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玛雅说，“您见过这张照片？”
说完她站起身来，抬起了那只柳条箱，它应该分量不轻，因为玛雅在搬运的时候须得抓着两边的把手，将它靠在自己腹部作为支撑，好像上世纪的洗衣妇端着盛脏衣服的木盆似的。“您瞧，安东尼奥，事情是这样的，”她说，“这箱子里装满了我父亲的物件。我找回来的照片，别人写给他的信，还有他写给别人的。这些都是我搜集来的，不是随便在大街上找的，而是费了番功夫的。比如桑多瓦尔女士那里就有很多。这张相片也是从她那儿来的，您看。”我即刻便认了出来——当然了，就算有人把里卡多·拉韦德的形象剪下或是剔除，我依然认得出来。相片上有玻利瓦尔广场的鸽子，有卖玉米的摊位，还有国会大厦，而最深处的那片灰色的天空，就是我的那座灰色的城。“这是给您母亲的，”我说，“是给伊莱恩·弗里茨的。”
“他拿给我看过，刚拍下的时候。”
“噢，请您来正是为了这个，”她说，“但愿我能说得明白。”她停顿了一下，啤酒杯在指尖转动，可并没有放到嘴边。“我希望您能跟我谈谈我的父亲。”又是一次停顿，“不好意思，这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停顿，“您瞧，我还没……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我希望您能给我讲讲他最后的日子，您跟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并且希望您说得越详细越好。”
“他还给您看过些别的什么吗？他给过您什么东西，一封信，一份文件之类的？”
我用不着明确我的所指。我说话时并没有望着那只柳条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暗示（甚至不像许多人习惯的那样努嘴巴：撮起嘴唇，再跟马一样歪一歪头）。然而，玛雅·弗里茨还是看向了桌子的另一端，目光坚定地锁住了那张空着的位子。
我想起了自己拒绝进入拉韦德寓所的那个夜晚。“没有，”我说，“还有其他东西吗？”
“那里是什么？”
“是有一些，”玛雅道，“无关紧要的东西，给不出任何信息的东西。可对我来说，拥有它们会使我感到平静。它们就是证明。您瞧。”她一面说，一面将一张加盖了印鉴的纸拿给我看。那是一张发票：上方，左面，是旅馆的标识——一个看不清颜色或者说无法定义颜色的圆圈（时间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圆圈上分布着“旅馆”“埃斯科里亚尔”和“马尼萨莱斯”三个单词。旅馆标识的右边写了一段奇怪的话：
“您说。”
每个星期五出账单，必须立即付账。全部房间都提供餐饮。房间一经使用，本旅店将收取至少一天的费用。
“玛雅，”我说，“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接下来写明了日子：1970年9月29号，旅客到达时间，下午3:30，房间号，225；紧挨着的方格中则手书了离店的日期（9月30日，只停留了一个晚上），兼有“退房”字样。旅客的名字是埃莱娜·德·拉韦德——我猜她冠上夫姓是为了防止潜在的追求者近身。在旅店的短暂停留当中，她打过一回电话，叫了一次午餐、一次早餐，不过并没有使用电报、洗衣、报刊或汽车等服务。这不过是一份无关紧要的文件罢了，可与此同时也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窗口吧，我想。而这只箱子里就装满了诸如此类的窗口。
她摘下了眼镜，两根手指（镊子一般）捏住了内眼角：一个表示不愿流泪的通用姿势。我问自己这些几乎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通用的动作究竟存在于我们遗传密码的哪个部分，又或者事实并非如此，只是无处不在的电影令我们这样认为罢了。对，这也是有可能的。“不好意思，”玛雅·弗里茨道，“我还是会这样。”她苍白的鼻子有些泛红，说话忽然间有了鼻音。
“证明什么？”我问。
“就是说，他离开了，于是她一直都是从前的样子。她像是在他的记忆中凝固了，所以这样说。”
“什么？”
“我不明白。”
“您之前说过，这些文件是一个证明。”
“我甚至无法想象他当时的感受。”玛雅顿了顿，“他很爱她，他很爱我的母亲。当然了，所有相处得好的夫妇都是那样，可他的情况又是特别的。因为他离开了。”
“是的。”
“据我所知是的。”
“那么，证明什么呢？”
“她给了我，是的。它在我这儿。第一次听完我简直筋疲力尽。我只能将它撂在一边，好几天过去才听了第二遍，我觉得自己能这样已经很勇敢了，换个人早把它收起来再也不去听了。可是我听了，我又听了一遍，从此完全停不下来。我不知道自己听过多少次，二三十次吧。起初我以为自己重新去听是想要从中找到些什么。可后来发现恰恰因为什么都没发现，我才会重新听。我爸爸就只听了一遍，对吗？”
玛雅没有回答。她只是一边继续用手在那些文件当中翻找，一边跟我讲话，眼睛却又不看我。“这些都是我在不久之前找到的，”她说，“我查阅那些姓名和地址，然后给美国写信，告诉他们我是谁，在信里和在电话当中跟他们交涉。后来我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是我妈妈写的信，那是她第一次来哥伦比亚的时候，大概1969年左右。这一切才有了现在的成果，听起来就像历史学者的工作。好多人觉得这么干实在太荒谬了。其实连我也不明白，连我也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我还不到三十岁，已经住到了这种地方，我远离了一切，像个老处女一样，可这事对我还是十分紧要。重构我父亲的人生，搞清楚他到底是谁，这就是我如今设法去做的事。当然了，原本我决计不会一头扎进这样的事情里的——假使我不是变成了现在这副样子，独自一个，没有亲人，一切都还来得这么快。厄运是从我母亲开始的。太荒唐了，那实在是……消息传到我这儿的时候，当我知道飞机坠毁的时候，我就躺在现在的这张吊床上。我知道她乘的是那班飞机。然后过了三个星期，就又是我父亲的事。”
“孔苏把磁带给了您。”
“您是怎么知道的？”
“当然了，您以为呢？那可是我母亲死去的那架航班啊，安东尼奥。我比您迟了一点点。找到那盘录音带，我指的是，里卡多的房子和他的录音带。您比我占了先机，您陪伴他到了最后，可是，我也找过了，最后也得到了，而且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在《空间》上，”她告诉我，“《空间》给登了出来，还有照片，什么都有。”
“什么？”
“照片？”
“啊，您用不着担心这个，”玛雅说，“它就在我这儿。”
“那一摊血迹的、三个证人的、那栋房子的，以及同我说起您的那位桑多瓦尔女士的。再有就是他的房间的，实在太令人揪心了。我一向都瞧不起的一份小报，我一向瞧不起那上面的裸体老女人，瞧不起那些病态相片，那些拙劣的文字，甚至看不上他们的填字游戏，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可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一则消息竟然是来自他们。您说这难道不是讽刺吗。那天我是去拉多拉达买东西，然后就看到了那份报纸，它就挂在沙滩球、玩具面具和供游客使用的脚蹼边上。于是就这样发现了。那天是星期六吧（我早饭是在这儿吃的，在天台上，只有周末才会这样），没错，就是星期六了，那一天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孤独一人。如今好几个月过去了，我痛苦万分，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难过成这样，明明我们已经分开了那么久，明明早已是各过各的日子。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生活，甚至没有一星半点跟这类似的东西。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吧：我独自一人，我成了孤零零的一个，我与死亡之间已经再没有任何人。成为孤儿就是这样的吧：没有谁在你的前面，这条路上的下一个就是你自己了。该轮到你了。其实我的生活没有任何改变，安东尼奥，这么多年来他们都不在我的身边，可是如今，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不只是不在我这儿，他们不在任何地方。他们似乎已经消失了。可他们又仿佛正注视着我，是的，这很难解释，然而他们注视着我，伊莱恩和里卡多正注视着我。这很折磨人啊，消失者的注视。所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您也就想得到了。”
“没错。我不晓得自己今天会到这儿来，玛雅。不然我会想办法留着那盘磁带的。我没想过事情会这么容易。”
“我总觉得诡异。”我说。
“那盘磁带吗？”
“什么？”
“伊莱恩·弗里茨，”我说，“对我来讲她该是个陌生人才对，可并不是。这真奇怪啊。哦，您一定知道黑匣子的事吧。”
“就是，飞行员的妻子居然会死于空难。”
“您可知道，”她对我说，“我都已经听她解释过多少次了。”
“啊，好吧，有些事情如果知道了，这就不显得那么奇怪了。”
“可埃莱娜并不是伊莱恩的意思。”
“比如呢？”
“伊莱恩。她的名字是伊莱恩，被哥伦比亚人叫成了埃莱娜，她也就听之任之了。或者说，她已经习惯了。”
“您有时间吗？”玛雅问，“我想给你读一篇与我父亲毫无瓜葛，可同时却又息息相关的东西。”
“从来没有。只说了您的母亲。埃莱娜，对吗？”
她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本《克罗默斯》(5)，封面的设计让我觉得陌生：刊名用白色的字体印在了红色的方块上，还有一张彩色相片，上面是一名泳衣女子，两手小心翼翼地扶着一柄权杖，一顶王冠在蓬松的头发上摇摇欲坠——选美皇后。杂志是1968年的11月号，于是我立刻得知上面的女人是玛格丽塔·玛利亚·雷耶斯·萨瓦茨基，当年的哥伦比亚小姐。封面上有数个标题，黄色字体衬着加勒比海的蓝色背景，可我并没有来得及读它，因为玛雅·弗里茨早已用手指将杂志掀开，翻到了用黄色便利贴标记的一页。“拿着它得小心些，”玛雅说，“太潮了，这种纸根本就留不住。我都不知道它怎么可以保存这么久。”《圣安娜的悲剧》，题目是大写的。接下来有简短的题记：“在那场留给哥伦比亚深深印记的空难发生三十年之际，《克罗默斯》独家披露一位幸存者的证词。”文章出现在《克兰俱乐部》(6)的一则广告边上，广告我挺感兴趣，因为这个电视节目我曾听父母谈论过几回。在有线电视公司的标志上方，画着一个弹吉他的年轻姑娘。“致哥伦比亚青年的一则消息：”那广告夸大其词，“没有你的加入，就不是完整的克兰俱乐部”。
“完全不知道？他从没提起过我？”
我正想询问那是怎么一回事，目光便落在了“拉韦德”这个姓氏之上，那个名字被分别印在了两页上，仿佛脏兮兮的狗爪子留下的印迹。
“已经不会了，”我说，“不过就像之前告诉您的，我知道的很有限。我知道他很爱您的母亲。知道迈阿密那架航班的事。可是不知道您。”
“这个胡里奥是什么人？”
“回忆那些会使您不快吗？那次意外，我指的是。”
“我祖父，”玛雅道，“当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还不是我的祖父。不是我祖父也不是别的什么，当时他十五岁。”
“不多，”我对她说，“就只几个月而已。”
“1938年。”我说。
查看过了蜂巢，又将烟熏器、刷子和棍子在棚屋里放置妥当，玛雅带着我回到了家中。一只乳猪把我吓了一跳，那是她的雇员花了一上午的工夫为我们准备的。进门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身体瞬间放松，虽然早已一声不吭地适应了正午的炎热，然而当这一片清凉和舒爽扑面而来时，我还是意识到了先前戴着手套和面具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折磨。我的后背被汗水湿透，衬衫贴在前胸上，身体嘶吼着恳求着随便一点安慰。那两台电风扇——一台在客厅，另一台在餐厅——正凶猛地旋转着。我们坐下来吃午饭之前，玛雅·弗里茨不知从哪儿搬来一只盒子。那是一件柳条编成的手工艺品，有小手提箱那么大，盖子结实，底部牢固，两侧分别编着手柄或把手，为的是提起来方便，装东西也便利。玛雅将它摆放在餐桌的一端，当作一位宾客似的，自己则在另一端坐了下来。当沙拉被盛在木制的大碗中端上来时，她开始向我询问究竟知道多少有关里卡多·拉韦德的事情，有没有从根本上了解过他这个人。
“是的。”
她并没有回答。她用两手将第一间蜂房举起，猛烈地晃了晃，于是被麻醉了的，抑或是睡着了甚至发着呆的蜜蜂们纷纷跌落在了蜂巢里。“把刷子给我。”玛雅·弗里茨对我说，随后便用它将那些牢牢粘在蜂蜜上的顽固分子小心翼翼地扫落下来。一些蜜蜂飞到了她的指间，在柔软的刷毛四周打着转，样子有些好奇，又好似醉醺醺的，玛雅将它们赶走，动作轻柔得仿佛绘画的笔触。“不，小可怜，”她对一只蜜蜂说，“回家去。”要么就是：“下去吧，今天咱们不玩儿游戏。”她将一模一样的步骤——取出蜂房，清扫蜜蜂，亲热地说说话——在所有的蜂巢跟前都重复了一遍，并且在此过程当中，一直心明眼亮地关注着所有的事。我同时还能肯定，她将自己的所见都记录在了脑子里，而那正是作为外行的我没有能力去发现的。玛雅·弗里茨将木框翻转，从正面和反面分别看了看，时不时地重新喷一喷瓶子里的烟雾，像是在担心某只不守纪律的蜜蜂会不适时地醒来。我趁机摘了手套伸手碰触，只想着能凑近些去感受那一种带着凉意和香气的烟雾：它的芳香——绝不仅仅是木头和牛粪的味道——直至夜深依然残留在我的手上，不仅如此，还与我同玛雅·弗里茨的那一场长谈永远地连在了一起。
“这篇文章里没有里卡多。”
“那股烟是让它们睡着吗？会把它们怎么样？
“没有。”
“木屑和牛粪。”玛雅说。
“他还没出生呢。”
“您给它们喷了什么？”我问，“瓶子里是什么东西？”
“还有几年。”玛雅说。
她最后的几个音节被一阵尖锐的嗡鸣声淹没了。我们已经来到了距离养蜂场几步之遥的地方。那里的地面微微倾斜，透过面罩看东西对我来说并不容易，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感到自己踏入了这世上最美好的一种境地：一个人正娴熟地从事着自己的工作。玛雅·弗里茨拽着我的胳膊，引着我从侧面，而不是从正面接近了蜂巢，又用眼色让我将那个一直拿在手上的瓶子递给了她。她把瓶子举到眼眉的高度，按动了一下鼓风器，算是先行测试，于是一团白烟从喷嘴里跑了出来，又在空气中消散。玛雅将喷嘴透过缝隙插入了第一只蜂巢，重新按下黄色的鼓风器，一下，两下，三下，烟雾便充满了整个空间。随后她揭开盖子，将蜂巢内部一举熏蒸干净。我本能地退后了一步，抬起一只胳膊遮住了脸。我本以为即将看到一群歇斯底里的蜜蜂跑出来叮咬过路的一切，可事实所见恰恰相反：蜜蜂们翻转着身体，样子安静而又平和。那一阵嗡鸣也随之散去：几乎看得到它们的翅膀动作如何止歇，黑的和黄的圆环如何停止振动，就仿佛电池耗尽了似的。
“所以呢？”
“是的，我相信您会理解，”她说，“出于我们这代人一些共同的东西，我想就是这样吧。我们这些成长在八十年代的人，不是吗？我们跟波哥大有种与众不同的联系，我不认为这是寻常的事。”
“所以我问您：您有时间吗？如果您急着知道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假使您想要真正了解里卡多·拉韦德是个什么人，还是应该从这儿开始。”
玛雅扬起了头。
“这是谁写的？”
“我理解。”我说。
“这无关紧要。我不清楚。无关紧要。”
“没人来看我。不过的确，就是这么回事。因此我选择让您过来。”
“怎么会无关紧要呢。”
“所以您才会希望别人过来看您。”
“是编辑部，”玛雅说着，已经不耐烦了，“是编辑部写的，随便哪个报人，一名记者，我不知道。一个不知名的家伙某天来到了我祖父母的家，然后开始问问题。再后来他卖出了这篇文章，又接着写起了别的。这有关系吗，安东尼奥？是谁写的有什么关系吗？”
“也有过。为了律师的事。为了去找那位女士，孔苏埃洛·桑多瓦尔。可我从不在波哥大过夜，甚至都不让那儿的夜晚沾上我。我没法忍受，超过几个钟头我就会受不了。”
“可我不明白，”我说，“这是什么。”
“可那也是七年前的事了，”我说，“这么久都没回过波哥大吗？”
玛雅叹了口气，漫画式的一声叹息，像一个蹩脚演员的做作表演，她自己却还觉得是真情流露，真切得仿如她的不耐烦。“这故事够讲一整天的，”她说，“我曾祖父带着我的祖父去看飞行演习。儿子胡里奥当年十五岁。那以后他会长大，会结婚，会生一个儿子，他会给他取名叫里卡多。而这个里卡多也会长大，还会有我。我不知道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而这是我的父亲送给我母亲的第一份礼物，远在他们结婚以前。我现在正读着它，读得十分明白。”
1992年，玛雅在拉斯阿卡西亚斯装上了最初的一批野蜂巢，这个决定对一个当时并不比我更了解养蜂业的人来说——她自己是这样坦白的——着实有些古怪。那些蜂巢仅仅存在了几个月而已：玛雅无法忍受每次提取蜂蜜和蜂蜡时都要毁掉蜂房、杀死蜜蜂，她暗暗地觉得，那些幸存的蜜蜂会偷跑出去，将消息传遍整片地方，然后有一天，当自己在泳池边的吊床午睡时，复仇的蜇针会如云般落在她的身上。就这样，她把四个野蜂巢替换成了三个活框蜂巢，从此以后，再也用不着杀蜜蜂了。
“什么意思？”
“当然是我母亲，”玛雅说，“很诡异的一种生活，现在想来，我们是两个孤独的女人。后来就分别选择了各自的道路，您知道那是怎么过来的。”
“他把这个送给了她。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太过明显的举动了，甚至都有点昭然若揭：看看人们是怎么写我的家族的吧，我的家族都上报了，诸如此类。不过后来事情就渐渐清楚了。她是一个堕落的美国佬，堕落到跟一个哥伦比亚人厮混在了一起，而且无论对哥伦比亚还是对这个哥伦比亚人，她都是懵懂的。当一个人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首先需要的就是一份指南，对不对？所以呢，1968年的这篇关于三十年前的一天的文章就是做这个用的。我的父亲交给我母亲一份指南。是的，一份指南，干吗不这么想呢？一份里卡多·拉韦德指南，一份关于他感情的指南，上面所有的路径都有详尽的标注，全部。”
“那时候你跟谁住呢？”
她静默了一会儿，补充道：
“我也是。什么都叫我碰上了。”
“好吧，随您怎么看。要为您倒一杯啤酒吗？”
“从来没有，”我说，“即使是最坏的那几年。”
我说好的，一杯啤酒，非常感谢。随后就开始了阅读。“波哥大正在欢庆之中。”文章是这样开篇的。作者继而写道：
“从没离开过？”
1938年的那个星期天，波哥大正在庆祝建城四百周年，整座城市到处挂着国旗。这一天并不是周年庆的正日子，而是它的前几天；可旗帜已然覆盖了全城——那个年代的波哥大人喜欢把事情做得提前一些。当许多年过去，胡里奥·拉韦德回想当初那个不祥的日子，他首先谈起的依然会是国旗。他会记得父亲带着他从家中一直步行到圣安娜镇的战神广场，而那个年代的圣安娜与其说是市镇，倒不如说是远离城市的一片旷野。然而对于拉韦德上尉来讲，搭乘公共汽车或者拦下一辆便车是他决计不能接受的事，因为在他看来，走路是高贵且荣耀的，至于靠着轮子来回移动，那是暴发户和草根庶民才干的事情。在胡里奥的记忆当中，一路上拉韦德上尉都在谈论国旗，他反复地说，一个真正的波哥大人必须知道这面国旗的含义，又不断地给自己的儿子出一些有关城市文化的考题。
“是的。”
“这些东西你们学校没教过吗？”他说，“真是耻辱啊。城市落到这样的市民手上可怎么办哪。”
她在去蜂房的路上讲给我听。也讲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于是我得以知道，她是如何在这一处产业——也是她得到的唯一一处遗产——最终定居下来。“父母在我出生前后买下了这片地。”她说。所以，我评论道，这是他们给您留下的唯一的东西。“还有钱，”玛雅说，“可都被我花在律师身上了。”“律师费确实很贵。”我说。“不，”她说，“他们像狗一样：察觉你害怕就会来进犯。而我开始这一切的时候又完全没有经验。应该说，如果碰上了更不诚实的人，被夺走的就是我的所有了。”玛雅刚刚长到能给自己的人生做主的年纪时，便开始筹划着离开波哥大，结果二十岁不到便成行，为此她放弃了学业，还跟母亲起了争执。最终继承这笔遗产时，她其实已在此地定居了一段颇长的时日。“我从不后悔离开波哥大，”她告诉我，“我受不了，我痛恨那座城市。我从来都没回去过，说不出它现在是什么样子，也许您能讲给我听。您是住在波哥大吗？”
于是他逼着儿子记诵，红色象征自由、慈善、健康，黄色象征正义、贞节、仁爱。胡里奥一声不吭，只是重复道：“正义，仁爱和贞节。自由，健康，慈善。”
“啊，祝贺你。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产本地区最好的蜂蜜的呢？”
拉韦德上尉是一名跟秘鲁打仗时得过勋章的英雄。他同戈麦斯·尼诺，赫伯特·博耶在一起飞过，他的传奇经历包括在塔拉帕卡战役中表现卓著，以及在占领古埃皮时立下功勋。戈麦斯，博耶还有拉韦德，这是后来的人们说起空军在胜利当中所起的作用之时，最常提到的三个名字。空中的三个火枪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尽管那三个名字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是博耶，拉韦德和安德烈斯·迪亚斯；有时是拉韦德，希尔和凡·欧德赞，这取决于讲故事的人究竟是谁，不过无论如何，拉韦德上尉的名字总是在的。
“才不是业余爱好，”她说，“亲爱的，我靠这个生活。本地区最好的蜂蜜——如果您不介意这话是我自己说的。”
那么好吧。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战神广场上，举行了一场庆祝波哥大建城周年纪念日的空军检阅。这是一场豪华程度堪比罗马皇帝当年的盛事。拉韦德上尉事先约了三个老伙计，都是些停战后再没碰过面的朋友，因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住在波哥大的。除此以外，他出席检阅还有其他理由。其一，他收到了洛佩斯·普马雷霍总统本人的邀请，登上总统观礼台。或者即便不是也差不多了：据总统的亲近之人阿尔弗雷多·德·莱昂将军所说，总统将对他的莅临感到万分荣幸。
我问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种业余爱好。
“想想吧，”将军对他说，“一个像您这样曾经对我们的侵略者还以颜色的人物，一个捍卫了祖国自由和领土完整的人。”
我本想说我衬衫的蓝色不算鲜艳，却并没有说出口来。“我不晓得蜜蜂是看得见颜色的。”我说。而她已经开始将一顶白色的帽子扣在我的头上，并且告诉我如何才能把面具的罩布整理妥当。她从我的腋下穿过带子，又在背后扣上，好似摩托车的乘客一样将我抱住了；我喜欢她身体的贴近（我想我感受到了她的胸脯在我后背那幻觉般的压迫），我同样喜欢她的双手行动时的笃定，她触碰我身体时的确信无疑和毫不羞涩。她不知从哪儿又变出了两根白色的带子，随即单膝跪在地上，用它们将我的裤腿绑紧，然后她望着我的眼睛，没有一点难为情地说：“免得咬到敏感部位。”最后她抓起了黄色鼓风器上挂着的一只金属瓶，命我拿好，又在自己的口袋里装了一把红色的刷子，还有一根钢制的棍子。
就这样，被总统邀请的荣耀成了出席的一个理由。然而除此之外还另有原因，不那么光鲜体面却更令人迫不及待——即将表演的飞行员中，包括了阿巴迪亚上尉。
“穿上它，”她命令道，“我的蜜蜂不喜欢鲜艳的颜色。”
塞萨尔·阿巴迪亚还不到三十岁，不过拉韦德上尉曾经预言，这个消瘦的、笑眯眯的外省小伙子，年纪轻轻已拥有两千五百小时的飞行时长，迟早会成为哥伦比亚史上最棒的轻型飞机驾驶员。还在跟秘鲁打仗的时候，拉韦德就曾目睹过他的飞行，当时的上尉还不是上尉而是中尉，他看到一个来自通哈(7)的小青年训练表现优秀，并且统领着一群极富经验的德国飞行员。拉韦德欣赏他，这份欣赏是共鸣与经验使然：一个人清楚自己同样被欣赏而产生的共鸣，以及一个人清楚自己拥有对方所不具备的经验。不过对于拉韦德来说，他自己能不能看到阿巴迪亚上尉那昭彰的天空战绩并不打紧：他的企图和希求，是让自己的儿子看到。因此他将胡里奥带到了战神广场。因此他让他在国旗丛中徒步穿越了波哥大。因此他告诉他，他们将会见到三种类型的飞机，分别是容克斯、猎鹰侦察机以及霍克战斗机。而阿巴迪亚上尉即将驾驶的是一架霍克812，人类在艰巨与残忍的战争任务当中，从未发明过如此轻巧迅捷的机械。
那一瞬间我察觉到，她与我是同龄人，我们的年纪不相上下，尽管我无法说出彼此之间辈分上的隐秘关联，甚至无法说出这种关联是否是真实存在的：那是一系列的表情手势、用词甚至特定的音色，是招呼、行动、说谢谢抑或坐下来时双腿交叉的方式，是我们与我们这一群的其他成员所共通的东西。她有一双我从未见过的清澈的绿眼睛，小女孩般的皮肤和历经了沧桑的成熟女人的表情在她的脸上相遇：那张脸就仿佛一场散尽了宾朋的热闹节庆。她身上全无装饰，只有两粒细细的钻石（我觉得那像是钻石），戴在小小的耳垂上，几乎无法察觉。玛雅·弗里茨，她穿着一件掩藏了自己线条的防蜂服，带领我来到一座小棚子跟前，我猜那从前该是个牲口棚：一间弥漫着粪便味道的小屋，墙上悬挂着面具，以及一件白色的工作服。
“霍克在英文里是鹰的意思，”上尉一边给年轻的胡里奥讲解，一边用手弄乱他短短的头发茬，“鹰什么样你知道的，对吗？”
我叫了一声，可是无人应答。门是敞开的：玻璃餐桌，放置了浅色扶手椅的客厅，一切都被吊扇统御着。它的扇叶像是被内在的生命力催动，赋予了自己对抗高温的使命。天台上拴着三张色彩鲜艳的吊床，有人在其中的一张底下丢了个咬了一半的番石榴，此时此刻正被蚂蚁啃食着。我正打算喊一句家里没人吗，便听到了一声口哨，接着又是一声，隔了几秒我才发现，在屋子一侧的九重葛后面，在九重葛之外生长着的那几颗刺果番荔枝的后面，有个人影正呼救般地向我挥动着双手。那形象有些怕人——头实在太白太大，腿又实在太粗了；然而当我向着那人影走近的时候，又没有办法仔细地看上一眼，因为我得用全副精神去留意别被石头或是高低不平的路面弄伤了脚踝，别给树上低垂的枝条刮破了脸颊。屋后闪着光的矩形是一个看上去疏于打理的游泳池：一个蓝色的大坑，涂料被阳光晒得褪了色，圆桌上撑着的阳伞被合了起来，清理漂浮物的纱网靠在树下，似乎从来都没有动用过。正这样想着，我已经来到了那白色怪物的身旁，不过此时那颗大脑袋早已变作了一张带罩布的面具，而那只手也已成为一只指部肥大的手套了。一个女人将面具摘下，伸手飞快地理了理头发（浅褐色的，修剪得十分拙劣，梳理得也是无比随意），不带一丝笑意地同我打了招呼，又解释说，为了出来迎接我她不得不中断了查看蜂房的工作，现在须得回去继续才行。“一件会让您感到无聊的蠢事，您还是待在家里等我好了。”她一字一句地，几乎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说给我听，仿佛没有生命似的，“您曾经近距离地见过蜂巢吗？”
胡里奥说是的，说他知道得很清楚，还说非常感谢这一番解释。不过他讲得毫无激情。他一直注视着地面，抑或说注视着人们脚上的鞋子——那五万名与他们擦身而过，摩肩接踵的人。他们的大衣彼此磨蹭着，木制的手杖与合起的雨伞彼此磕绊着，纠缠着，套头斗篷留下初剪羊毛的气味，军装的肩部带着装饰，胸前佩着勋章，当值的警察在人群中踱步，抑或骑在高高的马背上向下俯视，那些马儿被喂得很坏，总在毫无预兆时留下令人作呕的粪便痕迹……胡里奥从来没有一下子见到过这么多人。波哥大也从来没有在同一地点聚集过这么多为着同一目的而来的人。
这是一只黑色的德国牧羊犬，一副倦怠的样子，尾巴上带着白色的斑点。它察觉到了我的出现，竖起耳朵，提不起兴趣地瞧了瞧，便走去一棵芒果树下转了两圈，鼻子凑着土地，尾巴掸子似的贴着肋骨扫了扫，最后它靠着一根树干躺倒，给自己舔起了爪子。我替它感到可怜：它的毛发不是为了这样的天气而生的。继续朝前开了一会儿，车子始终行驶在树下，浓密的枝叶阻挡了光线。对面现出一座门廊，牢固的柱子支撑着，木质的横梁挂了一块牌子，看上去刚刷了油漆，上面烙刻着这处房产粗俗乏味的名字。我不得不下车开门，却发觉原本的插销似乎早已断折在了原处；我在草地上辟出的道路中间走了一段，它的末端是两条分叉的土径，中间隔了一垄干草坡；我经过一根栖息着秃鹫的电线杆，终于来到了一栋单层的白房子面前。
也许是人群发出的声响——他们热情洋溢的招呼，高声大气的交谈——抑或是混合了口气和衣服味道的那种气息，使得胡里奥忽然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个转速过快的旋转木马上，他能闻到涂料散发的苦味，并感觉自己的舌头上正嚼着草料。
“那可用不着我了，先生，”那孩子说，脸上没一刻不带着微笑，“就藏在那儿呢，您瞧。这狗就是打那儿来的。别叫了，安静。”
“我头晕。”他对拉韦德上尉说道。
“我要去拉斯阿卡西亚斯，”我说，“如果你知道在哪儿的话，就带路吧。”
可拉韦德并没有放在心上。确切地说，他的心思的确在儿子身上，但并不是在为他的头晕担忧，而是想要将一个正向他们走来的男人介绍给他。那男人高高的个子，留着鲁道夫·瓦伦蒂诺式的小胡子，身上穿的是军装。
“您想去哪儿我都能带到，先生。”
“德·莱昂将军，给您介绍我的儿子。”上尉道。继而他向着胡里奥说：“这位将军是安全部的上将。”
正午刚过，我抵达了那片区域。其时我已在瓜里诺西多镇的高处堵了近一小时的车（一辆卡车的车轴坏了，这对一条只有两个车道，并且并无紧急停车道的路段是致命的麻烦），远处现出了耸立的岩石，我的车子驶入了畜牧庄园的范围。我首先见到了理应出现在那儿的一所简易小学校，跟着便按照指示的距离，沿着道旁的一条白色管道前行，继而右转，朝马格达莱纳的方向开去。路上经过了一个金属构架，那里有时会悬挂商业广告牌，不过这会儿远远望去，那更像是一件巨大的被丢弃了的女士束身衣（几只秃鹫站在梁架上守卫着那块土地）；随后又经过一个饮水槽，正喝着水的两只奶牛身子挨在一处，互不相让地推撞着，脑袋挤在肮脏透顶的铝制顶棚下躲避着太阳。车子驶过三百米的土路，我发觉自己身处几群光着身子的小孩旁边，他们嬉笑叫嚷着，所到之处扬起阵阵尘土。其中一个孩子伸出黑乎乎的小手，对我竖起了拇指。我于是不再前进，将车子驶入紧急停车道；甫一停下，身上和脸上便重新领教了十二点钟凶猛的热浪。还是那种潮湿，还是那股气味。男孩率先开了口：
“将军上将的，”将军道，“但愿您也尝尝被人不称名字称职位的滋味。您瞧，拉韦德上尉，总统派我来带您入座呢，这么多人实在是太容易走丢了。”
到达特里克丘时，一场大雾在旅客们的周遭降临，突如其来地，好似一团迷失了方向的云。能见度几乎为零，我只得缓缓而行，速度还赶不上那些骑自行车的农民。雾霭如同露珠般聚集在玻璃上，尽管并没下雨，也不得不用上了雨刷器。一切的事物——前方的车辆、两三名斜挎着冲锋枪把守道路的士兵、一头运货的公驴——纷纷一点一点地在密不透光的浓汤里显露了身形。我想起了航行在下方的飞机：“向上，向上，向上。”我想起了大雾，想起了那场著名的艾尔塔布拉索空难，它发生在遥远的四十年代，不知这见鬼的高地上该死的能见度是否引起事故的原因。“向上，向上，向上。”我喃喃自语。随后，当我朝着瓜杜阿斯开去时，雾霭鸣金收兵般腾空而散，晴光乍现，一股热浪改换了天地：植物生长，气味翻腾，卖水果的摊位出现在了道旁。我开始淌汗。摇下车窗，一名流动商贩的啤酒正在一只盛满冰块的箱子里缓缓变热，我买酒的时候，太阳镜被热浪弄得污糟模糊。可最令我心烦的还是汗。全身的毛孔仿佛突然之间就变成了我意识的中心。
这便是拉韦德：一名被将军以总统的名义寻找的上尉。就这样，上尉和他的儿子走向了总统观礼台，他们走在德·莱昂将军身后几步，一边尽量跟紧了他，不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一边留意着庆典非同一般的场面。由于头一天晚上下了雨，地上到处都是水坑，没有水坑的地方则是泥泞，女人们的鞋跟陷在里面便拔不出来。一个粉红裙子的年轻姑娘一只鞋子掉了，鞋子是奶油色的，胡里奥弯身拾了起来，她单脚站在那里，微笑着，好像一只僵住的火烈鸟。胡里奥认出了她。肯定曾在报纸的社会版上见过的：她好像是外国人，商人或是实业家的女儿。对了，没错，一个欧洲企业主的女儿。可具体是什么呢？缝纫机出口商？啤酒厂老板？他试图在记忆当中搜索一个名字，然而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拉韦德上尉已然抓住了他的胳膊，拽了他顺着吱嘎作响的木台阶登上了总统观礼台。胡里奥在那儿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她的粉红裙子和奶油色鞋子如何攀登着外宾观礼台的阶梯。他们分别身处两个结构一样的观礼台，中间被一条好像大道似的宽阔地带分隔开来。两个观礼台仿佛两座建在粗木桩上的双层茅舍，一座就在另一座的边上，二者都朝向一片光秃秃的地带，待会儿飞机就将从那里经过。是的，一模一样，只在一个细节上有所差别：总统观礼台的中部竖立着一根十八米高的旗杆，上面飘扬着一面哥伦比亚国旗。多年以后提起当日的种种，胡里奥说，那面旗子正巧挂在那样的一个地方，这让他从一开始就觉得恐慌。然而马后炮总是轻巧的。
第二天上午我出门很早，尤其在圣周五来说。外面的光线还没来得及将寓所全然笼罩，我想也正因如此，正因这一片浮动于整个世界的朦胧，我离开时才没有惊动任何人。振动器还搁在客厅的桌上，彩色的，塑料的，仿佛是莱蒂西亚丢下的一件玩具。
一派盛大节日的景象。风带来油炸食品的味道，人们手里拿着饮料，上台前须得喝完。阶梯的每一块厚木板上都堆满了还没挤上台的人，阶梯下的空地也是如此。胡里奥感到头晕目眩，他说了出来，可拉韦德上尉并没听见：在嘉宾中间穿行是件困难的事，须得一面跟熟人打着招呼，一面无视着暴发户们，一面加意提防不要轻忽了谁，一面留神可别向配不上的人错表了敬意。就这样，父子俩在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片刻也没分离，终于走到了护栏边。从这个位置，胡里奥望见两个头发稀疏的男人正在几米开外交谈着，一副严肃的派头，这回他倒即刻认出了他们：浅色套装深色领带，戴圆框眼镜的那位是洛佩斯总统；而另一位深色套装浅色坎肩，同样戴着圆框眼镜的则是新当选总统的桑托斯。即将离去的人与即将上台的人：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在这两平方米的木台上。一小群杰出人士——洛萨诺们，杜尔拜们，帕斯特拉那们，将总统包厢与看台的后部，也就是拉韦德父子所在的更高的部分分隔开来。隔着一段距离，站在“杰出人群”的上方，上尉用手势向洛佩斯打了个招呼，后者回报以微笑，牙齿没有外露，两人用眼色无声地约定稍后碰头，毕竟马上就要开场了。桑托斯回过头去想看看洛佩斯在对什么人使眼色；他认出了拉韦德，于是微微地侧了侧头，就在此时，天空中现出了三引擎的容克斯飞机，它拖起的烟尾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我还是一言不发。忽然间，大概是某处的灯丝熔了，客厅一下子变得更暗了些，沙发，两把椅子以及唯一的那幅画（萨图尼诺·拉米雷斯(4)的一幅《打台球者》，我总想不通他们为什么要戴着墨镜打）轮廓都模糊了起来。我感到疲倦，觉得自己得吃止痛药了。奥拉已经重新回到沙发坐下，脸埋在手里，看起来倒并不像在哭的样子。“我以为你会觉得可以，”她说，“我以为我是在做好的事情。”我转过身去，把她一个人丢在了那儿，也许还有她未尽的话。我将自己关进浴室，在狭小的蓝色橱柜中找到了那些药片。那是一只白色的塑料小罐，红色的盖子已被莱蒂西亚给咬坏了，她那次可把我们吓得不轻（尽管棉花球下的药片并没有被她发现，可危险对于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儿的确是无处不在的，世界本身就是一种危险）。我就着自来水吞下了三颗药，那是医嘱的或者说是医生允许的最大剂量了，好在我的块头和体重让我禁得起这种剧痛之下的过量吞服。之后我洗了很长时间的澡，这总能帮我减轻痛楚。我回房时奥拉已经睡了，或者是假装睡着，而我也就尽力不吵醒她，抑或尽力维持了那有益的假象。我脱掉衣服，在她的身边躺下，背对她，随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睡意瞬间侵袭。
胡里奥看得入了神。他从未这般近距离地见识过如此复杂的操作。容克斯机身沉重，带有条纹的外表显出史前鱼类的样子，而它们的移动却是庄严的。每当它们飞过，激起的气浪会到达看台，弄乱那些没戴帽子的女士的发型。波哥大这一片浓云遮蔽的天空，仿佛初始时便覆盖了整座城市的脏兮兮的被单，它成了本场电影放映的完美幕布。三架容克斯没入了云端，此刻出场的是六架猎鹰，仿佛正从一座巨大舞台的一边驶向另一边。队列呈现出绝佳的对称图形。胡里奥暂时忘记了嘴里的苦味，眩晕感消失了，城市东边的山丘攫取了他的注意——它们朦胧的剪影在天际舒展，悠长而晦暗，仿佛是一只睡着的蜥蜴。山丘的上方正落着雨。这雨啊，他想，就快下到这儿来了吧。猎鹰重又经过，人们再一次感到了空气轻微的震颤。发动机的轰鸣都掩盖不了看台上赞叹的惊叫声。转动的螺旋桨形成半透明的圆盘，飞机在天空画出圆圈，释放出微弱的火星。霍克战斗机就在此时出现。它们像是凭空而来，转瞬间便排成了燕子迁徙的队形。人们一时很难想到这并不是真的燕子，而是人为操纵的机器。“是阿巴迪亚。”一个女声道。胡里奥回过头去想找到讲话的人，然而一模一样的言语又从看台的另一端传来：这位明星飞行员的名字仿佛流言般地在人群中传开。洛佩斯总统伸出雄健的手臂指向了天空。
“那么多夫妇都是这样，”奥拉道，“又不是只有我们两个。”
“这回是了，”拉韦德上尉说，“动真格的了。”
我什么也没说。
胡里奥的身边站着一对五十多岁的夫妻，一个戴着波点蝴蝶领结的男人和他的妻子。妻子生了一张老鼠脸，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在某些时候看起来是美丽的。胡里奥听见那男人说他要去停车，又听见他的妻子说：“做什么傻事，就在这儿待着，一会儿再去，最好的都要被你错过了。”此时飞行中队飞得很低，它们从观礼台前经过，继而驶向南方。人群迸发出掌声，胡里奥也拍起了手掌。而拉韦德上尉已把儿子忘在了一旁，他注视着空中的动向，紧紧盯着远方隐隐传来的危险信号，于是胡里奥明白，即便是他的父亲也不曾见过类似的状况。“我没想过一架飞机能做出这样的事。”许久之后，当事情在公众场合或是家庭聚餐当中重被提起的时候，拉韦德会如此说，“阿巴迪亚就像是失重了一样。”当机群自南方飞来，阿巴迪亚上尉的霍克战斗机脱离了队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其余的霍克战斗机脱离了它，仿佛花束一般四散逃开了。不知从何时开始，胡里奥发现天上只剩下了阿巴迪亚一人，余下的八名飞行员不晓得藏到了何处，他们忽然之间就消失不见，仿佛给云彩吞掉了似的。就这样，这架孤独的飞机第一次飞过了看台，它翻了一个筋斗，激起了掌声与尖叫声。人们的脑袋随着它移动，看着它旋转，翻转，又折了回来，这一次它飞得更低，速度也更快，在群山的映衬下又翻了一个筋斗，随即再一次消失在北方的天空，紧跟着又再度出现，仿佛从虚空中冲出，直奔观礼台而来。
“我们会有办法的。”奥拉说。
“它这是在干吗？”有人问道。
我什么也没说。
阿巴迪亚的那架霍克笔直地向着嘉宾们飞来。
“三年了，安东尼奥。现在的问题是另一回事了。还有我爱你，我们是在一起的。”
“这家伙搞什么鬼。”又有人说。
“所以我不需要担心对吗，身体知道怎么解决那些糟心事儿对吗。”
这一次的声音是从下方传来，来自洛佩斯总统的一位陪同人员。此时的胡里奥鬼使神差地望了总统一眼，结果发现后者的双手正牢牢抓在木栏杆上，好似脚下踩的不是坚实的建筑，而是公海上航行的小船一般。胡里奥嘴巴里又泛起了苦味，伴随着眩晕，以及眼球后部一阵急剧的疼痛。这时拉韦德上尉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小，不是说给别人听的，仅仅是自言自语。他的话里混杂着钦佩和妒忌，就好像眼看着别人解开了谜题的样子。他说：“活见鬼。他是想取走国旗。”
“可那已经是三年前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胡里奥仿佛置身时间之外，那仿佛是那场偏头痛带来的幻觉。阿巴迪亚上尉的战机以400公里的时速接近了总统观礼台，然后停了下来，像是一动不动地漂浮在了空气当中。飞机近在咫尺地翻了个筋斗，进而是又一个，拉韦德上尉管这叫“给刺猬烫卷发”(8)——一切都在死一般的寂静当中进行。胡里奥记得自己偷空观察了四周，看到了那些恐惧与惊骇之下变得僵硬的脸孔，还有那些仿佛正在喊叫着的大张的嘴巴。可并没有叫喊声，这个世界已然静默。忽然间他明白过来，他的父亲是对的：阿巴迪亚上尉力图在两次翻转之后无限接近飘扬的国旗，随后在经过时用一个不可思议的，好像斗牛士手下的斗牛做出的那种直立动作徒手将它取下，献给洛佩斯总统。胡里奥这下全懂了。他甚至还有余暇去想，也不晓得其他人都弄明白了没有。随后他的双眼觉察到了飞机的阴影——不可能出现的阴影，明明没有太阳。他闻见一股东西烧焦的味道，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阿巴迪亚的战机如何在天空中古怪地腾起，仿佛橡胶做的一样从中间弯折，如何朝着地面坠落，并在坠毁时刮倒了外宾观礼台的木制顶棚，卷走了总统观礼台的阶梯，最后在草坪上撞成了碎片。
“出事的是我，你别那么白痴行不行，”我说，“那颗子弹对我造成了影响。”我平复了少许。“对不起。”我说。然后又道：“医生告诉我的。”
世界爆裂开来。巨大的声响炸开：尖叫声，鞋跟在木质地面的踩踏声，逃散的躯体发出的声音。一片黑云从坠机处升起，不似烟雾，倒像是浓浓的灰烬，迟迟不肯散去。受到撞击的地表腾起残暴的热浪，顷刻便杀死了距离最近的人，其余的人则感到自己就要给活活烧焦。最幸运的是那些窒息而死的人——持续了太久的高温耗尽了空气中全部的氧。就好像置身烤箱一样——一位亲历者后来说道。观礼台阶梯的损毁导致了地板断裂和栏杆脱落，拉韦德父子随即跌在了地上。也就是从那一刻起——许久之后，胡里奥说——痛苦开始了。
“别这样，安东尼奥。我们在一起呢。你出了事故可我们还在一起呢。”
“爸爸。”他喊道。然后见到拉韦德上尉欠起身子想要救助一个女人。那女人被台阶的厚木板牢牢压在底下，情况显然已经无法挽回。“爸爸，我有点不对劲。”
“这是一个抚慰器。你需要抚慰吗？”
胡里奥听见一个男人叫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埃尔维亚，”男人喊道，“埃尔维亚。”很快他便看见了那个系着波点蝴蝶领结的家伙，他先前还想去取车，这会儿走在一堆倒下的躯体之间，有时踩着他们，有时又被他们绊到。远处有股烤焦的气味，胡里奥辨认了出来：那是肉味。这时拉韦德上尉转过了身，胡里奥从他脸上的反应看懂了自己遭受的祸事。拉韦德上尉扯起儿子走得飞快，他想要赶紧远离灾难，尽快去找一间医院。胡里奥已然哭了出来，与其说是因为疼，倒不如说是因为害怕。经过外宾观礼台时，他见到两具死去的躯体，并且通过一双奶油色的鞋子认出了其中之一。于是他昏了过去。晚些时候他清醒过来，痛苦地躺在圣何塞医院的病床上，周围是一张张写满了忧虑的脸。
“什么？”
没人知道事情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不知飞机是在天空损毁还是在撞击地面的时候。可以肯定的只是胡里奥被汽油喷了满脸，汽油烧伤了他的皮肉，好在并不曾索要他的性命——就像对待其他不少人那样。这场意外总共产生了五十七名死者：第一个就是阿巴迪亚上尉。据说他的操作致使一个安全气囊弹了出来，而且，两个连续的筋斗之后飞机进入了真空，这些一并导致其无法保持高度，失去了控制，最终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坠落。伤患们在医院接收着类似的消息，有人漠然以对，有人吃惊讶异。随后他们又听说国库会负责安葬死者，那些城中最穷的人家会得到援助，以及，总统在事发当晚就已经探访了所有的伤员。起码年轻的胡里奥·拉韦德的确是被探望过的。只是当时的他还在昏迷当中，对总统的探视毫无印象，是他的父母一五一十地讲给他听的。
紫色的振动器或抚慰器依然躺在桌上，半掩在烟灰缸、杯垫和书本之间。这些都是奥拉挑选的：《从天上看哥伦比亚》，何塞·塞莱斯蒂诺·穆蒂斯的一本大书，还有刚刚出版的，一名阿根廷摄影师关于巴黎的作品（这本倒不是奥拉挑的，而是别人送的）。我感到难堪，一种幼稚而荒唐的难堪。“你需要抚慰吗？”我对奥拉说，语调让我自己都觉得诧异。
第二天，胡里奥的母亲留下来陪他，他的父亲去参加了葬礼，有阿巴迪亚的，有豪尔赫·帕尔多上尉的，还有驻扎在圣安娜的两名骑兵的。这些人被埋葬在了中央公墓，政府代表以及陆军、空军的杰出人士进行了列队行礼。胡里奥侧身躺着，没受伤的半边脸孔朝下，正在接受吗啡注射。他看这个世界像是隔了一个鱼缸。他徒劳无功地碰了碰绷带，想要将它摘掉，想得要命，却不能摘。最疼的那些时候他憎恨拉韦德上尉，随即又念起了主祷文，为那些坏念头祈求宽恕。他还祈祷伤口不要感染，因为已经听说了类似情况的后果。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外国姑娘，于是同她攀谈起来。他的半边脸烧焦了。而她呢，有时也是一张烧焦的脸，有时却又不是，不过每次都系着粉红的围巾，穿一双奶油色的鞋子。在幻觉当中，姑娘不时跟他聊着天。她问他还好吗。问他疼不疼。有的时候也会问：
“你出了事故嘛，不要紧的，我是爱你的。”奥拉说，“这没什么，我们在一起呢。”
你喜欢飞机吗？
“不是我们俩。”
暮色渐沉。玛雅·弗里茨点起一根香味蜡烛驱赶蚊虫。“这个时候什么都会出来。”她对我说。她递来一支驱虫剂，叫我把全身上下都涂抹到，尤其要注意脚踝。读标签时我发现天色陡然暗了下来，随即意识到自己这会儿已经不可能返回波哥大了，并且发现玛雅·弗里茨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仿佛我们一起干活儿直到此时就做好了我在这里过夜的打算。作为她尊贵的客人，我和她这两个没有干系的人同在一个屋檐底下，这也许是因为归根结底我们并非全然不相干：一个死去的人把我们联系在一起。我望了望天空，是马格里特(9)笔下的那种海蓝色的天空。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下，早出的蝙蝠便在幽深的布景投下了它们黑色的影子。玛雅起身搬来一张木椅，将它放在两个吊床中间，并在上面摆好燃起的蜡烛、一个装满冰块的小泡沫保温箱、一瓶朗姆酒和一瓶可口可乐。做完这些她重又躺了回去（打开并攀上吊床一气呵成）。我的腿在疼。约莫过了几分钟，蟋蟀与蝉的合奏突然爆发，又过了几分钟，一切重归寂静，只有此处与彼处孤独的乐手孤零的乐音，以及游荡的青蛙时而呱呱的叫声。蝙蝠就在我们头顶三米处扇动着两翼，从木质天花板上它们的栖身之所来来回回地出入。黄色的灯盏被软风吹得动摇，空气是温热的，朗姆酒喝得人身子舒服。“看来今晚波哥大会有人睡不着了，”玛雅·弗里茨道，“要是您想打电话，我房里就有。”
“这没什么，安东尼奥，这是给我们俩的。”
我想起了莱蒂西亚，想起她熟睡的小脸。我想起了奥拉。想起了一个有着成熟桑葚颜色的抚慰器。
我站了起来，那东西跌在玻璃桌面上，轻轻地弹了一下（原来还是用有弹性的材料做成的）。假如换个场合那声音会让我觉得有趣吧，但绝不是此时此刻。奥拉拽住了我的胳膊。
“不，”我说，“我没什么人可打。”
“不，”我说，“不是我们俩。”
“小问题。”她说。
“唔，就是那个，”奥拉说，“是给我们俩的。”
“但我没有衣服。”我说。
她拉着我的手进了客厅，我们在沙发上坐下。饭厅的桌子已经收拾好了，厨房传来洗碗机的声响，仿佛年老的鸽子垂死时微弱的咕哝。（平日里我们饭后并不经常待在客厅：我们更喜欢躺在床上看一出老旧的美国情景喜剧，看些轻松搞笑腻歪的东西。奥拉已经习惯了放弃晚间的新闻报道，她会嘲笑我的拒绝收看，却也很能理解我对待此事的严肃认真。我不看新闻报道，从来不看。我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重新容忍它们，重新接受自己的生活被这个国家的新闻入侵。）“哎，你瞧。”奥拉说。她的双手在沙发边缘消失，又重新出现，手里拿了一个报纸裹着的小包。“给我的吗？”我说。“不，这不是一件礼物，”她说，“噢，也是的，不过是给我们俩的。该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弄。”窘迫，对于奥拉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经常困扰她的情绪，然而此时此刻，她的姿态里满满写着的，正是窘迫无疑。听她的声音就知道了（那紧张的声音），她向我解释她是在什么地方买了这振动器，花了多少钱，她是用何种方式付的款——为了不在任何地方留下证据，还有当她走进19号大道那间店铺的刹那，是多么痛恨这些年来所受的宗教教育，因为这让她感到不好的事情即将作为惩罚发生在她身上，自从买了这样东西，她就只配长长久久地待在地狱里。那是一柄紫色的机器，有褶皱的纹理，还有比我想到的更多的按钮和可行的模式，然而它的形状却是我那过分死板的脑筋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我看着那东西（它就在那儿，躺在我手心里），奥拉则看着我看它的样子。不可避免地，“抚慰器”这个词——那东西有时也叫这个名字，在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一个需要抚慰的女人奥拉，又或者，一个得不到抚慰的女人奥拉。“这是什么？”我说。一个愚蠢的问题。
“噢，”她答道，“这我们会解决的。”
“嗯。”
我望着她：她赤裸的手臂，她的前胸，她的方下巴，她的小耳朵和窄窄的耳垂，每当她摇头时那儿就一闪一闪的。玛雅喝了一口酒，然后将杯子放在腹部，我也学着她的样子。“您瞧，安东尼奥，是这么回事，”她说，“我需要您给我讲讲我的父亲，他生命的最后是怎样的，他死去的那天是怎样的。那些事情除了您，就没人见过。假如这一切是个拼图的话，您手里拿着一张谁都没有的线索卡，不知道我是否说明白了。您能帮我吗？”我没有即刻回答。“您能帮我吗？”玛雅执意问，而我没有回答。她用手肘撑起身子，睡过吊床的人都知道这有多难——不仅容易失去平衡，而且很快就会感到累了。我让自己陷在吊床里，包裹身体的织物散发着霉味和汗渍的味道，嗅得出男人跟女人在泳池里游了泳，或是在庄园中劳作后睡在上面的一段故事。我将目光从玛雅·弗里茨身上移开了。“那么如果我讲了您想知道的事，”我说，“您也会告诉我我想知道的吗？”忽然间我记起了我那崭新的日记簿，记起了上面那孤独而茫然的问号，脑海中草拟了几个词语：我想知道。玛雅没有回答。昏暗中我见到她躺在吊床上，跟我是一样的，于是，什么都不再需要了。我开始讲述，我告诉玛雅我所了解的关于里卡多·拉韦德的一切，抑或我自以为了解的一切，那些我还记得的，恐怕已经忘了的，拉韦德曾对我说过的，以及他死后我调查得来的——就这样直到黎明。我们各自躺在吊床里，各自研究着天花板上飞来飞去的蝙蝠，用话语填满了炎热夜晚的静寂。但我们谁也没有看着对方，就像忏悔中的神父与罪人那样。
“肯定吗？”
(1)安提戈涅（Antígona），希腊神话中伊俄卡斯忒与其子俄狄浦斯不知情乱伦后生下的女儿。因此，俄狄浦斯是安提戈涅的父亲和哥哥，死后被安提戈涅埋葬。
“嗯。”
(2)《布偶秀》（The Muppets Show），1976年开始播出的一档儿童电视节目。下文的“猪小姐”是其中的主角。
“睡着了？”
(3)美国儿童电视节目《芝麻街》中的人物。
炉灶上正煎着食物，抽油烟机以最大功率工作，我们不得不提高了音量。玻璃罩的灯光将铜黄的色调涂抹在她的脸上。“你真美，”我说，“我都不习惯了。”她微笑起来，正要跟我说些什么，莱蒂西亚出现在了门口，不声不响，小心翼翼的样子。她刚刚洗过了澡，绑着一条马尾辫，栗色的头发还湿着。我把她从地上抱起来，问她是否饿了，一样的铜黄灯光便也映照在了她的脸上：她的五官是我的样子，而不是奥拉的，这一点常常令我感动，也让我觉得失望。晚饭时，一个莫名的念头在我脑海当中挥之不去：莱蒂西亚本该长得像奥拉的，她本该继承奥拉的美貌，结果却遗传了我的面部特征，我粗大的骨骼，还有我那过于显眼的耳朵。也许正因如此，抱她上床的时候，我一直注视着她。我在她房中陪了她一会儿，房间幽暗，唯一的光亮来自一盏球形灯，散发着糖果色的微光。那盏灯会随着夜幕变换色调，因此当莱蒂西亚从噩梦中惊醒呼唤我的时候，她的房间是蓝色的，而当她因为小水瓶中的水已经喝光而呼唤我时，房间则常常是粉红或浅绿的。总之就在那儿，在那昏暗的色彩里，当莱蒂西亚已然入睡，呼吸声变得平缓时，我窥探着她的五官，窥探着遗传学在她脸上施展的招数，以及蛋白质通过神秘莫测的变换，如何将我的下巴、我头发的颜色复制给了我的女儿。这时候，门被推开一半，一束灯光射了进来，奥拉的剪影出现在了门边。她向我招了招手。
(4)萨图尼诺·拉米雷斯（Saturnino Ramírez，1946—2002），哥伦比亚当代艺术家，有一系列关于打台球者的画作。
“一样东西。”奥拉说。
(5)《克罗默斯》（Cromos），哥伦比亚杂志，1916年创刊，发行至今。
“什么东西？”
(6)克兰俱乐部（Club del Clan），1966年创办的哥伦比亚广播节目，主要内容是介绍歌唱新人，后在电视上播出。
“我买了一样东西。记得提醒我待会儿拿给你看。”
(7)Tunja，哥伦比亚中部城市，博卡亚省首府，西南距波哥大136公里。
将玛雅·弗里茨的口述记下以后，我在一页纸的反面画了一张蹩脚的地图（纸的另一面是为接下来的某堂课准备的笔记：我们即将讨论安提戈涅为了埋葬她的哥哥有何权利违反律法的问题(1)）。奥拉与我平和至极地完成着每晚的例行公事：我俩一同做饭，安排莱蒂西亚看她的电影，相互讲述各自的一天，说说笑笑，在狭窄的厨房擦身时触碰对方。《彼得·潘》是莱蒂西亚特别喜爱的影片，《森林王子》也是，奥拉还给她买过两三集的《布偶秀》(2)，与其说是为了逗孩子开心，倒不如说是用来慰藉她自己的乡愁，她很喜欢伯爵(3)，对猪小姐则十分看不上。哦不，那晚我们房中的电视传出的声音并不是《布偶秀》，而是那几部电影当中的另一部。《彼得·潘》，是了，那声音是《彼得·潘》——“这个故事从前发生过，并且将再度发生”，匿名的旁白者如是说——此时的奥拉系了一条红色围裙，上面印着圣诞老人那张好笑的脸，她望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8)给刺猬烫卷发，习语，指把事情毫无必要地复杂化。
第二天上午七时，我顺着80号街开车往城市的西郊去，早餐只喝了杯黑咖啡。那是个阴云密布的寒冷早上，交通在这个钟点已经开始繁忙，甚至拥挤起来，不过驶向城市的边缘却也并未花费太多的时间。都会的模样在此消失不见，污浊尽散，肺部骤然一阵清爽。这些年里市郊改变了许多：铺设未久的宽敞马路炫耀着它明晃晃的白色路标，炫耀着斑马线，以及划分车道的虚线。自小我便无数次地走上这段路程，无数次攀上环城的山峰，随后再倏忽降下，如此这般大约三个钟头，便可从我们所处的海拔两千六百米的寒冷阴雨之地到达马格达莱纳河谷，那儿有些倒霉的地方气温接近四十摄氏度。它们中的一处便是拉多拉达，那是波哥大与麦德林中间点上的城市，常常被人当作旅途的中继站或是约见的地点，甚至也是季节性的疗养浴场所在地。在拉多拉达城的外围，一处看上去远离了城市，远离了繁忙与拥挤的地方，便是玛雅·弗里茨居住的地方。然而，在四个小时的行程当中，我脑子里想的并不是她，并不是我们偶然之间取得的联系，我想的是奥拉，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头一天晚上我与奥拉之间发生的事。
(9)此处应指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马格里特（René Magritte，1898—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