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母见到了孩子们，乐不可支地说：“看他们长得这么大呀！你们这些西伯利亚人，还记得我吗？”
又见到了熟悉的、宽阔的道路，黑白的田野，村边的沟壑，菜园子里孤零零的白柳，父亲屋旁繁茂的丁香，树干上有洞的老桦树和挺拔的白杨树。这一切对我是这么亲近，这么难忘。这使我想到，在孩子们的生活中一年的时间占有多大的分量：我们的老房子，窗前的草坪，小溪和乡亲们，他们几乎淡忘了，一切都要重新认识。
“记得。”他们嘴上这么回答着，却怯生生地向我身边靠得更紧。
我们也很想念故乡和亲人。学年一结束，我们就离开了西伯利亚。我们决定暂时把孩子们送回白杨村外祖父和外祖母那里去。
舒拉很快地熟悉了环境：我们到达之后没多久，他就在街上和过去的小朋友们一起跑着叫着，玩得很熟了。而卓娅却在很长时间以后还觉得生疏，不管在哪里总也离不开我。
大地重又披上绿装，草地上开满了鲜艳的野花。5月份，我接到娥丽嘉姐姐和谢尔盖哥哥发自莫斯科的一封来信。他们在信里写着：“你们到莫斯科来吧，先和我们暂时住在一起，以后再找工作和住房。我们很想念你们，很想和你们见面。我们一定要让你们到这里来。”
秋天，当我和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要到莫斯科去的时候，她发慌地问我们：“不带我们去吗？”这句话包含着惊恐、忧虑、责备。这第一次离别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很痛苦。但是在我们还没找到工作和住房之前，我们不敢贸然把孩子们带到莫斯科去。万不得已我们只好分别了。
又过去了一年。春天里并未发生水灾，孩子们知道了他们不用逃往山上的时候，感到十分失望。他们心中曾非常希望洪水把什么都冲毁了，淹没了，他们就能驾着一叶小舟，或徒步跑到山上去，到处漫游，期望经历各种奇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