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情况下，我觉得这种沉默是愉快的，甚至是平静的。但今天，我觉得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封闭，一种伪装成陪伴的孤独，与迪恩的陈词滥调、同事们的无休止地重复的废话，或珍妮弗同事们老掉牙的婚礼仪式没有什么不同，这些都只是分散了我对真实的东西的注意力，而不是真实的东西。就算说班诺尔是我的爸爸也没什么不可能，他在早餐桌前，举着报纸遮挡住眼睛，避免谈话，直到能出门为止。我突然想到我根本就不认识班诺尔。
班诺尔来了。他和往常一样，向我打招呼，无声点头，我一直想把它当作一个微笑，但我现在承认，这只是一个无声的点头。距离我和班诺尔在自杀干预小组里第一次见面，已经快七年了。他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但时间对他很温柔。也许他的胡子里多了点银色的光芒，他额头上的皱纹略微明显。他似乎不比我们第一次见面时老，当然也不比自己的死期更近。班诺尔唯一过时的地方，就是他的呢子西装和他绅士帽上折痕的准确度。一个世纪前，游客们可能会误以为他是个银行家，但今天不会。在这个现代，他是个奇怪的人，一个——我不知道班诺尔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工作。他从不谈论自己。如果不是讨论未来，或者自杀，或者是我们散步时的细节——比如说某只鸟的叫声——班诺尔通常都是无话可说。
“你好吗，班诺尔？”
如果游客和银行家互相注意到彼此，会立刻产生大致的印象。游客把银行家和周围的一切一起照下来，就好像这些面无表情的灰色动物是动物园里的展品——也许是爬行动物——为了娱乐游客把他们从围栏里放出来。银行家在人群中穿梭，看到羊群，他们的目光就算不是掠夺性的，也不怀好意。虽然我们都是动物，但至少每个群体在这个王国里都有自己的等级。我穿着灰色的西装，却像个游客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看，我在这两个群体中都没有位置，在这两者之间的夹缝中迷失了方向。
他扬起了眉毛。“我很好。”
今天晚上的地点是华尔街。我提前几分钟到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外等待，出神地盯着它的大理石柱子看，直到我的视线模糊，它们扭曲成错落有致的美元标志。我眨了眨眼，转身离开。夜晚很温暖，此时街道停止车辆通行，街面上挤满了游客。一支五颜六色、拿着相机的松散队伍，与偶尔从石楼口走出的灰衣银行家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就像从陵墓里吐出的苍白尸体，看着手机的苍白尸体。
“真的吗？”通常情况下我不会逼问他，但“很好”并不是答案，它本该是，但每个人都不自觉、甚至不假思索地说出来，就好像我们达成共识，并不想知道对方的情况如何，并不想知道别人是否还好。如果他们不好呢？那又该怎么办？“你真的没事吗，班诺尔？”我继续说道，“你最近在干什么？你的情况怎么样了？”
班诺尔真不可思议，真的，他总是能找到一个适合我的时间和地点，就好像是专门根据我的日程表而计划的出行。如果你有精力去想的话，肯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班诺尔双手紧紧握在身后，继续往前走。我们经过联邦大厅，前面是粗大的大理石柱子和气势恢宏的乔治·华盛顿铜像。班诺尔抬头瞥了一眼这位前总统，眼神中带着一丝羡慕。
尽管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我从来不会错过和班诺尔一起散步的机会。
“在未来——”
晚上八点，我和班诺尔约好了一起去散步。
“我没问未来的事。”我说，继续逼问他。我的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纠结着，抓着什么东西不放。“我问的是你。你现在怎么样了？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还有什么特殊的场合，你穿西装做什么？你丢了什么东西？具体是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要自杀？在哪里？用什么方法？就告诉我一件事，班诺尔。一件真正的事，看在上帝的分上，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的巡视结束。如果他说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我已经忘记了。我并没有真正听进去。他看了我最后一眼，轻拍着鼻翼一侧，好像在分享一个秘密。“记住，书呆子，”他说，“如果生活打了你一巴掌，就把另一半屁股也转过去。”
班诺尔摘下帽子，揉了揉他密密匝匝的银色发丝。他的脚步放慢了，几乎完全停了下来，然后在他开始说话时又加快了脚步。“我的婚礼，”他说，“我在婚礼上穿了这套衣服。”他把帽子重新戴在头上。“在过去。”他补充道。
我把艾瑟尔的死归咎于迪恩吗？理智上来说，不。他不可能知道，我午饭迟到会间接导致她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他甚至不知道我见的是艾瑟尔，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从没告诉过他，也不打算告诉他。我无法忍受迪恩对艾瑟尔做出什么轻浮的评论，显得他还记得她一样，那是不可能的。我看着迪恩永远睁大的双眼和上唇上的汗珠，就像一只恐惧的动物，专注于眼前的环境，和未来一两分钟的事，但不会更多。迪恩根本不会流连于过去，更不用说包括艾瑟尔在内的美好回忆。
“我不知道你结过婚。”
不知是由于他的不安，还是因为他的客户都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迪恩的口头禅变得简单粗暴。他喜欢说：“早起的鸟儿就会被人泡”。或者是“如果你受不了热，就脱掉你的毛衣，让我看看你的胸”。这些无聊的笑话再也无法让我笑出来，它们让我感到悲哀，几乎绝望，似乎连迪恩也开始注意到我不再装作被逗乐了。
“我现在仍然是已婚的状态，”他说，“准确来说，但不是真的，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她走了。”
虽然最近大家比往常更加焦虑，但迪恩一直都没变，他还没有贪得无厌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他继续用抓落叶的方式一刻不停地转着——小题大做，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更糟糕的是，我意识到我们都开始效仿他了。迪恩的无脑操作正在成为商业“最佳实践”，如果不像他那样工作——比如每天只工作八个小时，或者在午餐出去吃饭——会被视为不“全身心投入”，不具备团队精神，不懂得珍惜自己的工作，不愿意继续做下去。于是，我们都低着头冲锋陷阵，像一艘没有船长的帆船，当我们在慌乱的漩涡中追踪圆周时，空荡荡的船只互相碰撞。
“对不起，班诺尔。”我的身体羞愧地蜷缩了一下，仿佛在缩小，只想融化在人行道上，逃到华尔街宽阔的阴沟里去。我闭上了嘴，决心让班诺尔一个人待着，但他继续说下去。
下午三点，迪恩执行巡逻任务。
“十年前，”他说，“那时候我的女儿才八岁。”
我放弃了，转而打了个盹，不过我小心翼翼的，让别人觉得我其实是在看桌子上的什么东西。我背冲着门，一只手肘靠在桌面上，头枕在手里，闭上眼睛。这种小睡方式没有名字，其实是一连串的小睡，每次持续几分钟，直到当我的手肘滑落、点头或者走廊上的声音让我以为自己被抓住了。尽管如此，这种无名的小睡也许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这是在梦的边缘蹑手蹑脚的感觉，是平静的不在意，是仿佛要溜走的感觉。
“你有个女儿？”
萨莎的新广告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整整一页都是关于一辆贵得离谱的车如何让你更性感，从而让你更快乐。我半信半疑地试图解开萨莎的谜题，知道她无法抗拒如此简单的诱饵，但我还是遇到了困难。我寻找“贪得无厌”“贪婪”和“物质主义”，满页的字母，我找不到答案。我不断地猜出“感恩”这个词，但这是不可能的。
“有，”班诺说，“我有一个女儿，但我见不到她。至少现在是这样，她认为我是个疯子。”
商业手册就留在了抽屉里，我已经没有什么智慧可以为它添砖加瓦。它的名字现在让我觉得很自命不凡，而内容在我看来幼稚而无用，更别提市场前景了。这几年，我公司的客户都变成了互联网公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把“眼球”吸引到自己的网站上，这样就可以把公司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挣快钱。公司不但不赚钱，实际上是在大出血，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从多年仔细研究和分析中总结的企业建设经验已经过时了。
“因为……你的旅行？”
十二点半，我在办公桌前吃午饭，巨无霸汉堡、薯条和可乐。据说以前人们都会出去吃午饭，坐在餐厅或公园里，慢慢地吃着饭，互相交谈。而现在，如果你离开办公室的时间超过了拿起外卖的时间，你就会开始感到内疚，隐隐约约地害怕有人会因此找你的麻烦。
班诺尔点点头。“这样的事情瞒不了别人。所以我告诉了妻子。我看得出，这让她很不安，但她一时没放在心上。我们又过了两年。之后，女儿已经告诉了她在学校的朋友，也就是我工作的地方。她们离开不久，我就丢了工作。我以为自己去了未来，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你所说的讽刺。”
当我抗议说，我觉得我只是为了薪水而工作时，他皱起了眉头。“总得有人付房租。”他说。我不能和他争论，但我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争论。
“你在学校做了什么？”
事实是，我只是不在乎有钱的投资者或银行认为是完美的财务报表，对于烧掉别人几百万美元的创业公司来说是否符合“公认的会计原则”。但是，正如我父亲所说，这就是我的问题。他认为对工作要充满激情的想法是扯淡。
“我是个老师，”他说，“教历史。但现在不是了。我一辈子都在哈勒姆区生活。现在我在C大道的杂货店购物，住在一个叫诺劳的未成年的毒贩的楼上，他的枪比我的鞋还多。”他摇了摇头。“你也认为我应该知道自己会有今天。”
他回到了自己的电脑屏幕前，显然是决定我们的对话已经完全结束了，我想这的确终结了什么。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把注意力转向装满文件的箱子和电脑屏幕上一串新的电子邮件。这种注意力的转移，是一种挣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切与我开始时没有任何不同。按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应该变得愈来愈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前需要一个小时的事情，现在需要两个小时。我再熟悉不过的电子表格公式，现在却让我迷失了方向，直到我的视线开始变得模糊。
我们几乎已经走到了街道的东边，在东河的上空出现了一小片天空。银行家和游客们大多跟在我们身后。班诺尔停下脚步，转身回头看向我们出发的地方。在最西边的那头，正好可以透过钢筋铁骨的商业塔楼之间的窄巷子看到，三一教堂精致的尖塔指向天际。
他花了一会儿时间才意识到我指的是海报。“哦，”他说，“那不是我的。这是我来的时候就在这里。我想这是为了掩盖墙上的污点。”
“对不起，班诺尔。”我又说了一遍。
当马特发现我还在说话时，他的困惑转为轻微的恼怒。这……
“雷。”他说，“我的名字是雷。”
“你的海报。”
晚上九点十五分，我又一次跳过健身房了。
“是什么？”
晚上九点半，我在消防梯上遇到了萨莎。从人行道上用过的火柴和烟头的数量来判断，她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了。我在她身旁安顿下来，望着水面和布鲁克林的灯光，保持着沉默，因为我还在为班诺尔的事感到内疚，不想再造成任何伤害。
“所以是为了激励自己。”
此外，萨莎已经听完了我要说的一切。我的意思是关于艾瑟尔的死。这件事我只告诉过萨莎，因此她听了不止一次，直到我自己终于明白这不是忏悔，而我宣泄的咆哮已经变成了受虐。萨莎自始至终都耐心地听着。我现在不说话了，她也忍受着我的沉默，时而跟我一样麻木，时而用她自己的话来填补空间。
“没有。”他说，迅速转身回到他的屏幕上。
今晚，她很随意地说起了南达科他州。她最近才去看望她的父母，他们还住在她长大的房子里。回家是最近才有的事。在纽约的头几年里，白天工作，晚上上大学，萨莎甚至都不会考虑回家，甚至连过节的时候都不会考虑，尤其不会在过节的时候回去。但去年夏天，在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之后，她终于坐上了飞机。第一，她每次只能待五天。她说，每个人都要有自己能够承受的剂量，即使是对父母也不例外。第二，她只在夏天的时候去看望。这样，她就可以听蟋蟀的声音了。
马特的注意力终于离开了电脑，似乎对我主动跟他搭话这个事实隐约感到困惑。
她回家的时候基本什么也不干，但我无论如何都想听她说说——和妈妈一起追赶当地的八卦，和爸爸一起看电视，甚至在她家附近的树林里散步。
“你去过波拉波拉吗？”
“我发现了一些东西，让我想到了你，”她说，“我想，也许你会想拥有它。”
早上八点三十五分，我进入办公室，脱下西装外套，挂在门后面。马特已经在他的办公桌前，低着头，把自己隔离在文件箱的隔板后面。他头顶上的波拉波拉岛的海报，根本就是天堂的模样。我想起了在巴塞罗那的一个学年，那是迄今为止我唯一的一次旅行，虽然我一直希望有一天能做得更多。显然，马特也是这样想的。也许我们的共同点比电子表格和财务报表更多。
她把手伸进身旁的阴影里，拿起了一只我现在才注意到的圆形布包，比一个高尔夫球大不了多少。她轻轻放在我的掌心。我解开布包，看到里面坚硬的黑色，在城市的晚霞中勉强可以看到它黯淡的光泽。我顿时哽咽了。
“如果我们不对着门，反而很奇怪，”海蒂说，“我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做什么，转过身去盯着对方看？”
“这是一块煤。”
“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丹尼斯说。
“煤？”萨莎戏谑地说道，“那是真正的无烟煤。我可是鉴定专家。”
“我们都面对着门站着，大家不觉得很奇怪？”我问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个问题，只是我确实觉得这很奇怪，而且我也想知道是否还有人这么想。从丹尼斯和海蒂脸上的表情来看，我可能早该知道。
我不知道我是想和她争论，还是想感谢她，但这不重要，反正我说不出话来，努力压抑着想要从胸腔脱口而出的呜咽。
“啊，年轻人。”杰夫说，他左眼上方沾着颜料，是孩子的手指印。他蜷缩在电梯的角落里，仿佛想躲着谁。他摇摇头，似乎在说，为了再次享受一次聚会，或者一瓶酒，他愿意付出一切。“等你安定下来，”他说，“你们就知道了。”悲惨总是会招致更多的不幸。其他人都笑话他。
“艾略特，”萨莎的声音变得温柔起来，我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这不是你的错。”她说。她以前对我说过这句话，说过好几次了。然而不知怎么的，她知道她还没有说完，因为她知道我还是不相信这句话是真的。
海蒂又强颜欢笑。“你想得美。”
晚上十一点零八分，我没有和女友做爱。四年过去了，我们的性交不再是即兴表演或者具有启发性的编舞，而是一种不同的行为艺术——为相同的观众一次又一次表演相同的节目。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个问题，也不知道这是否是正常的，但我们不谈这个问题，所以不太可能找出真相。相反，我们尽职尽责地确保每隔几周就会一起脱光衣服。因为我俩都毫无疑问地相信，定期做爱肯定是“健康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表演要继续。
“你应该和我们一起出去。”
但今晚不行。我开着电视躺在床上，珍妮弗回家后爬到我身边。虽然现在是八月，但她还是钻进被子里。
“你说是就是吧。”海蒂说。她尴尬地笑了笑，试图掩饰自己的不适。她讨厌丹尼斯。“你昨天晚上就肯定在家。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在家——除非你算上电视。”
“你在看什么？”她问道，从她蜷缩成的茧子里发出了呢喃声。
“昨天晚上在俱乐部里，”丹尼斯说，“我这辈子没这么宿醉过。”丹尼斯是个酒鬼，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设法避免被炒鱿鱼的。
我在看什么？一部催人泪下的老电影，它永远都不会让我失望，永远都让我感受到这段模糊的、转瞬即逝的记忆，让我想起一些失落和美好的东西。
早上八点三十分，办公室的电梯里多了些社交的气息。咖啡因和日常产生的焦虑感在电梯间传播。面对新一天潜在的问题，恐慌几乎难以掩饰。同事们烦人的胡言乱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周而复始，月而复始。
珍妮弗不放心地瞥了一眼。“天哪，你哭了？”她压抑着笑声问道。
地铁是更显眼的一种隧道。我们挤在一起，在人造的灯光下，尽量不碰对方，碰了就道歉。周围的人脸色阴沉，仿佛被送去打一场打不赢的战争，也不会再回来了。大多数人都面无表情地盯着前方，眼里已经透出了预期的工作压力。另一些人则在报纸上翻来覆去地翻看，试图分散注意力，但只会加剧他们的焦虑。总之，难得遇到同行的旅行者的目光。不过话说回来，我们也不是真正的旅行者。如果哪里都不去，就不能算是个旅行者。
我哭了吗？不，我不觉得。我的视线有点模糊，但我的脸颊是干的。这不是在哭吧？我为什么要哭呢？我有什么好哭的呢？
早晨八点，我走到街上，和其他上班族一起在列克星敦大街上疾行。我们不是老鼠，也没有在赛跑。老鼠是主动的，机智的。我们更像是仓鼠，被动的，顺从的，沿着为我们铺设的道路来回窜动，就像一个预先安排好的轨道管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管子，尽管我们的物理距离很近，却完全隔绝了彼此。
“艾略特，”珍妮弗说，“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如果它让你难过，就别看了。”
我们公寓里的空调坏了，很热，但我还是打开了咖啡机，每天我需要摄入至少七百二十毫克的咖啡，少一点儿也不行。第一口还是能尝到一丝化学反应的美妙，但很快就被剩下的几盎司给淹没了，也许是因为没了新奇感吧。我打开衣柜，盯着那三套西装和两双鞋，我已经穿了好几年了。十一条领带无精打采地挂着，上面机器编织的花纹是自我表达的可悲尝试。我随意挑了一条，关上衣柜，留下父亲的旧大衣，天气太热了。而且，如果松松垮垮地穿在我瘦弱的身体上，会让人注意到我在减肥的事实。
她在被子里蜷缩得更深，瞬间就沉沉地睡着了，她说的话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就像一代人的宣誓。如果它让你难过，就不要去做。如果它不真实，就不要相信它。诸如此类。他们是出于好意，这些人。他们是出于好意吧？你无法反驳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对吧？
早晨七点，我听到了刺耳的嗡嗡声，像是破损的割草机一样，但据我所知，几年前纽约市的最后一块地就被铺平了，几公里内连一片草都没有。是闹钟的声音。我按下了小睡键。九分钟后，我又按了一次。这场争斗一直持续到我必须小便，我关了时钟，承认自己与清醒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对生理性的起床需求感到愤恨。珍妮弗待在床上，闹钟和时间都没有给她醒来的理由。纽约的年轻律师工作时间不规律，睡觉总是睡过头。休息的时候，珍妮弗平时不知疲倦的举止几乎变得平静。不知为何，我觉得她昏迷时的样子更可爱，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物理学家们发现，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存在取决于它与其他事物的关联程度。这不是比喻，这是科学。他们说，即使是最基本的粒子，本质上也是延展中的关系集合。如果一个电子与它所处的原子中的质子、中子和其他电子分离开来，不受任何外力的观察或作用，那么，从科学事实上来说，这个电子就不仅仅是孤立或独立的。这个电子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没有电子。
这一天。
我的脸颊上终于流下了一滴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人们、对生活和对这种生命感到厌倦，但我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不管是科学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理由。正如萨莎曾经说过的，“理智与此无关”。我只是不想再在这里了，就跟我存在过的意愿一样强烈。我把电视关掉了。电影还没结束，但我知道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