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我们在旅馆不那么干净的小床上相拥相爱。没有暴风骤雨般的疯狂，取而代之的是缠绵，怜爱，丝丝入扣的体贴和给予。他每次都把一块毛巾烤在暖气片上，在我筋疲力尽的时候，把热呼呼的毛巾拿过来，在掌心里揉得绵软之后，替我擦汗。他把我的脑袋揽过去，贴在他胸口，让我听他心脏的跳动。有时候他索性搬动我的身体，让我叠睡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用胳膊和腿圈住了我，像藤缠着树那样。他说，你这样压着我，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会睡得很香。但是我总是不能坚持。我喜欢面对面偎依着他睡，把头蜷在他的肩窝里，一只胳膊绕过他的腰际，搭在他臀部。我要这样抱着他的时候才有安全感。
小旅馆地下室的两天时间是我们最后的盛宴。他没有来过北京，我尽可能多地带他去见识首都的名胜古迹。我们去了天安门，去了故宫，还去了香山和八达岭。寒冬腊月，旅游景区人迹稀少，鸟踪全无，我们行色匆匆，来回奔走，活像一对绝境中的逃犯。我在那两天之中冻得耳端化脓，脸上肿出两块冻伤，白天迎风刀割一样疼痛，晚上暖和过来时痒得直想拿手指挖掉。
最后的那天晚上，他问我，还想要他为我做些什么？我说，带我去吃涮羊肉吧，我到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吃过这种闻名遐迩的北京美食。我们就在大雪到来之前的黄昏坐车到了“东来顺”。食客很多，我们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之后，由常倌做主，替我们两个外地来的傻瓜要了一斤羊肉，一个炒羊杂碎，外加两个火烧。我们不知道羊肉涮到怎样的程度算熟，就边涮边用眼睛瞄旁边的北京老客。我把涮熟的肉片捞到他碗里，他蘸着芝麻酱尝了一口之后，赞叹说，名不虚传，真的是很香。
我经常会被自己的疑惧弄得冷汗涔涔。
吃完涮羊肉出门，下雪了，漫天都是飘舞的雪花，北京城隐到了一个银色的世界之中。冷风吹过来，我觉得胃里有点翻腾，弯腰在树下吐了一地。他跟到我身后，轻轻拍我的背，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吐完之后转过身，扑到他怀里。我说我难受，我很难受。
她是真的天真到相信一切吗？对她丈夫和我之间的关系，她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回到学校，班主任找我问了话，追究我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去了。我说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我陪他们逛逛北京。我平常是个乖顺的学生，从不做出格的事情，班主任就相信了我。他提醒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应该把论文抓紧写好，我这样的外地同学，如果想留北京，成绩必须出色。
正合了梦相书上“梦死得生”那句古话，我越是做那些离奇恶毒的梦，他的妻子活得越是长久。她病病歪歪，很早就退了休，足不出户，药不离口，却奇迹般地活到了五十出头。她死前几个月我去见她时，她依然快乐，像孩子一样撒娇，天真得叫人无法对她生出恨意。
唐仁也找过我，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故意躲起来不肯见他。我冷笑一声说，如果我不想见，大可以对他说明白，干吗要躲？“躲”这个词用得多么猥琐。唐仁就不吭声。他那时候已经有点怕我。我跟他说过了，我不想再把他当弟弟来爱。
因为他，我在心理上是一个罪犯，杀人犯，血债累累，不可饶恕。
大学最后一年的日子过得非常寡淡。唐仁出国以后，我干脆连一丁点的精神寄托都没有了。我不爱唐仁，可是我又习惯了他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做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他的离去使我彻底地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者。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他的妻子速死，或者暴死。我做各种各样的梦，梦中是他妻子各种各样死的方式，和死的原因。醒过来的时候，我总是谴责和痛恨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自私这么恶毒这么卑鄙？
毕业分配前的气氛有一点剑拔弩张。留京的名额有限，想留北京的同学太多。有人为避开锋头，一咬牙考了研究生。还有人公开了自己与北京学生或者社会人士的恋情，明明白白地要求照顾。当然也有班上的党员和学生干部，早早地就被各机关物色下来了，此时心定神闲，波澜不惊。
预感变成了现实，仅此而已，我可以不哭。
我是个千真万确的幸运者，留京留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的那个名额本来是班里另外一个女生的，可是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得知自己被社科院研究生部录取。这样，她的名额空下来给了我。天上只掉下一个馒头，居然就砸到我的头上。
我没有哭。最初的恐惧已经过去了。从接听电话开始，到我们拥抱着谈论问题，其间我有四五个小时的心理准备，我已经把心态调节到可以接受一切打击。
离开学校的那天上午，宿舍楼里混乱得像一个难民营，门窗洞开，垃圾遍地，书籍纸张成捆地堆在楼梯口，绳子上晾着的很多旧衣破袜找不到主人，就那么在冷风中招摇地飘拂，更多的饭盆、脸盆扔在盥洗室里，人走进去没处下脚，踢出一片咣啷啷的声音。
他微微地抬起半个身子，双手托住我的脸，仔细地看我，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他说，他把一切都考虑过了，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想了很久，才下决心到北京来。他要亲口跟我说明白这件事。我年轻，又是大学生，我前面的路很宽，很宽很宽啊，我可以有无数种的选择啊。可是他的妻子不同，除了有丈夫可以依靠，其余一无所有。他不是丢卒保车，他是丢车保卒，因为车和卒都是生命。
我们宿舍的几个北京同学，昨天家里就来了人，把她们连人带行李接走了。我必须在今天离开，到我的新单位报到。一早起床，我收拾东西，给行李打包。我在床上摊开一片床单，把垫的和盖的两床棉被放上去，紧紧地迭成方形，包上床单，再用麻绳捆扎。麻绳是新的，我昨天刚从小卖部买回来，因而硬梆梆不听指挥。交叉绳头打结的时候，我如果不用劲，行李包是散的；我稍微一用劲，绳头就从我的手里滑开去，甚至还会弹起来打在我脸上，麻飕飕地疼。当我把全部身体扑到床上去压紧行李时，行李也欺负我，我一屁股坐上去，行李乖乖地缩成一个小小的卷筒，我屁股刚一离开，全部棉被哗地就弹开了，散成一摊。我折腾得满头大汗，心火直窜，只恨手脚太不够用。
那么我呢？我说，我怎么办？爱情怎么办？
有人走到了我的宿舍门口，敲门。我在捆扎行李前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狼狈，事先就把门关上了。敲门声先是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没有太大把握，忽然间又变得理直气壮，好像生来就有这样的权利。
我是在平静下来之后才听完了他的叙说。他的妻子，学校油印室的职工，那个洋娃娃样的娇小女人，被医院确诊为肾病。她很不幸，真的是不幸，先是切除了子宫，再得肾病，一个人就这么废了。医生说，像她这样的肾病是治不好的，只能维持，最后肾衰竭而死。他紧紧地抱着我的身体，叹息，为他妻子的命运也为他自己的命运。本来她已经跟他说好，要离婚，让他再婚之后生一个孩子。他妻子是传统型的女人，比较看重传宗接代的事情。可是现在她得了肾病，他自然就不能绝情而去，不可以这样，道德和良心双重的不准。
我正在跟行李窝火，没好气地应一声：进来。
他把被子拉到我的下巴处，把我身体朝外的一面裹得很紧。他生怕在暖气不足的房间里冻坏了我。实际上我全身都在发热，甚至还有一点发烧，口鼻处呼出的气息连我自己都感觉到灼人。
那人在门外笑：你把门锁上了，我怎么进得去？
头顶的日光灯照在房间光秃秃的墙壁上，反射出来的光线有地狱的阴郁。暖气管中不断发出咝咝的喘息，偶尔还会濒死挣扎般地吼叫几声，像庞然大物的腹泻，让人悚然而惊。窗外影影绰绰的人腿变得密集起来，大概到了下班回家的时间了吧。走廊里有一群服务员在大声地议论一个旅客的事情，卷舌音很重的北京话说得溜滑，有水流旋转一样的节奏感。水房里打开水的人络绎不绝，鞋底摩擦水泥地面的沙沙声近了又远，远了又近，操各种口音的外地人在等候水瓶灌满的间歇中会跟女服务员逗几句乐，又总是被泼辣的北京大嫂们轻而易举堵个脸红，吭哧吭哧干笑几声拉倒。
我无奈，去给他开门。捆了一半的行李趁此机会舒展腰身，我又一次前功尽弃。
他对我的回吻有一瞬间也变得非常疯狂。他喘气急促，全身都变得僵硬，肌肉开始痉挛，一波一波地打颤。他把披在我身上的大衣用劲地扔出去，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热得脸颊和手心发烫。我主动抓住他的两只手，示意他从我的棉衣下摆伸进去，抚摸我。我很需要他的爱抚，想要他在我身上留下更多的回忆和梦想。
门外的人我有点面熟，应该是某系某班的同学。他身高体壮，皮肤像野外工作者那样粗糙发红，头发理得极短，刺猬样地竖着，眉毛极浓，眼睛看人时有似笑非笑的调侃神气，又有点不容置疑的坚定，好像习惯了把别人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由他来指挥和调拨一切。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军用大衣，袖口和前襟已经污渍斑驳，咖啡色毛领子上的海虎绒掉得稀稀落落，脚上却蹬着一双崭新的带毛皮鞋，鞋带系出好看的花结，平整的鞋面擦得乌黑锃亮，几近照人。
我冰冷的嘴唇一碰到他的唇边，寒意就化开了，转换成令人战栗的愉悦。我抱住他的脑袋就再不肯放手。我用劲地吻他，不依不饶地吻他，我不让他挣脱更不准他腾出嘴巴说话。既然他将要告诉我的事情不会让我欣喜，又何必不把之前的过程拖延得更长一些？
他看我上下打量他，很不确信的样子，就举起手里的一团军用帆布行李带，问我：“林海燕呢？我来帮她打行李。”
因为恐惧，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明确无误的预感，我的灵魂一直在飞速地下沉，所以我想要吻他，和他上床，以此来挽救我自己，减缓我向深渊坠落的速度。
我回答他，林海燕昨天就走了，她家里来了人接她。
他看见我面色青白的模样，马上从床上拿起他带来的大衣，把我从头到脚地裹住。然后，他隔着大衣抱住我，让我贴住他的胸口，要把我尽快地暖和过来。他的手臂把我的后背箍得那么紧，好像要借此机会将我一把塞进他的胸膛，从此成为他身体的一个部分。
他笑笑，并不失望，盯住我床上散得七零八落的被子，很自然地表示，那就改帮我的忙，反正都是同学。他不等我点头同意，自顾自地走到床边去，动手把我的行李彻底打开，重新铺排，曲起一条腿帮忙，迭成很整齐很紧凑的一个卷，再包上床单，用他带来的帆布带捆扎。他整个的动作麻利，娴熟，舒展自如，像玩弄一件雕塑类的艺术品，竟把我看得呆了。全部过程我居然没有能插上一句嘴，他也没有主动回头征求我的一丁点意见。
我始终是冷。冷的意识一路跟随我过来，坐车，走路，打听地址，一直到走进他的房间，我总是哆嗦，不能够抑止的哆嗦。
捆好行李，他环顾四周，看其它用物已经打点妥当，就把行李卷拎起来，在手里掂一掂，空着的一只手顺便又拎起我的木头衣箱，眼睛看着我，下巴往门外一点：“东西都拿上，走吧。”
他要的房间在小旅馆的地下室，窗户只有窄窄的一条，贴着马路边沿，透过毛玻璃和防盗栏，影影绰绰看见过路行人的腿。房间里暖气明显不足，空气也不那么新鲜，水房和厕所的味道从门缝里顽强地钻进来，让人有一种无处逃匿的沮丧。
那一刻我简直就发了傻，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把我弄得云里雾里。我很弱智地问他，去哪儿？他噗地一笑：你不是要到单位报到吗？我有自行车，可以送你到车站。
站在冬天惨白的阳光下，我开始哆嗦，寒意从脚底游丝一样升起来，传递到双肩，周身凉彻。我把自己收缩成一团刺猬。
我记起来了，他叫骆京生，是新闻系的同学，跟我同届。
他没有理由两星期不给我写信，而后忽然地到了北京。他即便来实习，来为论文查资料，来参加学术会议，也应该早早告诉我，让我去火车站接他。他明知我是一定要去接他的。
因为他提到自行车，我才想起他。好像他跟林海燕很熟，邻居还是什么的，我弄不大清楚。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林海燕没有回家，一早起来就在宿舍里打扮自己，梳了头，拿一支炭画铅笔描了眉眼，换了不系纽扣的飘带衬衫，而后躺在床上穿牛仔裤。
放下电话，我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他的声音里没有了往常阳光般的清亮，相反，感冒似的，音色发闷，尾音也拖得有点过长，字里行间藏着东西。
那时的牛仔裤是大学生中最时髦的衣装，讲究把臀部和大腿裹成肉粽样的状态，因而穿裤子的时候比较费事，须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当窄瘦的裤腰拉至臀围时，吸气，把肚子使劲收进去，臀部肌肉绷紧，用全力往上拉，最后再吸着肚子拉上拉链。有的时候一个人实在难以搞定，需要同学过来帮上一把。
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说他到了北京，住在崇文门附近的一家旅店，问我能不能过去看他。我张口结舌了好一会儿，突然来临的惊喜把我弄得像个傻子。醒过神之后，我一迭声地回答说，我能够我能够我能够……我一口气说了五六个“我能够”，收发室老师在旁边盯住我笑。
林海燕喊我帮她的忙，让我用两手按住她泡泡的肚皮，好让她自己的手腾出来对付拉链。她满头大汗穿好裤子之后，站起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脸，忽然提出邀请，要我跟她一块儿去拍照。她说，不是一般的风景照，是特写，肖像艺术照，去野外拍，背景里有点儿野趣，比较不俗。拍照片的人叫骆京生，新闻系同学，正学摄影课，乐意找人练手艺。我迟疑。我那段时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什么都没兴趣。林海燕却热情，不由分说拉了我的手，强制性地带我下了楼。
临近寒假的时候，我有将近两个星期没有收到他的信。我每天往系里的收发室跑，跟那个酒糟鼻子的老师套近乎，希望他忽然之间变戏法样地从抽屉里拿出我想要的东西。
骆京生在楼门口等着，手里扶着一辆自行车，身边还有另一辆车，是为林海燕准备的。看见多出一个人，他马上走开，片刻功夫就借来了第三辆。他说，我们要选个僻静地方，骑车去京城“八大处”。
唯一的遗憾，是他一直都没有女朋友。他在女孩子面前一向都是个羞涩的人。
我赶快摇手，说我不行。我一向对骑车心存恐惧，到北京这几年中又没有碰过自行车的边儿，技艺更加生疏。骆京生鼓励我：试试吧，骑上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他不由分说地就把一辆自行车塞到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