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想强调——这一部影片，并不仅仅使我联想到十五六年前的那一场讨论，还使我联想到了很多，很多，很多。即使没有这一部影片的公映，我也还是打算写出些文字发表的。只不过这部影片的公映，使我打算以后写的文章提前了。
首先我要声明——我的文章，并非是为又一部美国大片所做的广告，具体关于《拯救大兵瑞恩》的评价是另一回事。人性及人道主题在该片中体现得究竟深浅，或极端或偏执，甚至，究竟有无必要从这一主题去谈论该片，则属艺术评论和接受美学的范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殊不为怪。
我联想到了如下“中国印记”的往事种种：
料想不到的，一篇谈人性及人道思考的文章，竟又引发了一场几乎和十五六年前一样的讨论。为什么是料想不到的呢？因我以为，在其后的十五六年间，许多中国人，必定和我一样，对于人性及人道原则，早已做了相应的反省——看来我估计错了。果而如此，我的“补白”，也就不算多余的话了。
我的同代人以及我的上代人上上一代人，大约都不得不承认——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是那么薄弱，根本不曾形成为什么“环节”。一切文艺及文化载体中，稍涉对人性及人道主义的反映，便会被扣上种种政治性质的罪名，遭到口诛笔伐。而作者也往往从此厄运降临。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文艺和文学的全貌，几乎没能向中国读者和我们的青少年，提供什么人性及人道主义的优良营养。与此相反，阶级斗争的哲学，上升为唯一正确的社会原则。这也是一种冰冷的理论。这一理念，一旦在青少年的头脑中被当成“真理”，当成至高的原则接受，在“文革”中冷酷地予以实践，便是符合规律的了……
人救人之人性体现，是根本排斥什么“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和辩论的。进行这种讨论和辩论的人，其思想意识肯定发生了疾病。这种疾病若不被指出是疾病，传染开来，肯定将导致全民族的冷血退化。一头象落入陷阱，许多象必围绕四周，不是看，而是个个竭尽全力，企图用鼻将同类拉出，直至牙断鼻伤而恋恋不忍散去。此兽性之本能。人性高于它，恰在于人将本能的行为靠文明的营养上升为意识的主动。倘某一理念是与此意识相反的，那么实际上也是与人性相悖的，不但冰冷，而且是丑陋的理念。人性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愿中国人再也不讨论和辩论人救人“值得不值得”这一可耻的话题。人性之光，正是在此前提之下，才是全人类心灵中最美最神圣的光耀。其美和神圣在于，你根本不必思考，只要永远肃然地、虔诚地“迷信”它的美和神圣就是了。愿当代中国人尊重全人类这一种高贵的“迷信”……
我是哈尔滨人。哈尔滨这座城市，当年也有养鸡的人家养猪的人家。故我小时候，常听到孩子们间这样的呼应声：
但，人救人，关于这样的事，根本不存在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和辩论的任何一点儿积极的意义。无论少年救老年，或反过来；无论男人救女人，或反过来；无论知识者救文盲，或反过来；无论军人救百姓，或反过来；无论士兵救长官，或反过来；甚至，无论警察救罪犯（只要后者非属罪大恶极理当枪毙），或反过来；无论受降的士兵救俘虏，或反过来……只要人救人，皆在应该获得到人性正面评价的范围以内。若不幸自己丧生，更是令人肃然的。
“杀鸡啦，快去看呀！”
让我们还回到人性的话题上来。当年的知青金训华为捞公社的一根电线杆而死，大不值得；当年的知青张勇，为救公社的一只羔羊而死，大不值得；甚至，“少年英雄”赖宁的“英勇”，依我想来，也是根本不应被一切少年们效仿的。
“杀猪啦，快去看呀！”
我敢说，在全世界，可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主张对自己的同胞“优胜劣汰”过。恰恰相反，许多国家的头脑和目光，几乎都在思考同样的问题——怎么样才能使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一部分人，得到更多些的国家性的爱护和体恤。而不是以冷冰冰的理念思维去想——要是能把他们统统“汰”掉多好！或谁叫他们“劣”来着，因而遭“汰”一百个一千个活该！
围观如看戏，饶有兴味。
日本人曾被视为“理念的动物”。依我想来，我们相当多的中国人，在这一点上正变得极像日本人。现实得每每令同胞们相互之间倍感周身发寒。十五六年间，产生了不少冷冰冰的“中国印记”的理念思维之标本。比如将“优胜劣汰”这一商业术语和竞赛原则推行到社会学科的思想领域中去。一件产品既劣，销毁便是。但视一个人为“劣”的标准由谁来定，由何而定呢？一个生存竞争能力相对较弱的人，则就该被视为一个“劣”的人吗？这种标准老板们定出来，他人自然无话可说，但是要变为国家意识是否可怕呢？接着的问题是，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究竟能采取多么高明的方式“汰”掉为数不少的“劣”的同胞呢？“汰”到国界以外去？“汰”到地球以外去？幸而我们的国家并没有听取某些人士的谏言，我们的大多数同胞也没有接受此类教诲。所以我们才有国家行为的“再就业工程”“扶贫工程”，才有民间行为的“希望工程”……
终于有一天我听到的是：
多么冷冰冰的理念质疑啊！我们可拿一些中国人目前这一种冷冰冰的理念原则究竟怎么办呢？它不但仍被奉行为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前提，而且似乎渐渐成了我们中国人面对一切现实事物的原则。
“杀人啦，快去看呀！”
据说这就是美国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据说剧本依据生活原型而创作。据说奥斯卡奖的评选已格外关注这部影片。据说它深深感动了每一个观看过它的人……我想，中国是很难产生这样的影片的。起码目前很难。牺牲那么多士兵的生命只为救另一名士兵，这值得吗？问题一被如此理念地提出，事情本身和一切艺术创作的冲动，似乎顿时变得荒唐。
“文革”前，少年们虐杀小猫小狗之事，我至少见过三四次。无“戏”可看，他们便自“导”自娱。他们后来成为“红卫兵”，其“革命”行径也就可想而知。
内容如下：“二战”时期，一位美国母亲，三个儿子都上了前线。而在同一天里，收到了两个儿子的阵亡通知书。斯时第三个儿子正在诺曼底登陆战役行动中，生死显然难料。如果第三个儿子也阵亡了，谁还能硬起心肠向那位母亲送交第三份阵亡通知书？于是此事逐级上报，迅达总统办公室。于是总统下令，组成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营救队。唯一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将那位母亲的第三个儿子活着带回美国。当然，此战斗行动那位母亲并不知道。于是营救队一路浴血奋战，个个舍生忘死地扑到了诺曼底前线，当寻找到了那名战士，一支营救队已仅剩一人。当那名战士明白了一切，他宁肯战死也绝不离开战场的恒心，又是多么地能够被人理解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有关部门曾组织各界知识分子讨论《政府工作报告草案》。我有幸应邀参加。记得在会上，我提出建议——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后边，是否可考虑加上亦进行人性及人道主义教育？
我问片名，他摇头说还不知道。说他也没看到过，是听别人将内容讲给他听的。于是扯我至路边开始讲给我听……
后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加上了。只不过概念限定为“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我极感动，亦大欣慰。
直至一个多月前，我才对印在记忆中的，靠头脑封存了十五六年之久的话题豁然想明白了些。某日与友人北影厂文学副厂长史东明相遇，他扯住我说：“晓声，有一部美国片如果上映了，你一定应该看看。”
大约是1990年或1991年，我受某大学之邀“讲座”——谈到发生在深圳的一件事——几十名打工妹，被活活烧死在一玩具厂。上了锁的铁门，阻断了她们逃生的唯一出口。讲述之际，不免动容。
十五六年前，连我也不能对那名硕士生的死做出非常自信的评价。普遍的舆论倾向和人性观点，使对它心生怀疑的人有时也不禁三缄其口，保持暧昧的沉默。
而我当时收到的一张条子上写的是——“中国人口太多了，烧死几十个和计划生育的意义是一致的，你何必显出大发慈悲的样子？！”
十五六年前那一场讨论和辩论，与今天关于“英雄流血亦流泪”的讨论是不一样的。后一种讨论并不贬低英雄的行为，批判性是针对于使英雄流泪者们的。而前一种讨论和辩论，用理念的棉团包缠了的批判性的锋芒，却是变相地针对于流血甚至舍生了的英雄们的。据我想来，今天“英雄流血亦流泪”的现象，只怕是与十五六年前那一场讨论和辩论不无关系的。
这是冰冷的理念的又一实例。
讨论和辩论发生在当代中国，是非常耐中国人寻味的。而这正是我们中国人抱怨人世变冷了的原因。
我针对这个条子，不禁言语呕呕。
我敢说，在全世界，自从“人性”二字被从人类的生活中归纳出来至今，从顽童到智叟，除了在当代中国人之间，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仿佛那么严肃认真地，煞有介事地讨论过，更没有辩论过。
结束——学生会一男一女两名学生干部拦了一辆“面的”送我回家。
而那名硕士生舍命所救的，却是与自己毫无血缘亲情，毫无爱恋关系的陌生人。依我想来，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辩论，盖基于此。倘他所救是他的老父，世人还会在他死后喋喋评说值得与不值得吗？倘他所救是他的幼弟，世人还会在他死后假设那被救的孩子长大了是否成为罪犯吗？那么，何以只因他所救的是陌生人，在他死后，值得与不值得的讨论，这样那样的假设就产生了呢？一针见血地说，这显现了人类理念意识中虚伪而又丑陋的一面。即我不愿那么做的，便是不值得那么做的；别人做了，便是别人的愚不可及。死了，也是毫无意义的死。并且，只有将这一种观点推广为理直气壮的不容置疑的观点，我的不愿，不能，才进而成为不屑于。无论什么事，一旦被人不屑于地对待，那事似乎就是蠢事了，似乎就带有美名可图的色彩了。于是，倒似乎反映出了不屑于者的理念定力和清醒。
途中，那名女学生干部说：“改革开放总要付出点儿代价。农村妹嘛，她们要挣钱，就得变成打工妹。既变成了打工妹，那就得无怨无悔地承受一切命运。没必要太同情那些因企图摆脱贫穷而付出惨重代价的人们。她们不付出代价，难道还要由别人替她们付出吗？”
但由于这一人性拷问限定在与人最亲密的血缘关系和爱恋关系之间，故无论先救哪一个，似乎又都并不引发值得不值得的思索，仅与人刹那之际的本能反应有关。在现实中，一般情况下，人总是先救离自己最近的亲人，不太会舍近救远。
文质彬彬的模样，温言款语的口吻——使人没法儿发脾气。甚至也不想与之讨论。但我当时的感受确实是——“如酷暑之际中寒”。
因为这种拷问在本质上是根本没有所谓“正确”答案的。它呈现的是人性每每陷入的两难之境，以及因此而感到的迷惘。这迷惘中包含着沮丧。
我说：“司机同志请停车，我不要他们再陪送我了。”
还没有一个男人回答得最“正确”。
待我下车后，我听三十多岁的司机对他们吼：“你们也给我滚下去，小王八蛋！还有点儿人味吗？”
当然，我们谁都知道——老父与稚子同时沉浮于波涛，或老母与爱妻同处生死倏忽之际，做儿子、做父亲、做丈夫的男人究竟先救哪一个的古老人性拷问。
如此这般的实例，我“遭遇”得太多太多，只不过由于篇幅的考虑，不能一一道来。我想，是否便是人救人“值不值得”之讨论的思想前延与后续呢？
当年我便隐隐地感到，那讨论和辩论，显然与当年的中国人，尤其青年人，尤其当年的大学生对人性的理念认识有关。翻一翻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五千余年的思想遗产，这一种讨论和辩论，即使在我们祖先中的哲人之间，似乎也是从来没涉及过的。甚至全世界的思想史中，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一话题的讨论的残迹。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救人的问题。
当年这一讨论和辩论，曾在报刊上报道过，似乎还在电视中进行过，最后不了了之。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不值得”派引起的共鸣似乎更普遍……
有朋友似乎担心，否定了他们不救的行为选择，等于在呼唤多一些人性的同时，剥夺了他们的人性的自由，异化了他们对人性更高层次的理解。于是，似乎呼唤多一些人性，动机倒变得可疑和有害了。那害处据说是——有强迫人们变成为“道德工具”之嫌。
于是当年又有另一种观点介入讨论。这另一种观点是——如果那名硕士生所救非是一位老人，而是一个儿童，也许就比较值得了吧？显然，这是一种很缺乏自信的，希望回避正面辩论，达到折中目的之观点。但这一种折中的观点，当年同样遭到了义正词严的驳斥：如果那儿童弱智呢？那儿童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吗？如果考不上，他不过是一个芸芸众生中的平庸之人。以一名硕士生的生命换一个平庸之人的生命，不是对其更宝贵的生命的白白浪费吗？即使那儿童将来考上大学了，考上的肯定会是一所名牌大学吗？肯定会接着考取到硕士学位吗？再假设，如果那儿童长大后堕落成罪犯呢？谁敢断言绝对没有这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