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车间跟冰窖一样！手和铁粘在一起，多么冷呀！”台下有人高声喊道。
讲话的是一位青年，还是个半大孩子，他很气愤、很激动地说：工厂已经有2个月未完成计划了。随后一位年龄稍大些的青年说，车间里的熟练工人一天比一天减少。现在的希望全部都寄托在学徒们身上了。
我的向导突然站起身来冲他喊道：“你真不害羞！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我们来到工厂俱乐部的时候，第一个映入我眼帘的是主席台后边墙上高高挂着卓娅的照片。她正注视着我。大会已经进行了。我在旁边不声不响地坐下来听他们讲话。
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站起来，并请求许可我讲话。我登上讲坛的时候，照片上卓娅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我，我面对听众后，卓娅的像就转到我背后，稍微旁侧，她好像在我肩后看着我。我没有讲关于卓娅的故事。
军需工厂设在莫斯科郊区。第二天的傍晚我来到这里，四周的许多建筑大部分遭到袭击。向导似乎明白我心中的疑问就简单地解答道：“落下一枚炸弹。这儿着了火。”
我心中充满痛楚地说：“你们的父母，你们的兄弟姐妹在前线上每天，每小时，都在牺牲自己的生命，列宁格勒忍受着饥饿寒冷……每一分钟都有我们的同志在敌人的炮弹下死去……”
我对她说：“我一定参加你们的团员大会，但是我不能讲话。”
我不记得当时我所说的话。但我知道我说的正是他们需要的话。从一双双注视我的年轻的充满信心的眼睛中可以证实。
她睫毛下的眼睛羞涩地看着我说：“我是军需工厂的工人，我……我们青年团员们……我们全体请求您！请您参加我们的团员大会……并且给我们讲话。我们请求您，我们理解这对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是我们……”
第一个在台上讲话的工人简单、坚定地回答我说：“我们一定要更努力加紧工作。”
有一天，我在家里看信，门外传来轻轻地好似害怕的敲门声，随着就走进来一位陌生的姑娘。她较高的个子，齐耳的短发，微黑稍瘦的脸上，两只蓝色的大眼睛。她害羞地站在我面前，手很不自然地揉搓着头巾。看到她我又想起卓娅。
“我们这一小组改叫卓娅组。”另一个工人抢着说。
无论什么药也医治不了我和舒拉的伤痛，我们所受的打击太重了。可是，每封洋溢着热情和关心我们的信却让我们感受到失去亲人后的温暖和爱。在我们的灾难里有那么多人用自己亲切的语言来温暖、安慰我们，减轻我们失去卓娅的痛苦，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宝贵，更能让我们感动和受到鼓励的话语。我们真的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句来表示感谢。
一个月以后，我接到军需工厂打来的电话。电话里说：“柳鲍娃·奇莫菲耶夫娜，现在我们已经超额完成计划了。”
从此以后，我每天都收到邮局送来的全国各地的许多来信。人们从各条战线，从全国的四面八方向我和舒拉送来了温暖和友谊，那么多颗善良的心都安慰着，鼓励着我们。我收到在战斗中失去了自己儿女的父母，被法西斯杀害了父母的孩子和现在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搏的人们写给我的信。成人，孩子，他们都想为我分担一部分痛苦和悲哀。
这时我才真正了解：我不能降服，不能倒下，不能死，我没有权利绝望。如果让痛苦征服自己，那就是对卓娅精神的辱没。我要坚强地活下去，要为自己的人民，为将来的幸福奋斗下去。
这些信是不相识的黑海舰队的战士们写来的。他们为了减轻我失去亲人的痛苦，称呼卓娅为妹妹，并且发誓为卓娅报仇。
要我对众多的群众讲话，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可是这样的请求逐渐频繁起来。当他们请我去的时候，我又不能拒绝，而且不敢拒绝，因为我清楚：只要我的话能传达到人们心里，能传达到青年们的内心深处，只要对人们有帮助，只要我在跟凶恶的敌人作伟大的斗争里能贡献自己不大的力量，那么，我就会全力以赴。
有一天我打开信箱取报，有几封信飘落在我的脚上，我捡起来打开最上面的一封。这封信没邮票，在折叠的地方有一个稍微磨损了的前线三角印记号，信的开头是这样称呼：“亲爱的妈妈……”我看完时已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