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回到家里，我总在想这样一个问题——皆云“钱财乃身外之物”，怎么的一来，从哪一天开始，中国人仿佛都活到了另一种境界？一种“钱财之外本无物”的境界？无物到包括爱情，包括爱心，包括生前的名，死后的身，似乎还有那么一股子禅味儿。
对于我们这一位老同志，钱和身，钱才是更重要的。而身，不过是“钱外之物”，倒不那么在乎了。尤其当自己的身成了遗体后，似乎就是旧衣服破裤子了。除了换取好名声，实际上一钱不值了，更重要的留给儿孙，一钱不值的才捐给社会——这又该是多么现实，多么冷静的一副生意人的头脑里才可能产生的“大思维”啊！
正是从那天开始，我更加敏锐地观察生活，倍感生活中的许多方面，确实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观念的“大革命”。
听罢他的“大实话”，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是很难准确形容的。只有种种心理感受之一种是自己说得清楚的——那便是心理的尴尬。好比误将一名三流喜剧演员，可笑地当成了一位悲剧大师，自作多情地暗自崇拜似的。
如果一个男人宣布自己是爱一个女人的——那么给她钱吧！“我爱你有多深，金钱代表我的心”……
他便叹口气，说出一番道理，也是一番苦衷——“不错，我是有一笔为数不少的存款。但那既是我的，实际上又不是我的。是儿孙的。现在提倡爱心，我首先爱自己的儿孙，应该是符合人之常情的吧？一位父亲，一位祖父，怎么样才算是爱自己的儿孙呢？当然就看死后能留给他们多少钱多少财产啦。其他都是白扯。根本就体现不出爱心了。所以，我现在还活着，钱已经应该看成是儿孙们的了。我究竟有多少钱，他们是一清二楚的。我死那一天，钱比他们知道的数目还多些，那就证明就等于我对他们的爱心比他们的感觉还多些。如果少了，那就证明就等于爱心也少了。我当然希望他们觉得我对他们的爱心多些好。我到处乱捐，不是在拿自己对儿孙们的爱心随意抛撒吗？我活到这岁数，早不那么傻了。再说，也等于是在侵犯儿孙们的继承权呀！至于我死后的遗体，那是没用的东西。人死万事休嘛。好比我捐过的些旧衣服破裤子，反正也不值钱了，谁爱接受了去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还能写下个生命的崇高的句号，落下个好名声，矫正人们以前对我的种种偏见。干吗不捐？捐了对我自己，对儿孙们，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嘛！我这都是大实话。大实话要分对象，当着我不信赖的人，我是绝不说这些大实话的……”
如果做父母的证明自己是爱儿女的——那么给他们钱吧！“世上只有金钱好，没钱的孩子像根草”……
我又点头。
如果哪一行哪一业要奖励哪一个人——那么给他或她奖金吧！没有奖金衬托着，奖励证书算个啥？
又问：“对我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是吧？”
人心大张着它那唯一没被封塞的一窍，呼嗒呼嗒地喘着粗气，如同美国科幻电影中宇宙异形的活卵，只吞食钱这一种东西。吞食足了，啪啦一下，卵壳破了，跃出一头狰狞邪恶的怪物……
我点头坦率回答是的。
于是我日甚一日地觉得，与人手相比，我们的张冠李戴的错误，使人心这个我们体内的“泵”，不但越来越蒙受垢辱，而且越来越声名狼藉了。越来越变得丑陋了。当然，若将丑陋客观公正地归给脑，心是又会变得非常之可爱的，如同卡通画中画的那一颗鲜红的红桃般可爱，那么脑这个家伙，却将变得丑陋了。脑的形象本就不怎么美观，用盆扣出的一块冻豆腐似的。再经指出丑陋的本质，它就更令人厌弃了不是？
就是这么样的一位老同志，去年患了癌症之后，自思生命不久将走到了尽头，一日用电话将我召了去，郑重地说是要请我代他拟一份遗嘱。大出我意料的是，遗嘱将遗体捐献给医科院，以做解剖之用。仰躺病榻之上的他，一句句交代得那么从容，口吻那么平静，表情那么庄严。这一种境界，与他一向被别人背地里诮议的言行，真真是判若两人啊！我不禁地心生敬仰，亦不禁地满腹困惑。他看出了我有困惑，便问：“听到过别人对我的许多议论是吧？”
有些错误是只能将错就错的，也没有太大纠正的必要。认真纠正起来前景反而不美妙。反正我们已只能面对一个现实——心也罢，脑也罢，我们人身体中的一部分，在经过了五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之后，居然并没有文明起来多少。从此我们将与它的丑陋共生共灭，并会渐渐没有了羞耻感。
我曾认识一位我一向敬着的老者。一生积攒下了一笔钱，有那么三四十万吧。仅有一子，已婚，当什么公司的经理，生活相当富足。可我们这位老者，却一向吝啬得出奇。正应了那句话——“瓷公鸡，铁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绝对的一毛不拔。什么“希望工程”、什么“赈灾义捐”、什么“社会道义救助”，几乎一概充聋作哑，仿佛麻木不仁。倘需捐物，则还似乎动点儿恻隐之心。旧衣服破裤子的，也就是只能当破烂儿卖的些个弃之而不惜之类，倒也肯于“无私奉献”。但一言钱，便大摇其头，准会一迭声地道：“捐不起捐不起！我自己还常觉着手头儿钱紧不够花哪！”——这说的是他离休以后。离休前，堂堂一位正局级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国家干部，出差途中买筒饮料喝，竟要求开发票，好回单位报销。报销理由是非常之充足的——不是因公出差，我才不买饮料喝哪！以为我愿意喝呀？对于我这个人，什么饮料也不如一杯清茶！……尽管是“一把手”，在单位的名声，也是可想而知的了。却有一点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根本不在乎同僚们下属们对自己如何看法。
心耶？脑耶？——也就都是一样的了……
我们中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人心十窍。意思是心之十窍，各主七情六欲。当然有一窍是主贪欲的。当然这贪欲也包括对金钱的贪。所以，老百姓常说——某某心眼儿多，某某缺心眼儿，某某白长了心眼儿死不开窍。如今一些中国人之人心，差不多只剩下一窍了。那就是主贪欲那一窍。所贪的东西，差不多也只剩下了钱，外加上色点缀着，主着其他那些七情六欲的窍，似乎全都封塞着了。所以我前面说过，这样的人心，它又怎么能比人手的感觉更细微更细腻呢？它变成在“质”的方面很粗糙，很简陋，功能很单一的一个东西，岂不是必然的吗？
冰冷的理念
我们的头脑中只剩下了关于一件事情的思想——金钱。已经拥有了大量金钱的人们的头脑，终日所想的还是金钱。尤其是金钱。他们对金钱的贪婪，比生存在贫困线上的我们的同胞们对金钱的渴望，还要强烈得多。他们对于死的恐惧，比我们普通人要深刻得多。
事实上，我是一个非常崇尚理念思维的人。依我想来，理念乃相对于激情的一种定力。当激情如烈马狂奔，如江河决堤，而理念起到及时又奏效的掣阻作用的时候，它显得那么地难能可贵，甚至显得那么地峻美。
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那一种古年代，所谓人类文化，其实只有两个内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和对死的恐惧。
我崇尚理念，恰因我属性情中人。性情中人，一般是较难本能地内敛自己对人对事的态度、立场、观点、好恶而又不露声色的。理念的定力是我身上所缺少的。这缺少每使我的言行不禁地冲动起来。一旦冲动，几乎无所顾虑，无所讳畏。四十岁以前的我，尤其如此。
人类成熟到如今，对与人的生存有关的一切方面的要求都高级了起来。唯独对自身德行的“质”的问题，一任地降低着要求的水准。这一点尤其在当代中国呈现着不可救药的大趋势。人类对于自身文化的反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似乎进行得最为彻底。我们仿佛又被拎着双腿一下子扔回到千万年以前去了。扔回到和我们的原始祖先们同一文化水准的古年代去了。
我的档案说明了这一点——当年我是知青，从连队调到团部，档案中有一条是“思想不够成熟”。而“思想”在当年，不消说是指“政治思想”。是“机关”知青了，“思想”还是一直没能成熟起来。结果从团部被“发配”到木材加工厂，档案里又多了同样的一条。上大学前，连队对我做的鉴定仍有这一条。大学毕业的鉴定中有，但措辞是善意的“希望思想早日成熟”。从北影调至童影的鉴定中一如既往地有，措辞已经颇具勉励性——“希望思想更成熟些”。
人的德行毕竟是有优劣之分的啊！关于德行的观念，纵使说法万千，也毕竟是有个“质”的问题吧？
故四十岁前的我，对“成熟”二字，几乎可以说是抱着一种对天敌般的厌憎。好比素食主义者从生理上反感荤腻大餐。至今我也不太清楚，在中国，究竟怎样的思想才算地道的“成熟”。而且，又依我想来，倘一个人，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并无时代空白地活过来，思想却一直善于与各个阶段的“主流”政治思想一拍即合，被肯定为“成熟”，分析他那思想“成熟”的过程，我们是不是不难发现那“成熟”的丑陋呢？
但是，另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乃是——人毕竟是有德行的动物啊！
但是这些都暂且不去说它了吧。
的确，心灵原本是不存在的。的确，一切与所谓心灵相关与德行有关的问题，原本是属于脑的。的确，这一种张冠李戴，是一个大错误，是人类从祖先们那时候起就糊里糊涂地搞混了的。
其实我是想向读者坦白——我这个崇尚理念思维，赞赏理念定力的人，后来竟对理念之光的瑰丽，更确切地说，是对“中国印记”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心生出了不可救药的动摇和怀疑。
但是我观察到，在中国，在今天，在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人，其实是最不在乎心灵的质量问题的。越来越不在乎自己的，也越来越不在乎他人的了。这一种不在乎，和我们人类文化中一向的很在乎，太在乎，越来越形成着鲜明的，有时甚至是相悖的对立程度的反差。人们真正在乎的，只剩下了心脏的问题，也许这因为，人们仿佛越来越明白了，心灵是莫须有的，主观臆想出来的东西。而心才是自己体内的要脏，才是自己体内的实在之物吧？
动摇和怀疑是由一件具体之事引起的。那事引起的观点争论，纷纷扬扬于十年前，也可能是十五六年前。一名大学里的在校硕士生，为救一位落水的老人，自己反倒淹死了。当然，老人是获救了，或者我的记忆有误，老人竟也没有获救。总之，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高尚的、感人的事。那名大学生的行为，似乎怎么也不至于遭到舆论否定的吧？当年却不然。较热烈的讨论首先在几所大学里展开了。后来竟由讨论而辩论。
人类的文化，中国的也罢，外国的也罢，东方的也罢，西方的也罢，一向对人的心灵问题，是非常之花力气去琢磨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心灵琢磨不透了，往往会冲口而出这样一句话——“我真想扒出你的心（或他或她的心），看看究竟是红的还是黑的！”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说过这句话，说时都不免恨恨地狠狠地。
一种我不太能料想得到的观点是——一名硕士生，为救一位老人而冒生命危险，难道是值得的吗？那老人即使获救，究竟还能再活几年呢？他对社会还能有些什么贡献呢？他不已经是一个行将寿归正寝的自然消费人了吗？这样的一位老人的生命，与植物人的生命又有什么区别呢？其生命价值，又究竟在哪一点上高过一草一石呢？而一名硕士生，他的生命价值又是多么宝贵！何况当年中国的硕士生并不像今天这么多！他也许由硕士而博士，而博士后，而教授，而专家学者，那么他对中国甚至对世界的贡献，不是简直没法预估吗？更何况他的生命还会演绎出多姿多彩的爱情哦！而那位老人的生命再延长一百年也显然是黯然无光的啊！
翻开历史一分析，心脑功能张冠李戴这一永远的错误，首先是与人类的灵魂遐想有关。也跟我们的祖先曾互相残食的记载有关。一个部落的人俘虏了另一个部落的人，于是如同猎到了猎物一样，兴高采烈围着火堆舞蹈狂欢。累了，就开始吃了。为着吃时的便当，自然地先须将同类杀死。心是人体唯一滞后于生命才“死”的东西。当一个原始人从自己同类的胸腔里扒出一颗血淋淋的心，它居然还在呼呼跳动时，我们的那一个野蛮的祖先不但觉得惊愕，同时也是有几分恐惧的。于是心被想象成了所谓“灵魂”在体内的“居室”，被认为是在心彻底停止跳动之际才逸去的。“心灵”这一个词，便是从那时朦胧产生，后经文字的确定，文化的丰富沿用至今的。
这分明是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这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当年在大学里代表了似乎绝对多数的学子们的观点。你简直不能说这一种观点不对。但正是从那时起，我感觉到了“中国印记”的理念所产生的逻辑方式的冰冷……和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