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往回游。
我被打败了，我知道。
我用小车将鲜花推过大厅时，鲜花仿佛聪慧、懂事的孩子一般向我点头致意。
那灰色的礁石像只救生圈一般轻松自如地浮在水面上，模仿我的样子嘲弄我。
我穿着灰绿色的志愿者的制服，觉得自己傻里傻气的。我既不同于穿着雪白制服的医生和护士，甚至也不同于穿着棕色制服、手持拖把和污水桶的清洁女工，我是个多余的人；这些人和我擦肩而过，连声招呼也不打。
我潜下去，又潜下去，每次都像个软木塞子，扑的一声，重又浮上水面。
要是他们给我一份报酬——不管多么微不足道——我总可以把这算做正经的职业，但是我在这儿推一上午的小车，给人送杂志、糖果和鲜花，只得到一顿免费的午餐。
我呼哧呼哧喘着气，像是刚使了好大的劲，但我仍然浮在水面上，这倒没费我一丁点儿力气。
妈妈说，要是一个人老是想着自个儿的事，就得让他去帮帮处境比他还不如的人，这样他就不会胡思乱想了，所以特莱莎安排我到当地医院志愿服务。要申请在这家医院做志愿服务还挺难，因为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4] 的所有会员都争着要到这家医院服务，我还算幸运，许多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的会员眼下不在城里，度假去了。
我搓了一把眼睛，将里面的水挤出来。
我原本希望他们把我分配到负责极其可怕的病症的病房去，这种病人可以透过我木然、呆板的面容看出我的善意，因而对我感恩戴德。但是志愿者的头儿，我们教会里的一位上流社会的夫人，朝我瞥了一眼，说：“你去产科。”
我把手合抱在胸前，将头钻进水里，用手将水扒开，潜了下去。海水向我的耳鼓和心脏挤迫过来。我继续往海底划去，但是，还没等我弄明白我到底潜到哪儿了，海水却把我吐进阳光里，周围一片波光粼粼，宛若蓝色、绿色、黄色的半宝石。
就这样，我乘电梯到四楼产科病房，到护士长那儿报到。她给我一辆推鲜花的小车。我的工作就是将指定的花瓶放在指定的病房的指定的病床边。
于是我停止了划动。
还没等我将鲜花送到第一间病房，我发现许多花都耷拉着脑袋，花瓣的边缘显出焦黄色。我琢磨着对于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产妇来说，瞧见别人把一大束枯萎的花啪地扔在她的跟前，一定是非常沮丧的，所以我把小车推到大厅用餐处的盥洗池前，动手将所有已经枯萎的花朵都拣了出来。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自个儿淹死，此刻，此地。
然后我又把快要枯萎的花儿也拣了出来。
然后我发觉没有必要游到礁石那么远，因为我的身体会把这段长距离游泳当做借口，爬出水面，到阳光下去躺着，养精蓄锐，好再游回岸去。
我找不见废纸篓，只好把这些花儿扭弯了，放在深深的白色盥洗池里。池子摸上去像坟墓一般阴冷。我露出一丝笑容。他们一定也是这样在医院停尸房里停放尸体的。我的动作只是医生和护士的动作的一个小小缩影罢了。
我手脚并用，在水中划拉踢蹬。蛋形礁石似乎并不比加尔和我在海岸上眺望时近了多少。
我推开第一间病房的门，拉着小车走了进去。几个护士一骨碌跳了起来，面对着药品架和药品箱，我惶惑了。
我瞧着他慢慢游到水面深齐颈项的海区。在土黄色的沙地和靠近岸边的平伏的绿色波浪的衬托下，他的身子有一阵儿像条雪白的虫子被一分为二。然后，身子整个儿浮出了碧绿的水面，上了土黄色的沙地，消失在大海与蓝天之间或蠕动或闲荡的无数虫子中间。
“干吗？”一个护士厉声问道。我分不清这些护士，她们看起来都一个样。
加尔已经转过身，往岸边游去了。
“送花。”
你越是治疗无望，他们就会把你藏得越深。
说话的护士一手搭在我的肩上，空出的那只手娴熟地操纵推车，将我引出房外。她砰地推开隔壁房门，对我鞠一躬，请我进去。随之她就不见了。
起先，他们会希望我能得到最好的照料，往戈登大夫那样的私立医院倾注他们所有的钱财。最后，钱财耗尽，我会给转移到州立医院，跟数以百计的和我一样的人挤在地窖一只大笼子里。
我听见远处传来咯咯咯的笑声，然后有扇门砰地关上，将笑声隔断了。
他们也会日渐囊中羞涩。
房间里有六张床，每张床上有一个女人。女人们都坐着，有的打毛线，有的翻阅杂志，有的用卷发器卷头发，还有的在神聊，像是鹦鹉馆里喋喋不休的鹦鹉。
我想象妈妈、弟弟和朋友们会如何日复一日地探视我，希望我能有起色。然后，他们的探视会渐渐稀疏起来，然后他们会放弃一切希望。他们会老的。会忘掉我。
我原以为她们一定在熟睡，或者静静地躺着，脸色苍白，这样我就可以蹑手蹑脚地按花瓶胶带上用墨水写的号码将花瓶送到一张张对应的病床边，不致惹起任何麻烦。可是还没等我辨明自己所处的位置，一个活泼伶俐，长着尖三角脸的金发女人朝我招招手。
上吊失败之后，我想也许我不该自暴自弃，还是把自己交给医生算了。这时我想起了戈登大夫和他私立医院里的电击器械。一旦我被关起来，他们就可以把那东西用在我身上，没完没了。
我向她走去，将小推车留在房间中央，但她接着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我看出她是要我把车推上。
除了黄色小报以外，这些论述异常心理学的书是我唯一能读下去的东西。看这情形，似乎给我留下了一条窄窄的透光口，好让我能对我的病情有足够的了解，去以适当的方式来了结一切。
我将车滚到她的床边，脸上挂着乐于助人的微笑。
我从药店里买来几本论述异常心理学的简装书，将我的症状与书中描述的症状比较了一下，没错，我的症状与最无望的病症正相吻合。
“嘿，我的飞燕草呢？”病房的另一侧，一个肌肉松弛的大个头女人目光炯炯地扫了我一眼。
只不过我没治了。
尖脸的金发女郎弓身瞧推车上的鲜花。“我的黄玫瑰，”她说，“可是怎么跟些糟糕的蝴蝶花混在一起了？”
要是都由我来说了算，我就用我所剩无几的心智给我的身体一个伏击，不然的话我就会被困在它那愚蠢的牢笼里，五十年，神志尽失。而当人们发现我已经没了脑子——尽管妈妈守口如瓶，他们迟早会发现的——他们就会劝妈妈送我到精神病院去治疗。
紧跟在这两个女人后面，其他女人也嚷嚷起来。她们的嗓门都特别响，怒气冲冲，牢骚满腹。
这下我看出来了，我的身体擅施各样小计，譬如说在关键时刻让手绵软无力，这些伎俩总能救它脱离虎口。要是都由我来说了算的话，顷刻之间我就呜呼哀哉了。
我正想开口解释，说我将一些枯萎的飞燕草扔进了盥洗池，有些花束经我一番修整看起来太过单薄，剩下的花朵实在少得可怜，我就将几把花束拼凑在一块儿，好显得饱满些，这时，转门猛一下子被人推开，一个护士高视阔步地走进来，要瞧瞧这场骚动是怎么回事。
每次我把丝带勒紧了，便感到耳朵里嗡嗡作响，血直涌到脸上来，我的手就没劲了，手上的劲儿一松，我又没事儿了。
“听着，护士，昨晚莱利给我送的飞燕草有这么一大束呢。”
我走来走去找不着一处可以绑上丝带的地方，脖子上挂着的丝带晃来晃去，像条黄猫的尾巴，最后我心灰意懒，坐到妈妈的床边上，试着拉紧丝带。
“她把我的黄玫瑰糟蹋得不像样子。”
那是一幢老房子，早已易主；我再不认识什么人有那样的房子了。
我一边狂奔，一边解开绿色制服上的纽扣，经过盥洗池时我将制服塞了进去，跟那些枯萎的花垃圾放在一起。然后，我抄没人走的侧边楼梯，两步并一步地跑到大街上，没撞上一个人。
外祖母的宅第是按优美的十九世纪风格建筑的，房间高大宽敞，有坚实的枝形吊灯架，有高高的壁橱，壁橱门上钉着结实的横档，还有人迹罕至的阁楼，阁楼里堆满了箱子、养鹦鹉的笼子、裁缝用的人体模特，屋顶的横梁有船骨那么厚实。
“到墓园去怎么走？”
问题是我们家的天花板不对头。天花板很低，灰泥抹得平展展的，刷得雪白，瞧不见一根灯管或者一根木梁。我怀念起外祖母从前的宅第来，她把那房子卖了，先是搬来跟我们住，后来又搬去跟我小姨丽比住了。
那个穿黑色皮夹克的意大利人停下脚步，朝白色的卫理公会教堂后面的小巷深处指了指。我记得这座卫理公会教堂。在我人生最初的九年中，我曾经是一个卫理公会教徒，后来父亲过世，我们转向一位论派。
然后我四处寻找合适的地点好挂上丝带。
在妈妈成为卫理公会教徒之前，她曾是天主教徒。我的外祖父母和小姨丽比现在仍然是天主教徒。小姨丽比曾跟妈妈一起与天主教决裂，可是后来她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天主教徒，就又改回天主教。
妈妈一离家去上班，我就取下她的黄色浴衣上的丝带，在卧房琥珀色的阴影里打了个可以上下移动的活结。我费了好长时间打这个活结，因为我一向不擅打结，压根儿不会打个像样的结。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考虑我是不是也要皈依天主教。我知道天主教徒认为自杀是一项大罪。要真是这样的话，他们没准儿有办法劝说我放弃这个念头。
那天上午我试过自缢。
当然啦，我并不相信来世、童女生子、宗教裁判所这些东西，也不相信那个长了一张猴子脸的小个儿教皇的一贯正确性。但我大可不必让神父察觉这些，我只要把话题的重点放在我的罪上，然后他就会帮我悔改。
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只有一个问题，教会填不满你整个的人生，就算是天主教会也不行。不管你跪下多少次、祈祷多少遍，你仍然得一日三餐，找个工作，仍然得活下去。
我想我要游下去，一直游到筋疲力尽，回不去了。我双脚打水向前游去，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怦怦地回响，仿佛一台马力不足的引擎。
我想，或许我可以了解一下，要想成为修女要当多长时间的天主教徒。我去问我妈妈，心想她也许知道最便捷的路子。
“好，你回去吧。”
妈妈将我嘲弄了一番。“你以为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收下你这样的人吗？知道吗，你得知道《教理问答》中所有的问题和答案，还有那些信条，还得全信！就凭你那点脑子？！”
“不行了。”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
可我仍然想象我去找个波士顿神父的情景——必须得在波士顿，因为我不希望家乡的任何神父知道我有自尽的企图。神父们最爱说东家长、道西家短了。
我游了起来，样子有点像狗爬式，脸正对着礁石。加尔游慢速的自由泳。不一会儿，他把头昂起来，开始踩水。
我会穿上一袭黑衣，脸色死一般苍白，扑倒在神父脚边，说：“哦，神父，救救我吧。”
加尔拽住我的胳膊肘，把我推进海水中。当水深至腰部时，他把我往水里按。我浮了上来，拍打着海水，眼睛被咸水灼得生疼。身下的海水绿莹莹的，半透明，像一大块石英石。
这都是我从前的想法，后来人们开始用怪异的神情打量我，跟医院里的那些护士一样。
“怎么，”我说，“你是胆小鬼吗？”
我敢断定，天主教是不会收疯子当修女的。有一次，小姨丽比的丈夫讲了一个笑话，说的是女修道院送了一个修女到特莱莎那儿检查。这个修女老是听见竖琴声，还有一个声音没完没了地跟她说：“哈利路亚！”只是在进一步询问之下，她又不能肯定这声音是说“哈利路亚”呢还是“亚利桑那”。这修女出生在亚利桑那州。我想她最终被送进了某个精神病院。
“你疯啦？有一英里呢。”
我将黑面纱拉下，遮住下颌，大步走进有铸铁花装饰的大门。我想，世界上的事也真是怪诞，自从父亲葬在这座墓园，我们谁也没来扫过墓。妈妈没让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因为我们那时还只是孩子，他是在医院过世的；所以对我来说，墓园，甚至他的死，都缺乏一种真实感。
“我们游到礁石那儿去吧。”我指着礁石说。
最近以来，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要补偿这些年对父亲的忽略，想要来照管他的墓地。父亲最宠爱的就是我，既然妈妈从来没费心悼念他，由我来表达哀悼最切合不过了。
我听见身后沙地上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加尔来了。
我想，要是父亲没死，他将教给我关于昆虫的所有知识，那是他在大学教授的专业。他也会教我德语、希腊语、拉丁语——那些语言他都能驾轻就熟。也许我会成为一个路德会教徒。父亲在威斯康星州的时候曾是个路德会教徒，可是路德教派在新英格兰并不时兴，他也就背叛了路德教会，妈妈说他后来成了个尖刻的无神论者。
一阵小小的浮满垃圾的浪头——尽是些糖果纸啦，橙子皮啦，海草啦——涌过我的脚面。
墓园使我大失所望。它位于郊外的低洼处，像是一个垃圾场；当我沿着砾石小径走来走去时，老是闻到从远处盐碱滩飘来的那一潭死水的臭味。
我想，淹死准是最仁慈的一种死法，而烧死是最残酷的。巴迪·威拉德带我去看玻璃瓶里的胎儿，据他说有些长了腮。他们曾经历过一个类似鱼类的阶段。
墓园古旧的部分还不错，墓石陈旧平坦，墓碑上蒙着一层苔藓；我很快就发现父亲一定是葬在墓园的现代部分，在那儿，墓碑上镌刻的时日都是四十年代的。
不知怎么，在一望无际、不留任何阴影的正午的阳光中，海水看起来和蔼可亲，热烈地欢迎我的到来。
墓园现代部分的墓石粗糙廉价，其间点缀着几个用大理石镶边的坟墓，像个盛满烂泥的长方形浴缸，锈迹斑斑的金属容器戳在可能是死者肚脐的地方，插满了塑料花。
我向海水走去。
灰色的天际开始飘下蒙蒙细雨，我渐渐满怀沮丧。
“噢——”加尔把脸埋在浴巾里，“太冷啦。”
我到处找，却找不到父亲的坟墓。
乔蒂戏谑地轻轻推了加尔一把。
低低的、蓬松的云团掠过沼泽地和沙滩棚屋后面的大海上空，雨滴淋在我那天上午买的黑色雨衣上，雨衣的颜色显得更深了。一股阴森森、湿漉漉的凉气渗透雨衣，传到我的皮肤上。
“你也去游泳吧，加尔。”
当时我问那个女店员：“雨衣防水吗？”
我不知道在空中的哪一个分界点上，这天空愚不可及、假模假式的蓝色会变成黑色。
她回答道：“没一件雨衣能防水，防雨而已。”
似乎有一股烟正从我的神经里升腾而起，恰似从烤肉架和饱受太阳炙烤的公路上冉冉升起的那股烟气。这整个景致——沙滩、海角、大海和礁石——都在我的眼前微微颤动，仿佛舞台上的背景幕布。
我进而问她防雨是什么意思，她叫我干脆买把雨伞算了。
跟乔蒂、马克和加尔待在一起，我越来越觉得压抑，就像有块木头闷闷地压在钢琴琴弦上似的。我担心我随时可能崩溃，开始喋喋不休地唠叨，说我怎么看不进书，怎么写不了东西，说我整整一个月没合过眼却居然没有因精疲力竭倒地死掉，说我准是唯一一个做到这一点的人。
可是我带的钱不够买把雨伞。我一会儿乘公共汽车在波士顿进进出出，一会儿买花生、报纸、异常心理学书籍，一会儿又乘船到故乡去，我在纽约攒的钱几乎全花光了。
“我想游泳去。”
我已经决定，等我银行户头上的钱取光之后就动手干，于是那天上午我用最后一笔钱买了这件黑色雨衣。
乔蒂和马克两人手牵着手奔来，浑身淌着海水，像两只相亲相爱的小狗一般抖落身上的水珠。我想这儿人太多了，就站了起来，假装打了个哈欠。
这时，我瞧见了父亲的墓。
“不，在克拉克顿[3] 。他是英国人。”
父亲的墓跟另一个人的墓脑袋挨着脑袋挤在墓园里，就像在慈善病房里地方不够时人们挤住在一起一样。墓碑是有花纹的水红色大理石，像罐装鲑鱼的颜色，墓碑上只写着父亲的姓名，姓名下面是两个日子，中间隔着一个小小的破折号。
“你父亲住在波士顿附近吗？”我懒洋洋地问道。
我在墓前放上一大束沾满雨珠的杜鹃花，花是我在墓园门口花丛里采的。然后我的双腿在我身下弯了起来，人坐在湿草地上。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我父亲的猎枪。他的枪总是上满子弹的。哪一天，我只消走进他的书房，然后，”加尔用一根手指顶着他的太阳穴，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结束道，“喀哒！”他瞪圆了浅灰色的眼睛瞧着我。
随后我记起来了，我还从来没有为父亲的死哀哭过呢。
“用什么枪呢？”
妈妈也没哭过。她只是微笑着说，他去世了，这对他是一件好事，要是他活下去，准会瘸腿，一辈子都是残废，他受不了那样的生活，宁愿死也不愿过那种日子。
使用枪支似乎要冒极大的风险。
我将脸贴在大理石光滑的表面上，对着那冰凉的、带有咸味的雨，放声痛哭，哭我失去的一切。
我曾经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人们用枪自尽的报道，他们只打中一根关键的神经，成了瘫痪，或者把脸炸开了花，被外科医生或者某种奇迹救了，一下子死不了了。
我知道该怎么动手。
我失望了。男人就是这样，用枪结果自己。我简直没有摸枪的机会。即使有，我也压根儿不知道往我身上哪部分开枪。
车轮嘎吱嘎吱碾着车道开过去了，引擎声渐渐远去，声音一消失，我便一骨碌跳下床，匆匆忙忙穿上白色上衣、绿色印有花纹的裙子和黑色雨衣。由于头天淋了雨，雨衣仍然有一点儿潮，但是很快就没关系了。
加尔似乎乐了起来：“我常常想到这个问题。我会用一杆枪，来个脑袋开花。”
我走下楼，从餐桌上拿起一只浅蓝色的信封，费了好大的劲，在信封背后用一个个斗大的字潦草地写上：我去散步，要走很远的路。
我重又仰天躺着，装出一副随随便便的口气问道：“要是你想自杀的话，你会怎么干呢？”
我将信封架起，搁在妈妈一进门就能瞧见的地方。
看上去可真是乱七八糟。
然后我大声笑了起来。
我转身趴在浴巾上，眯起眼睛往另一个方向——林恩那边——望了过去。从烤肉架的炭火和炽热的公路上冉冉升腾的热气中形成一层光亮而透明的雾霭，透过这层雾霭，就像透过一层清澈的水帘，我可以分辨出汽油罐、工厂烟囱、油井架和桥梁的灰蒙蒙的空中轮廓。
我把最紧要的事给忘了。
加尔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应该没有吧。听起来老早就过时了。”
我跑上楼，将一把椅子拖到妈妈的壁橱里。然后我爬上去，伸手到最高一层架子上去取一只小巧的绿色保险箱。锁只是装装样子的，我用手就可以把箱子的金属盖拧下来，但是我想做得镇定自若、井然有序。
“你说，美国有吗啡粉吗？”
我拉开妈妈衣柜的右上抽屉，从散发幽香的爱尔兰亚麻手绢下藏匿的地方取出一只蓝色的首饰盒。我从黑色天鹅绒上取下一把小钥匙。然后我打开保险箱的锁，取出那瓶新买的药。比我希望的要多。
“吗啡粉。”
至少有五十片。
“她是要用什么去杀死他的？我忘啦。”
要是我等着妈妈一个夜晚接一个夜晚地发药给我，我得等上五十个夜晚才能凑够数。五十个夜晚之后，学院早已开学，弟弟会从德国归来，一切就太迟了。
我把头抬起来，眯起眼睛向那蔚蓝色的海面望去——海面像一只蔚蓝色的盘子，盘子边沿脏乎乎的。一块硕大的灰色礁石，圆圆的，在块石嶙峋的海岬外一英里处的水面冒出头来，活像一只鸡蛋的上半部。
我将钥匙放回首饰盒里，放在许多不值钱的链子和戒指之间，将首饰盒藏回抽屉的手绢底下，把保险箱放回到壁橱架上，然后再将椅子放回到我原先拖走它的那个位置。
“可是，重要的是那个‘行’，”加尔说，“最终她还是归结到‘行’。”
接着，我走下楼，进了厨房。我打开水龙头，用高玻璃杯给自己接了满满一杯水。我端着那杯水和那瓶药，钻进了地窖。
我之所以仍然记得这部话剧，只是因为戏里有个疯子；我读过的所有关于疯子的东西都留在脑子里了，其他一切全飞到了九霄云外。
一道昏暗的、海底幽光似的光线从地窖窗户的缝隙间透进来。在油炉后面的墙上现出一个黝黑的洞口，大约有我肩膀那么高吧。黑洞一直延伸到正房与车库之间的过道下面，接着就看不见了。地窖挖了之后，这屋子才在这秘密的、泥底的裂缝上面建了个过道。
吃完以后，乔蒂和马克手拉着手冲进大海里去，我又躺了回去，瞪眼望天，加尔则没完没了地谈论这部话剧。
几根朽烂的烧壁炉用的木材堵在黑洞口。我将木头推开一点儿。然后我将玻璃杯和药瓶挨着放在其中一根木头的平坦的表面上，开始费劲地往上爬。
我们在海滩的公共烤肉架上烤热狗。我留心观察乔蒂、马克、加尔是怎么烤的，然后居然也能将我的热狗烤得恰到火候，既没把热狗烤焦了，也没把它掉进火里去——我就担心出这样的事。然后，趁他们不注意，我把热狗埋进沙里了。
我折腾了好一会儿，试了好几次，才把自己的身体举起来塞进洞口，然后就像一个小矮人似的蜷缩在洞口的黑暗之中。
然而，在驱车往北，继而又往东的一路上，乔蒂一会儿开个玩笑，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叽叽喳喳地讲个没完，似乎毫不介意我仅以几句“哎呀”、“天哪”、“怎么会”作答。
赤裸的足下，泥土友好却冰凉。我不知道这块土地有多久没有见到天日了。
我怀疑妈妈曾给乔蒂打过电话，恳求她带我出来走走，这样我就不会拉上百叶窗整天闷坐在房间里。一开始我不肯出来，因为我想乔蒂会注意到我身上的变化，任何人只要长了眼睛就会看出我压根儿没脑子。
然后我将沉甸甸的、落满尘埃的木头一根接一根拖回，挡住洞口。沉沉的黑暗感觉像天鹅绒一样。我拿上玻璃杯和药瓶，低下脑袋，小心翼翼地匍匐着爬到最里面的那道墙下。
在隔着沼泽地与林恩[2] 遥遥相望的一片脏兮兮的沙滩上，我和加尔并肩躺在一条有橙色和绿色条纹图案的浴巾上。乔蒂和马克——乔蒂定了情的男朋友——正在游泳。加尔不想游泳，他想聊天，我们便讨论起一部话剧来。在这部话剧中，一位年轻人发觉自己染上了一种脑疾，起因是年轻人的父亲曾跟些不干不净的女人鬼混过。这位年轻人的脑子日渐软化，最后他完全失去理智，他妈妈正在跟人争论要不要把他杀了。
蜘蛛网碰上了我的脸，网上粘着柔软的蛾子。我用黑雨衣将身体紧紧裹住，雨衣就像我自己的温柔的影子。我打开药瓶，一片一片又一片，和着水很快吞下肚去。
“可她后来又说不不。”
起先没有任何动静，但是当我快要吞到瓶底的药片时，红色蓝色的光开始在我眼前闪烁不定。瓶子从我手中滑落，我躺了下去。
“没错，起先她是说不不不，可后来她又说行。”
寂静退去了，卵石、贝壳，以及我这一生所有破败的残骸都裸露出来。然后，在幻觉的边缘，寂静重又聚集，随着一阵横扫一切的潮水，将我冲入梦乡。
这真的很难说。
【注释】
据说加尔是十分聪明机智的。乔蒂在电话上说他乖巧伶俐，我会喜欢他的。我不知道要是我还是原来的我，我会不会喜欢上他。
[1] 加尔原文为Cal，与加利福尼亚的缩写一样。
“你怎么肯定她把他给杀了？”我问。
[2] 林恩：马萨诸塞州一城市，位于波士顿以北。
我的目光落在乔蒂希望我认识的这个男孩的嘴上。他嘴唇厚厚的，粉红色，浅黄色的柔顺发丝下一张孩子气的脸半遮半现。他名叫加尔[1] ，我想这一定是什么名字的缩写，但是我想不出到底是什么，除非是加利福尼亚。
[3] 克拉克顿：位于英格兰东南部，北海一港口城市。
“当然啦，他妈妈把他给杀了。”
[4] 青年女子联盟地方分会：美国一个社会团体，由上层社会有闲青年女子组成，志愿从事社会福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