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样的事已经发生过两次：她自己把话岔到这上面去了，因此回答她时，不能不提到罗佳现在在什么地方；当他们迫不得已回答得大概不能使她满意并引起了她的怀疑的时候，她忽然变得异常伤心、忧闷不乐、沉默寡言，这样的心情持续了很久。杜尼雅终于看出，很难瞒过她了，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某些事情最好绝口不谈；但是情况越来越清楚：可怜的母亲猜疑到一件可怕的事了。同时杜尼雅也想起哥哥的话来，说什么在最后决定命运的前一天，也就是跟斯维德里加依洛夫发生了那一幕后的夜里，母亲听到了她的梦话：当时她有没有听出什么来呢？有时经过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忧闷不乐、沉默寡言和暗自流泪之后，不知怎的，病人常常歇斯底里地活跃起来，她忽然大声地说话，几乎不停地谈到自己的儿子，谈到自己的希望和未来……她的幻想有时是很怪的。他们都安慰她，附和她（说不定她自己也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都在附和她，不过安慰安慰她罢了），但她还是谈下去……
还在开始审讯的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就病了。杜尼雅和拉祖米兴设法在开庭期间让她离开彼得堡。拉祖米兴选择了沿铁路的一个离彼得堡不远的市镇，以便能经常注意开庭的一切情况，同时争取尽可能多的机会去跟阿夫多季雅·罗曼诺夫娜会面。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的病是一种奇怪的神经病，同时还发生了一种类似精神错乱的现象，如果不是全部，那么至少是部分。杜尼雅跟哥哥见了最后一面后回到家里，就发觉了母亲病势严重，身子发烧，不省人事。当天晚上，她跟拉祖米兴商量好，如果她问起哥哥来，应该怎样回答，甚至跟他共同编了一套谎言来哄骗母亲，说拉斯柯尔尼科夫出远门去了，到边疆去了，他受私人的委托去办理一件事，往后会得到金钱和名誉的。可是他们感到惊异的是，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本人不论当时或以后都没有问起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相反，她自己却谈起儿子突然出门的事来；她流着泪告诉他们说，他怎样来向她告别过；她又暗示，说什么只有她才知道许多很重要的秘密；什么罗佳有许多强大的敌人，所以他甚至不得不躲藏起来。至于他的前程，她也认为只要某些仇视的情况不复存在，无疑是光明的。她要拉祖米兴相信，她的儿子将来甚至会成为一个政治家。他那篇文章和他那杰出的文才就是证明。她把那篇文章反复阅读，有时甚至大声朗读，连在睡觉的时候也几乎不离手；可是现在罗佳在哪儿，她几乎不问，大家显然都跟她避而不谈这件事——光是这一点就足以引起她的怀疑了。有几件事，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奇怪地绝口不谈，这终于引起了他们的忧虑。比方说，她甚至并不埋怨他不给她写信，可是从前她住在县城里的时候，终日希望和期待的是快些接到爱子罗佳的来信。这种情况简直不便说明，杜尼雅因此十分不安；她有一种想法，认为母亲大概预感到儿子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她害怕问，免得知道更可怕的事。不管怎样，杜尼雅已经清楚地看到，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精神失常了。
自首后，过了五个月，犯人被判决了。拉祖米兴一有机会，就去探监。索尼雅也去探监。离别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杜尼雅向哥哥发誓，说这次离别不会是永久的；拉祖米兴也这么说。这个计划在拉祖米兴那年轻而狂热的头脑里确定下来了：决心在三四年内尽可能打下未来的社会地位的基础，甚至要积蓄些钱，迁到西伯利亚去，那里天然资源很丰富，但工人、办事人员和资本很缺少；在罗佳将去的那个城市里定居下来……他们一同开始过新的生活。他们离别时都哭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最后几天陷入了沉思中，他详细地探问母亲的情况，经常为她忧虑不安。他甚至为她十分烦恼，这使杜尼雅不安起来。他得知母亲心情反常的详细情况后，变得忧闷不乐了。不知为什么，他对索尼雅总是不大说话。索尼雅利用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送给她的一笔钱，早已置办了行装，准备跟随一批包括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内的流放犯同行。她从来没有跟拉斯柯尔尼科夫谈起过这件事；但是双方都知道，事情将会是这样。临别时，妹妹和拉祖米兴都热烈地证明，以后他出狱时他们在一起将会多么快乐啊。他对这些话只报以怪异的微笑，并预料母亲的病情不久会恶化。末了，他和索尼雅一同上路了。
此外，又完全意想不到地出现了十分有利于被告的其他事情。前大学生拉祖米兴不知从哪儿打听到并提出了证据，证明犯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曾经拿自己仅有的一些钱帮助过大学里一个穷苦的害肺病的同学，维持他的生活几乎达半年之久。当那个同学病故的时候，拉斯柯尔尼科夫又照顾这个亡友（后者几乎从十三岁起就出卖劳动力来养活自己的父亲）还活着的体弱多病的老父，后来又送这个老人进医院去治病，他死后，又替他料理后事。这些事情对拉斯柯尔尼科夫命运的决定发生了某种有利的影响。拉斯柯尔尼科夫以前的女房东，已经病故的未婚妻的母亲，寡妇扎尔尼采娜也作证说，他们还住在五角街附近另一所房子里的时候，有一天夜里失火了，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一个已经着火的房间里救出了两个幼儿，因此被火烧伤了。这个事实曾经过详细调查，许多人已予以充分证实。总之，考虑到他投案自首和一些有助于减刑的事实，犯人只被判服二级苦役八年。
两个月后，杜涅奇卡跟拉祖米兴结婚了。婚礼冷冷清清的。但是来宾中间有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和左西莫夫。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拉祖米兴的神态像是一个意志坚决的人。杜尼雅盲目地相信，他能够实现自己的一切计划，而且不能不相信：这个人显示了铁的意志。顺便说说，他又上大学去听课，以便修毕大学课程。他们俩都不断地作出未来的计划；他们俩决定于五年后迁到西伯利亚去。在那个时候以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索尼雅身上……
但是就他所犯的罪来说，判决比意料之中的更宽大，也许正是由于犯人不但不想申辩，而且甚至仿佛故意夸大了自己罪状的结果。这些奇怪的和特殊的情况都被考虑进去了。犯人在犯罪前那病态的心理和贫困的状况都是无可置疑的。他没有使用赃物被认为一部分是由于有悔悟之意，另一部分是由于犯罪时精神失常。无意中杀死丽扎韦塔这个案情甚至成为证实这个最后假说的例证：一个人犯了两桩谋杀案，同时他忘记门开着！最后，正当案件被一个精神沮丧的狂热信徒（尼古拉）自称为凶手的假供词搞得异常混乱，此外，对真正的凶手不但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而且甚至几乎没有任何可疑之处（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信守诺言）的时候，他去投案自首了，这一切大大有助于对被告的从轻判刑。
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兴高采烈地为女儿跟拉祖米兴结婚祝福；可是他们结了婚后，她似乎变得更抑郁、更忧虑了。为了使她快乐，拉祖米兴还顺便告诉她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帮助过一个大学生及其年迈体弱的父亲的事；又告诉她，罗佳去年为了救两个幼儿而被火烧伤了，甚至还害了一场病。这两个消息使得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本来已经失常的精神几乎异常兴奋。她不断地谈到这两件事，而且在街上还逢人便说（虽然杜尼雅经常伴随着她）。在公共马车上、在铺子里，只要有人听，她就大谈自己的儿子，大谈他的文章，大谈他怎样帮助过一个大学生，怎样在失火时被火烧伤了，等等。杜涅奇卡甚至没法阻止她。这除了引起这种病态的精神兴奋的危险外，也有使人想起在受审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姓名和议论这一案件之虞。普尔赫里雅·亚历山大罗夫娜甚至打听到了从烈火中救出的两个幼儿的母亲的地址，一定要去拜访她。她的忧虑不安终于达到了极点。她有时突然哭了起来，经常患病，高烧发得神志模糊。有一天清晨，她直截了当地说，照她算来，罗佳不久应该回来了；又说，她记得，跟她分别时他说过，九个月后，得等待他回来。她把屋子里的一切东西都收拾了一下，准备迎接他，把准备给他住的屋子（她自己住的一间）腾了出来，抹家具啦，擦地板啦，换上新的窗帷啦，等等。杜尼雅心里很担忧，但是她默不作声，甚至帮助母亲布置屋子来迎接哥哥。在不断的幻想中、在欢乐的梦中流着泪度过了不安的一天后，夜里她病了，到第二天早晨发高烧，神志模糊。热病发作了。过了两星期，她死了。她在昏迷中吐露了一些话，从这些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她对儿子的可怕的命运的猜疑甚至要比他们所想象的严重得多。
审判他的案件没有遇到多大困难。犯人确切地毫不含糊地坚决不改变自己的口供，不搞乱案情，不狡辩，也不歪曲事实，没有忘记一个最微小的细节。他毫无遗漏地供述了谋杀的经过：说明了在被杀害的老太婆手里发现的一件押品的秘密（一块木片和一块薄铁）；详细地供述了，他怎样拿到她的钥匙，说明了这些钥匙和那只箱子的式样，箱子里装满了什么东西，甚至还列举了箱子里的几件东西；解释了丽扎韦塔被杀害的谜；供述了柯赫是怎样来的，怎样敲门，而继他之后又来了一个大学生，重述了他们的谈话；他，一个罪犯，后来怎样跑下楼去，听见了米柯尔卡和米季卡的尖叫声；他怎样躲在一套空房间里，怎样回到了家里，最后，他指出那块石头在沃兹涅先斯克大街上一个院子的大门附近。东西和一个钱袋都在石头底下找到了。一句话，案情是明白清楚的。然而他把钱袋和东西都藏在石头底下，没有动用过，这却使侦查员和法官感到很惊奇。他们最觉得奇怪的是，他不但记不得这些他自己抢来的赃物是些什么东西，甚至弄不清楚有多少件。他一次也没有打开过钱袋，甚至不知道里面放着多少钱（钱袋里有三百十七个银卢布和三个二十戈比的铜币；由于在石头底下藏了很久，面上几张票面最大的钞票已损坏得很厉害），说实在的，这种情况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努力侦查了很久：被告对其他一切都直认不讳，为什么唯独在这一点上撒了谎？末了，有几个人（特别是一些心理学家）甚至认为这是很可能的：他确实没有看过钱袋，所以不知道钱袋里藏着什么东西。因为他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东西，所以他把钱袋埋藏在石头底下；但是他们立刻由此得出了结论：他犯这桩罪一定是由于一时精神错乱，可以说，由于病态的杀人狂和抢劫狂，没有更进一层的目的或谋财企图。这恰好跟最近流行的一时精神错乱的理论相吻合。在我们的时代，这个理论常常被用来解释某些犯罪者的犯罪原因。而且有许多证人、医生左西莫夫、他从前的同学、女房东和一个女仆都一致详细地证明拉斯柯尔尼科夫很久以来就患着忧郁症。这一切使这个结论得到了充分的根据：拉斯柯尔尼科夫压根儿不像一般的凶手，不像一般的强盗和抢劫犯，但是这里必有另外的原因。使坚持这个意见的人感到极大遗憾的是，罪犯本人几乎并不试图为自己辩护；是什么动机促使他杀人和抢劫的，对这个最后的质问他回答得毫不含糊，完全符合实际情况，说原因是他的境况恶劣、贫穷和无依无靠；是他希望在被杀害者那里至少要抢劫到三千卢布来保障自己初入社会的生活。由于自己那轻率的和犹豫畏缩的性格，加上贫困和失意，他决意杀人。问到什么是他自首的原因，他直率地回答说，他彻底悔悟了。这些话差不多说得很粗鲁……
拉斯柯尔尼科夫过了很久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虽然从他来到西伯利亚的时候起，就跟彼得堡通信了。这是由索尼雅来处理的。她每月按时写信给在彼得堡的拉祖米兴，而且每月按时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回信。杜尼雅和拉祖米兴开头都觉得索尼雅的信写得枯燥乏味，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后来他们俩都认为，她的信写得不能再好了，因为从这些来信中，他们到底对不幸的哥哥的命运有了全面而正确的了解。索尼雅在信上所说的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琐事，最简单明了地描写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苦役生活的全部情况。信上没有谈过她本人的希望，也没有预测过未来，更没有流露过自己的情感。她并不想解释他的精神状态和他一般的内心生活，只写了一些事实，也就是他本人的话，他的健康状况，在见面时他有什么愿望，要求她干些什么，托她办一些什么事，等等。这一切事情她都写得异常详细。不幸的哥哥的形象到底显现出来了，被描绘得正确而又清楚；这不会有错儿，因为全都是可信的事实。
西伯利亚。在宽阔、荒凉的河岸上有一座城市，这是俄罗斯行政中心之一。城市里有个要塞，要塞里有个监狱。二级流放苦役犯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在这个监狱里已经关了九个月。自从他犯罪以来，差不多已经一年半过去了。
杜尼雅和她的丈夫从这些消息中看不出有什么可高兴的事，特别是在开头。索尼雅屡次告诉他们，说他常常忧闷不乐，沉默寡言，她每次接到信，把信上所写的一切消息都告诉他，但他几乎一点也不感兴趣；他有时问起母亲；当她看到他已经觉察出真相的时候，她终于把母亲去世的消息告诉了他。使她感到惊异的是，母亲的噩耗甚至似乎没有使他感到巨大的震惊，她觉得从外表上看来至少是这样。她顺便还告诉他们说，虽然他似乎常常深思得出神，并且好像跟一切人隔绝了似的，但是对自己的新生活却抱着十分坦率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并不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改善的可能，也不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处在他的境地，必然如此），虽然置身于跟从前大不相同的环境中，但几乎没有一件事使他感到奇怪。她在信上说，他的健康状况尚佳。他去干活，不偷懒，也不多做。他对饭菜毫不在乎，但是，除了星期天和节日，平日的饭菜是十分粗劣的，所以他终于乐意接受索尼雅给他的几个钱，以便每天能喝杯茶；至于其余的事情，他请求她不必操心，他坚决地说，为他这一切操心只有使他不快。此外，索尼雅还说，他在监狱里跟其余囚犯同住一个牢房，她没有见过他们牢房内部的情形，但是她断定，那儿一定很挤、凌乱、不卫生；并说，他睡在板床上，身子下面垫了一条毛毡，他再也不要别的东西了。但他过着这么简单而贫苦的生活，根本不是按照某种预定的计划或意图，只不过是由于对自己的命运不关心和表面上的冷淡而已。索尼雅坦率地写道，特别是在开头，他不仅不喜欢她去探望，甚至几乎讨厌她，不高兴说话，而且对她态度粗暴，但她的探望到底使他习惯了，甚至差不多成为一件不可缺少的事了，所以有几天她因病不能去探望他，他甚至感到很苦闷。每逢节日，她在监狱大门口或在警卫室跟他见面，他被带到那儿跟她会见几分钟；平日他出去干活，她就到干活的地方或到工场里，或到砖厂里，或到额尔齐斯河上的棚子里去看他。至于她自己，索尼雅说，她在城市里甚至已经有了几个熟人和几个可依靠的人；她在做裁缝，因为城市里几乎没有做时装的女裁缝，所以……她在许多家庭里甚至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人了；只是她没有提到，通过她，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得到了长官的照顾，他的苦役被减轻了，等等。最后传来了一个消息（杜尼雅在索尼雅最近几次的来信中甚至察觉出某种特别的焦虑和不安），说什么他避开一切人，又说什么监狱里的苦役犯都不喜欢他；他一连几天不说话，脸色很苍白。忽然，在最近的一封来信里，索尼雅说，他病势严重，躺在医院的囚犯病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