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儿？”她问，“这个牧场？”
于是她服从了。里卡多向她伸出手去，才发现她的两手都被孩子占了。他便将手放在她的背后（伊莱恩感到自己的衬衫被汗水打湿了），引着她沿着小径走到栅栏的尽头，那里是一处木质的构架——一个细木条拼成的方形板子充作的大门。里卡多费劲地将木板抬起，把门打开了。“进来吧。”他对她说。
“这不是牧场，这是一个家。我们的家。只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建造它。”
“我们别再耽搁了，”他说，“下来吧，拜托了。”
“我不明白。”
“我想尿尿。”
“它有六公顷，一直通到河边。我付了一半的钱，另一半会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付完。只要你想好我们就马上可以动手了。”
“下来一会儿。”
“想好什么？”
“怎么回事？我们在哪儿，里卡多？我得回家去，我口渴了，孩子也是。”
“想好你希望咱们的家是什么样的。”
车子下行至马格达莱纳河谷，热浪汹涌而至，里卡多打开了两侧的车窗，谈话无法继续进行，于是他们便一语不发，径直朝着拉多拉达而去。道路两旁现出了平原，岩石的形状犹如躺卧的河马，奶牛吃着草，秃鹫在空中描画着圆圈，它们正看着什么，听着什么，那是伊莱恩看不见也听不到的。她察觉一颗汗珠从腋下滚落，继而消失在自己依然粗壮的腰肢，紧接着又是另外一颗；玛雅也开始出汗了，于是她为她解开毯子，用一根手指抚摸她壮健的大腿，在那苍白的肌肉的褶皱间摩挲。某个瞬间她凝神注视起孩子那灰色的眼睛，它们并没有回望着她，抑或说，它们看任何东西都带了一种惊慌失措般的漫不经心。重又抬起视线时，她的眼前现出了一片陌生的景致。是不小心错过了村子的入口吗？还是里卡多回家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办？于是她在后面叫他：“我们在哪儿，出什么事了？”可他并没有回答，要么便是噪音让他没法听清她的问题。他们已经驶离了大路，此刻正穿过丰茂的草场沿着小径向内深入，车子钻进密不透光的丛林，傍着栅栏围就的一处地界行进：这里有些木桩子——其中一些歪歪斜斜，就快挨到地面了，还有带刺的金属丝，天气不冷不热时，刚好给彩色的小鸟作栖木。“我们这是去哪儿？”伊莱恩问，“孩子热了，我想给她洗个澡。”就在此时，尼桑停了下来，风骤然消失，热浪即刻涌进了车厢。“里卡多？”伊莱恩叫道。里卡多跳下车去，并没有看她，而是绕着车子兜了个圈，替她拉开了车门。“下车。”他说。
伊莱恩极目远望，直到山脉的灰色影子阻隔了视线。这片土地，她的土地，它在脚下微微倾斜，越过树林后如同山丘般直插一望无际的谷地，一路延伸到马格达莱纳河。“这不可能。”她说。她感到自己的额头和面颊都在发烫，她清楚红晕一定跃上了她的脸庞。她望向万里无云的天空。她合上双眼，深深呼吸，她感觉到——她相信自己感觉到了一丝微风正吹在脸上。她贴近里卡多并且亲吻了他。一个轻轻的吻，因为玛雅哭起来了。
四天之后他来接她们回家。他将尼桑停在铁栅栏外，对着砖砌的围墙，仿佛自己阻碍了交通一般飞快地下车，替伊莱恩拉开了车门。而她呢，她将玛雅抱在怀里，用白色的披风将孩子裹紧，又为她遮着小脸免得她受风。她径直走了过去，“不，不坐前面，”她说，“我们女人坐后面。”于是她在后排坐下，怀中抱着女儿，两脚搁在另一个座位上，在回拉多拉达的途中一路从后方注视着里卡多（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发际线下是他浓重的汗毛，三角形桌脚的模样）。他们只在半途停了一次，那是在一间公路餐厅，漂亮的水泥天台上有三张空桌子与他们相对。伊莱恩去了趟洗手间，在那儿她见到地上有个空心的椭圆，另有两个脚印指示着该把脚放在什么地方。她蹲着小便，用两手提上裙子，同时闻到了自己尿液的气味。就在那一刻她有点不安地意识到这还是自己分娩以后第一次身边没有其他女性在场。她是独自一人置身男人的世界，玛雅与她两个孤立无援，她居然从未想过这些，来哥伦比亚两年有余了，她居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些。
新房子有着雪白的外墙，白得恍如正午的天空。天台的地面十分光滑，铺着明亮的瓷砖，洁净得就连沿着墙边爬行的蚂蚁都能一眼望见。建造新家费时比预期要久，一方面是里卡多想要亲力亲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片地界缺乏基础设施，就算是他那慷慨的贿赂对此也无能为力，电和导水管依旧未到（安装下水道系统是办不到了，好在因为靠近河流，可以建一个不错的化粪池用来替代）。此外，里卡多盖了一座可容纳两匹马的马厩，考虑到伊莱恩将来说不定还想继续骑马；他又造了一座游泳池，同时命人为玛雅修了一条带斜坡的卵石小径，尽管此刻女儿连走路都还不会。他在没有树荫的地方遍撒了红花猴耳环和木棉的种子，并且不顾伊莱恩的抗议，冷着脸孔盯着工人们给椰枣树的树干下部涂满了白色。在距离房子十二米开外的地方，他搭建了一间茅舍——他口中的这间茅舍，其牢固的水泥外墙足以跟房子本身媲美。就在茅舍中，在那没有窗户的监牢般的地方，他放置了三个带锁的柜子，将一只只装满五十、一百美金的塑料密封袋用橡皮筋捆好，存放了起来。到了1973年，就在美国缉毒局成立之前不久，里卡多命人在一块大木板上烙刻下了这处产业的名字：埃莱娜别墅。对此埃莱娜表示满意，只是他们实在没有地方安置这么大的木板。里卡多当即叫人用砖砌起了一座门廊——在两根柱子顶端抹上灰泥与石灰，上面撑起一道加盖了泥瓦顶的横梁，两条仿佛来自失事船只的铁链将大木板悬挂在横梁上。最后，他又命人装了一扇一人大小、上了绿漆的木门，并且为木门的插销上好了油。以上种种纯属多此一举，因为钻过带刺的金属丝便能轻易地进入庄园，里卡多不过是为着自己出门时心里能踏实些罢了——这种踏实其实虚假而又可笑，仿佛家人真的受了保护似的。“保护什么？”伊莱恩问，“假使全世界都打我们的主意，我们在这儿会遇上什么？”里卡多望着她，带着那种令她深恶痛绝的家长作风，开口道：“不会一辈子都这样的。”伊莱恩察觉了他想说的其实并不是这些，而自己对他讲出口的也并非原本要讲的那些。
“不会太久的。”里卡多道。
许久以后，当伊莱恩给女儿讲述往事，同时也是自顾自地回想曾经时，她不得不承认，那三年——那单调的、日复一日地建造埃莱娜别墅的三年，正是她在哥伦比亚的日子里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对她来说，将里卡多买下的土地据为己有，习惯自己成了这片土地的主人这个事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常常漫步在椰枣树下，常常坐在茅屋当中，一边喝着冰镇果汁一边思索着自己生活轨迹的变化，思索着自己的出身与结局之间何以产生了如此难以解释的距离。她步履不停，全不理会烈日当空，一直向着河流而行。她望见远处邻人的庄园，望见趿着拖鞋的农夫正高声驱赶着牲畜，他们的鞋子是旧轮胎上割下的碎片做成，而他们独特的嗓音仿佛诚实的足印，是那样易于辨识。如今为她工作的这对夫妇此前也是替人放牧为生，他们现在负责清洁泳池，将整个庄园料理得齐齐整整（修好每扇门的合页，消灭孩子房间的蛇虫鼠蚁），还在周末为她烹制香蕉鱼或是木薯香蕉肉。走上草场，伊莱恩故意加重了脚步，因为听说这样就可以将蛇吓跑。想到自己过往曾为农民的福祉出过一点力，她不由地感到欣慰，尽管那段时日比她预想中的要少，而与此同时，一个念头仿佛暗影般在她头脑中闪过，犹如低飞的秃鹫投下的影子——作为和平队的志愿者，此时的她已经变作了自己身心俱疲地反对过的那类人中的一员。
“她们真的快要冷死了。她们住在不属于自己的家中。”
和平队。当伊莱恩认为玛雅已经可以放心地交给旁人的时候，她与波哥大的办公室重新取得了联系。副主管巴伦苏埃拉在电话中听取了她的解释，向她的新家庭表示了祝贺，然后对她说，要等他过几天往美国方面去个电话沟通一下，免得违反协议。伊莱恩照着做了，巴伦苏埃拉的秘书却告诉她，副主管因为急事出差，一回来就会再打给她。然而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电话始终没有打来。伊莱恩并没有因此气馁，她干脆自行找到了“公共行动”的人，而他们见到她时就仿佛前一天才刚刚同她分开。她用几个钟头的时间开展起了两项新的计划：关于捕鱼业合作社，关于兴建厕所。当她和“公共行动”的领导人们在一起时，和渔民们在一起时，当她在拉多拉达的各处天台喝着啤酒时——谈事情的方式在这儿就是如此——她会让玛雅同厨娘的小儿子待在一处，或是将她带到工作的地方让她跟其他的小孩一道玩耍，不过以上这些都要瞒着里卡多，毕竟对于社会阶级之间不加区别的融合，他有着自己鲜明的见解。她重新操起了英语，以免自己的女儿丧失这种语言，而玛雅同她讲话的时候本能地丢弃了西班牙语——她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进出出，仿佛开始和终止某项游戏般自然而然。这时的玛雅已经长成了一个活泼机灵、肆无忌惮的小姑娘：她的眉毛又细又长，赖皮得让人毫无办法，同时她也拥有自己的世界。她常常消失在红花猴耳环树丛中，再出现时不是手上多出一只装了壁虎的玻璃杯，便是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在那之前出于同情，她把自己的衣服全盖在了一只鸡蛋上。正是那段日子当中，有一次里卡多从巴哈马返航，为玛雅带回了一只三带犰狳作礼物，犰狳被关在笼子里，满笼都是新鲜的粪便。他对犰狳的来历闭口不谈，却花了好几天的工夫给玛雅讲了一些显然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事：犰狳住在自己用爪子挖出的洞穴里，犰狳在水下可以待上五分钟。玛雅一面入神地听着父亲的讲述，一面着迷地盯着小动物看——嘴巴半张，眉毛弯成了弧形。几天以后，当伊莱恩见到女儿一大早起身给动物喂食，见到她蜷缩着挨在它的身边，一连好几个钟头胆怯地抚摸它的甲壳时，不由地问：“你的犰狳叫什么名字？”
“不会太久的。”
“它没有名字。”玛雅说。
“可那两人并不在村子里，”伊莱恩道，“她们在这儿，在波哥大。”
“怎么会没有呢？它是你的。你得给它取个名字。”
玛雅发出微弱的声响，短促得转瞬即逝，他们过了一会儿才弄清这声音的来源。“她做梦了。”伊莱恩说。她看到里卡多将他那张宽大的脸——坚硬的下巴，厚厚的嘴唇——凑近了女儿小小的脑袋；看到他无声地吻了她一下，又一下。“我的女儿，”她听见他念着，“我们的女儿。”然后，没有任何征兆地，他突然讲起了自己的那些行程，讲起了某座一路延伸到马格达莱纳河的畜牧庄园，那儿的牧场大得甚至建得下一个空港，他讲起了那架赛斯纳310型天鹰，说它在几天之前刚刚成了自己心爱的坐骑。是的，他这样说：“我心爱的坐骑。这个型号已经停产了，埃莱娜·弗里茨，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它已经是一件老古董了。”他还说到了人在高空之中感受到的那种孤独，说到了一架满载的飞机与一架没有负载的飞机之间有什么分别：“空气更冷，噪音更大，人会更加寂寞。就算还有旁人也是一样。是了，就算还有旁人也是一样。”他向她描述加勒比海是多么广阔无垠，他是多么害怕会迷失方向——在海洋这般庞大的事物当中迷失，这念头稍一闪现就够叫人心惊胆战的了，就算对他这种从来没有迷过路的人来说也是一样。他告诉她，每当接近古巴的时候他都得让飞机偏离航线。“不然他们会把我当成美国佬向我开炮的。”他还向她描述了即将在拿骚降落时感觉到的那种亲切，那份奇妙的亲切感，仿佛不是降落而是回家一般。“在拿骚？”伊莱恩问，“巴哈马的拿骚？”没错，里卡多道，就只有一个拿骚，然后又说，在那儿的机场上，在那些视而不见的飞机调度员的眼皮底下（他们的视线和记忆都为着几千美金而做出了适当的修正），一辆橄榄绿色的雪佛兰小卡车和一个乔·弗雷泽(18)般壮硕的美国大汉正等候着他。他会被送往一间旅馆，那里唯一的奢侈就是无人发问。他雷打不动地会在星期五到达，然后会住两个晚上——这两晚的作用是避免别人起疑，他们将他扮作一名百万富翁，来跟朋友或情人共度周末的。就这样，他被关在旅馆里百无聊赖地喝着朗姆酒，吃着煎鱼配米饭，两晚过后再回机场，在飞机调度员令人惊异的“失明”中请求起飞前往迈阿密，就像随便哪个带着情人回家的富豪一般，几分钟后已然置身高空。然而他并没有朝着迈阿密的方向行进，而是兜了个圈子驶向博福特海滩，越过一条又一条的河流，它们仿佛解剖图上的一根根血管。接下来的问题是卸下货物装上美元，重新起飞前往南方，朝着哥伦比亚加勒比海岸的方向，朝着巴兰基亚的方向，朝着“灰烬之口”(19)那一带灰色的水域，朝着绿色的布景下游弋的那条棕色的蛇，朝着那座内陆的村庄，它坐落于两道山脉之间的宽阔谷地，仿佛游戏中的玩家掷下的骰子，那里有着难以忍受的气候，热浪灼烧着人们的鼻子，那里的家畜会冲破蚊帐进来咬人，可它依然是里卡多将一颗心捧在手上，念兹在兹想要回去的地方，因为在那儿等待他的，是他在这世上最爱的两个人。
玛雅扬起脸望着伊莱恩，眼睛眨了两下。“迈克，”她说，“犰狳的名字叫作迈克。”
“可我想象不出你的样子，”伊莱恩道，“你不在的时候我试着想象你的样子，你正做着什么，你在哪里，可想不出来。我不喜欢这样。”
伊莱恩这才得知，原来巴比里在两三个星期之前曾经来过，而那时的她正忙着同分区领导人一起为注定没有结果的项目张罗筹谋。里卡多对此只字未提。为什么？她忙去找他查问，而他只用四个字便简简单单地结束了话题：“我给忘了。”伊莱恩追根究底地问：“那他来干吗？”
里卡多的嗓音变了，里面掺杂了一丝假意的轻松，一份极力控制的平稳。“人们想要一种商品，”他说，“有人种它，迈克将它拿给我，我再用飞机运送，最后有人接收，就这么简单。我们把人们想要的东西拿给他们。”他沉默了一秒，继续道，“更何况，这件事迟早是要合法的。”
“问候一下，埃莱娜·弗里茨，”里卡多说，“他可能还会再来的，你就别大惊小怪了。搞得好像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似的。”
“可如果被抓到了会怎么样呢？”
“他本来就不是我们的朋友。”
“我是不会被抓到的。”
“他还是我的朋友，”里卡多道，“他是我的朋友。”
“如果被抓到了你会怎样？”
正如里卡多事先知会的那样，迈克·巴比里再一次到来了。不过这一次，他来得不是时候。那是1976年4月，雨季演变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在大城市中，受到暴雨侵袭的区域出现了房屋倒塌，进而导致住户被埋，而山地公路的塌方则引起了交通阻隔，村庄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尤为荒谬的是，一个没有垃圾回收系统的村庄一边遭受着好似圣经中的大洪水，一边失去了可供饮用的水源。拉米耶尔河泛滥成灾，伊莱恩和里卡多双双去帮忙开凿沟渠，为被淹的房屋排水。电视屏幕上，气象预报员们说着信风，说着太平洋的洋流发生的异变，说着加勒比海上正在形成的、被冠以愚蠢名字的飓风，以及以上种种与埃莱娜别墅遭遇的麻烦之间有何关联——它们如何破坏了日常活动，如何扰乱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天气是那样潮湿，洗过的衣服总晾不干，落叶与闷死的昆虫一同堵塞了排水管，天台已经淹了三四次，夫妻俩不得不半夜三更地爬起来，衣服也顾不上穿，抄起抹布和扫帚就去奋战，好让雨水不要入侵到饭厅。到了月底，里卡多去工作了，伊莱恩只得单枪匹马地去跟雨水缠斗一番。干完了活，她躺回床上想着再睡一会儿，结果久久无法入眠。最后她打开电视机，看着里面下的另一场雨进入了睡眠状态，那场黑白相间的电子雨发出一种静态的噪音，在她身上神奇地起到了镇静的作用。
“你问好了。”
到了里卡多本该回来的那天，他并没有出现。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推后两天甚至三天都是正常的，毕竟在他的行当里，意外本就是常有的事，并没什么好担心的。这天晚上，吃过炸鱼配米饭和炸香蕉，伊莱恩便叫玛雅上床，读了几页《小王子》哄她入睡（画小羊的那一段，玛雅听得乐不可支）。女儿翻了个身睡着以后，伊莱恩出于惯性，又接着读了下去。她喜爱圣埃克苏佩里的插画书，因为其中的段落会令她想起里卡多。小王子问飞行员这是什么玩意儿，飞行员说：“这不是什么玩意儿。它会飞。这是一架飞机。是我的飞机。”而正当她读到小王子很是惊讶，询问飞行员难道他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时，她听到了引擎声，以及一个男人的声音——一声招呼，一句通报。她迎出门，可见到的并不是里卡多，而是迈克·巴比里，他骑摩托车来，浑身上下都给淋透了，头发糊在前额，上衣贴着胸口，双腿、后背和小臂全都沾满了厚厚的泥。
“能问你一件事吗？”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伊莱恩冲他道。
“我当然会。”
迈克·巴比里立在台阶上，拧着衣服，搓着手掌，军绿色的背囊被他随意扔在脚下，看上去就像一条死狗。他的眼睛望着伊莱恩，脸上的表情却空空洞洞，似乎什么也没看见。跟那些农民可真像啊，伊莱恩心想。漫长的几秒钟过后，迈克仿佛突然惊觉一般，从旅途中沉浸的幻想里清醒了过来。“我从麦德林来，”他说，“想不到居然遇上这样的大雨。手差点生生冻掉。真搞不懂这么热的地方怎么会冷成这样，怕是就要世界末日了吧。”
“可我想看看你在做些什么。想知道有没有危险。就算有危险你也不会告诉我的，对吗？”
“从麦德林来，”伊莱恩道，“你是来看里卡多的。”她不是发问，而是肯定地说。
“一天而已。”里卡多道。
迈克·巴比里想要说些什么（她清清楚楚地看出他有话要讲），可结果并没作声。他的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了，像一只纸飞机般从她的头顶掠过；伊莱恩回过头去想看看他见到了什么，于是发现了玛雅，一个穿花边睡衣的小小幽灵。小女孩一只手上抱着毛绒玩具——耳朵很长的一只兔子，身上套着芭蕾舞裙，裙子在很久以前曾经干净洁白过，另一只手则正将红棕色的头发从脸上拨开。“嗨，小美人儿。”迈克叫道，亲热的称呼让伊莱恩感到讶异。“嗨，甜心。”(20)玛雅回应。“怎么了？我们吵醒你了是吗？睡不着了吗？”
孩子出院没多久，里卡多又要飞了。此时便搬回拉多拉达显得过于仓促，况且只要一想到伊莱恩跟女儿两个孤立无援，他就忍不住心中害怕，于是提议不如就在波哥大住下，住在自己父母家，葛洛莉亚女士也方便照顾，同时帮忙的还有一个肤色黝黑的女人，黑发梳成长辫，总是幽灵般地在房子里飘来荡去，自顾自地做着打扫和整理。“要是有人问起，就说我是运花的。”里卡多告诉伊莱恩，“石竹、玫瑰，甚至兰花也行。对了，兰花，这个好，兰花不是出口嘛，这谁都知道的。”伊莱恩笑了起来。他们躺在一张窄小的床上，就是第一次做爱的那张。当时是凌晨一两点钟，他们被玛雅吵醒了，她饿得不停哭闹，细弱的嗓子带着鼻音，直到小嘴里塞进母亲竖起的乳头才平息下来。吃完了奶，她便在两人之间睡着了，于是他们不得不为她腾出空间，侧卧在床上艰难地找着平衡，半边身子都已经悬在了半空。漆黑中他们脸对着脸，甚至没法看清对方的轮廓。睡意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女儿则睡梦正酣：伊莱恩闻到她身上香粉的气味，还有肥皂和崭新的毛料的味道。她伸出一只手，盲人般在里卡多的脸上来回抚摸，然后低声说：“我想同你一起去。”
“我渴了。”玛雅说，“迈克叔叔怎么在这儿？”
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他是对的：女儿一出生肠道就有问题，须得即刻接受手术，而众所周知，一间乡下诊所既没有外科医生，也没有新生儿所需的专用器具，根本无法保证孩子能够幸存。玛雅被监护了几天，那期间她待在一只保温箱里，箱壁在遥远的从前曾经干净明亮过，可如今已经布满了划痕，并且就像一只用了太久的杯子，早已变得污浊不堪。每到喂奶的钟点，伊莱恩便会在保温箱边坐下，一名护士负责将婴儿抱出，送至她的怀中。这名护士是个成熟的妇人，有着宽大的胯部，每次抱着玛雅时似乎总要故意拖延一阵，她对着婴儿的笑容是那样的温存，伊莱恩第一次见时简直心生妒意。随即她惊讶地发现，她因另一名母亲的在场而感到威胁，原来血缘带来的原始反应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居然是有可能存在的。
“迈克是来看爸爸的。回房去吧，我给你倒水。”
“喂，埃莱娜·弗里茨，”里卡多道，“你怎么就不能多考虑考虑我们，别再一刻不停地想着改变世界了行吗。”
“爸爸回来了？”
玛雅·拉韦德1971年7月出生在波哥大的巴勒莫诊所，差不多正是尼克松在公众演说中第一次提及“反毒战争”字样的时节。伊莱恩和里卡多早在三个星期前就搬回了拉韦德家的房子，尽管伊莱恩曾经为此抗议过：“既然拉多拉达的诊所对那些穷苦的母亲来讲是好的，”她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对我就不行。”
“不，他还没有回来。不过迈克叔叔也来看我们大家。”
怀孕第三十周，当伊莱恩的肚子俨然成了她工作上的障碍时，她拿到了志愿者协调人的特别许可。一张许可证不久便会从和平队在波哥大的地址寄送而来，条件是她须得先邮寄一份医生开具的报告。报告在匆促之间写就，并且写得乱七八糟——负责它的是一名到拉多拉达来做乡村实践的小青年，明明对妇产科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医生资质证明，却要为她做生育检查。当衣服已经脱下一半的伊莱恩见到小青年时，她十分抗拒，甚至就快发火了，可还是第一时间想到这事无论如何都不能告诉里卡多，不然谁晓得他会作何反应。回去的路上，坐在尼桑里，望着自己丈夫的侧脸，望着他那指节修长、汗毛浓重的手，她竟感到了突然而至的欲望。里卡多的右手搭在变速杆的手柄上，于是她抓住了他的手腕，同时张开了双腿。那只手懂得了。里卡多的手懂得了。他们一言不发地回到家中，强盗般匆匆忙忙地闯了进去，拉上窗帘，闩上门闩。里卡多将自己脱得精光，衣服顺手扔在地下，顾不得那上面即刻便会爬满蚂蚁。伊莱恩则侧卧在床，面朝着白色的窗帘，一些方形的光斑映在她的脸上。白日的光线是那样强烈，透过合上的窗帘依然能够照出影来。伊莱恩注视着自己巨大的腹部，那好像是一弯新月，皮肤光滑温热，中间一道紫黑色的线由上而下划过，仿佛是用记号笔画上去的。她看到自己鼓胀的乳房在床单上投下硕大的阴影。这对乳房还从来没在任何地方投下影子来呢，她正这样想着，它们便消失在了里卡多的手掌之中。她感到了乳头被手指触碰时的收缩，感到了里卡多的嘴巴停在自己的肩头，随后，感觉自己被从后面进入了。就这样，两人仿佛拼接玩具中的两个部件般连接在了一起。那是她分娩之前，他们的最后一次性爱。
“也来看我吗？”
里卡多将全副精力投注在她的身上：在她整个孕期他只飞了一次，那应该是笔大买卖，因为返程时他带回了一只网球包——深蓝色的人造皮，金色拉链，上面有一只跃起的白色豹子——里面一捆捆的美元装得满满的，干净崭新，光辉灿烂，看起来不像是真的，倒像是玩桌游时用的纸牌。不仅如此，连包上挂着的球拍套里也都塞满了钱。里卡多总是把美金存放在他自己打的那个带锁的柜子里，每个月去几次波哥大将它们换成比索。他对伊莱恩的关注是无处不在的。他开着尼桑接送她，他陪她去做检查，他盯着她站上体重秤，看着指针晃动，在小本子上记下新的数据，仿佛医生的记录并不准确，并不可信似的。不仅如此，他还陪着她一同工作：建学校的时候，他欣然拿起抹刀在砖头上抹水泥，用小推车将砾石运来运去，还亲手为过滤器修理坏掉的滤网；她跟“共同行动”的人谈话时，他坐在房间的角落倾听自己的妻子越讲越流利的西班牙语，偶尔也帮伊莱恩翻译一两个她记不起来的单词。有那么一次，伊莱恩去拜会“共同行动”在多拉达尔村的领导人。那位领导留着浓密的小胡子，衬衫的扣子一直开到肚脐，伊莱恩费尽唇舌，使出浑身解数也没能得到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活动的许可。官僚主义。事情总是进展缓慢，而孩子们已然等不及了。告辞出来时，失望的情绪笼罩在两人的心头。伊莱恩艰难地攀上吉普车——扶着门把手，抓紧椅背，刚刚将自己安置妥当，却听得里卡多说：“等我一会儿，马上回来。”“你去哪儿？”“马上，马上就回来。等我一小会儿。”于是她看着他折返而去，跟那位“敞口衬衫”说了些什么，他俩便一起消失在了门后。过了四天，当伊莱恩收到消息，得知注射疫苗的活动已经在破纪录的时间里获得了批准时，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一幕：里卡多将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大笔钱递给公职人员，并且许诺还有更多。原本她可以去证实自己的猜测，她可以跟里卡多对质，要求他向自己坦白，但她决定还是算了。无论如何，目的已经达到了不是吗？孩子们，想想孩子们吧。他们才是最重要的。
“对，也来看你。不过现在是睡觉的时候，跟他说再见吧，改天你们会见到的。”
伊莱恩一直工作到无力为继。她的肚子比最初几个月设想的还要大些。不过，除了极度的困倦迫使她中午得睡上一个长长的午觉，怀孕并没有更改她每日的行程。只是有些东西的确变得不一样了。她开始对炎热和潮湿敏感起来，就好像从来不曾经历过这些。事实上，是她对自己的身体敏感了起来——身体不再一如从前般沉默与乖顺，而是一天天地竭力在引人注意，犹如一个问题少年，又好像是个酒鬼一般。伊莱恩讨厌自身的重量对腿肚子造成的压力，讨厌每每攀爬区区四级台阶就感到肌肉紧绷，讨厌自己一向得意的小小的乳晕突然间扩大并且变暗。她感到惭愧，感到罪过，她开始声称不舒服而缺席会议，同时跑去有钱人住的宾馆开房，目的仅仅是在游泳池中度过一个下午，浮在清凉的池水里，享受几个小时负重暂时消失的快感，享受这副身躯变得一如从前般轻盈无碍的错觉。
“再见，迈克叔叔。”
待到醒来时，她发觉里卡多躺在自己的身边，正一丝不挂地睡着。她不晓得他是几时进来的。时间是凌晨三点：旅馆的门房和警卫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能够未经她许可就随随便便地给陌生人放行？里卡多又是如何确认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如何确定他有权躺在这张床上的？她翻身下地，随即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于是连忙将目光集中在墙壁的一个点上。走到窗边探身向外张望，映入她眼帘的是空旷无人的广场角落。她将手放在腹部，无声地哭泣起来。回到拉多拉达首先要做的就是找一个能收留杜鲁门的地方吧，她想，因为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不能骑马的，或许一整年也骑不上了。没错，第一件就是这事，然后第二件，得赶紧找处房子，一个可供全家人居住的地方。她还想是不是得去通知志愿者协调人，甚至给波哥大方面打个电话，不过最后决定还是算了，她会工作到身体不允许了为止，到时候看看情况再说。她又望向里卡多，后者正张着嘴巴睡着。她走回床边，用两根手指掀开了被单。她看到了沉睡的阴茎，以及卷曲的阴毛（她自己的却是直的）。她将手放在阴茎之上，又放回自己的腹部，仿佛想要护着它似的。在那里为何而活？歌词没来由地浮现在心头，她在心中默唱着：有谁需要和平队？之后便又去睡了。
“再见，小美人儿，”迈克说。
九月末的一天，伊莱恩参加了省里的志愿者会议，之前的一个星期暴雨提前到来，山谷里水位暴涨，几个村落发生了意外状况，需要紧急医疗救助。会议的地点设在马尼萨莱斯的和平队本部。正当与会者们为了地方手工业者合作社的章程问题争论得不可开交时，她感到胃里一阵翻腾。结果她甚至没有来得及冲到大厅外面，其余的志愿者们见到她蹲在地上，一手撑着椅背，一手揪着自己的头发，呕出一团糊状的、颜色发黄的东西，弄脏了铺地的红色瓷砖。同事们想要送她去看医生，可被她坚持拒绝了（“没什么，女人的事，我一个人待会儿就好。”），然而几个钟头以后，她化名住进了埃斯科里亚尔宾馆的225号房间，打电话叫里卡多过来接她——她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挤城际公共汽车了。等待的过程中，她出门去大教堂附近兜了一圈，最后在玻利瓦尔广场的一张长椅上坐了下来，望着穿制服的孩子从面前走过，还有穿套头斗篷的老人，以及推着小车的商贩。一个年轻小伙子胳膊底下夹着木箱凑上来想要为她擦皮鞋，她无声地答应了，害怕一开口便被自己的口音出卖了身份。她用目光扫视着广场，心想这里有多少人一打眼就能看出自己是个美国佬，多少人会说她在哥伦比亚已经生活了超过一年，多少人猜得出她同一个哥伦比亚人结了婚，又有多少人知道此时此刻她怀上了孩子。往回走的路上，皮鞋已被擦得油光可鉴，鞋尖映出了马尼萨莱斯的天空。她回到旅馆，在一张抬头印了字的纸上写了些什么，又倚在床上想着孩子的名字。然而一个也没想到：不知不觉她睡着了。她从未像那个下午一样，感到如此疲累。
“好好睡吧。”伊莱恩道。
他随即讲述起来。他讲到前一年墨西哥边境的拦截行动（尼克松试图让美国摆脱这种烟叶的进犯）；讲到商人们的生意变得难做，许多中间商眼见客人们已经失去了耐心，便将目光投向了别处，比如牙买加就是取而代之的一处新货源地，地位更加重要的，则是内华达山区(17)，瓜希拉省，以及马格达莱纳河谷。他讲到数月以前，有人从圣弗朗西斯科，从迈阿密，从波士顿来到此地，为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寻觅靠谱的合伙人，很幸运地，他们遇到了迈克·巴比里。伊莱恩脑中瞬间闪过了卡纳斯省志愿者领导人的模样——那是一名来自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圣公会教徒，曾经对在乡村地区推行性教育的计划发起过抵制，他若是知道了该如何想？而此时里卡多还在继续。迈克·巴比里，他说，他远不止合伙人那么简单：他是个真正的开路先锋。农民们都是他教出来的。他跟其余懂行的志愿者一起，向农民们传授技术，告诉他们在哪儿播种能让山体更好地保护植株，该当施什么肥料，如何区分雌株和雄株。到了今天，他联络着从这儿到麦德林十公顷乃至十五公顷的种植区，一次收割就有四百公斤的产出。毫无疑问，他改变了农民们的生活，他们从来都没赚过这么多钱，还是靠干这么少的活儿。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烟叶，因为与烟叶有关的一切。“将烟叶塞进塑料袋，再把塑料袋塞进飞机，我们用的是最简便的方法，一架双发动机的赛斯纳。我接收飞机，将它装满一样东西送过去，再装满另一样东西带回来。迈克给我每公斤二十五美元，我们约好的。要是顶级的货品，那么一次总数就是一万块。最不济，飞一次也能带回来七千块，有时还会更多。能飞多少次？你自己算吧。我想告诉你的是他们需要我。我出现在了他们需要的时间，需要的地点，这是意外的好运。而今天已经不是好运那么简单了。他们需要我，我成了不可或缺的人，事情一开始这一点就彰显了出来。我是那个清楚哪里能够降落，哪里能够起飞的人。我是那个清楚每一架飞机该如何装载，载重是多少，装载物如何分布放置，怎样在机身中隐藏燃油箱，好让飞机能飞得更远的人。而你无法想象，伊莱恩·弗里茨，你无法想象在夜里起飞是个什么样子。夜里在群山之中起飞会让人肾上腺素激升，河流在下方仿佛一张铝箔，仿佛一道银练。月夜中的马格达莱纳河是你能见到的最动人的景色。你不晓得那种感受，从上面注视着它，追逐着它，直至它汇入大海，汇入无限宽广的大海。天还没有亮，紧接着便是海上日出，海平面火一样地燃烧，光芒盛大得能晃瞎人的眼睛。我不过飞了几次，可已然熟悉了路线，熟悉了风向和距离，熟悉了飞机的怪癖，就像熟悉我手上这辆吉普车的怪癖。而其他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我想在哪儿起飞就能在哪儿起飞，想在哪儿降落就能在哪儿降落，我有本事在两米长的堤坝上起飞，也有本事在加利福尼亚乱石丛生的沙漠里降落。我有能力让飞机在雷达的缝隙里穿行：无论是多小的空间，我的飞机都能通过。一架赛斯纳，或者随便你给我什么，一架比奇，都可以。只要雷达之间有个小小的缝隙，我总能将它找到，总能让我的飞机溜进去。我挺厉害的，伊莱恩·弗里茨，厉害得很。而且我会越来越好的，一次更比一次好。想到这儿我简直感到恐惧。”
“都长这么大了，”迈克叹道，“今年几岁了？”
“那好。那我就给你讲讲最近关于大麻都发生了些什么。”
“五岁。就快五岁了。”
“行，”伊莱恩答道，“可以。”
“真可怕。时间怎么就过去了。”
里卡多没有作声。车里一片凝重的寂静：唯一听得见的就只有尼桑——发动机的咆哮、车轮与粗糙的路面摩擦——的声响。路旁现出了广袤的牧场。伊莱恩似乎看见几只奶牛正卧在一株木棉树下，身上的白色打破了草场整片的浓黑。视野尽处，岩石的轮廓在雾气迷蒙中若隐若现。尼桑行进在崎岖的路面上，车灯照射之外的世界一片灰蓝，公路仿佛正通向一处棕色与绿色相连的隧道，通向一条树做的走廊，葱茏的枝叶在空中织成了巨大的穹顶。此情此景长久地留在了伊莱恩的记忆当中，她记得热带植物将他们包围得密不透风，记得整片天空都被浓荫遮蔽，因为里卡多是在那一刻开口的。这一次，他的双眼一直盯着路面，并没有去看伊莱恩，确切地说是有心回避着她的目光。他对她讲了自己正同迈克·巴比里做着怎样的生意，讲了这些生意会有怎样的前景，未来将会帮助他实现怎样的计划。“我不是一时兴起，埃莱娜·弗里茨，”他说，“所有的事我都已经考虑再三。所有的事都计划到了细枝末节。只是你从前不知道罢了，好吧这没什么，毕竟从前还没有涉及你。可现在涉及了。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然后你再告诉我咱们能不能要一个孩子。可以吗？”
迈克的熟稔让伊莱恩感到不快。这不快来得莫名其妙，她仿佛受了羞辱般觉得气愤，随即自己也不由得惊讶起来：她惊讶于自己的反应过度，惊讶于迈克·巴比里带来的不寻常的一幕，惊讶于女儿怎么会喊他叔叔。她让迈克等在原处，因为家中的地面很容易打滑，一个湿漉漉的人贸然进去会有跌跤的危险。她从洗手间拿了一条毛巾给他，又去厨房为女儿倒了杯水。迈克叔叔，她心里想着：他来这里是要干吗？随即又把这个问题用西班牙文想了一遍。蓦地，那首歌的歌词重又浮现，在那里为何而活，有谁需要和平队。她走到玛雅的房间，嗅到女儿身上独有的气味——它与任何别的味道都不尽相同。她心中忽然升起无从解释的渴望，渴望与女儿共同度过这个晚上。于是她想，晚些时候迈克一走，她就把女儿抱到自己的床上，让她在里卡多回来之前一直陪着自己。玛雅已经又睡着了。伊莱恩弯下身子，靠着她的床头凝望着她，脸颊凑近，呼吸她的气息。“你要的水，”她说，“想喝点吗？”然而孩子并没有回答。伊莱恩将水杯搁在床头柜上，搁在发条旋木的旁边，那儿有一只脑袋就快断掉的小马，正缓慢却不知疲倦地追赶着一个小丑。过了一会儿，她重新回到了门口。
“哪儿来的钱啊。”伊莱恩道，话音已然透着怒气。她像对待一个固执的孩子那样冲里卡多说：“我不知道你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亲爱的(15)，但这种事不能凭一时兴起。”她的长发被自己的双手抓得凌乱不堪，于是她翻了翻口袋，掏出一根橡皮筋来，抓起头发在脑后扎了根辫子，好让汗湿的脖颈感到凉快些。“生孩子不能凭一时兴起。你真的不要这样，不要。”(16)
迈克正生龙活虎地舞动着毛巾，擦拭着脚踝和腿肚子。“被我弄得全都是泥，”看到伊莱恩走了过来，他便道，“我说的是毛巾。”
“那我们换好了。”
“就是做这个用的。”伊莱恩说。接着又道：“所以，你是来看里卡多的。”
“可我们住哪儿？现在的房子根本就没法要孩子。”
“对。”迈克说。他望着她，脸上又是那种空洞的表情。“对。”他重复道，仍旧望着她：伊莱恩见到水珠顺着他的脖颈滚落，连鬓胡子淌着水，好像坏了的龙头。“我来看里卡多。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是吗？”
“那就接着做呗，”里卡多说，“以后再做。”
“他本该今天回来的。但有时候就会这样。”
伊莱恩激动地挥手。“因为生孩子是要钱的。因为我这种和平队的志愿者赚的钱就只能勉强过活。因为我必须得先完成志愿者任期。”志愿者任期这个词就仿佛一条曲曲弯弯的公路，对她简直是要了命，有那么一刻，她甚至以为自己已经拼错了。(14)“我喜欢这个，”她继续道，“我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
“有时候会迟一些。”
“为什么？”
“是的，有时候。不是每次都恰好按照既定的路线去飞。他知道你来吗？”
“你疯了吗。”伊莱恩说。
迈克没有即刻回答。他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身体上，在那条沾满污泥的毛巾上。外面是漆黑的夜晚，岩石变得模糊不清，黑暗仿佛没有尽头，而就在这样的夜里，另一场大雨正倾盆而来。“我想是吧，”迈克说，“也可能是我搞错了。”然而说话时他并没有看着伊莱恩：他用毛巾擦拭着身体，带着那副心不在焉的表情，像一只不时用舌头给自己舔毛的猫。伊莱恩终于明白，要是她这会儿还不做点什么，迈克就有本事一直擦身擦到地老天荒。“喂，进来坐，喝点东西吧，”于是她说，“朗姆酒？”
那是一辆68型尼桑途乐，据伊莱恩所知，它的官方标配色——注意了，并不是白的，而是象牙色的。不过比起这些，更能引发她兴趣的还是车子的两扇后门以及后排乘坐空间，那里相当开阔，地下甚至还能摆一张垫子。自然事实上无须如此，因为吉普车本身自带了两个可折叠的座位，浅咖啡色的椅套，小孩子在上面躺着都绰绰有余。前排的座位则是大沙发的样式，伊莱恩坐了进去，看到又细又长的变速杆从下方伸出，换挡旋钮是黑的，上面标记着三种速度。她还看到了白色的仪表板，随即告诉自己那并不是白色，而是象牙色的。再有便是黑色的方向盘，此时此刻，里卡多已经使它旋转了起来，于是她连忙握紧手套箱上的把手。尼桑开始奔跑，它在拉多拉达的街巷中行进，很快又驶上了公路。里卡多将车子往麦德林的方向开去。“我的事情进展得不错。”他开口道。这一刻的尼桑已将村子里的灯火抛在了身后，没入了黑暗之中。车灯映照着教区里枝叶繁茂的树木，一只眼睛发亮、受了惊的狗，还有一方泛着光的肮脏的水塘。“我的事情进展得不错。”里卡多重复了一遍。伊莱恩望向他的侧脸，昏暗之中，瞧见他脸上现出了紧张的神色。他一面试图看着伊莱恩，一面又得留心路面上随时可能出现意外状况（也许是流浪动物，也许是小火山口般的坑坑洼洼，也许还有骑在自行车上的醉汉）。“我的事情进展得不错。”里卡多第三次说。正当伊莱恩心想他这是有话要同我讲吧，正当她对接下来即将昭示的、仿佛自黑夜生发的真相感到惊怕，正当她试图转移话题以逃避心中的慌乱与恐惧时，里卡多又开口了——用一种足以打消全部疑问的语气：“我想要个孩子。”
“不加冰，”迈克道，“看看能不能暖和过来，天实在太冷了。”
“你的问题太多啦。这是一匹马，埃莱娜·弗里茨，唯一的分别是它跑得更快，而且下雨天不会叫你淋湿。来，我们去兜个风吧。”
“你要一件里卡多的衬衫吗？”
“可它是从哪儿来的，”伊莱恩问，辅音发得很重，“我们怎么能，什么时候……”
“噢，这主意不坏，埃莱娜·弗里茨。他是这么叫你的，对吗？埃莱娜·弗里茨。一件衬衫，好的，这主意不坏。”
“不，已经十二月了。气候一向如此，你没有察觉而已。何况你最好明白，你得像一个哥伦比亚人女人那样过圣诞节。”
就这样，穿着不属于自己的衬衫（短袖，白底蓝格子，胸前有只口袋，上面的扣子已经掉了），迈克·巴比里喝掉的朗姆酒不是一杯，而是四杯。伊莱恩看着他喝。同他待一起让她感到舒服，没错，就是这样，一种舒服的感觉。这许是因为语言，母语的回归，要么便是他们之间共享的密码，他们待在一块儿不再需要跟哥伦比亚人一起时的那套解释剖白。同他相处给她带来毋庸置疑的亲切感，就好像是回家了一般。伊莱恩也喝了酒，她感到自己被人陪伴，感到迈克·巴比里甚至也陪伴着她的孩子。他们聊着他们的国家，聊着祖国的政治，一切都仿佛发生在多年以前，那时候玛雅还未出生，埃莱娜别墅也尚不存在。他们互相述说自己家中的消息，品评最近发生的新闻，从中体会着舒适跟惬意，犹如冬天的午后穿起了一件好料子的羊毛大衣。然而这快乐究竟从何而来？谈论国家刚刚发行的两元纸币，谈论独立两百周年的庆典，谈论萨拉·简·穆尔(21)——那个企图刺杀总统的昏头昏脑的小女人，为何竟会使人身心愉悦，这的确是个难题。大雨已然止歇，沁凉的微风吹自暗夜，带来锦葵的香气。伊莱恩的心头一片轻松自在，因此当迈克·巴比里向她询问这儿有没有吉他时，她一刻也不曾犹疑。一会儿工夫，琴弦便被迈克调好，他随即唱起了鲍勃·迪伦，唱起了西蒙和加芬克尔。
“现在可是六月。”
大约到了凌晨两三点，发生了一件当时伊莱恩并未在意，事后想来才若有所悟的事。那会儿迈克正唱到《美国》中情侣登上快艇的一段，(22)突然有声音自远方传来，静夜里惊起了阵阵犬吠。伊莱恩睁开眼睛，迈克松开琴弦，两人沉默着听了一会儿。“放心吧，这里没什么事。”伊莱恩说。可迈克已经站了起来，从自己携带的那只军绿色背囊里面翻出了一把手枪，巨大且闪着银光——“巨大”和“闪着银光”或许都只是伊莱恩的印象。他跑到屋外，抬手朝天空开了两枪，一声，两声，两次震耳欲聋的轰响。伊莱恩的第一反应是去保护睡梦中的玛雅，安抚她的惊惧和慌乱，然而当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赶到女儿的房间，却发现孩子仍在安睡，睡得那么安稳，对一切的噪声、一切的忧虑全然无知无觉。真是不可思议。她重又回到客厅，然而有些东西已将原本的气氛破坏殆尽了。迈克用一句饶舌的话为自己辩白：“如果之前没什么事，那现在就更不会有了。”伊莱恩不再有兴致听完那首关于快艇和新泽西公路的歌，她感到疲累，这一天是如此漫长。于是她向迈克道别，让他去客房过夜，告诉他床已经铺好了，第二天他们可以共进早餐。“谁知道，说不定还能带上里卡多呢。”
“它是你的了。”里卡多道，“圣诞快乐。”
“是啊，”迈克·巴比里说，“如果走运的话。”
“这么大，”伊莱恩说，“白色的，很吵。”
然而伊莱恩起身时，发现迈克·巴比里已经走了。他没留下任何别的东西，就只一张字条而已——三个单词，分成三行写在纸巾上：谢谢，爱，迈克。后来，当伊莱恩回想起那个古怪而又混乱的夜晚，有两种情绪在她的心头交织：其一是对迈克·巴比里的怨恨，那是她有生以来体会到的最为深重的怨恨；其二则是一份不由自主的佩服，她佩服这个男人在那一整夜表现得若无其事，佩服他在那般亲密的时刻还能将巨大的谎言长达数小时地贯彻始终，一星半点都未曾透露，佩服他在说出最后那几个字时平心静气，泰然自若。如果走运的话，伊莱恩揣摩着这几个字，它们在她脑海当中翻来覆去地浮现，无休无止。如果走运的话，迈克·巴比里吐出这一串字的时候，脸上的肌肉不带一丝颤动，技艺之精湛堪比扑克牌高手，较俄罗斯轮盘赌的玩家也不遑多让——他清清楚楚地知道，里卡多那晚不会回到埃莱娜别墅，早在一开始他就知道，早在骑着摩托车踏上去往伊莱恩·弗里茨家的路上，他就知道。事实上他原本就是为此而来：他要通知伊莱恩。他原本就是为了告诉她，里卡多不会回来了。
“没错，”他说，“我是问你喜欢吗？”
他一清二楚。
“那是辆吉普车。”
他一清二楚，那之前是他找到里卡多，告诉他现在有笔新生意不容错过，他说服他，告诉他跟之前赚到的相比，这次的货物就如同揣在口袋里的银子，他向他解释那些古柯膏是如何从玻利维亚和秘鲁运送而来，如何在一些神秘的地方被变成了发光的白色粉末，整个好莱坞，不，整个加利福尼亚，不，整个美利坚合众国，从洛杉矶到纽约，从芝加哥到迈阿密，都跃跃欲试要为它出个好价钱。他一清二楚，是他负责同那些地方直接联络，那里有和平队的一些资深志愿者，他们刚刚结束了在考卡或普图马约三年的工作，一夜之间摇身一变，就成了丙酮、乙醚和盐酸方面的专家，那里堆放着制造完毕的古柯砖，它们磷光闪闪，足以将整间暗室照亮。他一清二楚，是他同里卡多一道在一张纸上计算着数目，算出若将一架普通赛斯纳的乘客座椅全部去掉，它大致能运载足足十二垛的古柯砖，那就是三百公斤的总量，也就是说，一百美金一克的话，一趟下来，收入是九千万，而飞行员呢，担着那么大的风险，又是整个交易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拿到其中的两成。他一清二楚，是他亲耳听见里卡多激动不已地讲着这次的飞行计划，讲着做完这单就要退休，从此再也不要驾驶飞机运货，也不当乘客，总之就是，从一切不以快乐为目的驾驶当中全身而退，从自己的家庭以外全身而退，在三十岁前当上前程无忧的百万富翁。
“你喜欢吗？”里卡多问。
他一清二楚。
不工作的时候，里卡多总有几个星期的闲暇时间，于是每天下午，当伊莱恩改变世界的努力再一次落空，垂头丧气地回到家中时，他已经无所事事许久了，不是正在继续无所事事，便是开始用他的工具在家里做起东西来，因此他们的房子长年累月地呈现一副半成品的样子。三月，他为伊莱恩建起了一间浴室，就建在土院子里——如今那儿已变成了一座小花园：浴室是木头搭就的一个小间，贴着房子的外墙，伊莱恩拉出一根水管就可以在夜空之下沐浴。五月，里卡多打了一只柜子，用来摆放他的工具，柜子外面安了一把坚不可摧的锁，个头有纸牌那么大，足以令全体小偷望而却步。六月，他没有做任何东西，因为不在家的日子比往常要多：在跟伊莱恩商量过后，他决定回到飞行俱乐部去考商业飞行员执照，这样他会得到运输货物的许可，更重要的是，还能搭载乘客。“将来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地飞了。”他说。考执照意味着他不仅要在双控制教练机上训练十个钟头，还须得再积累超过一百小时的飞行时长，因此每个星期的工作日他都要先到波哥大去（睡在自己的家中，听听父母近来有什么新闻，也讲讲他的新婚生活，大家举杯相庆，其乐融融），星期五的下午再回拉多拉达，乘火车或是公共汽车，有时还会搭出租车。“花那么多钱。”伊莱恩说。“没关系的，”他回答，“我想见你。想见我的妻子。”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他直到半夜方才回来，而且乘坐的并不是公共汽车，也不是火车，甚至不是出租车——他开了一辆白色的吉普，发动机的喧嚣和车灯的强光将街上的寂静一举打破。“还以为你不回来了，”伊莱恩道，“这么晚了，刚才还在担心呢。”她向那辆白色吉普的方向示意了一下，“那是谁的？”
他一清二楚，是他陪伴里卡多乘着尼桑来到多拉达尔一处无边无际的庄园，就在麦德林的近旁。在那儿他向他介绍了这笔生意中哥伦比亚的一方，那是两个有黑色卷发的人，留着小胡子，讲话和和气气，一副自以为心地良善的做派。他们同里卡多打过招呼，便热情地招待了他，并且让他留宿，那架势仿佛当他从没被人招待留宿过似的。他一清二楚，两位东道主带领里卡多参观自己庄园的时候，他就走在他的身旁，他们见识了上好的马匹，奢华的马厩，还有斗牛场和牛圈，那儿的泳池就像打磨过的祖母绿宝石，草原一眼望不到尽头。他一清二楚，是他亲手给那架赛斯纳310-R装上了货物，亲手从黑色的路虎上卸下烟砖，填进机舱。他情难自禁地紧紧拥抱了里卡多，那是一个真正的兄弟般的拥抱，他抱着他，感到自己从未如此热爱一个哥伦比亚人。他一清二楚，是他看着赛斯纳起飞升空，继而用目光追随，望着灰色云层中白色的身影越变越小，直至消失在了远方。那以后他坐进路虎，让他们在主干道放他下来，搭乘了去往拉多拉达方向的第一辆公共汽车。
至于里卡多，他的心情真是好极了。就像孩子到了玩具店似的。开始有人找他干活了，活虽不多，可已经足够了。他的飞行时数还拿不到商业飞行员的资格，但这样更好，他的酬劳更便宜，人们也因此更愿意请他（在哥伦比亚，低于正常标准的就是好的）。他总是一大早就出发，飞波哥大，或是类似的工作，整整一天就得耗在上面。有时他甚至得住到他从前的家里，他父母那儿，去程或是回程，甚至去程加上回程。而我就一个人在这儿待着。有时候真觉得很烦，可我又有什么权利抱怨呢。
他一清二楚。
我学会了一件事：既然村民们已经习惯了有人发号施令，我就摆出一副雇主的做派。原来真的有效果——虽然这么说我很难过。我成功地使得维多利亚（就是附近的一个村子）的妇女们向医生提出开展营养和牙齿健康活动的需求。没错，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确很怪，不过只用喝黑糖水的方法获取营养确实损坏了每个人的牙齿。所以呢，至少这件事我是做成了的。不算很多，但起码是个开始吧。
他一清二楚，就在到达埃莱娜别墅的十二个钟头以前，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先是急不可耐地将消息通知了他，又用威胁的语气向他索要解释。他无从解释，这是当然的，没人能够解释为何里卡多降落时DEA(23)的执法人员一早就在等候他的出现，为何那两名负责将他带来的东西用一辆福特卡车运走的中间人——一名来自迈阿密海滩，另一名来自马萨诸塞的大学区——对此居然毫无察觉。据说还是里卡多第一个发现情况不妙。据说他想要回到驾驶舱中，可大概也清楚这样注定会是徒劳——他根本没有可能让赛斯纳及时起飞，及时逃掉。因此他撒腿就跑，他穿过跑道冲进环绕四周的树林，身后是两名执法人员和三只德国牧羊犬，他们追赶着他，最终在距树林尽头三十米的地方将他捉拿。事实上他一早就是逃不掉的，起跑的一刻已然注定如此，所以没人能够理解他随后的种种举动。或许他是因为害怕，抑或只是彼时彼刻的极度脆弱，也可能是执法人员威慑的口令与握在手中的武器让他产生了本能的反应，甚至是因为伤心，因为愤怒，因为无力回天。里卡多当然不觉得随手开上一枪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助力，可他仍旧开了一枪，仍旧将那把22口径的金牛座手枪举了起来——那是打从一月起他就带在身上的。便只是扬手时随意一射，不曾瞄准，也从未想过要把谁打伤，然而不幸的是，子弹居然穿过了一名执法人员的右手手掌，而正是这只打了石膏的右手，使得他贩卖毒品的刑罚在其后的审讯当中变得更重了——伤人已经成了他的第一项控罪。里卡多跑进树丛的时候，不仅扣动了金牛座的扳机，并且还大叫了一声。据说他曾大叫了一声，只是在场的人们听不懂那叫声的含义。迟些时候，当另一名执法人员带着猎犬将他找到时，他一只脚的脚踝受了伤，整个人跌进了一处泥泞的水塘。他的双手染满黑乎乎的污泥，破损的衣服粘着松脂，扭曲的脸上写满了哀伤。
1970年第一个上班的星期一——当日的天气燥热难耐，强烈的阳光映得天空仿佛已经由蓝转白，伊莱恩骑着杜鲁门朝瓜里诺西多的方向走，那里正在建一所学校，她得去谈谈本地区的志愿者们业已展开的扫盲计划。经过某处转角的时候，她看到远处的两个人好像是卡洛斯和迈克·巴比里。而下午回到家中，里卡多便告诉了她一则消息：他们俩给他找了个活干，他要出门两三天，去圣安德列斯运些电视机回来。事情本身并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得在目的地歇宿而已。“目的地”，他这样说。伊莱恩很高兴，原来已经开始有人找他做事了：也许靠当飞行员过活不是那么难的。“一切都好，”她在12月初的信中这样写道，“当然，让地方政客们合作可比驾驶飞机要难上一千倍呢。”接着又意犹未尽地说，“尤其是对于女人。”随后她继续写道：
(1)原文为英文：What’s there to live for？。
迈克·巴比里同他们一起度过了平安夜，度过了圣诞节，度过了接下来的一个礼拜，度过了新年前夜，又度过了新年。直到1月2号这天，他仿佛离别家人般跟他们告别，眼里含着泪，动情地拥抱他们，不停地说着感谢的话，感谢他们的热情款待，感谢陪伴，感谢友爱，感谢朗姆酒兑可口可乐。这段日子对伊莱恩来说显得分外漫长，没有手杖糖和挂在壁炉前的长筒袜的节庆根本无法令她兴奋起来，更何况她一直都弄不明白，这个莫名其妙的美国佬从何时开始在他们家安营扎寨了。至于里卡多呢，他似乎过得十分享受——“你就是我失散的兄弟。”拥抱巴比里的时候，他这样说。每到夜晚，喝上几口酒后，迈克·巴比里就会掏出烟叶卷一支烟，同时里卡多打开电扇，三个人便聊起政治来。他们聊尼克松，聊罗哈斯·皮尼利亚(9)，聊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10)，聊爱德华·肯尼迪，说起他的汽车撞上大桥掉落水中，说起玛丽·乔·科佩奇尼(11)，那个陪同他的溺死的女孩。到了最后，伊莱恩总会筋疲力尽地回房去睡。对她来说，跟辖区范围内的农民们一样，一年的最后这个星期并不是什么假期，她每天还是要早早起床去赴他们的约会，下午则会满身尘土、心情沮丧地回来，因为事情总是没什么进展，腿肚子却早已因为在杜鲁门身上颠了太久而变得又痛又酸。通常这个时候，里卡多和迈克已经把饭做得差不多了，正等着她一起用餐。而饭后又是老样子：洞开的窗户，朗姆酒，大麻，尼克松和罗哈斯·皮尼利亚，静海(12)，胡志明去世后生活会有怎样的变化、战争会有怎样的变化。(13)
(2)应指美国棒球队“纽约大都会”（New York Mets）以及职业橄榄球队“明尼苏达维京人”（Minnesota Vikings）。
此时卡洛斯站了起来，向伊莱恩示意了一下自己的木凳，似乎是让给她坐的意思，跟着低声说了些什么，也不知究竟算不算是道别，他挥了挥短胖的手，朝门口走去了。一块大大的汗渍挂在他的背上。伊莱恩将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发现他的腰带漏穿了一只裤耳，还发现他的裤子熨得十分平整，同时留意到他的凉鞋发出嗒嗒的声响，以及他的脚后跟颜色发灰。迈克·巴比里又坐了一会儿，逗留期间喝了两杯朗姆酒兑可口可乐，还讲了一个来自萨克拉门托的志愿者找他一起过感恩节，并且教他用“火腿电台”(8)给美国打电话的事。这是魔法，肯定是魔法。须得在这儿找到一个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再在美国找到另一个，找那种友好的人，愿意把机器借给你，再帮你连上，这样你就能即刻跟家里通电话了，还一个子儿都不用给。别紧张，都是合法的，完全不涉及欺诈，或者可能有那么点吧，就一点点，不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自己也会这么跟妹妹聊天，跟一个借他钱的朋友聊天，跟他大学时的女朋友聊天，这个女朋友也许曾经甩过他，可现在呢，在时间和距离面前，再大的罪过也都可以不计较了。更何况所有这一切完完全全都是免费的，简直棒极了，难道不是吗？
(3)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1940—1993），美国著名歌手。下文提到的歌词原文为英文：“What’s there to live for？Who needs the Peace Corps？”出自歌手1968年发行的歌曲Who needs the Peace Corps？。
“就我自己。”迈克说。“有你们俩在这儿，不再需要什么其他人了。”
(4)《老旧的小城》（Pueblito Viejo），哥伦比亚著名歌曲。
“不，当然不，”伊莱恩道，“就你一个人？”
(5)《豪勇七蛟龙》（The Magnificent Seven），1960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有骑马的情节。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迈克说。
(6)参见《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25—27节。
“迈克来跟咱们一起过圣诞。”里卡多答道。
(7)原文为英文。
很久以后，当伊莱恩回想当日的情境，依然对自己无凭无据便能断定里卡多撒了谎而感到不可思议。不，他们不是为她而来，那几个单词被拼读出来的一刻，她便明明白白地知道。那是与卡洛斯握手时他回避的眼神带来的一阵战栗、一分不适，那是用西班牙语同迈克·巴比里打招呼，问他最近可好，事情顺利吗，为什么没去参加省里上次的会议时察觉到的一种不安，一丝怀疑。里卡多坐在柳条编就的一把摇椅上，那是他们在手工艺品市场用一个好价钱搜罗到的；而两位客人坐在木条凳上。他们之间有张桌子，玻璃桌面上搁着几页纸，尽管被里卡多一把收了起来，伊莱恩还是瞥见了一幅潦草的图画，画的像是一个巨大的细胞外质，有着美洲大陆的形状，抑或说它的形状看起来就像小孩子涂鸦的美洲大陆一样。“嗨，你们做什么呢？”伊莱恩问。
(8)即业余无线电。利用各种无线电通信工具与其他爱好者进行通信。
“啊，终于，”里卡多说，“过来过来，别愣在那儿啊。这两位是来探望你的。”
(9)古斯塔沃·罗哈斯·皮尼利亚（Gustavo Rojas Pinilla，1900—1975），哥伦比亚独裁者，1953—1957年担任该国总统。
临近圣诞的某一天，在同一名本地医生进行了一场漫长而又全无成效的会谈以后，伊莱恩回到了家中。她迫切地想要好好洗个澡，把满身的尘土和汗水冲掉，这时发现家里来了客人。时近黄昏，邻人的灯光次第点亮，她把杜鲁门就近拴好，兜了个圈子，穿过小院和厨房进了家门。打开泡沫保温箱拿可口可乐时，她听到了讲话的声音。那语声从客厅传出，都是男人的，于是她以为又是哪个熟人突然造访，找她这个美国佬办事来了。这之前已经有过好几次了：哥伦比亚人啊，伊莱恩抱怨道，总以为和平队的工作就是解决所有他们自己懒得干或是干起来犯难的事。“殖民地思维。”同里卡多谈及这个问题时，她常这样说，“太多年了，已经习惯了什么都让别人来做，如今这习惯根本就抹不掉了。”而此时此刻，她的第一反应是又要去跟这些人打交道了，又要讲一大堆的陈词滥调了，家里怎么样孩子还好吗，又要去开一瓶朗姆酒或是啤酒了（因为你永远不晓得未来的什么时候这个人会派上用场，毕竟在哥伦比亚，事情的解决靠的不是实干而是情谊——管它是真是假呢）。一想到这些，她便陷入了深不见底的疲惫之中。然而就在此时，在那些声音里面，她模糊地听到些熟悉的音色，于是刚一踏进客厅，还没被里面的人注意到，她便认出了迈克·巴比里，紧接着，几乎是无意识地，她认出了卡洛斯，那个有着兔子般的嘴唇、在卡帕拉皮的时候给过他们许多帮助的人。此时此刻，男人们许是听见了她的动静，抑或感觉到了她的存在，于是一起转过了头。
(10)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伯雷罗（Misael Pastrana Borrero，1923—1997），哥伦比亚保守党政治家，1970—1974年担任该国总统。
“去你妈的。”(7)她对他说。而他完美地领会了她的意思。
(11)1969年，爱德华·肯尼迪在查帕奎地开车时，汽车冲出大桥落水，肯尼迪安然无恙，但车上的女助手玛丽·乔·科佩奇尼（Mary Jo Kopechne）溺水身亡。
我是独自一人的流浪者。
(12)1969年7月20日，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登月，后将登月点取名为静海基地。
我是嬉皮士，我迷失在幻觉中，
(13)胡志明于1969年9月2日去世。
我彻彻底底神思恍惚，
(14)志愿者任期（voluntariado），发音较为困难。
此外，伊莱恩还决心花时间建立联系：在前辈志愿者——一名来自俄亥俄州、将启程回家的小伙子（伊莱恩打从一开始就看不上他，他留着电影里传教士般的头发，却不具备半点开创精神）——的帮助下，她完成了一份三十人的名流清单，名单中包括神父、有影响力的家族的首领、地方长官以及波哥大和麦德林的地主们（这是一类缺席的势力，他们拥有土地，却从不出现在土地上，他们依靠土地过活，却从未上缴相应的税款）。伊莱恩对此十分不满，她在夜里抱怨，在婚床上抱怨，她抱怨在哥伦比亚，每一个公民都是政客，却没有一个政客愿意为公民做一点事。每当这个时候，拉韦德便会摆出一副过来人的样子，毫不掩饰地拿她取乐，称她是无知少女，还管她叫天真小姐，以及好骗的美国佬。他总是嘲笑她那俗世中的传教士般不切实际的幻想，嘲笑她把自己弄得像个第三世界的好撒玛利亚人(6)，然后变本加厉地做出一副十分讨嫌的表情，用难听至极的声调哼起歌来：“在那里为何而活？有谁需要和平队？”而当伊莱恩最终被惹火，不再觉得这首小歌里的嘲讽有什么好笑时，他便会唱得更加起劲：
(15)原文为英文。
的确如此。蜜月与初到长期安置点的忙乱交织在一起，最初的合法性交与新人志愿者最初的任务重合在一起：在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地区推广下水道的几次张罗奔走，与“共同行动”的人碰头的几场会议。伊莱恩与里卡多放任自己保留了在CEUCA上课时享有的铺张和体面，去拉多拉达游客区的一间旅馆住了两三晚。旅馆四周都是来自波哥大的住户以及发迹了的安蒂奥基亚人，他俩便趁着那几天用自觉合理的价钱租来了一栋平房。在这对新婚夫妇看来，比起卡帕拉皮的那间小屋，这栋房子的条件可要好得多了。房子的颜色是粉红的，鲑鱼一样，自带一个九平方米大小、许久无人看顾的土院子。伊莱恩一住进去便即刻着手收拾了起来。而今她发现，在自己的新生活中，清早已然产生了新的意义。她在清早的第一缕晨光中醒来，趁着酷热还没来得及将白昼吞噬，去感受黎明时空气的清新。“我一大早沐浴，用的是冷水，”她给祖父母写信时说，“想当初在波哥大，冷水可不知被我抱怨过多少回。用来洗澡的东西叫作加拉巴木果。寄张照片给你们瞧瞧。”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她还为自己配备了一件生活在此地不可或缺的东西：一匹用来在临近的村镇间代步的马。马的名字叫塔帕乌埃科，伊莱恩念起来实在费劲，于是就改成了杜鲁门。杜鲁门有三种速度可供调节：缓步慢走，小步快跑，公路疾驰。“一个月五十比索，”伊莱恩写道，“一位农民帮我照料它，喂它吃的，每天早上八点钟将它牵来给我。我的屁股磨出了泡，浑身的肌肉都在痛，不过已经骑得越来越好了。杜鲁门比我会的更多，它在帮助我学习。重要的是我们懂得彼此。一个人有了马就能更好地掌控时间，不再需要依赖任何人，同时花费也更少。我并不是《豪勇七蛟龙》(5)里的谁，不过我也不会丧失激情。”
(16)原文为英文。
晚些时候，当客人们走了以后，里卡多引着伊莱恩来到了他们第一次一起睡的房间，让她在床上坐了下来（他用手掌将少得可怜的几件结婚礼物拨到一边）。伊莱恩心想，他是要跟自己谈钱的事了吧，他们没办法去什么地方度蜜月了吧。然而并非如此。他用一块布将她的眼睛蒙了起来，布料很厚，上面还有樟脑的味道，也许是一条旧围巾。然后他说：“现在开始，你什么也看不见了。”就这样，伊莱恩盲着双眼，任由他牵着自己走下楼梯，盲着双眼听到了家里人同他们告别（葛洛莉亚女士似乎是哭了），盲着双眼撞进黑夜的寒冷，坐上了一辆有人驾驶的汽车。是出租车吧，她想。在不知去往何处的路途当中，她问里卡多这一切是怎么回事，而他叫她不要作声，否则就会破坏惊喜。盲着双眼坐在出租车里，伊莱恩感到车子停了下来，车窗摇开，里卡多表明了身份，有人毕恭毕敬地同他打了声招呼，随即一扇大门开启，发出金属的声响。下车以后，很快她便感到自己的双脚踩上了粗糙的地面，头发被冷风吹得凌乱不堪。“有台阶，”里卡多道，“对，慢点，别摔着。”他按着她的头，像是要避免她的头顶撞上低矮的天花板，又像是警察将犯人们押进看守所时怕他们的脑袋磕到门框上。伊莱恩听凭摆布，直到自己的一只手触碰到了什么金属物质，转瞬间这物质变成了一把椅子，她坐了上去，感觉有什么东西顶着膝盖。在坐下的刹那，她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图景，她搞清了自己置身何处，也明白了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她的想法随即得到了证实：里卡多开始与控制塔通话，轻型飞机开始沿跑道滑行。又过了一会儿，直到飞机起飞，他才同意她将蒙着的围巾摘了下来。光明乍现的瞬间，伊莱恩发觉自己正面向地平线，眼前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沐浴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光辉。同样沐浴着光辉的还有里卡多的脸庞，他的双手在控制板上操作，双眼注视着仪表盘（旋转的指针，闪烁的按钮），而她对此一窍不通。他们即将前往的是帕兰盖洛基地，在萨尔加港，拉多拉达几公里以外的地方：这便是她的结婚礼物了，在一架借来的轻型飞机上——在一架祖父为了帮新郎讨得新娘欢心而借来的赛斯纳天鹰上，度过这几十分钟。伊莱恩觉得这是她所能想象的最美妙的礼物，而和平队从来没有哪个志愿者是乘坐轻型飞机到达自己的工作地点的。一阵风吹得他们打了个晃。随即飞机便着陆了。这就是新生活，伊莱恩在心里说，我刚刚降落在自己的新生活里。
(17)指哥伦比亚北部的内华达山区，属于圣玛尔塔市，位于加勒比海沿岸。
接下来就是宴请宾客了，伊莱恩一路昏头昏脑，仿佛事情并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似的。拉韦德家决定就在自己家中设宴：葛洛莉亚女士对伊莱恩解释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去租个宴会厅，或是别的什么更加体面的地方是不可能的。而拉韦德呢，他目睹了母亲费尽唇舌的解释，虽然一声不响地默认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跟伊莱恩交代实情。“他们欠了债，”他说，“拉韦德夫妇是负债的。”出乎意料，真相的揭露并没给伊莱恩带来他意想之中的强烈反应：毕竟最近几个月里已经有过无数的蛛丝马迹了。让伊莱恩惊讶的反而是里卡多叙述此事时用了第三人称，仿佛这个家庭的破产与他毫不相干似的。“那我们呢？”伊莱恩问。“什么我们？”“我们要做些什么呢，”伊莱恩说，“我的工作赚钱不多的。”里卡多凝望着她的眼睛，将手放在她额头上，一副试体温的模样。“还能撑一撑的，”他说，“以后再说以后的。如果我是你，才不会担心这个呢。”伊莱恩想了想，觉得自己并没有，并没有担心什么。于是她又问：“为什么你是我就不会担心呢？”“因为像我这样的飞行员是绝不会缺活儿干的，埃莱娜·弗里茨。这毋庸置疑，事情就是如此。”
(18)乔·弗雷泽（Joe Frazier，1949—2011），生于美国，前世界重量级拳王。
就这样，伊莱恩不得不将启程去拉多拉达的日期向后推迟了十五天。在这段紧张得要命的日子里，她的未来婆母帮她筹备了一场婚礼（婆母已经事先劝告她不要怀孕，千万不要）。婚礼的规模很小，几乎是悄无声息地举行的，地点就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伊莱恩刚到波哥大时就喜欢上了那儿，她喜欢那里厚重、潮湿的石墙，也喜欢从小街一侧的门进去，再从大路一侧的门出来，以此感受光明与黑暗、喧哗与寂静之间的强烈反差。就在婚礼的前一日，她还去市中心逛了逛（一次侦察，用里卡多的话说）。跨进教堂的门槛时，她脑中想着寂静与喧哗、黑暗与光明，眼光则落在被照亮了的祭坛上。就在那一天，这里让她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不同于多次造访的人感受到的那种熟识，它更为深刻、更为内在，就好像曾在某篇小说里读过似的。她注视着大大小小的蜡烛羞怯的火焰，还有柱子上宛若松明般发出黄色微光的电灯。彩色玻璃折射的日光映照在睡着了的乞丐们身上，他们双腿交叉，双手交叠放在腹部，仿佛躺在大理石坟墓中的教皇。在她右手边是一尊真人大小的基督像，四肢伏地，犹如在匍匐前行。日光透过另一扇门汹涌而来，映着他的脸，带刺的冠冕闪闪发亮，祖母绿色的水珠——他的泪水或是汗滴，莹然生光。伊莱恩继续向前，沿着左边的过道走向远处的祭坛，在那儿她见到一只笼子，里面是另一尊基督像，头发更长，肤色更黄，身上的血迹更暗，就像被展览的野兽那样。“波哥大最好的基督像，”里卡多曾这样说，“我打包票，别的拿来一比，统统一文不值。”伊莱恩弯下身子，将脸凑近了解说牌：“耶稣受难。”她又朝布道台走了两步，结果看到一只黄铜箱子，其上也有铭文：“在此奉献，讨神喜悦。”于是她从口袋摸出一枚硬币，像拿小薄脆饼似的用两根手指环着边缘将它举起，好让光线照在硬币上：那是一个比索，上面的盾形花纹发黑，仿佛曾在火里烤过。她将它丢进箱子。这一小束光线便能令耶稣复活。伊莱恩感到，确切地说是她清楚，自己将会一生幸福。
(19)“灰烬之口”（Bocas de Ceniza），马格达莱纳河在加勒比海的入海口。
最后三个星期结束于11月1号。上午八点半，新一批的学生在做出一系列的保证并签署了一份意旨不清的声明后，宣誓忠于和平队的章程，随即被正式授予志愿者的称号。那是一个下着雨的寒冷早上，里卡多穿的皮夹克被雨水打湿以后散发出一种浓烈的气味。“所有人都来了，”伊莱恩在给祖父的信中写道，“毕业生中有戴尔·卡特赖特，还有华莱士家的女儿（大点的那个，想起来了吧）。出席的嘉宾里包括大使夫人，以及一个打领带的先生，看上去十分眼熟，应该是从波士顿来的民主党的重要成员。”她还提到了和平队在哥伦比亚的副主管（基辛格眼镜，针织领带的那位），提到了CEUCA领导委员会的成员们，甚至还有市政府的某位乏善可陈的公务员。然而从头至尾，关于里卡多她只字未提，时隔多年来看，不得不说这有点讽刺。当天晚上，里卡多借口要为伊莱恩庆祝，同时代表全家替她送行，邀请她去“黑猫”餐厅吃晚餐。借着烛火——几根蜡烛摆得歪歪斜斜，眼看就要栽在菜盘里了——趁着弦乐三人组唱完《老旧的小城》(4)的间隙，里卡多跪倒在走道中央，顾不得自己阻碍了蝴蝶领结侍者们的通行，用一堆过剩的词语请求让伊莱恩答应嫁给他。电光火石间，伊莱恩想到了祖父祖母，她遗憾他们与自己相隔太远，并且年纪和身体状况都很难支持一场长途奔波了。幸而这伤感并不算太过难以承受，毕竟它出现在幸福的时刻，于是她收拾情绪，低头用力亲吻了里卡多。吻他的时候，她嗅到了沾过雨水的皮夹克的气味，尝出了他嘴里麦年酱的味道。“这是答应的意思吗？”那个吻完结时，里卡多问她，依旧跪着，阻挡着侍者们的道路。伊莱恩边答边流下了眼泪，不过是带着笑的。“当然了，”她说，“怎么问得这么傻啊。”
(20)本段以上对话为英文。
有谁需要和平队？
(21)萨拉·简·穆尔（Sara Jane Moore，1930—），曾于1975年刺杀美国总统福特未遂。
在那里为何而活？
(22)应指西蒙和加芬克尔1968年的歌曲《美国》（America）中，“‘Kathy，’ I said as we boarded a Greyhound in Pittsburgh”这段歌词。
她在波哥大的最后三个星期是与拉韦德相伴度过的。那段时光对于伊莱恩来说恍如童年记忆，画面在情感的冲击之下变得模糊不清，重要的时刻交缠在一起，时常不知孰前孰后。去CEUCA上课的日常——那会儿大家已经很少逃课了，或许是想最后再学点东西，或许只是想迎合官僚机构——总是被里卡多随性制造的相会破坏。他总能恰好赶在她到家的一刻守在一株蓝桉树旁等她，要么便是在她的笔记本里塞上一张小纸条，约她去十七号街和第八大道交叉口的一间昏暗的咖啡馆见面。伊莱恩总是按时赴约。两人在市中心难得僻静的咖啡馆里眉来眼去，随即钻入电影院坐进最后一排，在一件长款的黑色大衣底下相互抚摸。那件大衣曾经是属于祖父的，那位秘鲁战争中的英雄飞行员。不过一旦关起门来，在查皮纳罗区的那栋狭长的房子里，在胡里奥先生和葛洛莉亚女士的地盘上，两人仍扮作一切如旧的样子——他是房东的儿子，而她呢，还是分派给他家的单纯的学生。理所当然地，不变的还有房东儿子对这位学生的深夜造访，以及深夜里沉默无声的性欲高潮。就这样，他俩仿佛过上了一种双重生活，不曾引起任何人怀疑的地下情人生活——里卡多·拉韦德就是《毕业生》里的达斯汀·霍夫曼，而弗里茨小姐则是罗宾逊夫人和她的女儿，女儿的名字也是伊莱恩：这难道不是太巧了吗？其中定有深意吧。在波哥大的短短数日，伊莱恩和里卡多参加了数次反对越战的抗议集会，也曾出双入对地参加过本地美国侨民组织的聚会——此类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似乎就是让志愿者们能够说回母语，热切地谈论“大都会”和“维京人”最近都干了些什么，(2)或者弹起吉他齐声唱歌，一群人围着炉火将一大块肉传递分食，两圈之内吃得精光。他们唱的是弗兰克·扎帕(3)的歌：
(23)美国缉毒局（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