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这些都是里卡多·拉韦德告诉我的。行至他家那条街时，路上只剩了我们两个，于是不知不觉地，我们走在了街道的中央。一辆板车从坡上驶来，满载着旧报纸，由一头瘦弱的骡子拉着。控缰的人（缰绳是用打了结的龙舌兰绳做的）经过时不得不打起呼哨，生怕刮到我们。我还记得那头牲畜的粪便发出的味道，尽管记不清它是不是刚好就在那一刻拉了出来。我也记得牲畜背后那家伙的眼光，他坐在木头板上，两脚从边缘垂下。再后来，我记起我伸出一只手去同拉韦德告别，可我的手停在了半空，大抵就像玻利瓦尔广场那张相片里，有鸽子落在手上的样子——拉韦德已经转过身去了，此刻正用一把有些年头的钥匙开大门。他冲我道：
“噢，好吧。那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当然了，后面的年月里也是一样，不过那一年尤其多。那一年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任由我们分了手，不过关键的不是这个，亚马拉，听好了，关键的不是这个，而是现在即将发生的事。埃莱娜现在来了，而这就是我要去做的，我要为那些倒霉事做些补偿。没那么难的，不是吗？你听说过谁半途走错路，但后来又回头了？很多人，没错吧？这就是我要去做的。没那么难的。”
“可别告诉我您现在要走啊。进来再喝最后一杯吧，年轻人，咱们聊得正热乎。”
“不，”我说，“70年。”
“可我必须得走了，里卡多。”
“您不是71年生的吗？”
“人除死之外就没有必须的事儿，”他大着舌头道，“就一小口，再没有了，我保证。来都来了，这个被上帝遗弃的地方。”
“确定。”
我们面前的是一栋殖民时期的老房子，房子只一层，并没被当作历史文化旧址看顾起来，只是一代又一代传下的产业。家族越变越穷，它也随之衰败破落，直到最后一位传人要么将它卖去抵债，要么把它变作小客栈或妓院做起了营生。拉韦德站在门槛上，一脚撑着大门让它敞着，保持着一种只有醉得厉害的醉鬼才能做到的摇摇欲坠的平衡。尽头处可以看见一条砖铺的走廊，后面是一个殖民时期式样的院子，那是我见过的院子里最小的一个。院子的中央，从前是喷水池的地方如今是个晾衣场，走廊的石灰墙壁装饰着有裸女照片的日历。我曾在类似的房子里待过，可以想见黑漆漆的走廊尽处有些什么：我想象着房间绿色的木门上挂着明锁，窝棚似的，我想象着这两三间按周出租的小房间里，其中一间就住着里卡多·拉韦德。不过那一晚，我本来第二天要去交成绩（学校那些烦人的官样文章须得做好，那可是拖不得的），因此跑到这一区又搞到这么晚，纯属机缘巧合。拉韦德喝醉了，他曾卷入的一些私密此刻正与我如此接近，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当时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问他驾驶的究竟是什么，第二件则与此毫不相干——跟他一起钻进他那逼仄的小屋，陪着他为逝去的爱而痛哭。对我来说，与人亲密从来不是易事，更别提对方还是男人了。我想，拉韦德想要告诉我的一切，他也可以留到第二天再讲的，即便是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即便没有那些虚浮的情谊，没有落在我肩头的眼泪，没有男人之间那毫无根据的惺惺相惜。明天又不会是世界末日，我想着，拉韦德又不会把自己的人生给忘记了。于是，我并不讶异地听到自己这样说：
“确定？”
“真的不了，里卡多。下次吧。”
“70年，是的，”我说，“正是那一年。”
他瞬间静了下来。
“一切，我所有的一切。别让我给您讲细节，亚马拉，讲述自己的过错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容易的事。而我也不例外，我也有我的过错。自然是我害了她。我害惨了她。您还太年轻，亚马拉，这么年轻，还不大会犯这样的过错。我说的不是背着您的小女友偷腥，不是这种，也不是把您最好朋友的小女友搞上手了，那都是小孩子的玩意儿。我指的是真正的过错，亚马拉，这种倒霉事您见都没见过。这样更好。享受吧，亚马拉，还可以享受的时候就享受吧：做了那样的事害了她以前，还是开心的，那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噢，这就是这些天来我想要确认的事。埃莱娜就快回来了，而我想试着回到从前。埃莱娜是我一生的爱。可我们分开了，我们不想分开，可我们分开了。是生活令我们分开，生活确实会干出这样的事。我害了她。我害了她，于是我们分开了。不过关键的不是我搞砸了这一切，亚马拉，听好了，关键的是懂得去挽回。尽管时间久了，那么多年过去了，可修补曾经损坏的东西永远都不嫌晚。这就是我要做的。埃莱娜现在来了，而这就是我要做的。没什么过错会延续到永远。一切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很久很久以前。您还没出生呢吧，我猜。咱们就说1970年，那前后的事。您什么时候出生的？”
“那好吧。”他说。即使无比失望，他也并没有表露出来。他转过身去，从里面关上大门，刺了我一句，“下次再说。”
“埃莱娜？”我问，“你妻子？”
诚然，倘若那时的我好像今天这样已经知晓了一切，倘若能够预见里卡多·拉韦德是如何在我生命中留下印记，我一定会不假思索地留下。从那时起我便常常自问，假如当天我接受了邀请又会发生什么，假如我进了门，喝了那永远不会是最后一杯的最后一杯，拉韦德会对我说些什么，随后发生的事情又将有怎样的改变呢？
我们出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不清楚究竟喝了几分醉，只晓得我俩都被朗姆酒搞得上了头。拉坎德拉里亚的人行道变得比之前更窄了，简直无法通行：人们从市中心成千上万的办公室出来，不是往家赶就是钻进百货公司采购圣诞礼物，要么就是在街角等小巴，一直等到凝固。里卡多·拉韦德一出门就撞在了一个女人身上。那是个身穿橙色衣服的女人（起码在黄色的灯光底下，那衣服看上去是橙色的）。“瞧着点啊，傻瓜。”那女人冲他说。我意识到就这样放他一个人回家显然是不负责的，没准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于是我自告奋勇陪他一起，而他也接受了，或者他的拒绝并没有让我觉察。有那么几分钟，当我们从拉波尔达迪塔教堂关闭的大门前经过时，某个人潮退散的瞬间，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座城市，一座戒严中的城市。深邃的拉坎德拉里亚是一处时间之外的所在：整个波哥大，只有这片区域的某几条街才能让人想象出一个世纪前的生活是何等情状，也就是在这段路上，拉韦德第一次好像朋友那样同我交谈。起初我以为他是因为之前的粗鲁无礼有意向我示好（酒精总能撩动类似的懊悔，撩动这种内心深处的歉疚），后来才发觉这里面原来还有些别的什么，一件我无从了解其动机的迫切之事，一件刻不容缓之事。于是我自然而然地跟随了他的意识流，正如这世上的一切醉鬼开始讲述他们的醉鬼故事时，其他人跟上他们的思路那样。“这个女人是我的一切。”他对我说。
可这些问题都没有用了。对我们并未选择的道路去做猜测和假设，再找不出比这更加致命的癖好，更加危险的念头了。
他这样说原本会冒犯到我，然而并没有：这一番说话当中，在那突如其来，更确切地说是毫无根据的攻击之后，有一个请求。粗鲁的回答跟着懊悔的姿态或和解的举动，这是个黔驴技穷的小孩正在吸引别人的注意。我原谅了这份无礼，就像在原谅一个孩子。堂·何塞每隔一会儿就会过来，他是这场子里的管事：一个秃头的胖子，裹着条肉贩子系的那种围裙。他为我们在杯中加满冰块和朗姆酒，很快便又回到吧台边上他那张铝制的凳子那儿，继续对付《空间》(14)上的一个纵横填字游戏。我仍在记挂着埃莱娜·德·拉韦德，那位妻子。某年的某一天，里卡多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进了监狱。可他做了什么以至如此？在这许多年里，他的妻子难道不曾去探望过他？以及，一位飞行员怎会沦落到在波哥大市中心的台球室里赌钱度日？也许，那是这个念头第一次闪过我的脑海，尽管还仅仅是不成形的直觉。自此而后，相同的念头又化作不同的词语反复出现，有时甚至根本不需要词语：这个人并不是一直以来的这个人。这人从前是另外的一个人。
再见到他已是许久之后。那些天中，台球室我也曾去过几次，但总也碰不上他。正当我想到其实大可以去他家里找他时，就发现他已经离开了。我不清楚他去了哪里，跟谁一起，只知道某天下午拉韦德结清了打球的账单和酒钱，声称要去度假，第二天便消失不见，像个走了运的老赌棍似的。于是我也不再频繁过去，没有了拉韦德，我很快便失了兴致。假期里学校关闭，围绕着讲台和考试的那一套已然停息，到处都不见人影（教室寂无人声，办公室不复繁忙）。而就在这段间隙里，奥拉·罗德里格斯告诉我她怀孕了。她是我从前的学生，我俩小心翼翼地偷偷在一起已经几个月了。
“您瞧，亚马拉，”他打断了我，以一种缓慢却不容置疑的口吻，“我的人生是不会随便讲给任何人听的。别把台球跟友谊混为一谈好吗，我求您了。”
奥拉·罗德里格斯(15)。她与众不同的姓氏中包含着“阿尔胡莱”和一个“哈达德”(16)，这份黎巴嫩血统藏在她深深的眼窝里，浓眉间的眉心处，以及短窄的额头上。这些加在一块儿给人一种严肃甚至脾气古怪的印象，而不是活泼与亲切。她那轻浮的微笑、专注甚至霸道的眼神削弱或冲淡了她的五官之美（的确，它们是好看的，十分好看），而一次轻轻的蹙眉、焦躁或气恼之下以口呼吸时某个双唇半开的动作，会令她的面容变得严厉甚至显出敌意来。我喜欢奥拉的理由，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她的经历与我全然不同，这始于她幼年时期的背井离乡：奥拉的父母都来自加勒比海地区，他们怀抱着女婴来到波哥大，在这遍布虚伪狡诈之徒的城市里，从未生活得适意。过了几年，他们接受了一个在圣多明各的工作机会，随后在墨西哥落脚，又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短暂地居住过。因此，奥拉从小就离开了波哥大，青春期过得仿佛一场巡回演出，又像是一曲永不完结的交响乐。1994年，他们一家回到了波哥大，就在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被杀之后的几个星期。那时候，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们这些从头至尾待在这里的人的所见所闻，奥拉永远也无从知晓了。再往后，这个乡情淡薄的姑娘去参加大学的入学面试，院长问了她和所有申请人一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法律？奥拉东拉西扯地回答一番，结束时却给出了一个与其说是关于未来倒不如说是基于刚刚结束的过去的理由：“为了可以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待着。”律师只能在他们念书的地方执业，奥拉说，她对这一份安稳已经迫不及待了。虽然她当时并没有讲出来，但她的父母业已计划起了新的旅行，而她也有了自己的决定——她将不再加入他们。
“噢，对，不过，那是什么？客机吗？侦察直升机？我在这方面其实……”
奥拉就这样独自留在了波哥大，和两个巴兰基亚女人同住在一套公寓里。公寓只有寥寥几件简陋的家具，这里所有的一切——从那两名房客算起，无一不带着“临时”的印记。她开始学习法律。她是我教书第一年的学生，那时我自己也还是个新手。课程结束后我们就再没见面，尽管我们经过同样的几道走廊，尽管常常去学生中心那几间咖啡室，尽管某一次曾在拉来吉斯或是拉特米斯打了声招呼——那是两间法律专门书店，氛围就好像公共办公间，官僚气的白色地砖散发着洗涤剂的味道。一天下午，我俩在24号街的某家电影院里遇见，都是独自一人去看黑白电影（布努埃尔作品巡展，当天下午放映的是《沙漠中的西蒙》，开场十五分钟我便睡着了），这让我们觉得很有意思。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相约第二天去喝杯咖啡，而第二天的咖啡喝到半截便被丢下，原因是聊着聊着很是没趣，我们意识到能让彼此有兴味的并不是谈谈人生，而是找个地方睡上一觉，再互相凝视对方的身体度过下午余下的辰光，那是自从在教室冰冷的空间初次相遇，我们彼此一直都在向往的。她低哑的嗓音和突出的锁骨是我记忆里的样子，胸脯上的斑点却令我吃惊（想象中那里该是和她的脸蛋一样洁白柔滑）。同样意料之外的还有她的嘴巴，出于科学上无解的原因，一直都是冰冷的。
“驾驶需要驾驶的东西。”
不过后来，惊讶也好，研究和发现也好，不解也罢，都让位给了一种更为出人意表的新状况。接连数天当中，我们无止无休地会面，可我们确信各自的世界并未因这段地下情发生过多的变化。我们的关系不曾在现实层面影响两人的生活，没有让生活变好或是变坏，它与我们并行存在着，就像一条平行的公路，抑或电视剧里的支线故事情节。我们都发现——最起码我已经意识到，我们对彼此的了解是那样少。我费了许多功夫去研究奥拉，研究这个古怪的女人。夜里同我上床时她会开始讲故事，自己或别人的轶事，讲述之中她为我构建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的一位朋友的房子闻起来是头痛的味道，又比方说，头痛完全可以表现为刺果番荔枝冰淇淋的味道。“我像是跟一个联觉症患者在一起。”我对她说。我从没见过有人拆开礼物之前要先把它凑到鼻子那儿闻上一闻，不管那礼物是一双鞋子，还是一枚戒指，无辜而可怜的戒指。“戒指是什么味儿的？”我问奥拉。“什么味道也没有，真的。不过没办法跟你解释。”
“驾驶什么的？”
我想我们可以就这样过上一辈子。然而还差五天就到圣诞节时，奥拉将一只红色的旅行箱拖到了我的面前。箱子的滑轮小小的，里面都是口袋。“我怀孕六周了，”奥拉说，“我希望咱们可以一起过节，然后再想想还能干点别的什么。”那些口袋里的其中一个装了只电子闹钟，另一个我以为是放笔的，结果放的是化妆品，还有一个装着奥拉父母的相片，那时他们已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安顿了下来。奥拉将照片取出，面朝下放在一个床头柜上，直到我对她说“好的，我们一起过节吧，这主意真不错”时，才又将它翻了过来。她随即躺倒在床——那画面在我记忆里十分鲜活，她在我铺好的床铺躺下，闭上眼开始说话。“人们不相信我。”她说。我以为她指的是怀孕的事，便问：“什么人？你都告诉谁了？”“当我提起我父母的时候，”奥拉说，“没有人相信我。”我倚靠在她的身边，两手枕在脑后，听着她讲。“就比如，我说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生我，明明他俩在一起就已经足够了，别人都不信。没有我也是一样的，他们自己就够了，真的。你有过这种感受吗？就是你和你的父母在一起，可突然间你显得多余，你成了外人了。我经历过许多次，在我可以独立生活之前，经历过许多次。这很奇怪，你和爸妈待在一块儿，然后他们开始对望，用那种你已经熟悉的眼神，他俩都快要笑死了，你还不晓得他们在笑些什么，更糟糕的是，你认为自己根本就没有权利过问。那种眼神很久之前我就发现，并不是心有灵犀那么简单，要比那多得多，安东尼奥。小时候我见过不止一回，在墨西哥，要么就在智利，不止一回。餐桌上如果有客人跟他们并不投契，却因为什么缘故被邀请了来，或者在大街上，他们撞见有人说了蠢话，我便会提前五秒钟飞快地想到‘眼神来了’，然后不出所料，五秒钟一过，他们就皱起眉头，目光相接，脸上现出除我之外谁都看不出来的微笑。他们用这种方式嘲弄旁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谁是用这种方式来取笑人的。究竟怎样才能笑得无迹可寻？他们就行，安东尼奥，我发誓不是夸张，我就是在那样的微笑里长大的。为什么这些让我如此讨厌？到了今天还是讨厌，怎么会这样？”
“我是名驾驶员，”拉韦德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语气说道，“我曾经是驾驶员，准确地说，我是个退下来的驾驶员。”
她的话语中并没有伤心难过，有的是气恼，更确切地说，是愤怒。那是一个人被轻忽被慢待被欺骗而产生的愤怒——对，被愚弄的愤怒。“有件事我一直记得，”她说，“十四五岁那年，我们就快要搬去墨西哥。那是个星期五，学校有课，几个对地理还是数学没什么兴趣的朋友拉着我一起逃了学。从一座公园经过的时候，圣劳伦索公园吧，名字不重要，我见到有位先生跟我爸爸长得很像，不过开的车子不一样。他把车停在角落里，向大街上看，然后有一位女士钻进了他的车。她的模样很像我妈，但是衣着不同，我妈妈也没有她那样的红头发。他俩当时在公园的另一边，唯一的选择就是沿着弯道慢慢开过来，再从我们面前经过。我不清楚自己是怎么想的，就打起手势叫他们停车，实在是感觉太像了。他们停了下来，我在人行道上，他们在街上，离近了我马上就知道那就是他们，我的爸爸妈妈。我冲他们笑笑，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盯着我看，仿佛不认识似的跟我讲话，仿佛从没见过我。他们对我就跟对待我的朋友们一样。然后我明白了，原来他们是在玩游戏呢。丈夫在街上跟一个高级妓女约会的游戏。他们是不会容许我去破坏这个游戏的。当天晚上一切照旧：我们在家中吃饭，看电视，所有这些。他们只字不提。我用了几天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没能想得清楚，却感受到一些从未感受过的东西，我感到害怕，可我在怕什么呢，这不是很荒唐吗？”她深吸了一口气（嘴唇紧抿着），悄声说：“现在我就要有孩子了。我不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没，安东尼奥。我不知道自己准备好了没。”
一阵静默。那两秒钟内在他脑际掠过的会是什么，事到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已经能够懂得。那是怎样的思量，怎样的放弃，怎样的言而未尽呢。
“我想是的。”我对她说。
“您还没回答我呢，”我坚持起来，“您是做什么的，从事什么。”
在我记忆当中，我说这话时也是轻言细语的。跟着还有一句：“都来吧，”我说，“我们准备好了。”就这样聊着聊着，奥拉哭了起来，她的哭声压抑着，却持续了很久，直到睡着方才止歇。
似乎他想要说些什么。可他什么也没说。
1995年的年末是一副典型的热带草原景象。安第斯山的高地上看得见深蓝的天空，清晨的气温总是降到零下，干燥的空气令马铃薯和菜花这样的作物枯萎凋残，而一天当中其余的时辰都晴朗炎热，阳光是那样明亮，把人的后颈和颧骨都晒得发红了。那段日子里，我对奥拉耐心周到——不，我简直是偏执狂了——青春期少年那种。白天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散步，然后睡个长长的午觉（她），批阅糟糕的论文（我），或是在家中看看地下电影，比小广告牌上的发布日期还要提前几天看上（我们俩）。夜晚奥拉陪着我参加我家人或朋友举办的九日祭(17)，我们跳跳舞，喝点无酒精的啤酒，放转花(18)和烟火，扔炮仗，让它们发出轰响，把城市的夜空映得发黄，毕竟漆黑一片总是未算完美的。那时候我从来，从来都不曾问过自己，同一时刻里卡多·拉韦德会不会也在九日祭上祈祷，他那儿是不是也有烟火，他是不是也扔过炮仗，放了转花，他一个人做这些，还是有人正陪着他。
“啊，真好，”拉韦德说着，笑得有些躲闪，“这个国家没有足够的律师。”
九日祭结束后的某天上午，阴云密布的早上，奥拉和我拿到了第一张超声波扫描图像。如果不是做这个检查要等上二十天才能看到胎儿的情况，了解可能存在的风险，奥拉差点就决定不做了。那并不是一个平常的上午，那是一个与往年的12月21日不尽相同的12月21日：从一大早开始，电台和报纸纷纷报道美国航空的965次班机事件。在前一天的夜里，这架从迈阿密起飞，终点为卡利市阿方索·博尼利亚·阿拉贡国际机场的航班，撞毁在艾尔迪卢比奥山的西坡上。机上乘客有155名，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目的地都不是卡利，只是想要换乘最后一班夜间航班到波哥大去。截至报道发出时，幸存者只有四人，并且全部身受重伤，这个数字已经不会增加。还有一些不可忽视的细节——客机是一架757，并且那个夜晚明净有星，于是所有的电台节目都指向了人为事故。我为这场意外感到痛惜，也对那些翘首期盼与家人共度节日的人，还有那些在飞机座椅上蓦然发觉自己注定无法到达，自己正在度过生命中最后几秒的人抱以最大的同情。然而这种同情是转瞬即逝且漫不经心的，当我们进入那间小室，当奥拉赤裸着上身躺下，当我站在屏幕前接收来自我们女儿的信息时（奥拉莫名地确信这是一个女儿），它便烟消云散了。我们的女儿此刻有七毫米长，非常健康。漆黑的屏幕上有一团亮光，在那游移中的、模糊不清的光亮里的——穿白大褂的女人对我们说——就是我们的女儿了：仿佛是大海当中的小岛，那七毫米的每一个点滴，全都是她。映着屏幕发出的电子光，我看见奥拉笑了起来，那笑容让我十分恐惧，让我此生难忘。随后我见她将一根手指放在了肚皮上，蘸着护士用的蓝色啫喱抹了一会儿，又将手指凑在鼻子底下嗅了嗅，用她的世界的那一套规则将它分出了门类。看着这些让我有种荒唐的满足感，好像在街上捡到一枚硬币一样。
“对，”我说，“合情合理。”
当奥拉做超声波检查时，当我们听到那一声快速的心跳而惊喜万分时，我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后来，当奥拉与我接过医院的那只装有超声波检查报告的白信封，在上面登记母亲的名字时，我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当我在餐厅将检查报告大声念了出来，得知我们的女儿所处的位置是子宫底部，形状是椭圆形，奥拉被这话逗得哈哈大笑饭也吃不下时，我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我在脑子里将熟人中有女儿的爸爸们全部过了一遍，一边思索一个女孩的出生会给人带来哪些可以预见的影响，一边着手想要获取一些忠告和可能的支援，仿佛直觉中我已经意识到，就要降临在自己身上的，将会是一段紧张刺激之至，不可思议之至，出人意表之至的人生历程。而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依然不曾想到里卡多·拉韦德。事实上，在那一天，以及随后的数天当中——也就是世界正缓慢而慵懒地从一年走向另一年的那段日子，虽是即将身为人父的重要时刻，可我脑子里究竟都想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正在迎接一个女儿，以二十六岁的年纪去迎接一个女儿。年轻的我在头晕目眩之际唯一能够想到的便是我的父亲，他在我的年纪已有了我和妹妹，而那之前我们的父母还经历过一次流产。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旧时的一位波兰小说家在很久以前就曾讲过关于“阴影线”的种种，那是一个令年轻男人成为他自己人生主宰的瞬间。(19)然而，当我的女儿在奥拉的肚子里渐渐长大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了阴影线的存在：我预感她即将化作一个全新的、未知的生命，她的脸孔还无从辨识，她的能力不可限量。我同时也预感这质变一旦发生，就不可逆转。或者换一种不那么神乎其神的说法：我感到某种极度重要，同时又极度脆弱的存在已经作为我的责任降临，而我无缘无故地知道，自己的能力刚好足以应对这次的挑战。如今的我并不意外，对于那段日子里现实世界当中发生的事情，我甚至都没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的记忆是那样随心所欲，不管怎样的大事要事，只要跟奥拉的身孕没有关系，都一概被我摒弃了。
“是啊，从没有，”里卡多说，“我也没问过您。因为我猜到您是教师了，这里的人都是，市中心的大学太多了。您是教师吧，亚马拉？”
12月31日，去参加新年聚会的路上，奥拉一直都在研究人名表。那是一页黄纸，印着红色的横线，两边留着绿色的空白，上面已经尽是勾勾抹抹，批注写得到处都是。我们习惯了将它带在身边，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银行排队，大厅等位，波哥大出了名的堵车当中，当其他人在看杂志，或者臆想别人的生活，又或者臆想自己的生活有更好的版本时，就将它拿出来看看。那长长的候选名单里面，幸存者已经寥寥无几，它们每一个旁边都写上了未来母亲的注释，或者说是挑剔。
“怪了，里卡多，”我对他说，“我还一直没问过您是做什么的呢。”
马尔蒂娜（可这是网球运动员的名字）
于是，一口又一口的白朗姆在喉咙间留下医用酒精的余味，就这样到了下午。差不多五点时，球打得厌了，我们便将球杆往桌上一丢，把三个台球放进长方形的小纸盒，然后就跟那些看客、陪客，或是打累了的玩家一样往木凳上一坐，各自拿上盛了朗姆酒的深口杯，时不时地晃一晃，好让新加的冰块融得更好些。汗湿了的、沾了白垩粉的手指把杯子弄得越来越污糟。从我们的位置可以将吧台尽收眼底，还有洗手间的入口以及悬挂着电视机的角落，我们甚至还能品评两三张球桌的战况。其中一张台子的四个玩家是之前从没见过的，他们戴着丝织手套，用的是分体球杆，一盘的赌资就比我俩整个月加起来还要多。正是那一次，当我们彼此挨着坐在一处时，里卡多·拉韦德同我讲了他从不看别人眼睛的那番说话。同样也是在那儿，我在里卡多·拉韦德的身上感觉到了某种别扭：他的措辞与他那毫不讲究的举止之间极度的不协调，还有他不成样子的仪表，他勉勉强强的经济状况，以及他的出现本身——一个人如果在这样的地方寻找某种安定，那他的生活无论如何都会是动荡的。
卡尔罗塔（可这是女王的名字）
“唔，在那个年月算是现代。不改姓。因为是美国人，也没人怪罪她。”随后他突兀地扯起了无关紧要的话题，或者说恢复了一贯的吊儿郎当。“怎么样，喝一小口吧？”
我们顺着公路向北开，从100号街的天桥底下穿过。前方出了事故，交通几乎完全瘫痪了。不过并没有什么能影响奥拉，她依然沉浸在给女儿取名这件事当中。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某处响起，我瞄了后视镜一眼，想找找开道的红色旋转灯在哪个位置，不过什么也没有发现。就在这个时候，奥拉对我说：
“这叫现代？”
“莱蒂西亚怎么样？我觉得这像是我的一个曾祖母或什么人的名字。”
“不，”里卡多·拉韦德纠正了我，“埃莱娜·弗里茨。我们从来没想过用我的姓氏。一位现代女性，您瞧。”
我将这名字重复了一两遍，它有长长的元音，脆弱与坚定相互交织的辅音。
“埃莱娜·德·拉韦德。”我念诵着，仿佛在斟酌这个名字，并且冠上了哥伦比亚那一代人差不多都会用到的物主代词(13)。
“莱蒂西亚。”我说，“是啊，我也觉得很好。”
“埃莱娜。”他告诉我。
就这样，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里，当我来到14号街的台球室，跟里卡多·拉韦德相遇的时候，我已经变了一个人。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自己内心被一种情感充盈着：我同情拉韦德和他的太太，埃莱娜·弗里茨女士，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强烈到自己始料未及，我希望他们在节日里的会面已经有了最好的结果。拉韦德那边的球局已经开始，于是我去另一桌加入了另一伙人，也玩了起来。他并没有看我，表现得仿佛前些日子的那次见面并不存在似的。那天下午，某个瞬间我曾以为其他的客人会渐渐散去，仿佛抢椅子游戏那样人越来越少，而我们则会像平常那样留下。我会与里卡多·拉韦德碰上，我们一块儿打一会儿球，然后顺水推舟地将圣诞之前的那场谈话继续下去。可事实并非如此。我看着他打完了球，将球杆交还给柜台，看着他向出口走去，却又反悔，继而朝我这张球桌走了过来。当时我才刚刚打完了一杆。同我打招呼时他一头汗水，满脸疲惫，除此之外并没什么令人担心的表现。“新年快乐。”远远地他对我说，“节日过得可还好？”他并没有让我回答，抑或说他用某种方式打断了我的回答——或许是语气，或许是表情，总之让我感到他这一问不过是种客套，是波哥大人那一套假大空之中的一种，本就没指望一个真诚坦率的答案。拉韦德从口袋里掏出一盒黑色的磁带，样子十分陈旧了，上面唯一的标识是一张橙色的标签，写着BASF几个字母。他拿磁带给我时胳膊肘是夹着的，跟身体贴得很近，一副出售不法商品的模样，好像是在广场上贩卖祖母绿，又或者正向刑事法官出示毒品。
“你妻子叫什么名字？”我问。
“喂，亚马拉，我得听听这个，”他对我说，“你知道谁能借个机器给我用用吗？”
拉韦德撤下了桌上的黑罩子，不同于其他球友那样一把扯下，他是一点点地折起，小心仔细地，甚至带着感情，就好像在国葬上叠国旗似的。他在桌前猫下腰，又站直，寻找着最佳角度，然后，所有这些仪式过后，他打错了球。“去你妈的，”他说，“抱歉。”他走到记分牌那儿，询问自己打了多少个连击，又用杆头标记了结果（杆头无意地蹭上了白色的墙壁，留下一个蓝色的椭圆形斑点，就在另外一些随着时间留下的蓝色斑点旁边）。“抱歉。”他又说。一瞬间，他的头脑去了别的地方：他的行动，他那聚焦在象牙质台球之上，随着它们在绒布桌面缓缓移向新位置的目光，都属于一个已经离开的人，一个幽灵。我开始设想拉韦德与他的妻子已经离婚的可能，继而灵光一闪，得到另一种更残酷、因而也更加有趣的假设：他的妻子并不知道他已经放了出来。短暂的刹那，在连击与连击之间，我想象着一个男人从一座波哥大监狱离开的场景——想象中的场景发生在区监狱，我还是犯罪学专业学生时听说的最后的那一所。他隐瞒自己出狱的消息，为了给另一个人制造惊喜，这与威克菲尔德(12)的做法刚好是相反的。他想要在自己唯一的家人脸上看到充满爱意的惊喜表情，就如同我们所有人渴望的那样——为此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曾有过那么一次精心的设计。
“堂·何塞没有录音机吗？”
“唔，我得先说服她。这故事很长，可别叫我解释给您听啊。”
“没，他什么都没有，”他说，“而且我很急。”他在磁带的塑料壳上轻敲了两下：“而且还是私人内容。”
“怎么叫也许呢，不肯定吗？”
“哦，”我说，“两个街区之外倒有个地方，去问一下也无妨。”
“也许，”拉韦德说，“也许是。”
我想到的是地方是“诗歌之家”，那是诗人何塞·亚松森·席尔瓦(20)的旧居，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文化中心，举办读书会和工作坊。我是那儿的常客。诗歌之家有间大厅，在波哥大是个独一无二的所在：在那里，无论什么样的文学爱好者都可以坐在松软的皮沙发上，伴着还算现代化的音响设备，听录音直到听厌了为止。录音的内容全都耳熟能详：博尔赫斯朗诵的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朗诵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莱昂·德·格雷夫朗诵的莱昂·德·格雷夫。那段日子里，席尔瓦和他的诗歌正被所有人争相传诵，那是1996年，关于他自杀身亡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已经开始了。“今年，”，我曾在一位著名记者的专栏读到这样的句子，“整座城市都在为他建造塑像，所有政客开口闭口全是他的名字，人们纷纷诵读《夜曲》，全世界将鲜花献去了诗歌之家。而席尔瓦，他仍旧是他，他只是觉得奇怪：这个社会怎么如此假道学，曾经对他百般羞辱，曾经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他指指戳戳，为何如今又将他当作一国首脑似的百般崇敬爱戴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贯装腔作势谎话连篇，喜爱将文化据为己有。现在席尔瓦也在劫难逃了：他的身后之名就要被他们收入囊中。而他那些真正的读者呢，这一整年里他们就只有不断地追问，这都是些什么该死的东西，怎么就不能让他清静清静呢。”我之所以选择将拉韦德带去诗歌之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也许正是因为这篇文章已经被我印在了脑子里（在头脑深处、最深处的某个黑暗的角落，那盛着无用之物的隐秘之处）。
“她来过圣诞？”
我们穿过了两个街区，一路无话，只是盯着人行道上残破的水泥砖，或是望向远方耸立的翠绿山丘。山丘覆盖着桉树，插着电线杆，好像毒蜥一片片的鳞。我们来到了入口，顺着石阶爬上了楼，拉韦德示意我先进去：他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因此就像一头身处险境的野兽，表现得惊惧多疑。那间带沙发的大厅里有两名中学生，一对少年情侣正听着同一卷录音，每隔一会儿便对望一眼，相视而笑，笑得有些下流。还有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人，将一只褪了色的皮质手提箱搁在腿上，正不要脸地打着呼噜。我把情况跟女负责人说了说，那女人一望便知惯常是作异国风情打扮的，她用中国人般的狭长眼睛将我探究一番，似是认出了我，又似将我认作了某个常来的客人，于是伸出了手。
“是的。很难想象吧。”
“那就拿来吧，”她冷淡地说，“二位想播的东西。”
“这么说你跟老美结了婚。”我说。
拉韦德将磁带递给她时，活像是在缴械投降。他指头上的蓝色印子十分显眼，那是台球室的白垩粉留下的污迹。他走去坐在那女人指给他的扶手椅上，我从未见过他如此恭顺的样子。他戴上耳机，靠着椅背，闭起了眼睛。等他的时候我想找些东西打发时间，尽管可以选择任何一盘磁带，结果我还是将手伸向了席尔瓦的诗歌（大概是因为周年纪念，我也难以免俗）。我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戴上自己的耳机，让自己陷入一种距离现实生活忽远忽近的状态，一种存在于另一维度的状态。而当《夜曲》响起，当某个我不熟悉的声音——它来自一名音乐剧男中音——将诗歌的第一句，所有哥伦比亚人都曾高声朗读过的那行诗句，念诵出来的时候，我发现里卡多·拉韦德正在哭泣。“一个弥漫着芬芳的夜晚。”男中音在钢琴伴奏的背景音乐中念诵着，而里卡多·拉韦德就在几步之遥处，他不曾听见我耳中的诗句，他以手遮眼，跟着用整个衣袖掩住了脸。“满载着呓语和翅膀的乐音。”里卡多·拉韦德的肩膀抽动起来，他垂下头去，两手如祈祷般紧扣着。“而你的影子，纤美又憔悴，”席尔瓦借了音乐剧男中音的嗓音诉说着，“而我的影子，在那月亮的光芒之下。”我不知该不该看着拉韦德，不知道是该让他一个人沉浸在痛苦当中，还是过去问问出什么事了才好。印象中我曾想过，至少我可以将耳机摘下，这好歹也算一个在自己和拉韦德之间营造空间的办法，一个请他过来交谈的信号。可我还是做了相反的决定，我选择沉默地躲在录音带中自保，席尔瓦诗中的忧郁令我伤感，却不至于使我担上什么风险。我感到拉韦德的悲哀之中满是危机，那其中的内容叫我害怕，可我的直觉又不足以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没想起拉韦德一直在等的那个女人，并没有想起她的名字，我没能将事情同艾尔迪卢比奥山的事故联系在一起。我只是待在那里不动，坐着我的椅子，戴着我的耳机，尽量不去打搅里卡多·拉韦德的悲伤。我甚至闭起了眼睛，我不愿自己冒失的目光惊扰了他，我想让他在这个公共场所多少获得一点私密的空间。在我脑海当中，仅仅是在我的脑海当中，席尔瓦正念着“成一道孤影长”。我空寂的世界被男中音的嗓音，被席尔瓦的辞藻，以及缭绕的落寞琴声充盈着，时间在记忆里被拉得很长。那些听过诗的人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诗句仿佛节拍器般为时间标注了节点，时间因此变得漫长，变得分散，恍如梦境里的时间，令人感到茫然。
“很雅致。”他说。
当我睁开眼时，拉韦德已经不见了。
“我觉得很好，”我不由自主地宽厚起来，“拍得很雅致，里卡多。”
“他去哪儿了？”我戴着耳机便问。自己的声音远远地传来，我犯傻地将耳机摘下又问了一遍，就好像刚才那一次女负责人没有听见似的。
“她是美国人，家在那边。我妻子她，唔，就算是来做客的吧。”他顿了顿，又道，“相片怎么样？你觉得好吗？”
“谁？”她说。
“她怎么来了？”我问，“从哪里来？”
“我朋友。”我答道，我第一次将这个词用在他的身上，随即感到别扭，不，拉韦德并不是我的朋友，“之前坐在那儿的人。”
他没有告诉我“这张照片是一件礼物”。也不曾解释他的妻子为何会对这样奇特的礼物有兴趣。他没有提过监狱里的那些年，尽管在我看来，显然这点凌驾于他的所有境况之上，好比一只秃鹫之于一只垂死的狗一般。一直以来，里卡多·拉韦德都表现得仿佛台球室当中没人知道他的过去；而在那个瞬间，我发觉这一假象维系了我们之间一种脆弱的平衡，于是决意让它继续下去。
“啊，不晓得，他又没讲。”女负责人说完便转身去查看音响器材，然后似是觉得我在有意挑衅，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还有啊，磁带我已经还给他了，您可以自己问他。”
“嗯，就是昨天，”他这样回答，并没有多做解释，“我妻子来了。”
于是我出了大厅，飞快地在这栋房子里兜了一圈。这是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度过他生平最后光景的地方。住宅正中有一处明亮的庭院，四围是回廊，长形的玻璃窗将庭院和回廊分隔开来，这在诗人的时代尚不存在，如今则为游客作避雨之用，我的脚步就回荡在这寂静的回廊里。拉韦德不在图书馆中，木长凳上也没有，报告厅里也没有。他该是已经离开了。于是我朝房子的那道窄门走去，经过一名身穿棕色制服的警卫（他歪戴着帽子，看起来很像电影里的那种寻衅滋事之徒），经过那间一百年前诗人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的房间。当我走到14号街时，我看见太阳已在第七大道的楼宇之后隐匿，我看见黄色的街灯正羞怯地亮起，我看见了拉韦德，他低垂的脑袋和长长的外衣，他就走在离我两个街区远的地方，已经接近台球室了。“成一道孤影长”，莫名地，这行诗句浮现在我的脑海。也正是这个时候，我发现有辆一直安静地停在人行道上的摩托车正在蠢蠢欲动。我并不是十分确定，因为骑车的两人动作相当不易察觉：后座的那个双脚缓缓踩上了踏板，一只手慢慢地缩进了外套里面。他们理所当然都戴了头盔，护镜理所当然都是深色，仿佛一颗硕大的脑袋，当中有只方形的大眼睛。
“拍得真好，”我对他说，“是昨天照的？”
我高喊了一声拉韦德，并不是知晓在他身上即将有事发生，也不是想要向他示警：那一刻我唯一的目的就只有追上他，问他是否还好，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忙的。可他并没有听到。于是我迈开大步，在狭窄的人行道上左冲右撞，有时嫌行人阻挡，甚至会走下两拃高的人行道跑上汽车道去。“成一道孤影长”，不知不觉中我又想起了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诗句就像一个单调而有节奏的声响，令人无法摆脱，因而只得忍受。在第四大道的拐角处，夜晚拥挤的车流正缓缓行进着，一辆接一辆的车子排成长龙，向着希梅内斯大街的出口驶去。我瞅准一个空当，抢在一辆绿色小巴前面冲过了马路。小巴的车灯刚刚亮起，它令街上的尘埃、排气管的烟雾，以及才落下的雨丝都变得鲜活起来。我想着该避一避雨了，却在这一刻赶上了拉韦德，抑或说我与他已经那样接近，近到看得清雨水正在打湿他的肩头。“一切都会好的。”我说。真是蠢话啊，我根本不懂何为“一切”，更不晓得它能否变好。里卡多望着我，他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埃莱娜就在那上面。”他对我说。“哪儿？”我问。“飞机。”他回答。有那么一个短暂的瞬间，我惶惑地以为奥拉有一个名字就叫作埃莱娜，或者说我想象中的埃莱娜长了一张奥拉的脸，有着奥拉怀孕的身体。那一刻我体会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并不是害怕，它还算不上，然而已经十分接近了。跟着我便看见那辆摩托车像马一样弓背跃起，跳下马路，我看见它加速，像个问路的游人似的向我们靠近，而就在我抓住拉韦德的胳膊，就在我的手在他臂弯处紧紧拽住他衣袖的刹那，我看见两个没有面孔的人头直冲向我们，看见一支手枪仿似金属假肢般敏捷地伸长，我看见两团火光，我听见爆炸声，我感到空气一阵剧烈的翻腾。我还记得我赶在身体骤然一沉之前抬手护住了自己。我的双腿再无力支撑。拉韦德摔倒在地，我也并着他一同倒下，两具身体倒下得无声无息。随后人们惊叫起来，我的耳中开始嗡嗡响个不停。有人走到拉韦德身边企图将他的躯体抬起，而我惊奇地发现，居然也有人走来对我做着相同的事。“我好着呢，”我说，我记得自己是这样讲的，“我什么事也没有。”我躺在地上，看见有人冲向了汽车道，遭逢海难似的挥舞手臂，截住了一辆拐角驶来的白色皮卡车。我念着里卡多的名字，一次，两次。我察觉腹部有一股热流，以为自己刚刚小便失禁，旋即发现并不是尿液浸透了我的灰色上衣。很快我便失去了意识，却还保留着在那之前最后的记忆：我的身体被抬到了半空，人们奋力将我举上车子的后厢，摆放在拉韦德的身边。我们仿佛一个影子紧挨着另一个影子，在车身上留下血迹，在那一刻暗淡的光线里，这摊血仿佛夜空一样黑。
所以这便是拉韦德想要去办的事。同我分别后，他径直走到玻利瓦尔广场，让人给拍了一张有意不合潮流的相片，第二天来到台球室时，便将那成果拿在了手上：深棕色调，摄影师签了名的，上面现出一个并不若平日那般伤心沉郁的男人。假如几个月以来对他的认识并没有牢固到不容怀疑的地步，那么我简直可以看着照片说这是一个十分快乐的人了。当时球台上还覆了一个黑色的塑料罩子，拉韦德便将相片搁在了罩子上，他自己的肖像，自己倒看得直出神：头发梳得很好，衣服并无一丝褶皱，右手前伸，两只鸽子正在他的掌中啄食；更远处隐约是一对夫妇好奇的眼光，他俩都背着背囊、趿着拖鞋，而在相片的深处，最深处，被透视法放大的贩卖玉米的小车旁边，就是司法宫了。
(1)巴勃罗·埃斯科瓦尔（Pablo Escobar，1949—1993），哥伦比亚毒贩，1970年代开始涉足毒品贸易，领导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曾一度控制世界大部分可卡因贸易。此处提到的动物园是其修建的一处专门圈养世界各地珍奇动物的私人动物园。此外，本书中提到的数起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均被认为与其有关。
我看着他绕开那群宝石贩子，避入一条通往第七大道的人行小巷，随后他转过街角，我便看不到了。街道早被圣诞灯饰装点得漂亮起来：北欧花环，拐杖糖，英文单词，一团团的雪花图案——尽管这城市从不下雪，十二月更是艳阳高照的时节。然而到了白昼，灯光熄灭以后，灯饰就不好看了：碍眼，肮脏，低劣。电线在我们头顶上悬着，从街道的一头跨到另一头，好像吊桥似的。而在玻利瓦尔广场，它们则是节节攀高，仿佛攀缘植物爬上了杆子，爬上国会大厦的爱奥尼石柱，爬上大教堂的外墙。鸽子们倒有了更多的电线可以栖息，卖玉米的接待游客根本忙不过来，同样忙不过来的还有街头摄影师们：那是些身穿套头斗篷、头戴旧毡帽的老男人，脱缰的牛一般抓过客人，一旦拍下照片即刻便用一张黑毯子将自己罩住，倒不是什么设备需要如此操作，只不过客人总是期待着瞧见这一幕罢了。这些街头摄影师同样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幸存者——那个时候，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自己拍张肖像，因此在大街上买一张别人给照的相片（很多时候都是在不知觉间被拍下的），这主意倒也不算太过荒唐。所有上了点年纪的波哥大人都有这么一张街头相片，大多就是在第七大道拍的，即从前的皇家商贸街，波哥大所有街道之中的女王。而我们这代人则是看着家庭影集中的这些照片长大的：身穿三件套西装的男人，戴着手套撑着雨伞的女人，他们属于另一个时代，那时的波哥大更冷些，雨水更多些，也更平和些，然而艰难却不会更少些。我的文件里就有我祖父在五十年代买下的照片，还有我父亲的，是大约十五年后的。但并没有里卡多·拉韦德那天下午拍下的那张，尽管那上面的形象在我记忆当中依然无比清晰，清晰到假使我拥有些许绘画的天赋，便可以勾勒出全部的线条。然而我并没有。那是我所不具备的天赋之一。
(2)原文为英文，“Save the hippos”。
如今许多年过去，现在的我以当年并不具备的体谅去追忆，去思索这一番对话的时候，难以置信当年的自己竟未一眼看出它的重要性。（同时我要说的是，对于现在的一刻，我们是糟糕透顶的审判官，这也许是因为现在原本就是不存在的：一切都是回忆，我刚刚写下的句子是回忆，而您，我的读者，刚刚读到的同样也只是回忆而已。）那个时候，一年即将过去，正逢考试季，课已经停了，去台球室在我已是根深蒂固的习惯，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了过日子的方式与目的。“呵，”每次见到我来，里卡多·拉韦德都会说，“你逮到我真是奇迹，亚马拉，我差点就要走了。”而就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碰面当中，有什么东西正发生着变化：我觉察到这一点是在某天下午，那次拉韦德并没像往常一样同我告别——在球桌的另一边，士兵一样在额前抬一抬手，丢下我和我手里的球杆。相反他等着我，看着我付过我们两人的饮料账单——四杯咖啡加白兰地，最后还有可口可乐。离开场子时他走在我的身边。我们相伴行至罗萨里奥小广场的一角，那儿的空气混合着排气管的味道，炸黄油鸡蛋玉米饼味儿，还有敞开的下水道的气味。那里有道斜坡，向下通往一个地下停车场黑漆漆的入口。他在我的肩头拍了一下——一只虚弱的手掌发出的虚弱的敲击，与其说是为了告别倒不如说是在表现一种亲热——然后便对我说：“好吧，咱们明天见了。我得去办点事。”
(3)拉坎德拉里亚（La Candelaria），波哥大市中心的一处老城区。
几乎在不知不觉间，我们便走得近了。刚开始是个偶然：比方说，我在他打出一个连击——那是因为留给他的局势足够好——之后拍了手掌。跟着我便邀他到我这桌来玩儿，要么就是我请求去了他的那桌。他不情不愿地接受了我，仿佛一个初学者又收了个新学徒似的，尽管事实是凭借我的出众球技，和我联手的拉韦德终于可以停止输球了。不过我随后发现，对于输球他其实并不在意：每局之后放在祖母绿色绒布台面上的钱，那两三张黑乎乎、皱巴巴的钞票，其实是他的日常开销，是一笔在他预算中的债务。对他来说，台球并不是一种消遣，甚至也不是一项比赛，而是当时的拉韦德在社会上存在的唯一方式：球与球的撞击声，穿绳上计数木珠的声响，蓝色的白垩粉在旧球杆的皮头上摩擦的声音，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公共生活。而一旦身处这些媒介之外，少了一杆球杆在手，拉韦德根本没有能力与人进行一次流利的交谈，更别提去发展一段关系了。“我有时候觉得，”在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带了点严肃意味的谈话之中，他对我说，“我从来没有直视过别人的眼睛。”这自然是夸张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并非有意夸张。至少在他对我说出这几个字的时候，并没有看着我的眼睛。
(4)参见莎士比亚作品《威尼斯商人》。
我自然相信。并没有另一种真相可供我选择，那一刻也不存在任何理由让我为了某人并无恶意、随口道出的有关里卡多·拉韦德人生的最初版本去做一番争执。我意识到自己还从未结识过一个释囚——“释囚”这个词，任谁都会留意，它是那事最好的证据。而我对拉韦德的兴趣也在增长，或者说，增长的是我的好奇。一次漫长的刑罚总会打动像当年的我那样的年轻人。推算起来，拉韦德进监狱时我才刚刚学会走路，其后我成长，上学，发现了性这件事，可能还发现了死亡这件事（一只苍蝇的死，后来是一位祖父的，比方说），有了情人，经历了令人痛心的分手，拥有了做出决定的权利，又为所做的决定满意或是懊悔，获得了伤害别人的能力，这么干了以后心满意足抑或感到罪过。而当所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有一个人，他的人生没有发现，没有学习，就只是一场无比漫长的刑罚。想到这些，没人会无动于衷。一个失去了生气的人生，一个从指间溜走的人生，一个需要独自忍受却成了别人所属之物的人生——而那些人并没有在这个人生当中经受痛苦。
(5)切萨雷·贝卡里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意大利经济学家、法理学家，代表著作为《论犯罪与刑罚》，是刑法学领域的经典之作。
“哈，这我可不晓得了，”那男人道，“不过总归有点什么，不是吗？没有的话谁会被讹那么长时间啊。”
(6)埃德加·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1908—1991），美国统一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犯的什么事？”
(7)原文中，国家（el Estado），联盟（el Cartel），军队（el Ejército），阵线（el Frente）均为大写。
“刚出来。在里面待了二十年，他们说的。”
(8)阿尔瓦罗·戈麦斯（Álvaro Gómez，1919—1995），哥伦比亚律师、政治家、作家和记者，哥前总统劳雷亚诺·戈麦斯（Laureano Gómez，1889—1965）之子。
“他坐过牢？”
(9)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Rodrigo Lara Bonilla，1946—1984），哥伦比亚政治家，律师。曾指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贩毒。
可以肯定的是，那天他并没有让我产生什么亲切感：他是那样瘦，以至于连身高都带了欺骗性——只有看见他站在一根台球杆的边上时，才会察觉他其实连一米七也还不到。他稀疏的头发跟老鼠一样颜色，皮肤干枯，长长的指甲总是脏兮兮的，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疾病缠身抑或说无精打采的形象——无精打采得仿佛一块贫瘠的土地。他才刚满四十八岁，可看上去要老得多了。他说话总是很用力，就好像缺氧似的。因为手腕常常发抖，他的球杆那蓝色的顶端总在台球跟前打战，只有奇迹发生时才不会连连失准。与他有关的一切都显得疲惫不堪。某天下午，当拉韦德走了以后，他的一位球友（一个与他年纪相仿的男人，只是行动比他自如，呼吸比他顺畅，显然还活力十足，说不定现在还正读着这些回忆文字呢）向我揭示了其中的因由，尽管我根本什么也没问过。“是监狱，”他说，金牙的光芒在我面前一闪而过，“监狱折磨人啊。”
(10)吉列尔莫·卡诺（Guillermo Cano，1925—1986），哥伦比亚著名记者，《观察家报》（El Espectador）创始人。
这便是我从里卡多·拉韦德口中听到的最初几个词。他没有再讲什么：比方说，他没提他指的是哪些动物，也没提自己怎么就知道它们快要饿死了。然而也并没有人问他，因为当时在场的人都足够年长，年长到对那不勒斯庄园最好的年景都还是晓得的。那座动物园是个传奇，尽管表面看来是为了满足一名百万富翁毒贩的怪癖而建，却也为访客们呈现了一幅原本不属于这个纬度的图景。我十二岁那年曾经去过一次，是在12月的假期里。我自然是瞒着父母的：他们仅仅是想到自己的儿子踏足一个尽人皆知的黑手党的领地便会气急败坏，更不要说再发现他做这事还很愉快了。可我就是忍不住想去瞧瞧别人口中传说的东西。我接受了一位朋友父母的邀请，某个周末我们起了个早，在波哥大与特里温福港之间的公路上行驶了六个钟头；一进入庄园，从石头门廊底下穿过（庄园的名字是用蓝色的粗体字写成的），整个下午便置身在了孟加拉虎、亚马孙金刚鹦鹉、矮种马、手掌大小的蝴蝶，甚至还有一对印度犀牛的世界当中——据一个操着本地口音、身穿迷彩背心的男孩子说，这对犀牛是那几天才刚刚运到的。此外还有河马，在那段光辉岁月里，它们没有一只出走。正因如此，我清楚地知道那个男人口中的动物是指什么；而我所不知道的，则是这短短的几个词会在接近十四年后，再度令我陷入追忆。事后回想，那一天在台球室，里卡多·拉韦德不过是一脸错愕地见证了那位历史上最出名的哥伦比亚人发迹与倒台的国人之一，我不曾对他太过留意。
(11)路易斯·卡洛斯·加兰（Luis Carlos Galán，1943—1989），哥伦比亚政治家，曾两次参加总统竞选，以反毒著称。
有人问他说的是哪些动物。那男人只道：“它们又有什么罪过。”
(12)参见美国作家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Wekefield），主人公威克菲尔德对妻子不告而别，在外生活二十年后又回到了家里。
“且看看会把那些动物怎么样吧，”他说，“可怜见的，饿死了也没有人理。”
(13)埃莱娜·德·拉韦德，原文为Elene de Laverde，其中de为物主代词，表示所属，此处意为“拉韦德的埃莱娜”，即女性结婚后冠夫姓。
于是，那天打台球的所有人对于这起罪行的叹惜都是隐忍克制的，这隐忍已是国民习以为常的命运，是这时代给予我们的馈赠，此后又将被我们传给各自的子女。所有人，我是说，只一个除外，这人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屏幕上，此时的屏幕已经切换到了另一则报道，正在呈现一副破败的景象：一座被荒草侵袭的斗牛场，荆棘甚至爬上了彩旗（或者说原本该有彩旗的地方）；一个棚子底下，几辆老旧的车子正在生锈；一头巨大的霸王龙，它的身躯正一点点地倾颓，显露出内部复杂的金属结构，哀伤地裸露着，仿佛老旧的女性人体模型。这是那不勒斯庄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神话般的领地，曾是他的帝国大本营，而随着1993年这位首领的故去，庄园便也荒废了。这条新闻讲述的便是庄园的废弃：提到了毒贩们的财产被没收充公；提到了当局不懂得如何处置这些财产，造成了几百万美金的挥霍浪费；提到了对于那些传说中的财富本可加以利用却并未实施的一切。而就在此时，距离电视机最近的那张球桌的某个玩家——在此之前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的一个——仿佛自言自语般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大，大得不由自主，就好像那些生活得过分孤独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被听到的可能。
(14)哥伦比亚著名小报，1965年创刊于波哥大。
那些天里，我的城市正从它当代史上最暴力的日子里挣脱出来。我所指的暴力并非轻率的斗殴，盲目的枪声，小商小贩之间彼此算账，它蔓延自那些卑微的人们，蔓延自他们卑微的怨恨与卑微的报复。这暴力的参与者是集体的，是大写的：国家，联盟，军队，阵线(7)。我们波哥大人对此已然习以为常——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此种暴力的影像总是异常规律地通过报章杂志抵达我们中间。那一天，最新一起罪行的影像又出现了，以快讯的形式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们先是看到一名记者在国家诊所的门口播报消息，随后则是一张千疮百孔的梅赛德斯照片——隔着破碎的窗子可以看见后面的座位，玻璃的碎片，以及一道道干掉的血痕。最后，当每一张球桌前的动作都已停止，静默之中有人大声要求调高音量时，我们在那条显示着出生日期和依然新鲜的死亡日期的字幕上方，见到了受害人黑白的脸。他是阿尔瓦罗·戈麦斯(8)，其父是本世纪最具争议的总统之一，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成为总统候选人。没有谁追问他为什么被杀，是谁干的，因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我的城市业已失去了意义。若是虚张声势地问上一问，也根本不指望得到答案，就像被人扇耳光时那样，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当时的我不曾料到，那些罪行（“重大谋杀”，报章上是这么说的，我飞快地弄懂了这个词的意思）已然使我的人生有了内在的构架，抑或说为它标注了节点，如同一位远房亲戚让人无法预知的到访。1984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杀掉或者说派人杀掉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9)——找他麻烦的人中最有名望的一位——的那个下午（两名骑摩托的雇佣杀手，在127号街的弯道处），我十四岁。我十六那年，埃斯科瓦尔杀死或者说派人杀死了吉列尔莫·卡诺(10)，《观察家报》的社长（距报社所在地几米处，凶手朝他的胸口开了八枪）。到我十九岁，虽然还不能选举，可我已经是成人了，那一年死去的是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11)。对他的谋杀比较特别，或者只是在我们印象当中与别的不同，因为它被呈现在了电视上：集会的人群为加兰欢呼，跟着便是一阵阵自动步枪扫射，再接下来则是木讲台上倒下的躯体，跌落得无声无息，抑或是声息湮没在了骚乱的喧哗中，湮没在了最初的那几声惊叫里。没过多久又是哥伦比亚航空的事故，埃斯科瓦尔使得一架波音727-21型客机在空中发生了爆炸——在波哥大与卡利之间的某处天空——为的是谋杀一名政客，而这名政客根本就不在这个航班上。
(15)原文为Aura Rodríguez。
我是上一年的年底与他结识的，就在圣诞节前的两三个礼拜。当时我将满二十六岁，取得律师证书已有两年，尽管对真实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法学的理论世界对我来说已是全无奥秘可言。获得荣誉毕业生称号之后——靠的是一篇关于《哈姆雷特》中以精神失常作为免除刑事责任情节的论文：至今我仍怀疑它是怎么通过的，更不要说还被授予荣誉了——我成了本专业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前辈们向我推荐这个职位时告诉我的，他们令我相信，成为一名“基础法学”课程的教师，为那群刚从中学出来、战战兢兢的小孩们讲授本专业的基本原理，就是我的人生唯一可能的前景。就这样，站上木头讲台，面对一排排乳臭未干、浑浑噩噩的小男孩和大睁着双眼、轻易便被打动的小姑娘，我学会了关于权利的本性的第一课。我与那群初出茅庐的学生相差不过八岁，然而权威与学识在我们之间埋下了一道双重的鸿沟——这两样东西为我所拥有，却与人生才刚刚开始的他们毫无相干。他们敬佩我，又有一点点怕我，而我发觉这种畏惧和钦佩就好像毒品，会让人习以为常。我给学生们讲述几个洞穴探险者被困山洞的事，数日之后探险者们为求生存开始了人吃人，这么干合法与否？我同他们谈论老夏洛克，谈到他想从别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来，谈到机智的波西亚设法利用诉讼术语阻止了此事的发生(4)：我乐于见到他们口讲指画，吵吵嚷嚷，企图在乱成一团的轶事当中找出法律和公理的概念，却又被荒唐的情节搞得不知所措。下了课我便从那些学术讨论转战到14号街的台球室。另一种生活在这里发生——烟雾缭绕，天花板低垂，没有学问，也没有法律。在这里，用不着几个钱的赌注配几啖咖啡加白兰地，我的白昼就此终结。陪伴我的有时是一两个同事，有时则是女学生们，她们才喝两口便会上我的床。我住在附近，公寓在十层，那里的空气总是冷飕飕的。从那儿看向布满砖头水泥的城市，视野一贯很好。我的床为了讨论从不设防，切萨雷·贝卡里亚(5)的刑法思想，博登海默(6)的某个难懂的章节，甚至还有如何用最便捷的方法将分数改一下。那段日子的生活如今想来，就仿佛是另一个人的，它充满了无尽的可能，事后证实这些可能同样是另一个人的：它们悄然消失，仿如潮汐退散，直至将我变成了现在的我。
(16)阿尔胡莱（Aljure），哈达德（Hadad）。
里卡多·拉韦德死去的那天——1996年年初的一天，他在波哥大中心区的拉坎德拉里亚(3)度过了上午。他行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行走在陶土瓦顶的老房子中间，这些老房子镶着大理石的铭牌，上面标注了所属的历史时期，然而根本就不会有人留意。大概一点钟左右，他来到位于14号街的台球室，打算跟那里的常客玩上几局。球局开始的时候，在他脸上看不出神经紧张和心烦意乱的迹象：他用的是常用的球杆和球台——尽头最靠墙的一张，就在电视机的底下，电视开着，却没有声响。他一共打了三局，输赢我倒记不得了，因为当天下午我并没有同他一起，而是在他旁边的球桌。不过我清楚地记得，算清赌资，拉韦德便与球友们告别，向角门走去了。他穿过门口那几张总是空着的球台时——在场地的这一处，晃动的霓虹灯总在象牙质地的台球表面投下诡异的阴影——仿佛给什么东西绊住了似的迟疑了一下，跟着转过身来，折返回我们所在的地方。他很有耐心地等我打完了一组六个或是七个连击，甚至还为一场三球开伦鼓了一会儿掌。随后，当我在计分板上计算自己的得分时，他凑过来向我询问，是否知道哪里能借到设备，因为他想听听刚刚收到的录音。那以后我曾无数次地问自己，假使里卡多·拉韦德当初没有向我走来，而是走向别的某个球友，事情将会变得如何。然而正如我们对过去的许许多多追问一样，这个问题也是毫无意义的。拉韦德有他充分的理由去选择我。这个事实无从改变，因此其后发生什么也就无从改变了。
(17)九日祭，天主教连续九天的祈祷仪式。
至于这个故事最终由我来讲述，则是其中最无关紧要的了。
(18)转花，哥伦比亚的一种旋转式烟火。
于是这篇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我不知道回忆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它会带来何种好处，又或许是怎样的苦恼，我也不晓得当我们追忆的时候，用什么方法才能令经历的东西有所改变。然而对我来说，将里卡多·拉韦德好好地回忆一番，已经变成了一件紧要之事。我曾在某个地方读到过，一个人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就应当讲一讲他的人生故事，而这个最后期限业已逼近了我：当我写下这数行文字时，离这可恶的生日只剩几个星期。“他的人生故事”。不，我要讲述的并不是我的人生，而仅仅是许久之前的一些日子，此外我还要真诚地说明，这个故事就像童话里警示的那样，从前曾发生过，将来会再度发生。
(19)此处应指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的小说《阴影线》（The Shadow Line，1917）。作品以年轻人的自我意识觉醒为主题。
接下来的几周里，关于里卡多·拉韦德的回忆从一起偶然事件，从记忆的一次不怀好意的捉弄变成了一个忠实且专注的幻影，它的形象时时显现，我睡觉时它立于床边，清醒时则被它远远地凝视。无论是白天的广播节目还是夜晚的新闻报道，人人关注的专栏抑或读者寥寥的博客，大家都在讨论是否有必要将走失的河马杀掉，是否将它们围困，麻醉，或者放回非洲就已经足够了。而我的公寓则远离论战，尽管我一面着迷一面厌烦地听着看着，却还是将心思越来越多地放在了里卡多·拉韦德的身上，想着我们相识的日子，我们短暂的交往以及由此带来的长久的影响。在报章和荧屏上，权威人士正对有可能在偶蹄目动物中蔓延的疾病进行着盘点——他们用的那个词，“偶蹄目动物”，对我来说还是全新的——波哥大的富人区内，也出现了印有“保护河马”(2)标语的T恤。然而在我的公寓，在微雨的长夜，在走向市中心的途中，我开始回忆里卡多·拉韦德死去的那天，执意想要将细节弄清。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毫不费力便记起了那些说过的话，那些见过和听过的事，那些曾经忍受，如今已经超越了的痛苦；而同样令我诧异的是，我们竟总是如此迅速，如此专注地沉溺于回忆这项有害的活动，明明它无法带来任何好处，只会阻碍我们生活的正常运转，就好比是田径运动员训练时腿肚子周围绑着的沙包。渐渐地，我平静地意识到，那头河马的死亡原来终结了我生命中曾出现的一段插曲，就仿佛有人回到自己的家，关上了一扇不小心打开的门。
(20)何塞·亚松森·席尔瓦（José Asunción Silva，1865—1896），哥伦比亚诗人。下文的《夜曲》（Nocturno）是他的作品。
领头的河马是雄性，黑珍珠的皮色，一吨半重。2009年年中，它死掉了。两年前，它从马格达莱纳河谷原先的那座巴勃罗·埃斯科瓦尔(1)动物园逃了出来，沿途毁坏了庄稼，侵占了饮水槽，吓倒了渔民，还袭击了一座畜牧庄园的种畜。追上它的狙击手们向它的头部开了一枪，另一枪则射入心脏（子弹用的是点375口径，毕竟河马的皮是很厚的）。他们摆好姿势，同这具死去的躯体，同这暗沉的、带着皱纹的庞然大物合影，同一颗刚刚坠落的陨石合影。那时候，在第一批赶到的摄像机和好奇者面前，在一棵遮挡烈日的木棉树下，他们解释说，这头动物的体重不允许他们将其整个运走，于是当即动手肢解了它。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它被印在一本重要杂志的中间位置，当时我正在波哥大自己的寓所，事发地以南大约两百五十公里的地方。就这样我得知，那头野兽的内脏已经在它倒下的位置被就地掩埋，头部和四肢则被送往我所在的城市的一座生物实验室。同时我也了解到，这头河马并不是独自外逃的：它出走的时候，配偶和幼崽就伴在身边——配偶和幼崽的说法来自那些并不怎么严谨的报章的感性版本——如今它们下落不明，对它们的找寻旋即又被新闻媒体渲染上了悲剧意味：一个残酷体制对无辜生灵的追捕。而就在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当我在报刊上追看这次的捕猎行动时，我想起了一个久未在我脑海当中出现的人——尽管曾经的某个时期，没有什么比他身世的秘密更能引起我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