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女人纹丝不动，只呆呆地盯住天花板。我感到受了怠慢。我想也许瓦莱丽还是别的什么人在她刚进来时就告诉了她我有多么愚蠢。
“你好，”我在她的床沿坐下，搭腔道，“我叫埃斯特，你叫什么名字？”
一个护士的脑袋探进门里。
这女人躺在床上，穿着一条紫红色的裙子，领口别着一枚彩色莹石饰针，裙子长及鞋子和膝盖的中间位置，一头铁锈红色的发丝盘成女教师式的发髻，胸前口袋上用黑色橡皮筋系着薄薄的银边眼镜。
“哦，你在这儿呢，”她说，“在问候诺里斯小姐呢。真好！”她又消失了。
我琢磨她一定是这楼里唯一一个比我迟来的病人，所以她不像其余的人那样知道我病情有多糟糕。我想也许我可以进房去跟她交个朋友。
我不记得我在那儿坐了多久，瞧着这穿紫红衣服的女人，一个劲儿地琢磨那撅起的樱唇会不会开启，琢磨它要是张开的话会说出什么话来。
我隔壁的病房里住进一位新来的女病人。
终于，诺里斯小姐一声不吭，连瞧都没瞧我一眼，将她那穿着系扣高帮黑靴子的脚一下子甩到床的另一侧，走出了房间。我想她也许想以一种委婉的方式摆脱我。我蹑手蹑脚地从远处跟着她穿过大厅。
我不明白诺兰大夫为什么要给我留下这么个愚蠢的东西。或许她想瞧瞧我是否会把火柴还给她。我小心翼翼地将玩具火柴藏在我新买的纯毛浴衣的褶边里。要是诺兰大夫来要火柴，我就说我以为是糖果做的，吞下肚了。
诺里斯小姐走到餐厅门口，停下脚步。在去餐厅的一路上，她的步子非常精确，每一步都踩在地毯图案中交织盘绕的百叶蔷薇的花心上。她顿了一顿，然后，像跨过一道隐形的齐胫高的栅栏，她举起一只脚，又提起另一只，越过门槛。
诺兰大夫走后，我在窗台上发现一盒火柴。火柴盒的大小跟常见的不同，特别特别小。我推开盒子，一排纤细的粉红顶白木杆儿露出来。我试着划着一根，火柴在我手里折弯了。
她在一张铺着亚麻桌布的圆桌旁坐下，打开一张餐巾，铺在大腿上。
“告诉你吧，”她结束道，“有些人还挺喜欢这种疗法呢。”
“吃晚饭还有一小时呢。”厨娘从厨房里喊道。
诺兰大夫斩钉截铁。“在这儿，我们不会给你施行休克疗法。就算我们要的话，”她纠正道，“我会预先通知你的。我保证你绝不会受到以前的那种折磨。”
诺里斯小姐没有回答。她只是有礼貌地盯着前方。
“要是再有人用那玩意儿给我治疗，我就自杀。”
我拉过一张椅子，正对着她坐在桌边，打开一张餐巾。在洋溢着亲密的姐妹情谊的寂静之中，我们相对而坐，直到厅里响起晚餐的铃声。
“要是操作得当，”诺兰大夫说，“那就跟睡觉一样。”
“趴下，”护士说，“我要给你再打一针。”
我瞪着眼看她。
我翻过身子趴在床上，撩起裙子，然后拉下丝绸睡裤。
“操作错误，”听完之后她说，“不该是那样的。”
“天，下面都穿着什么呀？”
我给诺兰大夫描述了那架器械、那种蓝色的闪电、那种震颤、那种怪声。在我述说的时候，她整个人呆住了。
“睡裤。免得老是一会儿穿、一会儿脱的。”
“对你做过的事？”
护士发出轻轻的笑声，然后问我：“哪一边？”这是个老掉牙的笑话了。
“我不喜欢他对我做过的事。”
我昂起头，回身瞧一眼我光着的屁股。由于打针，屁股青一块紫一块的。左边屁股瞧上去比右边颜色更深一些。
“很有意思。为什么呢？”
“右边吧。”
“不喜欢，”我说，“一点儿也不喜欢。”
“就按你说的。”护士将针啪的一下扎进去，我缩了一下身子，体验到那轻微的疼痛。护士一天给我打三次针，每次打针之后一小时，给我一小杯甜甜的果汁，站在一边，瞧着我喝光它。
我警惕地瞅了诺兰大夫一眼。我想这些医生准是串通一气的，在这医院的什么地方，一个隐蔽的角落，一定安放着一部跟戈登大夫的器械完全一样的玩意儿，随时准备把我震得魂飞天外。
“你真幸运，”瓦莱丽说，“你在用胰岛素呢。”
“跟我谈谈戈登大夫，”诺兰大夫突然说，“你喜欢他吗？”
“没什么反应啊。”
我说不会，我喜欢闻香烟的味儿。我想要是诺兰大夫抽上烟，她会多待一会儿。这是她第一次来跟我谈话。她一走，我又会陷入原来的茫然之中。
“哦，会有反应的。我也用过。等你有反应时告诉我一声。”
“我抽烟你会介意吗？”诺兰大夫往我床边那把扶手椅里靠靠，问我。
但是我似乎从未有任何反应。我只是变得越来越胖。妈妈给我买的略嫌肥大的新衣服，已经被我挤得满满的了。当我往下凝视我圆圆的肚子和肥肥的屁股时，我就想，谢天谢地，吉尼亚夫人没看见我现在这副模样，因为我瞧上去活像临产的孕妇。
她到底在这儿干吗？我想，她一点儿没病嘛。
“你见过我的伤疤吗？”
我在瓦莱丽的身边坐下，仔细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我想，没错，她完全可以待在女童子军营地。她正兴致盎然地阅读那份破烂不堪的《时装》杂志。
瓦莱丽撩开黑色的刘海，指着前额两边两块颜色淡淡的疤痕，仿佛有一阵她额头上曾长出角来、后来被割去了似的。
我又回到娱乐室。我真不明白，这些人在这儿干吗呢，又玩羽毛球又打高尔夫球的。既然能干这些事儿，就不可能是真的病了。
我们，就我们俩，跟着运动治疗专家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散步。如今我越来越经常地获得到户外散步的权利。他们从来没让诺里斯小姐出来过。
我注意到护士身边椅子上有一摞衣物。是在第一家医院我砸碎镜子时护士正往漆皮箱子里塞的那些衣服。几个护士开始将胶带纸片儿贴在一件件衣服上。
瓦莱丽说诺里斯小姐不该待在开普兰楼里，应该待在给更严重的病人住的韦麦克楼里。
“哦，去工作治疗啦，打高尔夫球啦，打羽毛球啦。”
“你知道这些伤疤是怎么回事吗？”瓦莱丽又问。
“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出去了。”护士在一张张胶带纸片儿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我将身子探过门去瞧她到底在写什么，写的是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埃·格林伍德。
“我动过脑白质切除手术。”
“人呢？”
我惊奇不已地瞧着瓦莱丽，第一次意识到她永远都那么沉静，仿佛大理石塑造一般。“你感觉怎样？”
我佯装没听见，走出娱乐室，往另一楼翼的尽头走去，经过一扇齐腰高的门，门后有几个护士。
“挺好。我再也不是一肚子怨气了。以前我老是生气。我在韦麦克住过，现在挪到开普兰来了。现在只要有护士陪伴，我就可以进城，可以逛商店，还可以去看电影。”
姑娘抬起头，微微一笑：“我是瓦莱丽。你是谁？”
“出院以后你打算干什么？”
最后我来到一间很大的娱乐室，家具低劣蹩脚，地毯露出了线头。一个姑娘，圆滚滚的馅饼脸，短短的黑发，正坐在一把扶手椅里看杂志。她使我想起我从前的一位女童子军领袖。我瞥一眼她的脚，果然，她穿着那种据说能显出运动员风度的棕色平底皮鞋，镶边的鞋袢扣在鞋的前部，鞋带头挂着两只橡果样的小球。
“哦，我可没打算出去，”瓦莱丽哈哈笑了起来，“我喜欢这儿。”
一个穿绿色制服的女佣在摆放晚餐用的餐具，有雪白的亚麻桌布、玻璃杯子、纸餐巾。那是真正的玻璃杯子——我将这一信息贮存在大脑某个角落，就像松鼠贮存坚果一样。在市立医院我们是用纸杯喝水的，也不给切肉的刀子。肉总是煨得烂烂的，用叉子就可以切开。
“搬家了！”
我一直等到所有大夫的声音消失殆尽，然后我掀开白毯子，穿上鞋，走到大厅里。没人拦住我，于是我绕过我所在的这一边楼的走廊，拐到一条更长的走廊上去，路上我经过一间餐厅，门敞着。
“干吗要搬？”
我继而一想，有些也许真有其事，于是我试着分析哪些可能是真实历史，哪些可能是虚构的，可还没等我理清线索，他却道声再见走了。
护士自顾自地把抽屉打开又关上，把壁橱里的东西全取出来，把我的衣物叠好，放进黑色手提箱里。
最后，一位白发皤然的英俊大夫走进来，说他是医院的主任。然后他聊起清教徒和印第安人来，在清教徒和印第安人之后谁来占了这片土地，什么河流流经附近，谁在这儿建了第一家医院，医院怎么被烧毁，又是谁建了第二家医院。他聊啊聊啊，直到我想他准是等着瞧我会在什么时候打断他，告诉他那些河流啊、清教徒啊什么的全都是胡说八道。
我想他们终于要把我搬进韦麦克了。
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白毯子，这些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走进我的房间，轮番向我做自我介绍。我真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多人，他们干吗要来自我介绍。我开始怀疑他们是想试探一下，看我会不会发觉访客多得不太正常，于是我警惕起来。
“哪儿啊，你只是搬到这楼的正面去，”护士欢欢喜喜地说，“你会喜欢的。那儿阳光充足多了。”
但是当护士带我穿过草坪来到我要住的这幢称做开普兰楼的阴沉的砖楼之后，诺兰大夫没来看我，倒是来了一大群陌生的男子。
当我们走进大厅，我看见诺里斯小姐也在搬迁。一个护士，跟我的护士一样年轻快乐，正站在诺里斯小姐房间的门道里，帮她穿上一件紫红色外套，衣领窄窄的，是松鼠皮做的。
由一位女医生负责我的治疗，我吃了一惊。我没有料到他们会有女精神病医生。这女人的模样集米勒娜·劳伊和妈妈于一体，她身穿一件白色上衣、一条长裙，腰间系一条宽皮带，戴一副时髦的月牙形眼镜。
我曾经一小时一小时地守在诺里斯小姐的床边，不肯让任何活动分了我的心，管他是工作疗法，或散步，或羽毛球赛，还是每周放映一次的电影——我喜欢这些电影，可诺里斯小姐从来不去。我这样像母鸡抱窝似的枯坐着，只是为了琢磨诺里斯小姐嘴唇那两道苍白而无言的曲线。
刚才，当我在医院主楼办完登记以后，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女子走上前来，自我介绍道：“我是诺兰大夫，埃斯特的主治医生。”
我想，要是她开口说话，那该有多激动人心，我会拔腿奔到大厅里，把这消息宣布给护士听。我会因鼓励诺里斯小姐受到称赞，没准儿还会赢得去城里逛商店、看电影的权利，这样我出逃的机会就更有把握了。
我错过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河水从我身边流逝，仿佛从未有人动过的琼浆玉液。我怀疑即使妈妈和弟弟没在车里，我也不会当真跳下去。
但是，尽管我日夜守候，诺里斯小姐始终没说过一个字。
我们经过大桥时我突然间丧失了勇气。
“你搬到哪儿呀？”现在我问她。
它叫我想起我在戈登大夫医院住过的那个房间——一张床，一个衣柜，一个壁橱，一张桌子，一把椅子。窗上有百叶窗，却没有铁条。我的房间在一楼，窗户高出铺满松针的地面没多少距离，从窗户望出去，是一个林阴遮蔽的院子，院子有红砖墙围着。要是我从窗户跳下去，膝盖上青都不会青一块。高墙的内墙表面像玻璃一般光滑。
护士碰了一下诺里斯小姐的手肘，她像个脚下装有轮子的洋娃娃一样，蓦地动了一下。
我又有了自己的房间。
“她搬到韦麦克去，”我的护士压低声音对我说，“很遗憾，她不像你，能搬到更好的地方。”
我瘫倒在灰色的豪华座椅里，闭上了眼睛。钟形罩里的酸腐空气像填塞衬料似的将我四周的空气塞得满满实实，叫我动弹不得。
我目送诺里斯小姐离去，她举起一只脚，再提起另一只脚，跨过大门槛上横亘的那条隐形栅栏。
蔚蓝的天穹罩在河面上，河中帆影点点。我准备行动，但妈妈和弟弟几乎立即将手放在车把上。车轮哧哧响着，车子很快就驶过了烤肉架一般的桥梁。河水、帆影、蓝天和翱翔的海鸥一掠而过，宛若一张美得叫人难以置信的明信片。我们过了桥。
“给你一个惊喜，”护士把我安置在大楼前翼一个阳光充足，可以俯视绿莹莹的高尔夫球场的房间里，然后说，“今天刚来一个你认识的人。”
我知道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心存感激，不过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就算吉尼亚夫人给了我一张去欧洲的机票，或者让我乘豪华邮轮环游世界，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分别。因为不管我坐在哪里——在船甲板上也好，或巴黎呀、曼谷呀的某个临街咖啡馆里也好——我都是坐在同一个钟形玻璃罩底，在我自己吐出来的酸腐的空气中煎熬。
“我认识的一个人？”
妈妈说，我应该对吉尼亚夫人感恩戴德。她说我已经差不多耗尽了她所有的积蓄，要不是吉尼亚夫人，她真不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可知道我会流落何方。我会流落到乡下，到规模较大的州立医院，就和这家私立医院紧挨着。
护士笑了。“别那样看我。不是警察。”见我缄默不语，她接着说，“她说你们是老朋友啦。就住在隔壁。干吗不去看看她呢？”
于是，吉尼亚夫人飞抵波士顿，将我从拥挤的市立医院病房中接出来，眼下正用车送我到一家私立医院去，那里有操场、高尔夫球场和花园，就像一家乡村俱乐部，她将支付我的一切费用，就像付我奖学金一样，直到她在那儿认识的大夫将我治愈为止。
我想护士一定是在开玩笑，要是我去敲邻室的门，不会有人应门的；我走进去，就会瞧见诺里斯小姐躺在床上，穿着她那件紫红色的松鼠皮领外套，一张嘴就像玫瑰花苞一般绽开在她花瓶一般的静默的身体上。
妈妈回电说：“没有，是埃斯特写作受挫。她认定自己永远不会再事写作。”
但我还是走去敲了邻室的门。
当然啦，要是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小伙子，吉尼亚夫人就不会插手了。
“请进！”一个快活的声音喊道。
妈妈说，吉尼亚夫人从巴哈马群岛给她拍了一份电报，她是在那里从一份波士顿报纸上读到关于我的报道的。吉尼亚夫人在电报中问：“此事是否与一位小伙子有关？”
我将门打开一道缝，往房间里瞅瞅。一个姑娘坐在窗前，穿着马裤，样子像马一般魁梧。她抬起头来，露出一脸的笑容。
我不太明白吉尼亚夫人怎么会冒了出来。我只知道她对我的情形感兴趣，还有，在她事业的巅峰时期，她也在精神病院待过。
“埃斯特！”她喘着气叫道，仿佛她才跑了很长很长的路，刚刚停下来。“见到你可太好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这儿。”
在我前面，我可以瞧见司机脖颈上一块颜色好似午餐肉一般的皮肤，夹在一顶蓝帽子和蓝色夹克衫的两个肩头之间；在他身边是著名作家菲洛梅娜·吉尼亚的银色发丝和插着翠绿色羽毛的帽子，好像一只娇弱的异国禽鸟。
“琼？”我试探性地叫了一声，然后又是困惑又是难以置信地再叫了一声，“琼！”
我懒洋洋地将纸巾用手指搓成药片大小的弹丸，一边观察时机。我坐在卡迪拉克后座中间的位置上，妈妈坐在我一边，弟弟坐在另一边，两人都略微前倾，像两根斜钉的铁条，守住两边的车门。
琼喜笑颜开，露出她那大大的、亮闪闪的牙齿；这牙齿是她的，错不了。
菲洛梅娜·吉尼亚黑色的卡迪拉克在下午五点拥塞不堪的车流中缓缓行驶，好像一辆礼宾车。车很快就要通过查尔斯河上一条不长的桥梁。我会不假思索地打开车门，穿过车流往大桥的栏杆方向冲去。只需纵身一跳，河水就会漫过我的头顶。
“真是我。我料到你会大吃一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