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端端的，下落不明，”戴尔·卡特赖特说，“现在已经发现她在哪儿了，只是他们不想让这事儿变成新闻而已。”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下午，分区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费时颇长的会议。会议讨论了水污染的问题，宣布必须紧急修建一条水管，并对没钱完成这一举措达成了共识。散会之后，伊莱恩他们小组跑到一间没有窗户的店里喝起了啤酒。酒喝了两巡（褐色的玻璃瓶在狭小的桌子上渐渐堆积），戴尔·卡特赖特压低了嗓音，问伊莱恩能不能守住秘密。“知道谁是安东尼娅·杜鲁宾斯基吗？”他问。伊莱恩跟所有人一样，当然知道谁是安东尼娅·杜鲁宾斯基，原因不止是她在志愿者当中属于资格最老那一批，也不在于她因扰乱公共交通曾被逮捕过两次（此处的扰乱该当解读为抗议越南战争，公共交通指的则是在美国大使馆对面），而是安东尼娅·杜鲁宾斯基已经下落不明好几天了。
“谁们不想？”
到了九月底，伊莱恩写了一封长信祝贺她祖母的生日，并且感谢他们为她寄来《时代》周刊的剪报。她问祖父去看过纽曼和雷德福的新片了没有(13)，这部电影甚至在波哥大都很出名（尽管上映的日期稍迟了一些）。接着她笔锋一转，郑重其事地询问起了比佛利山谋杀事件(14)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众说纷纭，就连坐下来吃个午餐也总忍不住要提。那些照片太恐怖了。莎朗·塔特还怀着身孕呢，我真想不通人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让人不寒而栗。爷爷，你该见过更可怕的事吧。拜托告诉我这个世界一向就是如此。”随后她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我记得之前已经跟你们提过贫民区了。”她写道。她告诉他们，CEUCA的每一个班级都会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片区域，而她所在的小组另外那三名成员全都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们都是男生，在盖房子和与当地委员会的领袖谈话时表现得十分厉害（以上是伊莱恩说出来的部分），在搞到物美价廉的瓜希拉大麻和萨马利亚大麻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厉害（以上是她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总之就是这样。她每个星期会同他们去波哥大的市郊爬一次山，穿过那些遍地泥泞的街道，踩上死老鼠也不稀奇，经过那些板房或是腐坏的木屋，它们就建在粪坑边上，而粪坑就暴露在人们的鼻端眼底。“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伊莱恩写道，“不过工作方面就先说到这儿吧，下封信里再接着写。我想给你们讲讲我这一次撞大运的事。”
“使馆。CEUCA。”
上午被用来学习西班牙语。四个小时。这四个钟头十分难耐，每次都给伊莱恩留下头痛以及搬运工人身上常见的那种肩部劳损。在此期间她要坐在一位女教师的对面去领略一种新鲜语言的奥秘。女教师总是穿着长筒靴和高领毛线衫，模样干瘦，挂着一对黑眼圈，她常将自己三岁的儿子带到课堂上来，因为家中没有人照管。每当学生用错了虚拟式或是搞不清单词的阴阳性时，这位玛利亚女士便会用一场演说来做回应。“假使这个国家的穷人听不懂诸位讲的话，诸位怎么跟他们一同工作？”她双手握拳，撑在木桌面上，“假使让他们听懂这点事都办不到，诸位又如何取得社团领袖的信任？再过三四个月，你们当中有些人就要去往沿海地区和咖啡种植区了，你们认为‘公共行动’(12)的人会等着大家翻词典找单词吗？你们觉得如果连一句‘牛奶比黑糖水要好’也说得绞尽脑汁，教区的农民们会乖乖地坐下来听你讲话吗？”到了下午是英文讲授的时间，官方计划表上写的是“美国研究”和“世界事务”。在这一时段，伊莱恩与同伴们将会参加和平队资深成员举办的讲座，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在哥伦比亚一直待了下来。从他们身上，伊莱恩们懂得了重要的会话并不是关于黑糖水或牛奶的那些，而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其主要成分无一例外包含了没有的那一系列：我没有参加争取进步联盟，我没有为中情局工作，以及最为要紧的一句，真遗憾，我没有美元。
“原因呢？她在什么地方？”
哥伦比亚—美国大学学习中心：对于一个只有几间教室的地方，这名字显得浮夸且冗长。教室里面挤满了人——那是些让伊莱恩·弗里茨倍觉亲切的人。在受训的这段时期，伊莱恩的伙伴们同她一样白纸一张，同她一样不过二十来岁，也同她一样厌倦了自己的国家，厌倦了越南，厌倦了古巴，厌倦了圣多明各，厌倦了毫无盼头地开始一个早上，跟父母朋友说上一堆陈词滥调，然后到了夜晚临睡时，发觉自己又度过了糟糕的一天，而这一天它将不会重来，它已被瞬间书写在充满卑劣行径的世界史当中：一支削短型霰弹枪射杀马尔科姆·X(7)的一天，藏在汽车底部的炸弹炸死沃尔雷斯特·杰克逊(8)的一天，弗雷德·康伦在邮局被炸弹袭击的一天，警察的步枪扫射杀死本杰明·布朗的一天。与此同时，不断有灵柩被从越南运送归来，制造它们的那些军事行动的名字全都优美无害：五号甲板室行动，雪松瀑布行动，章克申城行动。(9)对美莱村的屠杀(10)刚刚街知巷闻，没过多久人们又说起了青篷事件，(11)一场暴行被另一场暴行覆盖和取代，一个被强奸的女子与之前的某个被强奸的女子混为一谈。没错，就是这样：在这个国家，一个人早上起床就已经不知自己该期待些什么，不知道历史将会对他开一个怎样残酷的玩笑，将会在他的脸上吐一口怎样的唾沫。美利坚合众国几时开始变成了这样？这个每一天伊莱恩用千百种方式追问的问题漂浮在教室的空气当中，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上方——那些白发苍苍的，那些二十来岁的——不仅如此，还占据了他们的闲暇时光，在咖啡馆吃午饭时，从CEUCA去往贫民区的路途上——准志愿者们会在那里干些农活儿。美利坚合众国：是谁让他们走向迷失？是谁该对他们梦想的破灭负责？而就在那儿，就在那几间教室当中，伊莱恩想道：我们已经逃离了那些。我们都是逃离者，她想。
戴尔·卡特赖特四下里望了望，把头埋了下去。
伊莱恩的名字被列入了使馆某机构的名单当中。机构将她安置在紧邻伊波德罗莫的一栋两层房子里，从波哥大向北半小时的车程。房子所处街区的柏油马路铺设得十分糟糕，一到雨天就会遍地泥泞。她即将度过接下来十二个星期的地方是一片到处在建房屋的区域：大部分房子都没有屋顶，因为屋顶是最费钱的，是最后完工的；平日里出行总会碰上带搅拌机的大型泵车，颜色赤黄，轰隆隆地响着，仿佛做噩梦时见到的蜜蜂；翻斗车随处卸下一堆堆的沙砾，工人们一手拿着小饼干，一手拿着汽水，看见她走过便会吹响下流的口哨。伊莱恩·弗里茨——这儿的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清澈的绿眼睛，栗色的长发那样柔滑，帘幕一般垂落在腰际，花衬衫下还有一对在山区的寒冷中竖起的乳头。她总是垂头望着水坑，凝视水里倒映着的灰色天空，只在走到这一区域与北方公路交界的那片荒地时才肯抬起眼帘，也不过是为了确认那两头吃草的母牛跟自己隔了一段安全的距离。还有就是如何挤上那辆不知几时会来、停靠站也十分随意的黄色小巴。刚一上去就得用手肘在扁豆汤般浓稠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原因很简单，”她写道，“得按时下车啊。”在半小时的车程当中，伊莱恩须得由入口处的铝制回转栅栏一路走到车子的后门（她学会了利用胯部一点点地挪动，根本用不着双手帮忙），并且在下车时避免将那两三名单脚站着、身子悬在半空的乘客一同带下车去。自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那么一段学徒期，因此最初的一个礼拜她总在坐过站一两公里后才得以下车也就并不稀奇。当她穿过陌生的街道，身上被绵密的雨水打得透湿，终于赶到CEUCA(6)的时候，课已经开始好几分钟了。
“进山了，”他悄声说，“好像是要革命。怎么都好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cuarto现在空出来了。”
伊莱恩的母亲在生她时便过世了，父亲当年在老秃山附近执行侦察任务，(5)一只脚踩上了地雷，从朝鲜回来时右腿截肢直到胯部，整个人也垮掉了。回来还不到一年，有一次他出去买烟，从此便彻底消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消息。自那以后，伊莱恩就在祖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她其实并未真正意识到父亲的缺席，毕竟所有这一切发生时她还太小了。祖父母不仅负责教养她，还努力令她开心快乐，他们像养育子女那样精心地照管她，同时又比带大子女时有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阅历。于是伊莱恩生命中成年人的形象便由这样两位来自旧时代的人物所扮演，而她自己也长成了一个拥有同龄人所不具备的强烈责任感的孩子。人们常在公开场合听见她的祖父说，他们让伊莱恩的成长路上充满骄傲，同时也令她饱受伤痛：“因此她会被造就成我的女儿。”当伊莱恩决定中断新闻学的学业加入和平队时，祖父是第一个向她表示支持的人，当时他已经为肯尼迪的遇刺哀悼了长达九个月的时间。“不过有个条件，”他说，“你不能待在那里不回来，就像许多人那样。帮助别人是好事，可你的国家更需要你。”伊莱恩答应了他。
“她的四分之一？”伊莱恩问，“还是房间？”(15)
我将散乱的信息整合，再加上自己的记忆，重构了这段故事。它从1969年开始，也就是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总统签署命令成立“和平队”(4)后的第九个年头。当时伊莱恩·弗里茨刚刚结束了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接受的为期五个星期的训练，作为编号139372的准志愿者，正乘坐飞机准备在波哥大降落。彼时的她脑子里尽是些毫无新意的想法：想拥有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想要留下自己的足印，想象自己是一粒沙，但是可以聚沙成塔。旅途并不顺利，一阵阵疾风将他们的航班——一架老旧的哥伦比亚航空DC-4吹得摇摇晃晃，因此她不得不掐灭了香烟，并且做了一件十五岁后就再没做过的事：祈祷。（当然她祈祷得飞快，只在没涂腮红的脸上和戴了两条木串珠项链的胸口潦草地画了两道。并没有给人看见。）临出发前，伊莱恩的祖母曾同她说起去年的那架从迈阿密飞往波哥大结果坠毁的客机，因此当她的航班朝着那片灰绿色的群山下降，在气流的冲击下颠簸着穿过低低的云层，被一道又一道雨痕沾污了舷窗的时候，她开始回想那架失事飞机的乘客究竟有没有全部罹难。她用两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膝盖——裤子被弄得又湿又皱，并在航班伴着铁皮撞击的巨响触碰地面的瞬间闭起了眼睛。随后她不住感慨平安降落一定是上帝显灵，心想到了住处马上就要坐到桌前给祖父祖母写第一封信。我已经到啦，很平安，这里的人十分和善。有许多工作要做呢。一切都会很好的。
“是房间，没错。就是全班都羡慕的那间房子。我想也许你想要搬过去住。你知道的，距离CEUCA十分钟的路程，还有热水澡可洗。”
我忘记了湿热的天气，忘记了那杯橙汁，也全然忘了自己此刻难受的姿势（自然更加不会去想这姿势稍后会令我的脖子痛得很厉害）。躺在玛雅的吊床上，我甚至遗忘了自己。我努力回想上一次有类似的体验究竟是何时——视现实世界如过眼烟云，将自我意识全然封闭，结果却发现，自我记事起，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然而以上都是后话了，是我许久之后与玛雅交谈的那几个小时当中努力做出的推理。那是一次旨在给信件补白的长谈，我想让玛雅为我讲述信上并未提及，却早已启示的一切，那不露真容的，躲藏着沉默的一切。不过正如之前所说，那些都是后话了。那场交谈只能在稍后发生，在我从这些文件与它们泄露的真相当中穿行而过以后发生。因此躺在吊床读信的当下，我的感受是另外的样子，那是一次难以言喻的经历，尤为突出的是一份不知所措：我十分别扭地发现，尽管故事里并未出现我的名字，其实我在每一行文字当中被它提及。我感到思绪纷乱，而种种纷乱的思绪最终又汇聚在了一处，浓缩成一份可怖的孤独，一份晦暗难明，无从开解的孤独。一份属于孩子的孤独。
伊莱恩陷入了沉思。
没有人告诉过我波哥大会变成这样。
“可我不是为了享受才到这儿来的。”结果她说。
挂上电话，我来到了天台。柳条箱躺在一张吊床底下，安静得像是一只宠物。那儿有埃莱娜·弗里茨与里卡多·拉韦德的人生，就散落在里面的文件当中——他们写给别人的信，还有他俩之间往来的信件。空气凝固了。我在玛雅·弗里茨前一晚睡过的吊床上躺下，头枕着配了白色刺绣外罩的椅垫，取出第一个文件夹，将它放在自己的腹部，又从这个文件夹中抽出了第一封信。那是颜色发绿、几近半透明的一张纸。“亲爱的祖父祖母”(3)，抬头如是。跟着是第一行，孤零地倚着下一个段落，仿佛想要自杀的人站在房檐上的样子。
“热水澡啊，”戴尔强调了一遍，“而且你下车时再也不用像个四分卫似的往外挤了。”
“你吃屎吧，”她说，“等你能回来的时候再见吧。”
“可那家人怎么办。”伊莱恩说。
“奥拉，别这样。”
“跟他们有什么关系？”
“女儿，女儿，”奥拉重复着，“你吃屎吧，安东尼奥。”
“我的房钱是七百五十比索，”伊莱恩道，“是这个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了。”
“不至于。女儿会不安的。”
“有什么关系呢？”
“我没哭。”
“我不想令他们失去这笔钱。”
“尽快，”我说，“你别哭啊，不至于吧。”
“你以为你是谁啊，伊莱恩·弗里茨，”戴尔叹了口气，表情很是戏剧化，“你以为自己独一无二，不可替代，快别闹了。亲爱的伊莱恩，就在今天还有十五名志愿者来到了波哥大。星期六还会再有一架航班从纽约抵达。整个国家有几百个，甚至可能是几千个你我这样的美国佬，他们中的许多都是要来波哥大做事的。相信我吧，在你打好行李之前，你的房间就又会住上人了。”
“什么时候，安东尼奥。”
伊莱恩喝了一口啤酒。经过许多时日，当一切已成定局，她会想起那次的啤酒，想起店里阴郁的气氛，想起下午的映像渐渐消逝在镶嵌在铝制窗框里的玻璃上。一切就是从那儿开始的，她想。然而事情发生的当下，面对着戴尔·卡特赖特显而易见的示好，她在脑子里飞快地将事情梳理了一遍。她笑了。
“不知道。尽快。”
“可你怎么知道我像个四分卫似的往外挤啊。”最后她说。
“我什么也没想。告诉我什么时候。”
“和平队里每个人都知道，亲爱的，”他回答，“大家都知道。”
“怎么这么问，”我说，“当然会回来，我不知道你想象中我在干吗。”
就这样，过了大概三个星期，伊莱恩·弗里茨最后一次踏上了从伊波德罗莫出发的旅程，这次带上了行李。原本她期待着她的寄宿家庭会表现出一点点伤感，无可否认，她也曾期待过一个不舍的拥抱，或许是一份临别的小礼物，就像她为他们准备的那样——一只小小的音乐盒，打开时会响起《骗中骗》的主题曲。然而什么也没有：他们问她拿走了钥匙，陪着她到了门口，与其说是出于礼貌，倒不如说是心生戒备。一个女人用自己的身躯堵住了房门，她看着伊莱恩走下楼梯，走到街上，自始至终没有为她的箱子伸一把手。这时一个很小的孩子出现了（是这家的独子，衬衫下摆在裤子外面，手中握了一辆红蓝相间的木头卡车）。他问了些什么，不过听得不很真切，在转身之前，伊莱恩只听到女主人的回答。
“安东尼奥，”奥拉道，“你会回来吗？”
“她走了，儿子，到有钱人家去了。”那女人说，“忘恩负义的美国佬。”
听筒里一阵沉默。
有钱人家。这不是真的，有钱人不会接收和平队的志愿者。但那一刻伊莱恩无凭无据，她无意卷入一场关于她第二个寄宿家庭经济状况的辩论。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第二个家庭的确拥有伊莱恩几个星期以前全然意想不到的奢华：那是加拉加斯大街上一处舒适的住所，门面狭小而进深很大，尽头处有个花园，花园角落里种了一株果树，就长在铺了瓦顶的围墙边上。建筑的外墙是白色的，木窗框漆成绿色，大门前的空地与公共人行道间用一道铁栅栏分隔开来，每次想要进入须得先打开栅栏，随后便会听见一阵牲畜的叫声。与大门连通的是一道昏暗却令人舒适的走廊。走廊左手边向着客厅开了一扇双叶的玻璃门，再往前的那扇门通往餐厅，再往前则是一条走道，沿着狭窄的内院修建起来，内院中有些天竺葵，栽种在吊盆里。走廊的右手边，紧挨着入口便是楼梯。伊莱恩第一眼看到那些木台阶时，心中便已了然：那张红色的地毯曾经是上好的，如今已磨损了（有几级台阶的位置甚至看得见织物内里灰色的线头）；将地毯固定在阶梯上的铜枕木从螺栓上松脱了，或者确切地说，是螺栓从木地板中脱落了下来，有时人们走得快了，便会感到脚下打滑，并且听到不牢靠的金属发出的些微声响。在伊莱恩看来，眼前的楼梯对于这个家族来说就是一个备忘录，抑或见证者，记录了它曾经拥有、如今已失去的一切。“一个没落的上等人家。”使馆的工作人员在伊莱恩去办理迁居手续的时候这样说。没落的：伊莱恩将这个词想了又想，她试图逐字翻译，结果却不得要领。然而在看到台阶上的地毯的刹那，她完全明白了其中的含义。自然她的理解是凭着本能，并没有组织成连贯的句子，也不曾在头脑中做出一个科学的论断。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终将得到解释——伊莱恩一生之中见过不少类似的情形：拥有辉煌过往的家族在某一天忽然意识到，原来过往并不能当钱使。
“不知道，”我说，“这里有信息，有我想知道的事。”
这个家族姓拉韦德。女主人是个眉毛稀疏、眼光流露悲伤的妇人，她有一头浓密的红发——这在这个国家显出十足的异域风情，但也可能仅仅是用了染发剂的缘故。红发无时无刻不用一只发卡固定得妥妥帖帖，无时无刻不散发着新涂的发蜡的气味。葛洛莉亚女士，这是一个从不系围裙的家庭主妇：伊莱恩从未见她拿起掸子干过活，她将时间全都消磨在梳理头发上，消磨在床头柜边，以及陶瓷制成的烟灰缸里。她身上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除了着了魔似的将自己的外表打理得一丝不苟，其余的什么也不关心。男主人胡里奥先生脸上有块疤痕，不是类似刀砍留下的那种整齐而又细长的伤疤，而是弥漫开来、形状不规则的样子（伊莱恩误以为那是皮肤病造成的）。事实上不只是面颊：那块痕迹顺着他的连鬓胡子一路向下，划过了上颌骨，甚至浸染到脖颈，让人很难不注意到它。胡里奥先生的职业是法院书记员，起初在一次餐厅里的谈话中，他致力于跟他的客人谈一谈保险、可能性以及统计学的话题。
“你什么时候回来？”
“您如何才能知晓一个人该买什么样的人身保险呢？”男主人道，“保险商十分关心这个，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三十来岁身体健康的人跟一个患了两次梗死的老人交一样的钱显然不公平。于是我来了，弗里茨小姐，我展望未来。我就是那个能说出这个人什么时候会死，那个人什么时候会死，以及这辆车子在公路上有没有可能爆炸的角色。我的工作面向未来，弗里茨小姐，我是那个知晓即将发生什么的人。这是一个有关数字的问题：未来就在这些数字当中。数字告诉我们一切。比方说，数字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不是正静待着我死于五十岁之前。那么您呢？弗里茨小姐，您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吗？我可以告诉您。只要给我时间，给我纸笔，给我一个误差区间，我就能说出您最有可能几时死，怎么死。我们这样的群体对过往十分着迷。而你们美国佬却对过往不感兴趣，你们放眼前方，只重将来。你们比我们想得更明白，比那些欧洲人想得更明白：将来才是人应该着眼的方向。我就是这么做的，弗里茨小姐，我靠着告诉人们即将发生什么来养活妻儿。当然了，今天这些人就只是保险商而已，不过明天将会有更多的人对这种天赋发生兴趣，这是必然的。美国比谁都清楚这一点。因此你们走得最远，弗里茨小姐，因此我们落后了这么多。告诉我，难道您认为我说得有问题吗。”
我的两手都在出汗，尤其是握着听筒的那只。一种荒唐的恐惧感袭上心头：我感到听筒即将从我汗湿的手心滑脱，跌在地上，我们之间的联系即将切断，而我无力挽回。一场意外，事故确实发生了。奥拉讲述着我们的过去，讲述着我们曾经计划的将来——在那颗并没写着我名字的子弹碰巧打中我以前。我专注地听着，我发誓自己的确这么做了，可我的内心无法浮现任何回忆的画面。内心之眼，是有这样一种说法的。我的内心之眼试图看见里卡多·拉韦德死去以前的奥拉，试图看见那以前的我自己，结果却徒劳无功。“我得挂了，”我听到自己说，“电话是借来的。”而奥拉——这个细节我倒记得十分清楚——一直说着她爱我，说我们会一起走出来的，说我们会共同努力做到的。“我得挂了。”我说。
伊莱恩一语不发。在餐桌的另一端，这对夫妇的小儿子正注视着她，嘴角牵起，唇边现出一抹戏谑的笑容。他的睫毛既长且密，让那对黑眼睛显出一丝女性化。他从一开始就这么看她，这十分无礼，伊莱恩却不知为何有些欣喜。来到哥伦比亚好几个月了，她还从没被人这么看过，她也从来没跟美国人以外的谁睡过，从来没跟高潮时不讲英语的人睡过。
“不会遗传，”奥拉道，“但会传染。”随即马上又说，“我无心的。”跟着又补上一句，“你明白的。”
“里卡多不相信未来。”胡里奥先生说。
“拜托了，真白痴。说得就跟恐惧也会遗传似的。”
“我当然相信，”他的儿子反驳道，“只是我的未来不该管别人借钱。”
“没人这么说。”
“好了，别又说这个了，”葛洛莉亚女士微笑道，“客人会怎么想啊，人家才刚来呢，行了。”
“女儿怕上走廊是我的过错。”
里卡多·拉韦德：对于伊莱恩生硬的发音来说，这里的字母R实在是太多了。(16)“喂，埃莱娜，念我的名字。”当里卡多带着她去熟悉环境时，这样命令道。他指给她属于她的浴室，她即将居住的房间，那只糖果色的床头柜，有三个抽屉的衣橱，以及挂了帘子的卧床，它们都是他姐姐出嫁之前用过的（那儿还有一张姐姐小时候在照相馆拍的相片：头发中间光溜溜的一条缝，眼光茫然，摄影师的签名是巴洛克式的）。这家的客房是许许多多她这样的美国佬曾经待过的地方。“把我的名字念三遍我就再给你一床被褥。”这位里卡多·拉韦德如是说。不过是游戏而已，但的确是带了些敌意的。伊莱恩感到不舒服，可还是参加了进来。
“没人跟你提过错。”
“里卡多，”她的舌头磕磕绊绊，“拉韦德。”
原来如此。“我懂了，”我说，“所以是我的过错了。”
“差劲，好差劲，”里卡多说，“不过没关系，埃莱娜，你的小嘴真好看。”
“我不想，”奥拉说，“不想我们再继续这样，安东尼奥。不该这样。”我还没来得及回应什么，她又加了一句：“这对谁都不好。对女儿不好，对谁都不好。”
“别叫我埃莱娜。”伊莱恩反驳。
“这个年纪就是容易做噩梦。”
“你不明白，埃莱娜，”里卡多道，“你还得练习才行，愿意的话我帮你好了。”
“对。”
里卡多小她两三岁，却总表现出一副人生阅历丰富得多的样子。起初他们在傍晚碰面，那时候伊莱恩正好从CEUCA放学回来。他们会在二楼的小客厅交谈几句，就在那只名叫柏高的金丝雀的笼子底下：怎么样，还好吗，今天学了什么啊，把我的名字念三遍舌头不要打结。“波哥大人特别擅长唆一堆却什么有用的也没说，”伊莱恩在给祖父母的信中写道，“我就要溺死在闲聊里了。”然而某天下午，他们居然在第七大道上相遇了，不仅如此，让两人都觉得很巧的是，他们都是刚刚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喊了一上午的口号，尼克松是罪犯之类，还一起高唱了“停战，停战，停战”。许久以后伊莱恩方才得知，那次的“偶遇”其实跟偶然没有任何关系：里卡多·拉韦德之前就在CEUCA的门口等候她，他跟踪了她几个钟头，一直在远处窥探，将自己藏在街头的人群中，藏在写着“卡利=谋杀犯”(17)，“逃兵役光荣”和“我们又为什么在那儿？”的标语牌后面。当他在伊莱恩身后几米远的地方被迫听着赞美诗时，一直忙着排练不同的词句和语气，好去扮跟她偶遇：
“儿科医生跟我们讲过的。”
“哈，这实在太巧了，不是吗？走吧，我请你喝东西，让你好好宣泄宣泄对我爸的牢骚。”
“对。”奥拉说。
于是，在拉韦德家的房子以外，远离了布置考究的瓷器、油画上军人的注视以及金丝雀恼人的叫声，伊莱恩与房东儿子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有了一个新的开始。那一次，她捧着手中的热巧克力讲了些自己的事，也听里卡多说了一些他的。由此她得知里卡多毕业于一间耶稣会中学，随后学了一段时间的经济学——选这个专业是他父亲的意愿，或者说是他父亲强加给他的——不过几个月前他已经抛弃了经济，转而去追求自己唯一感兴趣的东西：驾驶飞机。“我爸不愿意，那是自然的。”许久以后，当他们已经可以坦诚相对时，里卡多这样告诉她。“他一直都反对。可我说给爷爷听，爷爷站在我这边。于是我爸就没辙了。跟战斗英雄作对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尽管那场战争很小，同之前和之后世界上发生的战争相比，它就跟游戏似的，就只是战争之间的一场小仗而已。可再怎么样，战争就是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有它的英雄，不是吗？演员的价值与剧场的大小并无关系，这是我爷爷说的。对我来讲这当然是一种幸运——在开飞机这件事上，爷爷支持我。记得最初我表示有兴趣学飞行时，爷爷是唯一一个没有说我疯了，没有说我不成熟、说我乱来的人。他支持我，毫无保留地支持我，甚至跟我爸对着干，而对一个空军战斗英雄说不是很难的。我爸尝试过，这点我记得很清楚，可并没有结果。那已经是两三年前的事了，可我总觉得就像发生在昨天。我们就坐在这里，爷爷坐您那儿，我爸坐我的位子。爷爷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爸脸颊上的伤疤，对他说他心里的恐惧不该由我来偿还。爷爷一定很渴望我能明白那个姿势对他来讲是多么残忍，一个年迈的、疲惫的老人——尽管他看起来并非如此——伸手去拍打一个年轻的、健壮的人——尽管那人看上去也并不那么年轻健壮。当然了，这还不够，别忘了那个疮疤，他拍打的是那个疮疤……您一定知道想要拍打我父亲的脸而完全不去触碰疮疤该有多难。是了，没错，尤其我爷爷还是个惯用右手的人。一个惯用右手的人的手掌落在承受它的人的左边脸颊，落在我父亲的左脸，落在他受伤的面颊。”
“年龄的原因。”
那场关于面颊上的疮疤有何来历的谈话发生在许久以后。彼时他们已是一对情人，对彼此身体的好奇当中渗入了对各自人生的好奇。而性对于他们来说毫不意外，仿佛一件早已摆放出来却无人问津的家具。每天夜里吃过晚饭，这位东道主和他的房客都会聊上好一会儿，然后道别，一起攀上楼梯，上到二楼伊莱恩会继续向尽头走，她会钻进浴室，插上门闩，几分钟后再出来，身上套一件白色的大衬衫，脑后绑一条长长的马尾辫。一个下着雨的星期五——雨水噼里啪啦地打在防雨罩上，浇熄了一切旁的声音——伊莱恩像往常一样从浴室出来，却没像往常一样看到那道黑漆漆的走廊，以及内院的天窗透进来的街灯的亮光。出现在她面前的是里卡多·拉韦德的侧影，正斜倚在栏杆上。逆光中伊莱恩瞧不清他的面容，却从他的姿态和语调里读出了一种渴望。
“她喜欢开着灯睡觉。”
“要睡了吗？”里卡多说。
“年龄的原因，”我说，“这些恐惧以后都会消失的。”
“还没，”她答道，“进来给我讲讲飞机的事。”
“她说走廊里有东西。昨天她不愿从厨房走回自己的房间，是我陪她走的。”
天气很冷。木制的床板在身躯的每一次动作之下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兼且它只是一张年轻姑娘的床，如此嬉戏未免显得过于窄小。因此伊莱恩一把扯下了床罩，将它铺在地毡上，自己的毛绒拖鞋旁。就这样，在那张毛线床罩上，冷得要命的两人迫不及待，一拍即合。伊莱恩感到自己的乳房在里卡多·拉韦德的大手之下仿佛变得细小，却没把这话说给他听。她穿回那件长衬衫去了浴室，坐在抽水马桶上，想着要给里卡多留些时间好让他自己回房。她还想着，自己是喜欢跟他睡的，有机会的话还要再来一次，不过刚刚发生的事情在和平队的条例当中应当是被禁止的吧。她在坐浴桶那儿清洗了一番，照了下镜子，笑了笑，关灯出了浴室往回走，害怕绊倒故而走得很慢。当她回到自己的床边，她发现里卡多原来并没有离开，他已经把床重新铺好，就躺在上面等她，侧卧着，单手撑着脑袋，就像是好莱坞烂片里的男主角。
“女儿吗？”
“我想要自己睡。”伊莱恩说。
“她在走廊会感到害怕。”奥拉道。
“我不想睡，我想聊天。”里卡多道。
“让莱蒂西亚听了电话。”
“好吧，”伊莱恩便说，“聊点什么？”
“为什么？”
“您想聊什么就聊什么，埃莱娜·弗里茨。您起一个话头，我就接下去。”
“喂，”我说，“谢谢。”
于是他们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只是没谈他们自己。他们赤裸着，里卡多的手在伊莱恩的腹部随意游走，手指在她垂顺的发间随意拨弄，他们讲着彼此的打算和计划，像每一对新晋的情侣那样，以为谈论一个人的愿望就等同于谈论这个人本身。伊莱恩讲述了她在这世上的使命，她说年轻就是前进的武器，还说自己肩负着与人间的权贵对抗的职责。她问里卡多他喜欢当一个哥伦比亚人吗，他是否愿意生活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是否也恨过美国，他读过新新闻主义记者的报道吗？不过还要等上几个星期，要再经过七次性爱，她才有胆量去问那个从第一天起就牵动了她的好奇的问题：“您父亲的脸是怎么回事？”“这位小姐也太小心谨慎了吧，”里卡多道，“从来没有人等了这么久才问这个问题。”伊莱恩提问时他们正乘着缆车攀登蒙塞拉特山——那之前里卡多在CEUCA的门口候到她出来，对她说是时候当个游客了，来哥伦比亚总不能只为了工作吧，别再把自己弄得跟个信徒似的，看在上帝的分上。每当有风吹过，缆车就在缆绳上摇摇晃晃，游客们随即不约而同地发出尖叫声，这时伊莱恩会牢牢缠在里卡多的身上（头抵在他的胸口，两手攥住他上衣肘部的补丁）。到了夜晚，他们站在旷野里，坐在教堂的长凳上，绕着圣殿一圈又一圈地散步，从三千米的高处俯瞰波哥大时，伊莱恩听说了发生在遥远的1938年的那次飞行演习的故事，故事里有飞行员，有惊险动作，有那场事故以及它所造成的为数众多的死伤。而第二天清晨，当她醒来的时候，发现等待她的除了刚刚送到的早餐，还有一个包裹。伊莱恩撕掉包装纸，里面是一本西班牙文杂志，杂志中间夹着一个皮质的书签。如果不是掀开内页时见到了房东家的姓氏，她差点以为书签才是那份礼物。同时发现的还有里卡多留给她的一张字条：“为了使您明白。”
“别，等等。”我试图这样告诉她，可是已经晚了，听筒从她的手中被抽走了，我落在了奥拉的手上，我的声音落在了奥拉手上，我的思念悬挂在炎热的空气中：我思念着那些我尚未失去的东西。“好了，去玩吧。”我听见奥拉用一种最柔软的语气在跟女儿讲话，那仿佛是低低的耳语，又仿佛是五音节的摇篮曲。而当讲话的对象换成了我时，强烈的反差便出现了：她嗓音里有种悲伤，相距那么近，故而我听得十分清楚，还有一份失望，以及尽力掩饰的责备。“喂。”她说。
伊莱恩便试着明白。她提问，里卡多回答。在好几次谈话当中，他陆陆续续地解释说，父亲那烧伤的脸孔——一张颜色略深、凸凹不平、粗粝得好比莱瓦镇沙漠的地图——已然成了环绕他整个生命的一道景致，总有人无缘无故地向他问起。然而即便年幼时，里卡多都对自己所见的这一切的起因毫无兴趣，对他父亲的脸与其他人的脸有何区别漠不关心。这或许也是因为（据里卡多所说）他的家人甚至没有给他留下足够的时间去产生那份好奇，毕竟关于圣安娜那次意外的故事从彼时彼刻一直伴随在他们左右，从来不曾蒸发消失。它总在各种各样的场合被各种各样的叙述者一讲再讲，于是拉韦德的记忆里留存下许多不同的版本，有圣诞节九日祭的，有星期五在客厅喝茶时的，有礼拜天足球场上的，有睡前走向床边时的，也有早晨去往学校的路途上的。那场意外被讲述着，没完没了，并且每次都以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动机讲出，不是为了向他证明飞机是危险而又难以预测的东西——好比得了狂犬病的疯狗（这是他父亲的说法），便是为了向他告知飞机犹如希腊的诸神，会将每个人安放在自己的位置，容不得人们的傲慢无礼（这是他祖父的说法）。许多年过去，里卡多·拉韦德自己也成了讲故事的人，起先他添油加醋，后来发现这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事实上，在学校的时候，讲述他父亲的脸被烧伤的前因后果是他吸引同学注意的最佳方式。“我也曾讲过爷爷的战斗故事，”拉韦德说，“结果发现原来没人爱听什么英雄事迹，恰恰相反，全世界都对别人的祸事兴致勃勃。”没错，他记得的，他记得他向同学们讲述圣安娜的那场意外，随即出示父亲的相片让那张脸证明自己并没说谎的时候，他们脸上流露的表情。
“啊哈！”莱蒂西亚说。“我让她听。”
“事到如今我敢肯定，”拉韦德说，“今时今日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再也没法对这世上别的什么提起兴致，这都是圣安娜的错。假使有天我死在了飞机上，也一定是圣安娜的错。”
“你要好好照顾妈妈。你照顾了吗？”
都怪那故事惹祸，拉韦德说。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接受了祖父的邀约。都是因为那个故事，他才踏上了瓜依玛拉飞行俱乐部的跑道与这位老英雄一同飞行，从而感到自己活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真切地感到自己活着。他走在加拿大军刀战斗机之间，试图坐进驾驶室里（他的姓令一切畅通无阻），随后，（又是因为他的姓）飞行俱乐部中最好的教练在他身上倾注了超出他学费的时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圣安娜的故事。在那段日子里，他第一次尝到了当一个王位继承人是何等滋味，拥有一点继承权是何等滋味。“我真的好好利用了，埃莱娜，我发誓，”他说，“我学得不错，我是个好学生。”祖父一直都说他有天赋。还有他的教官们，他们也都久经沙场，大部分人参加过秘鲁战争，还有一位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甚至接受过美国人的授勋——至少传闻中是这样。大家都认为这小伙子不错，拥有罕见的直觉和十根金手指，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飞机认他——而飞机是从不会弄错的。
“啊哈！”她说。
“就这么到了现在，”拉韦德道，“我爸闹得死去活来，可我已经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了。一个拥有上百飞行时长的人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他靠着占卜未来度日，可那是别人的未来，埃莱娜，我爸并不晓得我的未来，无论他的公式还是他的统计，都没法算出我的未来。我花了许多时间试图搞清我的人生跟我爸的脸究竟有什么关系，而直到现在，直到最近这段日子，才终于弄明白了。我这个人，英雄的孙子，一生是要做大事的。我将要摆脱这平庸的生活，埃莱娜·弗里茨。我不惧怕，我要让拉韦德这个姓在空中重振雄威。我要比阿巴迪亚上尉更加优秀，让全家都以我为荣。我要摆脱这平庸的生活，我要逃离这个家，每次有人请客吃饭对这个家都是一种折磨，因为下次就得轮到我们回请人家。我不要再像我妈一样每天早上数着硬币过活。我不再需要给美国佬留一张床位好让全家能有饭吃，不好意思，冒犯了您我很抱歉，我并不是针对您。您觉得呢，埃莱娜·弗里茨。我是英雄的孙子，我活着不是为了那些。是的，干大事，我说到做到，别人怎么看我才不管。”
“完全正确。”我说。我听见她笑了起来：细碎的笑声，好像蜂鸟拍打着两翼。我接着问：“你有没有好好照顾妈妈？”
同上山时一样，下行时他们依然乘着缆车。正是黄昏时分，波哥大的天空化作了一袭巨大的紫色披风。两人下方是零星的灯火，朝圣者赤脚来回，宛如石阶上彩色的图钉。“这城市的光线真怪，”埃莱娜·弗里茨说，“上一秒闭一闭眼，下一秒天就黑了。”此时一阵风吹过，缆车打了个晃，游客们却已然不再为此大呼小叫。天气很冷。风穿过缆车时发出飒飒的响声。伊莱恩拥抱着里卡多·拉韦德，背靠着窗边的横栏杆，不期然间陷入了黑暗。游客们的头与天色融成一片，漆黑叠着漆黑。里卡多的气息涌至鼻端，那是烟草与纯水的味道，而就在那一刻，悬浮于这西郊的山丘，眼望着城市在夜色中亮起，伊莱恩期盼着缆车的下降永无尽头。也许是第一次，她想到了一个像她这样的人在一个这样的国度生活下去的可能。在许多层面上说，她想，这个国家此刻百业待兴，才刚刚在世界上发现了自己的位置，而她甘愿成为这种发现的其中一分子。
她思考了一会儿。然后道：“爸爸。”
和平队在哥伦比亚的副主管是个身材瘦小、冷漠疏离的男人，常戴一副和基辛格一样的粗框眼镜，系一条针织领带。他穿着短袖衫接待了伊莱恩。如若不是这样的衣着让人误以为此刻他正身处酷热难耐的巴兰基亚或吉拉尔多特，而并非这冻死人的高寒荒凉之地，这倒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黑色的头发上打了太多的发蜡，日光灯管一照，给人一种鬓角早生华发的错觉，或是误以为他同军官一样笔直的发缝处露出了白色的发根。她无从分辨他是美国人还是本地人，也许是本地裔的美国人，抑或美裔的本地人，总之并没有任何线索，墙壁上没有海报，房间中没播音乐，书架上没摆着书籍，没有任何东西能用来推测他的轨迹，猜想他的来历。他的英文无懈可击，但他的姓——这长长的姓此刻正从书桌上向着伊莱恩凝望，它被镌刻在铜制的名牌上，十分牢固的样子——却是拉丁美洲的，或者至少是西班牙文的，伊莱恩并不清楚二者的分别究竟在哪里。会见是一次例行公事：和平队的每一位成员都曾来过或是即将来到这间幽暗的办公室，坐一坐这张并不舒适的椅子——此时的伊莱恩从座位上欠了欠身，伸手理了理自己海蓝色的长裙。也就是在这儿，在这位身材瘦小、冷漠疏离的巴伦苏埃拉先生面前，每一个曾在CEUCA接受训练的人或早或晚都会坐到椅子上聆听一场短小的，关于训练接近尾声、志愿者们即将奔赴各地完成自身使命的演说，一场关于高尚与责任、关于一个令自己与众不同的机会的演说。他们会听到“长期安置点”这样的名词，紧接着则是一模一样的问题：“您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于是他们会讲出一些自己新近听说、对其情况却一无所知的地名：玻利瓦尔，巴耶杜帕尔，马格达莱纳，瓜希拉。要么便是Quindío（他们读作Cuindio），或者Cauca（结果拼成Cohca）。(18)随后他们会被送往目的地附近的地方，由一位资深志愿者带领，接受一个为期三周、中等规模的培训，这被称作是“实地训练”。以上就是这半小时的会面所涉及的内容。
“我是谁，莱蒂西亚？”
“好吧，所以会是哪儿呢？”巴伦苏埃拉问，“卡塔赫纳不行，圣玛尔塔也不行。已经满员了。大家都想到那里去，那儿有加勒比海嘛。”
“彼得·潘？”
“我不想去城市。”伊莱恩·弗里茨道。
“我是彼得·潘。”
“不想？”
“大灰狼？”
“我认为在乡村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在她的农民身上。”
“不，”我说，“我是大灰狼。”
“精神。”巴伦苏埃拉说。
“爸爸。”她说，把后一个字母P讲得很用力，(2)还拖了长音。
“也能帮上更大的忙。”伊莱恩说。
“喂，”我说，“我是谁？”
“好的，这也是。那么，是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的地方？”
“喂？”莱蒂西亚重复了一遍。
“能帮上最大的忙的地方。”
于是我听见奥拉遥远的声音传来：“对，”她说，“听一听，听听他跟你讲些什么。”
“任何地方都需要帮助，小姐。这个国家还只是个半成品呢。也请想想您都会些什么，什么是您做起来觉得顺手的。”
“是爸爸。”她说。
“我会做什么？”
奥拉重重地叹了口气。叹息里有种近乎厌倦与绝望的东西，又或者是直白的愤怒，一个人自觉无能为力的那种愤怒：这些情绪透过电话并不容易分辨，须得看着人脸才能精准地解读。在我那套位于第十层的公寓里，在我那座矗立在海拔两千六百米高空的城市当中，属于我的两个女人走动着，说着话，而我倾听着她们，并且爱着她们，是的，我爱她们，我不愿伤害她们。正当我这样想着，莱蒂西亚开口了。“喂？”她问。孩子们对这个词总是无师自通。“喂，宝贝。”我回应道。
“当然。假使您都没在照片里见过锄头，那您就没法去种植土豆。”巴伦苏埃拉打开了那个一直被他按在手下的文件夹，翻了一页，抬起了头。“乔治·华盛顿大学。新闻学专业学生，是吗？”
“我想跟莱蒂西亚讲话。把电话给她。叫她过来，把电话给她。”
伊莱恩承认是的。“可我见过锄头，”她说，“并且我学得很快。”
一阵沉默。“安东尼奥，三年了。为什么你还是不肯走出来？为什么你非得活在那场事故的阴影里？为什么，说真的，我弄不懂这对你有什么好处。这究竟是怎么了？”
巴伦苏埃拉脸上现出不耐烦的表情。
“请让她接一下。告诉她我想跟她讲话。”
“那就三个星期，”他说，“要么行，要么变成别人的负担，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什么？”
“我不会是别人的负担，”伊莱恩说，“我——”
“让她听。”
巴伦苏埃拉翻过几页纸，拿出一个新的文件夹来。“您瞧，三天以后我就要跟地区领导人们会晤，到时我会知道谁需要些什么，也就能清楚您将要去哪里接受实地训练了。不过其实现在就有一个肯定需要人的地方，在拉多拉达附近，您知道我说的是哪儿吗？在马格达莱纳河流域，弗里茨小姐。那里很远，不过也并不是与世隔绝。它不像拉多拉达那么热，毕竟位置要再往山上去一点。从波哥大可以乘火车抵达，来回都方便，您也看到了，这儿的公共汽车简直就是公共灾难。总而言之，那是个好地方，又没什么人申请要去。在那儿最好会骑马。最好有一个坚强的胃。要同‘公共行动’配合做许多工作，公共事业方面的，扫盲、营养，类似的事务，这您都知道。三个星期而已。到时候如果不喜欢，也是有办法回头的。”
奥拉的回答比预想中慢。“是，她还好。早饭吃得不错。”
伊莱恩想到了里卡多·拉韦德。那一瞬间，她觉得让拉韦德在火车上度过几个钟头是个不错的主意。她思量着那地方的名字，拉多拉达，随即在心里翻译成了自己的语言：金色之城(19)。
在随后几秒的寂静当中，我听到并且认出了莱蒂西亚发出的声音，那是一缕听得见的踪迹，好像猫儿的小铃铛，让父母在不知觉中学会了分辨：莱蒂西亚在铺了地毡的地面上走着或跑着，莱蒂西亚同她的玩具们说着话，或是让玩具们相互谈天，莱蒂西亚搬运着家里的东西（不能乱碰的装饰品，不能乱碰的烟灰缸，不能乱碰的扫帚，她很喜欢把它从厨房拿出来跑去扫地毯：她小小的身体在空气中制造的一切细微的震颤）。我在思念她，我意识到在那之前，自己甚至连一个晚上都不曾离开过她，意识到自己从未与她相距得如此遥远。我又感到了那种不安，就像先前的许多次一样，害怕她会失去庇护，我甚至有种直觉，仿佛那些意外（它们在每间房中、每条街上蹲守着她）在我缺席的时候加倍地容易发生。“孩子好吗？”我问。
“拉多拉达，”伊莱恩说，“我觉得可以。”
“我不知道，”于是我说，“不知道自己想要干吗。”
“先去那个地方，然后才是拉多拉达。”
“冷血动物，婊子养的，”奥拉说，“你不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家人。我整晚都醒着，担惊受怕，想到的全是最坏的状况。婊子养的。最坏的状况。星期五一整天我都缩在这儿，跟莱蒂西亚关在家里等消息，我不敢出门，因为生怕你碰巧打来。整夜不睡，怕得要命。你难道没想过这些？还是你根本就无所谓？要是反过来呢？你也会这样吧，对吗？想想看，如果是我带着孩子出去了一整天而你却不晓得我在哪儿。你也得吓得不轻吧，你就得管着我怕我出轨了吧。你也希望我无论到哪儿都打个电话好叫你知道我安全到达了吧。你也希望我出门时打个电话，好叫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出去的吧。你为什么要这样，安东尼奥？你这是怎么了，你究竟想干吗？”
“嗯，那个地方也行。谢谢。”
“但是这儿有信息，”我说，“我在这里可以了解很多事情。”
“好的，”巴伦苏埃拉说，接着他拉开一只金属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张纸来，“喏，省得我一会儿忘了。这是要您填写的，填好后返给秘书处。”
“那明白了。”奥拉说。然后又道：“你是个婊子养的，安东尼奥。”
那是一张调查表，确切地说，是一张调查表的副本。抬头部分是一个问题，用大写字母打印而成：您在波哥大的家与自己的家有何不同？问题的下方分了若干段落，中间用慷慨的空白隔开，显而易见是为了让志愿者们事无巨细地填写。伊莱恩是在查皮纳罗的一间汽车旅馆填的表格，当时她趴在床上，身下十分凌乱，弥漫着做爱的味道。她拿一本电话手册垫在表格底下，用被单遮住臀部，防备里卡多的手在上面乱摸，防备他的肆无忌惮和情色下流。在“身体上的不便与不适”一栏中，伊莱恩写道：“家里的男人们小便时从来都不掀开马桶圈。”里卡多便说，斤斤计较又没教养的小娘们儿。在“房客自由受限”一栏，伊莱恩写的是：“九点钟就上门栓，我总得把房东太太叫起来。”里卡多则说她实在是太能熬夜了。而在“交际问题”一栏，伊莱恩写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用‘您’来称呼小孩”。里卡多评价道，她要学的还多着呢。而到了“家庭成员的行为”一项，伊莱恩写的是“这家的儿子喜欢一上来就咬我的乳头。”里卡多对此什么也没说。
“对。”
伊莱恩到拉萨巴纳车站乘火车的那天，全家都去送行。车站是一座大而庄严的建筑，正面柱子顶端装饰着石雕的神鹰，它们振翅欲飞，张开利爪，像是就要把屋顶擒上天空。葛洛莉亚女士送给伊莱恩一束白玫瑰，然而此时此刻，当她手上拎着箱子、胸前挎着皮包在前厅穿行时，这束花变成了恼人的累赘——它像一根掸子似的总是碰到过路人，沿途还在地上留下悲戚的花瓣，而每当伊莱恩试图将它拿得稳些，或者尽量避免它被周遭的敌意抓住把柄，自己就免不了为它的尖刺所伤。这家的男主人一直等到上了月台才将礼物展示出来，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在擦鞋匠的吆喝与乞丐的乞讨声中，他介绍说这书是一个新闻记者写的，前几年就出版了，不过现在还在卖，写书的家伙是个粗野的人，可书据说还不坏。伊莱恩撕下包装纸，只见封面上是九个蓝色的八边形框，框里有铃铛，有太阳，有弗里吉亚无边便帽，有简笔画的花，有画着女人脸的月亮，有被胫骨交叉穿的骷髅，还有跳着舞的小鬼，一切都给人一种荒谬与廉价之感，它的书名《百年孤独》也有一种过分夸张之感。胡里奥先生伸出长长的指甲，在书名最后一个单词里的字母E上指点了一下，这个字母是反的。“我是买完才发现的，”他辩解道，“要是您觉得不妥的话，咱们可以试着换一本别的。”伊莱恩忙说没有关系，说她可不想为了一个愚蠢的印刷错误而在火车上没有书读了。然而过了一段日子，在给祖父母的信中她写道：“拜托给我寄些书吧，夜里无聊极了。我手边就只有一本房东先生送的书，我努力读了，我发誓真的努力去读了，可里面的西班牙文实在是太难了，而且所有的人都叫同样的名字。这是我这么久以来读过的最讨厌的书，封面上甚至还有印刷错误。骗人的吧，还说已经出了十四版，居然都没有改过来。(20)想想看，你们就快读上格雷厄姆·格林的新作了。真不公平啊。”
“啊，这么回事。”
信中接下来写道：
“讲话。一整夜。我起床迟了，所以现在才打来。”
好了，让我给你们讲讲我现在在哪儿吧，这也是接下来的两个星期我将要待下去的地方。哥伦比亚有三条山脉：东部山脉，中部山脉，以及（没错，你们猜到了）西部山脉。波哥大就在东部山脉之中，8500英尺的高度上。我乘坐的火车要从山上下来，一直开到马格达莱纳河——这个国家最主要的河流。河流穿过一片美丽的谷地，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漂亮的景致之一，的的确确就是天堂。一路之上也很令人难忘。我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鸟，那么多的花。真羡慕菲利普舅舅啊！我羡慕他的学识，当然了，还有他的双筒望远镜。他要是在这儿该有多开心啊！向他转达我最美好的祝福吧。
“你干什么了？你们都干什么了？”
还是说回这条河。从前这里会过轮船，载着从密西西比，甚至是从伦敦来的旅客，由此可见它的重要性了。如今也会见到小船，它们仿佛直接从《哈克贝利·费恩》(21)里驶出来的一样，我可没有夸张。我乘的火车停靠在一个叫作拉多拉达的镇子，它将会是我的长期安置点，不过根据和平队的安排，我们志愿者须得由另一名志愿者陪同，在不同于长期安置点的一处地方进行为期三周的实地训练。理论上来讲，另一名志愿者应该是更有经验的，不过并非总能如此。而我是幸运的。他们把我安排在了距离河边几千米的一个市辖区，就坐落在山坡上。这个地方叫作卡帕拉皮，名字像是故意设计的一样，我念起来显得特别滑稽。(22)这里天气炎热，也很潮湿，不过还是能够活下去的。我被分配到的志愿者是个和气得不得了的男生，懂得也很多，尤其是对于那些我一无所知的事。他的名字是迈克·巴比里，芝加哥大学的肄业生。他是那种会让人瞬间产生好感的家伙，两秒之内你就会觉得自己已经跟他认识了一辈子。的确有这样的人啊，他们具备超凡的能力，在另外的国度生活对他们来讲总是轻而易举，这一点我已经意识到了。他们是那种全世界通吃的人，不会有任何生存问题。要是我也能这样该多好啊。
“没什么所以。”我说。
巴比里在和平队的哥伦比亚分支已经干了两年，之前的两年他的工作地点是墨西哥，他与农民们一道在伊斯塔帕和巴亚尔塔港劳作。再往前他还在马那瓜的贫困区待过好几个月。他个子很高，线条分明，一头金发，皮肤却是古铜色的。如若见到他没穿上衣那并不出奇（一个木制的耶稣受难像始终挂在胸口），一条齐膝短裤和一双皮凉鞋便是他的全部衣物了。他用手上的啤酒以及一碟小块的阿瑞巴玉米饼欢迎伊莱恩的到来，这种食物对她来讲还是十分新鲜的。伊莱恩之前从未接触过如此多话同时又如此坦诚的人，不过几分钟她便得知他就快满二十七岁了，得知他中意的棒球队是芝加哥小熊，还了解到他痛恨烧酒，这在此地是个问题，以及他害怕蝎子，哦不，那是真实的恐惧。他劝告伊莱恩买几双凉鞋，不过每次穿上之前要仔细检查。“这里蝎子很多吗？”伊莱恩问。“应该是很多的，伊莱恩，”巴比里用阿波罗般的嗓音回答，“应该是很多的。”
“所以呢？”
公寓一共四个房间，还有一个几乎不带任何家具的客厅，位置在一座天蓝色墙面的房子的第二层。房子的一楼是商店，店里有两张铝制桌子，一个橱窗，橱窗里是牛奶小饼干、黄油面包片，还有红皮牌(23)香烟。商店的尽头变戏法似的成了住家，住着店主夫妻俩。他们的姓是比亚米尔，已经不下六十岁了。“我的房东，”巴比里向伊莱恩介绍他们时这样说，随即发现他的房东弄不清楚这位新房客的名字，于是用纯正的西班牙语道，“她是个老美，跟我一样，不过名叫埃莱娜。”于是比亚米尔夫妇便如此称呼她：问她水够不够喝时这样叫，让她现身跟醉鬼们打个招呼时也这样叫。伊莱恩忍了又忍，她怀念起了拉韦德家的房子，同时又觉得羞愧，毕竟这不是有教养的姑娘该有的想法。出于以上种种原因，她尽量回避着比亚米尔夫妇。还好有一道钢筋混凝土楼梯是贴着房子的内墙修建起来的，正好方便她不被任何人瞧见地出入。至于巴比里，这个和气到令人发指的家伙，是绝对不会使用这道楼梯的：他每天都会走进商店聊一聊自己这一天过得如何，说一说当日的得失，也听一听比亚米尔夫妇出了什么新闻，甚至他们的客人又有哪些轶事。与此同时，他坚持不懈地向这些农民们阐释美国的黑人现状，要么便是跟他们谈论有关“爸爸妈妈”乐队的话题。而伊莱恩呢，尽管不情不愿，她还是一面看着，一面在心中佩服不已。她曾试图探究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结论是，这个外向的、好奇心重的男人，这个总是厚着脸皮盯着她看并且说起话来就仿佛全世界都欠了他什么的家伙，令她想到了里卡多·拉韦德。
“我是在这里过的夜。我也的确可以使用电话。”
在那二十天中——酷热难耐的学农的二十天，伊莱恩与迈克·巴比里并肩劳动，而“公共行动”在当地的一名领袖也同他们一起工作。那是一个矮个子、沉默寡言的男人，留着小胡子，遮住了兔子般的嘴唇。他的名字读起来非常简单：卡洛斯，仅仅就是卡洛斯而已，然而就在这简单之中蕴藏了一种深不可测，一种侵略性，尤其是他姓不为人知，行踪又飘忽不定——每天早上他都会来接他们，下午将两人送回以后，他便会消失不见。根据事先的约定，午间休息时，伊莱恩和巴比里会在卡洛斯家吃午饭。工作日程十分紧张：和附近教区的农民们一同劳作，与地方官员进行会晤，跟本地的地主们继续徒劳无功地商谈。伊莱恩逐渐发觉，每一项农村事务都得靠说话来完成：教会农民们如何饲养肉质绵软的鸡雏（得找个地方把它们关起来，而不是让它们撒欢乱跑），说服官员们利用本地资源建造一所学校（已经没人还在指望中央政府了），还有就是努力让那些富人别再简单粗暴地将他们视为反共十字军。完成所有这一切都得先围着桌子坐下来喝酒，直喝到互相听不懂对方究竟说什么为止。“所以呢，我的日子不是耗在快死的老马背上，就是耗在跟半醉的人们讲话上了。”伊莱恩在给祖父母的信中写道，“尽管如此，我仍相信正在学习当中，只是自己并没察觉罢了。迈克告诉我，在哥伦比亚的语言里，人们管这叫‘找到诀窍’。就是说理解事情是怎样运作的，掌握该当如何处理它们，诸如此类。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了解内情。我现在就正是这样。啊，还有件小事：别再往这儿寄信啦，下一封寄到波哥大吧。我就要动身去波哥大了，在那儿待上一个月，处理一下培训的最后细节。然后就是拉多拉达了。到了那里可就要动真格的了。”
“是什么？是你手边有电话还是你在那儿过夜了？”
临行的那个星期，里卡多·拉韦德来了。他事先并未张扬，一个人安排好了一切——先是乘火车抵达拉多拉达，又在那儿坐汽车到了卡帕拉皮，随后向老美们一番打听，询问有没有一个叫作伊莱恩的，就这样找到了她的住处。自然附近的人们都是知道她的。不出伊莱恩所料，拉韦德与迈克·巴比里相处甚欢：巴比里给了伊莱恩一个下午的空闲，让她带着“波哥大男友”四处转转（他用了“波哥大男友”这样的词），又同他们约好晚上一起吃饭。于是那天夜里，不晓得是几点钟，但一定已经很晚了，在一座牧场的中央，围着火堆，面前是一瓮甘蔗酒，里卡多和巴比里发现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之处居然如此之多——巴比里的父亲是一名邮政飞行员，而里卡多又痛恨烧酒，于是他俩互相拥抱，一拍即合地谈起了飞机。里卡多讲到他的飞行课程和导师们的时候简直眼睛发亮，这时伊莱恩便加入进来，把里卡多夸赞一番，又将别人夸赞他有做飞行员的天赋那些话复述了一遍。接着里卡多和迈克又谈起了伊莱恩，他们当着她的面，谈论她是个多么好的姑娘，还有她的美貌。是的，她还很漂亮，眼睛很美，迈克说。没错，尤其是眼睛，拉韦德说。然后两人便一起哈哈大笑，窃窃私语了好几句，仿佛他们并不是萍水相逢，而是兄弟会的同窗似的。他们唱起了“她是一个快乐的好姑娘”，然后一同长吁短叹，抱怨伊莱恩就要去往别的地方，“那里该是你的地方，去他妈的拉多拉达，去他妈的金色之城，去他妈的这一路折腾”，他们为伊莱恩干杯，为和平队干杯，为“我们是一群快乐的好青年，没人能否认”(24)干杯。到了第二天，迈克·巴比里忍着甘蔗酒引发的头痛送他们去搭乘公共汽车。三个人骑马来到镇子上的广场，一副早先殖民地开拓者的模样（尽管他们的老马又脏又瘦，早先的殖民地开拓者无论如何是瞧不上的）。此时在拉韦德的脸上——他正很有风度地提着两人的行李——伊莱恩读到了一种自己前所未见的东西：佩服。他佩服她，佩服她在镇子里自在来去，佩服她短短三个星期就赢得了众人的好感，佩服她用自己身上一派天然，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气度，收获了当地人的认同。这份佩服映入了伊莱恩的眼底，她感到自己是爱着他的。不期然间，在这个看上去似乎也爱她的男人身上，她感受到了一些新鲜的、比以往更为浓烈的东西，而与此同时，她想，那个幸福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个地方再没什么能让她大惊小怪的了。当然意外总是有的，在哥伦比亚，制造无从预知的事件原本就是人们生活的常态（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方式：没人知道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不过伊莱恩认为，情况是在自己的掌握之中的。“快点问我有没有找到诀窍。”上车的时候，她对拉韦德说。“您找到诀窍了吗，伊莱恩·弗里茨？”于是他问道。她的回答是：“没错。我找到了诀窍。”
“是的。”我说。
她不知道自己是大错特错了。
“可我不明白，”奥拉道，“我想不通你为什么昨天不来电话，这会费你什么事。昨天你手边没电话吗？你没在那儿过夜吗？”
(1)三个词语在西班牙文中分别译为“儿子”，“……的”，“娼妓”。
“奥拉，你别这样。”
(2)西班牙文中“爸爸”一词的拼读为“papá”。
“她漂亮吗？我是说，她可口吗？”
(3)原文此处为英文。
“没错。就这么多。”
(4)“和平队”（Peace Corps）为美国志愿服务组织，成立于1961年，以“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为感兴趣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能力且愿意在艰苦环境下在国外服务的美国男性和女性公民，以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获得训练有素的人力资源”为宣传口号。
“就这么多。”
(5)1952—1953年发生在朝鲜战争中的老秃山战役。美国习惯称作“Battle of Old Badly”。
“她想听我讲一些事，我也想听她讲一些事。就这么多。”
(6)CEUCA，即下一段第一句提到的“哥伦比亚—美国大学学习中心”（Centro de Estudios Universitarios Colombo-Americano)的首字母缩写。
于是我听见气恼的喘息声。“我知道那是谁，”奥拉道，“请别再侮辱我。”
(7)马尔科姆·X（Malcolm X，1925—1965），美国黑人运动领袖，于1965年在一次演讲中被暗杀。
“里卡多·拉韦德的女儿，”我说，“就是那个已经……”
(8)沃尔雷斯特·杰克逊（Wharlest Jackson，1929—1967），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成员。
“你不知道我想的哪样。她是谁？”
(9)依次为越战中的三场军事行动：Deckhouse Five（1967年1月6日至15日），Cedar Falls（1967年1月8日至28日），Junction City（1967年2月22日始，持续82天）。
“不是谁，”我答道，“这么说吧，不是你想的那样。”
(10)越战期间美军于1968年3月6日在越南广义省美莱村进行屠杀。消息被美军封锁一年后于1969年11月被记者揭发。
我并不讶异于奥拉的洞察力（从我们的关系初始我便见识了她的敏锐）。我三言两语地做了解释：里卡多·拉韦德的女儿，她手头有些文件，记忆里有些画面，能给我机会弄明白许多事，我想知道。这句话在我的脑海中盘旋，却并没有被说出口。叙述中我听见一串细碎的声响，应该是喉咙发出的声音，继而便是奥拉突然的大哭。“你是个婊子养的。”她说。她用的不是hijueputa这个简单有力的短语，而是将hijo、de、puta几个单词分得清清楚楚地说出。(1)“我一夜都没合眼，安东尼奥。我不能去医院，因为没人帮我带孩子。我不明白，我真的完全弄不明白。”奥拉抽噎着诉说，她哭泣的方式刺激了我，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哭声从她的口中发出：那是焦虑，毫无疑问，是一整夜累积的焦虑。“那人是谁？”她问。
(11)青篷（Thanh Phong）是越南槟知省的一个小村庄，1969年2月25日，美国海豹突击队袭击了该地区，造成21名平民死亡。
“电话答录机留言里的女人？”
(12)公共行动，指“公共行动联合会”（Juntas de Acción Comunal，JAC），1958年根据哥伦比亚19号法令成立，旨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社会服务。
“什么？”
(13)此处应指保罗·纽曼（Paul Leonald Newman）与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1969年共同主演的电影《虎豹小霸王》（Butch Cassidy and the Sundance Kid）。
“留言里的女人？”
(14)比佛利山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69年夏，罪犯查尔斯·曼森（Charles Milles Manson）及其追随者犯下九起连续杀人案件。1971年，在他的指示之下，其追随者闯入演员莎朗·塔特（Sharon Tate）家中杀害数人。小说中此处应为1969年，与史实略有不同。
“拉多拉达。来见一个人。”
(15)Cuarto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可以指“四分之一”，也可指“房间”。
于是她的语气变了，变得冷淡、沉重而疲倦。“你在哪儿？”她说。
(16)里卡多·拉韦德在西班牙语中写作Ricardo Laverde，字母R较多，而R在西班牙语中发大舌音，非母语者不易掌握。
“当然。我为什么会不好？”
(17)此处的卡利应指威廉·卡利（William Cally），美莱村屠杀的涉事中尉军官。
那是一台老式的一体化电话机，跟我童年里——七十年代末的时候见过的一模一样：一只大腹便便的长脖子小鸟，身下带着一只拨号盘，还有一个红色的按键。听筒只须向上一提就能取下。我拨着家中的号码，每一次都要转盘转回原处才能再拨下一个数字，因此我只能等待，同时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重新体会到了儿时的那种不耐烦。电话还没响到第二声，便已被奥拉接了起来。“你在哪里？”她问，“你还好吗？”
(18)Quindío，金迪奥；Cauca，考卡。均为哥伦比亚省份。
“电话在那儿，”她说，“这是您跟玛雅小姐事先说好了的。”
(19)拉多拉达，西班牙语为La Dorada，是英文The Golden One（那个金色的）之意。
“先打个电话吧。打去波哥大，如果可以的话。”
(20)“孤独”一词西班牙文写作soledad，中间有字母E，与伊莱恩（Elaine）名字的首字母重合。胡里奥先生的本意是担心伊莱恩忌讳此事，但伊莱恩显然误解了他的意思，以为soledad中的E是一个拼写错误。
“停电了。”那女人说，“先生想不想来杯红酒？”
(21)此处应指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
“不能开电扇吗？”
(22)卡帕拉皮，西班牙文为Caparrapí，发音对非母语者来说较为困难。
“玛雅小姐把东西给您搁在天台，”她告诉我，“他们吃午饭去了。”说着冲我笑笑，等着我把托盘里的橙汁喝掉。
(23)红皮（Pielroja），哥伦比亚著名烟草品牌。
醒来的时候一阵晕头转向。弄醒我的是正午的高温：我浑身是汗，床单已经浸得透湿，圣何塞医院被我梦魇中的汗水打湿的床单就是这副样子。我望了望天花板，发现风扇已经停止了转动。白日不可一世的明亮涌进木质的百叶窗格，在地面的白砖上洒下了光斑。门是关着的，门边摆了一张柳条椅，上面搁着东西，似乎是一叠衣物：两件短袖格子衬衫，一条绿色的毛巾。房子里一片寂静。远处则传来人语声，是干活儿的人们正在交谈，还有劳作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不清楚那是些什么人，这个时候、这样的天气里他们在做些什么。还在疑惑时，那声响消失了——许是他们收工歇息去了。我拉起百叶帘，打开窗子探头张望，鼻尖就快贴在纱窗上，也没有望见一个人影：就只见到长方形的泳池闪着亮光，见到一辆孤零零的车子，见到一株木棉——跟公路上的那些一样，它长于此地仿佛就是为了给在这烈日炙烤的天地偷生的可怜活物们带来一丝荫蔽。木棉树下是我来时见过的德国牧羊犬。木棉树后延展着平原，平原尽头的某处地方，便是奔涌而过的马格达莱纳河。这条河流的声响我轻易就能辨识，那是我自小听惯了的——虽则是在远离拉斯阿卡西亚斯的另一处流域。我没有见到玛雅·弗里茨，因此只得洗了个冷水澡（还打死了墙角的一只蜘蛛，个头相当大，跟我对抗了好一会儿），并且换上了她给我留下的衬衣。那是件男式衬衫，对我来说显得有些过于宽大了。我被它曾经属于里卡多·拉韦德的念头攫住，不由得在脑海中设想起他穿着它的情形，而那形象不知为何，与我本人很是近似。来到走廊，很快便有一个年轻女子迎了上来，她穿一件红色的齐膝短裤，上面有两只蓝色的口袋，无袖衫上是一只蝴蝶吻着一朵向日葵的图案。她手上端了一个托盘，上面是橙汁，盛在深口杯中。客厅的风扇也已静止了。
(24)原文为英文，与前文“她是一个快乐的好姑娘”相同，应改编自英文经典歌曲《他是一个快乐的好小伙》，歌词为：“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which nobody can deny.”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玛雅带我来到客房，或者只是当时被她充作客房的某处地方，我半醒半醉，疲惫不堪，因为说了太久的话已然近乎失声。这里没有卧床，只有两张简易的行军床，且都是一副摇摇晃晃的样子（当我死尸般地将自己扔在其中一张床垫上时——那里铺着脏兮兮的白被单——只听得床铺在吱嘎作响）。电扇在我头顶疯狂地旋转，大概是酒醉惹来的瞬间妄想驱使我选择躺在那张并不与它直接相对的床铺上，以防它在半夜掉下来砸到我的身上。不过那以前，我记得自己在困倦难耐和醉意朦胧中接收到了几个指令。没有纱窗的窗户不要打开，可乐罐不要乱丢（房子里到处都是蚂蚁），卫生纸不要扔进抽水马桶。“这一点很重要，城里来的人总也记不住。”她对我说，抑或在我记忆里她是这样说的，用上述的词句或是别的什么词句。“上厕所是一种最无意识的行为，谁坐在那儿时都不会动脑子。接下来的污水处理会有多麻烦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这些关于我身体机能的评语出自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之口，却并未令我感到丝毫的不自在。玛雅·弗里茨身上的一派天然是我前所未见的，它与波哥大人的那种道貌岸然大相径庭——后者有本事将自己的一辈子过得好像从来不拉大便似的。我想我是记下了那些指令的，只是忘了自己有没有回应些什么。我的腿比平日疼得更加厉害，连胯部都跟着痛了起来。我将这归咎于潮湿的天气，以及在情况多变的危险路段开了太久的车导致的筋疲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