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西莫夫好奇地看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眼；后者也没有动一下。
“那些算什么证据！就证据来说，那种证据不能算作证据，得进行一番调查！正如他们开头带走和怀疑这两个人一样，他们叫什么……柯赫和彼斯特里雅柯夫。呸！这做得多么愚蠢啊，连旁人也不服气！彼斯特里雅柯夫今天或许会来找我……顺便说说，罗佳，你知道这个案件的，这还是在你发病以前发生的。这个案件发生后第二天，你在谈论这个案件的警察局里昏倒了……”
“喂，拉祖米兴，我倒要瞧瞧你的本领：你多么爱管闲事。”左西莫夫说。
“有些什么证据吗？”
“就算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营救他！”拉祖米兴用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叫道，“这不是最使人气愤的事吗？问题不在于他们撒谎，撒谎总是可以原谅的。撒谎算不上坏事，因为这会使人去弄明白真相的。不，令人可恨的是，他们撒了谎，而且还相信自己的谎言。我尊敬波尔菲里，但是……比方说，开头什么东西把他们搞糊涂了呢？门扣住着，等到他们叫来了看门人，门却开着：这样看来，柯赫和彼斯特里雅柯夫就是凶手！这就是他们的逻辑。”
“他也被当作凶手！”拉祖米兴热心地继续往下说。
“你别发急；他们只不过被拘留起来，不可能……顺便说说，我碰见过这个柯赫；原来他去向老太婆赎回过了期的押品，啊？”
“那么这个油漆匠怎么样呢？”左西莫夫非常不满地打断了娜斯塔西雅的插嘴。她叹了口气，不说话了。
“是的，他是个骗子！他也干票据贴现。他是个工厂老板。见他妈的鬼！你可要明白，我为什么生气？我痛恨他们那过时的、陈腐的和落后的一套……但是从这个案件中可以发现新的途径。根据那些心理上的材料就可以看出，应该怎样找到真正的线索。他们说：‘我们掌握了许多材料！’但材料并不是一切；至少一半要看你怎样分析这些材料！”
拉斯柯尔尼科夫转身向壁，在那肮脏的、有白色花卉的黄壁纸上选中了一朵有一条条褐色纹理的粗俗的白花，仔细地端详起来：这朵白花有几片花瓣，那锯齿形的边缘是什么样儿的，有几条纹理？他觉得他的手和脚都麻木得像瘫痪了一样，但他一动也不想动，只是死瞅着花。
“你能分析材料吗？”
“难道你不认识那个掮客丽扎韦塔吗？她常常到这儿楼下来。还给你修补过衬衫。”
“当你感觉到，本能地感觉到，你能为这个案件出些力的时候，你就不能保持缄默，假如……哎呀！你知道这个案件的详细情况吗？”
“丽扎韦塔？”拉斯柯尔尼科夫声音很低地嘟哝说。
“我等着听这个油漆工人的消息呢。”
“丽扎韦塔也被杀死了！”娜斯塔西雅忽然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她一直在屋子里，倚立在门边听着。
“好啊！让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凶杀案发生后，第三天早晨，他们还在审问柯赫和彼斯特里雅柯夫的时候——虽然那两个人都能证明自己的每个行动，而且所提出的证明又是无可反驳的！——忽然出现一个最意想不到的证据。有个叫杜什金的农民，开设在那所房子对面的一家小酒店的老板，跑到警察局来了，带来一只装着一副金耳环的首饰盒，报告了事实的全部经过；‘前天晚上，大概刚过八点钟’，这是日期和时间，你可注意到？‘油漆匠米柯拉来找我，在这以前，还在白天，他已经来找过我，他拿来这只装着一副金耳环和宝石的盒子，向我抵押两个卢布，我问他，这是哪儿来的？他说，是在人行道上拾得的。我不再问他，’这是杜什金所说的话，‘我给了他一张钞票，一张一卢布的钞票，因为我想，他不向我抵押，也会向别人去抵押，他反正会去换酒喝掉，这些东西还是放在我这儿妥当些：藏得越远，拿起来越方便嘛，如果出了事，或者听到什么谣言，我立刻就交出去。’嗯，当然啰，他说的全是假话，信口开河，因为我知道这个杜什金，他自己就是个放高利贷的、窝藏赃物的，他不是为了将来交出这个值三十卢布的东西，而是从米柯拉手里骗过去。他只不过胆小。去他的，你听下去；杜什金继续往下说：‘我从小就认识这个乡下人米柯拉·杰敏季耶夫，我们是同省又是同县人，我们都是梁赞省扎拉斯基县人。米柯拉虽然不是酒鬼，但也喝些酒，我们都知道他在这所房子里干活，跟米特莱一同油漆，他同米特莱也是同乡。他拿到了那张一卢布的钞票，马上就把它兑开了，一口气喝了两杯酒，拿了找头就走了，那时我没有看见米特莱和他在一起。第二天我们听到了消息，说阿廖娜·伊凡诺夫娜和她的妹妹丽扎韦塔·伊凡诺夫娜被人用斧头劈死了，这两个人我们都认识，因此这副耳环引起了我的疑心——因为我们都知道，死者生前常常放债。我到那所房子里去找他们，谨慎小心地悄悄地打听，不露声色，我首先问：米柯拉在这里吗？米特莱说，米柯拉出去玩了，天亮才回家，喝得醉醺醺的，在家里逗留了约莫十分钟，又出去了；可是以后米特莱就没有再见过他，他独个儿干完了活。他们是在二楼上干活，跟那两个被害者同一条楼梯上下。听到了这些话，我对谁也没有说，’这是杜什金说的话，‘我尽可能把这件谋杀案打听明白，回到家里心里总是感到怀疑。今天上午八点光景，’这是第三天啦，你明白吗？‘我看见米柯拉走进来找我，虽然他酒醉还没有醒，但不是醉得很厉害，懂得对他所说的话。他坐到长凳上，一言不发。当下，除开他，酒店里只有一个陌生人，另一个人在长凳上睡大觉，我跟这个人相熟，还有两个小堂倌。我问，“你看见过米特莱吗？”他说，“没有看见。”“你没有到这里来吗？”他说：“我有两天多没来了。”“昨天夜里你在哪儿过夜？”他说：“在佩斯基，科洛缅斯科耶[3]居民们那儿。”我说：“耳环是哪儿来的？”“在人行道上拾得的。”他说这句话的神气有点儿怪，并且不朝我看。我说：“你可听见，就在那天晚上，就在那个时刻，在那条楼梯上发生过什么事情没有？”他说：“没有听到。”可是他瞪着眼听着，脸勃然变色，白得像粉笔。我一边向他述说这件事，一边暗暗地观察他，可是他拿起皮帽，站起来要走。我想留住他。我说：“慢着，米柯拉，你不喝一杯吗？”并向一个小堂倌挤挤眼，叫他把着门，我从柜台后面走出去：他立刻从我身边跳开，跳到街上拔脚就逃，逃进一条胡同里去了。我从此没有看见过他。我的疑问得到了解答，他犯了罪，没有错儿……’”
“我比你早就听到了这件凶杀案，我对这个案件甚至很感兴趣……多多少少……是由于一个原因……我也在报上看到了！可是……”
“可不是！”左西莫夫说。
“怎么，我没有告诉过你吗？难道没有告诉过你？哦，我只告诉了你事情的开端……就是一件谋杀那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一个官太太的案件……嗯，那个油漆工人现在也被牵连在内……”
“且慢！听我说完！不用说，他们马上去搜捕米柯拉。他们把杜什金扣留起来进行了搜查。米特莱也被扣留起来。他们也在科洛缅斯科耶居民们那儿进行了搜查，只过了两天多，米柯拉突然被带来了：他们在某个关卡附近的一家客店里逮捕了他。他来到那儿，拿下脖子上的一个银十字架，用它换了一什卡利克酒[4]。他们把酒给了他。不多一会，一个妇女跑到牛棚里去，往壁缝里张望：他在隔壁板棚里的梁上挂了一根宽腰带，做成一个环圈；他站到一根木头上，要把脖子套入环圈里；那个妇女没命地叫喊起来，人们都跑来了：‘你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你们带我到警察分局去，我全都招认。’他们相当客气地把他送到警察分局，就是这里的警察分局。于是向他问这问那，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多少年纪——‘二十二岁’——等等。对这个问题：‘您跟米特莱一起干活的时候，在那个时刻，您在楼梯上看见过什么人没有？’他回答说：‘当然有人经过，可我们没有注意。’‘您听见什么动静、什么喧闹声等没有？’‘没有听见什么特别的声音。’‘你可知道，米柯拉，就在那一天，那个寡妇和她的妹妹同时被人杀害了，并被抢走了东西？’‘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前天，我在小酒店里，头一次听阿法那西·巴甫雷奇说的。’‘耳环是哪儿来的？’‘在人行道上拾得的。’‘为什么第二天你没有去跟米特莱一起干活？’‘因为我去喝酒了，’‘你在哪儿喝酒？’‘在一个地方。’‘你为什么逃避杜什金？’‘因为我很害怕。’‘你害怕什么？’‘他们会去控告我。’‘既然你认为自己没有罪，你怕什么？……’左西莫夫，不管你信不信，问确实是这样问的，我肯定这是事实，人家告诉我的话绝对可靠！怎么样？怎么样？”
“你说的是个什么样的油漆工人？”
“哦，不，但是证据是有的。”
“我说的是一个油漆匠的事，就是关于一个油漆工人的事……我们要救他出狱！可是现在没有什么麻烦了。现在真相已经大白！我们只要加把力。”
“现在我不谈证据，我谈的是问题，谈他们怎样理解实质！哎，真是见鬼！……因为他们百般威逼他，所以他招认了。他说：‘我不是在人行道上拾得的，而是在我跟米特莱一起油漆的那套房里拾得的，’‘怎样拾得的？’‘这样拾得的：我跟米特莱油漆了一天，油漆到八点钟，我们打算回家，可是米特莱拿了一把刷子，用油漆抹我的脸；他抹了我一脸油漆跑掉了，我去追他。我追赶着他，我狂喊大叫；从楼上直跑到大门口——我撞到看门人和几位先生的身上，可是有几位先生跟他在一起，我记不得了，看门人因此痛骂我，另一个看门人也骂我，看门人的老婆走出来，也骂我们。有一位先生带着一位太太走进门来，他也骂我们，因为我跟米季卡横在地上：我揪住了米季卡的头发，把他按倒地上拿拳头揍他，米季卡也从我的身子底下揪住我的头发，用拳头揍我，我们这样互相揪打不是恶意的，而是因为我们友好才这样闹着玩。后来米季卡逃掉了，跑到大街上去了，我去追他，但没有追上，我就独个儿回到那套房间里去了——因为我必须去收拾。我收拾了东西，等着米特莱，他或许会回来的。在过道的门旁墙角，我一脚踩着了一只盒子。我一看，有一只盒子用纸包着。我打开了纸包，看见盒子上有几个小钩，我把钩子都拔了出来，原来盒子里装着一副耳环……’”
“我很想知道。”
“在门后？放在门后？在门后？”拉斯柯尔尼科夫突然叫喊起来。他看着拉祖米兴，目光浑浊而又惊慌，一边用一条胳膊支着身子在沙发榻上慢慢地坐起来。
“可我只给你一个！你又开玩笑了！扎苗托夫还是个小孩儿，我还得揪他的头发，因为必须把他拉过来，而不是把他推开。你把人推开，那你就不能使他改好，尤其是男孩子。对男孩子要加倍审慎。哎呀，你们这些自以为进步的傻瓜，什么也不懂！你们不尊重人，并且还侮辱自己……我告诉你，有一件事情也许是我们大家所共同关心的。”
“对，怎么啦？你怎么啦？你为什么问？”拉祖米兴也从座位上稍微欠起身子。
“这不够，我给你两个……”
“没有什么！……”拉斯柯尔尼科夫声音微弱地回答道，又把头放到枕头上，并且又向壁扭转脸去。有一会儿工夫，他们都默然不语。
“受贿算得了什么！受贿又怎么样呢！”拉祖米兴突然叫道，他有点儿做作地恼火了。“难道我向你夸赞过他受贿吗？我只从某一点来看，才说他是个好人。如果全面地去考察一个人，那还会有很多好人吗？我毫不怀疑，我只值一个烤葱头，而且还得赔上你！……”
“他大概打瞌睡了，蒙眬地睡着了。”拉祖米兴末了说，一边疑惑地看着左西莫夫；后者微微摇着头，表示不同意。
“他受贿。”
“好，往下说吧，”左西莫夫说，“以后怎样？”
“啊，这些满腹牢骚的家伙！原则嘛……你完全被原则给束缚住了，就会像站在弹簧上一样身不由己；你就不敢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可是我认为，做个好人——这就是原则，此外，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扎苗托夫是个非常好的人。”
“以后怎样？他一看见耳环，一下子就把那套房间和米季卡丢在脑后了，拿起呢帽，就跑去找杜什金，我已经说过了，他在杜什金那儿抵押了一个卢布，可是向他撒了个谎，说这是在人行道上拾得的，并且立刻就去喝酒。至于谋杀的事，他还是说：‘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前天才听说的。’‘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我害怕。’‘你为什么要上吊？’‘因为我有顾虑。’‘你有什么顾虑？’‘怕他们告发我。’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现在你想想看，他们从这里得到了什么？”
“请你告诉我，你或他，”左西莫夫向拉斯柯尔尼科夫点点头，“跟那个叫什么扎苗托夫的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可想的，这就是线索嘛，至少是个线索。一个铁的事实。你认为要释放你的油漆匠吗？”
“那挺好啦。哦，还有几个大学生、一个教师、一个官吏、一个音乐家、一个军官和扎苗托夫……”
“但是他们现在把他当作凶手了！他们都毫不怀疑……”
“我可瞧不起他……”
“你胡说；你不够冷静。那么耳环呢？你必须承认，如果耳环是同一天同一个时刻从老太婆衣箱里落到尼古拉[5]手里的，那么你就得承认，这副耳环落到他手里一定有原因？在侦查这个案件中，这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是个远亲；你干吗皱眉头？因为你们吵过一次架，你不来吗？”
“怎样落到他手里！怎样落到他手里吗？”拉祖米兴扬声叫道，“你是一个医生，你应当首先研究人，比别人有更多机会研究人的本性，难道你——难道你根据这些材料看不出这个尼古拉的本性吗？难道你不能一眼就看出，他受审时所供述的一切情况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吗？耳环正如他所供述的那样落入他手里的。他踩着了一只盒子就拾了起来！”
“他也是你的亲戚吗？”
“千真万确的事实！但他直认不讳，说他开头就撒谎？”
“他当了一辈子县邮政局长……领到了一笔养老金，他已经六十五岁，这不值得谈……可是我喜欢他。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也来：这里警察局的侦查科长……法政学校[2]毕业的。对，你也认识……”
“听我说。用心地听：看门人、柯赫、彼斯特里雅柯夫、另一个看门人、第一个看门人的妻子、那时坐在她的屋子里的一个女人、七等文官克留柯夫，这当儿他从马车上下来，挽着一位太太走进大门去——总共有八个或十个证人，他们都异口同声说，尼古拉把米特莱按倒地上，并压在他身上用拳头揍他，而后者也揪住了他的头发，也用拳头揍他。他们都横在道路上，妨碍交通；大家都骂他们，可是他们都像‘小孩儿’一般（用证人们的话来说），横在路上扭作一团、尖声怪叫、打架、哈哈大笑，两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哈哈大笑，做出最可笑的脸相，像小孩儿一般，互相追逐，跑到大街上去了。你听见吗？现在你得用心听呀：楼上尸体还是温热的，你听见吗，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还是温热的！如果是他们，或者只有尼古拉一个人杀死了她们，撬开了衣箱，抢走了东西，或者只抢了东西，那么请你让我提个问题，只提一个问题：这样的精神状态，就是说尖叫、哈哈大笑、在大门口孩子般地打架——跟斧头、流血、恶毒的诡计、谨慎小心和抢劫相称吗？他们在五分钟或十分钟之前刚杀过人——因为发现尸体还是温热的——知道马上有人要到这儿来，立刻撇下尸体，没有锁上门就离开房间，扔掉了赃物，然后像小孩儿一般，在马路上打滚，哈哈大笑，引起大家的注意，而且有十个证人都一致证实了这个情况！”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用说，很奇怪！那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
“这儿的几个邻居，差不多都是新交，不错，老舅舅除外，他也是第一次来：昨天刚到彼得堡来料理一些事情；五年来我们只见过一次面。”
“不，老兄，不是但是，而是如果耳环是同一天、同一时刻出现在尼古拉手里的，那么这的确构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于他的物证——但他的口供充分说明了这个物证，所以这还是一个引起争论的物证，——我们也得考虑到那些证明他无辜的事实，何况这些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实。从我们的法学的特征来看，你以为他们仅仅根据心理上的不可能性，仅仅根据精神状态将会承认，或者能承认这样的事实是可以推翻任何被认为是犯罪物证的不可反驳的事实吗？不，他们不会承认的，决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们发现了盒子，而这个人又要上吊，‘如果他不是自觉有罪，就不会干这样的事！’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是为这而着急！你要明白！”
“哪些人？”
“我知道你容易感情冲动。且慢，我忘记问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盒耳环确实是老太婆箱子里的东西。”
“没有什么菜，只备些茶、伏特加和鲱鱼。还有肉馅饼。几个自己的朋友聚聚。”
“这已经证实了，”拉祖米兴拧紧了眉头，仿佛不乐意地回答道，“柯赫把东西认出来了，并指出了原主。原主肯定地证明，这盒耳环确是他的东西。”
“我大概会来，或许晚些。你预备些什么菜？”
“那就糟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当柯赫和彼斯特里雅柯夫上楼去的时候，有没有人看见尼古拉，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这点？”
“哎呀，糟糕啦，今天我恰好搬进新宅，在家里请客，我的新宅离这儿很近。最好他也去。哪怕他躺在我们中间沙发榻上也好！你也来吧？”拉祖米兴忽然对左西莫夫说，“别忘记，你答应过了。”
“问题就在于没有人看见过他，”拉祖米兴恼怒地说，“这真糟啊；连柯赫和彼斯特里雅柯夫上楼去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他们，虽然他们的证明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他们说：‘他们看见那套房间的门开着，屋子里大概有人在干活，可是他们经过时，没有注意，而且也记不清，那时有没有工人在里面。’”
“明天我不来惊动他，不过……稍微……好吧，咱们在那儿再见。”
“嘿，那么唯一的辩护理由仅仅是他们曾经互相揪打和哈哈大笑。假定这是有力的证明，但是……现在我问你，你怎样解释事实呢？……如果他当真像他所供述的那样拾得耳环的话，你怎样解释拾得耳环这个事实呢？”
“明天晚上我陪他去散步！”拉祖米兴决然说，“上尤苏波夫花园去，然后再往‘水晶宫’[1]去。”
“怎样解释吗？这有什么可解释的：事情不是很清楚嘛！至少侦查这个案件的途径是明确的，证实了的，这条途径正是这盒耳环所指出的。这盒耳环是真正的凶手所失落的。当柯赫和彼斯特里雅柯夫敲门的时候，真正的凶手是在楼上，待在扣上的门里。柯赫干了傻事，下楼去了；于是凶手溜出来了，也跑下楼去了，因为他无路可走嘛。他在楼梯上躲进了空屋里，避开了柯赫、彼斯特里雅柯夫和看门人，这当儿德米特里和尼古拉适巧跑出去了。看门人和那些人上楼的时候，他躲在门后，等到脚步声沉寂了，他就满不在乎地下楼去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德米特里和尼古拉跑到了街上，人们都散去了，大门口一个人也没有。或许他们也看见过他，不过没有注意罢了；有多少行人来来往往啊？他站在门后的时候，从口袋里掏出这盒耳环，没有发觉它掉落在地上，因为他顾不上这个。这盒耳环清楚地证明，他正是站在那个地方。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都可以吃……汤啊、茶啊……蘑菇和黄瓜当然不可以吃，牛肉也不可以吃，还有……哦，这不必说了！”他向拉祖米兴使了个眼色。“不必再吃药水或别的药了；明天我再来看他……或者今天就来……嗯，不要紧啦……”
“强词夺理！不是这么回事，老兄，您强词夺理。这完全是强词夺理！”
他们告诉了他，并且问他可以吃些什么东西。
“为什么，为什么？”
“很好……一切都正常，”他没精打采地说，“他吃过什么东西没有？”
“因为一切太凑巧了……凑在一起……像在演戏一样。”
“我没有病，我压根儿没有病！”拉斯柯尔尼科夫倔强而愤怒地说，忽然在沙发榻上微微支起身子，双目炯炯发光，但马上又倒在枕头上，转身向壁。左西莫夫凝神地打量他。
“嘿！”拉祖米兴叫道，可是这当儿门开了，进来了一个陌生人，屋子里的人谁也不认识他。
“那当然啰；内衣可以慢些儿换，如果他不愿意换……脉搏正常。头还有点儿痛，对吗？”
[1] “水晶宫”是一家饭店。
“他还是不开心，”拉祖米兴继续往下说，“我们刚给他换过内衣，他差点儿哭了。”
[2] 1835—1917年于彼得堡为贵族子弟设立的高等法政学校，学制6年，后改为7年。
“我看见，我看见；现在您觉得好些吗？”左西莫夫问拉斯柯尔尼科夫，一边凝神地看着他，一边在沙发榻上他脚边坐了下来，尽可能坐得舒服点。
[3] 科洛缅斯科耶是彼得堡郊区的一个地名。
“老兄，我去找过你两次了……你瞧，他醒了！”拉祖米兴叫道。
[4] 俄国液体度量单位，约合0.06升。
左西莫夫是个身量很高的胖子，脸虚胖，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但刮得很光滑；一头直的淡黄发，戴着一副眼镜，在一只胖得有点儿像发肿的指头上戴着一只又粗又大的金戒指。他约莫二十七岁，穿着一件时髦的、既轻且薄的、宽舒的夏季外套，一条浅色的夏季裤子。他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显得宽舒、漂亮、簇新；内衣是无可指摘的，表链沉甸甸的。他的举止慢条斯理，仿佛精神萎靡，同时又故意装得很随便；他自命不凡，虽然极力加以掩饰，但时刻流露出来。所有跟他相识的人都认为跟他难以相处，但都说他精通医学。
[5] 即米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