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什么事啊？”列别兹雅特尼柯夫惊奇地问。
“您还是这样说吧，”彼得·彼得罗维奇又傲慢又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您能不能……或者不如说：您当真跟刚才谈到的这个年轻女子这样亲密，现在可以请她到这儿，到这个屋子里来一下吗？他们大概已经从墓地上回来了……我听见了脚步声……我要见见她，见见这个女子。”
“我要见见她。今天或明天，我要离开这儿，所以想告诉她……但是，在谈话的时候，请您留在这儿。这样方便些。要不然，天晓得，您也许会瞎想些什么。”
“昨天您失恋了，所以您这么凶，这么找碴儿。”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终于脱口而出。一般地说，他虽然有“独立自主的”和“反抗的”精神，但不知怎的，不敢反对彼得·彼得罗维奇，总之，对他还保持着已经成为习惯的、先前的恭敬态度。
“我不会瞎想什么……我不过这样问问罢了。如果您有什么事叫她来一趟，这是极容易的。我立刻就去，请您相信，我不会妨碍你们。”
彼得·彼得罗维奇大笑不止。他已经点完钱藏了起来。但不知为什么一部分钱仍旧摆在桌上。这个“污水坑问题”本身虽然是庸俗的，但已经几次成为彼得·彼得罗维奇跟他的年轻朋友决裂和不和的原因。可笑的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当真恼火了，卢仁因此大为高兴，此刻他特别想逗惹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生气。
当真，过了五分钟，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带着索尼雅来了。她走进来了，流露出异常惊讶的神色，和往常一样，畏畏缩缩的。碰到这样的事情，她总是怯生生的，很怕见不相识的或者初次相识的人，从前也害怕，从小就害怕，而现在何况……彼得·彼得罗维奇“温存而和蔼地”接待她，但带几分快乐的亲昵，而且彬彬有礼。不过，彼得·彼得罗维奇认为，像他这样一个令人尊敬的有地位的人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这么一个年轻的、从某方面来说是很有趣的女子，是再恰当不过的。他赶忙“鼓励”她，叫她坐在桌旁自己对面。索尼雅坐下来，看看四周——打量了一下列别兹雅特尼柯夫，还看看摆在桌上的钱，接着突然又看起彼得·彼得罗维奇来，从此目光不再从他身上移开了，好像盯住在他身上似的。列别兹雅特尼柯夫朝门口走去。彼得·彼得罗维奇站了起来，做个手势请索尼雅仍然坐着，并在门口拦住了列别兹雅特尼柯夫。
“更高尚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这些用来确定人类活动意义的用语，‘更高尚’，‘更慷慨’——这都是胡说，都是荒谬的；是我所否定的旧偏见！一切对人类有益的活动都是高尚的！我只懂得一个词儿：有益的！您咯咯地笑，让您笑吧，可是这没错儿！”
“这个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那儿吗？他来了吗？”他悄声问列别兹雅特尼柯夫。
“更高尚，更高尚——嘿—嘿—嘿！”
“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那儿。怎么样？是的，在那儿……刚进去，我看见的……怎么样？”
“您老是提这样的事，提这种讨厌的‘大小便’的事！”他厌恶地叫喊道，“呸，我很气愤，很懊恼，在讲述制度的时候，过早地向您谈到这些讨厌的大小便的事！见鬼！对你们这种人来说，这是一块绊脚石；而最糟糕的是，他们还没有弄清楚事情真相以前，就当作笑料来谈论了！仿佛他们是正确的！仿佛他们有什么可自豪的！呸！我好几次坚决地主张，一定得等到新参加的人相信了制度，等到他们提高了觉悟，明确了目的，才能对他们讲述这个问题。请您告诉我，甚至在污水坑里，您也要找这种可耻而又可鄙的东西吗？我情愿头一个去清除任何污水坑！这甚至不要什么自我牺牲！这只是一种工作，一种高尚而有益于社会的活动，这种活动抵得上任何别的活动，甚至，比方说，比一个拉斐尔或一个普什金的活动更崇高，因为这更有益！”
“我特地请您留在这儿，同我们在一起吧，别撇下我单独跟这个……姑娘在一起。一些小事情。但是天晓得，他们会怎样想。我不愿意让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那儿瞎说……您懂得我的意思吗？”
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甚至恼火了。
“啊，我懂，我懂！”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忽然领悟了，“对，您有理由……当然，照我个人的看法，您太谨慎小心，但是……您到底是对的。我不走了。我站在这儿窗前，不会妨碍你们的……依我看来，您是对的……”
“噢，如果男社员或者女社员这时候正在大小便，那怎么办，嘿—嘿！”
彼得·彼得罗维奇回到了长沙发跟前，面对索尼雅坐下来，聚精会神地望着她，忽然现出异常矜持的神气，甚至有点儿严峻。他说：“女士，您别误会。”索尼雅惶窘极了。
“最近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公社社员有没有权利进入别的社员的屋子，在任何时候，进入男社员或女社员的屋子……已经解决了，有权利……”
“索菲雅·谢苗诺夫娜，首先请您向您那个敬爱的继母表示我的歉意……我想，这没有错吧？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是您的继母吗？”彼得·彼得罗维奇态度十分矜持，但相当亲切地说。看来，他一片好意。
“这又是个什么问题？”
“对，对，她是我的继母。”索尼雅慌急而胆怯地回答道。
“我告诉您吧，您什么也不懂！当然，她的处境是这样，但是这儿存在着另一个问题，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您简直瞧不起她。因为看到一件您误认为应受鄙视的事，您就不用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人。您还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只是很遗憾，她最近不知为什么不再看书了，也不再来向我借书。从前她常常来借书。她用全副精力坚决地进行反抗的时候——她已经有过一次——似乎还缺乏自主精神，可以说，缺乏独立精神，她的否定态度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成见和糊涂观念，这也是令人遗憾的。虽然如此，但有些问题她是十分清楚的。比如，她非常了解吻手问题，就是说，如果男人吻女人的手，这是男人以不平等的态度侮辱女性。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立刻就转述给她听了。她也聚精会神地听关于法国工人联合会的事。现在我在给她讲述，在未来的社会里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别人屋子的问题。”
“那么您向她表示一下我的歉意。因为我有一件自己做不得主的事情，我不能去了，不能上你们那儿去吃煎饼了……就是说，不能去赴丧宴了，虽然蒙您继母不弃，好意地邀请了我。”
“您最好送她一件礼物。我敢打赌，这您想也没有想到过吧。”
“好吧；我去告诉她；我马上就去。”索涅奇卡急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根本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这回事！啊，您多么粗鲁地，甚至多么愚蠢地——请您原谅——理解提高这个词儿的意义！您什么也不懂，天哪，您还……很浅薄哩！我们寻求着妇女解放的道路，可您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口不谈贞节和女性的羞耻心问题，正如避而不谈本身没有价值的、甚至包含着偏见的问题一样。我完全，完全同意她跟我保持纯洁的关系，因为这是她的愿望和她的权利。当然，如果她亲自对我说：‘我需要你，’那我就认为这是我的最大的成功，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姑娘；可是现在，至少现在，不用说，无论谁对待她决不会比我更有礼貌、更谦恭，比我更尊重她的自尊心……我等待着、盼望着——只能如此而已！”
“等一等，还有话呢，”彼得·彼得罗维奇留住她，看到她天真而又不懂礼貌，不觉微微一笑。“最亲爱的索菲雅·谢苗诺夫娜，如果您以为，我只是由于我个人的这么一桩微小的事情而冒昧地来请像您这样的一个女子到我这儿来，那您对我就不够了解了。我还有别的事呢。”
“当然啰，您在提高……嘿—嘿！您在向她证明，这一切羞耻心都是胡说八道？……”
索尼雅连忙又坐下了，还摆在桌上的灰色的和彩虹色的钞票[7]又在她眼前闪耀起来，但她赶快扭转头去，并抬头去看彼得·彼得罗维奇，因为她忽然觉得特别是她，看别人的钱太冒失了。她把目光投到彼得·彼得罗维奇拿在左手里那金色的长柄眼镜上去了，同时也投到戴在彼得·彼得罗维奇左手中指上那个很大的、沉甸甸的、异常漂亮的黄宝石戒指上；但她忽然又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了，不知道往哪儿看才好。末了。她又定睛地直瞅着彼得·彼得罗维奇的眼睛。彼得·彼得罗维奇比刚才更矜持地沉默了一会儿后，继续往下说：
“请您相信！请问，我有什么理由要隐瞒您！恰恰相反，连我自己也觉得这很奇怪：她跟我在一起，不知怎的显得又紧张、又羞怯、又贞洁。”
“昨天我由于偶然的机会，顺便跟不幸的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谈了两句话。两句话就足以了解她的情绪——反常的情绪，如果可以这样形容的话……”
“嗯，恰恰相反！嘿—嘿—嘿—嘿！说来真是怪事一桩！”
“是呀……反常的。”索尼雅急忙附和说。
“不，不！哦，不，恰恰相反！”
“或者说得简单明白些……她有病。”
“那么您利用着这个优美的性格，啊？嘿—嘿！”
“是啊，说得简单明白些……是呀，她有病。”
“您也老是笑得不恰当。您应当注意这点。您什么也不了解！在公社里没有这样的人。成立公社也是为了使这样的人不再出现。在公社里这样的人就会改变他现有的本质。在这儿是愚蠢的，在那儿就会变得聪明；在这儿，在当前的环境下，是不正常的，在那儿就会变得十分正常。一切取决于人所处的条件和环境，一切取决于环境，而人本身算不得什么。我和索菲雅·谢苗诺夫娜现在也很和睦，这足以向您证明，她从来不把我当作敌人和欺负者。是呀！现在我正在劝她参加公社，只是这个公社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的！您为什么发笑！我们要创立自己的公社，特种公社，只是基础比以前更宽广。我们的信念更前进了一步。我们否定得更多！如果杜勃罗留波夫从棺材里爬起来，那我就跟他争论。我要把别林斯基投入监狱！眼下我继续帮助索菲雅·谢苗诺夫娜提高文化。她有优美的、很优美的性格。”
“对啊。所以，出于人道感，也可以说，由于恻隐之心，我想做些有益于她的事，因为我预料到，她的不幸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贫穷的家庭现在大概只有依靠您维持生活吧。”
“您叫她参加过公社吗？”
“请问，”索尼雅突然站起来，“您昨天不是对她说过可以领抚恤金吗？因为还是昨天她对我说的，您在替她设法领抚恤金。这是真的吗？”
“这又是诽谤！”他大叫起来，“压根儿、压根儿不是这么回事！完全不是这样！这完全是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造谣，因为她什么也不了解！我根本没有追求过索菲雅·谢苗诺夫娜！我只是提高她的文化，完全是无私的，努力激发她的反抗精神……我需要的只是反抗精神，索菲雅·谢苗诺夫娜本人不能再在这所房子里住下去了！”
“绝不是这样的，从某一方面来说，这甚至是荒唐的。我只暗示一下；只要有门路，一个在职的去世的官吏的未亡人有可能得到临时补助，但是已故的令尊不但服务没有满期，而且最近根本没有差事。总之，即使有希望，但把握不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不能享受任何补助的权利，甚至恰恰相反……可是她已经想领抚恤金了，嘿—嘿—嘿！好一个想入非非的太太！”
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甚至气势汹汹。
“是啊，她想领抚恤金……因为她心地善良，容易上当；因为她心地善良，所以她什么都会相信，而……而……而且她有点儿精神错乱……是的……请原谅。”索尼雅说，又站起来要走。
“人家告诉我说，是您逼她搬出这儿的！”
“您还没听完我的话呢。”
“这是怎么回事啊？依我看，也就是说，依照我个人的信念，这是妇女的正常状态。为什么不是呢？我的意思是，要加以区别。在现今的社会里，这当然不是十分正常的状态，因为是被迫的，而在未来的社会里，这完全是正常的状态，因为是自由的。而且现在她有权利了，因为她吃过苦；而这就是她的基金，可以说是资本，她有充分权利支配这笔资本了。当然，在未来的社会里不需要基金；而她的作用将在另一种意义上表现出来，将会受到合乎逻辑的和合理的约束。至于索菲雅·谢苗诺夫娜本人，现在我把她的行动看作是对社会制度强有力的和具体的抗议，我因此深深地尊敬她；甚至看看她也觉得高兴！”
“是的，我没听完。”索尼雅嘟哝说。
“使他们大为惊奇！嘿—嘿！好吧，听便，您要怎样就怎样，”彼得·彼得罗维奇打断了他的话。“请您告诉我：您可知道死者的那个女儿？是个多么娇弱的女子！人们议论她的话是完全真实的吗？”
“那么请坐吧。”
“如果严格地说，一共只有两次！第四次也罢，第十五次也罢，这都算不得什么！如果我曾经为父母的去世而感到惋惜，那当然是在目前。我甚至曾经瞎想过几次，如果他们还活着，我的抗议会使他们多么痛苦啊！我会故意这么干的……要知道，我是‘不再需要照管的人[6]’啦！呸！我要让他们瞧瞧！我会使他们大为惊奇的！真的，很可惜，一个也没有活着！”
索尼雅怪难为情地又坐下了，这是第三次了。
“这个杰列比耶娃，是不是那次您对我说已经自由结婚过三次的那个女人？”
“因为看到她境况如此，还有几个不幸的幼小的孩子，我想——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聊尽一份绵薄的力量，做些有益于她的事，就是所谓量力而行。比方，可以为她募捐，或者，可以说，举办抽彩……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就像亲友们，或者甚至旁人，总之，凡是肯帮忙的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所做的那样。我要告诉您的就是这么回事。这可以办。”
“完全不是鄙视，而是抗议。我抱着有益的目的。我能间接促进进步和宣传工作。每个人都有责任促进进步，进行宣传，方法也许越激烈越好。我可以散布思想，播下种子……从这个种子里会生长出真实的东西。我哪里侮辱他们？开头他们受些委屈，以后就会看到，我给他们带来了好处。我们的杰列比耶娃是被人指责过的（她现在参加了公社），因为她离开了家庭……爱上了一个男人的时候，给父母写去一封信，表示不愿在成见中生活，将不按照宗教仪式[5]跟人自由结婚；据说，这似乎太粗暴了，如果写得婉转些，父母就可以宽恕他们。依我看，这是一派胡言，根本不用写得婉转些，恰恰相反，恰恰相反，需要的是抗议。瓦连茨和丈夫同居七年后，丢下了两个孩子，写了一封信给丈夫，跟他断然决裂：‘我认识到了，跟您一起生活不会有幸福的。我永远不会原谅您对我的欺骗，您不让我知道，利用公社成立了另一个社会组织。不久以前，我从一个好人那儿知道了这一切，我已经委身于他，跟他共同创办公社。我直言不讳，因为我认为欺骗您是不诚实的。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别希望我回心转意。您已经晚了。祝您幸福。’这一类信都是这样写的！”
“是啊，很好……做这样的事，上帝会保佑您。”索尼雅嘟嘟囔囔说，定睛地凝视着彼得·彼得罗维奇。
“那么您坐在人家的酒筵上，心里却鄙视这酒筵，并且还要侮辱邀请您的人。是这样吗？”
“可以办，不过……我们往后就这么办……就是说，可以从今天开始。晚上我们再碰碰面，商量一下，确定一个办法。请您七点光景上我这儿来。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希望您也来一起参加……可是……有一个情况，得预先详细地说明一下。索菲雅·谢苗诺夫娜，我就是为了这件事冒昧地请您到这儿来的。我的意思是这样：把钱交给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本人，不应该，也有风险；今天办丧宴这件事就是证明。可以说，明天连面包皮也没有……也没有鞋，也没有一切东西，今天却买了牙买加糖酒[8]，甚至还买了马德拉酒[9]和……和……和咖啡。我经过时看见的。明天一切，直到最后一片面包又会都压在您的身上；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募捐时，依我个人的看法，钱应该不让这个可以说是不幸的寡妇知道，而只有，比方说，您一个人知道。我说得对吗？”
“您在惹我发火，因为您自己不开心，憋了一肚子气……这是胡说，和妇女问题根本不相干！您不了解；我甚至认为，如果妇女在各方面，连体力上也被认为是和男子一样（已经有这样的主张），那么是应该平等的。当然我后来认为，实际上不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根本不应该打架，在未来的社会里打架这种事是不可思议的……在打架中寻求平等当然是怪事。我没有这样蠢，虽然打架还是寻常的事……我的意思是，以后就不会发生。而现在还会发生……呸！见鬼！您把人搞糊涂了。我不去赴丧宴，不是因为有过这桩不愉快的事。我不过是坚持原则才不去，因为我反对办丧宴这种陋习。就是这么回事！但也可以去，那不过是去嘲笑一番……很可惜，没有请神父。要不然，我一定去。”
“我不知道。她今天才如此……一辈子只有这么一次……她很想为先父祈祷，纪念他，追悼他……她是很贤惠的。不过，可以照您的意思办，我会很……很……很……他们都会感激您……上帝会保佑您……孤儿们也……”
“嘿—嘿—嘿！”卢仁还在恶意地冷笑。
话还没有说完，索尼雅就呜呜咽咽哭起来了。
“这是胡说八道，是诬蔑！”列别兹雅特尼柯夫满脸通红，他常常怕提这件事。“根本不是这样！这是另一回事……您听错了；这是诽谤！当时我不过进行自卫。她先张牙舞爪地向我扑过来……把我的络腮胡子都拔掉了……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权自卫。而且我不容许任何人对我使用暴力……坚持原则嘛。因为这简直是横行霸道。我应该怎么办：难道我不回手让她打不成？我不过推开了她。”
“对啊。所以您要记住，为了您的亲属的利益，现在请您收下这笔钱，应一下急……可以说，这是我个人给的，数目有限。因为我自己也有用途，所以不能多给……我十分希望别提我的名字。”
彼得·彼得罗维奇好像得到了安慰，又噼里啪啦地打起算盘来了。
彼得·彼得罗维奇郑重其事地展开一张十卢布钞票，递给了索尼雅。索尼雅接过钞票，满脸绯红，站了起来，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赶快告辞。彼得·彼得罗维奇扬扬得意地送她到门口。她终于走出了屋子，又激动又累，十分惶窘地回到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那儿去了。
“您嘛，您揍过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大约在一个月前，对吧！我昨天才听说的……原来您的信念就是这些货色！……妇女问题也处理得不好哪，嘿—嘿—嘿！”
当这一幕正在进行的时候，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一会儿在窗前站定，一会儿又在房间里踱步，不愿打断他们的谈话；索尼雅走后，他忽然走到了彼得·彼得罗维奇跟前郑重其事地同他握手：
“谁揍过她？我揍谁？”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突然惊慌起来，甚至涨红了脸。
“一切我都听见，都看见了。”他说，特别强调最后三个字。“这种高尚的行为，我要说，也就是人道主义！我看见了，您不愿人家道谢！我向您坦白地说，虽然从原则上说，我不赞成个人行善，因为这不但不能根除罪恶，反而助长罪恶，然而我不得不承认，看到您的行为，我很高兴，是的，是的，这使我很满意。”
“可不是！您亲手揍过她。您感到了惭愧，这是可以理解的？嘿—嘿—嘿！”
“哎，这一切都是废话！”彼得·彼得罗维奇低声说，心头有点儿激动，而且不知怎的细瞧着列别兹雅特尼柯夫。
“我也不打算去。”列别兹雅特尼柯夫说。
“不，不是废话！一个像您这样的人，虽然昨天发生了那件事，受了委屈，憋了一肚子气，但还能想到别人的不幸——这样的人……虽然他的行为造成了一个社会性的错误——但……还是应该受尊敬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我想不到您是这样的人，尤其是照您的见解……啊！您的见解还束缚着您！比方说，昨天的失意使您多么焦急！”好心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感慨地说，对彼得·彼得罗维奇又发生了极大的好感。“最高尚的、最亲爱的彼得·彼得罗维奇，您何必、何必一定要这门合法婚姻成功。您何必要婚姻合法化？嗯，如果您要揍我，那就揍吧，可我很高兴、很高兴这门婚姻没有成功，很高兴您是自由的，您还能对人类做些事，我很高兴……您要知道：我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傻里傻气的穷女人竟会把另一个傻瓜……拉斯柯尔尼科夫给她的一些钱，全都花在丧宴上。我甚至现在也觉得很奇怪：我经过时，看见那儿准备了那么多的东西，还有酒！……叫来了几个人……天晓得，这是怎么回事！”彼得·彼得罗维奇继续往下说，并且详细地打听起来，仿佛怀着什么目的而故意把话岔到这上面去似的。“什么？您说他们邀请了我？”他猛然抬起头来，忽然补了一句：“这是在什么时候？我可记不得了。不过我不会去的。我去干什么呢？昨天我又顺便对她谈起，作为一个贫寒的官吏的未亡人，她可能领到一年薪俸，作为一次补助。她是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邀请我？嘿—嘿！”
“因为我不愿在您的所谓自由结婚中戴绿帽子，栽培别人生的孩子，所以我需要合法婚姻。”卢仁勉强地回答道。他正在聚精会神地转着一个什么念头，神情若有所思。
“您好像还不知道。可昨天我不是已经对您谈起过这件事，并且也发表了我对这些仪式的意见……我听说，她也邀请了您。昨天您同她谈过了……”
“孩子吗？您是说孩子吗？”安德烈像一匹听到一阵军号声的战马，不觉一怔。“孩子是个社会问题。我同意，这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但是孩子问题可以用别的办法来解决。某些人甚至根本否定孩子，意思是指家庭。关于孩子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谈。现在谈谈绿帽子问题！我向您坦白地说吧，我在这方面是外行。在未来的辞典中，甚至不可能有这个叫人讨厌的、骠骑兵式的、普希金的用语！绿帽子是什么东西呢？啊，多么荒谬啊！绿帽子是什么样的？为什么戴绿帽子？真是胡说八道！恰恰相反，在自由结婚中不会发生戴绿帽子的事！绿帽子——这只是一切合法婚姻的自然产物，可以说，是对这种婚姻的修正，是对这种婚姻的反抗，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甚至毫不使人受辱……如果我什么时候——做了一件荒唐的事——跟一个女子合法地结了婚，那么我甚至乐意戴您所诅咒的绿帽子；那时候我会对妻子说：‘亲爱的，以前我只是爱你，现在我却尊敬你，因为你敢于反抗！’您发笑？这是因为您无力摆脱成见；见鬼，一个经过合法手续结婚的妻子被人勾搭上了的时候，我知道烦恼的原因何在。这只是下流勾当的不良后果，双方都因此受辱。当戴绿帽子像自由结婚一样公开化的时候，那么戴绿帽子的事就不会有了，绿帽子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名称也会被取消。相反，您的妻子不过向您证明，她多么尊敬您，认为您不会反对她的幸福，您的修养这么高，不会因为她另嫁丈夫而向她报复。见鬼，我有时也瞎想，如果我娶了妻子，呸！如果我结了婚（自由结婚或合法结婚，反正都一样），如果妻子很久还没有找到情人，那我会给她找一个。‘我亲爱的，’我会对她说，‘我爱你，而且还要你尊重我——就是这样！’我说得对吗，对吗？……”
“这个……寡妇在办什么丧宴？”彼得·彼得罗维奇突然问，在节骨眼上打断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的话。
彼得·彼得罗维奇听得咯咯地笑了起来，但并不特别感到开心。他甚至不大听。他确实在想别的事，连列别兹雅特尼柯夫也终于发觉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甚至很激动，搓着手，沉思起来。这一切，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后来才弄明白，想起来……
这一回彼得·彼得罗维奇发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愤慨和冷淡，虽然他，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对自己大谈筹备成立一个新的特种“公社”这个他所津津乐道的话题来了。彼得·彼得罗维奇边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边简短地反驳他，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脸上流露出十分明显的、有意侮辱人的、无礼的嘲笑；但是“通达人情”的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却以为昨天跟杜涅奇卡的决裂影响了彼得·彼得罗维奇的情绪，热切地想尽快转入这个话题：他想谈些关于这一方面的进步的和宣传性的话，借此安慰一下这个令人敬爱的朋友，“无疑地”有益于他往后的进步。
[1] 开设在彼得堡的一家现代服饰用品商店。
由于某些原因，彼得·彼得罗维奇这天早晨把几张五厘债券[4]兑换了现款，坐在桌旁点着一沓沓钞票和一组组连号的公债券。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几乎常常不名一文，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装作不把这些钞票放在眼里，甚至露出鄙夷的神气。彼得·彼得罗维奇怎么也不相信，比方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看见这些钱当真不觉得羡慕；而安德烈·谢苗诺维奇也苦恼地想着，彼得·彼得罗维奇对他也许真有这样的看法，而且大概也很高兴有机会用这些摆在桌上的一沓沓钞票来逗惹和揶揄自己的年轻朋友，使后者想到自己是个卑微的人，仿佛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别。
[2] 1860年至1870年间，俄国反动派曾经用这些名称讽刺地称呼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虽然列别兹雅特尼柯夫心地十分善良，但是他对自己的同居者、从前受过他监护的人彼得·彼得罗维奇，也开始多少有点儿不满了。双方发生这样的事是有点儿偶然的，互为因果的。尽管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有点儿傻头傻脑，但他还是逐渐地看清楚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在欺骗他，暗地里鄙视他，说什么“这个人有点儿神经错乱”。他试着向他讲述傅立叶的体系和达尔文的学说，但是彼得·彼得罗维奇特别是近来不知怎的开始显现出过分辛辣的嘲讽的神气听他的讲述，而最近甚至骂起人来了。事情是这样：他本能地开始看透了，列别兹雅特尼柯夫不但是个庸俗的和带几分傻气的人，而且也许还是个撒谎者，甚至在他那个小团体里没有建立任何比较重要的关系，而只是人云亦云；此外，他也许连自己的宣传工作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太糊涂了，他怎么能够做个揭发者呢。顺便说说，我们还得注意，彼得·彼得罗维奇在这一个半星期里却乐于接受（特别是在开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那种甚至十分奇怪的赞扬，就是说，比方，如果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赞扬他愿意资助在平民街某处即将成立的“公社”[3]；或者，再打个比方，赞扬他，即使杜涅奇卡在婚后头一个月忽然想找个情人，他也不会加以干涉的；或者赞扬他不给自己未来的孩子们受洗礼等等，等等——对诸如此类的话，他都不会反驳，并且加以默认。彼得·彼得罗维奇通常并不反对加在他身上的这些美德，甚至让他这样赞扬自己——各种赞扬他都非常乐于倾听。
[3] 1860年俄国革命青年在傅立叶思想的影响下创办了“公社”，试行在一所房子里共同生活，实行公有经济。
这个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个贫血的、生满瘰疬的人，个子矮小，在某处供职，长着一头淡得出奇的淡黄发，留着肉饼般的络腮胡子；因留了这样的胡子而沾沾自喜。此外，他几乎经常患眼疾。心肠相当软，但说话很自负，有时甚至异常傲慢，所以，比起他的外形来，几乎常常显得可笑。但是阿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却把他看作一个相当可尊敬的房客，就是说，他不酗酒，按时缴付房租。虽然有这些优点，但是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当真有几分傻气。他参加进步事业和“我们年轻的一代”是一时的热情。他是多得不可计数的各种庸夫俗子、浅薄之辈和一知半解而又刚愎自用的人们里面的一个。他们很快就趋附最时髦的流行思想，为的是马上把它庸俗化，很快地使他们有时也诚心诚意地为之效劳的一切事业漫画化。
[4] 五厘债券是沙俄政府发行的一种公债。
当然，他不久就发觉了，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是一个十分庸俗的并带几分傻气的人。但这丝毫没有消除彼得·彼得罗维奇的忧虑，也没有使他感到鼓舞。即使他相信所有进步分子都是这样一些傻瓜，那也消除不了他的忧虑。其实他毫不关心这一切学说、思想和制度（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正是在这些方面攻击过他）。他自有目的。他只想尽快地打听明白：这儿发生过什么事，怎样发生的？这些人是有势力的，还是没有势力的？他，本人有什么怕人议论之处没有？如果他干起什么事来，会不会被人揭发？如果被人揭发，原因何在？人们现在究竟为什么被揭发？此外，如果他们真是有势力的，难道不能奉承他们，稍微欺骗他们一下？该不该这样做？比方说，能不能利用他们来发展自己的事业？总而言之，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有一大堆。
[5] 在帝俄时代，这样的婚姻被认为是非法的。
不知为什么，安德烈·谢苗诺维奇整个早晨待在家里。彼得·彼得罗维奇对这位先生的态度很奇怪，其实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彼得·彼得罗维奇几乎从住到他这儿那天起就鄙视他，甚至过分地憎恨他，但同时仿佛也有几分怕他。他到了彼得堡后就住在他这儿，不仅仅是由于省几个钱，虽然这几乎是主要的原因，但还有别的原因哩。还在外省的时候，他就听说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这个受过他监护的人，是最进步的青年之一，甚至在某些引起他兴趣的、神话般难以置信的小团体里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彼得·彼得罗维奇大为惊讶。这些很有势力的、无所不知的、蔑视一切人和揭露一切人的团体早已引起彼得·彼得罗维奇特别的然而茫然的恐惧。当然，他还在外省的时候，对这一类事情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哪怕是大略的概念。他和大家一样已经听说过现在有一些什么进步分子、虚无主义者和揭发分子[2]等等，在彼得堡特别多。但是他和许多人一样把这些名称的性质和意义夸大和歪曲到荒谬可笑的地步。几年来，他最怕揭发，这是他经常过分惶恐不安的最主要的原因，特别是在他做着到彼得堡来从事律师业务的美梦的时候。他在这方面是所谓受过惊吓的，正如小孩子有时受到惊吓一样。几年前，他刚在外省开始创业的时候，就碰到了两桩无情地揭发他以前所依附的和当作靠山的省里几个相当显赫的人物的事件。一桩是以被揭发的人大出其丑收场，而另一桩的结局几乎很尴尬。这就是彼得·彼得罗维奇一到达彼得堡就决意要立刻了解情况的缘故。如果有必要，他就去向“我们年轻的一代”阿谀奉承，以防万一。他希望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在这方面能对他有所帮助，而且，比方说，他去探望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时候，已经向别人勉强地学会了几句时髦话……
[6] 原指已出嫁的女儿。
因为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他回到家里的时候要比出去时格外凶恶，格外恼火。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家里正在办丧宴，这多多少少引起了他的好奇心。昨天他就听说要办丧宴；甚至记了起来，他似乎也被邀请过；但是因为自己事忙，别的事情他就无暇顾及了。他赶忙去向李彼韦赫赛尔太太打听，李彼韦赫赛尔太太正在摆开了的桌子跟前张罗，因为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不在家（她到墓地上去了）。他知道丧宴将办得很隆重，全体房客几乎都接到了邀请，有的人连死者也不认识，甚至连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兹雅特尼柯夫也接到了邀请，虽然他以前和卡杰琳娜·伊凡诺夫娜吵过架。她们不但邀请了他，彼得·彼得罗维奇本人，而且还急不可耐地盼望他光临，因为他差不多是全体房客里面一个最有身价的客人。尽管以前有过不愉快的事，阿玛丽雅·伊凡诺夫娜这次也接到了十分尊敬的邀请，所以她现在忙着干活，几乎觉得十分快乐。她虽然一身丧服，但她穿的却是一件簇新的绸衣，打扮得极为华丽，并摆出了一副扬扬得意的神气。所有这些事实和消息都使彼得·彼得罗维奇产生了某种想法！他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也就是说，若有所思地回到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的屋子里去了。问题在于：他也知道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被邀请的客人之一。
[7] 帝俄时代的纸币：灰色的是票面25卢布的纸币；彩虹色的是票面100卢布的纸币。
“此外，我还犯了另一个错误：一个钱也没有给她们，”他边想，边忧闷地回到列别兹雅特尼柯夫的斗室里去了。“见鬼，我为什么见钱如命？这甚至一点也没有好处！我想暂时让她们吃些苦头，叫她们把我看作天神。咳，可她们竟会这样！……呸！……不，如果当时我在她们身上花一千五百卢布，比方说，在克诺普公司[1]和英国商店里买些嫁妆、礼物、各种化妆品、梳妆盒、光玉髓、料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么事情就不会弄得这么僵了，而且……会好些！这会儿她们拒绝我就没有这么容易了！她们是这样一种人嘛；如果拒绝我，她们一定认为理应退还礼物和钱；可是要退还礼物和钱，那是相当困难的，而且会舍不得的！良心也会感到不安的；她们会说，怎么突然把这个一向那么慷慨和殷勤体贴的人赶走了？……唉！我失算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又咬牙切齿，管自己叫傻瓜——当然是暗地里叫的。
[8] 一种用甘蔗制造的烈性酒。
彼得·彼得罗维奇向杜尼雅和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作了一番对他有决定命运的解释后，第二天的早晨对彼得·彼得罗维奇还起了促使他清醒的作用。他情绪极端恶劣，不得不逐渐承认，这已经是木已成舟和无法挽回的事实了。昨天他还觉得这件事几乎是他的胡思乱想，虽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到底似乎还不可能。受了刺激的自尊心像一条毒蛇整夜咬着他的心窝。彼得·彼得罗维奇一起床，立即照镜子。他怕一夜间害了黄疸病，但眼下他还没有犯这种病。照了一下自己那张英俊、白净、近来有点儿发胖的脸后，彼得·彼得罗维奇甚至感到片刻的安慰，并且信心十足，他能够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未婚妻，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呢；但他立刻清醒过来了，使劲地往一边吐了一口唾沫，这引起了住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年轻朋友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列别兹雅特尼柯夫一阵无声的但却含讽带讥的冷笑。彼得·彼得罗维奇发觉了这阵冷笑，心里立刻记下了这个年轻朋友的一笔账。近来他已经记下了这个年轻朋友很多笔账。他忽然想到了，他真不该把昨天的僵局告诉安德烈·谢苗诺维奇，因此心里倍加恼怒。这是他昨天因一时气愤，太不够沉着和易于动怒所铸成的第二个错误……此外，这天早晨又仿佛故意为难似的，不愉快的事接连地发生。连他在枢密院里奔走着的那个案件也有败诉的危险。他因为即将结婚，租下了一套房间，并且自己出钱装修了一下，那个房东尤其叫他生气：他是个发了横财的德国手艺工人，无论怎样也不肯废除刚订立的契约，要求偿付在契约上写明的全部违约金，虽然彼得·彼得罗维奇退还给他的几乎是重新装修过的房屋。同样，家具店尚未把订购的家具送出，但预付的订金连一个卢布也不肯退还。“难道我买了家具就非结婚不可！”彼得·彼得罗维奇暗自咬牙切齿地说，同时一线已经破灭了的希望又在他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下：“难道一切真的无可挽回，就这样完了吗？难道不能再试一下吗？”对杜尼雅的恋念又一次诱人地刺了一下他的心坎。他痛苦地忍受了这个时刻，不用说，假如此刻只要表示一下愿望就能把拉斯柯尔尼科夫杀死，那么彼得·彼得罗维奇真想立刻就表示这个愿望。
[9] 一种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