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彼得罗维奇是个聪明人，他立刻表示相信他的这番解释。但是一会儿后，他决意要走。
“哦，别那么想，别那么想……我哪会！嗯，得啦！”拉祖米兴断然说，急遽地向左西莫夫转过身去，又把刚才跟他谈的话继续谈下去。
“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相识，”他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因为有您所知道的那些情况，等您恢复健康后，我们将会更加亲密的……特别是，我希望您早日恢复健康……”
“先生，”卢仁先生怀着异常强烈的自尊感，又不满地说话了，“您是不是毫无礼貌地暗示，我也是……”
拉斯柯尔尼科夫连头都没有转过去。彼得·彼得罗维奇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对不起，我也不是机智的，”拉祖米兴厉声打断了他的话，“所以我们别再谈下去啦。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有目的的，但是三年来，我对这种闲扯和自慰，对所有这些絮絮不休的没完没了的老生常谈，对千篇一律地复述这些老生常谈已经厌烦极了，老天为证，不但我自己说这些话，而且别人在我面前说这些话时，我也会脸红的。当然啰，您急于想自诩博学，这是大可原谅的，我也不责备您。现在我只要知道，您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近来有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企业家要参加公众的事业，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曲解他们所染指的各种事业，以致把整个事业都完全糟蹋了。嗯，够啦！”
“凶手一定是去抵押过东西的人！”左西莫夫断定说。
“不，这不是老生常谈！比方说，假如从前人们常常对我说：‘去爱人吧’，于是我去爱了，那么结果怎样呢？”彼得·彼得罗维奇继续往下说，也许说得太急了。“结果是我把长褂扯成两半跟亲友分穿，于是我们俩都半裸着身体。俄罗斯有一句谚语：‘同时追几只兔子，结果是一无所获。’科学告诉我们：你爱人，首先只爱你自己，因为世上一切都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你只爱自己，那你就会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你的长褂才能保持完整。经济学的真理补充说：社会上私人的事业办得越多，也就是所谓完整的长褂越多，那么社会的基础就越巩固，社会上的公共事业也就办得越多。所以，为我个人发财，也就是为大家发财，从而使亲友所得到的就会比一件破长褂更多的东西，[1]这已经不是个人私下的馈赠，而是普遍繁荣的结果。道理是简单的，但是可惜，这个道理那么久没有传到我们这儿，被狂喜和幻想给淹没了，但似乎并不需要多大的机智去理解……”
“一定是去抵押过东西的人，”拉祖米兴附和说，“波尔菲里没有说出自己的想法，但还在盘问那些向她抵押过东西的人……”
“老生常谈！”
“他在盘问抵押过东西的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地问。
“不对吗？”彼得·彼得罗维奇高兴地瞥了左西莫夫一眼，继续往下说，“您会同意的，”他继续对拉祖米兴说，但带点儿扬扬得意和目空一切的神气，几乎喊出“年轻人”来，“至少就科学和经济学的真理……来说，有了巨大的成就，或者，正如他们现在所说的，进步。”
“是的，有什么意见吗？”
“这都是正确的。”左西莫夫赶忙插嘴说。
“没有什么意见。”
“什么？”彼得·彼得罗维奇问，他没有听清楚，但是没有得到回答。
“他是怎样找到这些人的？”左西莫夫问。
“背书！自我介绍。”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开腔了。
“柯赫供出了一批人；另一些人的名字是写在包东西的纸上的，有的是听到消息后，自己去投案的……”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彼得·彼得罗维奇反驳道，显然很高兴。“当然，着迷和犯错误是有的，但这应该加以宽恕：着迷证明对事业有热情，也证明事业是处在一种不合理的外部环境中。如果说事情做得少，那是时间不够。我撇开方法不谈。照我个人的看法，也可以说，某些事情甚至已经做了：各种新的有价值的思想被传播着；某些新的有价值的作品被流传着，它们代替了那些旧的、空想的和浪漫主义的作品；文学具有更成熟的形式；许多有害的成见被根除了，受到了嘲讽……一句话，我们和过去永远绝缘了，而这，依我看来，已经是个成就……”
“唔，凶手大概是个狡猾的老贼！好大的胆！一点儿也不发慌！”
“你胡说，哪来的求实精神，”拉祖米兴反驳道，“求实精神是不容易获得的，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差不多有二百年光景脱离了实际生活……不错，各种思想层出不穷，”他对彼得·彼得罗维奇说，“善良的愿望是有的，虽然是幼稚的；甚至正直的行为也能发现，虽然骗子多得不得了；但求实精神还是没有！求实精神得来不易啊。”
“问题在于，他根本不是一个这样的人！”拉祖米兴插嘴说，“你们的错误就在这里。可是依我看，他并不狡猾，也没有经验，大概还是头一次犯罪！如果认为这是预谋杀人，凶手一定是个狡猾的老贼，那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应该认为这是个没有经验的人，他不过是侥幸地逃脱的，而侥幸的事不是常有的吗？或许他没有预料到那些阻碍！这件事他是怎样干的呢？他拿了几件值十卢布或二十卢布的东西，把它们塞满了口袋，并把老太婆的箱子里那堆旧衣乱翻了一阵——而在五斗橱第一格抽屉中一只首饰盒里，除了几张钞票外，还发现了一千五百卢布现金！他不懂得抢劫钱财，只会杀人！我对你说吧，他是头一次犯罪，头一次犯罪；他发慌了！他不是有计划地而是靠侥幸的机会逃脱的。”
“这是对的。”左西莫夫从牙缝里含糊地说。
“这似乎是不久前所发生的一个年老的官太太被谋杀的案件吧。”彼得·彼得罗维奇向左西莫夫转过脸去，插嘴说。他已经拿了帽子和手套站着，但临走时，他还想说几句颇有见识的话。他显然想要造成一个有利的印象，他的虚荣心压倒了理智。
“您的问题内容很广泛。我可能弄错，可是我觉得我似乎发现一种更明确的见解，可以说，发现更多的批评精神、更多的求实精神……”
“是的，您听说过吗？”
“高兴什么？”
“可不是，她是我的邻居……”
“可以说，指的是最重要的方面，也就是最本质的方面，”彼得·彼得罗维奇连忙接茬儿说，仿佛提出这个问题使他很高兴。“要知道，我已经有十年没有来彼得堡了。我们的一切新事物、我们的一切改革和新思想——这一切我们都是在外省听说的。但要看得更清楚，要看到一切东西，那就得到彼得堡来。嗯，我的意思是，当你观察我们的年轻一代的时候，你就可以获益匪浅。我坦白地说：我很高兴……”
“您知道详细情况吗？”
“这指的是哪一方面？”拉祖米兴问。
“那我不能说；但是另一种情况……可以说，整个问题使我很感兴趣。且不说近五年来下层阶级的犯罪案件增多起来；且不说各处不断地发生的抢劫和纵火案；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在上层阶级中，犯罪案件也日益增多，可以说也随着增多。据说，有一个地方，一个从前在大学里念过书的人在大道上抢劫邮车；而在另一个地方，几个社会地位优越的人制造假钞票；在莫斯科逮捕了一批伪造最近发行的有奖债券的罪犯，主犯之一是个教世界通史的讲师；还有我们驻外国使馆的一位秘书由于金钱或者由于某种不明的原因……而被人杀害了。如果现在这个放债的老太婆是被一个社会地位更高的人士杀害的，因为乡下人不会拿金饰去抵押，那么应该怎样从某一方面来解释我们社会上那些文明人士的道德堕落呢？”
“对不起，您这样问，我倒以为你认识他。我曾经是他的监护人……一个很可爱的青年……他很关心……我很高兴见到年轻人：你可以向他们学到新的东西。”彼得·彼得罗维奇满怀希望地打量了一下屋子里所有的人。
“经济上发生了很多变化嘛……”左西莫夫回答道。
“哦……不认识……”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道。
“应该怎样解释吗？”拉祖米兴吹毛求疵地问，“可以这样解释：正是因为我们根深蒂固地过分缺乏求实精神的缘故。”
“是的，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兹雅特尼柯夫，他在部里供职。你认识吗？”
“怎么可以这样说呢？”
“跟列别兹雅特尼柯夫？”拉斯柯尔尼科夫慢腾腾地说，仿佛想起一件什么事来了。
“您所说的那个讲师在莫斯科就是这样回答他为什么伪造有奖债券这个问题的：‘大家都用各种手段发财，所以我也急于想发财。’他的原话，我不记得了，但意思是，不花本钱，尽快地、不劳而获地发财！大家都习惯于坐享其成，仰赖别人，吃别人嚼烂的东西。嗯，伟大的时钟敲响了[2]，每个人都本相毕露……”
“情况我当然没有能够摸得那么清楚，因为我也是刚到这里。”彼得·彼得罗维奇小心谨慎地反驳道，“但是有两个很清洁的小房间，因为只住很短一个时期……我已经找到一套正式的房间，那是我们将来的住宅，”他转脸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套房间现在正在装修；我自己也暂住在李彼韦赫赛尔太太的房子里，离这儿只有几步路，跟我的一个青年朋友安德烈·谢苗内奇·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同住一室；巴卡列耶夫的房子也是他告诉我的……”
“可是道德呢？也可以说，做人的原则呢……”
“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肮脏、臭气四溢，而且是个可疑的场所；常常出事；谁知道那儿住着一些什么人！……我为一件可耻的事上那儿去过。房租倒便宜。”
“您忙什么呀？”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插嘴说，“这是根据您的理论得出的结论！”
“是的，是一家小旅馆……”
“怎么说是根据我的理论？”
“这是在沃兹涅先斯基街，”拉祖米兴插嘴说，“那所房子有两层，是一家小旅馆；商人尤辛开设的；我去过。”
“根据您刚才的说法，那么杀人是可以允许的了……”
“离这儿不很远，是巴卡列耶夫的房子……”
“根据我的说法！”卢仁大声叫道。
“在哪儿？”拉斯柯尔尼科夫有气无力地问。
“不，可不能这样说！”左西莫夫回答道。
“……时刻等待着！我给她们找到了一个住所，让她们暂时住一阵……”
拉斯柯尔尼科夫躺着，脸色煞白，上唇抖动着，呼吸急促。
拉斯柯尔尼科夫稍微动了一下，想要说什么；他脸上流露出有点儿激动的神情。彼得·彼得罗维奇把话缩住了，等待着，可是因为没有人说话，他又往下说：
“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准则，”卢仁高傲地继续往下说，“经济思想不是叫你去杀人，只消想一想……”
“看到您病得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难过，”他又开腔了，努力打破沉默。“要是我知道您身体不好，早就来看您了。可是您要知道，我忙得很哪！……我在枢密院里还要办理一件我的律师业务方面的重要事务。您也能猜度到的那些事，我不谈了。也就是说，我时刻等候着令堂和令妹到来……”
“这是真实的吗？您……”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又插嘴说，气愤得连声音也发抖了，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一种侮辱人的乐趣。“这是真实的吗？您向您的未婚妻说……在她答应嫁给您的时候，您最感到高兴的是……因为她贫穷……因为讨一个穷苦人家的女儿对您更有好处，以后您可以管束她……可以辱骂她，因为她蒙受了您的恩泽……”
可是卢仁先生竭力克制着，好像决意暂且不理会这些古怪的举动。
“先生！”卢仁又气又恨地大声叫嚷道，满脸通红，一副尴尬相。“先生……您完全曲解了我的意思！请您原谅，可是我应该对您说，您所听到的，或者不如说，传到您耳朵里的流言，是荒诞无稽的……所以我……我怀疑……有人……一句话……这是一支冷箭……一句话，令堂……在没有发生这事以前，我就觉察出她虽然有不少优点，但也有个略微狂热的和罗曼蒂克的头脑……可是我万万想不到，她会这么想入非非地去理解事情，把事情想象成……到底……到底……”
然而拉斯柯尔尼科夫回答时，脸稍微转向他，忽然又凝神细细地瞧起他来，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好奇心，仿佛刚才还没有把他看够似的，或者仿佛他身上有个什么新的东西引起了他的惊奇：甚至为着把他看个仔细，故意从枕头上微微支起身子。真的，在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整个外表上仿佛有个特别的东西引起人的惊奇，的确有个东西似乎证实了，现在如此无礼地把他称作“未婚夫”，不是没有理由的。第一，可以看出，甚至是太显著了：彼得·彼得罗维奇逗留在京都的几天中，竭力把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等候着未婚妻到来，不过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自以为，也许甚至过分得意地自以为佳运亨通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彼得·彼得罗维奇也算个未婚夫了。他的全身衣服都是刚落针的，很合身，也许不好的只是太新了，过分暴露出某种目的。连那顶漂亮的新式圆呢帽也证实了这个目的：彼得·彼得罗维奇不知怎的对这顶呢帽十分爱护，小心翼翼地拿在手里。连那副惹眼的淡紫色的真正的朱旺手套也证明了这点，虽然这副手套他从来不戴在手上，只拿在手里当装饰品。在彼得·彼得罗维奇的衣服上，浅淡的和青春的色泽占了优势。他穿着一件漂亮的淡褐色的夏季上装，配了一条浅色的又轻又薄的裤子，一件同样料子的背心，那件薄薄的衬衫还是刚买来的，系着一条带玫瑰色条纹的轻飘飘的细麻布领带，最好不过的是：这一切东西对彼得·彼得罗维奇甚至都很合适。他容光焕发，甚至显得眉目俊秀，本来看起来就不满四十五岁。乌黑的连鬓胡子像两个肉饼令人喜爱地遮没了两边脸颊，在那刮得精光的、闪闪发亮的下巴两边长得又密又美。头发也梳得精光，虽然有了几根银丝，在理发店里卷过的，但并不因此显出卷过的头发所常有的一种可笑或愚蠢的样子，因为卷过的头发免不了使人的脸有一副去行婚礼的德国人的神采。如果在这张相当漂亮而矜持的脸上有什么真正使人感到不快或者引起反感的地方，那么这是由于其他的原因。拉斯柯尔尼科夫无礼地细细地打量了一下卢仁先生后，恶狠狠地微微一笑，又倒在枕头上，仍然看起天花板来。
“您可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声叫道，一边靠着枕头坐了起来，刺人的炯炯目光逼视着他。“您可知道？”
彼得·彼得罗维奇很生气，可是他不说话了。他坚决地要马上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沉默持续了片刻工夫。
“知道什么？”卢仁站定了，带着受辱和挑衅的神气等待着。沉默持续了片刻工夫。
“我知道，我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忽然说话了，流露出最不耐烦的神情。“就是您？未婚夫？嗯，我知道！……够了！”
“如果您敢……再提一下……家母……我就叫您滚下楼去！”
“……我还在她们那儿的时候，令堂就给您写来了信。我来到了这儿，故意隔几天，等到我确信您已经知道了一切情况后，才来看您；可是现在我觉得奇怪……”
“您这是怎么啦！”拉祖米兴叫道。
卢仁耸了耸肩膀。
“噢，原来如此！”卢仁脸色发白，咬住了嘴唇。“先生，我对您说，”他开始把话说得从容不迫，竭力压制着心头的怒火，但他的神色还是气呼呼的。“刚才我一进来就看出了，您对我很不客气，可是我故意不走，想要知道多些。对一个病人和亲戚，我可以毫不计较，但是现在……您……永远不……”
“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意见；您往下说吧……”
“我没有病！”拉斯柯尔尼科夫叫喊起来。
“哼！”拉祖米兴哼得很响。卢仁疑问地看了他一眼。
“那更不应该……”
“令堂……”卢仁说话了。
“滚吧！”
“哦，他一早就醒了！”拉祖米兴继续往下说，他那副亲切的样子是这么真挚，彼得·彼得罗维奇甚至沉吟了一下，开始鼓起勇气，或许这是由于这个衣衫褴褛的人竟厚颜无耻地自称为大学生也不无关系。
可是卢仁还没有把话说完，就打桌子和椅子中间挤过去，往外走了；拉祖米兴这会儿站起来让他走。卢仁对谁也不看一眼，对左西莫夫连头也不点一下，虽然后者早就向他点着头，叫他别跟病人吵架。卢仁往外走去，当他弯下腰走出门去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把帽子举到肩头那么高。当时连他那个伛偻着的背好像也表现出，他受了多么严重的侮辱啊。
“不——不，”左西莫夫懒洋洋地说，“您甚至会使他开心的。”他又打了个哈欠。
“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这样呢？”大惑不解的拉祖米兴说，频频摇头。
“多谢你们。我来找他，在这儿谈话不惊动病人吗？”彼得·彼得罗维奇对左西莫夫说。
“你们都走吧，走吧！”拉斯柯尔尼科夫发狂地喊叫起来，“你们都使我痛苦，你们到底走不走！我可不怕你们！我现在谁也不怕了，给我滚开！我要独个儿在这儿，独个儿，独个儿，独个儿！”
“不过，您别见怪，”拉祖米兴唐突地说，“罗佳已经病了四天多，有三天工夫神志昏迷，可是现在清醒了，甚至想吃东西了。这位就是他的医生，刚给他诊治过；我是罗佳的同学，也在大学里念过书，现在我照看着他；所以您不必顾虑我们，也不必拘束，请继续谈您的事吧。”
“咱们走。”左西莫夫向拉祖米兴点了点头，说。
他挪开桌旁自己的椅子，腾出了桌子与自己两膝之间的地位，有点儿紧张地等待着客人“挤入”这个间隙中来。在这样的时刻，绝不能谢绝，客人慌忙地磕磕绊绊地挤过了那个窄小的地方。他走到椅子跟前，坐了下来，疑心地打量着拉祖米兴。
“这怎么可以，难道我们可以这样撇下他。”
“喂，您为什么老是站在门口？”拉祖米兴突然插嘴说，“如果您要说什么话，请坐下来，您跟娜斯塔西雅两个人站在那儿挤得很……娜斯塔西尤什卡，让他走！……请进来，这儿有一把椅子！挤进来吧！”
“咱们走吧！”左西莫夫坚持地重说了一遍，拔脚就走。拉祖米兴沉吟了一下，就跑去追他。
“我预先考虑过，并且计算过，”他嘟嘟囔囔说起来，“信已经寄出了十多天，实际上差不多有两个星期了……”
“如果不依他，那会更糟，”左西莫夫已经走到了楼梯上，说道，“可不能惹他恼火……”
拉斯柯尔尼科夫不答理，却慢慢地把头放到枕头上，两手垫在脑后，看起天花板来了。卢仁脸上流露出苦闷的神色。左西莫夫和拉祖米兴怀着更强烈的好奇心打量起卢仁来，末了，他显然发窘了。
“他怎么啦？”
“怎么啦？难道您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吗？”彼得·彼得罗维奇有点儿不满地问。
“只要好好儿劝慰他一番就行！刚才他精神很好……你要知道，他有什么心事！一桩放不下的心事，所以他很苦恼……我很担心；一定是这么回事！”
可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冷不防这一着，所以呆呆地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一句话也没回答，仿佛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名字他还是初次听到似的。
“或许这位先生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吧！从谈话中可以听出来，他要跟他的妹妹结婚。罗佳在害病前接到过一封信，信上提到了这件事……”
“我是彼得·彼得罗维奇·卢仁。我十分希望，我的名字对您已经不是完全陌生的了。”
“对呀；他现在来了，真该死；他也许会把事情弄糟的。你看到没有，他对什么都漠不关心，问他的话，他都置之不理，独独对这件谋杀案最关心……”
客人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接着引人注意地说：
“是呀！是呀！”拉祖米兴赶忙接茬儿说，“我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他很关心，而且也很害怕。在害病那一天，他在警察局里被人吓唬过；他昏了过去。”
“是的！我是拉斯柯尔尼科夫！您有什么事？”
“晚上，你给我更详细地讲讲，以后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他的情况很值得注意，半小时后我再去看他……不过他不会发什么炎症……”
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一直默默地仰卧着，虽然他什么也不想，但却死瞅着这位来客。此刻他那已经转了过来不再看壁纸上奇异花卉的脸显得异常苍白，并流露出异常痛苦的神情，仿佛他刚刚动过痛苦的手术，或者刚刚受过严刑拷打似的。可是这位来客却渐渐地引起了他越来越大的注意，于是他觉得奇怪起来，接着怀疑起来，甚至仿佛害怕起来。当左西莫夫指着他说“这个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时候，他连忙支起半截身子，仿佛直跳起来似的在床上坐了起来，近乎挑衅地但用若断若续的微弱的声音说道：
“多谢你！晚上我在巴谢尼卡那儿等你，我叫娜斯塔西雅注意他……”
“这个就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左西莫夫没精打采地说，一边向病人点了点头，然后打了个哈欠，不知怎的把嘴张得非常大，并且好久地保持着这个姿势。接着他慢条斯理地把手伸入坎肩袋里，掏出一只极大的、凸形的、有盖的金表，打开表盖瞥了一眼，又那么慢条斯理地懒洋洋地把它放回口袋里。
只剩下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个人了，他着急而又苦恼地打量了一下娜斯塔西雅；但她还是迟迟不走。
“您有什么事吗？”这句很不客气的话使这位古板的先生感到很难堪；他几乎掉转脸去看拉祖米兴，但他到底及时克制住了，马上又向左西莫夫回过头来。
“你现在要喝茶吗？”她问。
“躺在沙发榻上的就是他！您有什么事吗？”
“现在不要喝！我要睡觉！你走吧……”
左西莫夫慢腾腾地微微动了一下，要是拉祖米兴（人家不是向他发问）不抢先回答，他也许会作答的。
他抽搐地转身向壁；娜斯塔西雅走了。
“这位是罗季昂·罗曼内奇·拉斯柯尔尼科夫，大学生，或者从前是大学生？”
[1] 卢仁所宣扬的是英国伦理学家、法学家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者边沁（1748—1832）的政治经济学说。边沁认为“个人的利益是唯一的现实的利益”，“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
这位先生年纪已经不轻，举止古板，道貌岸然，脸上流露出一副谨小慎微、满腹牢骚的神气。他开头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满不高兴地带着露骨的惊讶的神色环视四周，他的目光像在问：“我来到了什么地方啊？”他怀疑地、甚至佯装有点儿惊慌和近乎受辱的样子，扫视了一下拉斯柯尔尼科夫那间又窄又低的“船舱”。他又那么惊讶地把目光转移过去，接着死瞅着拉斯柯尔尼科夫本人，后者没有穿外衣，头发蓬乱，脸没洗过，躺在那张又小又脏的沙发榻上，也呆呆地看着他。过后，他又那么慢条斯理地看起衣服破烂、没有刮过脸和一头乱发的拉祖米兴来。拉祖米兴也大胆地用好奇的目光直瞅着他的眼睛，没有从座位上站起来。紧张的沉默持续了片刻工夫，末了，果然不出所料，气氛稍为转变了。大概因为看到某个十分显著的情况而领悟了，在这儿，在这个“船舱”里大摆架子是得不到什么的，这位进来的先生就变得温和些了，有礼貌了，并且对左西莫夫谈起话来，虽然口气有点儿严厉，但他发问时，每个音节都念得很清楚：
[2] 意指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