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七点十五分。我去了健身房。几个月之前我开始认真健身，因为我开始跟珍妮弗约会了，她是我的女朋友，虽然从来没有挑剔过我的身材，但最近她总是问我吃没吃饭，似乎不仅仅是担心健康，当然了，主要是健康问题。
“在未来，”他说，“人们可以与死者对话。”
我身高一米八，体重七十二公斤，虽然不是骨瘦如柴，但是六块腹肌还差几块，二头肌也很难说有什么看头。不过我要改变这一切。我现在每周去健身房六次，两天锻炼下身，两天上身，两天有氧锻炼（跑步机或者爬楼机）。我发誓要把自己的胸膛和大腿练宽至少五厘米，二头肌两厘米，增肌十二斤。
又是一阵沉默，我以为除了皮鞋踩在鹅卵石上的声音之外再也听不到他发出任何声音了，但是我又错了。
今天是星期二，意味着我要练上半身，我喝了一大杯加了肌酸的蛋白奶昔，剩下的都是次数与组数的循环。俯卧撑、仰卧起坐、仰卧推举、上斜推举、军事肩推、屈伸、滑轮划船、肩推举、弯举、哑铃飞举、卷腹、胸肌臂屈伸。我结合自由重量训练与器材，撕裂自己的胸肌、二头肌、后三角肌和腹肌。我相信不久之后我会有强壮的肌肉、有力的线条，以及水手的结实手臂、肌肉男的健壮体型。
“你失去了什么，班诺尔？”
最多只需要五六个月的时间。
班诺尔看着地上的鹅卵石，绅士帽的前檐向下滑。他步伐缓慢、稳定。“我听说溺水的人会惊慌失措，”他说，“当然了，是肺部全是水之后。”班诺尔伸展手臂在身后轻轻握住双手说：“失去可能就是那种感觉。”
晚上八点四十五分。我爬上萨莎家大楼的防火梯，她已经坐在窗沿边上了。
“没错，但除此之外你能做得更多。”
“癌症。”我像往常一样坐在她身边。
他摇摇头。“不是阻止，只是试着理解。”
“你越来越厉害了，”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着烟，“我试着写个比以往都难的。”
他的回答和话中的意义都出人意料，让我很不好受。班诺尔很少提及自杀或者预知自杀的事。“你不可能百分百确定吧？”我问，“事情还是有转机的，这不正是你参加自杀干预小组的原因吗？阻止一切发生？”
“是很难啊，”我说，“而且有点虚伪。”
“也许是因为当你看见过自己的死亡就不再焦虑了。”
她冲着我吐了一口烟。“难道不是很有启发性吗？”
“你就是这样，”我坚持道，“你是怎么办到的？”我不是真的想问他，只是走了四个来回，感到有点无聊。
“意思是你要戒烟，还是要得癌症？”
“我不知道。”
她耸耸肩，没有回答，转过头看着河面，两座大桥在暮色中熠熠发光。“要是谜语被发现了，你会丢掉工作的，你不害怕吗？”
“没有什么事能刺激到你，”我说，“你不会激动和焦虑。”
“除了现在的公司，没有人会看这些广告的。意图和目的在写出来那一瞬间就消失了。”
班诺尔轻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脚跟转了一百八十度，朝着我们来时的方向走去。第二趟同样愉快，以至于到了入口处之后我们再次折回来。我一点儿也不介意，甚至很喜欢班诺尔泰然自若的处事。虽然他完全是个疯子，但他是我见过最冷静的人。
“跟扔进河里的磁盘一样。”
我有些不知所措，虽然跟班诺尔的城市探索不总是长途跋涉，但这次的路程也太夸张了。大门与入口处一样对行人开放，无论是出门向北走去第五大道，或者绕点路去西村，总之我们都得离开复古、魔幻的缪斯地区。
萨莎皱着眉头，一时感到困惑，接着想了起来。“没错，就是那样。”
他顺着大门的铁栅栏望出去。“是的，美好且短暂。”
“你从来都不肯告诉我磁盘里有什么。”和萨莎相处有时候跟班诺尔很像，我不期待能够得到什么回答。但今天显然不一样。
“这条街真美。”我说，“只是有点儿短。”
她慢慢地吸了一口烟。“一部小说。”她说。
我配合他悠闲的步伐放慢速度，闲暇之余望着两侧优雅的房屋，这片前身是马厩的住宅区早已改头换面，跻身曼哈顿租金最高的房屋之列。散步的节奏渐入佳境，突然面前出现了一个出口，我们已经走到路尽头，门外是忙碌、吵闹的曼哈顿。
“关于你的？”
班诺尔依旧穿着我第一次在小组会见到他时穿的那套毛呢西装和背心，几次之后我发现他每次都穿着同一套衣服。他解释说这是“只在特殊场合穿的衣服”，但是当我问还有什么别的特殊场合时，他却不肯告诉我。
“不，关于赫尔曼·麦尔维尔。”她的眼神黯淡，但是嘴角上扬。虽然我不知道萨莎矛盾的眼神和笑容是什么意思，但是我早就学会了忽视她的讽刺。
“华盛顿缪斯。”他人很聪明，说话也言简意赅，说得最多的就是未来。由于我们之间主要（很可能也是唯一）的交集是自杀干预小组，因此他的话题总是围绕未来的自杀方式，乍一听很病态，但仔细想想其实还好。其实就连这种单方面的交谈都很少见，大部分时候我们只是沉默地走路。
“太棒了，”我说，“是关于什么的？”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谁知道呢？”
今天我们在华盛顿广场花园背面一处安静的小巷见面，街对面是并排的低矮住房，跟曼哈顿的高楼建筑群形成鲜明的对比。不通车的小路铺着鹅卵石，喜欢疾行的纽约人往往避开此处，因此放眼望去只有我和班诺尔两个人。进入小巷入口，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时空。
“你还在写吗？”
我在自杀干预小组认识班诺尔前，他就开始了城市漫游。我问他为什么邀请我加入，他只说因为有“先见之明”，我好奇的是如果他没去过未来，还会邀请我吗？他耸耸肩，不置可否。虽然他能时空旅行，但是并不清楚原理是什么。但不管怎样，他是对的。我不再去小组会了，但常常跟班诺尔见面散步。
“除非你有潜水装备。”
班诺尔差不多每个月都会给我电话留言，在曼哈顿找个地方约个时间见面。他的选择似乎很随意，但是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麻烦，我们在双子塔之间穿梭，在哈莱姆河上打水漂，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散步，在包厘街漫步，在洛克菲洛中心滑冰。
我觉得自己身体里出现了一个大洞。“你肯定还有其他副本吧，”我说，“萨莎，别告诉我你写了一本小说然后扔到河里。”
下午六点十五分。我提早离开办公室和班诺尔一起散步。
“不是我扔的，”她坏笑着说，“是你扔的。”她似乎觉得这很好笑。“哦，艾略特，别大惊小怪的。我有代理，小说也发给了很多出版社，但是全都拒绝了我。”
“记住我的话，书呆子，”他说，“如果人生给你柠檬，做一杯柠檬汁琴费士鸡尾酒。”
“这只是第一次尝试，你会写得越来越好。”
迪恩从不按照理财推荐的开销比例花钱，也许是因为他挣得比我多，根本不需要；也许只是因为他是迪恩，考虑未来不是他会做的事。他微笑着向我举手示意，倒退走出了办公室。
“我被拒绝不是因为写得不好，”她说，“大家都喜欢我‘非常优秀’的文笔。拒绝的原因是内容太压抑了。出版商说这种书卖不出去，是赔钱货。他们告诉我，如果我能写出让读者快乐的书，他们会以纽约速度出版的。没错，他们真的说‘纽约速度’。”
无论怎么样，我的报酬很不错，因此对他心存感激。我每月合理分配支出：百分之四十用于曼哈顿高昂的房租水电，百分之十五用于食物，百分之五用于添置衣物和娱乐，百分之十五杂费，剩下百分之二十存起来。为了能够尽快自己创业，我需要尽快积累资本，依照我现在存钱的比例，最多五六年就可以了。
“我就是这个意思！你写快乐的故事不就行了吗？”
“奖金，小弟！”他露出大大的笑容，显然已经打开了自己那份。虽然我的奖金跟他没什么关系，但迪恩喜欢做送信封的人，把这当成一种增进集体成就感和荣誉感的象征性友好表示，迪恩跟我们的工作完全不一样，他挣取的是佣金，奖金也比我和马特的要多。
“那我也可以织毛衣，”她说，“大家都想要毛衣。”说完吐出一口气，盯着一大团白烟消散。“或者是香烟，我还是继续卖香烟吧。”
“这是什么？”我问。
“不是一回事。”这次我可不会让她轻易转移话题。如果我能抓住幸福的睾丸和犄角，那么萨莎也能。“如果你坚持写下去，继续表达自己，大家恰好也喜欢，那不是很好吗？这对你来说肯定也很有意义，否则你一开始就不会写小说了。”
马特没抬头，他早就不再迎合迪恩的表演了。只有我向后靠着椅背，一如既往准备看好戏。我拿起茶水间的大号马克杯，上面装饰着一句话“Just do it”，这是第二杯咖啡了，我嘬了一口抬头示意迪恩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这次他没有立刻抛出最新的金句，而是走进办公室往我的桌子上扔了一只信封。
“不会再有第二次的。”
迪恩的巡视通常很简洁，几句问候，临走前说一句恶搞的格言，我敢肯定是他专门为了这个场合编的。“书呆子，记住，”他会说，“数小鸡的方法不止一种。”或者是：“记住我的话，书呆子，多数情况下，你可以骗大部分人。”有时候他的话非常接近原文，他也以为自己说对了，其实从来都没有。
“会的，”我坚持，“我敢说肯定是一部杰作，不但评论家喜欢，还会被翻译成很多种语言。你将来会成为名利双收的小说家。我要向班诺尔确认这个事实。”
“下午好，女士们！”迪恩靠着门柱，咧着嘴笑，他不常待在办公室里，见到我似乎很高兴。他大部分时间出差到处飞，拓展生意。迪恩既不是会计，也不是审计，他是客户经理，负责吸引新客户，让他们高兴满意。迪恩总是穿名牌西装，精心打理自己的金发，内心还是像一只金毛犬那样永远活泼开朗，喜欢讨好人。虽然他失败的次数比成功的多，但是成果非常不错，正因为如此才能帮我搞到这份工作。我很庆幸他没有因此而对我指手画脚，不过当我为他的客户工作时也会格外关注。
她移开视线，没有理会我的戏谑。萨莎偶尔还会去自杀干预小组（不像我），见过班诺尔几次，通常她不会反感我拿这位疯狂的朋友开玩笑。她掐灭烟头，又点了一根。
下午三点。迪恩例行巡视。
“珀尔自杀了。”她说，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就我所知，知道她谜语的人只有我一个。她总是在广告发表前提醒我去买报纸。今天是《纽约时报》，我翻动着页面，指尖渐渐被油墨染黑，终于翻到了一则占了半个页面的香烟广告，画面中一个性感的女人被神秘的烟雾包围着露出明媚的笑容。广告语不少，意味着谜语也比较难。但我很快找到了关键词，“第二个”和“单词”同时出现在第一行。我把每句话的第二个单词挑出来组句，意思不通。于是改变策略，把单词倒着放回原来的句子里，用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组词，成功了。这次的谜语素材比往常要难，虽然谜底还是很偏激，但不是很有新意。不过我已经很满意了，如果随便什么人都能解开萨莎的谜语，她会被炒鱿鱼的。
我感觉像是猛地被人掐住了喉咙，说服萨莎继续写小说的想法瞬间蒸发了。脑海里取而代之的是珀尔搓着手绢的画面，想起来她说把石头放进口袋里直到溺水的事。我不想问她是怎么死的。
写完之后，我把“商业手册”放回原处，利用最后的二十分钟解开萨莎最新的谜语。萨莎是一家广告公司的文案写手，她写的广告里都带着一个谜语，一方面是无聊，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减轻罪恶感。她讨厌物质主义，谜语往往是对广告物品的斥责。一则糖果广告表面上赞美巧克力、焦糖和其他甜食的美味，但如果你仔细阅读每句话的第三个字母，表达的意思就是“多吃西兰花”。如果广告比较短，那么可能只有“蛀牙”一个词。
“对不起，太可惜了。”
我翻看着自己紧凑的字迹，找到了一页空白页面，记录刚刚沉思的成果。
“是吗？”萨莎说，“这是珀尔自己的决定，别人有什么权利谴责她。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可没有从拍卖会上为这种生活竞价。如果珀尔想离开，那是她的决定。”
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午休四十五分钟，从必胜客买一份潘饼（Pan Pizza）回办公桌吃完只需要十分钟，然后我会倒一杯冰可乐，在剩下的时间里慢慢享受。饮料慢慢在体内升腾出糖分，我庄严地从办公桌最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一本翻旧的笔记本，认真记录“研究”结论、推测和自认为将来对客户有用的想法，我称这个本子为“Vade Mecum”（拉丁语“手册”的意思），也就是我的“商业手册”，它的重大意义只有这个词能够准确描述。
“我的意思是，她的生活似乎挺不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很可惜。”
通过检查生意的框架，可以了解很多内幕。比如卖什么，挣多少，花多少钱请什么人，花多少钱开除什么人，甚至管理者晚餐吃什么，去哪里度假都能知道。我除了做审计工作，还暗中进行研究，为自己将来开咨询公司、成为一名值得信赖的顾问做准备。我甚至主动给爸爸的鞋店提供审计服务，想要借此间接提高生意洞察力，虽然我向爸爸保证审计结果不会公开，但他还是拒绝了，这样也许最好。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悲伤，”她说，“我们太迷恋结尾了。这个世界有那么多伟大的生命和美好的爱可以见证和体验，但是只要结局不尽如人意，我们立刻觉得这是悲剧。或者正好相反，只要结局有一刻的救赎，一生的不公和痛苦都可以忽略不计。只看结果其他都不重要吗？狗屁！”
我的桌子跟马特的一样，放满了文件盒，地上甚至也是。一半文件是客户的——财务报表、信用卡收据和投诉信件。另一半牛皮纸文件夹里是空白的，那是我用来整理、分类和对付其他混乱文件的工具。当我完成工作的时候，高级审计会分析文件、检查表格、推测结论。
“我不知道。只是开始和结束似乎更加重要。”
我们安静的共享空间和整个办公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么说吧，我们是一家会计公司，现在是四月份纳税季节。到现在为止，其他会计已经忙了好几个月，为客户（一般是中小企业）准备年终财务报表和报税。我和马特是审计，负责审查其他同事准备好的财务报表是否准确无误地表现客户的生意。对有些客户来说，这是一年一度的仪式；其他则是因为有特殊需求，比如要向银行贷款。我和马特的客户通常是后者，因此我们的工作不被四月支配。
“为什么？”萨莎质问，“为什么要给某一刻更多的意义，就因为是最后一刻？”
“嘿。”马特总是沉默寡言，长时间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显得很神秘。他躲在办公桌高高的文件堆后面，我通常只能看见他的头顶，和波拉波拉岛的海报。
“约定俗成？”
“嘿，马特。”
“太武断了，”她回答说，“而且太痛苦了，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人们痴迷于一个举足轻重的结尾。那大家肯定会非常失望的——每个人都会死。”
早晨八点十五分，我走进公司。我和马特共用一间没有窗户的办公室，他桌子上挂着一张波拉波拉岛的海报，我们想象自己跟传说中的白沙滩和碧蓝色大海只隔着一堵墙。门后有挂衣钩，我脱下西装外套挂在马特衣服的旁边。他总是比我先到，低着头专心致志。我不想打扰他，于是简单打了个招呼。
我和萨莎坐得很近，肩膀轻蹭，我能感到她在微微颤抖，可今晚不是很冷。两座大桥之间的天空升起了星星。
“年轻人就是幼稚。”电梯角落的杰夫感慨万千。虽然他比我们只大几岁，但是已经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在他的办公桌上骄傲地展示着孩子们的手指画。他摇了摇头，仿佛发现了酒吧和酒瓶里不可能找到的幸福。“你们有了家庭才能明白幸福的真理。”他说完后大家都大笑起来。
“这是个美妙的结尾。”我说。
海蒂又笑了。“你想得美。”没错，她就是喜欢逗丹尼斯。
萨莎松开手，烟从她指间掉落，穿过层层消防梯，落在距离我们很远的地面上。她望着下落的香烟，最后叹了一口气，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真的有猫，”丹尼斯说，“你不信来我家自己看看。”
“没错，”她说，“我们就这样决定。从现在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此时此刻，是我们的结尾，是我们故事的最后一页。”她直起身子，向我伸出手。“同意吗？”
“随便吧，”海蒂微笑着说，不完全是调情，但是差不多了，她喜欢逗丹尼斯，“你昨晚是喝舒服了，但你还是孤单一个人，不算猫的话。”
我握了握她的手。“同意。”
“——昨晚在酒吧，”丹尼斯说，“我这辈子都没喝得那么醉过。”丹尼斯是个十足的酒鬼，他的人生目标就是亲自见证纽约是真正的不夜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很好，”她严肃地点点头说，“既然如此，艾略特，我很感激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很开心最终能和你走到这里。”她伸出胳膊拥抱我，脸颊贴着我的胸口。“我心里在乎你。”
早晨八点十分。电梯里比往常要热闹，也许是因为都是熟悉的面孔，也可能是大家早上喝的咖啡正在发挥作用，空气中有一种集体的能量，同事的谈话中充满了对新一天共同的期待。
“我也是，”我说，“我心里也在乎你。”
地铁门关上，明亮的车厢在黑暗的隧道中高速通过，车上的乘客仿佛是一起执行秘密任务的间谍，心照不宣，默默无语。我曾经试图与其他人对视和微笑，但对方无一不躲开我的目光（就像训练有素的间谍一样）。我很快就放弃尝试，迪恩再次慷慨地警告我这样会被揍。不管怎么说，跟通勤的人对视其实不是很容易。大多数人埋头看报纸，有的人若有所思盯着前方，无疑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纽约人工作非常努力。迪恩常说：“纽约人能办成事。”
“再见了，艾略特。”她说，没有松手。
随处可见的黄色出租车是纽约最具标志性的特点之一，但是真正的纽约人更喜欢坐地铁，尤其是从上东区坐4、5或6号线到曼哈顿中城区。我把这三条地铁线统称为绿线，我钱包里始终夹着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塑料地铁地图，上面是这样画的。当然了，我不会公开这样说，因为迪恩好心地指出只有桥梁和隧道的人才这样说。他还好心地告诉我“桥梁和隧道”指的是住在曼哈顿外面需要通勤上班或者周末进城造成交通堵塞的人。
“再见，萨莎。”
早晨七点四十分。我走上街道加入了西行的西装上班族，我们在莱克星顿大道向南转汇入更多的人流，到了86街的时候仿佛置身一条蓝灰色的大河，稳稳前行，没有一丝波动，接着从地铁入口倾泻到地下，拨动旋转栅栏，灌满等待的车厢。
晚上十一点零八分。我和珍妮弗做爱是一项大工程。她不但身材曼妙，还精确地知道如何调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珍妮弗是一家大律所的律师，工作了刚刚一年多，非常忙。所以当她终于能放下工作来找我的时候，不会浪费一点时间。首先她会来一杯我专门为这个场合准备的龙舌兰，原因有三个：一、她喜欢龙舌兰；二、烈酒的味道能够盖住她工作了一天之后嘴里苦涩的咖啡味；三、致敬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穿衣服的间隙——内裤、袜子（一口）、衬衫、裤子（一口）、领带、西装（一口）——几口就可以喝完。我已经竭力简化了这个过程，只有三件西装、两双黑色的鞋和十一条领带循环搭配。现在是四月初，外面的天气又冷又湿，所以我在外面又加了一件爸爸淘汰给我的大衣。当你住在曼哈顿，窗户对着砖墙，外面天气怎么样只有到了外面才知道。
没错，第一次见面是在酒吧。当时她喝得醉醺醺的，把一杯龙舌兰倒在了我的衬衫上，她仅存的律师理智控诉我的衬衫未经允许吸收了她的酒，侵害她的权益。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是这样的指控还是能反驳的，我说是她的酒非法入侵我的衬衫。她不情愿地认输，大喊一声“是损坏”，然后买了两杯龙舌兰，逼我喝下一杯。几次碰杯之后，她吻了我，告诉我她的床欢迎我。我立刻爱上了她。
早晨七点，闹钟发出低音提琴般的嗡嗡声，仿佛交响乐开场了。闹钟的按钮上镶着珠子，就算在黑暗中也能看到。春天的早晨，我公寓的水银散热器没有什么用，屋里冷冰冰的，但是想着起床能喝一杯热咖啡——咖啡的味道和咖啡因的恩赐——我立即掀开了被子。在我剃胡须、洗澡的同时，工业咖啡机嗡嗡工作着，为我准备好了一杯十六盎司（我习惯用一百八十毫克）热乎乎的咖啡。
我觉得性爱是一种即兴活动，但对于珍妮弗来说，是一支花样繁多、动作到位的编舞，而我错过了彩排。每次的组合都不同。今晚的开场在厨房，珍妮弗坐在水池边，我们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橱柜上，像是圣诞树上的装饰。从水池开始，我们在公寓里转了一圈，每个新地点都需要不同的姿势，有的是我后来上网查了才知道叫什么，总的来说是如下顺序：水池边的铁血大厨，地板牛仔女郎，沙发女上位，最后是床上传教士。我说过了，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种逛游乐场的感觉。最后我们都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我连按遥控器的力气都没有了就沉沉睡去，一夜无梦。
今天是艾略特·尚斯的好日子。
这就是上升期的艾略特·尚斯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