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心翼翼地在桌子前面的凳子坐下来。坐了好一会儿，医生这才说道，“公社。”
医生是个小伙子，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白大褂（比护士的白衣服要长）。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用蘸水钢笔在一张处方纸上写着什么。继芳从一架屏风后面转出来，很不方便地系着裤带。我们互相看了一眼，但没有说话。
“什么？”我问。
我说，“我是。”
医生抬起头来，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他又说，“公社。”
正东想西想的时候，妇产科的门开了，一个穿白衣服的护士探出半个身子，问，“谁是徐继芳的家属？”
突然我反应过来，这是一个问题，一个提问，并且是针对我和继芳的。我赶紧回答，“成集。”
走廊里非常阴暗，有股怪怪的消毒水的气味。一头的偏门开着，冷飕飕的风穿了进来。因为无聊，我想起来抽一袋旱烟。取下烟袋后又想，在这里抽烟是否合适？对面的椅子上坐了一个男人，正在抽烟，但看打扮是县城里的人，抽的也是纸烟。在这儿抽旱烟是否合适？其实，我的身上揣了一包大前门，在胸口焐得热乎乎的。但那是准备送给医生的，不是给自己抽的。
医生低下头去，大概是在纸上写“成集”二字。然后他又说，“大队。”这回没有抬头看我。
继芳走进妇产科接受检查的时候，我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等着。大楼里虽然也有不少人，但毕竟没有外面的多。况且大家都是来看病的，没有谁特别注意到我。于是我稍稍放松下来。
“大范。”我说。
我们被县城里的人簇拥着走进县医院的院子里，我扶继芳下了牛车。礼九在院子里等着我们，我搀着继芳进了门诊部大楼的门。
“生产队。”
继芳笑了，不再那么紧张了。
“大范一队。”
“咱闺女也是头一次进城，沾你的光啊！”
“成分。”
“嗯哪，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继芳说。
“贫农。”
礼九不愧是老把式，走南闯北的，此时处惊不乱。他旁若无人地问继芳，“继芳，头一次进城吧？”
医生第二次抬起头来，脸上总算是有了一点表情，但说不上来是什么表情。说话的句子也长了许多。“你们为什么不在村子里找一个接生婆，大老远地跑到县医院里来凑热闹？”说着用手拉了拉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
我没有答她的腔。
我赔着小心说，“不卫生。”
这时候继芳说起话来了。“哎哟喂，这么多的人，尽是瓦屋……”
医生眼睛一亮，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奇，开始研究起我的面孔来。这时候，草帽被我抓在手上，并没有戴在头上。我不禁被对方看得发虚。过了半天，医生问我说，“你念过书？”
继芳也在朝他们看，脸上的表情既害羞又有一点吃惊，远没有闺女来得安详。我还是老一套，把草帽帽檐拉得更低了。这顶草帽还真管用，越破越管用，不仅能让人认不出我，即使本来就不认识的人也无法透过它看出我的惭愧。
我说，“念过几天，高小毕业。”由于说了假话，心里更虚了。
闺女仍然走得很慢，不禁引起了围观。县城里的人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推着车跟在我们后面。孩子们管不了那么多，走过来摸牛、摸车。也难怪，他们没有见过呀。县城里的人目光烁烁地盯着牛车和上面的人，一直看向了继芳的大肚子。
医生的头又低了下去。“怪不得呢。”他说，“我要向医院的领导汇报，你们明天再来。”
当我再次睁开眼睛，牛车已经过了梦安东面的东风大桥，正走在县城的大街上。
向领导汇报？这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要在医院里生孩子吗？医院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于是我对医生说，“我们带了钱，不会欠账的，看看什么时候能……”
一阵睡意袭来，在牛车的颠动中我睡了过去。
医生打断我，“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们明天再来。”
想当年，我们一伙知青进村的时候，也是坐的这牛车，驾车的也是礼九。几男几女，挤在车厢里，背靠着行李。邵娜干脆躺在了车上。环顾四周，一片碧绿的乡野景象，邵娜看见的则是天上流过的白云吧？那是怎样的一种心情呢？邵娜说：这样真好，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她说出了大家的心声。那会儿我们不仅不觉得羞愧，反而感到无比自豪，真想让那些留在南京没走的人看见我们，看见这辆牛车。如今不免是物是人非，心境也已然不同了。
难道说，继芳肚子里的孩子有问题？看来事情只能是这样的了。情急之下，我不由得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是不是检查下来，伢子不好啊？”我问。
在村上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是因为继芳的大肚子。离开了老庄子，仍觉得难堪，则是因为这辆车了。何况我们的目的地是梦安，那可是一个大地方，因此越走我越觉得不自在。可不这样也不行呀。前往县城的班车还没有通，队上又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总不能用凉车子把继芳抬到梦安去吧？那样就更不成体统了。
医生说，“不是的，不是的，你想多了！”他显然已经很不耐烦了。“生不生？怎么生？是需要向领导汇报的，我们医生也做不了这个主！”
那闺女的确老了，车拉得奇慢无比，比人走也快不到哪里去，甚至比人走还慢。一路上，礼九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只是吓唬闺女，并没有真的抽下去。牛车既慢又摇，发出嘎吱呀嘎吱呀的声音，就像快要散架了。这样的牛和车，即使是在这穷乡僻壤也算是真正的古董了。
还真是这样，生孩子要领导批准。我虽然感到意外，但也不那么意外。这年头，什么事情不是这样呀？什么事情不需要批呀？什么事情不要托关系、走后门……虽然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和城里人打交道了，不知道现在的规矩，但生孩子需要走后门也是说得通的。
礼九套上牛车，送继芳去二十里路外的梦安县城生孩子。整个老庄子都轰动了，村上的人纷纷跑出自家的桥口看热闹，或者说是为我们送行也行。继芳挺着大肚子，背靠着车厢栏杆，满脸的幸福。我则破帽遮颜。乡亲们一直尾随我们到了小阳河堤上。
我摸出那包大前门，递给医生——差点忘记了，幸亏他的提醒。“麻烦你帮我们说说，争取一下……”
31
医生看都没看，用手将大前门往桌边一扫。玻璃板到墙壁之间已经聚了一堆香烟，看来都是来看病的人孝敬医生的。不同的是，那些都是散烟，而我送给医生的是整整的一包。
“怕他个鸟！咱知青大爷就要翻身得解放啦！”老于冲着我的背后大声地说，很明显是在挑衅。
医生挥了挥手说，“下一个！”护士应声开门出去叫人。
我赶紧起身，挑上两只扁筐，出了饭店的门。跨出门槛的时候，听见一个知青说，“肯定是王助理派来的，化装成卖菜的二哥了。”
这时我才注意到，继芳站在我身后，颇为艰难地挺着大肚子，一只手抵在腰上。我和医生说话的时候，她就一直怎么站着。继芳的脸憋得通红通红的。
老拐将信将疑，又上上下下地看了我几眼，这才拐着腿走回去了。
当天，我们没有赶回老庄子上，因为第二天还要去县医院。我找了家小旅社，用卖生姜的钱要了三张铺位。我没有和继芳住一屋，她的房间里有四张床，另外三张床上都睡了人，并且都是女人。自从我成为为国后，还是第一次和继芳分开住，难免有点不习惯。
“没有，没有，我是卖生姜的。”我用当地话说。
我和礼九住一起，我们的房间里也有四张床。一个采购员模样的人已经在里面了，开门进去的时候正呼呼大睡。礼九倒是不在意，一把年纪了，上床后竟然翻了两个跟头，也不怕碰着老胳膊老腿的。按照他的话说，这么些年在外面闯荡，从来没睡过这么好的床，甚至连旅社的门朝哪边开的都不晓得。我心里想，就当住旅社是对礼九送继芳来梦安的酬谢吧，他也就不枉此行了。
板凳声响，一个人离座，步调奇怪地走到了我前面。透过草帽的脱线处，我认出是老拐。他站在离我一尺来远的地方左看右看，还把身子弯下来，想看清我的脸。“你怎么这么面熟？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老拐说。
闺女则被拴在旅社院子里的一棵树上。临睡前礼九去墙根那儿拔了一些草，丢在它的嘴边。女服务员们纷纷从房子里跑出去看闺女，礼九进屋后她们还在看。我听见窗下有人惊喜地叫道，“牛拉屎了！牛拉屎了！”好像牛拉屎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事一样。
我极其平静地端起了面前的碗，开始喝面汤。突然意识到，老于他们的谈话也已经停顿了好一会儿。然后，老于又开腔了，“那家伙是谁？莫非是人保组的探子？”
第二天，我领继芳又去了县医院。礼九和闺女，包括那辆牛车就留在了小旅社里。由于没有牛车跟随，一路上我觉得轻松多了，也没有人围观我们。只是苦了继芳，走路的时候双手一直撑着后腰。她的两条腿似乎变细了，像鸭子似的摆着身子。不过，继芳的情绪始终很高昂，县城里的新鲜事儿真是看不完，也看不够呀。由于没人看我们了，继芳看起人家来就放肆多了。
答案随后出现了，不能算，我已经不能算是知青了。中央要解决的事也是和我毫不相干的。如今我叫范为国，再也不是罗晓飞了。我就是那个卖生姜的人，卖了钱好送媳妇去县医院里生小孩……如此一想，渐渐的我就平静下来了。甚至比听到消息以前还要平静。
到了医院，我以为又要排队挂号。出乎意料，昨天给继芳看病的那个医生已经站在大门口了。他伸着脖子，东张西望的。看见我们，马上跑了过来。医生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对我们说，“走，走，跟我走。”
这番谈话听得我心乱如麻。中央要着手解决我们知青的事了，不能让下面乱来了。“老人家”（毛主席）亲自写了信，那可是最高指示呵，谁敢违抗？就是王助理也没有这个胆呀。可是，可是……这里面似乎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我还能算是一个知青吗？中央要着手解决“我们知青”的事，是否也包括解决我的事呢？
他脸上的表情已不再那么严肃，似乎还冲我笑了笑。
只听老于咕咚咕咚几声喝了两口茶。他说，“信上不是说了吗？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也就是说，我们知青的事中央要着手解决了，不能让下面乱来了！”
年轻医生没有领我们去妇产科，而是上了门诊部的三楼，在一扇钉着“会议室”牌子的门前停了下来。我不免有点疑惑，未及细想，就被年轻医生推了进去。
我想起来了，说话的人是李秦淮，他的外号叫老拐。因为小时候得过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这家伙在知青中以精明著称，但按老于的话说，那是小聪明。这时候老拐问老于，“有什么意义？”
只见一张长条大桌子，有六七张吃饭的桌子拼起来那么大，四周放满了靠背椅。桌面上则蒙着一块蓝布，上面放了一溜带盖子的白搪瓷茶杯，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直晃眼睛。房间的窗户显得异常宽大，就像前面没砌墙似的。外面就是半空以及几根稀疏的树梢。虽然离窗口还远，我却觉得随时都可能掉下去。我心里暗想，这不过才是三楼。到底是离开南京太久了，对楼房已经不习惯了。
老于说，“老拐，你真是鼠目寸光，光盯着那三百块。三百块钱事小，这封信的意义重大呵！”
这时候一阵风吹了进来，将整幅窗帘吹得呼啦啦直响。我又想，这得用多少布票呀？包括桌子上的那块布。得用多少布票多少布？能做多少身衣服了。一面这么想，我一面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已经完全是个农民了。我自然无法顾及继芳，想来她的惊讶更甚于我。
又一个声音说，“三百块钱，够我们苦年把两年的了。”
桌子背窗的那面，坐了五六个人。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看来是医生。居中的那人则是便服，穿着一件中山装，梳了一个大背头，看样子就气度不凡。果然，年轻医生一进来就喊“李书记”。
老于，“老人家不仅回了信，还随信寄了三百块钱，说是‘聊补无米之炊’，这是原话。”
“李书记，人来了。”年轻医生说，也没有介绍我们。他拉开两把椅子，让我和继芳在桌子的对面坐了下来。
另一个声音说，“他这也是为了自己的儿子，没有办法的办法。”
李书记清了清嗓子，说道，“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们经过研究，如果你们要在医院里生孩子，就必须施行剖宫产。”
我背对知青那桌而坐，地上放着扁担和空筐子，边吃面条边竖起了耳朵。只听老于（声音）说，“那李庆霖胆大包天，竟然给老人家写了一封信，他这一把算是赌对了。”
“剖宫产？”我说，有点发蒙，一时想不起来这话的确切意思。
我将面条端到离他们很远的一张桌子上，低头吃起来。吃了两口，猛然意识到，我坐的桌子就是当年三号勤务员坐的桌子。当时那条大黄狗就卧在桌子下面，眼巴巴地看着主人。而此刻桌肚下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只苍蝇绕着我的脚脖子在飞。
“就是动手术，从肚子里把孩子拿出来。”李书记说。
走进工农饭店，果然不出所料，一帮知青已经在那里了。仍然是拼了桌子，沿桌边坐了一圈，烟雾腾腾的，瓜子皮乱飞。情形和一年多以前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只是季节。那会儿大家都穿着大棉袄，此刻则一概单衣单褂，有的只穿着汗衫，脚上趿拉着拖鞋。我本能地将草帽往下面拉了拉，去窗口买了面条菲子，然后从相邻的窗口里端出一碗面条。
“这，这是为啥……”
刚才买生姜的就有一个文化馆的老赵，是个老右派，也是从南京下来的。以前，在成集街上碰见老赵，离很远他就会向我打招呼。他不是也没有认出我来吗？这种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感觉有点奇怪，就像他在明处，你在暗处，或者他在演戏，你在看戏。买完生姜老赵就走了，我还没能仔细体味一番呢。总之这会儿我很怕碰见熟人，又的确想碰见什么人，心情有点兴奋和复杂了。
李书记打断我，说，“并且剖宫产的时候不打麻药。”
当街上的人围拢过来，不一会儿我的生姜就卖完了。这时候我有两个选择：一是饿着肚子走十里路回老庄子上；二是去工农饭店里吃一碗面。也是很久没有出门了，加上生姜卖得很顺利，心里高兴，于是我就挑着空担子向土街里面走去。自然很怕碰见熟人，尤其是其他大队的知青和人保组的人。但我转念一想，就算是真的碰见了，人家也不一定就能认出我呵。
这回我总算是明白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李书记停顿了片刻，大概是在看我的反应。然后他说，“我们打算施行针刺麻醉，就是用针灸的方式进行麻醉。你们放心，技术上非常成熟，我们的人专门去南京军区总医院里学习过。”
买我生姜的没有农民，都是成集街上的人。这就对了。要是农民，生姜这么贵也的确买不起，就算买得起也不知道怎么吃。街上的人毕竟有钱多了，嘴巴也刁，知道尝鲜。卖姜就要卖给这样的人。
我小心翼翼地问，“有人做过吗？”
他啰里啰嗦的，一副很不甘心的样子，在生姜前面蹲了很久。这样更好，又一些人围了过来。
李书记一拍桌子。“问题就在这里！”他说，“梦安没有人做过，但南京、上海，全国做的人多了去了！也是县城里的人思想觉悟不高，不要说是剖宫产，就是自然分娩动个剪子什么的也要求打麻药。因此，这种体现了无产阶级医疗战线胜利成果的技术始终没有用武之地，你们是贫下中农……”
“便宜点。”那人说着就去摸腰包了，我就更不可能降价了。“要不是我家属喜欢吃泡菜，买点个嫩姜撂在坛子里泡泡，这么贵我就不买了……”
我脱口而出，“那我们也要求自然分娩，要求打麻药。”
“生姜哪能洗？早上刚起的，怎能不带泥！”
李书记突然就动了气。他“呸”的一声吐出一口痰，大声说道，“要自然分娩你们回村子上找接生婆去，来这里干什么！”
“这泥都没有洗掉，占多少分量呵！”
李书记用鞋底在桌子下面擦着痰，口气稍稍缓和。“我劝你们再认真地考虑一下，如果同意手术，费用我们医院全免了，每天还有补助。再说了，剖宫产明天就可以进行，自然分娩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呢！这当口队上的农活忙吧？你在这里陪着媳妇也不是个事情，耽误挣工分。再说了，你们多住一天旅社就要多花一天的钱。”
“三角五一斤，少了不卖。”
的确说得句句在理，这孩子不是说生就能生的。这次检查以后我们还得赶回老庄子上，等继芳快生的时候再来。也不知道到底哪天生？要住多少天的旅社？不说住店上医院的钱，就是礼九送我们也得来回好几趟，人情大了也欠不起呀。但如果说，要平白无故地在继芳的肚子上划上一刀，我觉得还是没法接受。看来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回老庄子上找接生婆了，找为巧他妈。和老庄子上的人打交道，不仅是我的命，看来也是继芳的肚子里我孩子的命，是无法抗拒的。
快到中午的时候，总算有一个人蹲下身来，伸手在筐子里翻动生姜，一面用指甲掐着。“便宜点。”那人说。
想到这里，再多说也无益了。我站起来去搀继芳，对她说，“我们走。”
我已经拿定了主意，价钱坚决不降，哪怕再挑回老庄子。卖东西其实和别的事一样，万事开头难，只要有一个人买了，下面就好办了。
继芳赖着不动。她说，“能省钱呢。”看我的目光里充满了乞求。
只要站着的人不蹲下来，就不是成心想买。他们不过是被这独一无二份的生姜吸引了，看着新鲜晃眼，随口问问。我也懒得多说，沉默是金。
见她这样，我就更不能让她的肚子上挨刀了。“你不懂。”我说，“剖宫产是要划开肚子的，能看见里面的肠子！”
“这可是嫩生姜，早上才挖的，不比老生姜。”
“划就划嘛，我又没有那么金贵。”
“这么贵？二斤顶一斤肉的价钱了！”
继芳还是不肯动。她的身子那么沉，我一时半会儿也拉她不起。
“三角五一斤。”
这时，李书记又开口了。“还是女贫下中农的觉悟高。”他说，“再说了，剖宫产对男同志好啊，孩子不从下面走。”
“生姜怎么卖？”
我注意到，那几个呆若木鸡的医生互相看了看，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
成集街依然是成集街，这集也依然是集。只是以前赶集，我在土街上挤来挤去的看热闹，这次却蹲在街边卖东西，视野自然不同。以前我看见的是满街的人头，这会儿看见的是无数只脚。穿什么鞋子的都有，老头鞋、懒汉鞋、解放鞋、草鞋、绣花鞋、人字拖，也有光脚丫子的。无数的脚杆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有的站住了，一个声音便自上而下地问我生姜的价钱。
32
到了集上，我卸下担子，将两只扁筐里的生姜合并到一只扁筐里。实筐子往空筐子里一套，扁担往地上一横，我往上面一坐，就开始卖生姜了。草帽檐儿自然拉得低低的，眼睛从脱线的地方向外看。
我终究没有拗得过继芳，最后我们同意在县医院里做剖宫产。当时继芳就被送进了病房里。我则回了小旅社，打发礼九先回老庄子。后者驾着牛车，哐里哐啷地出了旅社院子的门。我嘱咐礼九一个月以后再来，接我和继芳，还有伢子。自然我没有提剖宫产以及针刺麻醉的事。礼九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孩子，因此多说无益，说了也是白说。
我已经有一年多没有离开过老庄子了，甚至没有离开过兄弟俩家的园子。那次去大队部看演出除外，那也是在晚上，况且也没有走这么远。因此除了很久没有挑担子，肩膀磨得有点疼，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礼九走后，我再次返回了县医院，找到了继芳的病房。继芳已经洗过澡了，换上了病号服。整个人焕然一新，甚至神采奕奕。继芳变漂亮了。一帮护士正围着她，又是量血压又是做记录。病房里四壁雪白，床单雪白，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开启以后，更是白得不可思议。
天还没有亮，一路上只闻狗叫，不见人影。快到成集的时候，路上才看见了一些行人，和我一样，也都是去成集街上赶集的。没有看见大范大队的人——他们被我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时候太阳出来了，照着前面的担子黄灿灿的，那是我的生姜。我回头一看，后面的担子也黄灿灿的，依然是我的生姜。
只有一张病床，继芳半躺在上面，盖着雪白的被子，正在吃一只削好的苹果。绕成一圈一圈的苹果皮还放在床头柜上呢。显然那苹果不是继芳自己削的。别说是苹果皮，就是苹果，在此之前继芳也没有见过，更不用说吃了。站在这个富态的孕妇面前，我不免有点自惭形秽。这种感觉自打我们在一起以后还是第一次。后来我意识到，让我感到惭愧的不是继芳，而是这间病房。这样的地方，让人心里面多少踏实了一些。
一大早，我就将生姜从地里起了出来，抖掉上面的泥，装进了扁筐里。然后，戴上为好的草帽，换上为国的衣服，就挑上担子出了桥口。脚下也换上了为国的解放鞋。这身行头我一直保存着，衣裤上面缀满了补丁，就像铠甲一般，套在身上让我觉得非常安全。
那个年轻的医生走过来，告诉我说，这是一间单人病房，没有其他病人。晚上我可以在这儿过夜。说完，他就带着一帮如花似玉的护士出去了。
七月下旬的一天，我真的去成集街上卖生姜了。之所以没让别人去卖，是怕他们不懂行，卖不出一个好价钱。
我在继芳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整整一夜，没有睡着。继芳让我上床来睡，我死活不肯。后来她也不再勉强了。
30
继芳也没有睡着，而是和我说了整整一夜的话。她如此兴奋，我想不是因为明天的手术，而是因为这张床。躺在这样的一张与凉车子天壤之别的床上，她又怎么可能睡得着呢？继芳说，“我们总算来对了，来巧了，不花钱，还有的吃，有的住，有的看。”
“你的伢子随你。”继芳说。
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她目中所见都是不曾见识过的吗？也是，此行除了生孩子继芳见识过，其他的她都不曾见识过。就是生孩子继芳也没有见过剖宫产呀。
“种起来那还不容易？”
第二天，继芳被推进了手术室。我被获准在一边看继芳生孩子。这并不是我主动要求的，这点常识我还是懂的。就是老庄子上的人生孩子也很忌讳有男人在旁边，说是很晦气。是那个年轻的医生问我，“要不要看你老婆生孩子？”
“生姜还没有种呢。”
我说，“这不好吧？”
“早卖卖的是嫩姜，反而比卖老姜来钱。”
年轻医生说，“要是你想看，我就去和领导说。”
“哪有这么早卖生姜的？”
没想到，领导马上就批准了。事后我才反应过来，八成是医院方面怕出事，想让我现场做个见证。大概还有责任自负的意思。
“卖了生姜就有钱了。”我说，“我算过了，你是八月临盆，七月，我们就把生姜给卖了。”
于是我也进了产房。一个护士搬来一把椅子，让我在离手术床两米多远的地方坐着别动。然后，就再也没有人理我了。
“没有上医院的钱呢。”
手术床上，继芳脱得一丝不挂，当然下身是用床单盖着的。继芳的胸前竖立着一个支架，上面也担着床单——大概是怕继芳看见自己的肚子。此刻，那肚子高耸在床上，好大呀，大得异乎寻常，就像那床上只有一个肚子，继芳整个人就是那个肚子。不仅大，而且饱满，上面一丝皱纹都没有，肚脐眼几乎看不见了。
“不行，这回我们一定要去县医院里生！”
一帮医生、护士围绕着继芳，一概都穿着白大褂，还戴了白帽子和白口罩。一个医生（也许是护士）拿出了针灸用的针，我吓了一跳，那针和当年邵娜练习扎针用的针完全不同。邵娜的针最长也不过半尺，医生手上的针竟然有一两尺长。像头发那么细，拿在手上由于自身的重量弯成了一道弧，银光熠熠直闪。我觉得医生的手上就像拿着光线。
继芳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他爹，快些个，还有一半树苗子没栽呢。”她说。
医生在继芳的光腿和肚子上涂上碘酒，然后将那根针刺进去。涂了碘酒的肚子又黄又亮，就像是透明的。银针在薄如白纸的皮肤下面移动，皮肤被顶起，针尖退回去，再次向前挺进。控制那针的是医生的两根白净的手指头。我真担心继芳的肚皮会被刺穿，针尖冒出来，但是没有。直到那针一直没入继芳的体内，肚子上只挂着一截针柄，医生这才住手。
这是什么话呵。我瞪大了眼睛看继芳，看了好一会儿，一时间心情变得异常复杂。
继芳的肚子和腿上大概扎了有七八针，七八截针柄从不同的方向垂挂下来。
“我又没那么金贵，你没听人家说过，农村人生伢子就像母鸡下个蛋？”
其间李书记和一个梳着小分头的人进来了一趟。李书记绕着手术床走了一圈，在主刀医生的肩膀上拍了拍，大概是鼓励的意思。然后他吐了一口痰，抬起脚来擦了擦，就出去了。小分头留了下来，从脖子上取下一部照相机，开始调焦距。
我说，“那样不卫生。”
一个护士坐在继芳的头后面，用手按摩着继芳的太阳穴。手术过程中，她始终轻声慢语地和继芳说着话儿。继芳的回答也一如往常。
看得出来，继芳的心思有些活动了。但嘴上却说，“人家会笑话的，我又不是没生过伢子，正月子就是为巧他妈接应的，村上的伢子都是他妈接应的。”
护士，“家里有几口人啊？”
“那就去县城的医院里生。”
继芳，“三口，还有一个男伢子。”
“想。”她说，声音很小。
“马上你们就又有一个伢子了。”
我说，“你不想去县城里看看？”
“那就是四口子。”
继芳龇牙一笑，说，“费那么大的事，划不来，我们在家生。”
说完，两个人笑了起来。
“这回，咱们去县里的医院里生孩子，你说好不好？”
继芳又说，“要是算上他大伯一家，我们家就有九口子。”
“没事去那儿干啥呀？”
“哪九口子？说出来听听。”
“想不想去呀？”
“我们两口子，加上两个伢子是四口。”继芳边说边算账，“他大伯和他大娘，他们家有三个女伢子，是五口，统共是九口子。”
“没。”继芳说，似乎有一点害羞。
护士夸奖继芳，“你头脑很清楚呀，肚子疼不疼？”
这时候起了一阵风，把继芳的大襟棉袄吹得紧贴着身子，她的腰身完全显露出来了。继芳吐着唾沫，大概是有土吹进了嘴巴里。看继芳别着头，因躲避风三角头巾被风吹得飘起来的样子，我不禁有些心疼。“继芳，没去过梦安吧？”我问。
“不疼。”继芳说。
自从上次看演出见过邵娜，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了。但我们之间的联系已经恢复了。每次都是继芳去找邵娜，托她去梦安的时候帮我们捎点东西。继芳和邵娜相处得不错，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也在我的意料之中。继芳似乎在故意把我和邵娜拉近，而邵娜似乎碍于继芳的情分，故意不再和我接触。真不知道她俩在搞什么名堂。当然了，我也没有机会或者说是愿望走出园子。
这时候，继芳的肚子上已是一片血肉模糊。手术器械落在盘子里叮当作响，纱布一团一团地塞了进去。我只觉得头晕目眩，几乎要从椅子上摔下去了。好在这是一把靠背椅，不是老庄子上的长板凳，否则就真的坐不住了。由于有支架遮挡，这恐怖的一幕继芳是看不见的，否则的话她肯定会吓昏过去。
“没关系，我写下来，你交给邵娜就是了。”
小分头似乎来了精神，举着照相机，前后左右地拍着照片。他蹿高伏低，变换着各种不同角度，闪光灯频频闪起。“笑一笑，用劲笑一笑。”小分头说。炮筒似的长镜头对着继芳苍白的大扁脸。
“我说不清楚，还是你自己跟她说吧。”
继芳偏过头来，使劲地龇牙，整个牙龈都暴露出来了。牙花毕露，真是惨不忍睹呵。小分头说，“好好，就这样，别动！”然后闪光灯又是一闪，连着闪了好几下。只听“哇”的一声，孩子被从肚子里取出来了。浑身粘满黏液，血迹斑斑，像只剥了皮的小猫似的，被人提溜着双腿。难道说，这就是我的孩子吗？震惊加上沮丧，我觉得自己昏了过去。
“品种不行，饲养方法也成问题。”我说，“回头你跟邵娜说一声，让她帮咱们搞点新品种，还有养鸡、养猪方面的书。”
我昏过去大概有几秒钟，并没有人察觉。即使有人察觉，也不会有人过来抢救我的，他们有更要紧的事要做。凭借自己的力量，我醒了过来，眼前的景象仍然如同一个噩梦，孩子哭，闪光灯闪，血光一片，白衣飘飘。手术床上的大肚子不见了，继芳的笑容僵住了。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要抽袋烟，比任何时候都想，完全的急不可待。于是我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那把椅子，拉开手术室的门走了出去。
“这鸡不是养着吗？”
我下了楼梯，穿过一楼的走廊，推开尽头的那扇小门，终于来到了外面。抖抖呵呵地解下烟袋，抖抖呵呵地装烟、点上，抖抖呵呵地抽上了。一口烟下肚，我这才镇定下来。
我安慰继芳说，“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今年咱们多种点生姜就有现钱了。年前卖辣椒，不是得了一些钱吗？如今的生姜行情看好，我已经打听过了。这泡桐也长得快，三五年就成材了，我们还要养猪、养鸡……”
透过医院围墙上的花窗，前面的县城大街上阳光灿烂，飞扬的尘土中自行车的钢圈闪闪烁烁。这个陈旧不堪的世界此刻在我的眼睛里是那样的新鲜欲滴，以致隔膜。我在想，我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道理继芳自然是明白的，但她信任我，或者说是由着我。但每次提起钱的事情来，还是会面露忧虑之色，这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33
这倒是。我改造园子、增加产出的计划目前还没有什么收益，不仅没有挣到钱，反倒贴进去不少。贴进去的那些钱，按照老庄子上人的说法，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家里养了几只鸡，下的蛋舍不得吃，赶集的时候拿到成集街上去卖，换一点油盐钱。那个“油”可是点灯的油，不是炒菜的油。平时炒菜根本就不放油，也基本上没菜可炒呵。老庄子上人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这么对付的，除了点灯和吃盐巴就可以不花现钱了，也没有现钱可花。这不免是一种恶性循环，日子于是越过越穷，越穷就越是不思改变。我的想法是打破这一格局，将那点可怜的现钱用于扩大再生产。如此一来，我们家的日子就比村上其他人家还要穷了。
是个男孩儿，继芳异常高兴。对她来说，生男生女是不一样的。她高兴也是为我高兴呀。继芳说，“我们总算是来对了地方，这一刀划得值得，一划就是一个大胖小子！”
“家里什么时候有过钱呢？”
似乎如果是为巧他妈接生、不是剖宫产的话就会是个女孩儿。这种时候，道理对继芳是说不通的，她也听不进去。
继芳不说话了。我看了她一眼，说，“是不是家里没钱了？”
医院方面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医药费全免了，病房给我们当旅社住。李书记让人送来了一张行军床，支在继芳的病床旁边，晚上我就睡在上面，不必在椅子上过夜了。
“不要也得给呀，不然下次怎么让人家帮忙呢？”
护士们出份子，买了一个木马摇篮，摇篮的前面有一个木头做的马头。夜里，继芳只要伸出手，抓住马耳朵就能摇摇篮了。我们的儿子花团锦簇地睡在摇篮里，那一身的行头，从小衣服、小被子、小鞋子到尿布都是护士们送的。年轻医生拿过来一只半旧的煤油炉，告诉我可以在走廊里做饭。至于锅碗瓢盆油盐大米也都是医院里的人送来的。
“她不要。”
大概是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继芳坐在床上，脑袋上包了一块青布，衣襟大敞，正在给孩子喂奶。病房的门开了，一伙人拥了进来。除了李书记还有一个穿中山装的人，派头似乎比李书记更大。当时我正蹲在地上洗尿布，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李书记大声地喊着我的名字，“范为国，卢书记看你们来了！”
“树苗钱给邵娜了？”我问。
他指着继芳对卢书记说，“这是产妇。”又指了指我，“这是她男人范为国。”
我挖坑，继芳分树苗。我填土，继芳扶住树。我去河边拎水准备浇树时，继芳就用鞋底将暄土踩踩实。我俩配合得很默契，栽树的进度也很快。边干活我边和继芳说着家常话。
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握住卢书记伸过来的手。对方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照顾产妇辛苦，也要注意身体呀！”
看继芳累得气喘吁吁的，我没有责备她。接过树苗，我将它们扛到园子南边的小河边上，然后开始挖树洞。继芳也没有回屋子里歇着，我栽树的时候她就在旁边帮忙。二闺女、三闺女见有继芳帮我，就带着正月子跑到一边玩去了。如今，干活的新鲜劲儿已经过去，闺女们帮我基本上是迫于我在她们中树立的威信，能偷懒自然是要偷懒的了。
我想说，是洗尿布洗的，但又觉得不合适。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这天，继芳上工后不久就回来了。她的肩膀上扛着一捆树苗。离得很远，我就认出了是泡桐。虽然当地没有泡桐，但有关的书我已经研究过很多遍了。
随即，卢书记提高了音量，大声说道，“你们辛苦啦！为人民立了新功！为梦安县贫下中农争了光！”
我改造园子的计划仍在进行中，甚至比以前更加紧迫了。这都是因为孩子即将出生，那可是我的孩子，得努力为他创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此刻是冬天，我的主要任务是植树。按照计划，家前屋后我大概栽了一两百棵树。别看它们现在光秃秃的，像根棍子似的戳在那儿，在我的眼睛里，园子里已是枝叶繁茂，一派郁郁葱葱——这一美好前景是可以想见的。
这话是对我和继芳说的，但又不像是对我们说的。卢书记环顾四周，我想回答点什么，又觉得人微言轻，没有必要。
继芳的肚子已经明显地显了出来。按我的意思，她就别去生产队上劳动了，保胎要紧。可家里总得有人挣工分呀，况且孩子马上就要出生，添人进口的，总不能坐吃山空。好在现在是农闲时节，队上也没有什么要紧的活儿，礼贵非常照顾继芳，每天点完卯，她就可以回家歇着。可继芳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就算是在家也不可能躺在床上睡觉，总得找点事情干干。
随后卢书记接过随行人员递过来的一束鲜花，放在继芳的被子上。同时放下的还有一个大红包。“这是县党委、县革委给你们的奖励。”卢书记说，“我代表梦安县委各级机关向你们表示感谢！”
29
“谢谢，谢谢……”我说。再看那红包，已经不见了，被继芳塞到枕头下面去了。为抓那个红包，继芳差点没把那束花碰下床去。真是丢死人了。
“泡桐树苗，就是焦裕禄在兰考种的那种树。”说完，我就走了，再也没有遗憾了。要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李书记也是一挥手，跟随的医生递过来一些奶粉、麦乳精、水果罐头之类的营养品。李书记亲自将它们放在床头柜上，码放整齐。“这是我们医院的一点心意，感谢贫下中农的支持！”他说。
“什么树苗？”
“谢谢，谢谢……”我说。
“要是你们去梦安演出，帮我去县林场问一下，看能不能买到泡桐树苗。”
好在罐头之类的东西体积很大，继芳没法把它们藏起来。
“要是在公社上被选上就去。”邵娜回答。
卢书记说，“咱们拍张照片做个纪念吧。”
我走出几步，想着邵娜仍然站在那里，就回过头去看了一眼。她果然待在原地，正在朝我看呢。于是我又走了回来，问邵娜说，“你们是不是要去梦安演出？”
在手术室里见过的那个小分头钻了出来，手上拿着照相机。一帮人四散开来，奔继芳的病床而去，在床头两侧寻找着位置。继芳用手拍了拍被子，对卢书记说，“坐，坐，书记坐。”
这次她没有阻拦我，只是说，“记住啊，有什么事情要帮忙，说一声。”
卢书记当仁不让，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身体还朝继芳那边偏了偏。小分头走过去，捡起那束花，塞给继芳，让她抱着。突然卢书记想起了什么，说，“孩子的爸爸呢？”
我对邵娜说，“我真的要走了。”
我说，“我在呢。”
大队部房子的前面，仁军正扛着大许跌跌撞撞地兜着圈子。仁军边跑边喊，“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庆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上面，大许高举着一只手电筒，嘴巴里塞着一把口琴，吹得呜啦直响。他还得扶着仁军的头，免得自己摔下来。不过效果倒是奇好，观看节目的大人、孩子都跟着仁军拼命地大叫，“人造卫星！人造卫星！……”叫喊声把大许的口琴声彻底盖住了。
卢书记招招手，让我过去，站在他的边上。一阵忙乱之中，小分头硬是从枕头下面抽出了那只大红包。继芳的视线始终盯着红包，直到小分头把它交到了我手上。小分头让我将红包举到胸前。布置完毕，他这才退了回去，低头开始调整光圈、焦距。
汽灯重新点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和邵娜靠得很近，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已经到了我边上。我赶紧向后退了一步。
“大家跟着我说，茄——子。” 小分头说。
原来是这样呀。
所有的人异口同声，“茄——子。”
邵娜回答，“小伎俩，用一块红布包着手电筒。”
只见闪光灯哗啦一闪，小分头按下了快门。与此同时，孩子哭了起来。小分头说，“坏了，坏了，小孩没照上。”
我问邵娜，“大许这家伙是怎么弄的？”
原来小家伙被继芳捧在胸前的花束挡住了。要不是他及时啼哭，就被小分头忘记了，忘记还有孩子这回事了。
突然我就明白了，这仍然是在表演节目，想必又是大许玩的花样。但我还是觉得奇怪。
“再来一张，再来一张。”小分头说着再次奔到床前，调整鲜花摆放的位置。
“是我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预备，茄——子。”小分头再次说道。
“人造卫星？”
“茄——子。”所有的人都跟着他说，除了啼哭不止的孩子。
“人造卫星。”邵娜说。
闪光灯又一次闪起，一张完美无瑕的照片于是就完成了。
“那是什么？”我问。
然后，这帮人像一阵风似的卷出了病房，水泥地上留下若干鞋印和几块痰迹。门关上以后，继芳向我要过红包，打开来，开始数钱。
这回，我肯定是要走了。正当我抬起脚来，转身要走的时候，眼前突然就黑了下来，简直是漆黑一团。邵娜的白脸也暗了下去，一瞬间后缩了，退得很远很远。原来是大队部园子里的汽灯熄灭了。黑暗之中，嘈杂的人声像潮水一样地灌进耳朵里。我正琢磨着是怎么回事儿的时候，悠扬的口琴声响了起来，吹的是《东方红》。与此同时，园子上方的半空中出现了一点红光，像鬼火似的飘飘忽忽。
她数了一遍又一遍，怎么也数不清楚。是没有学过算术？还是钱太多了，数不过来了？或者是太激动了。
“我们。”邵娜轻轻地重复道。
我拿了一把水果刀，开始撬橘子罐头。撬开后，用一把不锈钢的勺子，将玻璃瓶里的糖水橘子瓣儿舀出来喂给继芳。后者张开大嘴，非常配合。我问继芳，“好吃吗？”
“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要帮忙。”
她回答，“甜。”
真让我无言以对。正想着是不是真的应该走了，听见邵娜说，“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就说一声。”
这个“甜”字不完全指橘子，我想还指我们遭遇的一切。从亮如白昼的病房到白胖小子，到大红的红包，到花花绿绿的钞票，以及闪亮透明的罐头瓶，以及水果刀和不锈钢的勺子。所有的这些对继芳来说都是见所未见的，对我而言则是一个遥远的回忆，旧梦重温了。
“你过得好，我就放心了。”
继芳问我，“他们干吗要喊茄子？莫不是城里人生伢子要吃茄子？”
我说，“好又怎么样？不好又怎么样？”
“不是的。”我说，“说茄子的时候牙就龇出来了，拍出来的照片好看。”
既然如此，我还是走了吧。看见我犹豫不决的样子，邵娜又说，“就是问你好不好？”
继芳“哦”了一声，算是明白了。她说，“城里人真有意思。”
“其实也没有什么话。”邵娜说。
这时候，我们的儿子又哭闹起来。继芳解开衣服，将一边的乳头塞进他的小嘴里。哭声立止。看着这个毫无特征的孩子，我真担心有一天会把他弄丢了。我对继芳说，“继芳，咱们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我一个激灵，这名字已经很久没人叫过了。邵娜竟然叫得那么自然，过于自然了，就像我天生就是罗晓飞一样。我不由得站了下来，问对方，“你有什么话？”
继芳眼睛微眯，享受着孩子的吮吸。“按辈分是个仁，叫个范仁什么的。”她说。
当我再次抬头的时候，发现一个人站在我前面。我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原来是邵娜。她仍然化着妆，一张大白脸朝向园子的方向，被描画过的眉眼尤其突出。邵娜眼波闪动，正在看我。我连忙收起旱烟袋，转身准备离开。邵娜上前一步说，“晓飞，你别走，我有话要说。”
我没有搭腔。继芳又说，“要是你不乐意，就让他姓罗。”
村道上面连条狗都没有，更不用说人了。而我的身后，演出仍在继续。我发现，蹲在这里听比直接用眼睛看要有趣多了。那乐声、人声和演唱已融为一体，就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但其实就在旁边。我低着头，听着身后的演出，只是在想抽烟的时候抬起头来，抽上一口。
我只是想着给孩子起个名字，并没有想要姓什么，更没有想到辈分什么的。可继芳既然说了，我就不得不想。但一想之后，结论那还不是肯定的吗？我对继芳说，“孩子还得姓范。”继芳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身后鼓乐齐鸣，小铴锣敲得当当的，二胡拉得叽里哇啦。在观众的一片喝彩声中我来到了前面的村道上。眼前的田地里一片漆黑，只是路边的小河里偶尔会闪过一丝波光。突然我觉得疲惫极了，想休息一会儿再走。于是就找了一丛条柳，在旁边蹲下，取下了腰上的旱烟袋。
“那叫个啥名呢？”她问。
继芳没有挽留我，也没有和我一起走，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既感到轻松，又有一点失望。然后我就挤出了人群，出了大队部园子的桥口。
我不禁想起，为了来县医院生这孩子，我拼命地种生姜、卖生姜，怀揣着卖生姜的钱，这才心里踏实地前往梦安。虽然，后来那卖姜的钱也没有用上，但这番辛苦和心思还是值得纪念的。于是我说，“就叫生姜怎么样？范仁姜，要不叫范生姜、范姜生？纪念我们把他带到县城里来生。”
继芳再没有说什么，转过头去，抱着正月子又看上了。
没想到，继芳一口否定。“这个名字不好听。”她说，“乡里乡气的，要纪念也要纪念是怎么把他生下来的，他爹，你说叫他银针好不好？”
“不看了，困得很。”
“银针？”我说。说实话，这个名字的确比生姜好。但我觉得太显摆了，没有生姜来得朴实。我很纳闷，继芳什么时候变得时髦起来了？
“你真不看了？”继芳接过正月子。
“还是用老范家的姓，不用他们的班辈，就叫范银针。”继芳说。
我还是把正月子交给了继芳，对她说，“那我先走了。”
“范银针，范银针……”我念叨着，努力想从这个名字里体会出某种我所不能理解的深意。
我将正月子从肩上抱了下来，他非常的不情愿。“不要，爹，不要……”
最后，银针的名字还是李书记拍板的。当他听说我和继芳的分歧后，再一次来到病房。李书记说，“生姜太土，土得掉渣儿，当然是银针好啦，而且意义重大！你呀——”李书记抬起手来，猛地在我的后背上击了一掌，“虽然读过高小，有一点文化，但真的没有女贫下中农的觉悟高，简直不能比！”
继芳居然撒起娇来，扭着腰说，“不嘛，再看一会儿嘛。”这动作我从没见过，大概继芳也受到了舞蹈的感染。
于是，我们的孩子就叫“范银针”了。
“没说什么，我们回去吧。”
34
继芳回过头来问，“他爹，你说什么？”
卢书记特地从县委调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回老庄子上。
然后邵娜跳了下去，两个人拉着手，高兴得又蹦又跳。踮着脚尖，就像脚有毛病似的。那泥地有多硬呀，鞋子也就是普通的解放鞋，他们竟然跳芭蕾，竟然也能跳得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担心邵娜的脚，还是痛恨她在人前丢人卖乖，一股怒气从我的心里油然升起，想着话竟然说出了口。“这么硬的地，居然跳芭蕾，真是活丑！”
到达大范大队部后，就再也没有公路往下面去了。于是我们就在大队部里等着，范书记派人去一队喊礼九，让他赶着牛车来接人。司机被请进屋里，好烟好茶款待。继芳抱着银针死活不肯从吉普上下来，直到礼九的牛车叽叽嘎嘎地进了桥口。也难怪，从今往后，她大概再也没有机会坐汽车了，能赖一时是一时呵。
只见扮演洪常青的大许摆出一个弓箭步，一条腿前弓，一条腿落在后面。扮演吴清华的邵娜跳到了大许弓起的腿上。大许的一只手臂弯过来，紧紧地抱住邵娜的大腿。邵娜身体尽量前倾，一只手向前方指去。这一造型足足保持了有一分钟。据我所知，“常青指路”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情节，这大概属于他们的再创作吧？
消息传得很快，和礼九一起来的还有老庄子上的乡亲们，男女老少一大帮。与其说来接继芳，还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的，看看我们是如何风光的。在大伙儿的注视下，继芳很不情愿地下了吉普，我扶着她上了牛车。那些个家当，从木马摇篮到煤油炉子以及锅碗盆勺、没吃完的营养品也都从吉普上被搬到了牛车上。
这是一段大许和邵娜的双人舞，“舞台”上只有他们两个人。我不禁怀疑，这是他俩故意设计的（宣传队里只有他们是知青，负责节目的编排指导）。自然不会是针对我的，但这样的表演无异于当众向大家宣布他们的关系。就算大许和邵娜什么关系都没有，这次演出后也必然有了关系。就算他们自己没有这么想，大范大队的人也会这么想的……
村上的人对我们不免刮目相看，都说这回我们赚大了，空身而去，回来的时候不仅抱着一个大头儿子，还得了这么些东西。敢情下回生孩子他们也得去县城的医院了，为巧他妈看来得失业。自然我们没有提剖宫产和针刺麻醉的事。
第二个节目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常青指路”，大许这才出现。
回到了久违的家里，继芳继续坐月子。从早到晚，来人不断，都是前来探望继芳的村上的妇女，围着木马摇篮啧啧称奇。一拨人走了，又来一拨。继芳也不知道疲倦，除了奶孩子，就是说那些县城里的新鲜事儿。她确确实实是风光了一回。好在老庄子上的人迷信，男人是不能进月子房的，否则，来的人还会更多。大伙儿看我的目光也有变化，不再那么奇怪了，而是充满了真心实意的羡慕。
我好不容易才认出了邵娜。倒不是她的模样与众不同，或者表演出色，而是她处在领舞的位置。我没有发现大许。
为好一家更不用说。为好媳妇帮着照顾继芳，大闺女在边上递递拿拿。为好则替我应付来客。他站在园子里，送往迎来，俨然是一家之主。看得出来，他非常高兴，觉得很有面子，脸上有光。二闺女、三闺女领着正月子在两边的屋里屋外窜进窜出，一个劲地疯跑着。两家人越来越像是一家人了。回首为国被为好打死的往事，我真的不敢相信呀。
他们的手上都拿着一把大刀，挥来砍去的，动作整齐划一，也不怕伤着旁边的人。看来那刀不是铁做的，而是木头的，上面涂了颜料。一面舞蹈一面齐声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转眼到了中秋节，为好决定要拜月。
然后一阵锣响，鼓声咚咚，演出开始了。一队青年男女从大队部的房子里快速地踩着碎步，鱼贯而出。他们穿着军装，戴着军帽（没有领章帽徽），腰上束着人造革的皮带，脸涂得就像猴子屁股一样，既红又白。无一例外，都是浓眉大眼、血盆大口。一时间，我真的认不出谁是谁来了，只觉得个个漂亮，不像是凡人。
这天傍晚，我和为好把他家堂屋里的那张大桌子抬了出来，放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挨着井台。二闺女和三闺女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趟，从屋子里端出一些碗碟，放在桌上。那些碗碟里分别放着月饼、瓜子、咸鸭蛋、菱角之类的吃食。与此同时，为好家锅屋上的烟囱火星直冒，风箱拉得咣啷直响——为好媳妇和大闺女还在灶上忙活。月亮升起来的时候，二闺女、三闺女竟然从屋子里端出了八大碗，有鱼有肉的，桌子上都被放满了，简直比过年还要丰盛。看这架势，为好一家忙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们来得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为好他们，于是就站在人群后面。我将正月子扛在肩膀上。继芳伸长了脖子，不时地向上蹦跳两下，好越过人头看见前面。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我的心情不由得大好，毕竟很久没有出门了，况且这样喜庆的场面也不是天天都能见到的。
为好不知从哪里弄来一只小香炉。虽然是泥巴做的，但毕竟是香炉，有一个插香用的“肚子”和三只脚。往八大碗中间一放，拜月仪式于是开始。
房子的屋檐下挂了一条横幅，上写“庆祝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红底白字，异常醒目。没有高出地面的舞台，有人用粉笔在地上画出一块地方。并没有人拦着，但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粉笔线的外面是泥地，里面也是泥地，没有任何不同，但就是有什么不一样了。绕着粉笔线外侧，大伙儿坐在板凳上、土墼上。也有的地方空着，放了一把稻草或者一只烂鞋子，那是占地方用的。
这时候，继芳抱着银针出现在为国家堂屋的门边，被为好媳妇瞅见，她问，“你咋出来了？月子里头是不能离屋的。”
离大队部还远，就听见了人声。等走到近处，只见树丛后面的空地上灯光雪亮，照耀着一片黑黢黢的人头。那灯光可不是油灯发出的，也不是电灯，比电灯还亮。大队部房子的前面竖了一根柱子，柱子上面挂着一盏汽灯。一群孩子围绕着柱子，仰着脸，张着大嘴，就像是在接饮青白色的光线……
继芳说，“我早离屋了，我们是从县城来家的。”
我和继芳天黑才上路，因为怕碰见村上的人。此时出行虽然已没有任何危险，但如果碰见熟人我还是会觉得不自在的。知道没有必要，我还是戴上了那顶草帽。然后继芳抱着正月子，我们一家三口就出了园子。我仿佛听见有人议论说，“天都黑了，没有太阳，他还戴草帽。”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好媳妇一时语塞，竟然答不上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出来干啥？”
文艺宣传队的节目终于排练完毕，去公社参加汇报演出之前要在大队上先演一场。晚饭后，老庄子上的人呼儿唤女，夹着小板凳、扛着长板凳从各家的桥口出来，争先恐后地前往大队部看节目。为好一家走得很早。这次不比上次批判罗晓飞，没有掩护我的任务。临出门前，为好跑过来对我说，“我们家先去占地方，你们家快点个。”
“我也要拜月呢。”继芳说。
28
“抱着伢子怎么拜？明年再说。家去，快家去！”说着为好媳妇走过去，硬是把继芳推回了房子里。
难道说，我的孩子就要出生在这样的地方？从小抓鸡玩，把它们撵得又飞又跳？还要把手伸进鸡屁眼里去摸鸡蛋，摸着的却是一泡鸡屎？难道说，他也会把屎拉在堂屋里，而不是厕所的抽水马桶里？被人扒开开裆裤，随便用鞋底一擦就完了？或者唤来一条狗，撅起屁股让狗舔？他和那狗还好得不得了。自然也有人骂他小逼养的，用烂笤帚猛抽他的屁股……这些看来都是免不了的。然后我想到，大许和邵娜将来也会有孩子的，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将来又会是怎样的……
看她俩这劲头，哪里像是妯娌？简直就是母女。
正月子哭得更凶了。
为好领着一大家子对着一桌酒菜跪了下来。他和正月子跪在前面，后面是三个闺女。为好媳妇将继芳推进屋里后，跑回来，也空咚一声在三闺女的旁边跪下了。都跪好以后，为好变戏法一样地摸出几支香，抓在手上，另一只手上抓着火柴。将划未划之际，看见站在一边的我，为好问，“你怎说？”
正月子哭了起来。又是鸡叫声、扑翅声、跑动声，大概那只鸡被他们放跑了。只听二闺女喝叫道，“不许哭，再哭我打你个小逼养的！”
我说，“我不拜，看你们拜。”
又过了一会儿，三闺女喊了起来，“哎哟喂，正月子摸到了一泡鸡屎！”
为好也不勉强。“也行。”他说，“正月子代你们家拜到了。”然后划着了火柴，点燃了手上的香。
三闺女叫道，“二姐叫你摸你就摸！”
为好晃灭香头的明火，额头触地地拜起来。一大家子都跟着他磕起头来。月光照耀着这伙匍匐在地的人，每个人的身下都有一个清晰的影子，只是大小不同。想到与他们非亲非故、本无关系，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孤单隔绝的感觉。我有点后悔没有加入进去，也趴在地上磕头。
正月子说，“我不，不……”
大约磕了十几个头，为好爬起来，走向大桌子，将手上的香插入香炉中。然后，他捏了一角月饼，用手指捻碎，向前面的半空中撒去。之后又抓了一把瓜子，散了出去。为好分别从每只碗碟里都抓了一些东西撒出去。这么做的时候他的嘴巴里念念有词，目光始终看着天上的月亮。
过了一会儿，二闺女开始叫正月子，“正月子，你也来摸一下。”
终于拜完了，为好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取下旱烟袋，笑呵呵地向我走了过来。孩子们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正月子大喊着，“放炮仗喽！”飞奔进屋。再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一根竹竿，竹竿头上绑着一挂鞭炮。我正在让为好换上纸烟（在梦安买的），于是叫住正月子，点了一根烟，屁股朝前地递过去。
“让我来摸摸它屁股。”二闺女说，走了过去。
“拿上点炮仗。”我说。
然后她们就跑了起来。尖叫声，母鸡咯咯的叫声、扑翅声……只听咚的一声，不知是谁摔倒了。三闺女扯开了嗓门大叫，“姐，我抓到了！”
正月子接过香烟，撒腿向桥口的方向跑去。二闺女、三闺女尖叫着，跟在后面紧追不舍。
二闺女说，“你把它抓来让我摸摸。”
鞭炮声响了起来，震耳欲聋。自然不是我们一家在放炮仗，老庄子上的很多人家都在放，显然都已经拜过月了。我向前面的村道看过去，月色下面一片青灰。鞭炮燃放所产生的烟雾已倏忽不见，或者说已融入了那片寂然不动的青灰色之中了。家家户户的狗都狂吠起来。
只听三闺女说，“二姐，芦花鸡今天还没下蛋呢。”
放完炮仗，为好媳妇领着孩子们一人装了一碗饭，来到桌子边上夹菜。然后他们端着饭碗，进屋里去吃了。房子外面只剩下我和为好。为好拖过一张长板凳，让我坐下，他自己坐在另一张长板凳上。为好从桌子下面拎出两瓶山芋干酒，用筷子将瓶塞子捣下去后，倒在两只饭碗里。之后我们便开始喝酒。喝了半天，彼此无话，不免有些尴尬。
我在稻草上翻了个身，盖着的书从脸上滑落下来。我也懒得去捡，就用胳膊挡着脸，准备实实在在地睡一觉。正有点儿迷迷糊糊，又是一阵喧闹传了过来。不过距离较远。
这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既大又圆，照得园子里面以及小河对岸的田野上一片白惨惨的，空气里一派青蒙蒙的光。只听为好感叹说，“月亮真圆呀！”
二闺女没趣地走开了。
我吓了一跳。此话出自这么个粗人之口，我不免有点惊讶。我对为好也像是对自己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团圆，团圆，就是这么个意思了。”
“让他屙好了。”我说。
为好自然不懂诗。“可不是吗！”他说，“我说不好，这，这月亮看得人心里怪不好受的。”
二闺女见我不理她，就又说，“叔，正月子在你们家的堂屋里屙了一泡屎。”
然后为好举起酒碗，咣啷和我碰了一下。“兄弟啊，多谢你啦！”他说。
我眯着眼睛笑了笑，把书又盖回脸上去了。
“哪里的话，要谢也要谢你啊。”
正思绪纷飞的时候，耳边响起一阵扑簌簌的稻草声。我掀开盖在脸上的书，空嗵一声二闺女就跳到了前面来。她发出一声尖锐的叫声，两手张开，猛地向前一扑。“叔，你害不害怕？”二闺女问我。
“不是这话，我要谢你，你不得谢我，没有你，就没有我，没有我们一家……”
我开始胡思乱想。那大许是什么时候看上邵娜的？总不至于陷害我是为了得到邵娜，是他计划的一部分？那样也太险恶了吧？为什么继芳早不说晚不说她怀孕了，偏偏选择这时候？到底是他们恋爱在先呢？还是继芳怀孕在先？继芳同时告诉我这两件事，是否觉得她怀了我的孩子我就不会在意邵娜和大许谈恋爱了？或者说，邵娜和大许谈了恋爱我就只有死心塌地和她养活孩子过日子了？难道说继芳也在和我耍心眼？
“都是一家人，说这个干啥？”
光线再次变得明亮起来，小股的风穿梭于脚趾之间，凉飕飕的。孩子们离开了。
突然，为好就像是僵住了，瞪着我看了好一会儿，但眼神是散的。“为国，我对不住你啊！”他说。
“不干什么。”我说，“今天休息，你们带正月子到一边去玩吧。”
我一个激灵，身上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虽然我早就已经是为国了，但为好从来没有这么叫过。他总是喊我“兄弟”，而我总是喊他“老大”，两人从不直呼其名。显然为好喝多了。
二闺女问我，“那今天干什么呢？”
“为国，我不是有意的呀！”说着为好竟然哭了起来。看来他真的把我当成那个死人了。
“不做了。”我回答。
为好边哭边离开了长板凳，手脚并用地向我爬过来，要给我磕头。我慌忙弯下腰去，扶住为好。一瞬之间，我不禁百感交集，既感到厌恶又觉得怜悯。面对这个趴在地上的可怜人，我又能怎么办呢？那就满足他一回吧。
光线变得有些暗淡了，那不是云，而是孩子们——二闺女、三闺女带着正月子站在前面，把阳光挡住了。我听见二闺女说，“叔，今天不做田了？”
“我晓得你不是有意的，我晓得。”我回答说。
书页反射着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睛。后来我干脆不看了，任凭身体下滑，半躺在稻草上面，将那本打开的书合在脸上。真舒服呀，鼻子里充满了稻草温暖的气息，光脚丫子享受阳光的轻抚。我不禁想，如果能永远这么躺着那该有多好啊。
为好瘫坐在地上，早已哭得泣不成声。他仰起一张老脸，月光下，泪水在沟渠般纵横的皱纹里蜿蜒着，胡须上面挂着晶莹发亮的泪珠。为好鼻涕呼啦的，一面用那脏不啦叽的袖口擦揩着。“看在咱爹娘的份上，为国你不要在意啊！”
第二天，我没有去自留地上干活。继芳他们上工以后，我带着一本书，来到房子前面的草堆下。我背靠金黄的稻草堆晒太阳，一面翻阅着手上的书，书名是《怎样种蔬菜》。说实话，我一个字也没看进去。要是我对书的内容有兴趣，早就去自留地上劳动了。种蔬菜可不是看看书就能种出来的。
“我不在意，我不在意。”
27
“你哥心里苦，他不是人啊！老天爷让他绝后，生了三个闺女，给了你一双儿，为国，你要知足啊！”
我感觉到自己的僵硬，继芳的身子因此就更显得柔软了。比身子更柔软的是她的话。这个女人呀，身上最硬的部分就是那双手了。她的肚子里正怀着我的孩子。
“我知足，我知足。”
“像是说气话呢。”继芳说着伸过来两只手，抱着我，一面说道，“说是他们是抽到大队上排节目的时候处上的，排好了还上公社、县里去演呢。唉，邵娜也够不容易的，你就不要生她的气了。”
“我不是人……”为好举起手来，啪唧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他们的事和我没关系。”
我连忙抓住为好的手。他又举起另一只手来，也被我死死地抓住了。为好急得在我的怀里双脚直踹，拼命地挣扎着。“你打我！打我！打死我！为国，你打死你哥吧！”他说。
“你不高兴了？”
突然为好就松弛下来了，不再动弹，也不再说什么了，只是呜呜地哭着。身后的房子里，孩子们的喧闹声早已平复下去。唯有月色照耀着我的尴尬和非人非鬼的处境。
说完，继芳用眼睛看着我。黑暗中，她的眼白隐隐地闪着光。
35
继芳说，“邵娜在和大许处对象。”
两年后，兄弟俩家的园子已初具规模。南边沿河的一片泡桐树长得又高又直，已经有一握粗细了。泡桐树叶肥厚宽大，整片泡桐业已成林。从桥口到房子前面的小路两边，向日葵亭亭玉立，花盘镶着金边，面朝东方。太阳落山的时候，它们便慢慢地扭转了脖子，看向园子西边的一溜菜地。那儿种着瓢儿菜、矮脚黄、高秆白等新品种的青菜。在此之前，老庄子上的青菜只有生菜。那生菜味淡清苦，还刮肚子里的油。瓢儿菜和矮脚黄则味道甘甜，尤其是瓢儿菜，降霜以后，甜得就像是放了白糖。
我说，“什么事？你说。”
那些老庄子上原有的蔬菜，在我科学种田的不懈努力下以及实践中，长势也非比以往。我们家菜地上结的冬瓜最大的竟有四五十斤。菜地以外的自留地上则种了花生，收益相当可观。不再种小麦等正经庄稼了。房子后面一片苍翠的竹林，房基地边上点缀着点点黄花（黄花菜）。这黄花菜不仅好看，也非常非常地好吃。
后来，继芳也坐了起来。她光着身子，挨近我说，“有一件事，说了你不要不高兴。”
那口井自然还是三年前挖的，但井台、井栏都用砖头、水泥重新砌过了。屋前空地的左边是一个大草堆，比当年的草堆那是大了许多，几乎高过了屋顶，金黄耀眼不提。右边则是一个花坛，种了各种不知名的草本花木，五颜六色地绽放着。花种是我们托邵娜从南京的花木公司里搞的。这些花毫无使用价值，纯粹是为了好看，因此也不需要知道名字。种子往土里一撒，就长起来了，就开花了，也不费事。
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只可惜生在了穷人家里。难道说，我的孩子也会这样吗？做梦的时候都会喊他妈吃东西。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是幸运还是不幸？
园子里另有鸡笼、猪圈、狗窝、鸭舍。猪圈里养的猪通体雪白，品种是叫作约克夏的洋猪，不像村子上的人养的猪，黑不溜秋的，最多只能长到两百多斤。那约克夏据说能长到一千斤。我们家养的鸡也是白鸡，老庄子上从没有过的品种，叫作来亨鸡。下的蛋也是白的。只是我们家的狗是黑的，属于当地土狗，狗爸爸、狗妈妈都是本村的。但这狗却有一个名字——锅巴。名字也就那样，随便取的，但考虑到村子上的狗都没有名字，都叫“狗”，因此值得一提。
显然，她指的是怀孕的事。我没有回答。抽完一袋烟，我又装了一袋。这时候继芳蹬了正月子一脚，把他蹬到床里靠墙的地方去了。正月子在梦里面模模糊糊地喊了句，“妈，妈，你吃啊……”大概是梦见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让他妈来吃。
园子里还有其他很多变化，但最大的变化就是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长了两岁。
我披了件衣服坐了起来，找出烟袋，划着火点上。我边抽烟袋边思索着。凉车子的里面，正月子睡得横了过来，一只脚搭在他妈的肚子上。这么大的动静，他居然没有被吵醒。继芳蜷起身子，将脸贴住我大腿的外侧，一只手摸弄着我的下面。她问我说，“你不喜欢？”
这天，一家人正在吃午饭，照例都端了碗蹲在屋外的墙根或者坐在门槛上。几只来亨鸡在空地上走走停停，用一侧的眼睛打量着我们。锅巴在一边嗅来嗅去，一会儿又蹲了下来，眼巴巴地看着主人。约克夏在猪圈里哼哼着。所有的畜生都知道家里的人吃饭了，因此变得有些紧张。往往这种时候，我们因为看着它们高兴，会从饭碗里拨出一些饭食，丢在地上。畜生们不免一拥而上，弄得鸡飞狗跳的。
“有两个月了。”
约克夏却无法离圈。但家里总会有一个人端着饭碗，靠在猪圈栏杆上，边吃边看。看得高兴，自然会与约克夏分享。猪圈栏杆边的位置往往属于为好。
“什么时候的事？”
突然锅巴叫了起来，一边叫一边朝南边的桥口跑去。继芳正抱着银针，也在吃饭。她将嚼过的饭食吐进银针的小嘴里，然后用筷子伸进去捣捣，自己再划拉一大口。只听继芳说，“又来人换鸡蛋了。”
继芳“嗯哪”了一声，算是答应。
大秃子挎着一只竹篮子，在向日葵的夹道欢迎下走了过来。离房子还远，他站了下来，大声地叫唤着，“为国！为国！”
“你怀孕了？”我问继芳。
大秃子怕的是锅巴，喊的却是我。于是我对正月子说，“去把锅巴按住。”
终于完事，一阵强烈的寂静袭来，脑袋里的空白就真的成了空白了。墙角处，一只蟋蟀唧唧地叫起来。继芳嗔怪地说，“你疯魔了不成？让你慢些个……”
正月子丢下饭碗，跑了过去，按住了锅巴。
这话真管用，我马上就不动了，压在继芳的身上琢磨着“有喜”是个什么意思？这意思我当然是明白的，但就像不明白一样，脑袋里一片空白，或者说思绪纷飞也行。然后，我又动作起来了，心里想着“有喜、庆祝，庆祝、有喜……”不争气的凉车子哗哗直响，就像是快要散架了。
“你来干啥？给我们家送鸡蛋？”继芳调侃大秃子。
继芳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有喜了。”
后者的篮子里大约装了二三十个鸡蛋，但不是来亨鸡的鸡蛋，而是当地草鸡的鸡蛋。不是白颜色的，而是米色和浅褐色的。大秃子回答，“不是的，我妈让我来换白鸡的鸡蛋。”
“你这是怎么啦？”我说，真的有点生气了。
“不是白鸡，是来亨鸡。”为好端着饭碗，站在猪圈边上说。
她就像没听见，一个劲儿地让我慢一点。甚至还用手推了我一把。
大秃子看了他一眼，将脸又转向了继芳。“我妈让我来换来亨鸡的鸡蛋。”他说。
我在继芳的耳边说，“林彪完蛋了。”
“换鸡蛋干啥？”继芳明知故问。
什么时候她讲究起来了？是不是正月子睡在边上，她觉得对孩子的影响不好？以前，继芳可不是这样的。她会说，“没得事，伢子睡得死。”也许今天我的动静的确是大了点。但不如此就无以表达我的心情呵。
“我们家的老母鸡抱小鸡了，我妈说，来亨鸡下蛋狠，换鸡蛋家去抱小鸡。”
于是等正月子睡着以后，我就爬到了继芳的身上。继芳自然不明白我的心思，还以为和以前一样呢。我的动作不免有些粗鲁，身下的继芳说，“慢点个，慢点个……”这让我很不痛快。
“下蛋狠，鸡蛋还大呢。”继芳说。
但无论如何，我都觉得应该庆祝一下。如何庆祝？一时却想不起来。大张宴席吧，不太现实。现在正是“创业”阶段，家里很穷，能有山芋稀饭喝就已经很不错了。况且无论继芳还是为好，都会觉得这事儿和自家无关，又不是红白喜事，干吗花那个闲钱？也没有那个闲钱呀。想来想去，我觉得只有睡觉，和继芳痛痛快快扎扎实实地睡上一觉，也算是尽到心意了。
“就是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又问了一遍会上传达的事，总算继芳比为好说得周全，我完全听明白了。林彪企图暗杀毛主席未遂，仓皇出逃，所乘的飞机坠落在蒙古一个叫温都尔汗的地方。这应该是去年九月份的事，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消息才传到大范。虽说是有中央文件的正式传达，听上去却像小道消息一样不清不楚。真是山高皇帝远呀。
“怎么个换法？”
继芳将装满山芋稀饭的碗递给我，为好媳妇也将为好的碗递给为好。我们分别接过热气腾腾的山芋稀饭，稀稀呼呼地吃起来。
“一个换一个。”
为好说，“你咋说咋办。”
“那我们家不是吃亏了吗？”继芳用筷子敲敲碗边，“要换，就上秤称！”
这时继芳走了过来，拿走了我手上的空饭碗。为好媳妇也拿走了为好的空饭碗，我和为好的手上只捏着筷子。我把话岔开了，说，“老大，什么时候弄点儿水泥，咱们砌个沼气池子。这沼气的好处……”
“我妈说，一个换一个。”
对方答非所问地说，“你没去开会，比我们晓得得还清楚，真正是秀才不出门……”下面半句话为好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不上秤称就不换！”
只是这“得了瘟病出汗”我怎么也想不通，但无论如何林彪是完蛋了，还有叶群。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对为好说道，“老大，真是大快人心啊！”
说话的时候，继芳始终笑嘻嘻，一副很傲慢的样子。看她把大秃子捉弄够了，我开口说道，“继芳，你就不要难为他了，给他换了吧。”
为好又“哦”了一声。
继芳对站在门口吃饭的大闺女说，“大闺女，去看看白鸡蛋还有几个？”
“三叉戟是飞机的一种型号。”
大闺女进屋去拿鸡蛋的时候，继芳继续调侃大秃子，“你在我们家一个换一个，到家和你妈上秤称，想得不错呀。”
“什么？”
“不可能。”大秃子说。
我又说，“也不是三叉骨断了吧？是三叉戟飞机，飞机是三叉戟的。”
猪圈边上的为好又开腔了，“不赚几个他才不会跑这趟呢，我是看着他光腚长大的。”
为好“哦”了一声，似乎也明白了。
“不可能呢。”
“怕不是一群老婆吧？是叶群，林彪的老婆叫叶群。”我说。
这时大闺女从房子里出来了，抱着一只大瓦罐。她将白花花的鸡蛋两个两个地拿出来，放在地上，又一五一十地数了一遍。大秃子也将篮子里的鸡蛋拿出来，放在地上，数了一遍。换完鸡蛋，大秃子挎上篮子就走了。我嘱咐他说，“大秃子，不要吃生鸡蛋，有寄生虫。”
“你笑什么？”为好问。
大秃子急急忙忙的，也没顾得上回答。经过猪圈旁边时，为好说，“听见没有，有寄生虫！”
我边喝稀饭边苦思冥想，转动着手上的饭碗，嘴巴凑在碗沿上。就这样左转一下，右转一下，碗边上较凉的稀饭就被我吸进嘴里去了。喝稀饭可是一门技术，如今我已是熟能生巧。半碗山芋稀饭下肚以后，我突然有些明白了，不禁笑出了声音。
大秃子“嗯哪”了一声，说，“我晓得。”就出了桥口。
说的自然是会上传达的事，我听了不禁吃惊。所谓的“林秃子”自然是指林彪，那可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接班人呵。其他的内容我则百思不得其解，想问为好，但知道问了也是白问，还不如自己慢慢地琢磨。
为好进屋去添饭。路过房子前面的空地时，他对我说，“他笃定要吃生鸡蛋，村上人都说来亨鸡蛋养人呢。”
只听为好说，“林秃子带了一群老婆爬上飞机，得了瘟病出汗，架不住从天上掉了下来，林秃子的三叉骨都摔断了……”
当天晚上，我坐在灶后的草堆上烧火。一只手握着火叉，架起灶膛里的柴草，一只手哐啷哐啷地拉着风箱。继芳抱着银针在锅上忙活。锅里面煮的是黄灿灿的玉米面稀饭，锅边上贴的是黄澄澄的玉米面饼，热气缭绕不已。由于抱着银针，继芳单手贴起玉米面饼来就没有那么利索了，一团玉米面还掉进了锅里。好在锅里煮的也是玉米面，玉米对玉米，和着吃也没有什么要紧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端一碗山芋稀饭走到门外，在门口蹲下来。为好也端了一碗山芋稀饭，从他家的堂屋里出来，在门口蹲下来。我俩各自捧着饭碗，边吃边说闲话。这几乎已经成了惯例。
我和继芳，一个在灶后，一个在锅上，边做饭边说着白天大秃子来换鸡蛋的事。正月子在堂屋里和锅巴玩耍着。突然，雾气缭绕之中，继芳像是不在意地说，“他爹，说是邵娜要走了。”
“成。”我说，“叔给你们做红褂子过新年。”
我愣了一下，随后缓过神来。这两年知青回城的风很盛，老庄子上的知青走得只剩下邵娜一个人了，她早晚是要走的。我明知故问地说，“要走了，走到哪里去？”
三闺女说，“我也做红褂子。”
“回南京呀。”继芳说。
二闺女说，“我要做红褂子。”
然后，我们好半天没有再说话。只听风箱拉得呼呼的。堂屋里正月子在对锅巴说，“趴下！趴下！……”后来我问继芳，“什么时候走啊？”
我对姐妹俩说，“等年底辣椒卖了钱，叔给你们做新衣服。”
继芳好像一直在等我这句话，马上回答，“明天一大早。他爹，你不去看看？”
大秃子“嗯哪”了一声，赶着鸭子走远了。嘎嘎的鸭叫声不绝于耳，最后完全安静了。耳边唯有乡村持久的寂静以及小锛刨土的嚓嚓声。
“有什么好看的。”我说。
听到“中央文件”几个字，我心里动了一下，但也只是动动而已。这实在是不干我的事，还是指点二闺女、三闺女栽辣椒比较有意思。再没有比教会她们改变株距、行距更好玩的了。于是我对大秃子说，“你告诉队长，我就不去了。”
继芳的玉米面饼已经贴好了，但她仍然站在灶前。热气蒸得银针不舒服起来，他哭叫着要下地。突然我心里升起了一股无名火，向继芳吼叫道，“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孩子大了，不要老抱着，掉进锅里怎么办！”
“中央的文件下来了，去开会队上记工分。”
我的说法显然是很荒唐的。继芳也不在意，顺从地放下了银针。她弯下腰去对银针说，“去，找你哥玩去，饭好了叫你们。”
“什么会？”我问。
银针摇晃着跑出锅屋。继芳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她这些年也不容易，再说了，你们是一起来的。”
大秃子在河对岸走到与鸭群平行，到了我的正对面，仍没有停下。他边走边冲这边说，“队长问为国去不去开会？”
我说，“是邵娜让你带话的吧？”
这时一群鸭子嘎嘎地叫着，从小河的一头游了过来。我是先听见鸭子叫才看见鸭子的，看见了鸭子这才看见了大秃子。后者拿着一根长竹竿，不断地拍打着水面，鸭子是被他赶过来的。
继芳不接我的话茬，只是说，“你去看一下吧。”
姐妹俩把她们栽的辣椒苗都起了出来，按我的说法重新栽了一遍。
也许，我真的应该去看一下？但人都已经要走了，去看一下又有什么意义呢？明天这会儿，邵娜已经在南京了，再也不是这老庄子上的人了。这么多年了，我再也没有见过邵娜，她的事也懒得去打听。这会儿人要走了，却想起来要见面，早我干什么去了？我又能干什么呢？走了好啊，一了百了，不仅我们这些年不见面说得通，就是那些年我们天天见面也不用去想了。
于是我就告诉她们，“这是三角形，要像这样栽，一样大小的地方能多栽十几窝。记住了，三角形，有三个角，一窝辣椒就是一个角。”
这时候灶膛里的火已经熄灭了，灶洞黑乎乎的像骷髅似的瞪着我。我发现自己坐在柴火上，就像是生产队上的那头母牛，就像闺女一样。孤零零的，被同类和岁月抛弃了。它再也看不见其他的牛，我也失去了我的同伴。——“你们是一起来的。”
“不要瞎说！”二闺女说三闺女。但她也说不出是什么形状。
继芳似乎生了气。“你不去我去。”她说，“正月子、银针，端碗吃饭！”
“方的。”三闺女抢着说。
36
然后我起出一窝辣椒苗，往后移了约一寸，再栽下去。我将这窝辣椒苗和另外两窝辣椒苗连起来画了三条线，问闺女们说，“这又是一个什么形状？”
晚饭后，我和继芳去看邵娜。继芳抱着银针。她用一块手帕包了几个玉米面饼，让我拿着，然后我们就出了桥口。
“真聪明！”
邵娜的草披子里亮着灯，柴巴门半开半闭，似乎已经等候多时了——就像当年一样。直到我们走了进去，我才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倒也不是很久没有来了，而是房子被彻底搬空了。虽然来以前我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吃惊不小。
“方的。”二闺女说。
那草披子里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最要紧就是那张床了，也就是福爷爷的寿材。此刻上面的铺盖被撤了下去，棺材完全被暴露在外。一盏火苗调到最小的煤油灯放在上面，照得棺材板闪闪发亮。屋子里的其他地方则一团漆黑，真是比棺材还要黑呀。
我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捡起一根树枝，将两排的四窝辣椒苗连起来画了四条线。“这是一个什么形状？”我问她们。
我们进去的时候，邵娜正蹲在地上捆行李，脚下踩着一截草绳。她抬头看见我们，也不吃惊。“继芳，来啦。”她说。
二闺女、三闺女将辣椒苗每两棵栽入一窝穴里。栽好了一排，再栽另一排。两排辣椒苗对得整整齐齐的。看来姐妹俩以前就干过这活，不是栽辣椒就是栽别的什么。
“你还没吃饭吧？”继芳说着将玉米面饼递过去，“趁热吃。”
这天，我领着二闺女、三闺女将辣椒苗移往西边河边的菜地。如今，我干活的时候都带着她俩，她们则拉扯着正月子。就好像我们是一个生产队，我是队长，孩子们是社员。也像是一个工作组，我是王助理，而他们是勤务员。有时候我也不必亲自动手，在旁边动动嘴，指点闺女们怎么干就行了。
“我已经在福爷爷家吃过了。”邵娜说。
我也想过使用化肥，用120浸泡菜种，可惜这些玩意儿一时半会弄不到手，何况还得花钱，因此只好纳入未来的计划里。如今只有因地制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那就带在路上吃吧。”
说干就干，我开始了种田实验（种自留地），兼带整饬园子。有关的知识自然都是书上看来的，也不知道是否有用。临下乡的时候，父亲曾经送了我几本有关农业生产的书，其中就有《科学种田》《怎样种蔬菜》《果树嫁接的技术》以及《养牛一百问》。那养牛的书如今是用不上了，种菜的书却很及时，至于种果树什么的就只有等以后了。好在我的规划是庞大的，前景是光明的，要干的事情非常多，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来。
邵娜把玉米面饼连同手帕放在棺材盖上。她们说话的时候，邵娜并没有看我。自从走进这间草披子，她都没有看过我。我问邵娜，“你明天就走？”
26
邵娜“嗯”了一声，就又弯下腰去捆行李了。
“我欢喜还来不及呢。”为好说。
继芳说，“他爹，去帮个忙。”
我还是那句话，“没什么，都是书上看来的，也没有经过实践。自留地种坏了你可别怪我呀。”
于是我走过去，帮着邵娜捆行李，她还是没有朝我看。
为好惭愧地说，“我种了一辈子的地，也没有你晓得得多呵。”
继芳装模作样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走了一圈，最后到了门边。她对邵娜说，“回了南京，可别忘了我们呵。”声音里明显带着哭腔。
“不种了。咱们可以多种点生姜、辣椒，拿到成集街上去卖，有了钱再买粮食也是一样的。我算过账，比种麦子划算多了。”
“怎么会呢。”邵娜回答。
“不种麦子了？”为好问。
“我们家的猪还没有喂呢。”继芳说，“我先家去，你和银针他爹说说话……”说着继芳就往门外走。
“这路的两边可以种上向日葵，大人伢子都有葵花子吃了。”我说，“河边上种蔬菜，浇起水来也方便。”
这自然是假话，村上的人哪有这工夫喂猪的？邵娜说，“继芳……”意思是要挽留对方。这时候继芳已经走到了外面。她边走边说，“银针也要睡觉了。”
我说得兴起，一时有点忘情。再看为好的时候，他已经不说话了。园子里这时已经完全黑暗下来，远处的房子里还没有点灯，显得阴沉沉的。水边倒是无遮无拦的，相对较亮。我和为好沿着发白的小路向园子的西边走去。
邵娜跟着继芳也跑了出去。我听见她们在房子外面站了下来，隔着空地在说话。
我继续着自己的思路，“可惜这里的树种有限，要是能弄到泡桐和梧桐就好了。泡桐长得快，又直，材料可以做飞机模型或者收音机的外壳，缝纫机的面板也是泡桐做的。梧桐就更不用说了。法国梧桐太漂亮了，南京的大街上到处都是，夏天的时候遮天蔽日，就像搭起了绿色的帐篷……”
“邵娜，你可别忘了我们呵！没事来老庄子上看看。”
“我不行，我不行。”为好说着竟然向后退了一步。
“你和银针也要来南京啊！”
“老大，你可别这么说，这个家还得你来当呀！”
然后一阵脚步声响，邵娜追在后面说了句，“谢谢你的玉米饼！”之后她就回到了草披子里。
为好叹了一口气，“还是识字好啊，不像我，年纪都一把了，算是白活了。”
我当然明白继芳的意思，她是想让我和邵娜单独道别。她让我来这里就是这个目的。现在人送到了，任务已经完成，继芳就先走了。我当然也想这样，和邵娜单独话别，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觉得十分别扭。唉，他们总是这样，把我推来搡去的，也不打声招呼，使我陷入无法自主的境地。当年，把我和邵娜分开、让我和继芳在一起他们是这样干的，现在，仍然是一种强迫，说是阴谋也不为过。
我说，“也没什么，都是书上看来的。”
房子里只剩下了我和邵娜，她的行李还没有捆完。但我们已经不捆了。捆了一半的行李散开来，绳子也已经松了。我甚至觉得，刚才邵娜一声不响地捆行李也是阴谋的一部分。此刻，她靠在福爷爷的棺材上，两眼不加掩饰地盯着我。我在想，邵娜是否会扑过来一把把我抱住呢？
“你咋什么都晓得呢？”为好说，口气不无羡慕。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并没有谁要把我们撮合在一起，那不过是我的一个错觉，一厢情愿而已。并没有人要那么做。还是那句话，明天的这个时候，邵娜已经在南京了，而我仍然会在老庄子上。一切都不会改变。
“我还在想呢。”我说，“不过，家门口倒是可以种几棵楝树，楝树不生虫，长大了可以乘凉，夏天的时候在下面摆上小桌子吃饭，也不会有毛辣子掉进饭碗里。楝树根的皮煮水喝，还能打蛔虫。”
我问邵娜，“这次是什么单位招的工？”
“种什么树呢？”
她说，“鼓楼区建筑大队。”
“要盖，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
“你要去爬脚手架？”我有些吃惊。
“还要盖瓦屋？”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邵娜说。
之后，我们又转到了园子的南边。我说，“南边可以种点正经树。我算了一下，这一条边至少可以种四五十棵树，以后盖瓦房就不用买木料了。”
“也是呵，你是我们大队上最后走的知青，听说大招工快要结束了？”
“兄弟说的是。”为好说。
突然邵娜有些激动，她说，“还有你，你还没有走。”
我们一路转到了园子的东边，那儿没有界河，紧挨着生产队的大田。我说，“东边种刺槐，刺槐好活，又有刺，可以当篱笆用。种上两排，连狗都钻不进来。”
“我不能算知青……”
为好“嗯哪”了一声，表示同意。然后我看了看为好家的房子，说，“屋后面要挖一道沟，竹子的根会乱窜，破坏墙基。”
邵娜就像没有听见，“六年前，我们下来的时候是五个人，只走了四个！”她说。
“在屋里拉比在外面拉要卫生多了，人粪也容易积攒。”
这倒是实情。可我能说什么呢？我说，“我不算，我不算，我已经在这儿扎根了。”
“在屋里拉屎？”
“扎根的也已经走了，像楚赵大队的刘洁晨……”邵娜说的是一个女知青，和当地农民结了婚。想必也招工回南京了。
“买两个马桶，一家一个，就不用粪缸了。”
我说，“我有孩子了。”
“那茅房呢？”为好问。
“刘洁晨也有孩子，比银针还要大呢。”
先是去了为好家房子的后面，那儿有一个积肥坑，气味很大。积肥坑边上，围了半圈玉米秸的篱笆，下面埋了一只粪缸，算是厕所。厕所后面的地荒着。我说，“咱们把这坑给填了，种竹子。”
“我是男的。”
这天晚饭以后，我和为好去园子里转悠。我俩各持一杆旱烟袋，倒背着双手，并肩而行。
“扎根又不分男女，没有那样的政策。”
从那井里打上来的水，甘甜无比，也用之不竭。到后来，我们两家基本上都不用水缸装水了。用水桶打水是一种乐趣，孩子们尤其踊跃。
我被邵娜逼得无话可说，只有如实相告了。“我也不算是扎根的，又没有正式结过婚。”
挖井只用了一天的时间。然后戽干井里的泥水，将砂礓镶嵌在井壁上。我还用砂礓垒了一圈井栏，剩下的砂礓铺了一小块井台，一口有模有样的水井就修筑完成了。没有井盖，就用锅盖代替，盖在井口上，上面再压上两块土墼。这样，正月子他们玩的时候就不会掉下去了。
这真是令人羞愧呀，连扎根都不能算。但总算堵住了邵娜的嘴，她没有再说什么了。
为好回答，“兄弟说的是。”声音瓮声瓮气的，但听得出来他也很高兴。
两个人沉默了好一会儿。我心里想，今天来可不是谈我的事情的，因为谈了也是白谈，不会有结果。邵娜就不一样了。她前途无量，就要展翅高飞，虽说走得有点晚了。“一年前，晨光机械厂招工你怎么没有走啊？”我问她。
当地是平原地区，水网密布，地下水位很高，见水并不稀奇——平时挖一个三尺深的树洞都可能见水。但我还是很高兴，冲着下面大声地说，“哈哈，胜利在望！老大，以后我们就吃这井里的水，用水在河里，吃用分开就不会生病啦！”
“大许不是走了吗？”
突然为好在下面叫了起来，“兄弟，见水了！”
“我知道。”我说，“听人说，你把名额让给了他，说是来成集招工的晨光厂招工组组长是你爸爸以前的学生？”
只见为好将黄苍苍的生土一锹一锹地递上来。只见锹头和黄泥，已经看不见他的脑袋了。
邵娜笑了起来。我已经很久没有看见她的笑容了，还是那么的令人心动。涂着口水的白牙在油灯的灯光里闪烁着，嘴角的笑纹荡漾开去。和以前不同的是，那笑容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愁。“我把名额让给了大许，你知道是为什么吗？”邵娜问。
我说，“不忙，不忙，先放地上。”
“你们感情好啊。”说完，我有点后悔。难道说我是在妒忌吗？
大闺女端着脸盆走过来，对我说，“叔，洗把脸。”
邵娜说，“你啊！”竟然哭了起来。“我，我，我不过是想在你身边多待几天……”她说。
为好撑着泥地跳了下去，操起铁锹就开始挖土。我搓着手上的泥，继芳早已点了一袋烟，递了过来。为好媳妇回屋子里打来一盆洗脸水，递给大闺女，对她说，“去，端去给你叔洗把脸。”
邵娜蹲下身去，反身抱住了棺材，伏在上面哭得稀里哗啦的，就像那棺材里真的躺着一个死人似的。油灯的灯焰摇曳起来。单薄的衣服下面，邵娜的两片肩胛骨像翅膀那样地抖动着。她的一头黑发披散开，落在棺材盖上，黑过了那口棺材。
说着他伸出一只手，我抓住后，为好又加上了一只手。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为好的媳妇抱着为好的腰，继芳和大闺女拽着为好媳妇，大伙儿合力把我拉了上去。
“别这样……”我说，伸出一只手，想拍拍她的后背。也许，这样的接触才能止住她身体的抖动。但最终，那只犹疑不定的手也没有落下去。
继芳、为好他们收工回家，都跑过来蹲在坑边，看我挖井。这时候，我整个人都已经置身于挖开的洞中。抬头看去，“井口”上环绕着一圈面孔，有大人的，也有孩子的，个个都很兴奋。为好冲着下面大喊，“兄弟，你上来，抽袋烟歇歇，我下去！”
大约过了一分钟，邵娜转过身来，就像趴到棺材上去一样突然。她已经不哭了，并且变得非常沉静。泪水涂抹开来，均匀地贴在脸上，闪烁着，就像是一层透明的塑料。邵娜用手在脸上抹了一把，那亮光就没有了，收敛到了她的眼睛里。她以从未有过的认真和安静的眼神看着我。“罗晓飞，我求你一件事。”
捡来的砂礓是准备镶嵌在井壁上的。当地不产砖头，也没有石头，就只好用砂礓代替砖石了。
“什么事？”我不由地问。
这会儿，正月子正在里屋的凉车子上呼呼大睡。
“你一定要办回南京。”
姐妹俩就带着空篮子又跑走了。
……
我说，“不够，越多越好，再去捡。”
“你一定要答应我。”
通向桥口的小路上，二闺女、三闺女正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她俩分别挎着一只篮子。二闺女的篮子大一点，三闺女的篮子则很小，都是一副很吃力的样子。到了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小姐妹掀起篮子往地上倒去，一些砂礓滚了出来。然后她们蹲下身，将地上的砂礓往砂礓堆上扔。那砂礓堆已经堆了两尺多高了。扔完砂礓，姐妹俩跑了过来。现在，她们和我几乎一样高了。二闺女平视着我的眼睛说，“叔，还够不够啊？”
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挖土的间隙，我站直了身子，稍事休息，身体的一半已经沉到地下去了。越过刚挖上来的新土打量兄弟俩家的园子，感觉真的不太一样了。
“只要你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有机会的。”
接下来是挖井。我特地选择了空地靠中间的地方，一镢头掘在了那条砂礓铺成的分界线上。镢头掘完，再用铁锹挖，最后用铁锨铲。挖出的土在我的四周堆成了一个圈。地面在升高，我却向下陷，就像是要把自己给埋了。这种感觉有点儿奇怪，甚至有一点点美好。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你知道。”我说。
考虑到她大字不识一箩筐，这话让我感慨了半天。
邵娜再次笑了起来，苦涩全无，甚至于明朗。似乎还带着一丝轻微的嘲弄。“你不要想歪了。”她说，“我只是让你办回南京，不是让你抛弃继芳，她也不容易。”
屋子里面就更不用说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一直照到了石灰水刷过的白墙上，比屋子外面还要亮堂。继芳对我说，“这屋里亮得能瞧书了，没得事，你就瞧瞧书，不要整天的忙。”
说完邵娜就站了起来。“我回南京以后就会和大许结婚。”她说，“我们已经说好了。”
第二天，为好带着大闺女去了一趟成集，去供销社里划玻璃。本来我是准备自己去的，为好死活不同意，说是让我在家里歇歇。我知道他是怕我惹出什么麻烦，所以也就算了。大闺女兴冲冲地把玻璃挑了回来，不禁气坏了二闺女、三闺女。安上玻璃以后，那窗户就更像窗户了。二闺女和三闺女当作镜子照了又照，她们又高兴起来了。
“我知道了。”
天黑以前，窗框终于安上了墙，窗扇也装在了窗框上。窗框与土墙之间的缝隙被塞进一些碎土墼，再用和了麦秸、稻壳的稀泥填充抹平，整面墙都不一样了，整所房子都不一样了。我做的窗子还真的像回事。孩子们高兴得又蹦又跳。
邵娜离开了棺材，走到墙角的水缸前，舀了一些水在脸盆里。她背对着我洗了一把脸，然后边整理衣服边走了回来。“你走吧，我还要和福爷爷道个别，明天还要起大早。”
身后房子的墙上，被扩大的窗洞已不成方圆，像张大的嘴似的张开着。闺女们一点也不在乎我把她们的家弄成了这个样子。我们忙活的时候，正月子在地上玩着刨花。
我问，“福爷爷还好吗？我也有几年没有看见他了。”
三闺女，“我和二姐把玻璃抬来家。”
“病了，在床上躺了有半年了。人老了，恐怕快不行了。”邵娜的口气依然很平静。
我逗她，“你去能干什么？”
不知怎么的，我也很想去看福爷爷一眼。如果这是离别，那就让它们一块儿来吧。“我跟你一起去。”我说。
三闺女在旁边着急地说，“我也去！”
邵娜抬起头来，不无好奇地看着我。她什么都没有说。
“去，我帮你挑来家。”
礼寿撩起蚊帐的门，用帐钩钩住。福爷爷躺在床上，一条被头很宽的被子一直盖到他的下巴下面。福爷爷的脑袋深陷在枕头里，胡子稀稀拉拉的，只剩下了一小撮，向上翘起指着蚊帐的帐顶。他比以前瘦多了，两腮深陷下去，没牙的嘴张开着。房子里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异味儿。福爷爷不仅是生病了，而且就快要死了。
“明天叔去公社的供销社上划玻璃，你去不去？”我问二闺女。
邵娜在床前蹲下去，捡起床沿上福爷爷的一条枯柴般的手臂，用她的手在福爷爷的手背上摩擦着。“福爷爷。”邵娜呼唤道。
我领着二闺女、三闺女用铁锹将墙上的窗洞捣大。领着他们剥树皮，然后将剥了皮的树锯成几段，继续分解成木板、木条。锯木条的时候我的一只脚踩在长板凳上，她们用小手按住木条的另一端。大约忙活了两三天，几只歪歪扭扭的窗扇终于做好了，在窗扇和窗框之间钉上铰链就可以开合了。我一面满头大汗地钉着钉子，一面和闺女们说着话。
福爷爷的喉咙里发出一阵咕噜声。“谁呀？”声音低得几乎都听不见。
我让继芳从福爷爷家借来了锯子、刨子、斧头等一套家伙，然后就干开了。所用的木料是担在泥柜上的几块木板，还放倒了园子里的一棵柳树，大概有碗口粗细。我自然知道没沤过的木头做出来的东西是要翘的，但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好在做这样的窗户要求不高，甚至很低，像我这样完全不会木工活的人也一样可以胜任。
“是我，邵娜。”
老庄子上人家的房子都没有窗户，只是在前面的土墙上开了窗洞。那窗洞大概两块土墼大小，既没有窗扇，也不安玻璃。天热的时候完全敞开，天冷的时候就堵两块土墼。屋子里终日黑咕隆咚的，就像山洞一样。老庄子上的人还不喜欢点灯（为节省灯油），晚上不喜欢点灯，白天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改造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开窗子——将以前的窗洞扩大，然后安上窗框、窗扇以及玻璃。
福爷爷的头向床边歪了歪，想转过脸来，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礼寿紧张地看着他老子。
这以后，我改造园子的计划就包括为好他们家了。
邵娜久久地抚摩着福爷爷的手。“福爷爷，明天我就要走了。”
下午，为好他们上工以后，我领着二闺女、三闺女把为好家的土墙也刷了一遍。他们家的家具自然也抬了出来，家当老底暴露无遗。比起为国家来似乎还要寒酸。也难怪，为好家的人口多，为好又没有为国能苦工分。幸好为好住的是老人留下来的房子，爹妈总算是留了一点东西。兄弟不和，大概也是因此而起的吧？
“哦、呵……”说不清是喉咙里的痰在咕噜，还是福爷爷的回答。
然后，一家人就开开心心地出去了。走过房子前面的空地时，对放在地上的为国家的家当也没多看一眼。现在，为国家最值钱的东西就是那四面白墙了。
我站在邵娜的身后，这时也俯下身来，叫了一声，“福爷爷。”
“那敢情好啊！”为好高兴地说。
“谁啊？”这次的声音很大。大概，福爷爷已经很久没有听见我的声音了，受到了刺激。
为好媳妇又跑回去喊大闺女，后者很不情愿地跟了过来。大闺女倒是没有说什么，但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羡慕。我对为好说，“老大，要不我帮你们家也刷了？”
我说，“我、我……”似乎也被痰卡住了，不知道该回答“我是罗晓飞”还是“我是范为国”。
为好媳妇闻声跑过来，还没有进屋就说，“真正亮堂！”到了堂屋里她又说，“晃人眼睛，好呢！”
只见福爷爷一阵挣扎，在礼寿的帮助下，终于转过脸来。“邵、邵娜的对象，人、人才不错……”福爷爷终于可以说话了，但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两、两口子，守守着日子，好、好好过吧……”
继芳、为好他们收工回家，为好没有进自己家的门，先来了为国家的堂屋。他一惊一乍地叫了起来，“哎哟喂，真亮堂啊，伢他妈，快来看看！”
我不禁觉得头晕目眩，时空顿时错位了，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呵。邵娜将她的脸埋在福爷爷的手心里，又呜呜地哭开了。
中午不到，为国家的三间房子就刷好了。
显然福爷爷是老糊涂了，神志不清。但你不得不承认这老头儿的魔力，即使是快死了，也能搅得你心里面翻江倒海。
我不禁笑了。孩子就是孩子，天真无邪，也没有看起来的那么笨。“那倒不能。”我说。
“闺女呀，莫难过。”这回福爷爷是完全清醒了，竟然挣扎着要坐起来。
“叔，石灰能不能烧饭啊？”二闺女问。
礼寿赶紧跑过去，将一个圆硬的老式枕头塞在他爹的腰后。邵娜也爬起来帮忙。终于把福爷爷扶了起来，在床上坐好。福爷爷呼呼地喘着粗气，但脸上有了光彩，眼窝也不那么深了，能看见里面的眼神了。
闺女们面露惧色，拉着正月子向后退了几步。
“都是报应啊，上辈子你、你欠他的！”福爷爷指了指邵娜，又指了指我。
我拿着一把烂笤帚，从酱缸里蘸了石灰水，往灰暗的土墙上刷去。我刷墙的时候，二闺女、三闺女带着正月子在一边看着。酱缸里的石灰水不断地冒出一些小气泡，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我对二闺女、三闺女说，“把正月子带远点，石灰烧人，鸡蛋放进去能烧熟，落在衣服上就是一个洞。”
我想说，“不是那么回事，这么说没有根据。”但福爷爷不容我开口。
所谓的家具，无非是两张草绳编穿的凉车子、一张破桌子、几张长板凳，再就是几个泥柜以及担在泥柜上面的木板。还有一些家用杂物，脚桶、水缸、木盆、笆斗、簸箕。一些坛坛罐罐，几只粗瓷大碗，一堆破布烂棉花。最多的是农具，锹、锨、锄头、镰刀、扁担绳什么的。此时，这些东西散布在草房前面的空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投射出一些可怜的影子。这些家当老底放在屋子里还不觉得什么，搁在这儿显得尤其寒酸。我不禁想，老庄子上人的日子可真是穷呀，穷得让人害怕。彻底搬空以后，屋子里反倒不那么寒碜了。
他继续说道，“他欠为国的！”说着，手往我的旁边又是一指，就像为国也站在边上。吓得我更不敢吭气了。
按计划，我让继芳去成集街上的供销社里买来四十斤石灰，然后找了一只酱缸，用水和了。我准备用石灰水将屋里的土墙刷一遍。二闺女、三闺女给我当帮手。我们把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搬了出来，放在房子前面的空地上。
“都是报应，都是有因缘的！”福爷爷说，目光越发地炯炯有神，简直是精光四射。
大忙季节一过，我就真的不去上工了。整天待在园子里，很少有机会走出桥口。自然没有再在大白天里睡觉，我有我的工作，甚至比以前上工还要忙了。
考虑到他刚才还奄奄一息，眼前的光景实在是有点儿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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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听邵娜顺从地说，“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