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算不上，不过终归是的。”
玛雅耸耸肩，说出一句令我无言以对的话：
我们到达那不勒斯庄园时，浓云开始在天空中聚集，空气闷热得令人窒息，雨就快下起来了。白色的大门上现出庄园的名字，字迹斑驳剥落，大门宽大得毫无道理——大卡车都能畅行无阻。一架小小的轻型飞机在横梁上方摇摇欲坠，蓝白相间的机身呼应着大门的颜色：那是埃斯科瓦尔早年的一架派珀，他常说，自己的财富原是拜它所赐的。我们驶过轻型飞机的下方，读着镌刻在机翼底部的牌照，仿佛进入了一个时间不复存在的世界。然而时间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为了让人真切地感受它的流逝，它不惜制造着毁灭。自从1993年，埃斯科瓦尔在麦德林的一处屋顶遭枪击毙命后，这里的庄园便土崩瓦解，日渐衰落，当玛雅与我驾着尼桑行驶在原野当中的小路上，见到的便是这样一副颓败的景象。野地里长出了柠檬，草原上无人放牧，牧草愈发肆意地疯长。杂草淹没了从前的木桩，正当我盯着木桩出神时，几只恐龙率先映入了眼帘。
“一个陌生人。”我重复着。
那是遥远的过去我初来时最喜爱的恐龙。它们是埃斯科瓦尔命人为孩子们制作的，一头霸王龙、一头真实大小的雷龙、一只看上去心地善良的猛犸象（灰色的，生着大胡子，仿佛一个疲惫的老人），甚至还有一只翼手龙，它浮在池塘的水面上，两爪间抓着一条对不上年代的蛇。而今它们的身躯早已破碎不堪，水泥和铁架的残骸搁置在空气中，流露着哀伤甚至堕落的意味。池塘也已变作一方没有生命的水坑，至少从小路上望去确是如此。我们将尼桑停在一处不知名的开阔地，对面是一片金属丝围栏，旧日里该当是通了电的。随后，玛雅与我走上了多年以前我们曾乘车经过的道路，当时的我们还是孩子，勉强算得上是少年，对园主人所做的一切尚且懵懂，更不理解这样一场天真单纯的玩乐何以竟会招致父母的反对。“当年这里是不能步行的，还记得吗？谁都不准下车。”
“说不清，我十八岁了，”玛雅说，“对于那个年纪的人，生活是崭新的，就好像刚刚发现的一样。我不想跟朋友们分开，更何况不久之前才开始约会……诡异的是，妈妈走了，我竟忽然意识到，原来波哥大不属于我。一件事情总是由另一件牵扯出来，电影里常这么说。如此这般，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安东尼奥。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二十八岁，单身，循规蹈矩，浑身的零件都还齐全，独自一个伴着蜜蜂过活。我变成了今天的样子。热得要命，带了一个陌生人去看死掉的黑手党从前的动物园。”
“那是被禁止的。”我说。
“为什么不跟她一道回去呢？”
“对。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迈阿密北面，很北面。我也是看过地图才知道，自己并没去过。事实上我完全不了解美国。”
“什么？”
“杰克逊维尔，”我问，“是在哪里？”
“一切都显得太小了。”
“是，”玛雅说，“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地方。”
她是对的。我们告诉守卫的士兵想去看看动物，并且询问它们现在何处。甫一见面玛雅便递上一张一万比索的钞票，激励他更好地为我们服务。就这样，在这个小青年的指引下，抑或说是陪伴和护卫之下——他戴着帽子，身穿迷彩制服，左手搭在步枪上，走路一副摇摇摆摆的惫懒模样——我们来到了动物们居住的囚笼跟前。潮湿的空气中满是粪便与丢弃的食物混在一起的污糟味道。我们看见一头卧在笼子后部的猎豹。看见一只黑猩猩搔着脑袋，另一只则毫无目标地转着圈跑。我们见到一只空着的笼子，笼门敞开，一个铝制的面盆在栅栏边靠着。
“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地方。”
然而我们并没有见到那用爪子抓着足球不放的大袋鼠，并没有见到那背诵得出哥伦比亚足球队阵容的著名的鹦鹉，没见到鸸鹤，没见到狮子，没见到埃斯科瓦尔从巡回马戏团手上买来的那几头大象，没见到矮种马和犀牛，没见到不可思议的粉红海豚——它曾经让初次来玩的玛雅回去之后整整一个星期魂牵梦萦。我们小时候见过的动物们去哪儿了？心中涌起的沮丧令我们颇觉意外，搞不清它究竟从何而来，毕竟那不勒斯庄园的倾颓早已尽人皆知，埃斯科瓦尔死后的这些年中，哥伦比亚的各个媒体翻来覆去地曝光过各种后续，简直成了一部用慢镜头拍摄的关于黑手党帝国兴衰的电影。或许令我们意外的并不是这份失落，而是我们彼此之间的感同身受，是那种毫无来由的、意想不到的休戚相关，仿佛一瞬间，它便将我们连在了一起：我们两个曾在同一时间来过这个地方，这里对我们具有相同的意义。也许正因如此，当玛雅随后问起可否去埃斯科瓦尔的故居一看时，我简直感觉她是从我的口中取走了这个问题，而那一刻，也正是我掏出了一张又脏又皱的纸币，向那个小兵行起贿来。
“她的国家变得不一样了，”玛雅道，“她回到当初的地方，然而二十年过去，那里已是面目全非。有封信一直很吸引我，它写于1969年底，属于最早期那一批。我妈妈在信中说，波哥大是一座无聊的城市。说她不晓得自己能不能在一个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的地方待上那么久。”
“噢，不。那里不让进。”小兵说。
周遭的景致一成不变，绿色的原野，目光尽处灰蒙蒙的群山，就像阿里扎(2)的一幅画般。我将手臂搭在椅背上，舒展着，这种车型的座椅是彼此相连的，因此给人一种正和情侣一道出行的错觉。风向时有变换，尼桑偶尔颠簸，玛雅的头发便拂过我的手，擦着我手上的皮肤掠过。这样的接触令我感到喜悦，一路之上不停地期待着。我们沿着几处畜牧庄园径直向前，沿途见到带顶棚的饮水槽，见到大群的奶牛倚靠在合欢树旁。我们经过了尼格利陀河，那是一道漆黑的水流，大堆的浮垢在肮脏的河岸边闪着亮光，其余的污染物被人堆积在一处，这些人一面向河水中倾倒废物，一面继续在这里清洗衣物。到达收费站时，尼桑停了下来，气流骤然消失升高了车厢的温度，我感觉自己的腋窝，甚至鼻子和眼睛底下都开始出汗了。而后我们重新出发，行驶到马格达莱纳河上另一座桥梁的近旁，正是在那时候，玛雅同我说起了她的母亲，说起了1989年的年底她母亲身上发生的事。我的目光越过黄色的桥栏，注视着远处的河流，注视着河流当中那每到雨季便会被褐色的河水淹没的礁石。玛雅则讲到某天下午她从系里回来，发现埃莱娜·弗里茨在浴室当中醉得不省人事，正紧紧抱着抽水马桶不放，仿佛它随时会跑开似的。“我的女儿，”她对玛雅说，“我的女儿回来了。我的女儿长大了。我的女儿已经是个大孩子了。”玛雅将她扶了起来，搀着她上床，并且留在床边陪她。她看着她入睡，不时替她试着额头的温度；到了凌晨两点，服侍她喝了一杯花草茶；她还将一瓶水放在床头柜上，并且递给她两片止痛药，好让她的头痛得以缓解。那晚的最后，她听见她说自己不行了，说她尝试过，但真的受不住了，她说玛雅已经成年，已经可以为自己做决定了，就好比当年的她为自己做出了那样的决定。于是过了六天她登上一架飞机，回到了自己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家，她在二十年前离开的那个家，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做一名和平队在哥伦比亚的志愿者，拥有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留下自己的足印，成为一粒沙，诸如此类的一切。
“为什么？”玛雅问。
我口中的词句界限未明：“我很理解您。”
“就是不行，”他说，“不过可以过去转一圈，从窗户外面向里看看。”
“那么您就理解我的话了。”玛雅说。
我们照做了。顺着那栋房子绕行，我们看到了它那快要倒塌的外墙，肮脏破损的玻璃窗，掉屑的木质横梁与立柱，户外浴室里残缺的、碎成渣的瓷砖。我们看到几张台球桌，难以置信的是，它们在这六年当中居然没有被任何人搬走：时光将厅堂变得污浊晦暗，那绿色的桌面却宛如珠宝般晶莹发亮。我们看到车库中的古董车藏品正在腐坏，看到了剥蚀的车漆、损毁的车灯、凹陷的车身，看到坐垫不知去了哪里，座椅上只余下了杂乱突出的弹簧。记忆中，人们说这儿的藏品里有辆庞蒂克，曾经是属于阿尔·卡彭(3)的，还有一辆，当然也是传说，属于邦妮·派克与克莱德·巴罗。(4)随后我们看到另一辆车，并不奢华，简单朴素，其价值却毋庸置疑——那辆著名的雷诺4。早在可卡因成为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财富来源以前，他曾作为新人赛车手参加过地方比赛。一场名为“雷诺4”杯业余大奖赛的比赛，那使埃斯科瓦尔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哥伦比亚的报章上，远在飞机与炸弹之前，远在关于引渡的论战之前，那时他仅仅是一名赛车手，一个来自世界边角小国的外省小伙，一个从事着与那刚刚露出苗头的运输活动全不相干的生意的年轻商人。如今那辆车子就在我们眼前，它沉睡着，因长期无人看顾而变得伤痕累累，白色的表漆卷翘脱落，车身现出裂痕，仿佛一头死去了的兽，浑身沾满了蛆虫褪下的外皮。
“真的。”
然而，那天下午最为诡异的是，当我们观看这一切的时候，自始至终静默无言。我们偶尔四目相投，却连一声慨叹、一句多余的话都未曾交换。这或许是因为，眼中所见的种种唤起了我们各自不同的回忆，各自不同的恐惧，而贸然闯入对方的过去，则令我们感到鲁莽和轻率。更何况有样东西——我们那共同的过去，它不必显现却就在那里，就如同看不见的氧化锈蚀，它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将那些车门、车轮、挡泥板、仪表盘与方向盘一一腐蚀殆尽。至于这片庄园的过往，其实我们倒并无特别的兴趣：曾在此地发生的一切——做过的买卖、消失的人命、举办的饮宴、筹划的暴力，它们共同化作了一个远景镜头，汇聚成一处舞台的布景。最后，我们依然不发一语便默契地达成了一致——既然该看的都已看得差不多了，我们便往尼桑停靠的地方走去。我记得当时的情形：玛雅拉着我的胳膊，抑或说，她挽住了我的手臂，如同旧日里的女人们那样。这不期然的动作中蕴藏了一份亲昵，它毫无预兆地出现，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
她偏过头来望着我。“真的？”
雨便在此时落了下来。
“完完全全是一样的。”我说。
起初还淅淅沥沥——尽管雨点是大滴大滴的，旋即天空变得阴沉，现出了公驴腹部般的颜色，我们还来不及找个地方暂避，便被大雨淋湿了上衣。“妈的，好歹等我们走完这段路啊。”玛雅道。就这样，当我们终于钻进尼桑时，身上差不多已被淋透了；因为一路快跑（两手举起护住眼睛），裤子的前部虽然湿了，后面却几乎还是干的，看上去就好像用不同的布料做成的一样。吉普车的车窗在我们呼出的热气之下瞬间变得模糊，玛雅只好从手套箱中取出一盒纸巾，将挡风玻璃擦拭干净，幸得如此，我们启动时才没跟前方的一个木桩撞在一起。随后她打开通风口——仪表盘中间黑色的网格，小心地驾驶起来。车子堪堪行进了数米，玛雅突然一个急刹，她迫不及待地旋转摇把，用最快的速度摇下了车窗。我从副驾驶的位子上看去，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三十米开外，尼桑与池塘中间的某处，一头神情肃穆的河马正审视着我们。
“恐惧。确切地说，在我胃里翻腾的那样东西，那隔三岔五的晕眩，经常发作的激愤，原来并不是什么初产婴儿的典型症状，而只是因为恐惧。我的妈妈也被恐惧折磨着，或许还要更甚于我。那以后接二连三地，更多的罪行发生了，更多的炸弹被引爆了。DAS有数百名死难者。某个商业中心死了十五个。另一个商业中心不记得死了多少个。非比寻常的年代，对吗？人们不晓得几时就要轮到自己。一旦有谁该来的时候没来，大家便会担惊受怕。最近的一部公用电话在哪儿谙熟于心，需要时好为自己报个平安。清楚地知道就算找不到公用电话，随便去到一户人家，他们都会把自己的电话借你，因为你仅仅只是想打电话回家。于是活着就变成了这副样子，随时为自己或许会被旁人杀死而提心吊胆，随时要去安慰亲朋别相信死难者名单中有你的名字。我们待在私人的房子里，还记得吗？我们对公共场所避之不及。朋友的家，朋友的朋友的家，沾亲带故的任何人的家，只要是个私人住宅都会强于公共场所。唉，我说的这些也不知您是否明白。反正在我家里，生活完全变了副样子。我们是两个女人，还能怎么办呢。您的情况或许不一样。”
“真漂亮。”玛雅说。
“什么事？”
“怎么会漂亮，”我说，“明明是世上最丑的动物。”
“那以后我们终于明白，”玛雅说，“这场战争同样也在针对我们大家。换言之，至少这一点得到了我们的确认。毫无疑问。更多的炸弹出现在了公众场所，可不会有人还当它是什么意外了，不知您是否也有相似的经历。好吧，意外这个词，我其实并不能肯定它的准确性。在运气不好的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无论如何，飞机终归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本质上并没什么分别，可总有某种原因让我觉得它与众不同，让我们很多人觉得它与众不同，就好像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化似的。那一年我进了大学，农艺学。我要学的是农艺学。拉多拉达的那个家是如何修复的，说到这儿或许您已经明白了。事实就是，我开始在大学读书，然后花了一整年的工夫才意识到了一件事。”
可玛雅并不理会。“应该不是成年河马，”她继续道，“这么小，还是一只幼崽呢。她迷路了吗？”
总统候选人加兰身亡，他打出的政治旗号——其中就包括打击贩毒活动，随之变得岌岌可危。其后，一个年纪轻轻的地方从政者，塞萨尔·加维里亚(1)继承了他的施政纲领。巴勃罗·埃斯科瓦尔随即便对塞萨尔施以威慑，命人在一架波哥大飞往卡利的国内航班上藏入了一枚炸弹。然而塞萨尔根本没有上飞机。飞机起飞不久便爆炸，碎裂的残骸——当中包括三名乘客，其死因似乎并非爆炸，而是受到撞击——坠落在了索阿查，而那正是总统候选人加兰站在演讲台上遭遇连续枪击后倒下的地方。当然我并不认为以上的巧合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
“您怎么知道它是雌性呢。”
“呵，那架著名的航班，”玛雅道，“那次开始，一切全乱了套了。”
然而玛雅已经下车了，不顾大雨还在倾泻，不顾那头野兽身处的地界与她自己之间还隔着一道木围栏。河马是闪着亮光的深灰色，至少在那天下午的微光之中，给我这样的印象。雨珠打在它的身上，继而弹起，仿佛在玻璃上不断地敲击，而雨中的河马，雄性也好，雌性也好，幼崽也罢，成年也罢，神色并不曾被撼动分毫：它注视着我们，注视着靠在栅栏边上的玛雅，而她也回望着它。我不清楚过了多久：一分钟，两分钟，毕竟在那样的情境之下，时间总显得分外漫长。雨水顺着玛雅的头发流淌，她全身的衣服都被淋得变了颜色。而就在这个时候，河马沉重的脚步挪动了起来，恍如一艘巨舰企图回归海洋。我于是看到了它的侧面，惊讶地发现它的身躯原来竟有这么长。紧跟着，那侧面消失了，我的眼前只剩下了它硕大的屁股，似乎还有水流从光润的皮肤上滑落下来。河马在茂盛的草丛中渐行渐远，杂草淹没了它的四肢，让它看上去仿佛并没有移动，只是在越变越小而已。我们一直看着它走向池塘，看着它没入水中，玛雅这才重新回到了车上。
我喜欢见她如此，喜欢她忽而开心的样子，喜欢她微笑时那不易察觉的荡漾的眼波。一辆运送牛奶罐的卡车迎面而来，巨大的金属柱体像是尚未引爆的炸弹，三个少年打着赤膊骑在上面。他们同玛雅打招呼，挥手向她飞吻，于是她挂上二挡，将车子偏转方向，把他们让了过去，同时自己也飞出了一个吻。那是一个玩笑式的、坦荡的动作，可她那仿佛演戏般噘起的双唇间（那电影明星式的举手投足中），意外地充满了性感的味道——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我身侧的公路边上，一片沼泽掩映在草木丛中，两只水牛在泥水里洗澡，毛贴在脸上，浸湿的表皮在太阳底下闪着亮光。“哥伦比亚航空出事的那次？”我随后问。
“也不知这些小动物还能活多久，”她说，“没人给它们喂食。也没人照看它们。费用肯定贵极了。”
“《宵禁情人》，”玛雅说，“这题目不错吧，你觉得呢？”
她的话显然并不是说给我听：她只是高声说着事情，可却不由分说地在我的内心深处唤醒了另一个人关于此事分毫不差的评语——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当时的世界，至少我自己的世界还是另外的模样，当时的我依然将自己的人生牢牢掌握在手里。
“无论如何，我们一起过了一夜。虽然只是迫不得已。”
“里卡多也讲过一样的话，”我告诉玛雅，“我就是这样结识了他，他的那番话对这里的动物们充满了同情。”
“喔，一场落空的爱恋。”玛雅笑了起来。
“我想得出，”玛雅道，“他很关心动物。”
“不。嗯……就快是了。或许只是我一厢情愿。”
“他说过，又不是它们的错。”
“是你的女朋友？”
“的确，”玛雅说，“关于他的真实记忆我拥有的实在太少了，少得可怜，而这就是其中之一。爸爸照料着马匹。爸爸抚摸着妈妈的小狗。爸爸在训斥我，因为我没有给犰狳喂食。仅存的一些真实记忆。其余的就全是编出来的了，安东尼奥，都是假的。一个人身上所能发生的最可悲的事，莫过于回忆都是假的。”
“对。”
她说话时带着鼻音，不过也许只是因为气温的变化。她的眼中含着泪水，抑或只是雨水淌了下来，流经面颊，流下唇角。“玛雅，”我问，“他们为什么杀他？我明白这是个伤脑筋的问题，我们找不到那张线索卡，可是，您是怎么想的？”此时尼桑已经跑了起来，正向着几千米外的入口奔驰，玛雅一手扣在变速杆的黑色换挡旋钮上，雨水顺着她的脸，顺着她的脖颈流淌着。“为什么，玛雅？”我执意问。玛雅没有看我，没有将眼光从模糊的挡风玻璃上移开。“大概他做了什么吧。”她吐出几个我已从无数张嘴巴里听过的字，然而这一次，我认为她的所知远多于此。“不错，”我说，“可这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您就不想知道吗？”玛雅怜悯地望了我一眼。我还想再说下去，却被她打断了：“听着，我不想再讲了。”黑色的雨刷器在玻璃上来回晃动，扫掉了雨水和沾在上面的落叶。“我想我们安静一下，我已经说累了。明白吗安东尼奥？我们讲了太多的话。我讲够了。我希望能安静地待会儿。”
“哈，真美啊，”玛雅扬起嘴角笑着说道，“国家天崩地裂，你却逍遥快活。是在波哥大吗？”
就这样，我们沉默着回到了入口的大门，从蓝白相间的派珀底下穿过，我们沉默着左转，朝拉多拉达的方向驶去。我们沉默着行进在两侧种满树木的一段公路，枝叶在头顶缠绕交错，遮天蔽日，却在这样的雨天给驾车的人们带来了便利。我们沉默着驶出林荫道，沉默着再度望见了马格达莱纳河上那座大桥的黄色桥栏。河面被雨水砸得坑坑洼洼，不复河马皮肤般的平滑，反倒犹如一只巨大的蜥蜴正沉睡着。河中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只被打湿的白色小艇，发动机裸露在空气中。玛雅是悲伤的：她的悲伤犹如我们身上湿衣服的气味，满溢在尼桑的车厢。原本我可以同她说些什么，可并没有那样做。我保持着沉默：她希望我们保持沉默。于是，在这份克制的沉默里，我们将雨水敲击金属车顶的轰响当作了唯一的旅伴，就这样通过了收费站，穿过几座畜牧庄园，一路驶向南方。在那漫长的两个钟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再是因为浓云的遮蔽，而是夜晚已在半途拦截了我们。当尼桑终于将屋舍的白墙照亮，早已是夜幕四合。视野里唯一得见的只有那只德国牧羊犬的眼睛，在车灯中闪着亮光。
“那次是晚上。一年中间的一个星期五。我……嗯，跟一个女性朋友一起。”
“一个人也没有。”我说。
“是啊，一夜之间全变了，”玛雅道，“这个国家不一样了，不是吗？至少我印象中就是这样，妈妈在害怕，我看着她，然后从她身上看到了恐惧。这是当然的，她清楚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说完她沉默了一会儿，“加兰那次呢？”
“当然了，”玛雅道，“现在是礼拜天。”
“前所未有，”我说，“我还记得我爸坐在餐厅。手捧着头，手肘撑在桌上。什么也没吃。什么也不说。前所未有。”
“今天的旅程谢谢了。”
“很残忍，但的确是的。我还记得诊所里一阵骚动，护士们进进出出的，就好像在拍战争片。人人都知道拉腊·博尼利亚是被杀害的，凶手是谁大家也都清楚，可没人想过它会真的发生。”
玛雅没再回话。她进了房子，边走边将湿衣服脱下，她不去开灯，而是有意在漆黑之中任由自己躲避着一件件的家具。我跟随着她，跟随她的影子，继而察觉我的跟随正是她所期望的。世界是黑的，是蓝的，一切都失去了实在的形状，而只剩下了轮廓，玛雅的侧影便是其中之一。我记得是她的手先来寻找我的，而并不是相反，然后她吐露了如下的字句：我厌倦了独自一个入睡。我想她当时说给我听的还有其他简单直白、含义分明的话：今晚我不想那么孤单。我记不得自己如何走向了玛雅的卧床，却清楚地看见我坐了上去，坐在一个三只抽屉的床头柜旁。玛雅转身面对床铺，幽灵般的侧影投映在墙壁上，正对着镶嵌在衣柜上的那面镜子。我于是感到似乎她正注视着镜子，而与此同时，镜中的她凝望着我。她跳进了平行的现实，在我的缺席之下短暂地进入了那个场景，而我则将自己埋身在了床铺中。随后玛雅来到我的身旁，我听凭她的摆布，听凭她用双手解开了我的衣服。她做这事的时候，被日头晒出了斑点的手仿佛是我自己的手，如此坦然，如此熟巧。她亲吻了我，我感到一股清爽与疲惫交织的气息，一天到了尽头的气息，然后心想（这想法不仅荒唐也并没有任何佐证），这个女人已经许久未曾亲吻过任何人。玛雅徒劳地触碰着我，徒劳地将我的阴茎放入她的口中，徒劳地用舌头无声地在我身上游走，随后，她隐忍的嘴巴重又回到我的嘴边，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她是赤裸的。昏暗中，她紧绷的乳头现出紫色，一种深紫，就像是潜水员在海底见到的红。您到了水底么，玛雅？我问她，抑或我以为自己这样问她。海底极深的地方，深得让它们变了颜色吗？她在我侧边躺了下来，脸孔朝上，而就在那一刻，一个荒谬的念头攫住了我：玛雅很冷。您感到冷吗？我问。她并没有回答。您想让我走开吗？她依然不发一语，然而这是个多余的问题，因为玛雅不想独自一个，她已经说过了。何况我也同样不愿孤身一人度过此时此刻：玛雅的陪伴对我来讲已经不可或缺，而我期盼她的悲伤尽快消散又是那样迫切。我想，虽说我们独自待在这间屋子，这栋房子，一份共同的孤独却总如影随形，各自血肉深处的痛楚也是片刻不离，只是在非同一般的裸体技艺中，它或许可以得到纾解。便在此时，玛雅做了一件迄今世上只有一人做过的事：她将手放在我的腹部，找到了那个疮疤，她抚摸着它，犹如用一根手指作画，她的手指仿佛正于一幅蛋彩画上涂涂抹抹，想要在我的皮肤上绘出一个古怪的、对称的图形。我亲吻着她，与其说是为了吻她，不如说是为了令她闭上眼睛。我伸出手去在她的乳房游走，玛雅用自己的手捉住了它，将我的手握在她的手中，放在了自己的双腿之间。我的手握在她的手中，触碰到了平滑整齐的阴毛，然后是柔软的大腿内侧，然后是阴部。我的手指按在她的手指底下，进入了她，她的身子绷紧了，双腿像翅膀一样张开。我厌倦了独自一个入睡。同我说了这番话的女人此刻凝视着我，双眼在房间的黑暗里大睁着，眉头蹙起，似乎就快要领悟什么。
“这种手术也给小孩子做吗？”
玛雅·弗里茨那晚并没有独自一个入睡，我没有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不知从何时开始，她的感受对我来说变得如此紧要；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为我们之间无法拥有共同的生活感到痛惜，为我们共同的过往居然无法孕育共同的未来黯然神伤。我们原本拥有一模一样的人生，但随后却变成了两样，确切地说，是我又有了一种另外的生活，同另外的人，而这另外的人此刻正在山的另一边等我，距离拉斯阿卡西亚斯四个小时，两千六百米的海拔……我在黑暗中想着这些，尽管在黑暗中想事情并不妥当：黑暗往往会将一切放大，将一切严重化，它让疾病愈发肆虐，让坏事愈发迫近，它带来更加深重的嫌恶，更加浓烈的孤独。正因如此，我们希望有谁可以伴在身边一同入睡，于是那一晚，任何理由都无法令我丢下玛雅独自一个。我原本可以穿好衣服默默离去，光着脚走掉，像贼一样半掩上房门。可我并没有那样做：我看着她陷入了深沉的睡眠，毫无疑问，那是旅途的疲乏与适才的激情共同所致。回忆使人疲惫，没有谁说过这样的话，可它的确是一项颇费心神的活动，榨取着能量，损耗着体力。就这样，我望着玛雅侧卧着睡了过去，与我脸对着脸，睡梦中一手从枕头底下穿过，仿佛是拥抱着它，紧紧地抓住不放，于是又一次地，我眼中的她成了一个小女孩。从前的那个小女孩就藏在此刻的姿态当中，这一点我确信无疑。而我爱着她，以一种朦胧且唐突的方式。再后来，我自己也睡着了。
“我病了，”玛雅说，“阑尾炎，想想看吧，才刚刚做完手术。”
当我醒来时，天还没有放亮。时间不知过了多久。弄醒我的既不是曙光，也不是热带大地破晓时分的种种声息，而是远处传来的人们的低语。我跟随这声响来到客厅，她于是见到了我，正如我见到了她。她坐在沙发上，两手撑着头，一架小小的设备正播放着录音。仅仅是几秒钟，那些陌生人用英语交换的语汇传到我耳中不过两句，便被我辨认了出来——事实上我在内心深处从未停止对它的倾听，这一段关于天气状况，继而是工作，继而是飞行员在强制性休息之前准许飞行的小时数的对话，自始至终都在我的心头萦绕，仿佛昨天才刚刚听过。“好，我们出发。”机长说，一如许久以前在孔苏的家中。“我们的VOR距离还有136英里，须得下降三万两千英尺，所以首先要逐步减速，那么现在开始。”副驾驶接着说：“波哥大，美航965，请求下降。”然后是波哥大：“继续，美航965，这里是卡利。”副驾驶回应：“很好，卡利。我们预计大约二十五分钟之后降落。”我于是想，正如从前我曾想过的那样：不是的。二十五分钟之后他们不会在那儿。他们会死掉，而我的人生也将因此改写。
我们这代人会做这样的事：我们总爱询问，当那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活又是怎样，毕竟因为有那些几乎全部发生在八十年代的事件，我们自己的生活才被下了定义，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原本的轨迹。我一直认为，我们正是通过如此这般的询问，才证实了原来自己并不孤单，才抚平了成长于那个特定年代的种种创伤，才消解了那一份如影随形的脆弱。而诸如此类的对话往往从拉腊·博尼利亚开始，那位司法部长，以及那场他所遭遇的暗杀。他是公开与贩毒活动为敌的第一人，同时也是司法界的权威。杀手骑着摩托车行刺，一名少年接近了受害者的汽车，射光了一把迷你乌兹冲锋枪的子弹，整个过程甚至没有减速。“我在自己的房间，正写着化学作业。”我说，“您呢？”
察觉到我在她的身畔坐下，玛雅并没看我，她只是扬起了脸，仿佛正等着我。我在她的颊边发现了哭过的痕迹，于是蠢笨地想要保护她，保护她免于遭受磁带里最后的结局带来的冲击。入口是2号，分配的跑道是01号，航班的灯光是打开的，因为这一区域可见的交通十分繁忙。我挨着玛雅坐下，一手越过她的脊背环抱了她，让她倚靠在自己的肩头，两个人一起深深地陷进沙发，仿佛是一对失眠的老夫妻。这就是我们，多年的夫妻没了睡意，凌晨时分如幽灵般相遇，彼此分享着失眠。“现在由我同诸位讲话。”一个声音说，然后继续道，“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我们已经开始降落了。”我感到玛雅在啜泣。“妈妈在那儿。”她说。正当我以为她没办法再说下去的时候，她又道：“她就快死了，就要丢下我一个人。可我无能为力，安东尼奥。她为什么要乘那班飞机？为什么不是一个直飞的航班，为什么那么不走运？”我抱住了她，除了抱住她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无法让既成的事实改变轨迹，也无法令磁带里的时间凝滞不动——时间一路前行着，向着完结，向着终极。“我祝大家度过愉快的假期，1996年幸福安康。”机长的话音从磁带中传来，“感谢乘坐我们的航班。”
飞机从我们头顶掠过，我的耳畔传来声响，可探身张望时，却只剩下一群秃鹫在天边盘旋。“看着它们我努力不去想我爸爸，”玛雅说，“可我做不到。”此时另一组编队飞来了，这一次我看得真切：它们穿梭在天际时留下的灰影，前进的途中激起的气浪。“他想要继承这些，”玛雅说，“他是英雄的孙子。”此时一群小青年忽然将道路挤得满满当当。他们身着制服，挂在胸口的步枪仿似睡着的小动物。马格达莱纳河上架着一座桥，我们在上桥之前便将速度减得很慢，同军人们几乎是擦身而过，吉普车的后视镜差点跟枪管蹭上。这是一群小孩子，汗水淋漓、战战兢兢的小孩子，他们的任务是守卫军事基地，可谁都看得出这样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了，就如同他们的钢盔和制服，还有那硬邦邦的、在严酷的热带天气里捂得太紧的皮靴子，都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沿着环绕基地的栅栏行驶，那里用绿色的网子罩了起来，上面乱糟糟地缠着带刺的金属丝。我看见一幅绿底白字的标语“禁止拍照”，另有一个是白底黑字的“保护人权，人人有责”。从栅栏的另一边望得到一条公路，上面是来来往往的军用卡车，更远处有架军刀战斗机，它仿佛博物馆中陈列的遗骸，正在基座上找着平衡。在我记忆当中，这架拉韦德极度喜爱的飞机的形象是同玛雅的问题联结在一块儿的：“拉腊·博尼利亚被杀的时候，您在哪里？”
伴随着这些虚言妄语——1996年对于伊莱恩·弗里茨根本就是不存在的，玛雅重新开始了回忆，重新投入到令人筋疲力竭的回忆当中。你是为了我吗，玛雅·弗里茨？还是你发现其实我是可以利用的，毕竟不再有人纵容你回到过去，不再有人会像我这般请求你说出这些回忆，并且像我这般严阵以待，专心致志地倾听它们。无论如何，玛雅向我讲述了某年十二月的下午发生的事。那天她在养蜂场劳作了漫长的一日，回到家中正打算洗一个澡。她的蜂巢那阵子出现了蜂螨病的迹象，因此整整一个星期她都忙着用银莲花和款冬炮制药水对抗虫害，搞得手上满是药水的刺鼻味道，此刻正急着洗掉。“这时候电话响了起来，”玛雅说，“我差点就没有去接。不过转念又想：万一有什么要紧事呢？直到接起来听见妈妈的声音，我才松了口气，幸好并不是想的那样。并没什么要紧事。妈妈每逢圣诞都会打来，这么长时间了，这习惯一直还在。我们每年会通五次电话：她生日、我生日、圣诞节、新年，还有爸爸的生日。死人的生日，您懂吗，活着的人要庆祝一下，因为他自己不在那儿，庆祝不了。那次我们聊了好一会儿，互相说了些不打紧的事，正说着，母亲突然沉默下来，然后告诉我，听着，我们得聊聊。”就这样，在长途电话当中，透过从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传来的声波，玛雅得知了关于自己父亲的真相。“他并不是在我五岁时就死掉了。他还活着，安东尼奥。并且就在波哥大。他甚至找到了我妈妈，谁晓得他是怎么办到的。不仅如此，他居然还希望我们团聚。”“多美的夜晚，不是吗？”机长在黑匣子的录音里说。副驾驶道：“是呢。真惬意啊。”“让我们团聚吧，安东尼奥，拜托，”玛雅对我说，“就好像他才离开了两三个钟头，就只是去了趟市场。”此时机长的声音传来：“圣诞快乐，小姐。”
“惊讶吧。”玛雅道。然后她扬手指指天空：“瞧，军用飞机。”
我不晓得人们在类似的事实被揭露的当下做出的反应是否是一种矫揉造作，不晓得一个人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残忍变故，面对自己曾经熟悉的世界消失崩塌时，究竟该如何自处。要知道，很多时候，在精心设计的生命体系中寻找一个新的所在，抑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做出评价，都是依照一种缓慢的渐进的步调完成的，这便是我们称之为过去的东西。因此，改变之前深信不疑的过去，也许是最艰难也最令人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具体到玛雅·弗里茨，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但那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她便不得不接受了事实。旋即而来的是一种隐忍不发的愤怒，这愤怒很大程度上是为着生活的脆弱不堪——原来一个电话便能在顷刻之间将它拽向深渊：只须拿起听筒，里面就会钻出一件不请自来的新鲜事，它携着雪崩般的力量，把我们从原本的轨道凶狠地抛离。接着，隐忍不发的愤怒终于爆发了出来，尖叫和辱骂在听筒中声声刺耳。暴怒过后，厌弃和宣泄厌弃的狠话随之而来：“我谁都不想见，”玛雅对自己的母亲说，“他信不信都好，我跟你把话说在前头。只要他敢在这儿出现，我就让他挨枪子儿。”玛雅说这话时肆无忌惮，大抵跟此时此刻坐在沙发上对我转述时的她全然不同——默默饮泣着，甚至是平和宁定的。“我们在哪里？”黑匣子中的副驾驶问，语声中透出一丝不安，似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有所预感。“从这儿开始。”玛雅冲我道。她是对的，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们的方向呢？”副驾驶问。“我不知道，”机长说，“这是什么？这儿怎么了？”安第斯的夜空中，他们的波音757反反复复地做着错误的转向，在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度上如同迷途的飞鸟般逡巡踟蹰，而埃莱娜·弗里茨的死亡，就此开始了。飞行员们已然有所察觉的对话再度出现，那声音假装着从容不迫，假装着成竹在胸，可实际上早已是方寸大乱，束手无策。“那，向左转？你想向左转吗？”“不……不，那绝不行。继续向前，方向是……”“方向是？”“图卢阿方向。”“那是在右边。”“我们要去哪儿？右转。我们去卡利。我们要栽在这儿了对吗？”“没错。”“我们怎么会搞成这样？立刻右转，立刻右转。”
很快我们便踏上了去往麦德林的旅途。正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辰，我们驱车行驶在柏油马路上，一如二十九年前的里卡多·拉韦德与埃莱娜·弗里茨，甚至连尼桑都还是那辆象牙色的尼桑。在这个随处可见七十年代车型的国度，一辆雷诺4，一辆老旧的菲亚特，甚至比我们的车子还要老上十五年的雪佛兰卡车都不罕见，这样一辆吉普的幸存算不得什么奇迹，也没有任何特异之处，大街上随时随地都跑着几百辆。可谁都知道这并不是一辆普普通通的尼桑牌吉普车，它是里卡多·拉韦德送给自己妻子的第一份大礼，用的是开飞机的钱，大麻的钱。时光倒流二十九年，他们两人仿佛我们而今这般穿过马格达莱纳河谷，在这张座椅上亲吻，在这车厢中说起想要生个孩子。而此时此刻，他们的女儿同我坐在与当年的他们相同的位置，或许还感受着相同的闷热，感受着车子加速之后气流稍稍驱散闷热。为此我们不得不高声讲话——在高声讲话与关着车窗热死之间，我们选择了前者。“这辆吉普还在，”我费力地说，好像一个演员在特大的剧场里念着台词。
“他们栽在这儿了，”玛雅说，那是轻声的嗫嚅，“妈妈就在里面。”
“您从当年走出来了吗？我没有，一直没有。那里如今已是破败不堪了，据我所知。不过总归还是可以去看看的，看看还有些什么，看看我们还能记起些什么。这主意您看如何？”
“可她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着什么，”我说，“她不知道驾驶员们已经迷失了方向。这样至少不会感到恐惧。”
一瞬间，她目光中有什么东西闪烁起来，绿色的眼睛微微张开，纤细的眉毛弯成弓形，仿佛重新描画过似的。她的嘴巴，她那艳红色的唇边现出了一抹表情，那表情让我无力描摹，对此的任何评语都未免流于愚蠢和唐突，可我的心中的确若有所感：这是个小女孩的表情。这样的你就是一个小女孩。此时她的话音传来：
玛雅思量了一会儿。“的确，”她说，“至少不会感到恐惧。”
“因为就是。别再烦了。还想听我接着讲吗？”不待我回答，她已经自顾自说了下去，“好了，就这样我去了动物园，然后又回到了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母亲询问我们在拉多拉达的房子确切的位置究竟是哪儿。我感到自己隐约认出了路线，认出了那儿的景致，认出了一座山，认出了公路的转折，或者认出了那条通往埃莱娜别墅主干道的公路，因为去那不勒斯庄园的时候车子恰好就行驶在它的对面。我大概真的记起了什么，所以一见到母亲便问个不停。那是我们离开以后第一次谈起这些，所以妈妈的印象很深。接下来的年月里我还是不停地问，我说我想回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啊。于我而言，拉多拉达的家已经变作了一片应许之地，您明白吗？我开始一点点地为了回去做着准备。这一切的缘起就是那一次去那不勒斯庄园看动物。而您现在告诉我，也许我们从前曾经见过，就在动物园里。我不知道是您，您不知道是我，我们都不晓得在往后的日子还会重逢。”
“她当时在想些什么？”我说，“你问过自己吗，玛雅？那一刻的伊莱恩，她在想些什么？”
“为什么？”
录音带里传来痛苦的声响。一个模拟人声向飞行员们发送着警报：“Terrain，Terrain.”“我问过自己千百次，”玛雅道，“我清清楚楚地告诉她我不愿见他，告诉她我的爸爸在我五岁的时候已经死了，就是这样，改变不了。在我的生命中，这件事情无法撼动了。我叫他们不要试图在这种分量的事情上改变我。然而之后的那几天，我过得一塌糊涂。我病了。发烧，发高烧，可就算发着烧我也要去蜂房做事，就因为害怕待在家时爸爸会突然造访。妈妈又会怎么想呢？也许她想的是，值得尝试一下吧。毕竟爸爸从前很疼我，我们曾经很爱对方，所以尝试一下总是值得的。于是过了几天她又打来了，她为爸爸的所作所为解释辩白，她告诉我，那个年代所有的事都跟今天不一样，毒品运输的方方面面，所有的一切。那都是一些单纯的人，她对我说。她说的并非他们是清白的，不，而是一些单纯的人，不知您是否留意了二者之间的分别。(5)就好像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存在什么清白似的……总而言之，就这样，我妈妈决心登上一架飞机，自己去处理问题。她通知我说，她会乘坐时间最近的航班，就算自己的女儿向她开枪，她也会扛下来。这是她的原话，自己的女儿，她说她会扛下来，不会待在原地揣测将发生什么。啊，到这里了。好疼，不可思议，那么久了还是好疼。”“妈的。”录音带中的机长说道。“好疼。”玛雅说。“向上，小伙子，”机长道，“向上。”
“但我知道就是。”
“飞机下坠了。”玛雅说。
“再怎么说也有三天，”我说，“那三个星期六都有可能。没什么能够保证我们选择的就是同一天。”
“向上。”黑匣子中的机长道。
“好了，而且得是个周末才行，不然大人们没法接送，他们是要上班的。圣诞节之前能有几个周末啊？就算三个好了。那么又是哪一天呢？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星期六才对，因为波哥大人总是选择星期六去那个动物园，大人们不愿意第二天都要去办公室了，之前还跑这么一趟。”
“没问题。”副驾驶回应。
“对，这倒是。”
“他们就快要死了，”玛雅说，“什么都做不了。”
“已经放假了，对吧？”
“向上，”机长命令，“轻点，轻点。”
“是。不过……”
“我甚至都没能同她告别。”玛雅说。
“不，没什么好争的。是圣诞节以前，对吧？”
“再向上，再向上。”机长说。
“任何一天都有可能啊。”
“OK。”副驾驶回答。
“我们是同一天去的，安东尼奥，”玛雅说，“我能肯定。”
“我怎么会晓得啊？”玛雅道，“我怎么可能晓得呢，安东尼奥？”
“是啊，没错，可我也不能肯定……”
机长继续着：“向上，向上，向上。”
“我们是同时去的，”她重复着，“不可思议，难道不是不可思议吗？”
凉爽的清晨充溢着玛雅的哭泣声，柔弱的，纤细的。充溢着早起的鸟儿发出的啼鸣，也充溢着其余一切声响的根源——那是生命坠落在虚空进而陨灭的声音，是965次航班坠向安第斯山的声音，而在另一种荒谬的层面上，那也是拉韦德的生命之音，毕竟他的人生早已无可挽回地与埃莱娜·弗里茨紧紧系在一起了。那么我的人生呢？我的人生难道不是从那一刻开始便向着大地坠落吗？在我还茫然不知的时候，从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怎么，你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飞行员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小王子这样问他。我想是的，我也从天上掉了下来，只是我的坠落没办法留下凭据，没办法留下黑匣子供人查阅，而里卡多·拉韦德的坠落也不行——人的生命并不具备那种奢侈的技术。“玛雅，我们怎么会在这里听着这个？”她沉默着望向了我（通红的双眼噙着泪水，凄清的表情挂在嘴边）。我猜她并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不是想说……我是想知道这段录音是怎么来的……”玛雅深吸了一口气。“他向来很喜欢地图。”她说。
“没错。”
“什么？”
“1982年的12月？”
“地图，”玛雅道，“向来很喜欢。”
“对。”
里卡多向来很喜欢地图。上学的时候他成绩很好（一贯都是班里的前三名），不过他最厉害的还是描画地图，就是那种练习——让学生用软炭笔，或者钢笔，抑或针管笔，在一张透写纸，偶尔会是牛油纸上描画哥伦比亚的地形。他喜爱亚马孙的梯形骤然平直的线条，喜爱太平洋沿岸柔和的笔触，仿佛是一张不曾搭箭的弓。他能凭着记忆绘出瓜希拉半岛，并且能在任何时候蒙着双眼将大头针准确地扎进地图，就像其他人给公驴装尾巴那样，(6)不假思索地标记出哥伦比亚山。在他的学生时代，仅有的几次被班里的纪律委员点名都发生在画地图时，因为他总在规定时间的一半就做好了自己那份功课，剩下的半堂课便忙着帮同学做枪手，以此换得一枚五十分的硬币。如若是一张哥伦比亚行政区划图、水系图，或是气温分布图，就要收一个比索才行。
“您也是12月？”
“为什么给我讲这些？”我问，“有什么关联吗？”
我回忆了一番，在脑中算了算日子，得出的结论在脊背上激起了一阵喜悦的战栗。“十二岁。我大您一岁。因此我们是同时去的，玛雅。”
当他坐完十九年的牢回到哥伦比亚时，他须得找个工作，而最符合逻辑的，便是到有飞机的那些地方去找。他曾经敲响过几扇小门：航空俱乐部、飞行专科学校，可它们全都向他紧闭着。便在此时，主显日的幸运降临在了他的身上，他出现在了阿古斯丁·科达齐地理研究所。那里的人让他做了几项测试，后来的十五天中，他开始负责驾驶一架双发动机的指挥官690A。机组成员包括驾驶员和副驾驶，两名专家，两名各具专长的技术人员，除此以外，还有一台尖端的空中摄影器材。这便是里卡多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所从事的工作：清晨从拉多拉达机场起飞，在哥伦比亚的空中区域到处巡视，利用飞机下方携带的摄影机拍下23×23的底片。这些底片随后要在工作室中经过漫长的处理，进而分类，最终出现在供成千上万的孩子学习的地图册上——他们将学到考卡河的支流都有哪些，学到西部山脉是从何处发源。“我们的子女那样的孩子，”玛雅道，“假使某天我们会有子女。”
“您是什么时候去的？”
“孩子们用里卡多拍摄的照片学习知识。”
“对，我也是，”我说，“大人们也阻止我去，所以我也撒了个谎，去看了他们不让我看的东西。一处禁忌的地方，那不勒斯庄园。”
“想想就觉得很美。”玛雅说。然后继续道：“爸爸同他的摄影师成了很好的朋友。”
“哈，这么说……”
摄影师名叫伊拉戈里，弗朗西斯科·伊拉戈里，不过大家都称他作巴丘。“一个干瘦的家伙，我们的同龄人，生了一副圣婴的脸孔，红红的面颊，尖尖的小鼻子，脸上一根汗毛都没有。”玛雅寻到了他，给他打了电话，邀请他来到了拉斯阿卡西亚斯，那是1998年的年初。是他向玛雅讲述了里卡多·拉韦德的最后一晚是如何度过的。“他们两个总是一起飞，飞完之后一起喝杯啤酒，然后道别。在那十五天中，他们每天都在研究院的工作室会合，然后一起处理相片。确切地说，是伊拉戈里处理相片，我爸爸在一旁边看边学。怎样进行光控制。怎样对一张图片做三维分析。怎样操作实体视觉取景器。爸爸像孩子一样享受，伊拉戈里是这样同我说的。”就在被杀的前一天，里卡多·拉韦德去工作室找伊拉戈里。当时已经很晚了。据伊拉戈里回忆，拉韦德找自己并不是为了工作上的事，仅仅凭着三两句话，凭着他望向自己的眼神，他就明白这位飞行员是想问自己借一笔钱：再没什么比金钱上的帮忙更让人敏感的了。然而里卡多借钱的动机却是他再想多久也想不到的：他要买一段录音，一只黑匣子的录音。他向伊拉戈里说明了那是一架怎样的航班，说明了死在那架航班上的人到底是谁。
“这不可能，”我说，“您也是偷偷去的那不勒斯庄园？我们干过多少一样的事啊！”
“这笔钱是给那些能拿到磁带的公职人员的，”玛雅道，“似乎只要有关系，这种事并不太难。”
“所以我背着她偷偷地去，”玛雅告诉我，“还有别的办法吗？一个朋友邀请了我，我答应了。我让妈妈相信我们是要去莱瓦镇度周末的。”
问题出在借款的总金额上：拉韦德需要的是一笔大数目，任何人都不会随身携带，不仅如此，它也超出了自动提款机的最高限额。于是这两个朋友，驾驶员和摄影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他们留了下来，在阿古斯丁·科达齐地理研究所的一台台设备上挥霍时间，他们钻进暗室，钻进回收品办公室，细读老旧的合同副本，为过时的作业做测绘，将出了差错的坐标重新修订，就这样一直磨蹭到了夜里十一点半。然后他们直奔最近的一台自动提款机，提取了最高限额，并且连续操作了两次：午夜之前和午夜以后。这就是他们想出的主意：欺骗这台机器的电脑，欺骗这个只懂依照数字处理问题的可怜虫。如此，里卡多·拉韦德终于凑齐了自己所需的金额。“以上都是伊拉戈里告诉我的，是我所能获知的有关他的最后信息，”玛雅对我说，“直到我发现，原来父亲在遭遇枪击的时候并不是独自一人。”
“你不行，”埃莱娜·弗里茨道，“这事连提都不要再提。”
“直到发现我的存在。”
“可全班同学都已经去过了呀。”玛雅说。
“是的。直到那个时候。”
“那地方你做梦都别想去。”
“可里卡多从未跟我提起这份工作的事，”我说，“没有提过地图、航空照片，也没有提过双发动机的指挥官。”
玛雅刚满十一岁时，第一次听同班的女孩说起了那不勒斯庄园。那是三千公顷的一大片领地，是巴勃罗·埃斯科瓦尔在七十年代末买下，用来建造他的私人天堂的。一个天堂，同时也是一个帝国：一座矗立在酷热之地的世外桃源，动物代替了雕塑，全副武装的打手代替了“不得擅闯”的标语牌。庄园的土地横跨两个省份，一条河流从它的一头贯穿到另一头。当然了，以上这些并不是玛雅的同学告诉她的，毕竟在1982年，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名声尚且传不到十一岁孩子的口里，而十一岁的孩子也不会知道那片巨大的领地究竟是怎么回事，不会知道那些特制的车库不久便会停满被收藏的古董车，不会知道一条条商业线路的存在（飞机的起飞和降落，就像里卡多·拉韦德曾经做过的事），更不会看过《公民凯恩》。不，十一岁的孩子们并不晓得那些。可他们知道动物园：数月以来，动物园已经变成了举国上下皆知的一个传奇，玛雅的同学在1982年的那一天里与她说起的正是这个。她给她讲了长颈鹿，讲了大象，讲了犀牛，讲了五彩斑斓的大鸟，还讲到了一只用爪子抓着足球不放的大袋鼠。这件事对玛雅来说实在太过新奇了，她随即将去那里当成一个无比重要的愿望，慎之又慎地等到圣诞节，才提出自己想要的圣诞礼物是去一次那不勒斯庄园。然而母亲的回答斩钉截铁：
“从来没有？”
“呵，这个吗，”玛雅道，“说来话长了。”
“从来没有。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没有问过。”
“可您又怎么会住到这儿来？”我问，“我是说，那么多年过去以后。”
“我看到了。”玛雅忽道。
“是，没错。也许我只想为了抱怨而抱怨吧。”
显而易见，她看到了某样东西，而这样东西从我的目光中逃离开去。客厅的窗中渐渐现出树木的形状，枝条的轮廓在长夜黑暗的布景上朦胧显现。而在屋内，就在我们的四周，一样样物件重新浸染了白昼的生机。“您看到了什么？”我问玛雅。她的样子很疲惫。我们都累了，我想。我还想，大概我的眼底也挂上了两个黑眼圈，跟挂在玛雅眼底的一样。“伊拉戈里到访的那天，就坐在那儿。”她说。她指了指空出来的那张扶手椅，距离已经不会发出任何声响的录音机最近的一张。“他只留下吃了午饭。他没有请求我告诉他任何事情以做交换。没有请求我给他出示家族的信件。更没有跟我睡觉。”我垂下了眼帘，并且知道她也一样。玛雅又道：“您真是够过分的，亲爱的朋友。”
“您一定一早习惯了。”
“抱歉。”我说。
“人在这里能感到每一个毛孔是怎样张开的。所以我喜欢早晨，一天里最初的那几个钟头。接下来就会变得难以忍受，哪怕习惯了也还是受不了。”
“真不明白您怎么还没羞愧至死。”玛雅笑了起来，黎明时分，蓝色的天光中，我看到了她的笑容。“我记得很清楚，他坐在那里，刚有人给我们送来一杯淡而无味的果汁，因为伊拉戈里是不喝酒的。他加了一勺糖，就这么慢慢地搅着，这时候我们说到了自动提款机。然后他说他借了那笔款子给我爸爸，那对他来讲毕竟数目不小。于是他说：‘您看，里卡多，您可别不高兴，不过我总得问问您打算怎么还钱给我。什么时候还，怎么个还法。’这时候我的爸爸对他说：‘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我刚刚做完了一份工作，很快就有一大笔钱入账了。我会算上利息全部还给您的。’”
“是啊，是有点。不过我还受得了。”
玛雅起身走了几步，走到那张粗陋的小桌跟前，拿起上面的录音机开始倒带。机器的沙沙声充满寂静的空间，单调得仿佛一道水流。“那句话就仿佛是一个洞，所有东西全从里面跑了出来。”玛雅说，“我刚刚做完了一份工作，爸爸对伊拉戈里这样讲，很快就有一大笔钱入账了。只言片语而已，可您看，该死的。”
“不，从来没有。而且我后来得知，其实自己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的身世算不上多么特别。当年有一大批那样的人，他们去美国就是为了留在那里不回来，您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们并没有像我爸爸那样带了货物过去，而是乘了普通的客机，哥伦比亚航空或是美国航空。那么他们留在哥伦比亚的家人呢，总得跟孩子说点什么吧，对不对？所以让这个父亲死掉，再好不过了。所以那个在美国蹲监狱的家伙即刻便死了，仿佛根本没人知道其实他只是在那儿待着而已。这么做是最容易的，用来应付羞耻，应付有人令家门蒙羞这事儿，这是最容易的办法。类似的情况有几百个。名不符实的孤儿有几百个，我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这就是在哥伦比亚的好处，一个人的命运永远不会是独一无二的。见鬼，怎么热成这样，真没救了。您不热吗安东尼奥？您可是从寒冷的地方来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里卡多依然活着。他被关在监狱里。”
“就是这样，”玛雅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起初伊拉戈里并没有向我问起，出于谨慎或是腼腆吧，可到了最后，他忍不下去了。那会是什么工作呢，弗里茨小姐？我好像见到他了，就在那儿，眼望着另一边。您看到那件家具了吗，安东尼奥？”玛雅指向一只四层的柳条架子。“看到上面那些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偶了吗？”架子上有一个坐着的男性小人，两腿交叉，阴茎硕大，在它旁边的则是两个人脸型的大肚罐子。“伊拉戈里眼光紧盯在那儿，远远地回避着我，那些话他看着我是没办法问出口的，他不敢。他问的是：‘您的爸爸是不是给卷进那些怪事里了？’‘哪些怪事？’我反问。他仍旧眼望着那儿，望着那些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偶，孩子一样脸红了。他说：‘嗯，不清楚，不要紧了，还有什么要紧的呢。’您知道吗，安东尼奥？那也正是我心里想的：还有什么要紧的呢。”录音机的沙沙声此时停了下来。“再听一遍？”玛雅说。她的指头按下了按钮，死去的飞行员们在遥远的夜晚重新开始了对话，在夜空中，三万英尺的高空。玛雅·弗里茨回到我身边坐下，一手放在我的腿上，头倚着我的肩膀。鼻端传来她头发的气味，残留着前一日雨水的痕迹。那味道并不洁净，经过了代谢与睡眠，却是我喜欢的，令我感到舒适的。“我该走了。”我说。
“怀疑什么？”
“确定？”
“您就没有怀疑过？”我问。
“确定。”
她想了一会儿，又道：“抛开别的不谈，把一只犰狳留在拉佩尔塞维兰西亚的公寓里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不荒谬吗，屋子都被搞得臭烘烘的。”
我站了起来，向那扇大窗望去。窗外，岩石的后方，天边泛起了鱼肚白。
而正是在那段日子，玛雅杀掉了犰狳。记忆当中，父亲的缺席不曾在她的心中掀起太大的波澜：她想不起自己曾经有过任何的负面情绪，譬如好斗，譬如复仇的欲望。然而有一天（大约是她八岁的时候），她抓起犰狳，将它带到了洗衣服的天井里。“就是从前那种公寓的天井，你知道的，又小又憋闷，里面有个石砌的蓄水池，几根用来晾衣服的绳子，还有一扇窗户。还记得那种蓄水池吗？一边用来把衣服放到地面上揉搓，另一边有个水井，在小孩子看来很大的一口井，里面的水很冷。我从厨房搬了一张木凳，在水边探身，双手把迈克放到水下，然后不松开，手一直按在它的背上让它动不了。我曾听人说过，犰狳在水下可以待上很长一段时间，我想看看到底能有多久。小动物不停地扑腾，我还是那么抓着它，身子贴在蓄水池底，用自己的全部重量压着它不放。犰狳的力气不小，却也不会特别大，而我已经是个有些力气的孩子了。我想看看它在水里究竟能待多长时间，就这么简单，我自己觉得就这么简单。我清楚地记得，它的身体非常粗糙，而我的手因为一直按着它而生疼，后来还疼了好一阵子，那情形就跟按着一段带刺的树干不让它被水流冲走是差不多的。那小动物扑腾得多厉害啊，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后来它终于停下不动了。再后来工人发现了它，应该还大叫了一声。我受了罚，挨了妈妈狠狠一记耳光，嘴角都被她的戒指给划破了。她问我为什么这么干，我说：为了看看它能在水下坚持多久。她又问：那你干吗不戴表？这下我答不出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走远，安东尼奥，它时不时地就会出现，在我最糟糕的时候，在生活对我来说失去控制的时候。这个问题总会出现在我的面前，而我却从不晓得如何作答。”
拉多拉达与波哥大之间只有一条直达的路线，如若不想绕远或做无谓的耽搁，走这条路便是唯一的方法。正因如此，它成了所有车辆无可奈何的选择，客运也好，货运也罢，毕竟对于商家来讲，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运输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往往一点微末的事故在这仅有的路段也会造成不小的妨害。道路沿着河流向南直行，一直到达翁达港，在没有飞机从安第斯上空飞越的年代，旅客们自四方云集至此。从伦敦，从纽约，从哈瓦那，从哥伦布或是巴兰基亚，人们经海路抵达马格达莱纳河口，再从那儿换乘小船，偶尔也继续搭乘原先的轮船。旱季时候，乘着疲惫的轮船溯流而上要耗费漫长的时日，水位大幅下降，河床犹如浮标般显露在水面上，轮船往往会搁浅在河岸，同鳄鱼和渔夫的舢板为伴。船抵翁达港后，旅客们向波哥大进发便各有各的办法，有骑在骡背上的，有乘火车的，有开私家车的，年代不同，手段各异，因此最后这一段路的耗时也就因人而异，数小时乃至数日都在情理之中，毕竟这一百公里的路程并不好走，要从海平面一直攀上两千六百米的高处，灰色天空之下那座耸立的城池。除开尽人皆知的历史因由，我在有生之年还不曾听过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何以一个国家会将一座遥远而又偏僻的城市择为都城。固执、冷淡、疏离，这并不是我们波哥大人的错处，谁叫我们的城市如此，至于对陌生人多有猜忌，那也怪不得我们，毕竟对于他们的出现，我们并不曾习以为常。当然，我也无法责怪玛雅·弗里茨一有机会便弃波哥大而去，事实上我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我们这一代人中，到底会有多少像她一样逃离，也许目的地不是一座炽热土地上的小小村庄——就像玛雅那样——而是利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是纽约或者墨西哥，迈阿密或者马德里。哥伦比亚是出产逃离者的地方，事实如此，可到了今天我想要知道，究竟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同我，同玛雅一样出生于七十年代早期，有多少人同我，同玛雅一样度过了安宁的、受保护的，或者至少是未被搅扰的孩提时代，又有多少人走过青春就变成了畏缩怯懦的大人，而与此同时，城市就在他们周遭陷入了恐慌，陷入了枪击与炮弹爆炸的喧哗，尽管从来都无人宣战——就算有，至少那也不是常规的战争。我想要知道，有多少人离开我的城市之时感到自己如同获救，又有多少人获救之余却又仿佛背弃了某样东西，仿佛逃离了这座火光中的城市，就变作了俗谚里弃船而去的老鼠。(7)我会告诉你们，某一天我看到，一座疯狂的城市，人口稠密，华美壮观，在夜里燃烧，奥雷利奥·阿图罗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我的双眼一眨不眨，望着她倾颓，坠落，那是头盖骨下的一片玫瑰花瓣。阿图罗的诗歌发表于1929年，我无从得知他梦中的城市后来的变故，无从得知波哥大是如何化入了他的诗句，如何充溢在字里行间，正如铁水流进模子，正如熔化的铁水总能严丝合缝地流进它的模子。
“没有，没有谁。不可思议是吗？我妈妈创造了一个世界，里卡多·拉韦德在那儿是不存在的。这种事情需要天赋。维持一个小小的谎言已经不容易，何况她居然玩得这么大，那简直是个货真价实的金字塔。我猜她一定给所有的宾客都下过命令：在这个家中不谈死人。什么死人？就是死人啊。死了的那些人。”
燃烧，仿佛丛林大火中的一条大腿，
“没人问起里卡多吗？就没有一个来访者提起过他？”
穹顶坠落，围墙坠落，
“十二年，安东尼奥，”玛雅说，“我跟母亲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就只我们两个，实际上是躲起来了。我被剥夺的不仅是爸爸，还有祖父祖母。我后来再没见过他们。他们来过两三次，可每次总以争吵告终，我也不懂是为了什么。不过常有其他人来。那是一间狭小的公寓，在拉佩尔塞维兰西亚。来做客的人很多，家里总是挤满了美国佬，和平队的、大使馆的。你问妈妈会不会跟他们说起毒品，谈论有关毒品的事？我不知道，那时候这种事情是我不得而知的。很有可能他们说起过可卡因。或者说起那几个从前向农民们传授种植大麻的技术，后来又教他们制作古柯膏的志愿者。不过当年的这类买卖跟后来的也并不是一回事。而我怎么会知道啊？一个孩子是不会留心这样的事的。”
跌向那些亲切的声音，犹如跌在宽大的镜中……
玛雅·弗里茨从未想过事实还有另外的版本。那是她们在埃莱娜别墅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伊莱恩最后一次命人砍下一株颜色发黄的灌木，在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令女儿十分着迷的彩球，以及驯鹿、雪橇和拐杖糖形状的饰物，这些东西沉甸甸地坠在枝头，把树枝都给压弯了。1977年1月发生了如下事件：伊莱恩收到祖父母的一封来信，信中说迈阿密有史以来第一次下雪了；吉米·卡特总统宣布要赦免越战逃兵；还有迈克·巴比里——伊莱恩一直暗暗地将他视作逃兵的一员，被人发现后颈中弹死在了拉米耶尔河。他被扔在河岸上，身子赤裸，嘴巴张着，水流戏弄着他的长头发，浸湿的络腮胡子染满了血迹。发现他的农民第一时间找上了伊莱恩，甚至早过跑去通知警察：谁叫她是这里的另一个美国佬呢。于是伊莱恩不得不出席最初的司法审理，不得不到一间市级审判所去——那里窗户洞开，电扇将文件吹得到处都是——到那儿说一声是的，我认识他，不，我不知道什么人想要杀他。第二天她打包了行李，将尼桑塞得满满的——她跟女儿的衣服，盛满了钱的手提箱，一只与被杀的美国佬同名的犰狳，出发向波哥大而去。
纯粹的光芒发出的一万声尖叫！
她告诉女儿，里卡多在天上失踪了。飞行员偶尔会遇上这样的事，她解释道：这十分罕见，但的确是存在的。天空很大，海也很大，飞机则是极小的一样东西，而爸爸驾驶的又是所有飞机当中最小的那种。世上遍布着这样的飞机，这样小小的、白色的飞机，它们起航，在陆地上空短暂地飞行，随即驶向大海，它们飞得很远很远，远离了所有的一切，变得孤独无依，没人知道何时才能重返陆地。偶尔有些事情发生，它们便会失去踪迹。飞行员迷失了方向，继而失去踪迹。他们不记得前面是哪儿，后面是哪儿，或者他们搞混了，前后左右分不清楚，于是就开始兜圈子，如此这般直到燃油耗尽，坠入海中——从天空坠入大海，好比小女孩掉进了游泳池里。飞机无声无息地沉没，沉没得无人知晓，因为那里没有生命存在。而就在那儿，在大海的深处，飞行员们被时间干掉了。“他们怎么不游上来？”玛雅问。伊莱恩说：“因为海太深了。”玛雅又问：“爸爸就在那儿吗？”伊莱恩回答：“是的，爸爸在那儿。在大海的深处。飞机坠落，爸爸睡着了，然后时间干掉了他。”
那些亲切的声音。在这奇特的星期一，在玛雅·弗里茨的家中度了周末以后，自西向着哥伦比亚的方向进发时，头顶掠过从拉多拉达机场升空的航班时，穿过河面然后沿着26号街驶去时，我想到了它们。十点刚过，这条狭窄不堪、平日里时常须得排队经由的街道居然畅通无阻，没有任何塌陷、阻塞或是小事故耽搁我的行程。我一路想着过去的周末自己听闻的一切，想着将它们讲述给我的那个女人，我想到自己在那不勒斯庄园的亲眼所见，那坍塌的穹顶、坍塌的围墙，自然也想到了阿图罗的诗，想到我的家人，想到我的家人以及阿图罗的诗，想到我的城市、那首诗与我的家人，诗中亲切的声音，奥拉的声音，莱蒂西亚的声音，它们便是近年来充盈在我生命中的声音，何止在某个层面上救赎了我的声音。
“那个年代的信全都已经不存在，全都被我母亲烧掉了。我说给您的不过是我自己的猜测：她收到了一个消息，爸爸的消息，律师的消息，于是她决定从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者说，结束跟我爸爸一起的生活，而去开始一个新的。”
一如我自己的头发，这些火焰，
“没有确认过吗？”
在年轻的城市撒野的粉红豹子，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刻，是否一路的等待让她感到了厌倦，真的不懂，”玛雅说，“也许是美国方面传来了什么消息。律师的，或者我爸爸的。”
我梦中的城墙在倒塌中燃烧，
马格达莱纳河谷的白色日光照在脸上，我就这样得知了伊莱恩或埃莱娜·弗里茨是如何同自己的女儿解释她的父亲发生了什么。在最后那一年里，事实上父女俩曾经好几次谈起死亡。一次是某天下午，玛雅撞见有人正在屠宰一头瘤牛，她便即刻发问了。里卡多用五个字解决了这个问题：“时间干掉的。”时间会干掉一切，他解释道：“所有的动物，所有的人，一切。”“也会干掉犰狳吗？”玛雅问。“对，”里卡多说，“也会干掉犰狳”。“也干掉胡里奥爷爷？”玛雅问。“对，也干掉胡里奥爷爷。”女儿关于父亲缺席的追问终于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是在1976年底一个平常的下午。伊莱恩将玛雅抱到膝盖上坐好，对她说：“爸爸被时间干掉了。”
正如一座城市正吼叫着倾颓！
“好吧，”玛雅道，“比如他的死。”
我将车子开进公寓大楼的停车场，感觉自己已经离开很久了。一个看门人从窗口向我打着招呼，他是我之前从没见过的。我比平日多费了些工夫，才将车子驶入自己的车位所在那一区。下坡的时候身上一阵寒意，我于是想起马格达莱纳河谷炙热的空气还残留在我的车厢，而我此时的汗毛倒竖毫无疑问也是因温差而起。我闻到了水泥的味道（水泥有股森冷的味道），同时还有油漆未干的气味，这里正在施工，而我对此并无印象，那么应该是周末刚刚开始的。工人们这会儿不在，我看见就在那儿，就在我公寓的停车场，一辆开走的车子留下的空位上放着一只从中间割开的汽油桶，水泥浆就装在桶里。我自小喜爱灰浆粘在手上的感觉，于是当即四下一望——确定没人看我，没人把我当成疯子——凑上去把两根指头小心翼翼地插进了就快变干的水泥浆里。我就这样进了电梯，望着自己黏糊糊的手指，嗅着那股味道，享受着当中裹挟的冷意。上到公寓的第十层，我差点就用污糟的指头按下了门铃。可我并没有那样做，不仅是担心弄脏门铃、弄脏墙壁，也是因为早有迹象令我明白（寂静无声的楼道，门上暗不透光的茶色玻璃），家中并没有任何人会来为我开门。
“比如呢？”
好了，又来了，我一生中每次从海平面回到高海拔的波哥大都会经历的那样东西又来了。自然那并不是我所独有的，它在不少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身上都会发生，只不过我从小就能肯定，自己的症状要比旁人来得更加凶猛。我说的是回程头几天的那种呼吸困难，那种稍一使力便会爆发的轻微的心动过速——比如爬楼梯，比如搬行李，它会一直持续到我的肺部适应了此地稀薄的空气为止。而就在我用自己的钥匙打开公寓大门的瞬间，那种感觉又出现了。我的双眼机械地从干干净净的餐桌上掠过（没有需要拆开的信封，书信没有，票据也没有）；从搁着电话的小桌上掠过——答录机闪着红光，电子屏显示着四条未读消息；从厨房的门上掠过（它保持着一种半开半闭的姿态，看来合页是该上油了）。这一切的所见都在呼吸困难中进行，我的心脏无时无刻不在恳求着氧气。而我眼中看不见玩具，这里找不到一样玩具，没有散落在铺着地毯的角落里，没有被丢在椅子上，也没有被遗弃在走廊里。什么也没有，那些塑料水果和它们的筐子，那几只缺口的小杯子，那些粉笔，那些彩纸。有的只是井然有序的一切。于是我上前两步走到电话机旁，打开了留言。第一条来自学校的系主任办公室，询问我今天七点的早课怎么没有去上，还让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一个解释。第二条则是奥拉的。
“没有，对吗？”玛雅说，“这种事情是无法分享的，所有人都这么说。无论如何，事实就是她为我那样做了。她编造了我的爸爸，完完整整地编造了他。”
“我打来是想请你原谅，”那是她的声音，亲切的声音，“我们很好，安东尼奥。莱蒂西亚和我都好。今天是星期天，晚上八点，你没有回家。而我已经看不到我们的路还可以怎样走。你和我，我指的是，我看不到你和我的路还可以怎样走，看不到在这一切发生之后，接下来的又会是什么。我尝试过，试过很多次，你知道的。可现在我已经厌倦了尝试，我厌倦了。我没办法再继续下去。原谅我吧，安东尼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何况这对女儿也是不公平的。”她说的是：这对女儿也是不公平的。奥拉的话还没讲完，录音的时间已到，留言就此被切断了。接下来的一条依然是她。“刚才断了，”她的声音有些虚弱，像是在两次打来之间哭过了，“嗯，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希望你也好，一路平安，并且原谅我。我没法再继续下去了。原谅我吧。”紧接着是最后一则留言，又是来自学校的，不过不是系主任办公室，而是秘书处，叫我去指导一篇荒唐透顶的有关《伊利亚特》中复仇典型案例的论文。
让奥拉和莱蒂西亚远离拉斯阿卡西亚斯，远离玛雅·弗里茨与她的故事、她的文件，继而远离有关里卡多·拉韦德的真相，是在保护她们的单纯，确切地说，是为了使她们免受污染—1996年的某个下午我所遭受的那种污染，它的起因至今未明，它那令人始料未及的强烈冲击此时此刻开始显现，仿佛天空中现出某种正在下坠的物体。我的生活已被污染，但那仅仅是我的生活，我的家人尚未遭受侵犯：她们幸免于这个国家的灾难，幸免于它的那段刚刚写就的历史——那追捕着我、追捕着我的众多同辈人的点点滴滴（被追捕的自然还有更多的人，可首当其冲的正是我们——同飞机一道出生，同满载着包裹，满载着装了大麻的包裹的飞行一道出生的一代，同“反毒战争”一道出生，随后又见证了这场战争的结局的一代）。那么，这样一个从玛雅·弗里茨的话语和文件当中浮现出的世界，就让它在此间停留吧，我心想，就让它留在拉斯阿卡西亚斯，留在拉多拉达，留在马格达莱纳河谷，留在这片距离波哥大四小时车程的土地上吧，让它远离我的公寓，那儿有我的妻女正在守候，她们也许坐立难安，是了，也许脸上现出了忧虑的神情，然而她们是纯洁的，未被污染的，不为我们的国家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所束缚的。如若我将这一段历史带给她们，抑或听凭她们进入这个故事，听凭她们以任何方式进入了拉斯阿卡西亚斯，进入了玛雅·弗里茨的生活，跟里卡多·拉韦德扯上了干系，我便不是一个好父亲，不是一个好丈夫。奥拉曾经拥有的奇异的幸运令她缺席了那段艰难的岁月，得以在圣多明各，在墨西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长大成人：事到如今，守护她的父母以险恶的生活赋予她的这种幸运，不让任何事物将它摧折，难道不正是我的责任吗？我要保护她，我想，保护她和我们的女儿，我是在保护她们。这样是对的，我想，于是我用真正的信念将这想法践行——以一种几近宗教般的热诚。
听留言时我一直站着，虽然眼睛睁开，目光却是涣散的。我重新按下播放键，在公寓里来回踱步，让奥拉亲切的声音与我为伴。我走得很慢，那是缺氧的关系：再怎么用力喘气我也没法顺畅地呼吸，肺叶仿佛被困住了一般使不上劲，叛逆的支气管和使坏的肺泡拒绝接收空气。厨房里没有一只盘子不是洁净如新，没有一只杯子、一件餐具不是摆放得一丝不苟。奥拉的声音诉说着她的厌倦，而我穿过走廊走向了莱蒂西亚的房间。奥拉的声音诉说着这对女儿是不公平的，而我坐在了莱蒂西亚的床上，心想公平就是让女儿跟我待在一起，让我可以照顾她，一如既往。
或者还有别的理由。
我愿意照顾你，我想，我愿意照顾你们两个，在一起我们就会得到庇护，在一起就不会有事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不清楚自己这么说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这会儿才谈起在波哥大等待着我的家人已经太迟了，这样的事情该当在一段关系起始的时刻便告知，在一个人自我介绍之时，在他用只言片语给出彼此亲密的范围之时。自我介绍：理应在彼时彼刻就告知，而不是待到拼读自己的名字，待到倾听对方的名字，待到伸手相握，待到亲吻面颊一次两次或是点头致意——而是要在最初的那几分钟，在那些空泛的信息里，在那些无足轻重的简况里，在让对方感到彼此已经相识，从此不再是陌生人时。一个人谈起自己的国籍，谈起自己的职业，照搬着生意场上的一套，毕竟那一套是富于雄辩的：它定义了我们，并且构成了我们。而我们便是在这样的时刻提到自己的家庭的。好了，显然在与玛雅的交往当中，上述时刻已然被我错过，如果来到拉斯阿卡西亚斯两天以后忽然谈及妻女，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抑或需要冗长的解释、愚蠢的辩白，又或者仅仅是显得有些古怪而已，而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无非就是，玛雅失去到目前为止一直对我保有的信任，而我呢，失去自己到目前为止一点一滴赢得的阵地。从此她将闭口不言，这样一来，里卡多·拉韦德的过往便会重新成为过往，重新掩藏在别人的记忆里。我决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
我打开了柜子，奥拉带走了女儿全部的衣服，莱蒂西亚这个年纪的孩子每天都会弄脏好几套衣物，每时每刻都得不停地清洗。我的头瞬间疼了起来。这是缺氧的错，我想。我决定先躺一会儿再去找药吃，毕竟这种一不舒服就去吃药，全然不让身体自行抵御的脾性平日里时常招致奥拉的责备。“原谅我，”奥拉的声音传了过来，在客厅里，在墙的另一边。奥拉当然不在客厅，我无从知晓此刻她身在何处。不过她很好，莱蒂西亚也很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也许，如果幸运的话，她还会再打电话的。我躺倒在床上，这床对我来说实在太小，我那长得过分的成年人的身躯显得无处安放。我凝视着天花板上悬挂的小饰物，那是莱蒂西亚清早起身时眼中所见的最初的画面，大抵也是夜里临睡前最后的定格。那是从天花板上垂下的一只海蓝色的蛋，四个支架从里面伸出，上面各自挂着一个小动物：一只有着螺旋状的大眼睛的猫头鹰，一只黄色的七星瓢虫，一只翅膀由细纹纱做成的蜻蜓，还有一只触角很长、笑眯眯的蜜蜂。我一面凝神注视这些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晃来晃去的小挂件，观察它们的形态和颜色，一面想着若是奥拉再度打来，我要对她说些什么。问她人在哪里，可以去接她吗，或者，我还有权等她回来吗？还是沉默不语，让她意识到放弃我们共同的生活是一个错误？抑或尝试着说服她，坚称只有我们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对抗这个世界的不幸，这个世界对于孤身上路的人实在太过危险重重，如若家中无人守候，迟迟不归时无人担忧，无人寻找，那我们又该如何自处？
“没有，”我说，“我没有。那应该很奇怪吧，有孩子的话。我也完全想不出来。”
(1)塞萨尔·加维里亚（César Gaviria，1947—），哥伦比亚政治家，曾于1990—1994年担任该国总统。
玛雅这样问我。那是星期天的清晨，被基督徒们称作复活节的日子，人们在当天会庆祝，抑或纪念拿撒勒的耶稣的重生，两天以前他曾被钉在十字架上（差不多正是我同里卡多·拉韦德的女儿讲话的时刻），而现在又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他的母亲、他的信徒，还有那几名深为他的品行所折服的妇人。“您有孩子吗，安东尼奥？”我们早早用过了早餐：大量的咖啡，大量新鲜的橙汁，许多切成片的番木瓜、菠萝和人心果，还有一份黄油鸡蛋玉米饼配菜豆饭，我吃进去时因为太烫，嘴巴里留了一个水泡，随后每每舌头跟牙齿相碰，就感到有些异样。天气还没有变得很热，周遭弥漫着植物的气味，潮湿的世界五彩斑斓。我们坐在天台的桌子边上谈话，四围垂挂着蕨菜，凤梨科植物生长在几米外的树干上。这感觉不错，我想，这个复活节的星期天，我感觉不错。“您有孩子吗，安东尼奥？”我想到了奥拉和莱蒂西亚，准确地说，我想到奥拉带着莱蒂西亚去了离家最近的教堂，将那些象征着耶稣的光辉的大蜡烛指点给她。想必她是趁我不在才这样做的：尽管也曾尝试过几次，可我至今未能重拾自小的信仰，更做不到在家中遵循这些特别日子的仪式——从四旬斋第一天的“点圣灰”到“基督升天节”，这一切于我而言不过是百科全书中配了插图的术语，是一幅画满天使的图画，而那些天使是我再也没能得见的。正因如此，我一贯不愿自己的女儿成长于这令我颇觉别扭的传统当中。你在哪里，奥拉？你们在哪里，我的家人？我抬起眼帘，在天光中感到目眩，双眼不由得刺痛起来。玛雅注视着我，等待着，不曾丢开适才的问题。
(2)应指贡萨洛·阿里扎（Gonzalo Ariza，1912—1995），哥伦比亚画家。
“也许她觉得这样好些。也许她是对的，安东尼奥。我没有孩子，想象不出有个孩子会是什么情形。我不晓得一个人为了孩子能够做到怎样的地步。想都想不到。您有孩子吗，安东尼奥？”
(3)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美国著名黑帮成员。
“您的意思是，您并不清楚真相，”我说，“伊莱恩从未跟您讲过。”
(4)邦妮·派克（Bonnie Parker，1910—1934）与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1909—1934），美国历史上有名的雌雄大盗。
“呵，是啊，”玛雅道，“从我爸开始。她编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或者不如说他整个人都是她编出来的，您明白吗？一部有血有肉的小说，我妈妈编的小说。她是因为我，是为了我。”
(5)在西班牙语中，inocente一词可同时表示“清白”和“单纯”两种含义，作者利用了该词的多义性。
“编造？”我说。
(6)给公驴装尾巴（poner la cola al burro）：哥伦比亚的一种游戏。大致玩法是：先在墙壁上贴一张没有尾巴的公驴图画。随后，参加游戏者在一定的距离之外面对图画，手中拿着用一根大头针扎着的驴尾巴，蒙上双眼转三圈，最后凭记忆将驴尾巴尽量准确地扎在图画上。
以上便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就在到达拉斯阿卡西亚斯的第二天下午，在那从前曾被称作埃莱娜别墅的庄园里——庄园的名字早已变更，想是过去的某天被匆匆替换了。以上便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事，就在那个星期六的夜晚，当我与玛雅谈论着柳条箱中的文件时——每一封信，每一张相片，每一封电报，每一份票据。那场谈话令我知晓了文件没能诉说的一切，确切来讲，它将文件的内容整合在了一起，使它拥有了次序，为它填补了空隙，尽管也并非全无遗漏。玛雅用自己在与母亲共同生活的岁月中继承的故事补齐了以上的种种。当然，这其中也有她的母亲自己编造的故事。
(7)此处的谚语应指：“Cuando el barco se hunde las ratas abandonan el barco.”（老鼠在沉船时弃船而逃。）形容在发现事态不妙时，立刻逃离。
一个人的成年往往会伴随自我掌控的错觉，甚至成年本身便是仰赖自我掌控方得以存在。我的意思是，恰恰是人生已然尽在掌握的幻象使得我们拥有了作为成年人的自觉，成年与独立自主——就是那种能够决断自己接下来即将发生什么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在我们看来是紧密相连的。然而教训往往随之而来，或迟或早，从不失约。当它到来之时，我们总能波澜不惊地领受，毕竟无论是谁，只要在这世上活了足够的时日，便不会为自己的人生轨迹由于意外或是旁人的用心发生偏差而大惊小怪，哪怕这一切与我们的本意相去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以上种种最终会与我们的人生发生碰撞——有时为它带来至关重要的助力，有时则让最美最好的愿景灰飞烟灭。它们总是藏首藏尾，犹如地下的暗流，又仿佛地壳小心翼翼的变迁，最后关头当地震爆发，我们早已学会了用如下词句令自己平心静气：事故，偶然，或者还有命运。此时此刻，恰好有一连串的事即将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其中有可耻的过错，也有幸运的决定，它们的后果在不远处的下一个街角静待着我。然而，尽管心中雪亮，尽管清楚地知道这一切正在当下酝酿，未来会波及我，我却无法抢在它发生前从中逃脱。我唯一可以做的就只有跟此事的后果抗争一番：抚平创伤，并从中尽可能地赚取收获。我们懂得。我们全都懂得。然而每当有人揭开那一连串将我们变作如今这副样子的前因，我们仍会心生惊惧，每当我们在旁人揭示的真相面前确认，其实我们对于自己一生的经历所能掌控的实在少之又少，我们往往会惊慌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