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空无一人，人们都做弥撒去了。她就跑到政府各部去守候部长们。她不知道该怎样去对付那些看大门的爱嘟哝的小老头儿。她跟他们说话，他们连理都不理；她坚持要进去，他们就板起长满老人斑的面孔干脆把她撵出门外。
从天黑到黎明，她通宵没有合眼，泪水快汇成了湖泊。在一个宽阔的庭院里，她躺在一张吊床上，玩着一块味道妙不可言的糖果和一只黑色的漆布皮球。她嘴里含着糖果，手里拿着皮球。她在把含在嘴里的糖果从腮帮子的一边移到另一边时，皮球从手里滑了下来，掉在吊床底下的石板地上，滚向庭院很远的地方；她嘴里的糖果越变越大，而球则越滚越远，最后远得看不见了。她没有完全睡着，身体碰到被单，不禁打了个寒战。原来是在电灯光下做了一个梦。三番两次像皮球似的从手里滑下来的是一块肥皂，像糖果似的在嘴里愈胀愈大的是早餐时吃剩的一块面包——她吃东西完全是为了活下去。
卡米拉这时想起了那场梦的另一部分。她的丈夫跑去捡那个皮球。在宽广的庭院里，小黑球在滚动。丈夫跟在小球后面越走越远，越变越小，小得像是从凹透镜里看出去一样，直到人和球一道消失为止。那时她没有想到儿子，只感到嘴里的糖果在越变越大。
总统没有接见她。有人告诉她最好先提出求见申请。于是她就发电报，寄信，呈上贴着印花税票的书面申请……然而，这一切全都无济于事，总统一概不予理睬。
她给驻纽约的领事，驻华盛顿的公使，给一位女友的朋友，给一位男友的内兄，都写过信，恳求他们打听她丈夫的消息，可是这些信犹如扔进了垃圾箱。后来，她从一个开杂货铺的犹太商人那里得知，美国公使馆里有一位可敬的秘书，他既是外交官，又是密探，他打听到了有关卡拉·德·安赫尔到达纽约的可靠消息。不仅官方消息证实了他确已离船上岸——在港务局的入境登记簿上，他下榻过的旅馆的住房登记簿上，以及警察局的户口登记簿上全都有这样的记录——而且当地报纸和刚从美国归来的人也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人们正在四处寻找他，”犹太人告诉她说，“不管是死是活，都得找到他。然而，又有可能他从纽约乘坐另一条轮船到新加坡去了。”“新加坡在哪里呢？”她问道。“在哪里？在印度支那。”犹太人回答时假牙磕碰得咯咯作响。“请问，从那里来信要多少日子呢？”她追根究底地问道。“确切的日子我也说不上，大概要不了三个月吧！”她掐着指头算了算，卡拉·德·安赫尔离家已经四个月都不止了。
忽然有一天，这个生病的女人出门去了。街上来往的行人，在她眼里都是些行尸走肉。她急于要去见总统。她躲在一辆马车里，避开熟人，其实几乎所有的熟人看见了她都扭转脸去，生怕跟她打招呼。她的早餐、午餐和晚餐，就是捏着浸透泪水的手帕熬过去的；她坐在接待室里几乎快把那块手帕全都咬碎了。这么多人等候接见，可见民众有多少疾苦！乡下来的农民只敢坐在漆金椅子的边上，城里人则把身子舒适地靠在椅子背上。男人们低声给女士们让坐，请她们坐扶手椅。从一扇门里传出有人在说话，那是总统！一想到总统，卡米拉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她的儿子在她腹中蹬着小腿，仿佛在说：“咱们离开这儿吧！”有人在挪动身子，有人在打着哈欠，有人在低声交谈。参谋部的军官们在来回走动。一个兵士在擦一扇玻璃窗。苍蝇在嗡嗡乱飞。她腹中怀着的小东西在不停地蹬着小腿。“嗨，好凶呀！发什么脾气呢！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总统了，要他告诉我们，那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你，但回来时准会非常喜欢你的先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哎呀，你别忙着出来掺和这个所谓的生活了！……不，不是我不愿你早出世，你最好还是待在里面安全些！”
不在纽约就在新加坡……这可真是搬掉了压在她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他平安地住在远方，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消息呀！原来并不像人们谣传的那样，说什么他在港口就被人杀死了。他虽然离她很远，在那遥远的纽约或新加坡，可是在心里他永远和她在一起。
“这不是她害喜，是思夫心切。”一位常帮人接生的女街坊听了女仆们讲起家里的这一情况，请教她该怎么办时，向她们做了这样的解释。其实，女仆们讲起这事也不过是闲聊而已，并非真要请她出主意，在这种情况下，她们各有妙招，绝不落后，什么要在神像前点蜡烛祈祷啦，什么节省家里负担啦，把家里稍微值钱一些的东西都一件件拿出去卖了。
她连忙扶住犹太人杂货铺的柜台，免得摔倒。意外的喜悦使她感到头昏目眩。她觉得自己好像在腾云驾雾，飘忽在锡纸包的火腿、意大利运来的裹着稻草的酒瓶、各色罐头、巧克力糖、苹果、青鱼、橄榄、鳕鱼、麝香葡萄酒之间，又仿佛挽着丈夫的胳臂在各国游览。“我真傻，何必自寻烦恼呢！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不给我来信。是呀，应该把这出喜剧演下去。我的角色就是一个被负心郎遗弃的女子，怀着满腔忌恨去千里寻夫……要不就是一个希望在分娩的困难时刻能有丈夫守候在身旁的妻子。”
她再也不上临街的那几间屋子里去了。在内心悲伤的重压之下，她只想躲到家中最僻静的后房去。她觉得自己有点儿像破家具、劈柴、木炭、土瓮和垃圾似的，已经被人遗弃了。
她订好了舱位，收拾好了行李，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就等着动身了；不料上面传下命令，拒绝发给她出国护照。一个满脸横肉，牙齿被尼古丁熏黑的人，一张一阖地动着嘴巴，告诉她说，根据上司的命令，不能发给她护照。她也一张一阖地动着嘴巴，试图重复这两句她以为听错了的话。
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三个月，四个月过去了……
她花费了很大一笔钱，给总统拍了许多电报，但总统一直不予答复。各部部长也都无能为力。国防部副部长是个天生对妇女心善仁慈的人，也劝她不必再白费力气了，政府不会发给她护照的，还说都怪她丈夫当初不该戏弄总统先生，现在一切都无济于事。
第二天，她飞也似的跑去开门，差点把门撞倒。她之所以快步出去等候邮差，不只是为了免得邮差忘记自己，也是想试试自己的运气如何。可是邮差像往常一样从门前走过，根本没有留神她那无言的诘问。邮差穿着豆绿色的制服——据说这种颜色象征着希望——长着一双小小的蛤蟆眼睛，牙齿龇露在嘴唇外面，活像解剖学教室里的头颅模型。
有人建议她去求求那位“通天”人物高个子神甫帮忙，也许他肯向总统说情，或则去走一走总统先生宠爱的骑师的一位情妇的门路，说不定她能说服总统。正在这时又传来消息说，卡拉·德·安赫尔已得了黄热病死在巴拿马了，于是有人愿意陪她去找会招魂术的巫师招魂，看看丈夫是否真的死了。
下午邮差又来了一趟。从窗口走到门旁的这段时间里，她一个针脚也缝不成。她全身发凉，屏住了呼吸，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期待邮差前来敲门。当她确信屋里依然寂静无声，没有一点动静时，她闭上了眼睛，内心充满了恐惧，伤心地失声痛哭。她感到一阵恶心，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为什么不出去问一声呢？说不定……是邮差忘记了——哪有这样混账的邮差——没准明天他会把信带来，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
一般来说，招魂巫师都是有求必应的，唯独卡米拉找到的那个巫婆有点不太愿意干，她说：“让总统先生仇人的灵魂附在我身上，这多不合适！”说着两条瘦腿在她那冰凉的衣服下面索索发抖。可是顽石也禁不住苦苦哀求和金钱的诱惑。收下一份重礼以后，巫婆答允了。灯熄灭了。在黑暗中，卡米拉听到有人在召唤卡拉·德·安赫尔的阴魂，她害怕得几乎昏了过去，最后不得不由别人架着拖了出去。她听见了丈夫说话的声音，说他已葬身在公海里了。现在他到了一个无所他求、一切皆有的地方，他有一张无与伦比的床铺：海水作床垫，鱼儿当弹簧，子虚乌有是他最舒适的枕头。
可是，邮差没有敲她家的门……可能……也许再过一会儿……于是她又做起针线活来，嘴里哼着歌儿，借以驱散心中的烦恼。
卡米拉一天天消瘦下去，还不到二十岁，却像老猫似的满脸皱纹，那双碧绿的眼睛深陷了进去，突显出两个跟自己那薄得透明的耳朵一般大的黑眼窝。她生下了一个男孩。遵照医嘱，她一下床就搬到乡下去居住一段时间。贫血症、肺结核、神经错乱、忧郁症，日益折磨着她。她好像在抱着孩子踩钢丝，不知如何迈步。她得不到一点丈夫的音信，于是幻想能在镜子里找见他（据说翻船遇难的人能在镜子里再现），希望能在儿子的眼睛里找见他，希望能在自己的睡梦中与他在纽约或新加坡相会。
邮差来时，常常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因为他总是像个瞎胡闹的疯子似的挨门挨户地敲门。砰砰的敲门声自远而近，一直传到窗口。每当卡米拉听到敲门声，看见邮差走近，就会扔下手里的针线，高兴得心都快要跳出胸口。盼望已久的信终于来了！“我亲爱的卡米拉……冒号……”
在树影婆娑的松林中间，在园子的果树中间，在田野高耸入云的古木中间，她熬过了痛苦的长夜，迎来了曙光。圣灵降临节的那个星期天，她的儿子受了洗礼，取名米盖尔。模仿鸟互相用嘴喙抚爱着，它们扇动轻巧的翅膀，发出悦耳的啼啭；老绵羊深情地舔着小羊羔，母羊的舌头在新生的羊羔身上来回舐动，小羊羔眯缝着长睫毛的眼睛，尽情地领受着母亲的抚爱；小马驹在母马的身旁欢蹦乱跳，母马湿润的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它们顽皮的孩子；小牛犊张着馋涎欲滴的幸福小嘴，触碰着母牛鼓胀的乳房，发出哞哞的叫声。这是一个多么完美幸福的星期天呀！不知怎的，洗礼仪式的钟声刚敲完，卡米拉就连忙把儿子紧紧搂在怀里，好像生命在她身上重又复苏了。
卡米拉坐在客厅的窗户口，掩身在窗帘后面，悄悄张望着邮差，生怕街上有人看见她。她已经怀孕了，正在给婴儿做小衣裳。
小米盖尔在乡下渐渐长大，成了乡下人；卡米拉再也没有踏进城里一步。
……“他走了已经好几个钟头了！”丈夫出门的当天，她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计算着。到后来，已经难以按小时计算，只能说：“他走了已经有好几天了！”可是两个星期之后，按天算也算不清了，便说：“他走了已经好几个星期了！”一个月过去了。再往后，按月算也算不清了。一年过去了。再往后按年头也算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