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的是什么办法?”这是孔奇尼的妻子所问的关于她丈夫对待美第奇的玛丽的问题。回答是：“只不过是坚强的心灵对软弱的心灵的那种影响罢了。”难道戴着镣铐的恺撒就不能把镣铐脱掉，转戴到监狱看守希波或思拉索的手脚上?难道手铐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桎梏?假如几内亚海岸上的一个奴隶贩子应当把一群奴隶装上船，可是那艘船竟然把图森·路维杜尔那种类型的人装了上去，或者，让我们想象一下，他装上船的是一帮被镣铐束缚着、戴着这种黑色面具的华盛顿。当他们到达古巴时，船上人员的秩序是否还是一样?难道除了绳索镣铐之外什么都没有?难道没有敬爱之情?难道在一个可怜的奴隶贩子的心灵里永远没有一丝正义之光?难道这些人就不能打碎镣铐，不能逃跑，或者采用任何手法战胜一两英寸铁环的束缚?
这种长处如果出现在目的比较单一的行动中，就更加能够吸引人。它在人数最少的伙伴中或在个人关系中工作的劲头最足。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一种异乎寻常、无法估量的力量。过火的体力会被它搞瘫痪。高尚的天性通过某种催眠作用压倒低劣的天性。才能被禁锢起来，无计可施。也许这就是普遍规律。如果高不能使低就范，索性就把它搞麻木，就像人用魔法解除低等动物的抵抗那样。人们相互在对方身上施加一种类似的玄妙力量。一位真正的大师的影响往往使一切魔法故事显得逼真可信！一条统摄万物的河流似乎从他的眼睛里流进所有注视他的人的心田，一股强烈的悲光的激流像一条俄亥俄河或多瑙河一样，把他的思想渗透给万物，使一切事件染上他的思想色彩。
如同光和热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力，整个大自然都在与它合作。为什么有的人的风度我们能感觉到，有的人的风度则感觉不到，原因就像引力一样简单。真理就是存在的巅峰，正义就是把真理在具体事务上的运用。一切单独的自然现象，按照它们的成分的纯洁性排在一个系统里。纯洁的意志从它们自身流向别的自然现象，就像水从高处流进低处一样。
同样的动力也表现在贸易中。不仅战争、国家、文学中有天才，贸易中也有天才。为什么某个人幸运，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好讲。道理就在那人身上，任何人只能给你这样说。看见他，你就会很容易知道他成功的原因，就像看见了拿破仑，你就会很容易明白他的运气一样。在新事物中，我们通过别人的知觉认出了那老把戏，那种面对事实而不加以处理的习惯。你一看见那天生的商人，你就觉得大自然好像认可了贸易，因为他与其说像一个私人的代理人，还不如说是大自然的代理商或商业部长。他天生诚实，又有眼力，二者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社会组织，这就使他不屑于耍花招，而且把自己的信念传播给大家：契约不由私人解释。他的思想习惯就是天公地道的标准和大众利益的证明；他令人敬仰，谁都想跟他打交道，一方面是为了他所具有的文静的荣誉精神，另一方面是为了那横溢的才气所提供的精神享受。这种无限延伸的贸易，由于把南太平洋的海峡变成它的码头，把大西洋的海面变成它熟悉的港口，所有这些只集中在他的脑海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动摇他的地位。今天早上在他的客厅里，我清楚地看见他一直在苦干，眉头紧锁，脾气如旧，这是他想显得彬彬有礼的努力所摆脱不了的。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完成了多少坚定的行动；今天已经说了多少勇敢的“不”。要是别人，就会说出灾难性的“是”。我看见那种当一名世界原始法则的执行者和玩弄者的意识，具有艺术的尊严、高超的算术技巧和纵横捭阖的能力。他也相信没有人能够取代他，一个人必须天生就是从事贸易的料，否则他是学不会的。
这种自然力跟其他自然力一样，都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可以把一块石头向空中扔去，然而实际情况是所有的石头最终都要落下来；我们还可以举一些别的例子，如盗窃者逍遥法外，谎言有人相信之类，但正义必定胜利，真理的特权就是让人相信并服从它。性格就是通过一种个别的自然媒介所体现出的道德秩序。一个个体就是一个包围者。时间与空间，自由与必然，实际和思想，都不可能再自由放任。现在，宇宙就是一个无边的围场或围栏。人身上存在的一切莫不沾染他灵魂的色彩。不管他身上有什么品质，他都要灌输到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自然中去；他也不想把自己湮没在浩瀚无垠之中。然而，不管经过多曲折的路线，他的一切关注最后都回到他自己的利益。他激励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而且能看见的也都是他所激发起的东西。就像爱国者包围了他的祖国一样，他把世界包围起来当作他性格的一个物质基础，当作一个演出的剧院。一个健康的灵魂跟正义与真理步调统一，就像磁铁与磁极保持一致一样。这样，在一切观察家看来，他就是他们和太阳之间的一个透明物体，谁朝太阳走去，谁就必将向他走去。这样，对于一切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人来说，他就是他们最高影响和媒介。所以，有性格的人就是他们所属的社会良知。
然而为了讲得更为到家起见，我要说一个朴实的例子。我注意到在我们的政治选举中，这种因素如果出现，就只能以最粗劣的形式出现，只有这样我们就能充分理解它无与伦比的价值。人们知道，他们在自己的代表身上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才华，他们需要的是使他的才华得到信赖的那种力量。他们不能给国会送去一个博学敏锐、口若悬河的发言人就算大功告成，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人民还没有指定他去代表他们之前，他就被全能的上帝指派去代表一件事实——因为绝对相信他身上的那件事实——这样，那些最狂妄、最暴烈的人也知道这里有股厚颜和恐怖都攻不下来的抵抗力，也就是说，有一种对事实的信仰。那些在争论中战胜对方的人用不着询问他们的选民他们应当说些什么，而他们自己就成了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地区：地区的感情和见解在哪里都没有在他们身上表现得那么及时和真实，在哪里都没有那样纯洁，决不沾染别人灌输的私心杂念。选民在家里倾听他们的讲话，注视他们的面孔，在那里就像对着一面镜子修饰起自己的面容来。我们的公共集会是对这种雄伟的力量的最好检验。我们西部和南部的坦率的同胞最感兴趣的就是性格，他们想知道：新英格兰人是一种结实的人呢，还是一种不堪一击的人?
衡量这种力量的唯一自然标准就是环境的抵抗力。不纯洁的人把生命就看成反映在见解、事件和人物中的那个样子。行动完不成，他们是看不见的。然而行动的道德因素事先就在行动者身上存在，它的是非性质并不难预测。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双极的：有一个正极和一个负极，有男性和女性，有精神和事实，有南方和北方……精神为正，事件为负；意志是北极，行动是南极。可以把性格的天然位置看成北方，它具有这个体系的磁性流。软弱的灵魂则被吸向南极或负极。他们的眼睛紧盯着行动的利害。他们从来不顾原则，除非它已经被接纳在一个人身上。他们不知爱人，只希望被人爱。有一类性格喜欢听到他们的缺陷，另一类性格又不喜欢听到缺陷。他们崇拜事件；紧紧抓住一件事实，一个关联，一连串的情景，就再也不顾别的了。而英雄明白事件是附属物，必须听从他。一种既定的事件秩序无法使他得到想象中的那种满足；善的灵魂逃避任何一组事件，而成功却属于某个心灵，并愿意把那种就是它的天然成果的力量和胜利引进任何一种事件序列。任何事件的变化都不能补救性格的缺陷。我们扬言我们摆脱了许多迷信；然而，如果我们已经打碎了一些偶像，那只不过意味着偶像崇拜转移了而已。我们再宰公牛祭乔武、涅普顿，不再杀老鼠祭赫克忒；我不在复仇三女神、天主教的炼狱或者加尔文主义的最后审判日前发抖……如果我听到意见，或者我们所谓的舆论，或者面对攻击的威胁、谩骂、恶邻、贫困、残疾、革命或者谋杀的谣言而发抖，那我有什么长进呢?如果我发抖，我面对着什么发抖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特有的恶按照性别、年龄或人的气质表现出某种形式，如果我们会产生恐惧，它就随时会发现恐怖。贪婪或狠毒使我痛心，当我把它归咎于社会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我总是被我自己包围着。另一方面，正直是一种永久的胜利，庆祝它的不是欢呼，而是宁静，而宁静却是固定的或习惯性的欢乐。为了证实我们的真理和价值而投入事件的怀抱是可耻的。资本家并不是时时刻刻都跑到经纪人那里去把他的利益铸成流通的国币；他却满足于在市场行情报告中读到他的股票已经看涨。最好的事件以最好的秩序发生，这会使我喜不自胜，我了解我的地位时时刻刻都在改善，而且已经在支配我所希望的事件，所以我必须学会以更纯粹的方式来体味狂喜。那种狂喜只会被对一种事物秩序的先见之明制约，因为这种先见之明非常高明，可以使我们的一切成功都黯然失色。
我从书报上读到：那些听过查塔姆勋爵讲话的人感到他个人的魅力比他讲的任何东西还要优美。有人抱怨英国的那位才华横溢的法国革命历史学家，说他把关于米拉波的所有事实讲完了，可是这些事实并没有证实他对这位天才的评价言之有理。在普鲁塔克的英雄录中，有关格拉古兄弟、亚基斯、克里奥米尼等人的事实记载与他们的名声也不相称。菲利普·锡德尼爵士、埃塞克斯伯爵、沃尔特·罗利爵士都是名气很大，业绩甚少的人物。在关于华盛顿功绩的记述中，找不到一丁点他个人的力量。就席勒的著作而言，也有些名不符实。这些名声与作品或逸事不符的情况不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一句话就能理解清楚的。真实情况是这些人身上的某些品质产生了一种期望，胜过了他们的一切作为。他们绝大部分的力量都是潜在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性格”——一种保留的力量，直接靠风度起作用，而不靠什么手段。人们把它想象为一种无法证明的力量，一种“精灵”或“守护神”，人受它的冲动的指引，却无法传达它的计划。它是人的伙伴，所以那样的人往往落落寡欢，或者，即便他们碰巧生性合群，也并不需要交往，而只是自得其乐。最纯正的文学才华，在一个时期显得伟大，过一个时期又显得渺小，然而性格具有一种太阳那样无法减灭的伟大。别人的成就就是靠才华或口才取得的，而此人则靠某种魅力来完成。 “他一半力量都没有发挥出来。”他的胜利的取得靠的是显示优势而不是大动干戈。他之所以能征服，是因为他的到来就能使事态改观。 “‘伊俄勒啊！你怎么知道赫拉克勒斯是一个神?’伊俄勒答道：‘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满意，我看见忒修斯时，我希望我可以看见他进行了挑战，或者至少策马进行战车比赛；可是赫拉克勒斯并不是等着比赛；不管他是站，是走，是坐，还是干什么事情，他都能取胜。”人一般是事件的点缀，只有一半寄托在他所生活的世界上，而且还非常笨拙。所以在这些事例中，他似乎分享着事物的生命，是那些主宰潮汐、太阳、数和量的同一法则的不同表现。
性格所显露出的最好面目在我看来就是自给自足。我敬重有钱人；因此我认为他不会孤独，不会贫穷，不会背井离乡，不会郁郁寡欢，不会是一个求助者，而是一个赞助者，一个恩主和幸福的人。性格就是一切事物的中心，不可被置换或推翻。一个人应当给人一种持重感。社会是轻浮的，它把岁月撕成碎片，它把会话割裂成礼仪和消遣。然而，如果我去看一个有头脑的人，如果他给我一些小恩惠，小殷勤，我就认为自己遭到了怠慢，而宁肯他岿然不动地站在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让我领会领会，这是否仅仅是他的抗拒；我知道我已经遇到了一种新的积极的品质——对我们俩都是巨大的振奋。很有可能，他不接受因袭的见解和做法。那种不顺从将是一种刺激物和提醒者，所以每一个探询者首先都要处置他。不成为斗争的中心就没有真实或用途可言。我们的家里回响着欢笑和闲言，但它没有多大的用处。然而粗野的、无法利用的人也许会对社会造成问题，造成威胁，社会就不会悄悄放过，而是要么崇拜，要么憎恨——各个方面的人，既有舆论的领袖，又有无名、乖僻之辈，都觉得与他有关——他有帮助，他使美洲和欧洲备受责难，并且消灭了怀疑主义，因为它说， “人是一个玩偶，让我们吃喝玩乐，这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所用的办法是启发未经考验和鲜为人知的人。屈从现有的体制，讨得公众的欢心，这都表示信念不够坚定，头脑不够清楚，那种头脑必须看见一座房子建成，才能明白它的设计。聪明人不仅不考虑多数，而且也不考虑少数。源泉，源泉，自力活动的人，被同化的人，统帅，因为他被人统帅，自信的人，主要的人——他们都是好的；因为这些在宣布终极力量的即时存在。
把她的每个行动都要留下。
我们的行为应当严格地以我们的物质为基础。在大自然里，没有错误的估价。一磅水的重力在海洋的狂风暴雨中并不比在一个仲夏的池塘里大。万物完全按照它们的质，按照它们的量在发挥作用；不做力不胜任的事，只有人除外。人总是装腔作势，他总希望尝试力不从心的事情。我在一本英国人的回忆录中读到：“福克斯先生（后来的荷兰勋爵）说，他一定要有财政部，因为他已经为它服务够了，所以想要它。”色诺芬和他的“万人军”完全能胜任他们尝试的事业，所以完成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就不怀疑那是一件无与伦比的丰功伟绩。直到现在，它还是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高水准。自那以后，尝试者并不乏其人，但都心余力绌。任何行动的力量必须以现实为根据。任何一个建制不会比创建者更优越。我认识一个和蔼可亲、卓有成就的人，他着手搞一项实际改革，可是我从来没有发现他身上有他所尝试的爱的胆识。他靠道听途说和读书获得的领悟来进行这项改革。他的一切行动都是试探性的，是一座搬到田野里去的城市，而且仍然是城市，没有新的事实，所以激发不出热情来。如果此人身上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可怕的、未露的天才使他的举止不安而尴尬，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了。智能看见了邪恶和补救的办法，这还不够。我们仍然会延宕我们的存在，也不会占领我们应得的阵地，而它仅仅是一个思想，而不是一种激励我们的精神。我们还没有为它准备好。
如同永不悔改的大自然，
这些就是生命的性质，另一个特点就是不断生长的公告。人们应当聪明认真，他们也必须使我们感到：他们前面有一个有控制作用的幸福的未来，它把一种灿烂的光辉照到目前的时刻上。英雄总遭到误解和歪曲，所以他无法等着弄清任何人的错误，他又继续上路，给他的领域增加新的力量和光荣，对你的心提出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使你破产，如果你在旧事物中流连忘返，没有增加你的财富跟他保持关系的话。新的行动仅仅是旧行动的辩解，这是高尚的人唯一能够提供和接受的。如果你的朋友使你不快，你不能坐下来考虑这件事，因为他已经把经过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已经倍增了他的力量为你服务，还没等你再站起来，就会给你无限的幸福。
事实自会替自己说话；
我们并不喜欢考虑一种仅仅由它的成果所衡量的仁慈。爱是无穷无尽的，如果它的庄园废了，它的粮仓空了，它仍然使你欣喜、富足。而人虽然在睡觉，他似乎还在净化空气，他的房屋似乎在美化风景，强化法则。人们总是承认这种区别。我们知道谁是慈善的，不是看他给救济团体捐赠的数量，而是另有识别的办法。可以列举的只不过是一些低级的功绩。当你的朋友们给你说你把什么事干得挺好，把话讲透，你就害怕；可是当他们站着，流露出游移不定的胆怯目光，半尊敬，半厌恶，而且一定要把他们的看法保留多年再说，你也许抱有希望。对那些立足于现在的人来说，那些立足于未来的人总是显得自私。因此，那就是好心人里默尔笔下的小丑。里默尔写了回忆歌德的文章，罗列了一张关于歌德的捐赠和善行的清单：多少塔勒给了施蒂林，多少给了黑格尔，多少给了蒂施拜因，给福斯教授找了一个肥缺，给赫德尔在大公爵手下谋了一个职位，给迈尔谋求到一笔年金，把两位教授推荐给外国的大学，等等，最长的救济金明细单看上去也非常简短。如果要把人这样衡量，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动物。因为凡此种种都是例外；而一个好人的规矩和现世生活就是善行。歌德的真正慈善举动可以从他给爱克曼博士描述的花钱的方式中推断出来。 “我的每一句妙语都值一袋黄金。我自己的金钱，我继承的财产，我的薪金，我50年写作的大笔收入，50万都花在教给我现在我所掌握的知识上了。我还看到……”云云。
他不懊悔也不夸赞，
我承认去罗列这种简单而迅速的力量的特点只不过是扯淡，就等于我们在用炭笔画闪电，然而在这些漫长的夜晚和假期，我喜欢这样聊以自慰。除了这种力量本身，什么也不能模仿它。一句出自内心的热情的话使我富有。我一受指点就顺从了。在这种生命之火之前，文学天才多么冰冷啊！这些就是那振奋我沉重的灵魂的接触，它们还把能刺穿天性的黑暗的眼睛赋予我的灵魂。我发现，我在哪里认为自己贫困，我在那里就最富有。从而就有一种新的智力昂扬，再次遭到某种新展示的性格的责难。吸引和排斥的奇怪交替！性格摒弃智力，却又激发它；性格进入思想，就这样被表现出来，然后又在道德价值的新奇的闪光前自惭形秽。
他手里干过的工作，
性格是最高形式的自然。模仿它或抵抗它都是徒然。对这种力量的少许抵抗、坚持、创造都是可能的，因为它将会挫败全盘的模仿。
使一切功绩都黯然无光。
这种杰作只有在大自然插手的地方最为出色。当心，注定有大作为的人将会在阴暗处滑进生命，没有千眼的雅典注视并炫耀青年天才的每一种新思想、每一种令人脸红的感情。最近有两个人——至高无上的上帝的两个孩子——给了我思考的机会。当我探索他们神性的来源和对于想象的魅力时，仿佛每一个都在回答：“由于我不顺从，我从来没有倾听过你们这些人的法则，或者他们称之为他们的信条的东西来浪费我的时间。我满足于我自己的法则的简陋贫困，因此也满足于这种甜蜜，我的工作从来没有使你想到那种情况——与那种情况无缘。”大自然在那样的人身上替我大肆宣扬：在民主的美国，她不会被民主化。与市场和丑闻彻底隔绝！正是今天早晨，我才把这些林神的一些野花送走。它们是对文学的一种调剂——这些都是从思想感情的源泉吹来的一股股清风，就像我们在一个讲究优雅和批评的时代读了一个民族最初的几行散文和诗歌一样。他们对他们心爱的作品是多么入迷，不管是埃斯库罗斯、但丁、莎士比亚，还是司各特，就好像感到他们和那本书利害攸关似的，谁触动了那本书，就等于触动了他们——尤其触动了批评家的完全孤独，那个他写作所依赖的思想来源帕特莫斯岛——因为他没有意识到竟然有人会读这种作品。但愿他们像天使一样能继续做梦，不会醒来比较，受到恭维！然而有些天性十分健全，是不会被捧杀的，哪里思想的血脉伸入深沉的地方，哪里虚荣就不会造成危险。严肃的朋友将会警告他们：有被大吹大擂冲昏头脑的危险，然而他们只是付之一笑。我还记得一位雄辩的卫理公会教徒对一位神学博士好心的规劝表示愤怒——“我的朋友，一个人不能受赞扬，也不能遭侮辱。”然而原谅这些忠告吧；它们都是天经地义的。我记得某些有头脑的外国宗教界人士来到美国时我想到的就是：你们被带到这里来是否上了当?——或者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回答我这样一个问题：“你会上当吗?”
他的行为赢得了无限敬仰，
如我所说，大自然亲手掌握着这些主权，不管我们的布道和戒律怎样冒失地分配荣誉，怎样宣讲法律在塑造公民，大自然仍然我行我素，使最有智慧的人蒙受冤屈。她非常蔑视信条和先知，就像一个还可以生育很多子女，而在哪一个身上都没有过多的时间好花的人。有一类人，其中的个人每隔很长时间才会出现，他们具有突出的洞见和美德，被人们一致奉若神明，他们似乎积累了我们所看重的那种力量。神圣的人物就是天生的性格，或者借用拿破仑的一句话来说，他们是有组织的胜利。人们通常对他们怀有恶意，因为他们新奇，因为他们限制了对前一个神圣之人的人格所做的夸张。大自然从来不使她的孩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从来不把两个人创造得一模一样。我们看见一个伟人时，我们便想着他与某个历史人物相似，还预言他的性格和命运的结局，他肯定会使这种结果落空的。除了按照自己前所未有的高明方式，如果根据我们大家的偏见，谁也不会解决自己的性格问题。性格需要空间，不可遭受人们拥挤，也不可根据从繁忙的事务或几个场合获得的咫闻管见来判断。就像一座大建筑物，它需要远景。它也许不会很快地建立关系；我们也不应当要求它的行动对大众道德标准或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做出草率的解释。
又带回黄金时代的盛景；
我把雕刻看作历史。我并不认为阿波罗和乔武不可能有血有肉。艺术家用石头所记载的每一个特点，他在生活中早就看见了，而且比他模仿的还要好。我们虽然见到了许多假冒，但我们天生就相信伟人。我们多么容易地在古书上读到了创始人的最渺小的行动，因为那时候人还不多。我们需要一个人在风景中显得高大如柱，这样就值得把下述情况记载下来，他站起来，准备行动，并即将获得成功。最可信的图画画的就是威严的人们能先声夺人，使人立即心悦诚服；就像被派去检验塞尔图什特或琐罗亚斯德的能耐的东方魔法家所遇到的情况那样。波斯人告诉我们，当那位尤那尼圣人到达巴尔赫时，古什塔斯普指定某一天，每个国家的头目都集合起来，他们对这位尤那尼的圣人专门摆了一把金椅子。后来亚兹丹所敬爱的人先知塞尔图什特走进了会场，那位尤那尼圣人一看见那位头目，就说道：“这种样子，这种气派不会有假，从那里只能产生真理，不会产生别的。”柏拉图说：“不可能不相信诸神的子孙，尽管他们说起话来没有可能性很大的或者必不可少的论据。”如果我不相信历史上最好的事情，我就会觉得自己跟同事们格格不入。弥尔顿说：“约翰·布拉德肖俨然是个执政官，束棒不会随着岁月从他手中离开；因此不仅在法庭上，而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你都会认为他在审判国王。”我发现：一个人像中国人说的那样，知天，比那么多人了解世事更为可靠，因为那是先知先觉。 “君子……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然而没有必要寻找远古的例子。谁的经验如果没有教会自己像明白化学的实在和力量那样明白魔法的实在和力量，谁的观察能力就非常迟钝。就连最冷静的墨守成规的人一出门也不会不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影响。一个人死死地盯着他，记忆的坟墓把它们的死者交出来；那无论保护还是泄露都使他处境可悲的秘密一定要泄露出来—还有另一个人，他又无法说话，他身上的骨头似乎丧失了它们的软骨；来了一位朋友，就给他增添了优雅、大胆和辩才；还有一些人他别无选择，只有牢记心头，因为他们给他的思想一种超验的扩张，在他的胸臆里点燃了另一个生命。
他说话言辞比细雨还轻盈，
当这些严格的和睦关系从这种深根里长出来时，还有什么有它们那样美好呢?怀疑主义者怀疑人的力量和内涵，对这种人的充分回答就在跟人的快乐交流的可能性里，因为这种可能性造就了一切有理性的人的信仰和实践。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生命必须提供的东西能像深刻美好的理解那么令人满意，经过多次的互相关照，这种理解就能够在两个高尚的人中间存在下来，他们俩既相信自己，又相信朋友。那是一种幸福，它把别的一切满足都置于次要地位，使政治、商业、教会都贬值。因为如果人们将要像他们应当相会的那样相遇，每个人都是一个恩主，一窝明星，有思想，有行动，有才华，那就应当是万物所宣告的大自然的节日了。异性之爱则是那种友谊的首要象征，就像别的一切都是爱的象征一样。我们还一度把这些与人中翘楚的关系看成青年的传奇，而在性格的进步中，它们却变成了最实在的欢乐。
呼应着他崇高的磨难。
要是有可能跟人们在正当的关系中生活那该多好！——要是我们能避免向他们要任何东西，不要求他们赞扬、帮助、怜悯，而满足于迫使他们享受最古老的法则的好处，那该多好啊！难道我们不能按照不成文法对待几个人——对待一个人，并实验一下这些法律的功效?难道我们不能向我们的朋友表示真诚、沉默、克制的赞扬?难道我们要如此迫不及待地追求他?如果我们有缘，我们必然能够相会。古代的传说就说，变形不会把一个神瞒过一个神；希腊人有这么一句诗：
时间总是默默无言，
诸神不会不相知。朋友也遵循神圣的必然规律；他们彼此吸引，而不是相反——
显得更加深沉，更加古老，
如果他们互相回避，那就彼此最为欢喜。他们的关系不是生造的，而是被允许的。诸神必须不用管家而亲自坐在我们的奥林帕斯山上，而且尽可能按神圣的资历排好座次。如果要劳力费神，如果朋友们要走一英里路才得相见，社会就完蛋了。如果它不是社会，那就成了一种有害的、下流的、堕落的喧闹了，尽管是由精英们构成的。每一个人的伟大发挥不出来，每一种缺陷却在煞费苦心地活动，仿佛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居然相会去交换鼻烟盒似的。
他的目光紧盯着茫茫的银河，
生活行事草率。我们在追逐某些飘忽的计划，或者某种恐惧或命令在后面追逐我们。然而，如果我们突然遇见一位朋友，我们便停下来；我们心急火燎，行色匆匆，看上去十分愚蠢；现在需要的就是停顿和镇静，还有用心智壮大时机的力量。在一切的高尚关系中时机就是一切。
星星升起来，他的信念升得更加早。
一个神圣的人就是思想的预言；一个朋友就是感情的希望。我们的真福等待着二者在一个人身上实现。时代开放了这种道德力量。一切力量都是那种力量的影子或象征。诗歌欢乐而有力，因为它从那里汲取了它的灵感。人们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世界上，因为他们充满了这种力量。历史一直是卑鄙的；我们的国家都是乌合之众；我们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那种神圣的形体我们还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只不过是对那种形体的梦想和预言；我们不知道属于他的那种威严的仪态，它使观望者欣慰。总有一天，我们将会看到最大的隐私就是最公开的力量，质要偿还量，性格的光辉在黑暗中行动，救助那些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的人。已经出现的一切伟大，是对朝这个方向走的我们的开端和鼓励。世界已经写下来、然后顶礼膜拜的那些神和圣徒的历史，就是性格的文献。各个时代为这样一个青年的态度而欣喜：他把什么都不归咎于命运，他被绞死在他的祖国的刑场上，他借助自己纯洁的天性把一种史诗般的光辉照耀在他的死亡的事实周围，对于人类的眼睛来说，这种光辉已经把每一个细节都改变成一种普遍的象征。这种巨大的失败是迄今为止我们最重大的事实。然而思想需要一种对于感官的胜利，一种将会转变法官、陪审团、士兵和国王的性格力量，它将会主宰动物和矿物的效能，它将汇入体液、河流、风、星辰和道德力量的流程。
太阳可以落，他的希望永不落；
如果我们不能一下子达到这样的显赫，至少让我们向它表示敬意。在社会上，重大的优点是作为缺陷赋予占有者的。这就需要我们个人评估时更加谨慎从事。我的朋友们如果不能了解一种优秀的性格，没有对它表示感激，殷勤接待，我是不能原谅的。到了最后，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来了，从那遥远的天国射出快乐的光辉，照耀在我们身上，到那时，粗俗、挑剔、用市井小人的无聊和怀疑对待那样一位贵宾，就表明了好像要把天国拒之门外的庸俗。当灵魂不再有自知之明，也不知道它的忠诚、它的宗教在哪里适当时，这就是混乱，这就是地道的癫狂。在存在的浩瀚的沙漠里，我们所珍视的圣洁的感情已经开成了一朵花，而且就是为我而开的，除了知道这一点，还有什么宗教吗?要是没有人看见这朵花，我却看见了它；哪怕只有我一个人，我仍意识到这种事实的伟大。当花儿开放时，我就要守我的安息日或圣时，暂停我的忧郁、我的愚蠢和玩笑。这位贵客临门，天性得到尽情的流露。有许多眼睛能察觉并尊重那种谨慎的、家常的美德；有许多眼睛能在他星光灿烂的轨道上发现天才，不过群氓是办不到的；爱是忍受一切、回避一切、激发一切的，它对自己发誓：宁肯在这个世界上当一名可怜虫和一个傻瓜，也不愿以任何屈从玷污自己洁白的双手，当这种爱来到我们的街头和住宅时——只有纯洁和有抱负的人才能认出它的面庞，他们向它表示的唯一的赞赏就是占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