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真是越来越糟了。我喝热牛奶，用热水瓶暖脚，还是无济于事。我彻夜难眠，顶多能有一刻钟迷迷糊糊的浅睡，整个漫漫长夜都毫无意义，实在是折磨人啊！哎，我的孩子，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呀？”她纤细的手指紧握着我的手，提出了这个带着悲剧色彩的问题。
她会把酒杯一直举到嘴边。只有当格瓦拉带着他叮当乱响的行军饭盒和子弹带离开时，她才会说：
“也许您需要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我天真地问，这个游戏我们已经玩了很长时间。
“先生，请您控制一下自己！”她偶尔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噢不，亲爱的孩子，我每天晚上都给公寓开窗通风至少半小时。”她回答道。
离我最近的病人是安娜女士，她的住处在新世界大街布里克糕点店后的第一扇门。那里是一片颇大的庭院，几座联排公寓围成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块。其间散布着一个沙箱、两条长凳、几处水泥垃圾箱，还有几棵植物——枫树和雪莓。安娜女士的公寓在五楼，楼层太高，因此她很不愿意出门。公寓不大，小门廊，一间卧室和一个小厨房而已，透过阳台的窗户可以俯瞰街道。安娜女士总是隔着窗纱望向新世界大街——这么看起来，街道一定是模糊而朦胧的，与窗纱的几何图案重叠交错。她每星期只会下楼两次，先去空荡荡的熟食店里胡乱买点东西，然后到阿玛托尔斯卡咖啡馆喝一杯白兰地。很久以前她就已经不喝咖啡了。有时我约她在这间咖啡馆见面。有那么几次，我们和切·格瓦拉坐在同一张桌子，她对此颇为不喜，看着他的面孔和滑稽动作的眼神中充满了鄙夷。
“也许您吃了什么难消化的东西？”我会再试一次。
一直关在这里，谁都说不准会发疯，我们对此事议论纷纷。在尘土飞扬的走廊里，污浊的空气呛得人喘不上气来，透过窗户所能看到的唯有一座灰色公寓楼，矗立在叶子落尽的秃树间。大地仿佛披上了军事伪装，那种由棕白两色不规则斑块交织成的冬季迷彩。但愿这一切早点结束吧。让我们回家吧。
“不，不，亲爱的，我五点钟就吃完了最后一顿饭。”
最后，他们叫了一辆救护车。片刻之后，我们看到紧身衣束缚着的西里尔被带了出去。
“我们可以给您开些安眠药。”最后我会说。
B跑去追他，试图让他平静下来，把他揽进怀里紧紧抱着。他挣扎着想要摆脱。“西里尔，西里尔。”她单调地重复着，似乎想哄他入睡。最后他恢复了冷静，她和临床科室的另外几个人把他带到了一个房间。一位人文主义心理学教授命令我们全部解散。于是我们试图在长长的走廊和一间间教室里分散开来，但不论在哪儿仍然可以听到可怕的吼叫声。“砰！”我又听到一声闷响，那是西里尔在用头撞墙。
这时，她会从桌子前缩回身来，以一种愤慨的姿态僵直片刻。
一天晚上，西里尔发疯了。他在走廊里跑来跑去，不停地撞在墙上，发出恐怖的、不似人类的嘶吼声。在突然到来的寂静中，他那可怕的声音在这座曾经的盖世太保总部大楼的墙壁上，在灯光昏暗的夹层中反射出不祥的回声，残忍地把我们从投票表决的美梦、种种假设、轮流罢工的想法中唤醒。我们吓得紧紧地贴着墙。
“我永远不会迈出这一步，永远不会，”她最终会扔下这样一句，“吃了药肯定没好事，我不知道会怎么样，但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
好像什么都没变。似乎现在的一切都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包括紧急状态下的生活。也许罢工才是世界的正常状态，很明显，恐怕罢工比僵化的、令人窒息的旧秩序更接近人性。然而在内心深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我们去散步吧，安娜女士。”
西里尔参加了罢工。他是一个奇怪的男孩，身材高挑，脸上长满了粉刺和不均匀的汗毛。他虽然患有自闭症，但因天赋过人，还是被学校破例接收了。他闷闷不乐地沿着走廊走着，那些和他擦肩而过的人会突然收声，面带困惑，似乎为自己的喋喋不休感到尴尬，他们会转过头去看涂有油漆的墙壁，把烟掐灭，或者突然开始对张贴的广告产生了兴趣。在礼堂里疾风暴雨般的会议上，他会站在角落里，盯着地板上离他鞋尖只有几米远的某个点。我们也不由自主地随他的目光寻找，难道地板上有什么东西？一道划痕、一张纸，还是一枚硬币？但他看的地方空无一物。在学生中人气很高的B从远处照看着他。她总是提醒我们宽容的必要性，说什么我们与众不同，我们要医治那些在外面的人，我们要改变世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值得被爱，精神疾病的概念属于一种系统性的歧视云云。当西里尔开始发言时，他总会说得条理分明、逻辑清晰，尽管语速很慢。我们会紧张地听他说话，等待着从他口中冒出某个信号、标记或者什么奇谈怪论。他讲完时，四周会陷入片刻沉寂。我们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回过神来。然后喧闹的声浪会逐渐回升到原本的强度。
这是我能给她的全部建议了。
五月的阳光照耀着小镇，落叶松的枝丫透过窗户窥视着厨房。一位邻居正在清扫他屋前的人行道。妈妈刚咽下的食物卡在了喉咙里，父亲嘴上叼的香烟也凝在了唇间。
我们会穿过福克斯街和哥白尼街，然后顺着圣十字街折返到新世界大街。或者我们可以去另一个方向，朝河边走，河那边有诱人的美景，这无疑吸引着我们俩，虽然我们从来没有提起过。如果我们可以穿过河岸上的灌木丛，沿着河水永恒的流向行走，离开城市，深入冰霜覆盖的田野，穿越乡村小路，跨过柳树丛生的地界……走下去也许会直抵大海，或者调转方向朝南走，翻过高山，然后到达辽阔的平原。我们首先会摘下帽子，接着脱掉手套，最终把冬衣扔在葡萄园旁，深入越来越长的白昼，接受阳光的荡涤。
“还有您的女儿，波兰女王，心理学女沙皇，德鲁尼卡女神，愿她的名受到赞美，愿她生前身后、生生世世都有好运常伴，我以四境之名祈求。”
她一直在发抖，这与天气冷暖没有丝毫关系。她总是咬着嘴唇，仔细地审视每一米人行道、每一段栏杆、每一级台阶，还用鞋尖检查路缘石。每当她发现一个破洞、一处缺陷、一片铁锈时，都会悲伤地看着我，眼神中透着“你懂的”的意味。我们并肩而行，将自己裹在外套里。
几年后，他突然拜访了我的父母，我想他一定是从我们以前的谈话里回忆起了这座小镇的名字。那天一大早他就登门了，穿着得体，彬彬有礼。他自称是我的朋友。我妈妈给他做了早餐，他们三个人聊了起来。伊戈尔一旦觉得安全了，就开始在他们面前勾勒出由纵横交错的铁路和无数火车头、车站、铁路工人所构成的宇宙图景：这个宇宙运动不息，匆忙是永恒的基调，在不断转移中被蒸汽喷涌的云层所包围，世界中充斥着开关的碰撞声、汽笛声、叮当声和单调的隆隆声。活塞在出力，旅行的人群在沿着玻璃墙围成的中央广场漫步，他们走到月台上，走到售票处的祭坛前，那里有教区牧师般的站长正在举行祭礼，穿着制服的指挥人员凛然而立，收取他们手中的车票供品。神圣的终点站，奇幻的目的地，一次又一次出行都是救赎之旅。
她总是让我仔细观察。我看到了这样一座城市，总是灰蒙蒙的，由各种深浅不一的灰色调构成，一座让人接触起来难以产生愉悦感的城市，它凉薄，被中间的一条河流剖为两半。不时有公共汽车悄然驶过桥上，不久后又折返回来。巨大而昏暗的橱窗玻璃反射着重重人影，让街上的行人数量似乎翻了倍。他们嘴里呼出的一团团白色雾气看起来就像迟疑不定的幽灵缓缓飘飞。有一次她问我住在哪里，在听到扎姆霍夫街这个答案后，她惊恐地捂住了嘴。
他称我为“波兰女王”。
“他们不应该在坟场上盖房子。他们应该把贫民窟的废墟与国家的其他部分隔离开，在那里建一片真正的墓地，以及一座博物馆。无论如何，他们应该这样整修这座城市。他们可以在切斯托霍瓦那边，靠近圣母教堂重建华沙城，或者在纳鲁河边也行，那儿的景色多美啊！从这个鬼地方搬走吧，我亲爱的孩子。”
“不上学就不行吗？”他失望地问。
很多次我向她保证一定会搬家，然后把她送回她那高大而狭小，像个鸟窝似的公寓。我会为她掸去外套上的落雪，用她的白瓷茶壶给她沏上马德拉斯茶，然后把土豆放在锅里煮。她会催我说：
“当然可以，但你得去上学啊。”
“跟我说说话吧，有什么你想问的，给我讲个故事也好。你得把我折腾累了，哄我睡觉，你走的时候我肯定会睡着的。”
“难道不能安排我当一名铁路工人吗？”
我悉听尊便，叽里呱啦地说了起来。我讲了罢工，讲了即将发生的诸般变化，讲了人们的种种八卦，但实际上我讲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安娜女士的公寓似乎是个虚幻缥缈的世界，因缺乏生气而引人不安。楼下好像无事发生，从这个高度看去，横幅上的字迹已经模糊到无法辨识，原本鼎沸的各种声响也湮灭在迷宫般的庭院里，只回荡着一个褪了色的短语音节，语焉不详。这座城市仿佛由屋顶、天线和烟囱构筑，是鸟儿和云朵的栖息地，是永远阴郁的天空的居所，是黑暗的藏身之处，唯独不是人类的生息之地。
“这很危险，你不能这样生活。要不然会再次把你送进医院的。”
“你看见了吗？我的孩子，都结束了。你看地平线上的景象有多么模糊，看到了没？”
“我知道。”他会像个大人一样回答。
“这种天气总是这样的。”我安慰道。
“你不能在波兰到处流浪。”我会对他重复这句话，仿佛他是个孩子，而我是抽象的、普世意义上的母亲。
可能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间参加了一场星球大战。也许行星的力量都是相互排斥的？是的，肯定是诸如此类的原因。人们彼此埋伏起来，抵达近处时互相射击，向教皇、里根和列侬开枪。一切似乎马上就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转成一种未知的形态。现实如波浪般起伏。梦幻与幻灭在通道中擦肩而过。玛雅的面纱在阳光明媚的风中飘动。
“嘿，有一辆餐车。”他惊叹道。
“我梦到了这个世界。”安娜说着，在水槽里注了涓滴细流，清洗茶杯，又小心翼翼地用抹布擦拭茶匙。“我梦到过，但我睡不着觉。你也帮不了我，”她补充道，“谁也帮不了我。你也只能过来陪我聊聊天。世界正在消亡，一切都终结了。”
伊戈尔是我的另一个照料对象，他与我年龄相仿，和父母一起住在绍斯克罗街一间满是装饰品的公寓里。他谦逊而冷静，总是保持着不错的心情。但问题是他总离家出走，搭上火车不停转乘流浪，而且从不买票。他的“逃亡生涯”混得还算不错，总有人请他吃三明治、苹果和糖果。他知道该如何给人留下好印象。他往往一消失就是几个月，回家时已是一副蓬头垢面、精疲力竭的样子。他的母亲一气之下会把他送到医院，但很快他又会被放出来。一旦邮递员送来他的养老金，伊戈尔就会再次踏上自己的蹭车之旅。他在旅途中经常喝得酩酊大醉，旅行漫无目的，完全无迹可寻，直到一段时间之后警察或救护车从埃尔克、苏沃基之类的偏远山沟把他遣送回来，才知道他都去过哪里。我们试图像栽种灌木一样让他在某个地方扎下根来，试图把他羁绊住。我曾和他一起去俱乐部，打牌、下中国井字棋，或者玩填字游戏，但是实在单调乏味，无聊到极点。我们把有可能唤起他激情的各种爱好都和盘托出：集邮、航模、养神仙鱼、收集矿石等等。他报以和煦的微笑，随即又把话题扯回到火车。他会问我能不能散步去火车站——先过桥，然后沿着耶路撒冷大街一路走下去。于是，我们俩就在站台上转悠起来，看着电子公告板上的目的地变来变去。他会紧贴红线站着，以便在火车进站时能看得清楚。他会数车厢，对哪节是卧铺，哪节只有硬座了如指掌。
我不相信她，但我已经放弃了把她带回现实的想法。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都要活在现实里呢？想要维护世界的存在，想要像阿特拉斯一样把它扛在肩上，想要拯救世界，想要为世界献身赴死，都算不上是错误的认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事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这就是个伟大的真理。
那时，我也需要柔软。我的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了挂着豪华窗帘的电影院和饭店方向，渴望那些不可触及的雪尼尔和天鹅绒，我不断摩挲着自己的灯芯绒裤子，直到绒毛几乎被磨秃，又把一条褪了色的丝巾揉得皱皱巴巴。我渴望柔软，比如春天温和而湿润的空气、阳光、沙滩，还有一杯纯咖啡，哪怕是一块香皂也好。硬邦邦的桌板睡得我骨头酸痛，粗糙刺人的毛衣高领在我脖子上勒出一圈红印。
安娜女士的本体论是这样的：她相信自己的睡梦拯救了世界。她睡着的时候，这个已经腐朽破败、元气耗尽的旧世界将会重获新生。她一边睡着觉，一边就拯救了世间万物，让它们起死回生。如此伟业显然无人察觉——人类是多么可悲的二维生物啊（“就像一张纸。”她说），唯有她自己、我和她的医生三个人了解真相。即使是安娜女士的女儿，一位著名的媒体人，也蒙在鼓里。这个女儿只会在安娜女士因沮丧和失眠而陷入长达好几个月的抑郁时，开车送她去医院。
玻璃窗外的城市变暗了，闪着微光。在暖气片上方，从我放在桌子上的睡袋开始，这似乎不再是一个能容纳人类的友善空间，仿佛此时此刻的世界已经撕裂了外表包裹的柔软装饰，露出了它锋利而丑陋的骨架。还记得那几只实验中的幼猴吗？给了它们两个假母亲供选择：一个可爱又柔软，但是没有奶；另一个是用冷冰冰的金属线缆制作而成，但可以从它们的人造乳头中随心所欲地吸吮乳汁。小猴子宁可选择在愉悦的柔软中饿死，它们虚弱地在人造毛皮上挤成一团，任生机流失殆尽。睡觉之前，我会为做实验中的所有生灵祈祷。当然也为人祈祷。
“为什么是您？”第一次见面时我问她。她让我把做完的填字游戏剪切成带字母的小方块，她要用这些纸屑弄出一张巨大无比的拼图。过了一会，她才神秘兮兮地举起手指，以施洗约翰的手势指向天堂。
礼堂里的会开得没完没了，需要进行投票表决了，委员会主席用木屐敲打着水泥地板，这东西还是当年盖世太保占据心理学大楼时遗留下来的。此时此刻，每一分每一秒，崇高的革命气氛都在感染着我。仿佛我只是机器中的一个小齿轮、沙海中的一粒细沙、一个微小的分形，哪怕是一片雪花，也明确地昭示了自己是属于暴风雪的一部分，这种归属于某个集体的存在感使我倍感欢欣。多么让人宽慰啊！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存在，不再属于自己，取消了隔阂的边界，哪怕只是一瞬间。通向礼堂的走廊里有个塞满了烟蒂的烟灰缸，我们站在旁边抽烟。吸烟的人围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圈子，不时有人加入，有人离开。突然间，我感到十分疲累，对独处片刻的渴望变得空前强烈，于是我把自己锁在二楼的洗手间里，坐在马桶上盯着墙面片片剥落的油漆。忽然有人拉隔间门把手，我忙屏住呼吸，直到那人在隔壁的马桶上坐了下来。我悻悻地回到桌子边，又一次重读《跳房子》，这次是换了个角度，根据不同的关键线索去读。我发现，书中事件发生的顺序未必是一成不变的，也许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件件事浮现在我眼前洗牌，又以随机的形式重新排列——我被这个想法打动了。我走下楼，排在等待打电话的队伍里，然后立即出队，跑去自助餐厅，接着再回来排队，如此循环往复。之后上桌子，去洗手间，回礼堂，排队打电话，桌子，自助餐厅……最终我有了一丝明悟，原来别人也是这么做的。他们在秩序与混乱中试探着，因此大楼里总是动荡不安，路上总是人潮汹涌，旗帜四处飘扬，还有正午时分突如其来的不可穿透的黑暗。
既然饱受失眠之苦，又如何能拯救世界呢？她好像看出了我的疑问，用眼神将我引向人头攒动的示威队伍和大学里悬挂的罢工横幅，似乎上面写着“世间诸般乱象源于长期居住在新世界大街的退休波兰语教师安娜·托皮埃尔女士的失眠”。
罢工期间的晚上，两部公用电话都被围得水泄不通，要打电话的人排起了长龙。妈妈只会像着了魔似的一遍一遍重复道：“回家吧，坐火车回家吧！”爸爸会从她手上抢过话筒，说：“给我带点东西回来。”我爬进暖气旁桌子上的睡袋里躺下看书。紧邻我的那张桌子上睡着一对老夫妻，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谈，他们正忙着卿卿我我。
我们用她漂亮的镶金茶盏喝劣质的马德拉斯茶时，她会向我解释，这个世界需要大约八个小时的睡眠。这其实不算多，但她最多只能睡一两个小时，而且天还没亮就再也睡不着了。她睡得很浅，梦中能听到大地的根基在噼啪作响。尽管医生给她开了辅助睡眠和改善情绪的药片，但她拒绝服用。她认为借助原始的药理学来操纵现实法则的做法十分荒谬。我同意她的看法。我开始发牌，我们玩起了惠斯特牌，所有纸牌游戏中最无聊的那种。这是为了让她感到厌倦，让平静在她身上缓缓流淌，让我的话语乏味冗长，永远空洞无物，让寂静发挥作用，让水把茶冲淡，如此种种就像顺势疗法的镇静药物，在我的呼吸下哼着摇篮曲。这就是我施展的魔法巫咒。
“也许你就是疯了。”
有一次我看到她睡着了。她睡在扶手椅上，头斜侧向一边，面容安详而姣好。我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得验证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奇迹。太阳从低垂的、翻涌奔腾的秋日云海后面露出了头，阳光洒落在联排公寓的屋顶上。
“我也不知道，也许我就是疯了。”
我周六下午搭电车去看他，只是为了快速确认一下，是否一切正常。这场大罢工演变成了轮流罢工，明天在大学里将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而今天晚上还有另外一场集会。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我等了很长一段时间，切·格瓦拉一直不想开门。我能听到他在糊了报纸的房门内侧的呼吸声，甚至还有他睫毛扫过猫眼的沙沙声。
“我知道。”
“口令？”他终于发问。
“你还装扮成游击队员，在街上大喊大叫，跟别人瞎扯，胡言乱语。”
我慢慢地说出了脑海中蹦出的第一个词，天空、树叶或是罐子，现在已不记得了。然后他犹豫了一下，咔嗒一声锁响，门开了。
“我知道。”
他看起来状态不佳。浑身的怪异特征都被剥夺了，腰带上的手榴弹、头上的钢盔和身上的军事徽章统统消失不见，他只穿了一件灰色的腈纶运动服，感觉就像没穿衣服一样。眼前是一个干瘦的小老头，浑身不停地发抖——有关他的真相总算大白于天下。他根本不是一个孩子，也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年轻人。他是个骨瘦如柴的早衰老人，既没有童年，也没有经历成年，而是直接从婴儿期一步跨入了暮年。现在他必须把失去的时间找补回来。他穿着对他而言超大号的拖鞋，走得拖泥带水，把我带进了那间满是报纸的单间公寓。一张旧毯子遮盖着窗户，窗帘杆上挂着一条条毛巾。他的牙齿打战，也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寒冷。我们呼出的雾气浓郁得就像漫画中从嘴里冒出的讲话泡泡一样。
“看看你干的那些事，被人当成疯子是你自找的。”
他告诉我，自己从早上就开始受到监视。他说，那些人起初在街上观察他，但现在爬上了一棵树，用双筒和单筒望远镜透过窗户盯着他，所以他才不得不遮住窗户。我想要问他是谁，谁在监视你，谁会潜伏在你的生活里，你这个可怜的疯子，但最终没有问出口。我强忍住，什么也不说，因为任何解释都只会强化他那疯狂的幻想，每一个词，每一次定义迫害者的尝试都会使这幅画面变得更加强烈。所以我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开始煮速溶白罗宋汤。他看着我，似乎希望我能说点什么，身体颤抖得愈发剧烈，我打开了电暖器。
“因为那儿的人觉得我疯了。”
“你想去医院吗？”我们喝着杯子里的热汤时，我问道。
“为什么？”
“已经太迟了。”他回答说。
“我不喜欢去那儿。”
“我会找人帮忙的。”我说。
“我们可以去俱乐部。”我建议。我指的是那间由洗衣房改成的公共娱乐室，我曾经带着被监护人去那里喝茶、玩跳棋、打乒乓球。
他冲到门口，用身体挡住了门。
其实，我们想找个恰当的时机把切·格瓦拉骗去医院。所谓的恰当时机，就是他的痛苦溢出安全阈值，变得危及生命，变得完全无法忍受时；就是世界突然咧开嘴，龇出獠牙，露出自己真实的狰狞面目时——要知道世界总是在与人类作对。我们打算锁上公寓，收起钥匙，然后去病房探视，等他出院后，再把他重新放回原本的生活里。这时，我也就会再次成为一个切·格瓦拉的观众，观察他如何在街上跟人搭讪，如何穿着那身行头跳出来拦住一家人，如何让戴着帽子和编织手套的老太太惊得呆若木鸡，如何吓得在首都出差的外地人拎着公文包做出防御姿态，从他身边仓皇逃走。有时候，我跟他道别之后还继续跟踪他来到新世界和鲁特科夫斯基大街，他挂在皮带上的行军饭盒咣咣作响，惊飞了一群困惑的鸽子。有人把他当成了乞丐，在他手里塞几个硬币，他竟然收下了，看上去一点也不尴尬。我还看到了他混进了游行队伍里胡闹，一路走一路大喊着“举起手来！”或者“盖世太保！”——他就一直在重复这些塞满了他整个脑袋的战争年代的声音。他的记忆从未离开过1945年，对之后发生的事恍若不知。他无视当下，也许这就是他获得安全感的原因吧——他已经过时了。即使这样，我还是很担心他会出事。革命不喜欢疯子，因为革命本身严肃得要命。
“想都别想。你不能离开这里。你已经掉进了他们的陷阱，他们随时都会来敲门。”
M说：“发疯是一种对世界的奇特而怪异的适应，这不是什么坏事。——只是为了避免遭受没有意义的痛苦。”他添加了自己最喜欢的这句，然后我们想知道，人何时遭受过有意义的痛苦？“只要不放弃缓解，”这也是他最喜欢的词句，“缓解焦虑。”
我犹豫着向他走去，我明白自己正面临一场战斗，否则他不会让我走。
“我吃药的时候，我就不是我自己了。”他会如是说。
他看透了我的心思，一把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握着。我们两人的手指都因用力而变得苍白。在突然而强烈的恐慌反射中，我竟有些不知所措。我意识到必须要靠自己，必须有所行动，必须以身作则，为这个惊恐万状的疯子提供一个冷静而稳定的榜样。我得平息他的颤抖，安抚他的恐惧，让他静下来。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给他盖了条毯子，然后拥抱了他。我感到自己的恐惧刹那间烟消云散了，我仿佛化身为一片辽阔而平坦的原野，成了风景中坚不可摧的元素。好吧，我向他保证，除非他同意，否则我不会离开。我忽然想起了安娜女士，她睡不着觉，而这个世界唯一的救赎就是睡眠，包括她的睡眠和我们的睡眠。只有睡觉，我们才能恢复我们的意识，才能修补所有漏洞，否则难以名状的邪恶以及无法穿透的黑暗会通过这些漏洞降临世间。
“嗯，怎么样？”我会问。他会回答“好”或者“不好”，但这个问题可能毫无意义，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在他的生活中，所有判断都是遵循自己的逻辑、按照个人模式建立的。劝说他服用处方药也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不想这么做。
“睡吧，切·格瓦拉，睡吧。我们睡一会吧。”我又说了一遍。
他微笑，一张光洁而苍白、充满孩子气的脸上没有任何奇怪的表情。
我用沉闷乏味的语调念出了一个个催眠用的名词，仿佛在背诵一连串祷文：“公车站和路标睡着了，街灯和店门石阶睡着了，汽车和房顶烟囱睡着了，树木睡着了，路缘石睡着了，自行车睡着了，桥栏杆睡着了，电车轨和垃圾桶睡着了，糖纸和烟头睡着了，票根和空啤酒瓶睡着了……”接着便是萨斯卡肯帕街区的所有街道，“法国街睡着了，捍卫者大街和勇气大街睡着了，雅典大街和萨斯卡街睡着了……”，然后是其他区的街道、其他行政区，最终是一座座城市，“卡托维兹城和格但斯克城睡着了，瓦乌布日赫城和卢布林城睡着了，比亚韦斯托克城和姆龙戈沃城睡着了……”睡意贴着地面扩散开来，像闷雷，像黑暗而温暖的烟雾。整个国家笼罩在一种诡异的麻木之中。全国各地的人都举起手来揉着昏昏欲睡的眼睛。在卡利什城附近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停在路边，司机们不顾漫天大雪，在路面上倒头便睡。火车也停了下来，在田野里打起盹来。轮船在碇泊处单调地摇晃着，港口的汽笛更是催眠的魔音。造船厂睡着了，夜班工厂的装配线也睡着了。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在直播中打了个呵欠，不消片刻就躺下身子酣然入梦，毫不顾及那些同样睡眼惺忪的观众会感到怎样的震惊。
当他终于摘掉钢盔在我身边坐下时，露出了满头灰白色头发，发型像个刺猬。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他终于回到了自己在剧院的更衣室，离开了舞台，熄掉了聚光灯，松了一口气。“真冷。”他用平静的语调说，捧着茶杯暖手。
我就像抱孩子一样抱着他，这没有什么不雅，也没有违反规定，因为我们的身材一样瘦小。我们飘浮在这间满是报纸、靠电暖器取暖的单间小公寓里，就像置身在一个悬于冰霜雄城之上的肥皂泡中、一个被易碎的透明墙壁包裹着的超脱宇宙中。我们在绕着一个看不见的中心缓慢旋转。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开始松弛，变得愈发沉重，仿佛已经成熟，即将落地生根，然后从大地中汲取能量，再不会像糖纸一样逐风而行。我感到，在我们之间仿佛有一道闸口，就像那些江河的闸门，在刺耳的吱嘎声中被庄严地打开了，仿佛我们摇摆之间启动了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仿佛我们按下了按钮。现在再没有什么可以阻隔，两条江河必将汇合归一，他的河和我的江，两者的相遇是为了彼此融汇，相互贯通，那一刻我感到了一阵愉悦，我把他的恐惧纳入我的身躯，如同热水融冰一样将其在体内消弭，本该如此。如果所有因素都能被衡量和计算，如果他的恐惧和我的安宁都可以通过称测而得以量化，就让他的恐惧到我这儿来吧，我比他更广阔，我有更大的容量。我的江更温暖，平原肥沃，阳光和煦；而他的河，仅仅是一条冰冷而湍急的溪流。一旦产生了这个想法，我不由得害怕起来，因为我开始失去自己的轮廓。溪流的水位急剧提升，愈发汹涌，暴发出滔天之势，猛烈地撕扯河床。它裹挟着黏糊糊的淤泥，阴险诡谲，愤怒的攻势一波强过一波。这一切都发生在目所难及的下面。切·格瓦拉闭上眼睛，叹了口气。我以为他快要睡着了。但是在底下，战斗才刚刚开始打响，压迫、暴行、入侵。在底下，这个一脸无辜的老人在不停地推压，迫使我的呼吸跟上他恐惧的节奏。在内部，恐惧的浪潮开始从他流向我，就像水面上的涟漪。一粒粒细小的碎冰使我浑身战栗，慢慢地席卷了我的全身。我试图避开一个龇着利齿、狰狞可怖的厌物，但我知道自己根本没有逃脱的可能。因为这是终极状态，也是基本状态。其他一切都是幻觉。我突然明白了，他，切·格瓦拉是对的，我以前怎么会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的确有人在监视我们，他们坐在树上，还为我们准备了最惨无人道的刑讯室，他们对我们的一切了如指掌。那些模模糊糊的人，那些由阴影构成的黑色身形，被一条黏糊糊的脐带连接到地球的黑暗内部。确实，既然我们都知道他们无孔不入、无所不能，难道他们不能坐在树上吗？难道他们不能从窗边的白杨树上用望远镜窥视我们吗？我凭什么认为这些事是荒谬的呢？数十个穿着深色风衣的男人在小巷里行踪诡秘，民兵的警犬躲在后院里，静默的无线电台里偶尔发出噼啪的杂音，夜视仪的柄状眼睛瞄向每一扇窗户。在他们的秘密基地里堆放着数以吨计的、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的装备。他们的手指正搭在我们每个人的脉搏上。他们操纵历史、勒紧绳索，把我们的大脑变成糨糊，迫使我们看的，都是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我们也只能看。他们把准备好的现成词句直接贴在我们鼻尖上，我们也只能照着说。他们刊印的报纸鬼话连篇，在其上随心所欲地描述这个世界。他们逼我们相信一些子虚乌有，却否认那些铁证如山的事实。我们也同样照做了。他们还会冒充我们的朋友，甚至，好吧，好吧，我甚至从来不敢确定，照镜子时看到的那个就是真正的我。
“她在等我呢！”他用手指着我，向所有人宣布。
我跳了起来，用毛巾和窗帘把窗户遮挡严实，为了安全起见，还关掉了煤气主管上的开关。我俯身观察，确保房门关严锁紧。他盯着我，就像盯着一个认识的人。
他走到我这里之前，还会和其他客人搭讪几句，给他们背首诗，接着又和女服务员调笑起来，喝起那杯给他沏的不加柠檬的淡茶，也像是在饮用糖浆一样香甜。
“看到了吗？看到了吗？我怎么说来着？我怎么说来着？”他嘀嘀咕咕。
我负责两个点，一处位于绿树成荫的萨斯卡肯帕街区，另一处在新世界，大道旁的那间阿玛托尔斯卡咖啡馆中。这是一家终日烟熏火燎的小馆子，即使在冬日正午短暂的高光时刻，室内也是黑漆漆的。我坐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边，抽着烟，喝着茶，等着切·格瓦拉到来。我常常坐在窗边的一张咖啡桌旁，透过窗子可以看到一段街景，那里有服装店的一隅，店里总是亮着灯，却一直门可罗雀，只有穿着松松垮垮的格子外套的女店员们带着网兜，随时准备送货上门。我的病人走了进来，他脚步响亮，目光四射，完全是一副准备登台演出的架势。他身上挂着行军饭盒，腰里绑着模仿子弹带的皮带，穿着拖到地面的长大衣，头上扣着个钢盔，钢盔下还戴了一顶暖和的羊毛帽。“嗨——希特勒！”他从门口一路大喊，要么是“你好，工人们，同胞们”，要么是诸如此类的胡言乱语。人们会慢慢地把头转向他，笑起来，半是打趣，半是纵容，笑容或多或少流露出亲切的意味。有时还会有人喊他：“你好，切·格瓦拉！”然后，咖啡馆里又恢复了之前的喧嚣。
我们在一张临时用报纸铺就的床上相拥而坐，通宵达旦。一整夜，我脑海中都在不断涌出奇特的想法，就像寒夜里在窗玻璃上生长绽放的那些淡淡的白色冰花。我本想摒弃，可又层出不穷地滋生出来，挥之不去，虽然这些念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弱，也许会被即将到来的黎明驱散吧。最后，我一定是睡着了，因为他的声音和茶壶里沸腾的水声吵醒了我。
M从坦姆卡一座廉价公寓的三楼对我们发号施令，但我很少亲眼见到他。我只与那些负责分管我们的老志愿者进行沟通。我们这儿是分层管理的，我属于层级网络中的一员。每天下午，我们都在四处奔波，就像得到了密令的干事，就像在执行神秘的紧急救援任务，就像心理健康旅行的推销员一样。有时，当我迷失了方向，我就会设想，他处在我的位置上会怎么做呢？ M胡须浓密，身材高大，总是穿着一件法兰绒格子衬衫，常倚靠在窗台上，俯瞰整座城市。一想到他，我就放心了。他给出的指令清晰明确，尽管从不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即使会议之后我们在他的公寓里喝酒时也是如此。人都在承受痛苦，因为这就是世界的运转方式。但有时候，他们的受罪毫无意义，纯属自找苦吃，尽管没有人要求他们这么做，也不理解他们为何会这么做。我们的工作就是与他们待在一起。我们相信自己可以帮助他们。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他站在煤气炉旁，把一个硬纸板做的空皮套扣在腰带上。窗帘已经打开，带有金属质感的冬日阳光透窗而入。
我需要照顾三个成年人。我的老板M把他们称为“客户”。我也用“客户”这个词。以“病人”来称呼是一种背叛，这意味着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站在墨守成规的一边，站在伪君子的一边，站在体制的一边。M还说过，我们最喜欢使用的“疯子”“神经病”这些词，是因为听起来质朴而直白，就好像回到了词汇本身的源头，就像亚麻、棉花和再普通不过的黑面包一样。这些词童叟无欺，也绝非言之无物，不似“躁狂抑郁症”“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或“边缘型精神分裂症”这些术语那样晦涩拗口、不知所云。越是简单的词汇，就越是可信。这就是事实，人会发疯，一直都这样，M说。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研究的原因了，在课程讲座中，我们将探讨造成它的原因是基因、教养、分子的微妙转化，还是酶、恶魔，或者某种永恒的仪式。人会发疯，毫无疑问，自古如此。人总是处于发疯和正常两种状态之一，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就是我们，耐心十足的陪护志愿者。
“已经没事了，”他说。“他们走了，但还会回来。”
透过公交车窗，我看到了下午在新世界大街上的汹涌人潮——他们总有事情要做，总有东西要看，在这个历史时刻，人的群居本能得到了极大强化。我要么在新世界大街车站下车，要么多坐几站，穿过黑暗而冷漠的维斯瓦河前往萨斯卡·肯帕站。那里的街景十分静谧，脚踩在厚厚积雪上发出的嘎吱声格外响，仿佛置身乡下。当你走进这条街，就好像投入了温情脉脉的女子怀抱中。
我一阵恍惚，好像刚抽完了整整一包烟，好像昏死过去了，好像又被人救了回来。我难以置信地环顾公寓四周，疑心重重地望着外面的树枝。我扫视了一下散乱的报纸上的大标题。难道我焦虑症发作了？还是我的精神病发作了？我想，一定是他传染了我，而我受了感染；他催眠了我，而我屈从于他的指令。
就在公交车驶离剧院广场站开往克拉科夫郊区大街站方向时，大学也宣布罢课了，红色横幅悬挂在学校大门口和哲学系大楼上。人潮涌动，热血沸腾，带着不可名状的狂热。放眼看去是层层叠叠的黑色人影，还有摆着地下出版物的摊位。哲学楼前一直有两个小伙儿，他们抱着一个盒子，路人纷纷把香烟投入盒中，偶尔也有整包的，但大多只有一根两根。我们那儿，在斯塔夫卡，我们与这种激情、这种骚动、这种光和热隔绝开来。我们在一座座阴暗的建筑物里沸腾、腐烂。我们是全省大罢工的参与者。鲍勃·马利[1]的歌在一遍一遍地播放，也没什么用，就像一台革命的手摇风琴，像一个转经轮。整部历史在这里发生，在克拉科夫郊区大街。
“切，你得去医院。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我步行到111路公交车站，在纪念碑旁，我已经快要冻僵了。公交车到达时，终于坐上车的我感觉就像在家里一样舒服，我双脚踩在座位下的横杆上，用外套紧紧地包裹住大腿和臀部，又竖起衣领，舒缓的呼吸使自己感到一阵温暖。我像眼睛，像澄澈的深色瞳孔般掠过这座城市。
他没有反对，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我一走到街上，就慢慢回过神来，像一条甩干身子的落水狗。我的万般思绪开始聚拢，形成一个集体，随即立正站成一排，又排成队形，挨个开始报数。街上空无一人，原来是个星期天。今天有游行。急救号码。安娜女士——我应该打电话问问她昨晚睡得好不好。
礼堂里开了大会，在会上，志愿者们都获得了“大罢工特别通行证”，因此我可以外出了，我成了一个“特权人士”。我满怀自豪地从睡觉的长桌上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走下楼去。楼下的执勤人员在名单上核对了我的名字，便拿钥匙开门放行。我站在冰冷的空气中，站在突然降临的沉寂中，站在隐藏着学院公园秘密的暗淡光线中。谈话的嗡嗡声、乒乓球打在台面上发出的单调碰撞声、墙后不知何处传来的沉闷吉他声统统消失了。那一团呛住了我们每个人咽喉的、满是灰尘的干燥空气也消失了。现在的我呼吸吐纳着冰霜。我的病人真是我的救星，他们将我放出了樊笼。他们从远处，从布拉格区给了我一个特赦，就像天使的传信一样，飞过维斯瓦河畔的整座城市，降落在斯塔夫卡，降落在我的头顶。它如圣灵之火，我是天选之人。
我走到电话亭，拨了几次电话号码也没有接通，电话可能是坏了。路上连一辆有轨电车也没有。我步行过桥去往城市的另一边时，在大街上看到一辆辆装甲车伴着雷鸣呼啸而过。
我一直感到冷。在公交车站，我梦想着穿上一件羽绒服，然而在这个维度上它并不存在。此类东西都来自外太空，来自某道边界之外，来自甚至无法想象的异世界。在大学旁那家被所有人称为“蟑螂吧”的乳品店里，我点了半份蔬菜和一张薄煎饼。然后我感到吃得太撑，有些头昏脑涨。要不要再吃一个甜甜圈？等我参加工作了，我梦想着，那时候我就会成为一个懂生活的成熟女人了，我要买一整盘甜甜圈，就买马尔赫莱夫斯基大街上的那家店里的，因为他们做得最好吃。我会安安静静、慢条斯理地吃，从金字塔顶上的那一个开始。
【注释】
那时候，一切都在黑暗中发生。这可能吗？白昼只出现了短暂的片刻，那时，白昼像一件粗糙的亚麻内衣，像硌人肌肤的宿舍床品，像穿了整整一个秋天的、用地毯上抽出来的纱线编织的毛衣。太阳仿佛一盏巨大的六十瓦灯泡。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暗，然后越来越黑。空无一人的商店透出的昏暗光线在潮湿的人行道上映出了斑斑黄色污渍。乘电车一路穿过暮色，直到那间位于诺沃特基大街上的公寓，房间的窗帘将黄昏拒之门外。十二月初的华沙。
[1] 鲍勃·马利（1945—1981），牙买加创作歌手，被称为雷鬼乐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