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当然不，”我说，“他葬在哪里？”
“不清楚。为了去看看他。为了给他带一束花。葬礼怎么样？”
“话说回来，现在还有什么关系呢，”孔苏说，“难道我们查下去就能让他活过来吗。”
“孩子啊。当然是我安排的。也就是我还能让他看上去像有个亲人吧。”
“他一定做了什么吧。”我重复着。
“是啊，”我说，“他的妻子刚死了。”
“这就不知道了，”孔苏说，“他一定做了什么吧。”
“啊，”孔苏说，“这您也知道，谁又想得到呢。”
“什么事？”
“她是来跟他过圣诞节的。他还拍了一张莫名其妙的照片打算送给她。”
“啊，我知道就好了。不晓得，不晓得是谁杀了他，在他已经是个好人的时候。他是我知道的最好的人之一。我向您保证，尽管他过去做了坏事。”
“莫名其妙？怎么是莫名其妙呢？我觉得挺温柔的。”
“是谁杀了他？”
“那是一张莫名其妙的照片。”
警察随着她去了拉韦德的房间。孔苏拿一把锤子当作撬杠，撬开了半圆形的铝锁，锁头掉进了内院的水渠里。门打开的时候，眼前现出的是一名修士的房间：四四方方的床垫，无可挑剔的被单，枕头外的枕套没有一丝褶皱，夜里脑袋在上面留下的曲线和凹痕也已消失不见。床垫旁边是一块未经处置的木头板，搭在两块砖头上；木板上搁了一个水杯，里面的水看上去有些浑浊。这样一幅图景——那张床垫，那临时拼凑的床头柜，第二天便同14号街的血迹一起，出现在了小报上。“从那天起就再没记者进过这栋房子，”孔苏道，“那些人完全不懂得尊重。”
“有鸽子的那张？”孔苏说。
“不，这就不知道了，”孔苏说，“我也从来没想追根究底。那样会破坏我跟他的关系的，不是吗？眼睛不看，心里不想，我就是这个态度。”
“对，”我说，“有鸽子的那张。”我又说：“肯定跟那有关系。”
“他为什么进去您也知道吗？”
“什么？”
“当然了，孩子。大家都知道。”
“他听的录音。我一直在想，他听的录音跟她是有关系的，跟他的妻子。我猜那是一封令人刻骨铭心的信，我不知道，或者是一首她喜爱的诗。”
“这么说您知道。”我说。
孔苏第一次笑了：“您觉得是这样？”
“出狱犯人要遵守的那些。”
“不知道，类似的吧。”随即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我撒了一个谎，或者说我夸大其词了一次。“我想了两年半。真奇怪，一个已故的人会如此占据我的思绪，何况我们还素不相识。这两年半以来，我一直都在想着埃莱娜·德·拉韦德，或者埃莱娜·弗里茨，管她叫什么呢。两年半。”我说。这话说出口的时候，我感觉良好。
“什么规定？”
我不知道孔苏在我脸上看到了什么，她的表情不一样了，甚至连坐姿都发生了变化。
那天警察到来，碰巧就在拉韦德平常回家的时候，孔苏以为是他，没等他们拍门便把门打开了。她见到两名警察，其中一个满头白发，讲话时把s说成是c，另一个站在他身后两步远，从头至尾没开过口。“看得出那位先生的白头发长得太早了，谁知道他都见过什么样的事。”孔苏说，“他把一张证件拿给我看，问我能不能认出上面那家伙，他的原话，那家伙，这么说一个死人多奇怪啊。我呢，说实话，还真没认出来。”孔苏边说边画十字，“他变了太多了。我读完上面的字才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位名叫里卡多·拉韦德的先生从个把月前开始住在这里。我的第一反应是他犯事儿了。他又得被关进去了。我觉得很不幸，因为从他出来的那天起，他一直遵守所有规定。”
“告诉我一件事，”她对我说，“但要跟我讲实话。您喜欢他吗？”
接下来的几个钟头我一直在给孔苏讲述当天的事情，讲述我与拉韦德在台球室的相识，讲述诗歌之家以及接下去发生了什么。我把拉韦德曾告诉我的那些说给她听，说我至今也不懂他跟我谈起它们的原因。我告诉她录音带的事，告诉她拉韦德听录音时如何被悲伤席卷，告诉她当年在我心中闪过的关于录音内容的揣测，到底是什么能令一个称得上老道的成年人变得如此。“我实在想不明白，”我说，“我发誓尽了力，可我做不到。我什么也想不出来。”“想不到，是吗？”她对我说。“想不到。”我回答她。那时我俩已经来到了厨房，孔苏坐在一把白色塑料椅上，我坐的则是一张瘸了条腿的木质扶手椅。我们跟煤气罐离得很近，一伸手就能将它够到。这房子的内部跟我想象中相差无几：院落，看得见房顶的木质横梁，出租屋外绿色的房门。孔苏一边听我诉说一边应和着，两手插在膝间，双腿并拢，仿佛怕自己的手逃脱似的。过了一会儿她为我煮了一杯黑咖啡，她将咖啡粉满满地装在一截长筒袜里，再把长筒袜放进一只布满灰色凹痕的黄铜小壶。一杯喝完她又为我煮了一杯，上面的步骤被重复了一回，空气中渐渐充满了煤气的味道，还有火柴燃烧的气味。我问孔苏拉韦德的房间是哪一个，她噘起嘴唇，头一歪算是指过了，动作跟马儿不高兴时的样子很相像。“那边那间，”她说，“现在住的是一个乐手，一看就知道人不能更好了，在卡门堂弹吉他。”她住了嘴，盯着自己的手看了看，终于又说：“那房间有把密码锁，因为里卡多不喜欢带钥匙。他被杀之后，是我把锁砸开的。”
“什么？”
疮疤是最有力的证明。
“您喜欢他，还是不喜欢？”
“他被杀的时候我跟他在一起。”我于是说。我拉开衣服，把肚皮上的疮疤指给那个女人。“一粒子弹打中了我。”我说。
“是的，”我说，“我很喜欢他。”
“我不相信。”孔苏回答。
当然，这也不是真的。生活并没给我们留下足够的时间去产生好感，驱使我的既不是情怀也并非感动，而是一种直觉，有时某些事情显然已经超出预期地改写了我们人生的直觉。然而我明白，这样的敏锐在现实的世界毫无用处，很多时候它要被放弃，让位给别人爱听的说辞，我们不可以太过诚实（诚实是无效的，是百无一用的）。我注视着孔苏，映入我眼中的是一位孤独的妇人，孤独得一如现在的我。“很喜欢，”我重复道，“我很喜欢他。”
“我认识他。”我说。
“那好，”她边说边站了起来，“在这儿等我，我给你看样东西。”
“算了吧，兄弟，”那年轻人道，“这里并没有您想要的。”
她走开了一阵子。我能用耳朵追踪她的行迹，她拖沓的脚步声，同一个房客短暂的交谈声（“这么晚啊，巴比多。”“啊，孔苏女士，别老管这没用的。”）。某一个瞬间我以为谈话已经结束了，将有一个留着稀薄胡须的男孩用一句体面的话请我离开，“我陪您到门口吧”，或者“感谢您的光临”。不过此时我看见她折返而来，有些失魂落魄，一直盯着自己左手的指甲：之前在门口见过的那个小女孩般的样子又出现了。她的另一只手上（手指轻轻地托着，好像托了一只生病的小动物似的）拿着一个小足球，作为足球那实在太小，很快我看清了那是一台足球形状的老旧录音机。其中两个黑色的六边形是它的音箱；上面则是磁带卡座，一盘黑色的带子已经在里面放好了。那是一盒黑色的、带着黄色标签的录音带。标签上只有几个字母：BASF。
就在此时，她的身后现出一个男孩，嘴巴上的黑影让我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年龄。“什么事，孔苏？这位先生烦到你了？”他朝门口凑近了些，阳光投在他的脸上：原来嘴巴上的并不是胡须，只是新生绒毛的阴影而已。“他说自己是里卡多的朋友。”孔苏低声道。她从头到脚地将我打量了一番，而我也如此这般回敬了她：她是个胖胖的小个子，头发用一根发带绑着，颜色不是灰的，而是黑跟白一分两半，飞行棋格子般的黑白分明。她裹着一件黑衣服，料子是那种弹力的，贴着身，针织腰带陷入肚子上的赘肉之间，看上去就仿佛一条肥硕的白色蚯蚓从肚脐里爬出来似的。她想到了什么，要么就是看上去正想着什么，结果在她的脸上——在那似是刚干完体力活的人绯红和汗湿的脸庞的皱纹里，酝酿出了一个要哭的表情。就这样，这个六十多岁的女人仿佛一个身形庞大的没有得到糖果的小女孩。“很抱歉，先生。”孔苏说完便要把门关上。
“只有A面，”孔苏说，“听完之后就都放在炉子边上吧。放在火柴那儿。走的时候把门关好。”
“我说过了，”那女人道，“诸位的卑鄙行径别以为我已经忘了。”
“等等，等等，”我说，一大堆的问题涌到了嘴边，“这个在您手上？”
“可我不是记者，”我说，“我是朋友……”
“在我手上。”
“就在不久之前，我已经全都告诉他们了。”
“您是怎么拿到的？您不同我一起听吗？”
“什么记者？”
“他们管这叫私人物品，”她说，“是警察交给我的，跟里卡多口袋里的其他东西一起。不，我不要听。我记得就好了，不想听见更多，这盘磁带跟里卡多没有任何关系。说到底跟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很奇怪，对不对？我最珍视的一件财物居然跟我的人生毫无关系。”
“没什么好讲的了，”她说，“都过了那么久，我已经跟记者全说完了。”
“您最珍视的一件财物。”我重复道。
我看见那女人现出了无措或是怀疑的神情。她接下来对我说话便带了敌意，然而不慌不忙，似是早有预备一般。
“您晓得人们总是问，遇上火灾会从家里带什么出来。那么我拿的就是这盘磁带了。也许因为我从没有过家人吧，这里找不到一件相册之类的麻烦东西。”
拉韦德家的房子也还是我记得的样子。屋脊裂成两半，像是老年人嘴里缺失的牙齿；大门的齐脚处漆油剥落，木头也开裂了：那里恰好是主人回来时拿了太多东西，一脚踢上去好把门撑住的地方。其余的一切都一如既往，至少我在敲响里面那扇门的时候，感觉是这样。并没有人应声。我于是退后两步，抬起目光，期待在屋顶发现有人居住的迹象。然而并没有：我看见一只猫欢跳着掠过电视天线，天线的基座旁长着一块苔藓，仅此而已。就在即将放弃的时候，我感觉到门内传来了响动。门被一个女人打开了。“您有什么事？”她问。而我唯一能够做出的反应蠢得出奇：“是这样……我是里卡多·拉韦德的朋友。”
“可门口那个男孩呢？”
波哥大，它跟拉丁美洲所有的首都一样，是一座动荡的、充满变数的城市，七八百万的人口是它的不稳定成分：在这里，如若有人长时间地闭着眼睛，很可能再度睁眼时便发现自己的周遭已是另一番景象（昨天还在卖毡帽的地方成了五金店，补鞋匠的小房子卖起了彩票），就仿佛整个城市是某个恶作剧节目的摄影棚，一名受害人走进饭店的洗手间，出来时却发现自己不在饭店里，而是在酒店的客房。不过，在所有拉丁美洲城市当中，总有一些地方，是无论别处如何变更，它都永恒不变的。拉坎德拉里亚区就是其中之一。在里卡多·拉韦德家所处的那条街上，街角的打印店仍在，门框边还是同样的招贴，甚至连婚礼请柬和名片也跟1995年12月那时一模一样。1995年时就贴满廉价招贴海报的墙壁，两年半之后被同样纸张、同样大小的不同海报覆盖，那泛黄的长方形正预告着几场葬礼，一次斗牛表演或是政府竞选，唯一的变化不过是上面的名字而已。这里一切如旧。这里的现实与我们记忆当中的它别无二致——这并不是常常会发生的。
“他怎么了？”
我想她是在撒谎。自然这没有任何凭据，我那贫瘠的想象也无法为这样的谎言找出理由，但我不相信有谁会将依然近在眼前的一桩罪行忘记。要么便是，拉韦德死了，我经历了垂死的挣扎、狂热和幻觉，然而发生的一切没能清晰地留在这世上，留在这城市的过去与记忆当中。不知为何这让我愤愤不平。我想也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决定了一样东西，或者说，我感到自己有能力去做某件事情，尽管这决定在当时是怎样用语言来描述的，我已然记不清了。出了咖啡馆往右，我兜了个圈子避开那处转角，最后穿过拉坎德拉里亚，走向了拉韦德被射杀之前一直居住的地方。
“他不是家人吗？”
“两年半，”她重复了一遍，“那不知道，我想不起有谁两年半之前给杀了。真抱歉。”
“他是个房客，”孔苏道，“跟别的房客没有两样。”她想了一会儿，又说：“我的房客就是我的家人。”
“两年前，”我说，“两年半。”
说完这些（充满了戏剧性地），她撇下我一个人，到街上去了。
“啊，”那女人道，“多久前的事？”
录音带里是两名男子用英语进行的对话：他们谈论了气候条件是否良好，又谈了工作的事。其中一个男人告诉另一个说，强制性休息之前准许飞行的小时数做了调整。话筒（如果那是话筒的话）接收到持续的嗡嗡声，嗡嗡的背景音里，又出现了纸张翻动的声音。
“不，”我说，“也有可能，但我觉得不是。他在那边被人杀了，广场另一侧。”
“他们给了我这张图表。”第一个男人说。
“那是谁，”她边说边把两手从围裙里伸出来，无聊又不耐烦的样子，“一个客人？”
“好吧，你看看从里边能瞧出点什么。”第二个男人道，“飞机和无线电我来负责。”
“您认识里卡多·拉韦德吗？”
“好。可这图上只标了工作时间，休息的周期并没写啊。”
“说吧。”
“还是这么乱七八糟的。”
我叫了一杯咖啡，又叫了第二杯。上第二杯的时候，女招待拿一块气味难闻的惨兮兮的抹布在桌上囫囵一抹，便添了新杯盘。“先生还要别的吗？”她问。我看见她干枯的指节，那上面布满了纹路。蒸汽如幽灵般从深褐色液体中升起。“不要了。”我边说边试图在记忆里搜寻出一个名字，可没有结果。我的学生时代都泡在这家咖啡馆里，却连在这儿干了一辈子的一个女人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连续听了好几分钟——全神贯注地在其间搜寻着它同拉韦德的关联——然而最后终于在犹疑和困惑当中确信，录音带里说话的人跟里卡多·拉韦德的死亡毫无关系，不仅如此，就连里卡多·拉韦德的名字都不曾被他们提起。其中一个男人说道，他们的VOR(7)距离还有136英里，现在要下降，因此首先得减速，对，好，现在开始。便在此时，另一个男人的话音让这一切变得不一样了：“波哥大，美航965，请求下降。”我简直难以置信，半晌才明白过来，这架航班不出几分钟便会在艾尔迪卢比奥山坠落，遇难者当中会有一个女人，是来同里卡多·拉韦德共度圣诞的。
我的位子是最前面的一张棕色的金属独脚圆桌，就挨在窗户边上。从那儿我望不到台球室的大门，却能看见骑摩托的凶手行进的路线。铝咖啡壶的声响夹杂着临近大街的车声，还有行人的脚步声。咖啡粉的香气混合着公共浴室的味道，每当有人开门，那味道便跑了出来。广场忧伤的方形空间挤满了人，人们穿梭在它四周的大道上，围绕着那尊城市缔造者的塑像（他那深色的胸甲总是被白色的鸽子屎溅得污糟不堪）。擦鞋匠携着木箱常驻大学对面，再有便是贩卖祖母绿的小集团，我注视着他们，这些人对那里曾经发生了什么无动于衷，这使我惊异，哪怕事故地点就在此时此刻他们的脚步踏着的人行道近旁。也许正是望向他们的一刻，我想到了拉韦德，发现自己这么做的时候，我没有焦虑，也不曾恐慌。
“美国航空公司呼叫卡利，这里是美航965。收到了吗？”
1998年的一天，法国世界杯结束不久，莱蒂西亚将满两岁的时候，我在国家公园的高岗上等出租车。我忘了自己之前是打哪儿来，不过记得接着是要去北边，去一个医生那里做没完没了的检查。医生们总是试图使我平静下来，对我说我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康复周期，很快我的腿就会像先前一样了。去往北面的车子迟迟不来，去市中心的倒是接连不断。我在市中心并无任何事可干，我莫名其妙地想，我在那儿又没丢过什么东西。然而随即我便想道：在那儿我丢失了所有的一切。于是，我不假思索地穿过了马路，坐进了经过的第一辆车——一种全凭个人勇气支配的行为，任何外人都无从理解。数分钟后，当事情已经过去两年有余的时候，我徒步走向罗萨里奥广场，走进“路过”咖啡馆，找了一个空位，从那儿望向谋杀发生的转角——如同一个被勾魂摄魄却仍小心翼翼的孩子，探头张望着夜色中的草原，在那里有一头吃草的公牛。
“继续，美航965，这里是卡利。”
窗外，夜的深处，有犬吠声。
“很好，卡利。我们预计大约二十五分钟之后降落。”
然而这就是全部了。我的笔停在半空，目光陷入孤零零的符号里，度过了漫长的数秒钟。奥拉张着嘴巴睡着，整个星期她都在伤风，虽不严重却也是遭罪的。我望着她，想要为她画一幅面部速写，不过没能完成。我在脑中将我们第二天要做的事情过了一遍，这其中包括带莱蒂西亚去打疫苗。随后我合上本子，将它放在床头柜上，关上了灯。
这便是里卡多·拉韦德被杀前不久在听的东西：他遇难的妻子所乘航班的黑匣子。真相如同一记重拳打在我的身上，让我失了平衡，让世界顷刻间混乱不堪。可他是怎么得到的呢？随后我问自己。这可能吗，索要失事航班的录音带，这样的一份记录文件，说到手便到手了？拉韦德讲英语吗？或者至少，他的英语足够令他听懂、理解这段对话并因此感到痛惜吗？没错，最重要的是痛惜，抑或痛惜其实并不需要听得明白，原本对话当中关于拉韦德的妻子也不曾提及只言片语。仅仅是那个念头，仅仅是想到这两名讲话的飞行员与他们的乘客近在咫尺的恐怖的念头，难道还不足够吗？两年半过去了，这些问题依旧无解。此时机长开始请求入口（是2号），接着是请求跑道（是01号），再接下来是航班灯光关闭，因为区域内的车辆来往频繁，随后他们提到了里奥内格罗以北47英里之外的一处地方，并且开始在飞行计划中搜寻……终于，客舱广播在此时响起：“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我们已经开始降落了。”
¿(6)
他们开始降落。女士们的其中一位便是埃莱娜·弗里茨。来这里之前，她正在迈阿密探望生病的母亲，或者去了祖母隐居的地方，抑或仅仅是去探访朋友（同他们一起过了感恩节）。不，是她的母亲，是她那生病的母亲。埃莱娜·弗里茨此时甚至正思念着她的母亲，她不放心丢下她一个人，她问自己就这么将她丢下是否恰当。她同样思念着里卡多·拉韦德，她的丈夫。她思念她的丈夫？她思念她的丈夫，她那刚刚出狱的丈夫。“我祝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1996年幸福安康。”机长说道，“感谢乘坐我们的航班。”埃莱娜·弗里茨思念着里卡多·拉韦德。她觉得他们就快重拾错失的岁月了。同一时间在驾驶室内，机长递给副驾驶一粒花生米。“不了，谢谢。”副驾驶说。机长叹道：“多美的夜晚，不是吗？”副驾驶道：“是啊。真惬意啊。”随后他们向控制塔请求下降到更低高度，塔台告诉他们降到200处，于是机长用带着美国口音的西班牙语说：“圣诞快乐，小姐。”
我觉得这建议十分白痴。与其说它像一本自助手册，倒不如说是一个白了双鬓的办事员写字台上的公文纸，墙上用不同语言写就的证书文凭。自然这话我并没有说出口，也已经没有了说的必要，因为转眼之间我就见到他站起身来向书架走去（整齐划一的精装书，家人的照片，镶在镜框里的儿童画，上面有个难以辨认的签名）。“你才不会这么做呢，我都看出来了，”他一面说一面拉开了抽屉，“你觉着我说的这些愚蠢至极。好吧，也许的确如此。不过帮我个忙，拿上这个吧。”他取出一个线圈本，跟我在学校用的那个一样，封皮莫名其妙地模仿了牛仔布的样子。他把开头那四五页撕了下来，又看了看最后一页，像是在确认那里并没有做过任何记号。他将它交给了我，确切地说是放在了书桌上，放在了我的面前。我把它拿在手上，漫不经心地打开，浏览小说似的翻了一翻。那是个带方格的本子，我一直都讨厌方格本。头一页还留着被撕掉的前页上的字迹凹痕：有一个日期，一个画了线的单词，一个字母Y。“谢了。”我说，然后出门。当天晚上，尽管这法子在一开始令我怀疑，我还是小心地将房门关好，把本子打开，写道：亲爱的日记簿。我的嘲讽烟消云散。我翻过一页，试图开始：
埃莱娜·弗里茨，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她在想些什么？我总觉得——尽管那毫无凭据——她是坐在窗口位的。我无数次地设想过这样的一刻，无数次地仿佛设计师构筑场景一般，用自己所能想象的一切填充它：从埃莱娜身上的衣服——一件薄薄的浅蓝衬衫、一双低帮鞋——直到她的想法、她的观点。在这样一幅自作主张描绘的画面当中，舷窗在她的左手边，右手的乘客正睡着（满是汗毛的胳膊，不规律的呼噜声）。小桌板是放下的，机长通知降落时，埃莱娜·弗里茨本打算将它收起，可一直都没有人过来取走上面的小塑料杯。埃莱娜·弗里茨向窗外望去，她望见一片明净的天空；她不知道自己的航班正在降至两万英尺的高度，不知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感到困倦，已经晚上九点了，何况她很早便已出发，因为她母亲的家并不在迈阿密市区，而是在城郊，或者是完全不同的一处地方，比方说劳德代尔堡，要么就是科勒尔斯普林斯，佛罗里达的那些小城就像一所巨大的老年公寓，全国的老人都上那儿去度过生命最后的时日，远离寒冷，远离压力，也远离子女们嫌弃的眼光。就这样，埃莱娜·弗里茨一早便起身，有个不知要去迈阿密做什么的邻居捎她去机场，于是她不得不跟邻居一道，在笔直的高速公路上开了两三个小时的车，那段公路举世闻名，沿途都是醉人的风景。此时此刻，埃莱娜只想着能在卡利顺利转机，到波哥大时一定很累了，搭乘这趟中转航班的所有人都会如此，不过比起他们她更开心些，因为一个爱她的男人正等着她。她如此这般地想着，又想到要好好洗一个澡，然后上床睡觉。此时在他们的下方，在卡利，一个声音说道：“美航965，您的距离？”
“就比如，什么样的危险在波哥大是确实存在的？发生在您身上的事情再度发生的概率有多少？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来帮您做统计。问题，安东尼奥，问题。为什么在您身上会发生那样的事？那是谁的错？是您的或者不是。在别的国家它还会发生吗？在另外的时刻它还会发生吗？这些问题彼此是有关联的吗？将彼此关联的问题和孤立的问题区分开来是很重要的，安东尼奥，而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将它们写下来。当您弄清什么是它们之间的关联，什么又是对那些无解问题愚蠢的追根究底，您就可以继续另外的问题：如何康复，如何不自欺地遗忘，如何跟爱您的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怎样才能不再害怕，或者将它控制在合理的程度上，跟大家一样的程度。怎么做才能继续向前，安东尼奥。当然，以上许多问题您都已经面对过了，可当一个人看到这些问题写在纸上时，那会是不一样的。一个日记簿。从现在开始写十五天，然后我们再聊。”
“您有什么需要，先生？”
“问题，”我说，“比方什么？”
“您的DME(8)距离。”
“记一记吧。我指的并不是平常所说的那种日记簿，而是一个用来提问题的小册子。”
“好，”机长说，“到卡利的距离是，嗯，38。”
我对他说不带，我说日记簿这种东西让我觉得荒谬，那是个废物，是过时的老古董：假模假式地显得我们的生活好像很重要似的。医生回应说：
“我们在哪里？”副驾驶问，“我们是在去往……”
“你平时带日记簿吗，安东尼奥？”
“我们先去图卢阿。好吗？”
我没再去过14号街，台球室就更不必说了。（我不再玩任何东西：站得太久腿疼会加剧，甚至会撑不下去）就这样，我失去了这个城市的某一部分；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我的城市的某一部分从我手上被夺走了。我想象着一座城市，它的马路，它的人行道，正一点一滴地向我们关闭，好比科塔萨尔短篇小说中那栋屋子的房间一样，(5)最终会将我们驱赶出去。“我们很好，我们渐渐开始不思考地活着。”在那不可思议的存在侵占了房子的另一部分之后，小说中的哥哥这样说道。跟着他又补充说：“活着而不思考是可以的。”没错，是可以的。自从14号街被夺走之后，经历了漫长的治疗，忍受了药物引发的眩晕和胃部损坏，我开始厌弃这座城市，开始惧怕它，感到自己正在经受它的威胁。世界让我觉得像是一处封闭的所在，抑或我的生命仿佛一个幽闭的生命。医生同我谈过我害怕上街这事，扔给了我一个叫作“广场恐惧症”的词——仿佛是个不该掉落的脆弱物件似的。然而从我的角度，我很难向他解释事实恰好相反，是强烈的幽闭恐惧正折磨着我。某一天，在一次记不清是为了什么的诊治当中，那位医生建议我尝试一种私密疗法，据他所说，在一些患者身上是见了效果的。
“是。我们的方向呢？”
莱蒂西亚生在一个八月的上午。我们在诊所待了整晚，奥拉准备接受外科手术。房间里有种迎接新生的气氛——奥拉在床上，我在陪护的沙发上——而在另一个时间、另一间房间里面，却发生了与此相反的可怖的事件。当护士们来接奥拉时，她已在麻药的作用下昏昏欲睡，她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觉得那只手套是O. J.辛普森(4)的。”我原本希望可以握住她的手，扔掉拐杖握住她的手，同她说话，然而她已经失去了知觉。我伴着她来到走廊，上了电梯，护士们都说别着急，爸爸，一切都会很好的。我想问这些女人有什么权利把我称作爸爸，而且还把她们的想法加诸我的未来。随后我们来到了手术室的那扇大门前，我被安置在等候室里，确切地说那是一个过道，有三把椅子和一张桌子，上面搁着杂志。我把拐杖靠着墙角放下，墙上有一张相片，确切地说是一幅招贴画，上面画了个粉嫩的宝宝，笑着，没长牙，怀抱着一株向日葵，衬着蓝天的背景。我翻开一本旧杂志，试图用填字游戏放松一下心情：谷物脱粒的地方。俄南的兄长。行为迟缓的人，特别是在需要隐瞒时。可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躺在里面的那个女人，一把外科手术刀正将她的皮肉划开，我想到那些戴着手套的手正探进她的身体，要从那儿取出我的孩子。小心啊，那些手，我想，动作要灵巧啊，别碰了不该碰的。别让它们伤到你，莱蒂西亚，你别怕，这没什么好怕的。一个年轻男人从里面出来了，我正站着，他连口罩也没摘便对我说：“您的两位公主此刻好极了。”我不晓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这会儿感到腿疼，便又坐下了。我难为情地用双手捂住了脸，没人愿意将自己的哭泣展览出来。行为迟缓的人，我想着，特别是在需要隐瞒时。那次之后，当我看到莱蒂西亚身处一方蓝色的、半透明的水池中时，当我终于见到她严严实实地裹在白毯子里熟睡，远远望去那色调竟显得温暖时，我又一次想起了这句古怪的话。我全神贯注在莱蒂西亚身上了。隔着恼人的距离，我看见她那还没生出睫毛的眼睛，看见一张我所见过的最小的嘴巴，真可惜他们藏起了她的手，那一刻再没什么比看一眼我女儿的手更急迫的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在那个瞬间爱着莱蒂西亚的感受，对任何人都不会再有，而任何人之于我的意义，也都没有办法等同于远处那个刚刚到来的、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儿怎么了？”
我感到晕眩，但确信并没有被人察觉。“谁干的？”我大声地问，记不起话说出来是否真如期待中那般响亮。从学生们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信息：所有内容已被清空，他们只是一些粉笔画成的圆圈，就好像黑板上的那个女人。我向楼梯走去，以我那一瘸一拐的双腿所能允许的最大速度。当我走下台阶，经过智者卡尔达斯(3)的画像时，我已经完全无法自控。卡尔达斯，我们独立运动的显要人物，他的画像说明里写着，在通往断头台的路上，他走下台阶，弯腰拾起了一段木炭。刽子手们看见他在石灰墙上画下一个被直线穿过的椭圆：一个被切开的、长长的、黑色的圆。走过这段亦真亦幻、荒唐无稽，而且显然不足凭信的说明时，我心脏颤动不已，双手苍白、汗湿，死命地抓牢拐杖的手柄。领带折磨着我的脖子。离开学校，我继续步行，我毫无意识地穿街过巷，听凭行人擦过我的衣角，直到两只胳膊感到生疼。在桑坦德公园的北角，一个常常在那儿徘徊的小丑跟上了我，他学着我艰难行走的样子，模仿我笨拙的步态，连我的喘息也不曾放过。他穿了整套的黑西装，上面缝着布包扣，除了把脸涂得煞白，没有化其他颜色的妆。他的双臂在空中挥动的样子是如此天才，就连我自己都仿佛忽然之间看到了他并不存在的拐杖。也正是那个时候，当那个失败的好演员将我嘲弄，在行人中搅起笑声的时候，我头一次想到，我的人生正在跌成碎片，而莱蒂西亚，这无辜的孩子，她给自己挑了一个不能更坏的时机来到这人世上。
波音757客机降到了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先是向右转，继而又向左转，可埃莱娜·弗里茨并没有感到异样。此时已是黑夜，一个深沉而又明净的夜晚，下方群山的轮廓清晰可见。埃莱娜看到舷窗中映出了自己的影子，她问自己这是在干吗，到哥伦比亚来会不会是一个错误，她的婚姻是否真的有救，或许母亲用末日预言者的口吻说出的话是真的：“回到他的身边将会是你理想主义的终结。”埃莱娜·弗里茨有准备去接受自己理想主义的性格，可是，她想，凭什么因此就要判定她的整个人生全部都是错误的决断呢：理想主义者偶尔也能蒙对一两回吧。灯光熄灭，舷窗上的影子消失了，埃莱娜·弗里茨想，她不会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的：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迫使里卡多孤单地度过重获自由的第一个平安夜。
亚马拉老师将她介绍给了法律。(2)
“不，我看着不对劲，”机长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七点差几分时，我来到了学校。我的眼睛和肩膀带着夜晚的沉重，夜里睡得太少了。我的习惯是在学生们上课的大厅外面等候，倚在古旧回廊的石栏杆上，等人差不多到齐了再进去。而那个早上，也许是因为腰酸，也许是觉着坐下来时手杖就会没那么显眼，我决定到里面坐着去等。结果我甚至都没走近自己的椅子：黑板上的一幅图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偏过头去，正对上两个姿态猥琐的简笔画小人。男的那个阴茎好像手臂般长，女的那个没有五官，只是一个粉笔画成的圆圈长出了长头发。图画的下方用印刷体写着说明：
“那，向左转？你想向左转吗？”
我记得她静静地站在客厅当中，一个与厨房门口和走廊的门槛距离相等的位置，一处与外界隔绝的无人岛。“安东尼奥，”她说，“担心并没什么不好的。可你的忧虑已经是病态了。你得了忧虑的病。所以现在该担心的是我了。”她将才喝了一点的汽水搁在饭厅的桌上，把自己关进了浴室。我听见她打开水阀，一段时间之后水盛满了浴缸，我想象她一边流泪一边做着这些，用流水掩盖着抽泣的声音。又过了好长时间，当我去睡觉时奥拉还待在浴缸里，在那儿她的肚子不再是负担，那是一个没有重量的幸福世界。我没有等她，自己去睡了，第二天我走的时候，她仍然睡着。坦白地讲，我想事实上奥拉并不是还没醒来，她只是假装而已，为的是无须同我道别。我想在那一刻，我的女人是恨我的。我被一种类似于恐惧的情感攫住，我想，她的恨意是不无道理的。
“不……不，那绝不行。继续向前，方向是……”
“谁？”我说。
“方向是？”
“你不想知道她多重吗？”她问我。
“图卢阿方向。”
“那太好了。”我说。
“那是在右边。”
“检查结果挺好的。”奥拉说。
“我们要去哪儿？右转。我们去卡利。我们有麻烦了对吗？”
“一星期之内。”我说。
“没错。”
“莱蒂西亚，”她说，“我这儿有检查结果，婴儿很大。要是一星期之内不生下来，就得安排剖宫产手术了。”
“我们怎么会搞成这样？立刻右转，立刻右转。”
“谁？”
埃莱娜·弗里茨，她坐在经济舱的某个位子，不知道某些事情已经出了问题。假如她有一定的航空学知识，也许她会在路线的变更中发现蹊跷，也许她会察觉飞行员已经偏离了既定的航向。然而并没有：埃莱娜·弗里茨并不懂航空学，也想不到情况不明时下降至不足一万英尺的山区将会带来怎样的风险。那么，她在想什么呢？
我记得当时她并没有即刻回房，而是先往厨房去了。我听见冰箱打开又关上，接着是一扇门，是碗橱那种轻轻一推就能自己关上的柜门。在这一系列家居活动的声响里（奥拉的踪迹便藏匿其中，凭此可以一一分辨），有种令人生厌的熟悉，一份惹人气恼的亲密，仿佛奥拉并不是接连好几个星期照料着我，监督着我恢复健康，而是未经任何授权便侵犯了我的空间似的。我看见她从厨房出来，手上拿了一个杯子：一杯深色的液体，那是一种她喜欢的汽水，而不是我喜欢的。“知道她多重了吗？”她问我。
在临死的这一分钟，埃莱娜·弗里茨想的是什么？
“我正在备课，”我打断了她，“恳请你尊重我让我把这事儿干完，这很过分吗？恳请你不要凌晨两点跑来跟我废话连篇，恳请你去睡觉，恳请你别烦我，让我把这糟心事儿搞完可以吗？”
驾驶舱里响起了警报。“Terrain，terrain。”(9)模拟人声这样说道。可埃莱娜·弗里茨并没听见——从她的位子听不到警报，也察觉不了已经接近山体的危险。机组人员加大了马力，但没能阻止下降的势头。机头向上稍抬了抬，然而这远远不够。
“你别这样，”奥拉说，“我……”
“妈的，”飞行员说，“向上，小伙子，向上。”
“没有谁能确信不会有事情落在我们头上。”说出来的话变作另外的样子。我惊讶于自己口气的粗暴，提高嗓门并不是我的本意。“没人担心你不回来。没人觉着你会被炸弹砸中，比如三只象百货公司的炸弹，或是DAS大楼的炸弹，你又不在DAS上班，再或者93购物中心的炸弹，你从不上那儿去买东西。而且那个年代也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因此没人认为在你身上会发生那样的事，奥拉，我们原本会倒大霉的，对不对？然而我们并没有倒大霉，对不对？”
埃莱娜·弗里茨在想什么？她想到了里卡多·拉韦德？想到了即将开始的假期？想到了他们的孩子？“妈的。”驾驶舱里的飞行员说，可埃莱娜·弗里茨是没法听见的。埃莱娜·弗里茨跟里卡多·拉韦德有孩子吗？孩子们在哪儿——假使他们存在的话，当父亲消失以后，他们的生活又变成了什么样子？父亲消失的原因他们是否清楚，在成长的过程里，他们是否被缠在了一张由家人的谎言、杜撰的事迹、混乱的纪年织就的网中？
你什么都不明白，我想告诉她，你是在别的地方长大的。我还想告诉她，我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土壤，因此你没办法理解这些，没人跟你解释得清，我也不能。然而这些话在我的口中却并没有成形。
“向上。”机长说。
“你在担心，”她说，“你是因为这个才不去睡的。”她继续道，“安东尼奥，波哥大不是战争中的城市。这里并没有子弹横飞。并不是我们大家都会遇到同样的事。”
“没问题。”副驾驶道。
“我在担心我的课。”我一边说一边看着她的眼睛，“似乎现在连这也不可以了。”
“向上。”机长说，“轻点。轻点。”自动系统已经切断。操纵杆在驾驶员的手里开始颤抖，这是飞机的速度已不足以使它保持在空中的信号。“再向上，再向上。”机长说。
这一次我依旧没有回答。“你在等我回来？”她并未善罢甘休，“你担心了是吗？”
“好。”副驾驶说。
谈话原本可以到此为止的，然而奥拉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我在她的脸上发现了人们在意识到什么的时候全部的表情波动。于是她突兀地问：“你是在等我吗？”
然后机长说：“向上，向上，向上。”
“那你不如别说，”我冲她嚷道，“又没人求你。”
警报再度响起。
“你也没洗澡，”她又道，“一整天没换衣服，一整天缩在这儿。别人说那次的意外让你改变了，安东尼奥，我告诉他们你当然变了，又不是傻子怎么会不变呢。可我不喜欢我所见到的这些，如果你愿意让我对你讲真话。”
“Pull up。”模拟人声说道。
我没有回答。
一声颤抖的呻吟，或是类似呻吟的声音。那声音让我无从辨识，永远也无从辨识：那不是人类的声音，抑或说，不仅仅是人类的声音。那是生命消亡的声响，也是物质的东西毁灭的声响，那是物体自高处坠落的声音，它戛然而止却又永不断绝，自那个下午便一直回荡在我的脑际，不曾有过离去的迹象。它悬在我记忆之中飘来荡去，就好像毛巾挂在挂钩上。
“可是你累了。而且你都不睡觉，不睡觉对备课没有好处。”她顿了顿，在饭厅的黄色灯光下望了望我，问：“今天你没出去，对吗？”
这就是965次航班的驾驶室内，被听到的最后声响。
“我有工作。我要备课。”
噪音响起，录音便结束了。
“十二点多了。”奥拉说，“我们两个都累了。你累了。”
我用了颇长一段时间才平复过来。没有什么能比窥探一个人生命当中的最后几秒更加龌龊了：那本该是隐秘的，不容亵渎的，随着死亡一同逝去的。可就在那儿，在拉坎德拉里亚那栋旧房子的厨房里，死去的飞行员最后的对话成了我经历的一部分，尽管无论当时还是今日，我都不晓得这两个不幸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叫什么名字，对着镜子会照出怎样的脸孔；而他们呢，对我同样是一无所知。然而，他们生命的最后瞬间已经属于了我，并且即将继续为我所有。我有什么权利？就连他们的妻子、他们的父母和儿女都不曾听过我听到的这段对话，也许这两年半当中他们一直都在追问，飞机撞上艾尔迪卢比奥山之前的一刻，他们的丈夫、父亲和儿子究竟说了些什么。无权知晓的我得知了；而有权拥有这些声音的他们，却仍被蒙在鼓里。就这样我终于了然：我，归根结底，没有权利去倾听那一场死亡，因为对于那些罹难者来说，我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而坐在他们身后的那名女子，她不是，永远不会是，一个属于我的死者。
“现在不行，”我说，“明天吧。现在我得工作。”
然而，这些声音已经成了我听觉记忆的一部分。当磁带陷入空白，当那场悲剧的声响归于静默，我知道自己宁愿从来都不曾听过，而与此同时我也明白，我的记忆将永远倾听着它。不，他们是不属于我的死者，我没有权利倾听他们说的话（同样地，我大概也无权将它在这故事当中重现，更何况这其中定有错漏）。可是，死者的语言和声音已经吞没了我，就仿佛河流的漩涡吞噬着一头疲惫的兽。不仅如此，这份录音具有修改往事的力量，拉韦德的痛哭已不再是先前的样子，不再如我在诗歌之家的耳闻目睹：而今这哭声平添了浓度，而这正是之前那个下午，听着他坐在松软的皮沙发上哭出来的时候，于我而言欠缺的东西。阅历，那被我们称作阅历的，并不是我们自身伤痛的结算，而是在别人的痛楚当中学会的同情。
“不知道。至少是学生们。上床吧，我告诉你。”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黑匣子有了更多的了解。比方说，我知道它们其实并不是黑的，而是橙色的。我知道它们被携带在飞机的尾翼——外行人叫作尾巴——因为那里是事故发生时幸存概率最大的地方。没错，我知道黑匣子能够幸存：它们可以耐受2250公斤的压力，以及1100摄氏度的高温。当它们坠入海中时，一个无线电发射器会被激活，黑匣子会在三十天中持续地发射声波。官方会利用这段时间将它找到，以便了解事故的因由，确保任何类似的事件不会重演。不过我猜没人能够想到，一个黑匣子竟还会有别的结局，竟会落入对它的使命不甚了解的局外人之手。我与965次航班的黑匣子之间便是如此。自那场事故中幸存以后，它被某种不可思议的手段变成了一盘贴了黄色标签的录音带，先是在两个主人手上流转，后来又成了我记忆的一环。就这样，原本是作为飞机的电子记忆被制作出来的黑匣子，最终却不可逆转地汇入了的我的记忆之中。它就待在那儿，叫人拿它毫无办法，也不可能被忘记。
“老师呢？”
又过了好一会儿，我才从拉坎德拉里亚的那栋房子离开，不仅是为了把录音再听一遍（的确听了不止一遍，而是两遍），也是因为对我来说，再见孔苏一面已经成了一件刻不容缓之事。关于里卡多·拉韦德她还知道些什么？之所以留我一人在家，跟她最珍视的财物一处，难不成正是为了免去解释之苦，让自己不至转眼陷入我的盘根问底？天黑了。我来到街上，路边的黄灯已经亮起，房屋的白墙变了颜色。很冷。我向着一个街角张望，又望向另一个街角。孔苏不在，到处都找不见她。于是我回到厨房，在一个大一点的袋子里翻出一个半瓶烧酒那么大的小纸袋。我的笔在这种质地的纸上写不好字，不过还是力求写得工整。
“学校里的。我不清楚，那些人，学生们。”
亲爱的孔苏：
“谁？”
我等了您快一个钟头。感谢您让我听了那盘录音。本想亲自对您说的，可是没有机会。
那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这样的论断。某天夜里奥拉回来得很晚，她去和女伴们聚会了，这样的聚会在我的城市有个英文名字，叫作shower，意思是礼物像下雨一样送给准妈妈。她进门时小心翼翼，显然是怕惊扰我的睡眠，结果却发现我正点灯熬油地做着笔记——关于那位使我陷入危机的冯·耶林。“怎么不去睡？”她问，而那实际上并不是一个问题。“我在工作，”我说，“做完就睡。”我记得她随即脱下了薄大衣（不，不是大衣，算是风衣吧），将它搭在藤椅的靠背上，然后倚着门框，一手托着巨大的腹部，另一只手抚了抚头发，一副不自然的情态，全然是有话要说却不愿开口、企盼着有什么奇迹发生好能让她松一口气的样子。“别人在议论我们。”奥拉说。
潦草的字迹底下，我签上了我的全名，包括在哥伦比亚很不常见的那个姓氏。每次写它都会令我感到有些难为情，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许多人看来，如果谁的姓氏怪异到得特别拼读一遍，那这个人本身也不可信。随后，我两手弄平纸袋，将它放在录音机上，一角用磁带仓门夹住。我走向市中心，胸中五味杂陈，能够确定的却只有一样：我不愿回家，我想要自己保管刚刚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自己保管那个已被揭开的秘密。我从不曾感到跟里卡多·拉韦德是如此接近，就在那儿，在那栋房子，在黑匣子的录音带转动的数分钟里。我不愿这奇特的激情匆忙消散，于是我沿着第七大道朝波哥大的市区步行而去，穿过玻利瓦尔广场继续向北，钻入总是拥挤的人行道上的人群，听凭自己被匆忙赶路者推撞着，被迎面而来者冲击着。我搜寻着不那么繁忙的小巷，甚至还钻进了10号街的手工艺品市场，那儿是10号街吧，我想。由头至尾我只惦着不要回家，因为奥拉和莱蒂西亚构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同于有关里卡多·拉韦德的记忆栖居的世界，自然也不同于965次航班坠落的世界。不，还不能回家。走到22号街时我依然这样想着，想着如何才能迟些回去，那样就能继续活在黑匣子里，继续同黑匣子活在一起。于是身体替我做出了决定，让我一头撞进了色情影院。影片中的女人身体赤裸，留着长长的秀发，身处一间设施齐备的厨房。她一条腿举着，鞋跟攀上了灶台的炉架，并且在一个穿着衣服的男人进入她时，依然保持了这脆弱的平衡。那男人一面进入一面给她下着一些难以想象的指令，可他的嘴形与说出的单词从来都对不上。
我习惯了夜行动物般的作息：每当被某种声响，抑或被某种声响的错觉驱赶了睡梦（同时听凭着腿上痛觉的摆布），我便摸出手杖，走去客厅，在躺椅上坐下，就这样注视着夜晚在波哥大的山丘间流动，注视着天空明净时飞机上红红绿绿的灯光，注视着露珠在窗户上凝结，在降温的黎明好似一道白色的影子。然而如此的错乱不堪并不是夜间的专利，清醒时也是一样。拉韦德的事情已经过去好几个月，可我仍旧受不得排气管的声响，受不得大力关门的声响，甚至一本厚书以特定的方式跌落在特定的地面都会令我陷入焦虑和妄想。在任何时候，不需要什么明确的因由，我可能突然间伤心落泪。哭泣毫无预兆地降临在我身上：在餐桌上，在父母和奥拉面前，甚至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而“自己有病”的觉悟又与羞耻感紧密相连。起初，总会有人过来给我一个拥抱，总会有些安抚小孩子的劝慰：“都过去啦，安东尼奥，过去啦。”然而时间一长，人们，我身边的人们习惯了我突如其来的哭泣，于是劝慰的话语止歇了，拥抱消失了，更深的羞耻感便随之而来——显而易见，我不仅让他们心生怜悯，同时也让他们觉得荒唐了。而在生人面前，在对我全无情谊和悲悯的人们面前，情况就更坏了。康复后的最初那几堂课上，一次有个学生向我询问冯·耶林(1)的理论。“司法，”我讲道，“是由双重的基础演化而来：个人为了保障权利进行的斗争，以及国家为了强制推行必要的秩序而进行的斗争。”“既然如此，”那个学生问，“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如果某人感到受了威胁或侵犯时做出了反应，他就是法律真正的缔造者？”我随即打算给他讲讲从前那个一切法律都包含在宗教当中的年代，那个伦理道德和卫生学，公和私的差别都还不存在的遥远的年代。可我没能做到。我用领带蒙住了双眼，哭了起来。讨论中止了。散场的时候我听见一个学生说：“可怜的家伙。他这是走不出来了。”
1999年的濯足节，找到里卡多·拉韦德的磁带九个月后，千禧年到来八个月前，我回到自己的寓所，发现录音电话录下了一个女声，并且显示着一个号码。“这条口信是给安东尼奥·亚马拉先生的。”那个声音说，它年轻而又沉郁，疲惫不失性感，显然属于那些过早成熟起来的女人。“孔苏埃洛·桑多瓦尔女士告诉了我您的名字，电话是我自己找到的。希望没有打搅您才好，一切以您的方便为先。请回复我。我需要跟您谈谈。”我即刻便拨了过去。“我一直在等您打来。”那女人对我说。
我感觉不到任何东西，我心不在焉。恐惧令我心不在焉：我想象着凶手们的脸孔，就藏在护镜的后面；枪击时的轰响，持久的呼啸震得我鼓膜生疼；突然涌出的鲜血。甚至直到而今，这样写着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回想起那些细节，即使那冰冷的恐惧已经不在我的体内。最初的症状出现以后，接待我的那位治疗专家用他那不可思议的语言将这恐惧称作“创伤后压力症”，据他所说，这跟之前炸弹肆虐的年代对我们造成的摧残有着莫大的关联。“因此，假使您的私密生活有什么问题，无须担心，”那男人告诉我（瞧他的用词，“私密生活”）。对此我无话可说。“身体正同某种严肃的事物进行着斗争，”医生继续道，“它须得全神贯注，剔除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而力比多就是最先出局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啊，用不着担心。一切机能障碍都是正常的。”我依然没有作答。机能障碍：这用语让我觉得丑陋不堪，它的发音令我感到唐突，它使空气变得污浊，我想我不会把这件事情讲给奥拉。那医生仍在喋喋不休，没有什么法子能把他的嘴巴堵上。他告诉我，恐惧是我这一辈的波哥大人最为常见的症状。他还说，我的情况并不特别：兴许它会过去的，就像曾经造访他诊所的所有人那样。他把这一切说给我听。可他一直没弄清楚的是，我对这种理性的解释根本不感兴趣，更别提他说的那些关于严重心悸的统计学观点，以及在另一些情境下突然出汗会多滑稽，我想要的是可以让不正常的流汗和心悸消失的魔咒，是能够令我重新顺利入睡的祷文。
“您是哪位？”我问。
在我记忆之中，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一段巨大的恐惧和细小的不便交织的光景。在大街上我会突然感到自己正在被人监视。枪击造成的身体损伤令我不得不用起了拐杖。左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痛感，那是一种类似阑尾炎即将发作的感受。医生们向我解释神经生长是如何缓慢，以及恢复自主能力尚需多少时日，我虽然在听，却总也听不明白，抑或说，不明白他们讲的是我。另外某处，在相距很远的地方，我的女人正为着一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思忖着另一群医生的建议，她在吃补充叶酸的药片，并且注射肾上腺皮质激素针剂，为的是促进胎儿的肺部发育（奥拉的家族有早产的遗传史）。她的肚子正发生着变化，可我却并未留意。她将我的手放在隆起的肚皮侧边：“那儿，就是那儿。感觉到了吗？”“感觉什么？”我问。“我也说不清，像是一只蝴蝶，像是小小的翅膀在皮肤上擦过。不晓得你明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我告诉她是的，告诉她我完全明白，尽管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抱歉打扰了，”那名女子道，“我叫玛雅·弗里茨，也许这个姓氏能告诉您些什么。对，这不是我本来的姓，是我母亲的，我原本是姓拉韦德。”我在静默中心潮起伏，而她又补充了一句——尽管此时此刻那已经全无必要：“我是里卡多·拉韦德的女儿。有些问题想要向您请教。”我猜当时的自己一定说了些什么，抑或仅仅是重复着名字，那两个名字，她的还有她父亲的。玛雅·弗里茨，里卡多·拉韦德的女儿，她继续说道：“不过您看，我住得很远，也没办法到波哥大去，其中的缘由就一言难尽了。所以只好加倍地麻烦您，希望可以邀您做客，在我家里，跟我一起。我希望您能过来同我讲讲我的父亲，告诉我您所知道的一切。这个请求太大了，的确，不过我们这儿天气热，吃得也好，我保证您会不虚此行的。就看您的方便了，亚马拉先生。要是您那儿有纸笔的话，我现在就告诉您该怎么找来。”
夜晚。我记得那些夜晚。对黑暗的恐惧在我住院的最后日子里袭来，一年之后方肯退却：每到下午六点半，波哥大的黑夜骤然降临的时刻，我的心脏便开始剧烈地跳动——起初得数名医生费尽唇舌才能使我相信，我并不是即刻便会死于梗死。波哥大的漫漫长夜总是超过十一个钟头，不分时节季候，不管不顾地使害怕它的人内心承受着煎熬。在医院时，这样的夜晚也令我不堪忍受。医院的夜晚有它自己的记号：灯火通明的白色走廊，透进白色病房的昏暗的霓虹灯光。而我的房间是绝对的黑暗——街上的灯光够不上我的第十层。我害怕一睁眼就会变成瞎子，仅仅是这样的想象便逼得我得开着灯入睡，就好像小时候那样。奥拉适应这种有光的夜晚比我预期中要好。她有时会试着戴上飞机上赠送的眼罩，可以制造私人黑暗空间的那种；要么就认命地打开电视看看广告节目，在可以切各种水果的机器和能帮身体减脂的润肤膏上寻些乐子。当然，她自己的身体也正发生着变化：一个名叫莱蒂西亚的小女孩正在她的体内长大，我却没有能力将她应得的关注给她。不止一个夜晚我在荒唐的噩梦中惊醒：我回到了父母家居住，这次带着奥拉，突然间煤气炉发生爆炸，全家就要死了，我虽然对此已有察觉，却还是什么也做不成。于是无论几点我都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仅仅是为了确认现实当中并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确认梦依然只是个梦。奥拉试图令我平静下来。她一直注视着我，我能够感受到她的注视。“没什么。”我对她说。只有天快亮时我才能睡上几个钟头，我蜷缩着，像一条被烟花炮仗吓坏了的狗。我问自己梦里为什么没有莱蒂西亚，莱蒂西亚做了什么，令她在梦中遭受了驱逐。
(1)冯·耶林（Rudolf von Jhering，1818—1892），德国法学家，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创始人。
一位医生来为我讲解我手中触发器的使用方法：当疼得厉害时，他告诉我，把按钮按一下，一剂吗啡便会通过静脉以最快的速度替我减轻痛楚。不过它的用量是有限制的。头一天才过去三分之一时，当日的吗啡剂量便已被我挥霍殆尽（我把按钮按得好像小孩子在打游戏机），于是接下来的数个钟头成了我记忆当中最接近地狱的光景。在疼痛与吗啡炮制的幻觉之中，我度过了养伤的那段时日。我仿佛是故事里的囚徒，随时都会感到疼痛，痛得毫无规律可言。每每睁眼便会置身诡异的场景，最离奇的是那些场景从未令我感到丝毫熟悉，而总仿佛是初见似的。在某一个我无从确认的时刻，奥拉出现在了这场景当中，我一睁眼便见到她坐在棕色沙发上的身影，凝望我的眼光含着真诚的同情。这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其新奇之处就在于意识到有个女人正注视着我、照顾着我，而她同时也正盼望着我女儿的出生）。不过那一刻的我，并不曾想到这些吧。
(2)此处原文为：“El professor Yammara la introduce al derecho”。其中introduce有“介绍”和“插入”的双关意思。
当我渐渐开始下床走动，对拉韦德的恨意便让位给对自己身体的仇视——我憎恨我的身体所感知的一切。随后，这份以自己为目标的愤懑又转化成对他人的厌恶，我不愿见任何人，我把家人从医院赶走，并且禁止他们再来看我，除非我的情况有所好转。“可我们担心你啊，”母亲说，“我们想要照顾你。”“可我不想。我不想让你照顾，不想让任何人照顾。我只想你们走开。”“那你有什么需要该怎么办呢？我们原本能帮帮你，结果却不在你跟前？”“我什么都不要。我要的只是一个人待着。我只想一个人。”我想寻求清静。刹那间我记起了莱昂·德·格雷夫的诗句，他是我在席尔瓦旧居常听的另一位诗人。（诗歌总在意想不到的时刻催逼着我们。）“我想品尝静默，陪伴无法将我治愈。”就让我一个人吧。是了，这便是我对父母说的：就让我一个人吧。
(3)卡尔达斯（Francisco José de Caldas，1768—1816），哥伦比亚律师、军事工程师、数学家、地理学家、发明家等，也是哥伦比亚独立斗争的先驱。
“也是啊，”父亲便道，“还提这个干吗。”
(4)O. J.辛普森（Q. J. Simpson，1947—），美国橄榄球运动员。1995年被控谋杀前妻及其好友，因证据存在漏洞，后获判无罪。手套是此案的重要证物之一。
“现在还提这个干吗。”母亲说。
(5)此处应指科塔萨尔的小说《被侵占的住宅》。
“一定还是有点什么。”他对我说。
(6)此为倒问号，在西班牙语中，倒问号置于问句之前，作为问句的开头。
“不知道，”我说，“他什么也没做过。”
(7)VOR（VHF Omni-directional Range），甚高频全向信标，一种飞机上使用的短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
我是后来才这么做的。我诅咒里卡多·拉韦德，诅咒我们相识的那一刻，脑子里总是闪现他得对我的不幸直接负责的念头。我很高兴他已经死了：作为令我受罪的报应，他痛苦的死亡是我所乐见的。我的意识时断时续，在一片混沌当中，以只言片语回答着父母的问题。你在台球室跟他认识的？对。你不晓得他是做什么的，不晓得他给卷进那些怪事里了？不。他们为什么杀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杀他，安东尼奥？不知道，不知道。安东尼奥，他们为什么杀他？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问题被坚持不懈地重复着，而我的答案始终如一。于是很快便清楚了，这问题其实并不需要答案，它更多只是一种埋怨罢了。而就在拉韦德被枪击的同一个晚上，另有十六起凶杀案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以不同的方式发生了。给我留下印象的有内弗利塔·古铁雷斯一案——出租车司机，遭人用扳手殴打致死；以及哈伊洛·阿莱杭德罗·尼诺一案——汽车修理工，在西边的荒地里被砍了九刀。再有便是拉韦德了。倘若奢侈地认为自己是有资格得到一个答案的，那我们也未免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可他做了什么让人想要杀他？”父亲问我。
(8)DME（Distance Measuring Equipment），测距仪，通过无线电测量飞行器到导航台距离的一种装置。
尽管意识不清，但我知道那颗击穿我腹部的子弹并未伤及内脏，它损坏了神经与肌腱，最终嵌入胯骨，差点打中了脊柱。我知道自己失血颇多，虽是所谓的大众血型，但不晓得是当年圣何塞医院的储备不足，抑或苦难的波哥大社会对此的需求实在太多，总之为了救我一命，父亲与妹妹都不得不来献血。我知道自己运气不错。每个人逮到机会都要跟我念叨一番，但其实我自己明白，本能地明白。幸运，记忆中这是我清醒之后首先意识到的。至于待在外科那三天的光景，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它们消失得无影无踪，被间或注射的麻醉剂全然阻隔。我记不起那些幻觉，但确信它们曾经真实地出现过；我记不起身体剧烈的颤抖曾令我从床上摔了下去，记不起为免此事再度发生他们曾将我绑缚在了床上，然而那种强烈的幽闭恐惧，意识里那一份可怕的脆弱却是异常的清晰。我还记得我发起烧来，夜里淋漓的汗水将我全身浸得透湿，结果护士们不得不赶来将床单换掉。我记得拔掉呼吸管时他们伤到了我的喉咙，弄破了我干裂的唇角。我记得自己在叫喊时发出的声音，我也知道——尽管已经记不起来，我的叫声为同处一层的其他患者平添了痛苦。于是，在病人和家属的抱怨声中，护士最终为我换了房间，也正是在这间新病房里，我的神志恢复了短暂的清明，我询问了里卡多·拉韦德的情况，随即得知（记不清是从谁的口中），他已经死了。我不认为自己曾为此感到难过，确切地说，我弄不清自己是否难过。我不明白究竟是这消息带来了悲伤，还是那疼痛使得我掉泪。我只知道，当时的自己正被活下去这件事情全盘占据，眼见人们围绕在我身边，肆无忌惮地议论我的境况是如何凶险，我不可能过多地去想死去的旁人。然而无论如何，我记得自己并没有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归咎于他。
(9)地面迫近警告系统（GPWS）下，飞机在正常飞行或准备降落过程中地面急剧升高，起初是Alert等级，发出的警告语音是“TERRAIN，TERRAIN”；若飞机依然没有爬升，接着就会进入Warning等级，PFD上显示“PULL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