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留下陪伴病人，我跑去找汽车，半小时之后，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已经被送走了。在把他抬下楼梯的时候，他开始呻吟了，但当他看到孩子们睁大了的惊恐的眼睛，就马上沉默了。
一小时以后，卓娅领着大夫回来了。他诊视了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之后，简短地说：“肠扭转。马上送到医院去。需要动手术。”
手术做得很顺利，但是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的病情并没有开始减轻。每次我走进病房的时候，我最害怕的是看到他的冷淡的面孔：我太习惯了丈夫喜欢与人谈笑，轻松愉快的性格，可是现在他一声不响地躺着，只是偶尔抬起虚弱枯瘦的手，默默地放在我的手上，无力地握握我的手指头。
“就让她去吧！她是个机灵的孩子……能找到……”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小声地说完就把脸转向墙壁去了，为的是不让家人看见由于痛苦而变得灰暗的脸。
3月5日我照常地探望他去了。
“不，我去，我去……我知道他住在哪里！让我去吧！”卓娅没等回答，就已经跑到楼梯下面去了。
在前厅，一个相识的卫生员有点异常地看了我一眼，对我说：“请您等一等，护士马上就出来，或者是大夫。”
“不行……太远了……”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很勉强地说。
“我是来看病人科斯莫杰米扬斯基的，”我以为他没有认出我来，提醒他说，“我有探视通行证的。”
卓娅忽然说：“我请大夫去。”我还没有来得及表示反对，她已经穿上了大衣，戴上帽子。
“一会儿，一会儿护士就出来，请您等一会儿。”他重复说。
第二天，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的病状更严重了。肋下剧烈疼痛，开始发高烧。他向来是很能控制自己的，他没有诉说痛苦，没有呻吟，只是紧紧地咬着嘴唇。必须去请医生，但把丈夫一个人留在家里我不放心。我去敲邻居的门，没人应答，一定是出去散步去了：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慌张失措地回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一分钟后护士匆忙地走出来了。
“我们不去了！”舒拉响应道。
“您请坐一会儿。”她躲避着我的目光说道。
“没有你我们不去。”卓娅坚决地回答说。
我立刻就明白了。
“你们只好自己去看马戏了，我不能跟你们去了。”他勉强微笑着说。
“他……死啦？”我说出了这句不可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我不能说这已经使我放心了：我看见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的脸色很苍白，而且不知怎么马上变得很憔悴，好像他已经害了很长时间的病，还病得很重。卓娅和舒拉坐在床边，惊慌地看着父亲。
护士默默地点了点头。
“你不要担心，很快就没事的。只不过是觉得有点儿不舒服。”
失去亲人，即使他患病已久，并且事先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失去他已不可避免，一旦失去了，也是沉重、悲痛的。而像这样猝不及防、残酷无情的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事了。一个从儿童时代起就从来没得过什么病的人，一星期以前还是精力充沛、活泼、快乐的，现在竟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成了叫不应的、冷漠的、躺在棺木里的人了。
“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为什么躺着呢？”我惊恐地问道。
孩子们一步也不离开我：卓娅握着一只手，舒拉握着另一只手。
整整一个星期的谈话都离不开马戏团这个话题。但是星期六我从学校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看见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已经回家，而且躺在床上，我感到很奇怪。
“妈妈，你别哭！妈妈，你别哭！”卓娅用无泪的发红了的双眼看着父亲僵硬了的脸，重复地说。
孩子们急不可耐地盼望着星期天的到来，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法加速它的到来。他们幻想着看见那经过训练的狗怎样会从一数到十，看见那长着细腿，扬起脖子，披着灿烂的银甲的快马怎样绕着圈子跑，看见驯服了的海豹怎样从一个木桶跳到另一个木桶上，用鼻子接住训练员投给它的皮球……
在一个寒冷阴暗的日子里，我们三人站在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等着我的哥哥和姐姐：他们要来参加葬礼。我们站在一棵凋零得像冬天一样的光秃的大树下，刺骨的寒风阵阵地吹着我们，我们感觉到自己成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人了。
有一次在2月底，我们弄到了看马戏的门票，我们并不经常带孩子们到电影院或马戏团去，所以每一次这样的场合，在孩子们眼中真像过节一样。
我记不清我的亲戚是怎样到来的，也记不清我们是怎样度过了这冰冷的、凄惨的、难熬的一天的。只是模糊地记得怎样走到墓地，然后卓娅突然绝望地失声痛哭，后来就是土落在棺木盖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