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呼天抢地，但还没有表现出他们说出的一半悲痛。在喜怒无常的心境中我们在招致灾祸，同时怀着这样一种希望：在这儿我们至少能发现实在，真理的尖锋利刃。但结果表明它原来只是绘制的布景，一个假象。悲伤给我的唯一启迪就是知道了它有多么肤浅。它像其他所有的一切，只在表面上晃动，从来没有把我引进现实，而为了跟这种现实接触，哪怕牺牲儿子和爱人也在所不惜。难道不是博什科维奇发现躯体永远不可接触吗?灵魂从来接触不到它们的对象。在我们和我们所瞄准并与之交谈的事物之间有一个不可通航的大海，翻滚着无声的波浪。悲痛照样能使我们变成理想主义者。两年多以前我的儿子死了，我似乎丧失了一笔美好的资产——如此而已。我不能再把它招回到我身边。如果明天我被告知我最大的欠债人破了产，这笔财产的损失在今后许多年中对我来说也许十分不利，但它会使我处于原来的境地——不好也不坏。因此这次灾难也是这样，它并没有触痛我，有些东西我以为是我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把它扯开就会把我撕裂，要把它扩大一定使我富裕，可是它离开了我，却没有留下丝毫的疤痕。这种灾难是昙花一现的东西。我真正感到悲痛的是，那种悲痛竟然没有给我任何教益，也没有把我带进真正的自然一步。那个被诅咒风刮不着、水冲不着、火烧不着的印度人，就是我们大家的象征。最可贵的事情莫过于夏日的雨水，而我们却像橡皮雨衣，将每一滴雨水都抖落了去。现在，我们除了死亡便一无所有。但我们仍带着一种苦中作乐的满足，期盼着它，说什么我们至少还有不会躲避我们的现实。
高高在人头上行。
我将万物的这种昙花一现、不可捉摸的特点看作我们自身处境的最丑陋的部分，当我们把十指攥得最紧的时候，它反而使物体从指缝间溜了出去。自然并不喜欢被人窥探，她只喜欢我们成为供她娱乐的小丑和游伴。我们可以有打板球的地方，却没有一颗向我们的哲学提供的浆果。她也从不给我们直接击球的力量。我们的击球只不过是虚晃一拍，就是击中，也纯属偶然。我们相互间的关系也是拐弯抹角的、出乎意料的。
纤足细步何轻轻，
梦幻把我们交给梦幻，而幻觉是永无止境的。生活是由一连串的喜怒哀乐构成的，就如同一条珠串。在我们穿行而过的时候，它们又分明是一组五光十色的透镜，用各自的色彩把世界点染，而各自显示出的又只不过是焦点上的那一丁点东西。立足于山间，你看见的还是山。我们给我们能够赋予活力的东西赋予活力，我们看见的也仅仅是我们赋予了活力的东西。自然和书籍属于那些能看见它们的眼睛。一个人是否能看见夕阳或者一首好诗，这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夕阳天天都有，天才也总是存在，然而只有少数宁静的时刻我们才能欣赏自然或批评。欣赏的多少仍取决于人的结构，或者气质。气质就如同穿珠子的那根铁丝。运气或才气对一种冷漠的、有缺陷的天性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沉睡在椅子上，如果一个人哈哈大笑，咯咯傻笑，如果一个人在道歉，如果他染上了一种自大狂，如果他一心想着他的金钱，如果他不能靠食物过活，如果他在孩提时就有了一个小孩，如果有这些情况，谁还在乎他某时某刻表现出什么样的感受性或辨别力呢?如果构造过于凸出或者过于凹进，以致在人类生活的实际范围以内找不到合适的焦距，那么天才有什么用呢?如果一个人的大脑过冷或过热，那人又不大在乎结果，所以无法刺激他去实验，并坚持让他这样做，那么天才又有什么用呢?或者说，如果这张网被欢乐和痛苦织得过于精细、过于灵敏，以至于生命由于接纳得太多又没有适当的排遣，都变得委靡不振了，那么天才又有何用呢?如果同一个惯犯准备信守改恶从善的崇高誓约，那么起那些誓又有何用?当人们怀疑虔敬的感情暗地里依赖于一年的不同季节和血液的状况，那种感情还会产生多大的欢乐?我认识一位机智的医生，他在胆管里发现了神学，并时常断言，如果一个人的肝脏出了毛病，这人就会变成一个加尔文派教徒，如果他的这个器官健康完好，他就是一个神体一位论派信徒。勉强的经验很有禁锢作用，所以一些不相宜的过火行为或愚蠢行为断送了天才的诺言。我们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应该向我们奉献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慷慨许诺，然而却从未见他们还清债务；他们有的英年早逝，这笔账也就一笔勾销，有的如果还在人世，也已经随波逐流了。
一切灾难当中都注入了什么样的鸦片啊！在我们接近它时，它令人望而生畏，但最终并没有粗糙的摩擦，而只有最滑溜的表面。我们轻轻地产生了一种思想，即莽撞女神阿忒狄亚是轻柔的：
气质也充分进入了错觉体系，把我们关进一座我们看不见的玻璃监狱里。对于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种错视。实际上，他们都是具有特定气质的生物，这种气质将在一种特定的性格中表现出来，人们永远也越不过它的界限；但当我们注视着他们时，他们似乎又是活生生的；于是我们推测在他们体内还有一种搏动。此刻它似乎是搏动，但在漫长的岁月中，在人的一生中，它原来却只是八音盒的转筒所演奏的一种一成不变的调子。性情胜过时间、地点、条件所造就的一切，宗教的烈火也烧不毁它，这种结论人们在早晨还加以抵制，日暮时却又接受了它。虽然道德感情助长了某种改变，但个性却起着决定作用，它如果不是使道德判断具有倾向性，也就是规定了活动和娱乐的范围。
如果我们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作为或去向，那么当我们思考时，我们就了如指掌了！今天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是忙是闲。有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无所事事，过后却发现我们已经成绩斐然，还有许多事已在着手开展。我们所有的日子，在它们一闪而过的时候于我们毫无裨益，所以如果我们在某地某时得到了这些我们称之为智慧、诗歌、美德的东西，那简直不可思议。我们绝对不是在确切的某月某日得到它们的。一定有那么神圣的几日被添加了进来，就像赫尔墨斯掷骰子赢了月神从而赢得了那么几天，奥西里斯才得以降生。据说，所有的殉难在受苦时都显得猥琐。每一艘船都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东西，除非我们扬帆航行。一旦我们踏上这条船，传奇色彩便一扫而光，它转而又去纠缠海平面上所能见到的别的船只去了。我们的生活看起来平凡琐碎，因此我们避免做任何记载。人类似乎就从海平面上学到了不断退却和不断参照的艺术。那爱发牢骚的农夫说：“那边的高地是繁茂的牧场，我的邻居也有肥沃的草地，而我的地却把世界连接在一起。”我在引用另一个人的话，十分不幸，另一个人却以同样的方式收回他自己的话而引用了我的。这样厚古薄今是大自然的小花招，一片嗡嗡的嘈杂声，有的地方便神奇地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效果。不把每一个屋顶掀翻，它们总显得十分顺眼，掀翻之后我们才发现了悲剧、呜咽的女人、目光冷酷的丈夫、忘川的泛滥，人们问：“有什么消息吗?”好像原有的消息糟糕透顶了似的。在这个社会里我们能数清有多少个人、有多少件事、有多少主张吗?我们将这么多的时间都用于准备，用于例行公事，用于回顾往事，所以每个人天才的精华所用的时间则微乎其微。文学史——拿蒂拉博斯基、沃顿，或施莱格尔的最后结果来说——实际上只是概述了点滴的思想和零星的独创故事，其余的一切都是它们的变种。因此在这个广延于我们四周的巨大的社会里，一种批评的分析将找不到多少自发的行动。充斥其间的几乎都是惯例的粗俗的观念。哪怕有一些微不足道的见解，说出来似乎无懈可击，却触动不了普遍的必然。
这种法则在日常生活的讲台上就是这样被宣读的，我就把它原原本本地表述了出来，不过不能不注意到最基本的例外，因为气质是一种能力，除了本人，谁都不愿意听到别人赞美它。在医学的讲台上，我们无法抗拒所谓的科学越来越狭窄的影响。气质将一切神威都打翻在地。我了解医生的思想倾向，我听见了骨相学家暗自发笑。理论上的绑架者和奴隶监管者将每一个人都看作是另一个人的牺牲品，因为那一个人了解这个人的为人法则，因此可以随意拨弄他，并且通过胡子的颜色、枕骨的斜度之类的毫无意义的迹象，就能对他的命运和性格了如指掌。最愚昧的无知也没有厚颜无耻的冒充博学那么令人生厌。医生们声称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但实际上他们就是——精神已被他们削弱得气若游丝——那么纤细！——然而精神的定义就应该是身为自己证据的东西。他们对于爱，对于宗教怀有什么样的看法啊！人们是不愿意将这些话讲出来让人听到的，因为这等于给他们提供机会来对它们亵渎。我曾目睹一位温文尔雅的绅士居然将话题对准了与之交谈的那位男子的头型！我曾设想生命的价值寓于它的各种谜一样的可能性之中，寓于这样的一种事实之中，即当我与一个新的个人讲话时，我从来都不知道我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我将自己城堡的钥匙都攥在手心里，随时准备将它们扔在领主的脚下，不管他什么时候，以怎样的伪装出现。我知道他就在这一带，混在一群流浪者中间。难道我要在一张高凳上就座，然后虔诚地将我的话题也转向各种的头型，从而葬送我的未来吗?当我真到了这一步时，医生们就会花上一分钱将我买下——“先生，病史；向本院的报告；可靠的事实！” ——我根本就怀疑这些事实和这些推断。气质是性格中的相对否决权或限制力量，用来遏制性格中的一种对立的过火行为，非常正确，然而当作给原始公道设置的障碍，却十分荒谬。当美德在场的时候，所有从属的力量便进入梦乡。根据它本身的水准，或者考虑到天性，气质是决定性的。一个人一旦坠入所谓科学的罗网，我看此人就休想从这一系列必然的锁链中脱身。既然有了那样的胚胎，随之而来的就是那样的历史。在这样的讲台上如果一个人耽于声色，他很快就会自取灭亡。但创造力又绝不可能把自己排除在外。有一扇永不关闭的门通往每一种智慧，造物主就打那门里经过。理智，即绝对真理的追求者，或者感情，即至善的热爱者，插进来当了我们的救助者。我们挣扎着要摆脱这种梦魇，但徒劳无益，而这些崇高力量的一声低唤就把我们惊醒，我们将那梦魇投进它自己的地狱，再不能把我们自己局限在如此低劣的一种境地。
我们从哪里找到自我?是在我们不知道它的极限并且也深信它根本就没有极限的极数里。我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站在阶梯上；往下看，有许多级的阶梯，我们似乎就是打那儿登上来的；向上望，也是许多级的阶梯，它们越升越高，望也望不到头。但是那个自古就有，守护神就把在我们要进的门口，给我们喝那种忘川的水，这样，由于被那杯水搅得糊里糊涂，我们就讲不出任何往事，并且到现在我们也无法摆脱到中午就随之而来的慵困。睡眠终生都在我们的眼睛周围流连，犹如黑夜整天都在枞树枝头盘旋。万物在飘游，在闪光。我们的生命并不像我们的知觉那样有危机四伏之虞。我们像幽魂似的在自然中悄然滑行，再也认不出我们的位置。难道我们降生时正好遇到大自然一时的贫困和节俭?她对火如此吝惜，对土又那样慷慨，所以在我们看来，我们缺乏那种肯定的要素，虽然我们有健康的体魄、清醒的头脑，然而却没有充裕的精神从事创新。我们有足够的东西生活度日，但却没有丝毫的东西来给予或投资。啊，但愿我们的守护神能再有一点神通！我们就像河下游的磨坊主，上游的工厂已经把水抽干。我们还满以为上游的人一定筑起了他们的大坝。
因为缺乏一连串的心境或目标，所以有虚幻之感。我们正想抛锚，但停泊处却是流沙。大自然这种变本加厉的恶作剧简直让我们难以忍受。夜里当我凝视着月亮和星星的时候，我似乎是静止的，而它们却好像来去匆匆。我们热爱实在，这就促使我们去寻求一种永恒，但身体的健康却在于运动，思维的健全在于变异或联想的敏捷。我们需要变换目标。为一种思想献身很快就会令人厌恶。如果我们与精神病人同住，就必须迁就他们，这样交谈就不复存在了。曾经一度我是这样喜爱蒙田，甚至认为我再不需要任何别的书籍了；然而就在此之前，我喜爱的是莎士比亚，然后是普鲁塔克，然后是普罗提诺，然后一度又是培根，在此之后，又是歌德，甚至是贝蒂尼。但现在我却是那样无精打采地翻着他们的书页，不过我仍旧珍爱他们的天才。不仅对书籍，对绘画也是这样，每一幅画都会受到一次重视，虽然我们很乐意将这样的欣赏再继续下去，然而它终究长久不了。当你把一幅画看够了，你就得离开它，并且你再也不会看它一眼，这样的体验对我来说再深刻不过了。有些画我看了以后无动于衷，或不置一词，但我还是从中吸取了有益的教训。对于一本新书或一桩新事的看法，即使是智者所发表的，也必须打一定的折扣，他们的这种看法把一些有关他们心境的信息，把对这一新的事实的某种模糊的猜疑透露给我，然而决不能相信这种看法就是智能同那件事之间的永久关系。孩子问：“妈妈，昨天你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非常喜欢它，为什么今天就不那么喜欢了?”唉！孩子，即使最老的知识天使也是这样！但是能这样回答你吗：因为你是诞生给整体的，而这个故事却是一个细节！这一发现引起了我们的痛苦（就艺术和智能的作品而言，我们发现晚了），其原因就是从中低声发出的关于人，关于友谊和爱的悲剧的哀怨。
你是奠基人！这些可都是你的同胞！”
我们发现艺术具有顽固性，缺乏灵活性，我们发现艺术家也是如此，这使我们更加痛心。人的身上还没有发展的力量。我们的朋友早就以某种思想的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种思想他们从来不曾超越。他们站在思想和力量之洋的边沿，却从不肯向前挪动一步将自己带到那儿去。一个人就像一块晶石，你把它拿在手里转来转去，它没有任何光泽，直到你转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它就显示出又深又美的颜色来。人不能随遇而安，也无法随机应变，但每一个人都具有他独特的才干。一个成功的人，他的优势就在于他能灵敏地把握自己在何时、何地最频繁地进行那种转动。我们做我们非做不可的事，还给它起了一个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名字，并且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赞美：我们已经设计出随后产生的结果了。我想不起有哪一种人有时候还不显得多余。然而这不是很可怜吗?拿着性命当儿戏可不值得。
明天他们又将换上另一副面貌，
毫无疑问，需要整个社会提供我们所追求的那种对称。倘若斑驳的车轮想呈现出白色，它就得飞快地转动。我们与如此多的愚蠢和缺陷打交道，也学会了一点东西。总而言之，无论谁输，我们总是赢家。神性也掩藏在我们的失败和愚行的后面。孩童的游戏虽纯属胡闹，然而却是有教育意义的胡闹。最宏伟、最庄重的事物也是这样，商业、政府、教会、婚姻等莫不如此，甚至每一个人面包的来历以及他获得面包的手段也是这样。就像一只鸟从不肯在一处多歇会儿脚，总是不停地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力量也从不会在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身上久留，它总是时而在这个人身上露露脸，时而又在那个人身上张张嘴。
悄声说道：“亲爱的，不要紧！
但是这些华而不实或者迂腐不堪的东西有什么帮助呢?思想又能给什么帮助?生活不是辩证法。我想，最近以来的那些批评一无是处，我们从中汲取的教训已经足够了。我们的青年对劳动和改革，做了大量的思索和论述，但尽管他们连篇累牍地论述，却没有使世界也没有使自己前进一步。从智性上，品味生活并不能取代体力活动。如果一个人只是考虑把一片面包送下喉咙的美味，他就会饿死。在教育农场里，最高尚的生活理论压制了最高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因而显得死气沉沉，软弱无力。那种理论不会耙也不会叉一吨干草；它也不会将马梳洗得光滑发亮；它只会使男女青年脸色发白，饥肠辘辘。一位政治演说家讲得很风趣，他把我们政党的许诺比作西部的公路，开头雄伟壮丽，绿树夹道，吸引游人，然而很快就变得越来越狭窄，最后成了羊肠小道，盘上了一棵树。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最后只会引起我们的头疼。有些人几个月前还被时代的承诺所发出的光彩搞得眼花缭乱，现在却感到生活是难以形容的悲哀和乏味。 “现在伊朗人再也没有正确的行动方向，也再没有自我牺牲精神了。”我们已经尝够了反对和批评。每一种生活和行动的道路都遇到障碍。由于阻力无处不在，常识便由此推知它们无关紧要。事物的整套结构都在鼓吹无关紧要的意识。再不要让思想把你自己搞得神魂颠倒，到什么地方忙你自己的事情去吧。生活不是智性的，也不是批判性的，它只是坚强的。对那些能享受自己的发现的各色人等来说，生活的主要优点是毋庸置疑的。自然憎恨窥探，而我们的母亲们一句话就表达了她们的感受：“孩子，吃你们的东西，不要多说话。”把时光填满——这就是幸福；把时光填满，不为懊悔或赞同留一丝空隙。我们生活在表面，真正的生活艺术就是在上面熟练地滑来滑去。一个具有天赋力量的人，在陈规陋习之下也能获得他在最新世界里所取得的成功，只不过借助的是处事技巧。他在任何地方都能站住脚。生活本身是一个力量和形式的混合物，不过若是其中哪一方稍有超重，它都承受不了。充分利用时机，在旅途中每走一步都能发现旅行的目的，享受最多的美好时光，这就是才智。如果你愿意这样说：考虑到人生的短促，就不值得计较在这样短促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是在艰难地爬行，还是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说这话的不应当是普通人，而只应当是狂热分子或者数学家。既然我们的职责与分分秒秒都有关联，那就让我们分秒必争吧。现在的五分钟对我来说，跟下一个千年里的五分钟一样有价值。让我们现在沉着冷静，保持睿智和我行我素。让我们去善待那些男人和女人，就好像他们都是真正的人，或许他们就是这样。人生活在幻想当中，就好像双手虚弱而颤抖不止的醉汉，不能成功地做一件事。那是一场幻想的暴风雨，我知道的唯一能使它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关注此时此刻。在各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炫耀和政治活动中，我丝毫不怀疑，我更加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我们不应该拖延，不应该推诿，也不应该期待，我们只需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充分享受，不论我们与谁交往，接受我们现实的同伴和环境，不管他们是怎样地卑微和丑恶，把他们看成神秘的使者，宇宙把它的一切快乐都托付给他们，好给我们传达。如果这些人自私而邪恶，那么他们的满足，因为是正义的最后胜利，所以就和心灵产生共鸣，它比诗人的声音和可敬人士的随意的同情更令人满意。我想，即使一个有思想的人如何遭受他的同伴的缺陷和荒唐的折磨，他也不可能毫不留情地否认任何一伙男人和女人对于超凡的优点的感受能力。如果粗人和轻薄的人没有同情心，他们却有一种优越的本能，于是他们就怀着诚挚的敬意用他们盲目、任性的方式来为之增光添彩。
最慈祥的大自然啊，强壮又可亲，
优秀的年轻人都鄙视生活，但是对于我，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些没有得消化不良症的人，对于那些认为日子稳当美好的人，那种轻蔑的样子和急需朋友只是一种过分的礼貌。由于同情心，我变得有点急切和多愁善感，但如果让我一个人独处，我将像咀嚼酒吧间里的老生常谈那样，尽情品味每一刻时光以及它带给我的东西，那就成了每日的家常便饭。我感谢小恩小惠。我同我的一个朋友交换意见，他期待着宇宙中的一切，每当什么事情稍欠完美时，他便大失所望，而我发现我却始于另一个极端，我无所期待，然而却总是对获得的适度的利益充满谢意。我接受了各种相反的倾向所发出的丁零当啷的撞击声。我也认为酒鬼和惹人厌烦的人对我有好处。他们给周围的画面提供了真实感，连转瞬即逝的大气现象也很难放过它。早晨我一觉醒来，看见的仍然是那个旧世界，老婆、孩子、母亲、康科德和波士顿、那可爱而古老的灵界，甚至那可爱的老恶魔也并不遥远。如果我们见了好东西就拿，不去刨根问底，我们的东西就会堆积如山。巨大的才华不是通过分析得到的。一切好东西俯拾即是。我们生命的中部地带是温带。我们可以钻进纯几何学和死气沉沉的科学的寥落的寒带，或者沉入感觉的寒带。在这两个极地之间是生命、思想、精神和诗的赤道——一个狭窄的地带。此外，在大众的经验中，一切好东西俯拾即是。一位收藏家向欧洲所有的画铺里窥探寻找普桑的一幅风景画和萨尔瓦多的一幅蜡笔画，但是《耶稣显圣容》 《最后的审判》和《圣哲罗姆的圣餐》，以及其他一些和它们一样出类拔萃的绘画却在梵蒂冈、乌菲齐美术宫或者卢浮宫的墙壁上，在那里，每一个仆人都可以看见它们，更不必说每条街道上大自然的图画、每天日出日落的图画和永不消失的人体雕刻了。另一位收藏家最近在伦敦的一次公开拍卖中以157基尼买下了莎士比亚的亲笔签名，但是一个小学生却能分文不花地阅读《哈姆雷特》，并且能察觉出在那里尚未公开的最受人关注的事件的秘密。我想我除了下面这几本最普通的书外不会去看别的书——《圣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随后我们对这一览无遗的生活和星球感到很不耐烦，便四处奔波寻求一些秘密和阴私。想象力垂青印第安人、设陷阱捕兽者和猎蜂人的森林知识。让我们假设我们是一群陌生人，就如同野人、野兽和野鸟一样，在这个星球上并没有从本质上被驯化。然而排斥仍然影响到他们，影响到攀援的、飞翔的、滑行的、长着羽毛的和四足的人。狐狸和土拨鼠、鹰、鹬和麻，这些动物当你仔细观察它们时，它们在这个奥妙无穷的世界上同人一样，实在没有什么根底，仅仅是在这个地球表面上的一群栖居者而已。新的分子科学显示出原子与原子之间的天文间隙，显示出这个世界全是外部，而没有内部。
亲爱的大自然牵着他的手；
中部世界是最美好的。正如我们所知，大自然不是圣人。教堂的灵光，禁欲主义者，真图教徒和格雷厄姆的追随者，她都不会给予厚爱。她就是来吃、来喝、来犯罪的。她的宝贝们，伟大强壮而美丽，但都不是按我们的法律办事的孩子，他们不是从主日学校毕业的，不掂估食物的重量，也不严守清规戒律。如果我们要借助她的力量而变得强壮起来，我们就不可隐匿那种令人不快的从异族那里借来的良心。我们必须确立强有力的现在时态，来对付所有狂怒的流言蜚语，不管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有多少亟待解决的事还悬而未决啊——在着手解决期间，我们将仍旧一如既往。当这场辩论开始涉及商业的公平问题，并且在一两个世纪内不会结束的时候，新老英格兰还可以照管店务。人们还要讨论版权法和国际版权法，在此期间，我们将竭尽全力将我们的书卖出最好的价钱。文学的便利，文学的缘由，以及记录一种思想的合法性，也受到怀疑。双方都有很多话要说，当这场论战逐渐白热化的时候，你，最亲爱的学者，坚持你那愚蠢的工作，每隔一小时增写一行，甚至不时地增写一行。人们对土地拥有权和财产权争论不休，在连连召集会议、表决之前，先把你的花园刨掉，再把你的血汗钱当成不义之财花得妥帖、得体。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泡影，一种怀疑论，一场酣睡。就算如此，就算将有更多更多的情况——而你，上帝的宠儿！留心你自己的美梦吧；嘲弄和怀疑主义不会把你漏掉，这种东西已经够了，待在你的小房子里劳作吧，直到其余的人一致同意怎样对待人生。他们会说你的疾病、你的微不足道的习惯需要你做这件事，避免做那件事，但是你要知道你的一生如白驹过隙，只是供留宿一夜的帐篷，你，不管有病无病，都得完成这个定额。你病了，但不会更糟，宇宙由于很器重你，一定会变得更好。
目光迷茫，四处乱走，
人类生活由两个因素构成，力量和形式，必须使比例保持不变，如果我们要使它愉快而惬意的话。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过剩，则会像它的不足一样，造成祸害。每一种事物都在趋于过度，每一种良好的品质，如果没有杂质，都是有害的，为了将危险带至毁灭的边缘，大自然使每个人的特质都过剩了。在那些农场中，我们将学者当作背信弃义的例子来举。他们是大自然表现的牺牲品。你若将艺术家、演说家和诗人看得太真切，从而发觉他们的生活不过同技工或者农夫的一样，认为他们不过是偏颇的牺牲品，外强中干，并宣布他们是失败者——不是英雄，而是狗熊——你就会合情合理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技艺都不是为人类服务的，而是一些瘟疫。然而自然是不会向你证实这一切的。不可抗拒的自然每天都在塑造着这样的人，以及千千万万这样的人。你喜爱认真读书的孩子，喜爱凝神注视着一幅画或者一个模型的孩子，但是千千万万的读书人和凝视者，除了是处于萌芽状态的作家和雕刻家，他们又是什么呢?给现在读书、凝视的那种品质再增加一点东西，他们就将会拿起笔和凿刀了。如果一个人回想起他开始成为一个艺术家时是多么幼稚，那么他就一定察觉出自然同他的敌人沆瀣一气了。人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金色的梦。他必须走的路真是毫发不爽。智者超出智慧一步就会变成愚人。
仅仅走在高大的护卫者的腿中间，
如果命运允许，我们就会轻而易举地永远保持这些美好的界限并彻底调整我们自身，使我们顺应于已知的因果王国的精确计算。在大街小巷里，在报纸杂志上，生活好像是一种简单明了的事情，所以，只要在任何情况下刚强果断，照章办事，就会稳操胜券。但是注意！很快就会有这么一天，或者只有半个小时，像天使一样悄声细语，便推翻了天下千年的结论！第二天一切事物仍旧显得那么实际而生硬，惯常的标准又恢复了原状，常识像天才一般稀罕——它是天才的基础，而经验则是每一项事业的手和脚；然而谁如果根据这种条件办事，谁会很快失败。力量走的不是抉择和意志的康庄大道，而是另外一条道路，即地下的、隐形的生活渠道。荒谬绝伦的是我们还是一群外交家、医生和考虑周全的人，再没有像这样容易受骗的人了。生活是一连串的出其不意，如果它不是这样，那就不值得我们去杀生或保命了。上天喜欢每天孤立我们，将过去和未来藏起来不让我们看见。我们总要四下里寻找，他却彬彬有礼地在我们面前和身后分别拉下一幅穿不透的、最纯的天幕， “你不会有记忆，”他似乎在说， “你也不会有希望。”所有精彩的谈话、优雅的风度和正义的行动都来自一种忘记惯例并要弘扬当前的自发性。大自然讨厌老谋深算之徒；她的方法是突如其来、心血来潮的。人随脉搏的跳动而生存，我们的有机运动也是这样；各种化学的和以太的力量起伏交错，思想在斗争中前进，没有一阵阵突发就不会兴旺发达。我们的兴盛全靠偶然。我们主要的经验都是出于偶然的。最引人注目的一类人都是一些善于旁敲侧击而不是单刀直入的人，他们是一些天才，不过还没有得到认可，人们不必付出过高的代价就能享受到他们光芒的欢乐。他们的美是百鸟之美，晨光之美，不是矫揉造作之美。天才的思想中总有惊人之处，道德感情被恰当地称作“新事物”，因为它从来就不是别的什么，对于最老的智者和小孩子都是一样新奇。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同样的，对于实际成果，也不可费尽心机。一个人在做一件他能做得十全十美的事时，是不会被注意到的。一定有某种魔力附着于他的最出色的行为中，使你的观察力麻木不仁，因此，即使这样的行为就在你的面前发生，你都全然不知。生活的艺术有一种羞怯，不愿暴露出来。人没有生下来，他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没有看见成功，每件事也是不可能的。虔敬的热情最终同最冷静的怀疑主义殊途同归——什么都不属于我们或我们的工作，一切都属于上帝。大自然连最小的月桂树叶都不肯通融给我们。一切作品，一切的行为和所有事物莫不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我很愿意讲道德，决不肯越雷池一步，因为我对它非常珍爱，而且还让大部分服从人的意愿，然而在这一章里我下定决心要讲诚实，到最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除了从上帝那里提供来的或多或少的生命力，我什么也看不到。生活的结果没有被预计出来，也是预计不出来的。经年累月所教的东西是寥寥数日里不可能学到的。那些和我们交往的人谈天说地，来来去去，计划、实施许多事情，这一切多少引起了一个结果，然而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个人总是有差错，他曾计划了许多事，还把别人拉来当副手，同一些人或所有的人产生争执，错误没有少犯，最后做成了一点事；一切都有所长进，而个人总是有差错。结果反而是一些与他的期望大相径庭的新东西。
小小的人啊，最小的小不点，
古人深感人的生命的基本要素难以算计，便将预见不到的事物拔高为一种神；但这就意味着要在这束小小的火花旁裹足不前，这火花倒确实在一处闪闪发光，殊不知整个的宇宙靠着这束火花潜在的热量就变得温暖如春。生命的奇迹不可解释，但生命永远是个奇迹，所以它就引进了一种新的因素。我想，埃弗拉德·霍姆爵士注意到在胚胎的成长中，发育不是从一个中心点而是从三个或者更多的部位共同进行的。生命没有记忆。那延续不断的东西也许可以不致被遗忘，然而那共存的，或者从一个更深沉的起因中迸发出来的东西，由于还远远没有意识，所以不了解自身的倾向。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我们时而怀疑一切，或者没有统一，是由于我们沉湎于似乎都具有同等而又敌对的价值的形式和表象中，时而又笃信宗教，尽管我们在接受精神法则。耐心等待这些心智的恍惚，耐心等待这些部位的同步增长；总有一天它们将成为器官，服从于一个意志。它们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希望都钉在那个意志、那个秘密的起因上。生命由此就被化为一种期望，或者一种宗教。在杂乱无章的细节下面隐藏的是一个音乐般和谐的完美，那是总在伴随着我们游历的理想，那是没有一丝裂缝的天空。务必注意我们的启蒙方式。当我同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交谈时，或者当我一个人独处时，我总是有些很好的想法，但我并不立刻感到满意，这就像我渴了的时候喝水、冷了的时候烤火不会顿时解渴、回暖一样。不会的！我首先获悉我接近一个新的美好的生命区域。通过我坚持不懈地读书或思考，这个区域显示出它本身更为深远的迹象，就像它是在闪光之中，突然发现了它的深沉的美丽与宁静，就像笼罩着它的云雾每隔一段时间就散开，把里面的群山显露给渐渐走近的旅行者，山脚下绵延的是一片宁静无边的草地，草地上羊群在悠闲地吃草，牧羊人又是吹笛，又是跳舞。然而人们觉得从这个思想领域来的每一种见解只是一个开端，后面显然还有接续。这不是我造出来的，我只是到了那里，看见了已经在那里的一切。是我造的！不！当这种雄伟壮丽的景象第一次展现在我面前时，我像孩子似的惊喜交集，拍手叫好。那种景象承受了万古千秋的敬爱，显得苍老，又因为充满了生命的生命，那大漠中阳光灿烂的麦加，则显得年轻。它展现了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我感觉到一颗与往常不同的心，由于对新的美的热爱，在激烈地跳动着。我准备驾鹤西游，继而再生到那我在西部发现的全新而不易接近的美利坚：
他们从东向西把步迈，
既非始于现在，又非始于昨天。
有的可见，有的靠猜，
这些思想，古已有之，就连发现一个知道它们来历的人也不可能。
无处不在却没有名称；
如果我已经把生命描绘为一系列情绪的波动，那么现在我还得说明在我们身上还有一种心情，它固定不变，却将所有的情感及心态都加以编排。每个人所具有的意识都是一把计算尺，时而把他看成“初始因”，时而又把他看成他自己肉体的肌肤；生命之上还有生命，无穷无尽。产生这种生命的感情决定着任何一种行为的尊严，问题不是你干了什么或者没有干什么，而是你奉了谁的命来干或者不干的。
比赛的发明人，
命运女神、密涅瓦、缪斯、圣灵——这些都是古雅的名字，但都太狭隘，不足以覆盖这无限的物质。大惑不解的智力一定仍然跪倒在这拒绝被命名的起因之前——这无法表达的动因，每一个出色的天才都试图用某种有力的象征表示出来，如，泰勒斯用的是水，阿那克西米尼用的是气，阿那克萨哥拉用的是（奴斯）思想，琐罗亚斯德用的是火，耶稣和现代人则用的是爱。每一种隐喻已经变成一种国教。中国孟子的概括也不可等闲视之。 “我知言，”他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他的同伴问道。 “难言也，”孟子答道， “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在我们的更为准确的著述中，给这样的概括取名为“存在”，从而承认我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取悦天地万物，我们现在并不是遭一墙堵路，而是立于汪洋大海之滨，这就够了。我们的生命与其说是现在的，不如说是未来的。似乎不是为了消耗生命的种种事务，而是作为这种浩然之气的一点暗示。大部分的生命似乎仅仅是能力的广告，把信息提供给我们，并不是要贱卖我们自己，而是要证明我们非常伟大。因此，在细节上我们的伟大存在于一种倾向里，而不是一次行动中。我们应当相信规则，而不是例外。高尚者由此便同卑贱者区别开来。因此在我们接受感情的指引时，成为地球历史上重要事件、首要事实的并不是我们所信仰的关于灵魂不灭之类的东西，而是那要信仰的普遍冲动，那么我们可否把这种动因说成直接起作用的东西呢?精神并非无能为力，也不需要一些调停机构。它具有充分的能力和直接的作用。我不用解释自己，就已经被解释清楚了，我没有行动，就已经被感觉到了，而且在我并未涉足的地方。因此所有正直的人都满足于他们自己的赞扬。他们拒绝解释自己，只是满足于那些新的行动会替他们尽那种职责。他们相信我们不仅不需用语言，而且可以超越语言来传递信息，凡是正确的行动，总会对我们的朋友产生影响，不管他们距离我们有多远；因为行动的影响大小不是以英里来衡量的。因此，如果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不能如期出席聚会，我为什么要感到烦恼呢?即使我没有到场，那么我身在异地也应该同我亲临现场一样，有助于促进彼此的友谊和智慧的交流。我在所有的地方都发挥着同等的影响。因而那伟大的理想总是在我们前方旅行；它从来就不曾落在我们身后。除非一个人获得的好经验预示着下一个更好的经验，否则他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十分满意的经验。向前，再向前！在自由的时刻，我们知道生活与职责的一幅新的图景是有可能的，因为有关生命学说的基本原理已经在你周围的许多人的心灵中扎了根，而这一学说是我们已有的任何一种书面记录所无法表达的。新的陈述不仅包括社会的信仰，而且包括怀疑主义，而一种信条一定会从各种不信中形成。因为这些怀疑主义既不是毫无根据的，也不是非法的，而是对肯定陈述的一些限制，那么新的哲学必须把它们吸收进来，并做出超越它们的断言，正像它所必须容纳最古老的信仰一样。
只有气质没有嘴，
我们已经发现我们的存在，这一发现十分不幸，但已为时太晚，无法补救。这个发现被称为“人类的堕落”。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怀疑我们所用的工具。我们得知我们并不是直接看见的，而是间接看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去矫正这些带色的、使物体变形的透镜，因为我们就是这些透镜，也没有办法估计这些透镜有多少差错。也许这些主体式透镜具有一种创造力，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客体。过去我们生活在我们所看见的事物中，而今这股新的势力却贪得无厌，气势汹汹地要并吞一切事物，把我们吸引住了。自然、艺术、人、文学、宗教——都是客体，接二连三地闯了进来，上帝只不过是这种力量的一个概念而已。自然和文学是主观现象；每一种恶行和每一件善举都是我们所投下的影子。对骄傲自尊者来说，街道上充斥着羞辱。纨绔子弟总是想方设法让他的代理穿上他规定的制服，立在餐桌旁服侍他的客人。同样，那懊丧的心情所释放出的委屈本来像气泡一样，此刻却立即化为街上的绅士淑女、商店里的店员、酒吧间的招待，并且威胁或侮辱我们身上可被威胁的或可被侮辱的东西。我们的盲目崇拜又何尝不是如此。人们忘记了是眼睛创造了眼界，将某一个人造就为人类的典型或代表，并冠之以英雄或圣徒美名的就是那把一切变圆的心目。 “上帝的使者”耶稣，便是大家所公认的那些视觉法则能在其身上生效的一个善人。一方面通过爱，另一方面通过宽容，一度相沿成习：我们要在视界的中心看他，并将那些将会附加到被这样看到的任何一个人身上的特性都归于他。然而最长久的爱或憎都有一个很快的期限。扎根于绝对天性中的伟大、成长的自我，取代了所有相对的存在，并将人间的友谊与爱的王国也一并摧毁。由于每一对主客体间的不平等，联姻（指在所谓的精神世界中的）是不可能的。主体是上帝神性的接收者，并且在每一种比较中必须感到被那股隐藏的力量所增强。这种物质的供应虽然不用力量，但是通过身临其境就能被感觉得到；任何一种智力也不能将在主体身上要么长眠要么永醒的特有神性归咎于客体。爱也永远不能使意识和认定势均力敌。在你我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跟原物与图画之间的鸿沟完全相同。宇宙是灵魂的新娘。所有发自个人的同情都是局部的。两个人就如同两只球，两球接触仅在一点，而且在它们保持接触时其余各点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但其余各点接触的机会也一定会轮到，一次结合持续的时间越长，没有结合的各个部分得到的亲和力就越多。
纷至沓来，“谬误”似鬼，
生命可以被反映出来，然而却不能被分割，也不能被加倍。侵犯它的统一就是混乱。灵魂不是双胞胎，而是独生子，虽然最后它显露自己是个孩子，外表上是个孩子，但它却具有一种决定命运的万能的力量，不允许共生同活。每一天，每一个行动都在暴露着那掩饰得不好的神性。由于我们不相信旁人，我们就信任自己。我们宽以待己，有些东西出现在别人身上时我们就斥之为罪恶，但对我们自己却成了实验。人们绝不会把罪恶说得像他们所想的那样轻巧，或者每一个人都为自己设想了一个安全地带，绝对不容别人涉足，这就是我们信任自己的一个例子。这种行动从内部看跟从外部看大不一样，其实质和后果也迥然不同。谋杀在谋杀者看来并不如诗人和传奇作家所认为的那般具有灾难性，它并不会搅得行凶者心神不宁，或者吓得他六神无主，连平常留心一些琐事都办不到。谋杀谋算起来是一桩轻而易举的行动，然而一旦成为现实，所引起的后果却是亲友的一片惶恐、吵闹与混乱。尤其是那些起源于爱的各种罪恶，在当事人看来似乎既正当又合理，然而事情一旦做下，才证明对于社会危害极大。不过到头来没有一个人相信他会因此而完蛋，或者他所犯的罪会如重罪犯的那般心狠手辣。因为在我们自己的案例中，智能限制了道德审判。对于智能来说，罪恶是不存在的。它是对抗法律或凌驾法律的，它不仅评判事实，而且鉴定法律。 “它比犯罪还糟糕，它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拿破仑这样说，用的就是智能的语言。对智能来说，世界就是一道数学题或数量科学，它不考虑赞扬、谴责及一切软弱的情感。一切的偷窃行为都是比较而言的。如果你要绝对化，那么，请问谁能不偷呢?圣徒们之所以感到悲哀，是因为他们不是从智能而是从良心的角度来看罪恶（甚至在他们沉思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是一种思想的混乱。罪恶，从思想的角度来看是一种减少，或者更少；从良心或意志的角度来看，它是一种腐败或者邪恶。智能把它称之为阴影，没有光明，没有实体。而良心却感觉得到它是实体，本质上的恶。其实它并非如此，它有一种客观存在，却没有主观存在。
表面与梦想，
这样，宇宙便不可避免地染上我们的色彩，每一个客体都相继进入主体本身。主体在存在，主体在扩大，万物迟早会各就其位。我存在，所以我能看见，无论用我们愿意用的什么语言，我们能说的只能是我们是什么。赫尔墨斯、卡德摩斯、哥伦布、牛顿、波拿巴，他们都是心灵的创新者。当我们邂逅一位伟人时，我们不要自惭形秽，就让我们把这位初来乍到者当作一个云游四方的地质学家来对待，他经过我们的庄园，在我们的灌木草场里指给我们看上好的板岩、石灰岩或者无烟煤。每一个强有力的心灵在一个方面的局部行动有如一架对准了物体的望远镜。但是有关其他方面的每一种知识，在灵魂达到她充分的圆满之前，都要被推向同样的过火境地。你可看见过那只小猫顽皮地追逐自己的尾巴?如果你能用那只猫的眼睛来观察，你也许会看见她周围有数百人在演一出出情节复杂的戏剧，有悲欢离合，有冗长的对话，有众多的人物，有沉浮不定的命运—而与此同时，那只不过是猫和她的尾巴而已。要过多久我们的化装舞会才会终止手鼓的繁响、人们的狂笑和呼喊，我们才可以发现这原来是一场冷冷清清的演出——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要使电路完成颇费周折，然而电流量却增加不了任何东西。不管是开普勒和他的天体，还是哥伦布及其美洲大陆，还是读者和他的书籍，抑或是猫和它的尾巴，这都能意味着什么呢?
利用和惊奇，
的确，所有的缪斯、爱和宗教信仰都憎恨这些发展，甚至还要想办法去惩罚那个化学家，因为他在会客室里将实验室的一切秘密都公之于众。我们看见事物具有我们个人的面貌，或者渗透了我们的情绪，这是我们气质上的需要，对此我们也不能过于轻描淡写。然而上帝是土生土长在这些荒岩中的。那种需要使自信成为道德中的首要优点。我们必须死死守住这份贫困，不管它是多么令人反感，我们必须奋发图强，行动果断，方能把我们的轴把握得更紧。真实的生活是冰冷的，迄今还是令人悲伤的，然而它绝不是眼泪、后悔和烦乱的奴隶。它并不试图夺取别人的工作，也不利用他人的事实。将你自己的事实同他人的区别开来，这是智慧的一个主要教训。我知道我不能处理他人的事实，然而我却拥有一把能打开我自己的事实的钥匙，它能使我不信别人的一切否定，他们一定也有一把能打开他们自己的事实的钥匙。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处在这样一个游泳者的困境之中：他四周的人都有灭顶之灾，他们都拼命要抓住他，如果他伸过去一条腿或者一根指头，他们就会把他拉下水去。他们都想获救，脱离他们的恶行的危害，而不是脱离他们自己的恶行。博爱精神也许会浪费在对症状的无聊的服侍上。一个英明果断的医生会说一句“走开”，来作为咨询的首要条件。
有的可憎，有的粗壮，
在我们这个喜欢讲话的美国，我们被自己善良的天性及兼听八方的习惯毁了。这样的依从使得我们没办法有大的作为。一个人只能正视前方，不应当左顾右盼。全神贯注就是对别人缠扰不休的轻浮举动做出的唯一回答，这种专注，目的是使他们的要求显得无足轻重。这就是一个绝好的回答，不容上诉，不容烦神去想对策。在弗拉克斯曼为埃斯库罗斯的《报仇神》所作的一幅插图中，俄瑞斯忒斯在哀求阿波罗，而复仇女神们则倚在门槛上睡觉。阿波罗神的脸上掠过一丝遗憾与同情，但由于他深信两种地位水火不相容，因而又显得平静而安详。他天生要从事其他的政治，致力于永恒和美丽的事物。那跪在他脚下的人请求他能照拂尘世间的骚乱，那是他的自然神力所不能及的地方。躺在一旁的复仇女神则形象生动地表现了这种迥异。阿波罗神显然已负载了过多的神圣的命运。
彼此相似又相异，
幻想、气质、连续性、表面、诧异、实在、主观性——这些都是时间这部织机上的线，这些又是生活的主宰。我不敢贸然将它们定级排队，而只是按我所看见它们的顺序一个个地给它们命名。我尚有自知之明，不至于宣称我的画已臻完美。我是一个碎片，而这却是我的一块碎片。我可以信心十足地宣布某一个法则，因为它把自己表现得十分突出，然而我年纪太轻还不能编制法典。我闲谈这永恒的政治，权当我的定时祈祷。我曾见过许多美丽的画，显然没有白看。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现在已不是当年十四岁的那个少不更事的人，也不是七年以前的情况。谁想问就问吧：成果在哪里?我发现一个个人成果，这就足够了。这成果就是——我再不需要向沉思、向商讨、向蜂拥的真理索求一个草率的效果了。要求一种对本镇本县产生影响的效果，一种对本月本年有明显作用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可怜的。结果是深奥而持久的，就像原因一样。它在人生不复存在的时期起着作用。我只知道接纳；我既然存在，我就该拥有，但我并未赢得，当我想着我赢得过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并未赢得。对伟大的命运女神，我又惊讶又崇拜。我的接受能力如此之大，所以我还没有因为把某种东西接收得太多而感到烦恼。我对守护神这样说，一不做，二不休，还望他能宽恕这样的谚语。每当我得到了一件新礼物，我从不会自寻烦恼去将这笔账结清。因为，如果我一命呜呼，我就无法把这笔账结清。利益从一开始就超越了价值，从此以后便一直如此。所谓的价值本身，我认为是接纳的一部分。
各自装束不一样，
此外，那种对明显或者实际效果的渴求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变节。我巴不得省去这种毫无必要的做法。在我看来，生活具有一张虚幻的面孔。最艰难、最粗笨的行动也是虚幻的。那只不过是平静温柔的梦与骚动不安的梦之间的一个选择罢了。人们总是轻视认知与智性生活，而极力主张实干。我倒很满足于认知，只要我能够认知的话。那是一种庄严的乐趣，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满足我的需要。获取点滴的知识就是耗费今生今世也值得。我总是听到阿德拉斯提亚的律法：“凡是获得了真理的灵魂直到下一次运行的开始，都可免受伤害。”
我看见他们依次走过，
我知道我在城市、在农场里与之交谈的世界并不是我所思想的那个世界。我注意到了这种区别，并且还要注意下去。总有一天我会认识到这种差异的价值与规律。然而我尚未发现很多东西是从千方百计企图实现思想世界的尝试中获得的。许多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用这种办法实验，结果反而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他们获得了民主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嘴角泛起白沫，他们既憎恨一切又否认一切。更为糟糕的是，我注意到在人类的历史上连一个成功的例子都没有——通过他们自己对成功的检验。我这样说是为了驳斥，或是作为对以下这个问题的回答：“为什么不去实现你的世界?”但我绝没有那种以微不足道的经验主义来预先判断规律的绝望情绪——因为没有成功就谈不上努力的正确。坚持，再坚持，我们最终会获得成功。我们一定要对时间因素的欺骗性保持怀疑的态度。吃饭、睡觉、赚钱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只留下很小的一部分供我们心存期望与洞悉，而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之光。我们整花园，进餐饭，同妻子商量家务，这些事情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在下一周就被忘得一干二净；然而在那每一个人都将回归的孤独寂寞之中，他心清智明，豁然开朗，这就是他进入新世界时会具备的情况。不要在乎嘲笑，不用担心失败，振作起来，苍老的心——它似乎在说——一切的正义总会胜利；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实现一种真正的传奇，而这种传奇将会把天赋转换为实际能力。
生活的主宰，生活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