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一天，在确认电话仍无法使用之后，他终于在自己住的小区里找到了一家正常营业的小商店。和昨天看到的那家天差地别，店里只摆着几瓶装有透明液体的瓶子，疑似伏特加酒，另外就是几罐芥末。这时，售货员正在把装有某种红色东西的罐子摆上货架，他当即决定必须买下，有什么买什么，管他是什么呢。当他走出商店时，有人送来面包，商店一下子就挤满了人。教授赶忙排队，售货员问也不问就递给他一块面包，他交了钱便走。显然，他被人群所吸引，被排成长长队伍的温暖人群所吸引，不想立刻回到那间狭窄的、空空如也的一居室公寓中。他在人行道上摆放的几张铁皮桌子前停下脚步，人们在桌子前驯服地排着队。他扫过一张张面孔，在他们之中寻找高莎，没准她会在这里呢。人们沉默着，被不祥的气氛所笼罩，严肃、紧张，似乎还十分困倦。
扛着树的男人，这一定是某种征兆。但教授并不知道预示着什么，因为他的理智思维突然脱离了他所习惯的象征主义的、心理学的、清晰明确的模式。现在各种撕裂的、不完整的情绪在他的脑海中飞驰而过。比如，愤怒很快转换成孩子般的绝望，但又迅速被内心安静的微笑控制住。简直是见鬼了。安德鲁斯教授曾是观察自己情绪的大师，这是他经过长期学习得来的技能。然而他感觉这项技能在此情此景下完全是多余的。他还意识到，除了对某个路人提过的问题和那句可悲的“吃，吃，食物”之外，这两天来他没有说过任何有意义的话。
人们不耐烦地轻踏着脚。这世上最阴郁的民族。尽管这样，教授还是站到了他们旁边。不，不是因为他需要他们，而是因为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正常的人类的温暖。霜冻的空气在人们的呼吸中融化了。他看到穿着臃肿的女售货员正从大桶里捞出小小的灰色鲤鱼，直接扔到秤上过磅。鱼在寒风中扑腾不休。售货员们对每个买鱼的顾客都会提问，听起来就像合唱或是祈祷。安德鲁斯教授用耳朵捕捉着这首圣诞颂歌的旋律，脑中也跟着唱了起来：“你要活着还是当场处决？”教授只能猜想这句话的意思。当顾客点头表示同意时，一个售货员就会用重锤砸向鱼头，鱼就在张开的手提网兜里与世长辞。
她们在他身边站了一会，直到她们确定这些食物被教授吃掉了才离开。这一餐可以说味同嚼蜡，但饥不择食的教授还是囫囵吞了下去。他用叉子消灭掉丸子，用餐巾纸擦擦嘴，走到柜台前，将纸币递给姑娘。她找回了不少钱，至少他是这样觉得的，现在手上有很多纸币和一些硬币了。他走到街上，想忘掉这家酒吧。他感到自己很荒唐，也很可悲。他再次渴望回到那间十一层的公寓里，电话总该修好了吧。他看到马路对面驶来一辆公交车，在离他几十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乘客推推搡搡地下车上车。教授头脑一热也跳上了车。公交车发动了，他突然感到很热，行驶的方向和他所认为的简直是南辕北辙。公交车优雅地在广场上转了个弯，驶入了一条短隧道，又开上了一座桥。安德鲁斯教授看到了脚下的河流，大块浮冰慵懒地在河面上漂着。他觉得车上的人们看向自己的目光中都带着敌意。他努力平静着心绪，不让人看出自己因上错车而感到的惊惶。除此之外，他还没有验票，如果街上有士兵的话，他可能会被关进监狱。是的，他听说过这样的案例，人一旦被关进亚洲的监狱里，就至死难出了。他在最近的车站下了车，总算是长长舒了口气，立刻回返。寒风凛冽，他不得不将护耳帽下的绳扣在下巴上系紧，鼻子几乎要冻掉了。天可怜见，他终于走到了熟悉的广场，找到了回家的路。已经冻得感觉不到手指的存在了，他越走越快，几乎是一路小跑往回赶。此时，街边一个明亮的橱窗映入了眼帘，比其他地方看到的橱窗更亮堂。他立刻跑了过去，与其说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不如说是出于对光亮和色彩的渴望。这是一家商店，一家在货架上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正常商店。他透过被栅栏加固的橱窗玻璃看到带着熟悉标签的各种酒类、罐头、糖果、服装和玩具。天还不晚，商店却已打烊。他努力从牌子上的数字解读出营业时间。他意识到，商店此时应该是营业的，却不知为何关门了。他失望地透过玻璃窗向内望去。就在教授呆立之时，一个男人从身边经过，他扛着一棵病恹恹的圣诞树，对教授微笑着说了句话。教授也回以微笑，但男人已经擦身而过，很快就消失不见了。
他感到一阵恶寒。觉得自己就像在参加一场宗教仪式，杀鱼的仪式。“你要活着还是当场处决？”这句重复的话就像把他催眠了一样。他突然产生了加入这场可怕的重复行动中的想法，像所有人一样，也拎一条用网兜装着的死鱼回去。不知不觉间，他排在了队伍末尾，直到看到一支牵着狗的四人士兵小分队时，才突然清醒过来。他甚至感到无比羞愧。人们沉默地将视线从士兵身上移开，或是低头看着自己的脚，或是看向某个方向的空气。教授绝望地想起了自己在伦敦的办公室、书籍和温暖的电壁炉。
他决定跟着感觉走，这是他所代表的心理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听从本能、直觉、预感。他沿着人行道一路行去，感觉越来越冷，最终抵达了广场，多条街道以广场为中心四下辐射，延至远处。广场上人迹寥寥，就像节假日时那样冷清，令人十分费解，要知道今天是周一还是周二啊。从为数不多的招牌里他兴奋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单词： BAR。他推门而入，一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因为他的眼镜被蒙上了一层雾气。他掏出手绢擦拭了镜片，才看到这个阴暗的空间里摆着几张脏兮兮的桌子。在其中一张桌旁坐着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太太，她什么都没吃，只是坐在那里，呆呆地望向玻璃窗外。在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身穿灰色围裙的标致女孩。他没有看到这里有食物存在的迹象，因此想，没准波兰语“BAR”这个词跟英文的意义不同。他犹豫着干咳了一声。柜台里的姑娘对他说了句什么，他问道，有什么吃的吗？姑娘吃惊地看着他，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教授窘迫地张开嘴，用手比画着进食的动作，用英语说道：“吃，吃，食物。”姑娘沉吟片刻，随即消失在半开着的门后，不一会带来了一个年纪略长的女人。教授再次用简单的手势比画了一遍。两个女人开始快速而激烈地讨论起来。她们把他带到一张桌子旁坐下，很快端上来一碗汤、一盘奇怪的丸子。
他住的公寓楼下的停车场里，有人在出售圣诞树。那里同样排起了队，只是比之前那条短得多。因此，他也买了一棵圣诞树。现在，他腋下夹着树往住处走去，看起来像其他人一样。这带给他一阵愉悦，他吹起了口哨，上楼回到了自己陌生的公寓，穿着大衣戴着棉帽坐到桌旁，打开那瓶透明液体。不是伏特加，是白醋。“我的天啊，”他想，“这发生的一切不可能是真的，我一定是精神病发作了，我肯定是出事了。”他努力寻找这件事开始的那个时间点，但他的理智拒绝思考，满脑子想的只剩下飞机上那份美味的三明治。
翌日，教授在天刚蒙蒙亮时就醒了。他光溜溜地躺在床上，决定尊重自己的衣服，尽量省着穿，睡觉时也不穿内衣，谁知道这一套要穿多久。等到七点钟，他轻轻拿起电话听筒。还是没声，电话根本没修，尽管教授抱着这样幼稚的希望。有时候，现实只是心理的投射，会发生一些怪事（他的心理学派有这样的理论支撑）。他在浴缸中放满了水，躺入其中，享受着愉快的热水浴，同时制订了行动计划。他打算买一张城市地图，找到大使馆的位置。然后一切将会变得简单了。接下来去购物，必须吃点正常的食物。他精神饱满地穿好衣服，下楼朝坦克的方向走去。但是昨天停在那条似乎是主干道上的坦克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沿着这条路一辆接一辆驶过的装甲车，伴随着不祥的咆哮轰鸣声。行人们注视着这一切，脸上带着一副奇怪的表情。教授急切地揪住一个路人，这人和他年纪相仿，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网兜。教授打量了他之后立刻意识到，他恐怕听不懂自己说的话，但还是把问题说了出来，后者无助地抬起头，耸了耸肩。教授礼貌地向他道歉，继续往前走去，他觉得那个方向传来了车水马龙的声音，似有很多汽车驶过。于是他走到了一条有双车道的大路上，然而这里只是偶见几辆小汽车和红色的公交车。他有点发蒙，不知道这些车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也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是市中心，还是郊区。
他对自己感到奇怪，竟然如此频繁地想到食物，他的头脑尴尬地接受着这些想法——他习惯于自己的思想、成形的主义、抽象的概念在脑海中如同坐在舒服的沙发上一样自由流淌。但现在教授的记忆被栅栏后面的货架上那充满了琳琅满目货品的商店画面占据着。“这太可笑了，简直不可思议。”教授想着。一开始，还是带着某种乐趣在想，但很快就感到真正的恐惧。他将圣诞树戳立在房间的墙边，打量起它纤弱的枝条。他无奈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有所作为，必须采取行动。
打开冰箱，他看到了一块干巴巴的黄奶酪、一罐肉酱、一块黄油和两个鸡蛋。看到这些食物之后，安德鲁斯教授的胃就立即接管了神经系统。过了一会，一份煎鸡蛋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在生命中最离奇的一天，教授得到的一份最好的礼物便是他在希思罗机场买的一瓶尊尼获加牌威士忌。他给自己倒了半玻璃杯，仰头一饮而尽。
他将所有的东西装进手提箱，熄了灯，最后再扫了一眼门厅，便关上了门。他乘电梯下了楼，努力将房门钥匙塞进信箱里。他已经下定决心这样做，必须找到大使馆，没有其他出路了。
他在楼群里打转，感到越来越冷，越来越绝望，夜幕不知不觉间已经降临。他鬼使神差地发现了一辆坦克，旁边有个金属篮子里点燃了火盆，战士们肩上背着枪，围在火盆边烤手。他感到一种刻在骨髓中的恐惧，赶紧退到黑暗的公园里。但多亏了这辆坦克，他终于成功地找到了自己住的公寓，因为他清楚记着窗外的景观。他总算松了一口气，回到了自己异国的公寓里，一进门便用钥匙把门反锁上。六点了，他的讲座应该开始了，但他却没能到场。这也许只是一场梦，是因为疲惫、飞行、天气等因素而造成的某种奇怪的意识状态。他的心理学派了解这种现象。
他在楼前碰到了一位红脸胖子，正冒着严寒铲雪。那人微微向他鞠了一躬，说了句什么，可能是句问候的话。安德鲁斯教授觉得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劲头，让他能够不管不顾，将最近两天的经历倾诉出来，连自己都感到很惊愕。他对胖子絮叨起自己住在楼上，是从伦敦来做讲座的；女导游应该打电话过来，但电话坏了；外面停着坦克；商店关门；公共汽车、圣诞树、瓶子里的醋……那胖子站在现场，仔细地盯着他的嘴，一脸茫然。
街上停着一辆坦克，这真是一幅奇特的景象。安德鲁斯教授打开窗户，裹挟着寒霜的空气扑面而来。坦克周围有些细小的身影在徘徊，无疑是一群士兵。教授突然感到一阵不安，也许是咖啡太浓了。他从口袋里摸出写有高莎电话号码的卡片，向自己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又不容辩驳的问题：为什么她还没联系我呢，我的行李怎么样了？电话的听筒里没有声音，他拨了几次号码，甚至还拨了某个远在英国的号码，又试了脑子里能想到的所有号码，都打不通。电话是坏的，但是他记得，昨天那位大胡子未婚夫还用过电话啊。他感到愤怒莫名，迅速穿好衣服，乘电梯下了楼。他在楼群间转悠了一个小时后（他觉得所有楼看起来都是一副长相）终于找到了另一部电话，随即又发现自己没有波兰的硬币，手上只有两张纸币，他甚至不知道面额是大是小。他开始四处寻找能兑换硬币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一间小商店，但看起来早已关门大吉了。而且今天是周日，别的商店也都不开门。他开始有些害怕了，不禁想，自己跑出公寓是个多么愚蠢的决定，高莎一定在四处找他，也许已经在急不可耐地等他了。他决定立刻返回，但很快意识到自己迷路了。他不知道哪栋是他住的公寓，也不记得地址。自己怎能如此轻率啊？这是什么国家啊？他看到附近有几个老人走在路上，便朝他们的方向走去。但又想到，该用什么语言问路呢？老人们擦身而过，却对他故意视而不见，眼睛望向另一边。
然后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来到了一间塞满杂物的小公寓里，几乎寸步难行。他坐在低矮的小桌旁，用带有塑料把手的玻璃杯喝着茶，然后一次又一次地举起斟满酒的小酒杯。伏特加带有一股奇怪的水果味道。酒劲非常强烈，教授每次饮下时都感到食道被灼得生疼。他听到自己正在给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体态臃肿、面色红润的妇人正端着一盘美味诱人的热香肠走过来）讲述关于他的心理学派、关于创立者、关于作用于人自我意识的直觉的内容。然后他突然被强烈的不安所笼罩，想起了大使馆，因此他开始喃喃地重复两个英文词——“大使馆[2]”“英国大使馆[3]”。“打仗[4]。”对教授的讲述，这个男人也以一个英文单词做出回应，他双手凭空虚摆了个姿势，好像端着一杆步枪。他坐下身来，眯起一只眼睛，朝挂满蕨类植物的墙上假装开了一枪，嘴里还模仿着“砰”的枪声。
高莎没有打电话来，时间在黏稠、燥热、困倦的空气中慢慢流过。教授走到窗边，看到密布着一排排建筑的空间，入目只有一种颜色——灰色。灰白色的天空，甚至雪都显得灰突突，太阳散发着虚弱的光芒。
“打仗！”他重复道。教授跌跌撞撞地要去卫生间，却发现自己站在了厨房门口。厨房桌子上摆着一具满是细管和水阀的复杂化学仪器。刺鼻的气味让他感到几欲呕吐。男主人轻轻扶他到了卫生间。教授把卫生间的门关上，转身过来时，正看到浴缸里游着一条大鱼。是活的，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提着裤子上的纽扣，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水下这条鱼头上扁平的眼睛，感觉自己被它的目光困住了。鱼懒洋洋地摆了下尾巴，浴缸上晾着洗过的衣服。他愣愣地站在那里有大概一刻钟，根本无法移动，直到有些担心的男主人开始敲门。“嘘……”教授让他安静。
他突然醒来，惊恐地意识到已经十一点了。他厌恶地看了一眼自己皱巴巴的衣服，走进肮脏逼仄的盥洗室里冲了个澡。很不幸，他还要穿上昨天那身旧内衣。他在橱柜里找咖啡，找了好一会才在果酱罐子里发现了一点剩的咖啡粉。没有咖啡机，他只好在杯子里直接冲泡。咖啡已经被风干了，喝起来像泡树皮的味道。电话没响过，高莎一定已经找回了行李。他端起咖啡杯，看着书架上的书，每一本都是波兰语的，书的封面丑陋又粗糙。
他看着鱼的眼睛。这是一种恐怖与愉悦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充满了意义但同时又荒诞无比。他觉得害怕，但又以某种方式感到高兴。鱼是活的，还在游动，正用厚厚的嘴唇讲述着一些听不到的话。安德鲁斯教授倚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啊，他身处这样一间小小的卫生间，在一栋大楼的胸腹之间，在一座寒冷的大城市里，竟口不能言。他无法理解，也无法被人理解。他直视着圆睁着的扁平鱼眼的瞳仁，不能自拔。
当他们终于抵达一片高楼林立的住宅区时，教授已觉得酒气上涌，醉意十足。他们乘电梯到了顶层，姑娘带教授看了他的公寓。这是一间单人套房，在房间和盥洗室之间有个小厨房。狭窄的小走廊让站在那里的三个人颇感局促。他们大声地约好明天碰面，姑娘承诺明天把他丢的行李带过来。她的未婚夫不知和谁在一直通着电话，语调神神秘秘的。他们终于走了。教授被红菜汤和酒精搞得浑身瘫软，倒头便睡。他睡得很不安生，感到喉焦唇干，但又无力爬起来喝水。他听到楼梯间不时传来的吵闹声、关门声还有人们的脚步声。也许这些都是他的错觉。
卫生间的门被猛烈地撞开，教授跌在男主人温暖而有力的臂膀中，像无助的孩子一样被抱着，泣不成声。
姑娘与她的未婚夫陪教授一起愉快地享用晚餐。未婚夫脸上须髯浓密，戴着眼镜。他不会讲英文，这使教授感到有些沮丧。安德鲁斯教授吃了份带小饺子的红菜汤，意识到这就是他祖父经常提到的著名的“虹彩汤”。他祖父出生在波兰城市“螺丝”。姑娘笑着纠正他的发音，像教小孩子那样重复读着“红菜汤”“罗兹[1]”这两个词。他的舌头对于这两个词显得很无助。
过了一会，他们搭乘计程车穿过沐浴在寒冷阳光下的城市。安德鲁斯教授的膝盖上放着自己的手提箱。然后，当教授在大使馆门前与这个胖子道别时，胖子还礼貌地亲吻了教授那胡子两天未刮的面颊。教授此时此刻能对他说一句什么呢？教授好不容易捋直了自己那条醉酒后不太灵光的舌头，然后以不太确定的语气小声说了一句波兰语：“你要活着还是当场处决？”波兰人满脸错愕地看着他，回答道：“活着。”
直到此时，他才发现少了一个装有书和内衣的包，急忙折返机场，而这件行李已是不知所终。姑娘名叫高莎，她跑去交涉，半小时后空手而归。也许行李已经被送回伦敦了。她说没关系，明天会再来，肯定能找到。他看着车窗外，并没有听她激动的喋喋不休，而是在回想包里除了书、文章的影印件之外还有些什么。
【注释】
华沙机场小得出奇，还四处漏风。他很庆幸自己此行戴了护耳棉帽子，这是他去亚洲旅行带回来的纪念品。他立刻就看到了来接自己的姑娘：她姓比阿特丽斯，正站在出口处，手里举着一张写了自己姓名的纸。她个子不高但面容姣好。他们坐上了一辆快散架的车，她紧张地驾车穿过这座城市阴郁的广阔空间，并向教授介绍了这一周的安排。今天是周六，不是工作日，共进晚餐后他便可休息。明天是周日，将会在大学与学生们会面。是的，她突然说道，语气中透露出一丝紧张。他往窗外望去，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能引起他的注意。之后要接受心理杂志的采访，然后是晚餐。周一，如果他愿意的话，可以去参观城市。周二，在某个研究所安排了一次与精神病专家们的会面，研究所的名字十分拗口，他实在记不住。周三，他们会赶到克拉科夫城，去一所大学。安德鲁斯教授的这个心理学派在那里享有盛名。周四，他自己提出来要去参观奥斯威辛，晚上回华沙。周五和周六两个整天是为心理学实践者们组织的工作坊。周日乘坐返程航班回家。
[1] 波兰第三大城市，罗兹省首府，位于波兰中部。
教授一边喝着空姐为他用著名的波兰伏特加调制的鸡尾酒，一边满足地回味着出发前的昨夜所做的梦，而梦在他学派的理论中意味着对现实的试金石。他梦到的是一只乌鸦，在梦中他和这只黑色的大鸟一起玩耍。这可以解析为，他敢于自我剖析，他像抚摸一只小狗一样爱抚着乌鸦。乌鸦在他学派的解梦体系中代表了某种变化，某种新生的、美好的事物。于是他又点了第二杯鸡尾酒。
[2] 原文为英文。
一个小时前，他还在希思罗机场的镜子前打量自己，他觉得自己看起来仿佛是个推销员，就像儿时记忆中的那些挨家挨户兜售《圣经》的家伙一样。但是为了自己所代表的心理学派，还是值得跑这么一趟。波兰是个盛产智者的国度。我是想去那里播下种子，一周后就回家。给他们留下书，他们也是能读英文的，又怎能抗拒创立者的权威呢？
[3] 同上。
一切都发生得再自然不过了，飞机一架架起飞，人们操着各种语言交谈着；十二月的厚厚云层都为冬季的圣餐做好了准备，将亿万片白色雪花送向大地，每一片雪花都送给同一位存在。
[4] 同上。
安德鲁斯教授是某个非常重要、颇有影响且前景光明的心理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和几乎其他所有的学派一样，都是由精神分析学发展而来的，只是后来脱离了本宗，另立门户，创建了自己的方法、自己的理论和自己的历史，以及全新的生活方式、做梦的方式和培养孩子的方式。现在，安德鲁斯教授正飞往波兰，带着一包书和一箱子保暖衣物，因为有人告诉他，十二月的波兰酷寒难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