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底，红十字会曾经把我派往列宁格勒工作。
那时候，到处都是孤儿，到处都有许多迫切需要做的工作。我到过唐波夫、梁赞、库尔斯克、伊凡诺夫，走访过白俄罗斯、乌克兰，也去过阿尔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我看到孩子们多么需要有一个新的家，或一间良好的保育院，所到之处，在人们迎接我的眼睛里，无不充满了信任和温暖。我只有不停地学习，向周围的人们学习，使自己更加勇敢和坚毅起来。
在从前安置一尊雕塑的脚台上，现在放着我种植鲜花的木箱，以避免不习惯空当的人看着不快的欠缺。还记得那尊雕塑由青铜铸造的，造型为克洛德骏马正咆哮着从一名青年骑手手中挣脱。战争的痕迹尚未褪去，墙上残存着警告人们的字样：“炮轰时这里较危险。”但是列宁格勒人在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援助下，早已开始了医治战争创伤的工作：修楼房、安玻璃、填弹坑、铺柏油路。
是的，孩子们非常需要鞋袜、衣物、食品，尤其需要爱心、温暖和关切。于是，保育院在城市、在工厂、在农场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了。设施完备、供应充分的保育院越多越好！富有责任感和爱心的保育员越多越好！关怀牺牲在战场上或无辜地死于战争的人们的遗孤是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的职责，大家都愿意为他们做点什么。我毫不犹豫地投入了这一工作，我深感这个工作意义的重大。
我和一位并不年轻的妇女同行，她是“电力”工厂的锻接工。她给我讲述她的故事：封锁时期形势十分严峻。她和她的丈夫日夜工作在邻接的两台车床前。那时，他们早已精疲力竭了，仅仅是在用不屈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工作着，克服那难耐的疲惫。她偶一回眸看她丈夫时，见他已气绝倒地。她镇定地走过去，站了一会儿，又继续去做自己的工作。她不停地工作着，她知道丈夫就在她身边，他是坚持到最后一息才挨着车床倒下去的。不能停止工作，停止工作就意味着对敌人让步，可她是决不愿让步的。
环视一下周围，有许多工作正等待着我们去做呢。万恶的战争使无数儿童失去了家园，失去了父母，失去了生存的保障。在我国几乎已被人们遗忘的“孤儿”这个名词，现在又残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怎样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双亲的孩子们感到他们不是孤儿，怎样为他们重新找回父母的关爱和家庭的温馨，他们多么需要人们伸出一双双爱抚的手，献出一颗颗挚爱的心！于是，我开始工作了。
在列宁格勒，人们传说着一位建筑设计工程师的动人故事：还在被封锁的最困难的日子里，他就设计了为迎接战争胜利的凯旋门。我也曾听到许多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被夺去儿女的母亲们的事迹，这些英雄的母亲们曾从饥饿的死亡线上，耗尽一切力量拯救了别人的孩子。所有这些，都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我曾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我有什么权利任意悲伤下去？在这场空前浩劫的战争中，许多人都承受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和我一样，他们的痛苦和损失，也都无比惨重，而他们竟如此顽强地在生活着、工作着，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下去，努力地工作呢！”
我深知，处在极度痛苦之中的人，能救助他的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让他感觉到人们是多么需要他，知道自己的生存对社会十分有益。当无法承受的灾难降临到我头上的时候，人们纷纷向我伸出了援助的手，他们使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需要我的不只是舒拉一人，还有许多许多的人。舒拉走后，人们没让我孤独一人生活。尽管这件事使我有些为难，但他们也救了我：使我成为人们所需要的人。
还有一件事令我骄傲和自豪，这就是卓娅的名字日益为人们所敬仰。她的英名和事迹鼓舞了无数的人们，包括她和我周围的人奔赴战场，或走进工厂，开往农场。她的事迹传到克拉斯诺顿之后，那里的少年奥列格·柯歇伏依和他的朋友们就将她的壮烈故事搬上了舞台。和卓娅一样，同在伟大而亲切的苏维埃祖国怀抱中长大的青年们、少年们、儿童们，有如同胞的兄弟姐妹，都在向她学习，向她看齐。
在那些难忘的日子里，人们纷纷用书信，寄来了他们的同情，他们衷心关怀的热情时刻温暖着我的心。还有许多人到我家里来邀请我：“您一定要到我们工厂来。您应该多和我们共青团员们交谈。”我非常感谢所有这些关心我、爱护我、支持我的人们。
我明显地感到，卓娅仍然生动地活在人们的记忆里，活在人们的心目中。她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亲生骨肉，她永远是人民心中一位活着的、英勇不屈的女儿。同时她也给予了我生活下去的坚定信念。
舒拉一走，家中又只剩我自己了。但我不再像过去那样，觉得日子难挨，充满孤独感。因为我投入了工作，工作帮了我的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