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他的信由一星期一封变成了一个月一封，文字依旧简洁，字里行间不见忧伤，只有贴心贴肺的惦念，细致入微的关爱。每次看完信，我总要默默地流一阵泪，似乎成了习惯，泪一流出来，绷紧的筋骨松开了，忧伤得打了结的心不再发疼，那一天就是我身体最舒服的日子。
他是七八级的研究生，早我半年毕业，已经留校当了老师。他的妻子因病退休，他分得了一间宿舍之后，就把她接到省城同住。在此之前，他妻子已经领养了一个女孩，是她亲哥哥的孩子，也就是她的亲侄女儿。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就这么平平静静过上了日子。
我走进校园，几番打听，找到了他住的地方。是一幢简陋的五十年代的筒子楼，屋顶和墙面已经发黑，窗户的外栏上结着密密的蛛网，寒风之中，蛛网剧烈地抖动着，边缘部分却紧粘在木栏上，像一把张开的伞，牢不可破。
年初十，我离家返京。路过省城，在火车站进来出去地犹豫了半个小时，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他。
楼下有几个孩子在一张低矮的水泥台上打乒乓球，靠墙还站了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花布衫，头顶上扎着大红的蝴蝶结，手指含在嘴巴里，眉头紧皱，眼巴巴地看着那些玩耍的孩子，神情孤僻而戒备。
我握住妹妹软软的小手，心里发疼。我想我不会不管，只要我有这个能力。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眼就认定她是那个领养的小女孩。她有跟他妻子很不一样的过早成熟的神情，却有着非常相似的娃娃脸。
我妹妹忧心仲仲地问我：你不会丢下这个家不管吧？你看看母亲，看看父亲，再看看哥哥，他们都生活在崩溃的边缘，一触即溃。
果然，不一会儿功夫，他妻子从楼里走出来找孩子。他妻子面庞浮肿，蜡黄，走路很慢，摇摇晃晃，一看就是那种病入膏肓的人。但是她的眉眼是笑嘻嘻的，神情很放松，姿态也安详。她看上去很满意现在的状况，连招呼孩子的声音都是柔柔的，细细的，不慌不忙的。
我很悲哀，当年我那么英俊聪明的哥哥，堕落成了这样一个未老先衰的世俗之人。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他骑着一辆自行车，从一条大路上向这边拐过来。我不等他发现我，逃一样地离开了，混进了一群背书包去教室的学生中。
初一早上，我和妹妹从幼儿园值班室回家。哥哥在离家不远的路上徘徊，两手拱在袖子里，弓腰曲背，脸冻得青白，鼻尖挂着一颗清清的鼻涕，眼角愁出了一大片细细的皱纹。他看见我们，第一句话就说：这样的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第二句话变得有点咬牙切齿：我是要跟她离婚的，总有一天要离。我和妹妹面面相觑。我说，你这个婚结也结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哥哥说了第三句话令我难忘的话。他说，他就是要先结后离，离过婚的女人是不值钱的东西，他只有这么做才能出气。
我没有看清他的脸，因为我不敢看。
哥哥一走，轮到我母亲躺倒不起。准备了好几天的年夜饭，煎的，炸的，炒的，煮的，一样一样在桌上摆得姹紫嫣红，酒杯亮晶晶的倒上了红葡萄酒，筷子碟子摆得整整齐齐，一百瓦的电灯泡照得满屋亮如白昼。我母亲就是不肯起床，不肯坐到桌边。她亲生的儿子，最喜欢最疼爱的儿子，坐到了别人家里，去跟人家守岁团圆，她心里怎么能够咽得下这口闷气？
骆京生逼着我上街买衣服。他扯着我身上穿的一件咖啡色薄尼龙面料的拉链夹克说，你这穿的是什么呀？跟张纸一样，一走路哗嚓哗嚓响，像街上的……那个一样。他忍住没说出那个尖刻的词，可我明白他想说的是“小流氓”。那时候，很多自以为是的北京人都是这样，把时尚一点的年轻人称做这个那个，总之是看不入眼。
僵持到傍晚，张明丽端坐床头拒不见人。我哥哥没有办法，到底还是备了礼物跟她走了。
我买这件款式和面料都很超前的拉链衫，花了五分之一的月工资。事实上我穿它很合适，它把我整个的人衬托得挺拔而帅气，甚至有一点像模特。但是骆京生不喜欢。他很怪，不愿意看到我身上有任何化纤面料的东西。他喜欢纯自然，喜欢原始和野趣。
我母亲自然不能同意。她的理由是：我哥哥不是上门女婿，大年三十怎么可以到人家去过？左邻右舍面前她怎么解释？而且今年春节的意义格外重大：哥哥新婚，我又回来了，我难得回来过年，一家人肯定要高高兴兴团聚的。我母亲还退一步说，张明丽要是非走不可，她可以走，我哥哥万万不能走。
我不想在这样的小事上让他不开心，同意买一件新的衣服换下身上的这一件。我可以把这件衣服寄给我妹妹，虽然她长得太纤弱，穿这种风格的衣服未必很协调。
大年三十我们家爆发了最大的矛盾。我的新嫂子，就是那个面如银盘、名叫张明丽的女孩，执意要求我哥哥跟她回娘家吃年夜饭。
我出了门要找往王府井的车，又被他取笑一通。他说外地人才是出门就奔王府井，我们最好去西单。我说那好吧，我们去西单。
妹妹说出这句话之后，我看见大家的脸上都如释重负。
相处了一段日子之后，骆京生身上的这种刚愎自用开始让我不舒服。而且我们的很多趣味相左，他崇尚的事物未必是我的最爱。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属于过去时代的东西，比如老房子，古董，字画，瓷器，扎染，布鞋，中医，等等。他却着迷，不厌其烦地寻找，拍照。他身上也有一种自恋，跟唐仁的自恋不同，他沉迷于固有的习惯，不接受现代工业带来的方便、快捷、前卫和金属感。
我回家之后，母亲很是为难，不知道把我往哪儿安放。父亲提出的方案是，他这段时间睡到医院值班室里，兼值夜班，还能够多拿点加班费，我就可以跟母亲睡一张床。我不能同意。挤走父亲我于心不忍，再说我也不习惯跟母亲同床共枕。后来我妹妹站出来解决难题，她说，让姐姐住到我那儿去吧。
我不知道我们之间能够继续相处多久。从前我和唐仁的关系，现在颠倒过来了，我成了他，唐仁成了我，我被他关照得像一个傀儡，事事处处都要按他的意愿办事。这样的状态，有时候令我舒适慵懒，有时候又令我愤怒忧伤。我对我自己也无所适从，不知道我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家一直是住医院的公房，房子只有两间，但是面积大，可以任意分割。里面一间父母做卧室，兼做父亲的书房。外面一间用途更广，北半间是餐厅兼厨房兼洗脸室，南半间放两张床，一东一西，东边的小床是我哥哥睡，西边大一些的床我和妹妹睡，中间用布帘隔开。不久前我哥哥结婚，里间房就腾出来安置了一对新人。外间的两张床拆除了，父母的大床搬了进去。我父母的床是老式雕花床，床架大而无当，加上床前的一张踏板，半间房的面积居然占得满满当当。这样，我妹妹就被排挤出门，在幼儿园的值班室里临时搭一块铺板，跟小朋友的皮球、积木、认字方块和卡通头套作伴。
最需要的一个不能得到，其余的便都是摇摆，彷徨，犹豫，可行可不行，可有可没有。
回到家里我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我住的地方。
他在西单商场给我挑了一件藏青色的卡其布列宁装。我哭笑不得。满大街的北京女孩穿的都是这种衣服，我不知道北京人怎么会对列宁装情有独钟。而且这种过时的卡其布，穿久了会走形，洗几次就掉色，一点都不经济。
这一年的春节，我回家去过。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我要对父母作个交待。
他怂恿我当场穿给他看。我对着镜子端详自己，怎么都觉得别扭。我是南方女孩，缺少北京姑娘的泼辣和大气，穿列宁装不可能穿出气派和风格。犹豫良久之后，我还是脱下衣服，还给营业员。
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接近过爱情，我需要，也渴盼。有一种女人是为爱而活，我想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没有爱的日子，我的生命暗淡无光，狼狈和栖惶。
他对我发了脾气，又一次扯着我身上的尼龙拉链衫，说我穿的这是什么呀，跟张纸一样，还亮闪闪的，就像那个……那个……他胀红了脸，嘴巴里含着那个想说又不能说的词，憋得额上的青筋都要暴出来。
我需要重新爱上一个人。我孤零零地生活在北京，单位是新的，工作是新的，领导和同事都是新的。面对这一片崭新，我需要有一个人安抚我，倾听我，点化我，帮助我渡过这一段非常时期。
我一言不发，扭头就走，让他一个人对着空气发火去。
我知道，我的又一次恋情开始了。
他傍晚就过来了，敲我宿舍的门，小心翼翼，不像他一贯的风格。
我不笑了，嘴张得很大，心脏狂跳。
我把门拉开，让他进来。我想，即便我们分手，我也要跟他说明白，我是没有错的。但是他不等我开口，一把就把我抱住了，用热吻堵住了我的口。他一边吻我，一边含含糊糊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专制独行，限制你的穿衣自由，我不会再做这样的蠢事了，你不管穿什么都是好的，你是我眼睛里最漂亮的。
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当时心里一阵轻松，笑起来，问他想要介绍的人是谁？他抬起一只手，用食指点着自己的胸口，一字一句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靠在门上，忧郁地望他。我说，我们之间有没有将来？我又说，爱情是脆弱的，经不起几次风吹雨打的。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茫然摇头。
他赌咒发誓，说他再也不会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然后他拿出带来的水果，到公用盥洗室去洗干净，殷勤地为我削皮，强迫我一块接一块地吃。他才说了不会把意志强加给我，转眼就在吃水果的问题上旧习重来。
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回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问我说：“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我也许会习惯了他的专制，在他面前慢慢地养成奴性。
做完这一切，他应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继续留下。
爱情也是会培养奴隶的吧？
到单位之后，我上楼报到，他就在楼下看行李，等我。我拿到宿舍的钥匙之后，他又送我过去，帮我打扫床铺，解开行李，衣箱搁到了架子上，洗漱用品放到了桌子上，书籍在简易书橱里排列整齐。
跟骆京生父母初次见面，我为买什么样的礼物费心劳神。我每月的工资五十多块钱，扣除伙食费，再添置一些衣物用品，所剩无几，不可能买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他让我不要买，他父母是部队干部，不讲究这一套。可我觉得我不能空着两只手上门，我们家乡没有这样的规矩，母亲日后要是知道了，也会怪我不通人情。我缠住他，要他对礼物的事情做一个提示。他挠了半天的头皮，才勉为其难地说，要么，买几本军史一类的书吧？他父亲好研究这个。
骆京生把自行车锁在路边，肩扛手提地跟随我上了公共汽车。
我冲到西单和王府井的书店，到处搜寻，一共买到了六本，包括一本二战史，一本苏联国内革命战争史。我用单位里节日扎花用的深蓝色蜡光纸把书包扎成一个礼品包，找一条金黄色缎带系出一个漂亮的蝴蝶花结。我得意地拿给他看，一心要得到他的夸奖。他瞥一眼，十分惋惜地说，浪费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父亲这个人。
林海燕后来给了我几张冲洗好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发丝零乱，目光迷离，嘴唇启开成不知所措的模样。虽然摄影师的光圈和速度都用得很好，背景中的野草小花情趣盎然，无奈作为主体的人的形象显得仓惶佝促，实在没有收藏的价值。
后来的事实是，我果然不明白他父亲。我们进门之后，老头儿用手指着我放在茶几上的漂亮纸包，眉头皱皱地问：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骆京生告诉他，是我买给他的东西。老头儿狐疑地看看我，裤袋里掏出一把军用小刀，在纸包上捅一个口子，嚓地挑开，看见那几本书，神情马上柔和许多，抱着书上了楼，吃饭之前再没有下来过。我精心挑选的深蓝色蜡纸，那朵金黄色缎带扎成的蝴蝶结，垃圾一样被弃置在茶几上，最后还是由我收拾起来，揣进我自己随身背着的书包里。我舍不得让这些漂亮东西就此作废。
我无法再作拒绝，那样就显得矫情。可是那天那一路上，我实在是把心提在嗓子眼里，至于“八大处”的景色如何，我们在哪儿休息和拍照，一共拍了多少张胶卷，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所有的记忆都是骑车的惊险和我汗流浃背的紧张。
骆京生的母亲从始到终稳坐在沙发里打毛线，好像打的是一条米色围巾。她挑针运线的速度很慢，手上没有连贯的动作，平均半分钟完成一个过程，可见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消遣。我进门的时候，她没有舍得从沙发上起身。我告辞离开的时候，她还是不肯起身。她就像一个腿脚不便的残疾人，只能终日瘫在沙发上生活。但是我坐在她的对面，回答她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时，她盯着我的脸，看得很仔细，连我脸上的任何一个神情都不放过。她最后对我下了这样一个结论：“你的眼睛很聪明。”
我只好骑上。我骑得谨小慎微，但是还不至于歪歪扭扭找不准方向。骆京生拍着手说，行了，就这么着，林海燕在前面开路，他在后面保航护驾，保证没有问题。
骆京生还有个妹妹，长得跟骆京生同样三粗五大，穿一件没有帽徽领章的军上衣，楼上楼下来来回回地跑，不知道她忙些什么。有时候她把楼上的门打开，我听到从她卧室里传出来邓丽君的带颤音的歌声，是用那种最时髦的日本产四喇叭“三洋”录音机放出来的。她只在我进门的时候，站在楼梯半腰居高临下地看一看我，问了她哥哥一句：这就是你的女朋友？然后她就再没有跟我说话，进来出去对我视而不见。我不知道她是因为出身高贵而瞧不起人，还是天性就是这样粗疏随意。我认为以她这样的长相和脾气，她将来要是想找丈夫结婚，会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