧，不构成对她们谈话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