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他读着克拉姆斯基书信的时候说：
“妈妈，你睡了吗？这一段写的多好哇。妈妈，你听着……”他总把他特别欣赏的那一段朗读给我听。
“妈妈，你看，这些话多么好：‘美术家的最宝贵的品质是心。’是的，我也是这样理解：艺术家不但要会看而且还需要理解和感觉……”他突然兴奋地喊道：“唉，妈妈！战争结束以后我不知道要学习什么呀！……”
他于是又继续专心读书。但是隔一会儿他没有忘了招呼我：
有一天晚上，舒拉问我：“妈妈，你没睡吗？好像有音乐播送。我可以打开广播吗？”
“哦，舒拉……”
室内响起了卓娅最喜欢听的，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乐中的华尔兹片段。
“妈妈！”
这件事也不例外地使我伤心。同样的音乐常使我想起一桩桩伤心的往事来。我们不敢大声悲叹，默默地欣赏着，我们害怕空袭警报打断音乐，使我们不能听完……
学校又恢复上课了，舒拉继续回到学校。放学后，他总是以最快的速度立即赶回家。如没有空袭警报，他就在家里看书。他在看书时也没有忘了我。有时候他很小声地招呼：
终曲奏完，舒拉很自信地对我说：
夜里，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便立即感觉到。便会悄声进入我的房间，默默地坐在我的床边，轻抚着我的双手。他离开后，我觉得舒拉长大了，成了家长了。我不由地产生了一种无依靠，被抛弃的感觉。
“等胜利的那天，我一定要奏第五交响乐的终曲庆祝胜利。你说呢？妈妈。”
“好妈妈，你怎么啦？我求求你不要这样。你要珍惜身体，你不要这样……”
日子过得很快。德寇大势已去，便作垂死挣扎。德国匪徒已被我军打出了莫斯科，可是他们还在拼死抵抗。他们占据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占据了白俄罗斯，包围了列宁格勒，继而向斯大林格勒进攻。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的一切毁灭或烧尽。他们残酷地折磨我们的人，拷打、火烧、吊绞。我们在过去所了解的凶暴残忍的兽行，和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亲眼所看到的比较起来就不值一提了。我们的心和手被报纸烤得焦痛，广播中播出的消息常常让人们惊得瞠目结舌。
现在我最大的精神支柱就是舒拉，他健康地活着。他在过去为了表示他的阳刚之气，对温情很是反感。现在他却非常注意怎么对我温柔，他尽可能多地抽时间陪伴我。而且用他从5岁以后再没叫过的“好妈妈”三个字来称呼我。我因太思念卓娅开始吸烟，他马上注意到了：看到我吸烟，他就站得远远的落泪，我找烟，他就走近我，正视着我的脸说：
舒拉每次听到苏联情报局报道有关德寇暴行消息的时候，就会紧锁眉头，咬牙切齿，紧握双拳在屋里来回踱着。这时，他的伙伴：瘦高的瓦洛嘉·尤里耶夫（这是卓娅在四年级时的任课教师丽基亚·尼柯莱夫娜的儿子），尤拉·布娄多，沃洛嘉·奇托夫和一个姓聂杰里柯的男孩，开始到我家找舒拉。以后他们常常来，但是每次我一回家，他们都不说话，匆忙地走了。
舒拉看完信低声地说：“可怜的老人啊……”
“我一回家为什么孩子们都要走呢？”
卓娅的不幸对她的外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收到父亲从白杨村邮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非常悲哀地写道：“这是为什么？我不了解。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一个老头子都活着，但她就没了……”伤痛和悲愤的字里行间含着多少对战争的不平，和对没有一点人性的法西斯匪徒的罪恶的憎恨和咒骂。信上有些字因泪痕浸湿而无法辨认。
舒拉含糊着说：“他们不想打扰你。”
苦难的日子开始降临在我和舒拉两人的头上。我们不再等待了，我们知道等待是无用的。以前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阳光和信心的——我们渴望团圆，深信我们能再看见和拥抱我们的卓娅。我每次路过信箱的时候，心中总是抱着一丝希望走近它：或许我能从信箱中得到关于卓娅的任何消息。现在我们从信箱跟前来去路过再也不看它一眼了，因为我们明白，在那里我们收不到卓娅的任何信件，没有什么快乐带给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