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这么好的事？做梦想屁吃！”戴主任瞪了我一眼，“人家把你卖了，你还帮着数钱，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们讲良心，不干缺德的事，回去再想想办法吧，找个正常死亡的倒可以商量，有钱也不能往水里扔呵！”
我赶紧接过戴主任的话茬说，“南京的单位我已经联系好了，只要你们开证明他们就接收。”
“我没钱，但我的确是罗晓飞，是从南京下放到成集公社大范一队的知青。”
戴主任哈哈一笑，说，“不是怀疑，你就是！这种事我见得多了，这二年知青大返城，也不是你一个人动这种心思。也有社员办成功的，花钱孝敬、找关系走后门，去了南京、北京、上海、天津，去哪里的都有。但人家的路子对呀，像你这样的，就是肯花钱，我们也不敢帮这个忙。给你开了证明也是白开，人家单位也不会接收，那不是骗你吗？”
戴主任哼了一声，把指甲刀连同钥匙圈哗啦一声收进裤子口袋里。“那你就只有去找什么王助理、张助理了，让他来证明你是罗晓飞。”他说。
戴主任的话是建立在不相信我是罗晓飞的前提上的。看来，证明我是罗晓飞的确是必要的，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问题上无法蒙混过关。这个人并不傻，戴主任的名气不是吹出来的。真正傻的是我们，我和邵娜，以为跳过翻案一节就能糊弄过去，就能开出知青身份的证明。我故作无辜地问对方，“你怀疑我冒名顶替？”
“是王助理，王学彬，你们可以找他去调查。”
“便宜没占到，还要背一辈子的黑锅，不是找死又是什么？我这都是为你好啊！”
“你别吓唬我，就是王局长也不敢蹚这趟浑水！”
“找死？”
43
“是啊，至少也得找个正常死亡的，要是能找到为人民的生命财产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那就更好了。找个反革命，那不是找死吗！”
离开知青办，我就赶班车回成集了。心情格外轻松。我已经尽力了，对邵娜和继芳都有了一个交代。不是我不想回南京，而是人家不让我回，我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以后就可以关起门来，继续过庄稼人的日子；南京，甚至梦安我都不会轻易再去了。
“找对路子？”我问。
当然了，出来跑一趟也有好处。得知了父亲的死讯，外面的世界就更加和我无关了。最后的一丝挂念被掐断，可谓一了百了。邵娜也已经和大许结了婚，不是听说，也不是胡乱猜想，而是我亲眼所见。两口子虽然磕磕碰碰，口角不断，看上去不太融洽，但胜似融洽呵。更何况邵娜前途无量，真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在南京时我表现出的种种笨拙，甚至于丑态，真的非常及时和必要。无情的岁月使我在对方心目中的形象被破坏殆尽，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四年前邵娜离开老庄子后我体会到的那种平静再一次笼罩了我，虽说有那么一点空虚，但毕竟开阔得近于无限了。
“这都想不过来？罗晓飞是畏罪自杀的，奸污生产队的耕牛，破坏春耕生产，就算他没有死也是个现行反革命，应该被开除知青队伍。罗晓飞不管死活都不能算是知青。我说你们这些社员群众，也不动动脑筋，尽想好事儿了！就是想好事儿也要找对路子呵！”
在那辆左摇右晃的班车上，我不由得欣赏起路边的乡村美景来。田块青黄不一，深浅各异，色彩丰富的大平原随着车行，沉稳而缓慢地转动着。远处的村庄和近处挑着担子走路的人都是我熟悉的，令人备感亲切。公路两边的小河如此清澈，河水碧绿。水草向着一个方向倒伏漂浮，有如无数柔软的箭头指引着老庄子的所在。自始至终我都保持着沉静的状态，并被自己感动了。
“怎么没有用？”
老庄子上也很安静，男子汉和妇道们正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甚至，村子上的狗也没有怎么叫，它们毕竟认识我，知道不是外人。
戴主任抬起头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脸上浮现出了会意的笑容。“我晓得你的意思。”他说，“就算是罗晓飞死透了，化灰成泥，我们给你开这个证明也没有用！”
继芳在家，没有去上工。大概估摸着我今天回来，特地请了假。正月子上学去了。银针带着锅巴跑出桥口来迎接我。只是为好家那边静悄悄的，堂屋的门紧紧地关闭着。
“我们能不能不谈我是不是罗晓飞的事？我要的只是罗晓飞是知青的证明，跟他的死活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说。
自从大闺女出嫁以后，为好也不怎么出工干活了。他们家有为好媳妇、二闺女、三闺女挣工分，已经足够了。我满心以为听见响动，为好会走出门来，笑呵呵地说，“兄弟，来家啦！”但是没有。
戴主任不禁有点生气，把指甲刀往桌子上一拍。“你不要跟我绕，别想把我绕糊涂。”他说，“你说你是罗晓飞你就是罗晓飞啦？”
继芳烧了一大锅开水，把冬天才用的澡桶搬了出来，让我洗澡。虽然昨天晚上我在梦安的小旅社里已经洗过了，身上一点都不脏，但还是听从了。无论是县城的小旅社还是南京的招待所，用莲蓬头淋浴怎么比得上家里的澡桶呢？
“我没有死，我就是罗晓飞。”我说，“你说的那件事我也知道，是王助理办的案子，七二年的时候他是我们公社的公安助理。但我今天来不是要翻案件，只是求你们开一个证明，这是两码事。”
我脱光了衣服，整个人泡在热水里，手臂担在澡桶沿上，双手耷拉在外面，闭上了眼睛。热气蒸腾中，继芳用一只葫芦瓢不断地添着开水。她抓起老丝瓜瓤子，抹上药水肥皂，在我的身上搓揉着。看我洗得舒服惬意，银针也要跳进来和我一起洗，被他妈挡在外面，不让靠近澡桶。银针就自己脱了裤子，光着两瓣小屁股。
戴主任撅起嘴，吹掉玻璃板上的指甲屑。他说，“罗晓飞是知青不假，但他七二年就已经死了，我们有他的档案，你得首先证明他没死才行。”
小家伙绕着澡桶跑了好几圈，想找一个突破口。继芳一面给我搓背，一面阻止他说，“让你爹爹好好洗！”
“这么说，你们是不准备开这个证明了？”
我也拿银针开玩笑，“你也是个小伙子了，光着屁股不害臊！”
“只要你能证明你是罗晓飞，我们就给你开罗晓飞是知青的证明。”
“爹，你不也是光着腚吗？”他说。
“要是我能证明，就不来找你们了。”
我无言以对。这家伙聪明得很，大人往往说不过他。
“怎么才能证明你是罗晓飞呢？”戴主任问。
继芳撩起澡桶里的水，浇淋在我的胸脯上。
我说明来意，请他们给我开一张知青身份的证明。戴主任给我的感觉是，这件事与他们无关，我跑错地方了。虽说如此，他并没有赶我出门的意思。大概是太无聊了，正好来了一个人，不免可以消磨一番时光。我倒是愿意他们尽快打发我走人的，无论这证明开还是不开。不论结果如何，我都可以给邵娜一个交代了。对继芳也是一样。
“真的没有指望了？”继芳问，自然是指我办回南京的事。
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就是著名的戴主任，其名头在知青中间如雷贯耳，我则是第一次见到本人。另一个看来是普通的办事员，甚至连办事员都不是，也许是勤杂工。我进去的时候，他正用一把拖把在拖水泥地。戴主任则坐在桌子后面，用一把指甲刀在修剪指甲。那指甲刀拴在一个钥匙圈上，钥匙圈上挂满了钥匙，并有一根银色的链子连在腰带上。因此他说话的时候不时地有稀稀哗哗的声音发出。
“没指望了，再办下去没准儿要出事。”我说。
那知青办设在一栋平房末尾的一间房子里，门庭冷落，十分萧条。顺着平房向前走的时候，草越来越深，几乎都长到砖头铺的小路上来了。知青办的牌子也已经歪斜，字迹也已褪色。看来，知青工作真的已经接近尾声，快收摊子了。
“出事？”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县委大院，梦安县知识青年办公室就设在大院里。我生怕在门口被门卫拦下。还好，进门的时候很顺利。也许是在南京待了两天，我的气质有了变化，门卫不仅没有阻拦我，甚至还向我指点了知青办的所在。
“我是有罪在身的人，再办下去没准要进监狱，那就偷鸡不着蚀把米了。”
于是后半夜，我就不敢睡着了，听着那和父亲同样老的老人打着我这样年纪的人才打的呼噜。
说这些话的时候，银针已经跑到里屋里去了，钻进了被子里。他待在床上等我洗完，好让他妈接着给他洗。因此我们夫妻说起话来并没有什么顾忌。
“小伙子呀，你打呼噜的声音太大了，像开火车似的，能不能小声点？”他说。
“那就赶紧住手吧。”继芳说，“也是怪我不好，不该让你上南京的。”听不出有任何的失望。
蓦然醒来，看见父亲就站在我的床前，满脸苦愁地注视着我。不，那不是我父亲，而是一个半夜进来住店的人，一个和我父亲同样老的却活着的老人。
想起接到邵娜来信的那天，继芳那样的恳求我，那么激动，我有点想不通了。我不禁睁开眼睛看了对方一眼，那张脸上平静如水，有的只是歉意和顺从。我于心不忍。“没什么，出去看看也好，也晓得了。”我说。
邵娜说我父亲两年前就去世了，就好像说的是另一个人，和我想见而没有见着的不是同一个人。一个已经去世，另一个则不见踪影、无处可寻。这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自打七年前在老坟地我对父亲三鞠躬后，他就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的人是不会再死的。如果我不去南京，就不会有这档子的事儿了。当然啦，如果那天开门的不是一个戴着卷发器的少妇而是一个衰弱不堪的老人，还有我父亲已经死了这回事吗？父亲从那扇我熟悉的门后出现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然的。说不清楚呵，也想不明白，生与死。然后我就睡着了。
“是的呢。”
我在继芳生银针的时候住过的那个小旅社里登记了一个床位，脱了鞋就上床了。房间里的灯一直亮着，同住一屋的人进进出出，但我并不觉得受到了打扰。比起在南京住招待所的单人房间，我心里踏实了许多。我想起了父亲，有些难过，但也不是那么难过。最让我难过的是想见而没有见到他，几乎见着了，但终于还是没有见到。
继芳不再说话，更加卖力地帮我擦洗起来。一时间只听见洗澡水在澡桶里晃荡、浇淋在我身上的声音，继芳捞起手巾的声音，以及喘息声。我们夫妻呼吸相闻。
车到梦安时已是傍晚，没有班车去成集了。即使有班车，我也不会马上就赶回去，因为已经答应了邵娜，要去县知青办开那个证明。离开南京以前，邵娜曾对我说，办回南京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事了，而是她的事。如此一来，我反倒是有了一些动力。想起自己千里迢迢地前往南京，不也是因为继芳吗？这是两个给予我动力的女人，或者说是左右我行动的女人，以前如此，现在仍然如此。
银针隔着墙喊了一声，“妈，爹还没有洗好啊？”
42
“急什么急？”继芳回头说，“有这工夫还不快去烧水！”
“是吧。”我说。
我突然想起来问继芳，“怎么没见他大伯？”
邵娜的表情一瞬间变得十分柔和，脸庞发亮，就像夕阳一样映入我的眼中。那是一种纯粹、深入而又如此遥远的关切之情。从邵娜嘴巴里说出来的话却干巴巴的，“罗伯伯两年前就去世了。”
“病了。”继芳说。
她的反应不可能是因为在生我的气，肯定是有别的原因。我脱口而出，“我爸他怎么啦？”
“什么病？”
她突然就停了下来，和走的时候一样突然。“叫你不要去，你不听！”邵娜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我的心里一阵发毛。
“没啥，吓出来的，知道你去了南京，他就躺下了，两天没吃没喝。”
“邵娜，你到底怎么啦？”我再次问道。
“要紧吗？”
邵娜没说话，转过身去就走。我只好跟在她后面。现在又变成她领着我了。
“你这不是来家了吗？回头你去看看，就算给他大伯治病了。”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我问。
我站在澡桶里，继芳拧干手巾帮我擦身子。她手劲大得像男人，手巾被拧得干绷绷的，擦了好几遍，把我身上都擦红了。
邵娜没有搭理我。她的脸色蜡黄，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继芳帮我套上衣服。她说，“别忘了回头给邵娜写封信，我们虽然不办了，也要谢谢人家，难为她这一番心意。”
我走出四十八号大院。一面走一面心有不甘地回头张望着。邵娜蹲在路边的一根水泥电线杆下面，看见我，站了起来。我告诉她说，“我爸不住在这儿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
“知道了。”我说。
然后砰的一声，门又被关上了。一句“二哥！”随着空气被从门缝里挤出来。这回，我再也无法领会它亲切的含义了，意义分明，是在说我是不受欢迎的乡巴佬。
继芳说得一点都不错，为好得的是心病。洗完澡，我就去了为好家，推开堂屋的门，一直走到了里屋里。为好躺在床上，看见我马上别过头去，将脸冲着里面的墙。我知道这是他在生我的气，于是开门见山地说，“老大，你可别想多了，我去南京是我爹死了，不是要办回去。这辈子，我就待在这老庄子上不走啦！”
“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里没有姓罗的！”
为好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对我说，“你咋不早说呢，看把我给急的！下次回南京，要先告诉一声呵。”
“我想问一下，罗家生搬到什么地方去了？”
“晓得啦。”我说。
这次门开得很快，就像那少妇关上门后就一直站在门后。她不无愤怒地看着我，头上的卷发器互相磕碰起来。
为好将双脚伸下床沿，找他的鞋子，一面异常关切地问，“老人啥时候去的？入土了没有？棺材板子可是桑木的？这事情可不能马虎呵……”
院子里的那个女人这时已经晾好了被子，手里拿着一柄“爬山虎”在被子上面噗噗地拍打。空洞的响声在四周回荡着。我在平房前面徘徊了几步，最后鼓足勇气，再次返回去敲门。
“南京人不时兴土葬，已经火化了。”
我稍一犹豫，脚缩了回来，那门便在我的眼前重重地关上了。
“怎么能这样呢，怎么能这样呢……”为好着急起来。
“不是！”少妇说，又要去关门。
见他已经没事了，我敷衍了几句就出来了。
我心里想，这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我的父亲就永远地被关在了后面。情急之下，我伸出一只脚，插在门扇与门框之间，问少妇道，“这里是罗家生的家吗？”
这以后，日子又恢复到我去南京以前的模样。我打理园子，为好给我当帮手，但我和他也说不上几句话。烦闷的时候，我就去瓦屋找礼九，听他说东道西。礼九也经常来我们家吃饭。届时继芳就炒上两个小菜，我俩喝上两盅。日子就这么过着。
“不认识！”说着少妇就要关门。
一天，我和礼九在牛屋门前的地上下六路洲，一面晒太阳聊天。礼九说，“说是淮阴人上河工，挖到一只大乌龟，眼睛有磨盘那么大，爪子有二亩地长，挖不上来，就又埋了……”
我怯生生地问，“请问罗家生在吗？”
当时轮到我走棋，因思考棋局我没有搭腔。礼九继续说，“说是我们这摊是乌龟驮着的，你听说了没有？”
少妇面颊浮肿，眼睛里的一丝惊愕瞬间转变成了厌恶。“你找谁？”
“没听说。”
父亲的房子门窗紧闭，那门窄小得令人生疑。但无须怀疑，当年我用铅笔刀刻画的一个小人儿犹在，只不过刻痕已经暗淡，变脏了。我瞄准那小人儿，用右手指关节在上面叩击。就这样敲了好一会儿，门后终于有了一些响动。啊，我的老父亲趿拉着拖鞋来开门了。我告诉自己，无论父亲多么老迈都不要吃惊呵。可门打开后，我还是惊讶不已，万万没有想到，门后站着一个女人，而且还是一个少妇。套着一件宽大的男式圆领汗衫，下面是一条印花睡裤，满头的卷发器摇曳。
“那你不是白跑一趟吗？”他指的是我前几天去南京的事。
右边的平房前面，一个女人在两棵大树间拉着的铁丝上晾被子，一面晾被子一面拿眼睛觑我。
“是白跑一趟。”我说。
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推着自行车出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哐的一声将自行车提过院门的门槛。
这时继芳从瓦屋的院门外走进来，手上提着锄头。她的脸因为跑路红扑扑的。显然继芳是从生产队的大田里来的。
其次是院子里过分安静，几乎没有人——当年它可是非常热闹的。
礼九连忙站了起来，“哎哟喂，是弟妹，稀客稀客，怎想到到我这摊来的？”
此刻，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院子变小了，就像以前院子的一个缩小的模型。院子还是那个院子，但比例不对。是我长大了？还是在广阔天地里待久了？或者时间化作空间，使往昔变得窄小？
“叫错啦，我们比你晚一辈，应该叫侄儿媳妇。”我开玩笑说。
我们家住在院子东边的那排平房里，左手第二个门。很久以前，左手第三个门也是我们家。“文革”以后、我下放以前那间房子就被父亲单位的一个军代表的亲戚给占了，理由是我们家一共两个人，一间房子够住了。这当然和父亲遭到批判有关。他长年待在“五七”干校里，接受劳动改造，实际上后来我们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和父亲掉了个个儿，我去了广阔天地，他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续参加生产劳动，回了南京。父亲的问题也有了初步结论，叫作“靠边站”。工资照拿，但需要在当地居委会的监督下从事改造。一段时间以来，四十八号大院里的公共厕所就是归我父亲打扫的。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我下放的头几年里从父亲不多的几封来信中得知的。毕竟十年过去了。
“弟妹是随你，”礼九说，“你是我兄弟，她不就是我弟妹吗？”
我也不勉强，用手整了整衣服领子，就推开铁皮大门进了院子。
“老不害臊，尽往小处赖！”
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四十八号大院门口。邵娜知道不可能再阻止我，蹙着眉头说，“那你进去吧，我这儿等你。”
礼九张开缺了两颗门牙的嘴，呵呵地笑了起来。
反正，她就是不希望我去看父亲，这点我已经看出来了。我也懒得多费口舌，对邵娜说，“反正我想去看看。”
继芳对礼九说，“他九爷爷，我找银针他爹说句话。”
“你真是在乡下待久了，脑子转不过来。”邵娜说，“这种事得单位出面，私人证明哪能行呀！”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礼九又不是外人。”我说。
“谈何容易，”我说，“要是我爸他还能动，让他跑一趟肉联厂，证明我是他儿子，也省得我去开证明了。”
继芳犹豫了一下，然后掀起衣服，从裤腰里面拿出一封折了好几折的信。“是仁军媳妇给我的，”她说，“信到队上有几天了，说是仁军不让给你看。”
邵娜急了起来——八成是故意的。“你怎么一点信心都没有？办这种事哪有那么顺的？总会碰到困难的。金处长不是说了吗，只要知青办出一个证明，他们就接收。”
我接过信，发现信封已经被撕开了。牛皮纸的信封上写着：成集公社大范大队一队知识青年罗晓飞收，下面印着“江苏省梦安县公安局革命委员会”几个红字。
“要是办不下来呢？再说，我也不想再来南京了。”
“是邵娜来的？”继芳问我。
“等把手续办完了，回了南京，再向你爸爸报喜也不迟呀。”
“不是，是梦安公安局的。”
“不会的，我有数，你尽管放心。”
“啥？公安局？”继芳顿时紧张起来。
“别把老人吓着了。”
我抽出信。信纸上面有题头，仍然印着红字“江苏省梦安县革命委员会”，信的下面盖了一个大红公章。“没什么，他们请我去一趟公安局，了解一个情况。”我说。
“我就看一眼，没准爸爸不认识我了呢。”
礼九一副见多识广的样子。“有个请字就没事。”他说。
终于到了北下路旁边的三条巷。十年过去了，它还是那么的僻静。脚下的石子路隔着鞋底硌着我的脚，让我觉得那么踏实。我又看见了煤炭店、老虎灶、剃头店门前旋转不已的幌子。卫生院长长的围墙上探出盛开的月季，似乎还是十年前的模样。这番光景不禁使我激越的心情稍稍平复下来，变得复杂难言了。脚步也不知不觉地放慢了。邵娜终于和我走成了并排，她仍然在劝我，“晓飞，还是别去了吧。”
继芳问我，“你要去？”
我并不觉得这是骂人话，就像我真是他的二哥一样。邵娜赶紧上前紧紧抓住我的胳膊，脸色吓得煞白。然后我们过了马路。
“没准回南京有转机了呢？”我说。
过马路的时候，我差点没被一辆带挂斗的解放牌卡车撞倒。司机从驾驶室里伸出头，大声地骂道，“不想活啦，二哥！”
“那我跟你一起去。”
街景这时候也起了变化，滚滚向前的车流不再像以前那么令人畏惧了，城里人看上去也不再那么的凶悍霸道了。由于疾走，我不禁带起了一阵风，路边的行人纷纷避让。甚至那些高楼大厦也不再一味高大，显示出可亲的一面。
“要是有事，你跟去也没有用，要是没事，你跟去干什么？”
来南京后还是第一次，不是别人带着我，而是我领着邵娜向某处进发。
“有个请字就没事。”礼九说。
一股莫名的勇气突然升起，在它的支撑下我大踏步地向前走去，不顾街上车来人往。好在回家的路我非常熟悉，况且目标异常明确。邵娜跟在我后面，一路小跑着。她不断地提醒我，“当心！当心！”
我说，“礼九说的不错。”
是啊，是啊，这么多年了，我甚至很少会想起父亲。我认为我们这辈子肯定是见不着了。我从来都不敢想和自己的父亲见面的情景。可现在，有什么已经起了变化，我已经来到了南京。父亲就在不远处的那栋房子里，正凭窗而立，等待着他的儿子。再让我遵守当年的誓言已经不能够了。
继芳看看我，又看看礼九，不免将信将疑。我把那封信一折，习惯性地就要往口袋里放。继芳说，“信给我，仁军媳妇说就让你看一下。”
邵娜的意思是我现在的身份特殊，老人没有准备，何况胜利在望（我看不出来），千万不要有什么差池。等有关的手续办妥了，再去看我父亲也不晚呀。邵娜又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也不在乎这一时半会儿，让我再咬牙忍一忍。
我把信还给继芳，她掀开衣服，把它又塞进裤腰里去了。
大许一大早就去厂里上班了。邵娜上完两节课，送我去长途汽车站。由于时间尚早，我突然想起来去看一眼父亲。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再也压制不住了。邵娜反复地劝阻我，但无济于事。
由于这封信的干扰，泥棋是没法再下了。礼九也不挽留我们。我跟着继芳向院门外走去。
第二天，我执意要回梦安，邵娜也没有阻拦。她的意思是让我快去快回，去县知青办开了证明，尽快赶回南京。
“到了县上，你帮我问一下，我们这摊是不是乌龟驮着的？”礼九在后面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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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我一定帮你问。”
最后，邵娜抢下了口袋，扛在肩膀上向前一阵疾走。看着路灯下婆娑的树影里邵娜别扭的姿势，我觉得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她已经很久没有干体力活了，况且是扛口袋。这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邵娜坚持侮辱自己，我也没有丝毫办法。
44
“我就不能现在就扛吗？”邵娜说。
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我就悄悄地溜出了园子，跑到梦成公路（梦安至成集）上去等班车。的确是起得太早了，公路上根本就没有人，更不用说车了。直到太阳升了起来，一辆班车才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但它是从梦安的方向开来的，前往成集，所以我还得等。等车的时候我跳进旁边的一条干沟里，猫着腰，既为了避风，也为了躲人。我不想让老庄子上的知道自己又去梦安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同一辆班车才从成集方向开了过来。
这哪成呀。于是我们就在金处长家的楼下拉扯起来。我说，“现在我扛，哪天送来的时候你再扛。”
到了梦安找到县公安局的时候已近中午。进门出乎意料的顺利。我报上姓名、公社、大队，还未说明来意，站岗的战士就撇下我，跑进了院子。过了一会儿，他领着一个人过来了，也穿着公安制服。我觉得此人十分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那人也盯着我一阵打量，同时脸上浮现出捉摸不透的笑容。他招呼我跟着他，我们向院子里面走去。
“算啦，”她说，“你交给我吧，回头我再递过去。”边说边来抢我的口袋。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到底是谁呢？我究竟在哪里见过？突然我就想了起来，是小七子，那张尖嘴猴腮的脸从记忆深处蓦然浮现。正好这时穿制服的人转过脸来，和我记忆中的那张脸咣的一声就重合上了。严丝合缝，就像榫头插进了榫眼里。
走到楼下，邵娜从后面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她责备我不识时务，没有把化肥口袋留在金处长家。看她着急上火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邵娜这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我吗？于是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扛着化肥口袋，准备反身上楼送回去。邵娜把我拦了下来。
认出了小七子，自然就想起了王助理，那是免不了的。因此，当我看见王助理威风八面地坐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并没有显得特别吃惊。
邵娜还在推让，我上前一步，扛起化肥口袋就出门去了。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这口袋里还有继芳让我捎给邵娜的黄花菜呢，不能就这么白白地给糟蹋了。
王助理老了，但白胖了许多，头发更加的稀疏。横卧在前额上的那缕头发越发的金贵了。他拿着一把小梳子，正在梳那缕头发。前面的桌子放着一把裹在枪套里的手枪。枪套是打开的，半截枪柄露在外面。进门后，小七子把办公室的门反锁上，然后将我推坐在前面的一张凳子上。
金处长总算下了台阶，邵娜也总算是抓住了一根稻草。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然后我们就走了。刚走到门口，金处长叫住邵娜说，“让他把东西拿走。”
王助理半天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地盯着我看，一面梳理着头发。“还真像。”他终于开口说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只要能拿到证明。”
“你是王助理。”我说。
“只要能拿到证明？”
小七子窜到前面来，说，“瞎说！这是我们局长！”
“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只要他能拿到知青办开的证明，不管是谁我们都接收。”
我对王助理说，“你是王局长。”
“不是那么回事。”邵娜说。
王局长哼了一声，并不十分介意。“他是谁？”他指了指小七子。
金处长说，“小邵，不是我不听你解释，你一个人的解释也没有用，我们办事得凭材料，只要他能拿到梦安县知青办公室的证明，证明他是一个知青，我们厂就接收，其他事情我们不想问也问不了……听说那个罗晓飞还是畏罪自杀的……”
“我认识，但不知道名字。”我说。
一个自称“我们”，一个称对方为“金处长”，显然事情已经谈崩了，连我这个出土文物都看出来了。下面就看怎么收场了。
“在什么地方认识的？”
“所以说，金处长，你得听我解释。”
“在我们队上，审查我的时候也有他。”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
“哦，”王局长说，“那他给你吃过什么？”
邵娜刹不住，“难道说，我见的是鬼不成？”
我说，“你让他把狗吃剩的半碗疙瘩汤端给我，狗护食，他没敢端。”
逻辑严谨，不容辩驳，甚至于咄咄逼人。看来邵娜也真是急了。她一急，本性就暴露无遗。邵娜的本性在我看来就是不依不饶，还有让人受不了的冰雪聪明。金处长顿时语塞。
王局长哈哈哈地笑起来，“看来你是假的，当时，你明明吃了那碗疙瘩汤！”
只听邵娜说，“如果他七年前真的死了，那我四年前见的又是谁呢？”
“我没吃。”
金处长的意思很明白，我是一个冒牌货，冒名顶替罗晓飞，也就是我自己。这事儿的确够荒唐的，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荒唐。让我感到荒唐的只是这里面的逻辑，然而羞愧慌张的情绪却告诉我，金处长说的没错，是一个事实，我被揭穿了。此刻，这个骗子就站在这里，被他们议论着。我真想找一条地缝钻进去算了。
“你吃了。”
“还是呀，四年没见，还能记得那么清楚吗？我们外调的结果，罗晓飞七二年就死了，也就是说他七年前就死了。”
“我没吃。”
“四年。”
眼看王局长就要发作，小七子在一边插话，“他是没吃，大黄发狠，不让他吃。”
金处长蹙眉沉思。“你和他多少年没见了？”
王局长说，“我记错了？”
我不由地脸红起来。这个“坏人”显然是指我了，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邵娜也急了，嚷嚷着说，“他不是坏人，我们是中学同学，下放的时候也在一个生产队上。”
小七子，“局长，是你记错了。”
“小邵呀，”金处长打断邵娜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你爸爸也帮过我的忙，说起来都是自家人。正因为如此我就更要对你负责任了。这年头，什么样的人没有呀？你可不要上了坏人的当……”
王局长用梳子刮了刮头皮，说道，“年纪不饶人呵，这么说，他真的是罗晓飞了？”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正在踌躇，邵娜开口了。“金叔叔，这里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听我解释……”
“一个模子脱出来的，像得邪乎。”小七子说。
“这就奇怪了，我们经过外调，说是罗晓飞七二年就死了。”金处长说。
“那到底是，还是不是？”王局长不耐烦地问。
金处长端起桌子上的茶杯，吹开茶叶，喝了一口。敢情，那两杯茶并没有我的份呀。
“是，是，他就是罗晓飞。”小七子连忙说道。
“是。”我说。
王局长转向我，“你没死？”
“我不抽烟。”金处长说，总算抬起头来，看了看我。“你是罗晓飞？是从南京下去的知青？”
“我没死。”
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活跃一下，于是从怀里摸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上前一步递给金处长。“处长，吃烟。”
王局长突然站了起来，一巴掌拍在枪套上，“说，你是怎么逃脱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的！”
这时候，我仍然站在门口，肩膀上扛着化肥口袋。因为金处长让“自己找个地方坐”，似乎不是对我说的。他甚至都没有拿正眼看过我，就像我压根儿不存在一样。还是邵娜说，“把东西放下吧。”我这才放下了口袋。
我心想不好，这下子完蛋了。那感觉就像是你往后面一坐，板凳被人抽走了，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不过，反倒踏实了。我对王局长说，“王局长，你不要误会了，我来不是要翻案的，是你……”
女人微微一笑，没做回答，就又进去了。
“想翻案也翻不过来！”他说，“像你这种情况，我马上就可以把你关起来，判个死刑，你信不信？”
一个半老太婆模样的女人从里面的房间里端了两杯茶出来，放在桌子上。邵娜和她打招呼，“阿姨，打搅你们了。”
“我信，我信。”我说，“我从来就没想过要翻案。”
邵娜在一张板凳上坐了下来。
“那你去知青办想干什么？”
倒完洗脚水回来，金处长说，“自己找个地方坐。”
“想让他们开个证明，南京的一家单位愿意接收我。”
我们进去的时候，金处长正在一只脚盆里洗脚。他不急不忙地抬起腿来擦脚，一面让小姑娘进屋里去。擦完脚，金处长趿拉着拖鞋去倒洗脚水。他说，“你们再不来，我可要去睡觉了。”
“算你识相。”王局长说着坐回了椅子上。“现在社会上翻案成风，很多人都想浑水摸鱼。‘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的确是制造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但对于刑事犯罪分子，定案大多是准确的。你属于刑事犯罪，况且在逃多年，就算什么事都没有，就凭在逃这一条就够你受的了，何况在逃七年！好在你有自首表现，我们也可以既往不咎。你的案子可大可小，完全取决于你自己。所以我要奉劝你，凡事都要考虑考虑后果，千万不要铤而走险呵！”
金处长家的房子也很破旧，是老房子。看得出来，他们一家在里面住得有些年头了。客厅非常窄小，放了一张吃饭的方桌。金处长家已经吃过了。黑乎乎的天花板上垂下一只二十瓦的白炽灯泡，照着桌子上的一只贴了胶布的纱布菜罩，里面罩着几碗剩菜。房子里有一股隐约的饭菜馊味儿。一个小姑娘正趴在桌子边上做作业。
王局长的口气缓和下来，手离开了枪套，拿起了梳子。
那条路和他们家的筒子楼不是一个方向。我只好扛着口袋跟在后面，一面很后悔没有将给邵娜他们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我觉得自己在这样的环境里变笨了，像个傻瓜似的，任人牵着鼻子随便摆布。
我说，“王局长说得是，我绝不翻案，自讨苦吃。”
“不用了，不用了，”邵娜说，“办事要紧。”不由分说，她就拐上了一条向右的砖铺小路。
“话又说回来了，”王局长说，“这些年你也不容易，没个户口、名分，在社会上也不好混呀。该帮的忙我们还是要帮的，小七子，你说是不是啊？”
去金处长家以前，我回了一趟招待所，去扛那个化肥口袋。邵娜在招待所门口的路灯下面等我。口袋扛下来后，我说，“里面的东西有一半是给你和大许的，先去你们家放下。”
“是，是，我们局长是最关心群众利益的了。”小七子说。
这金处长是我办回南京的关键性人物，南京肉联厂的人事处处长。人虽然在肉联厂上班，家却住在南工的校园里，可见和南工是有渊源的。至于是什么渊源，我没有多问。你说呀，要是金处长和南工没有一点关系，邵娜的家里又怎么可能认识他呢（大许说是他们家的“老关系”，显然是以邵娜的家人自居的）？
“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
吃完饭，邵娜领我去了金处长家。
自从上次离开知青办，我已经绝了回南京的念头。当我认出王局长就是王助理，心里想的是，老庄子上的日子恐怕是过不成了，往后就要在监狱或者劳改农场里度过余生了。银针和继芳怎么办呢？我连想都不敢想。当王局长拍着桌子站起来，我知道这已经不是什么“恐怕”的问题了，抛妻别子、沦为阶下囚已是铁板钉钉。悔不该踅摸着要办回南京，听信邵娜和继芳的怂恿。女人哪，真正是头发长见识短……
大许还要再开一瓶葡萄酒，被邵娜拦住了。“晚上还要办事呢。”她说。
难道说这一切竟是我的多虑？看这光景王局长不是要害我，而是要帮我。我不仅没有想到，而且死活也不敢相信。面对王局长帮忙的提议，一时我竟然张口结舌，真的还不如他要害我呢。
大许也不以为意，哈哈一笑，“我罚酒，我罚酒。”端起杯子，一口干了。
“你有什么要求，只要我王某能够办到的，一定给你办了！”
“你越说越没劲了。”邵娜说。
“我、我能有什么要求？不过是想开个知青证明……”
“没啥出息，”大许说，“在四川酒家干厨师。我虽然在厂子里，好歹也考上了电大，娜娜就更不用说了，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还是重点大学……”
只听王局长说，“好说，好说，小事一桩！”然后他转向小七子，“我和罗晓飞也多年没见了，好歹也是个熟人，你去食堂里打两个菜。”
过了一会儿，我问，“吴刚他现在在干什么呀？”
王局长居然要留我吃饭。我慌忙站了起来，“王局长，我就不在这里吃了。”
“那也好，等你办回了南京，大家见面的机会那还不多吗？”大许显得很通情达理。他那澎湃的情绪始终被邵娜压制着，也真够难为人的。
“客气啥？那半碗疙瘩汤你不是没有吃到吗？今天我补偿你！”他说。
“下次吧。”我说，“这次来主要是办事，明天还得赶回去。”
小七子走过来，再次把我按坐在板凳上。他打开墙边的文件柜，丁零当啷地找出几只搪瓷菜盆，然后提上一只热水瓶，就开门出去了。
果然，大许不再提谁欠谁的事了，抑制住了他的感情。但大许就是大许，不甘寂寞。又喝了几杯后他说，“哎，晓飞，这次来要不要见见吴刚？他听说你来了可激动了。”
小七子从食堂打来饭菜，放在王局长的办公桌上，排开搪瓷菜盆。桌上的那把枪被王局长收进抽屉里去了。王局长弯下腰，从一头沉的柜子里拿出一瓶洋河大曲，里面的酒已经喝了一半。他将半瓶酒放在桌子上，对小七子说，“去洗两个茶杯来。”
在这场小夫妻无谓的争论中，大许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言语也比较收敛。而邵娜控制局面则显得游刃有余，异常的有把握。所以说，我也不必过分担心，大许并不会像当年那样的借酒撒疯，弄得难以收拾。
我说，“我不喝酒。”
看这架势，他们经常抬杠。虽说是抬杠，我觉得这里面却包含着某种甜蜜和默契。大许和邵娜就像是一对老夫妻，或者说是一对可以过到老的小夫妻。邵娜越是表现得和大许对立，这一点就越是体现得非常明显。我注意到他们长得也越来越像了。
王局长眼睛一瞪，“我让你喝你就喝。”
他俩一来一往地戗上了。这样也好，我就可以不用说话了。
小七子洗了两个玻璃杯，湿淋淋的拿来放在桌子上。王局长倒酒。他给我倒了满满的一杯，剩下的倒给了自己。我问小七子，“你不喝？”
“好好好……”大许一时被噎住，找不出词儿来反驳邵娜了。
小七子未及回答，王局长说，“酒就这么多，没他的份儿。”
“不等于。”
我很想说，“我喝不了这么多，可以倒一半给他。”但转念一想，终于没有开口。
“我欠他的不就等于你欠他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喝酒。小七子以茶代酒，在旁边陪着。一共两个菜，一个猪血烧豆腐，一个青椒回锅肉，味道还真是不错。就这么一吃一喝，彼此自然亲近了许多。王局长说话也换了一种口气，听起来就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至少也是个远房亲戚吧。
“是你欠他的吧？”邵娜说，“别把我也扯上！”
“晓飞，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的？”王局长关切地问。
“谢什么谢呀，我们欠你的情这辈子也还不清呵！”
“也没什么，就在村子里。”我说。
我说，“谢谢，谢谢。”
“哪个村子？”
“了不起！”邵娜讽刺道。
“就是原来的村子，大范一队。”
“我没喝多。”大许说，然后又转向了我。“晓飞，这次联系南京肉联厂，是我们家的老关系。”
“那你不就成了黑户了吗？”
“你喝多了吧？说些什么哪！”邵娜说。
“也不是，我结了婚，有了伢子。”
“你过得好那是你的事，我们对不起你，那是我们的事。”
“哦。”王局长说，夹了一块带皮的肉，塞进嘴里咀嚼着。“没得户口，哪个肯把闺女嫁给你啊？”
这是前兆，我太了解这个人了，接下来……于是我赶紧说，“我过得挺好的。”
他甚至已经不再说普通话了，而是随我，说起成集一带的土话来，亲切得让我坐立不安。但即使再亲切，我还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说来话长，这里也不是一个说话的地方。
大许不理邵娜，继续对我说，“晓飞，我心里有愧啊！”
王局长不以为意，他说，“晓飞，我有一事不明，既然你没有死，那我们发现的那具尸首又是谁的？”
邵娜打断大许，“喝酒，喝酒，哪来的那么多的废话！”
“这个，这个……”
“我对娜娜说了，晓飞的忙我们一定要帮，不帮你那帮谁呀？”大许说。
实际上，我是很想回答王局长的，但真的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王局长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笑容，他问，“你是不是杀了什么人？”
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哪里，哪里……”
我不禁一个激灵，马上警惕起来，酒也不敢喝了，菜也不敢夹了。“没有，没有。”我说。
大许拿出一瓶通化葡萄酒，动用开瓶器很不熟练地将其打开。然后将酒分别倒进三只玻璃杯里。三个人坐下来开始吃饭（同时喝酒）。由于相隔已久，不免生疏，开头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邵娜问我坐车是否顺利？家里可好？等等。突然大许举起他的玻璃杯，在我的杯子上咣啷碰了一下。他喝了一大口葡萄酒，说，“晓飞，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我们对不起你呀！”
“那是咋回事呢？”
邵娜端着一盘香肠炒鸡蛋走了进来。她扎着围裙，手上拿着白铁锅铲，身上一股炒菜的味道。终于来到了灯光里，胖了，也老了。但即使再老，也比继芳年轻呵。邵娜将盘子往桌子上一放，说，“也没有什么好忙的，家常便饭。”
我欲言又止。
“不要忙了，不要忙了。”我也说。
“说出来又没什么关系，我不是说了吗，既往不咎，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好啦。”
“娜娜，别忙了。”大许冲着门外叫起来，“晓飞又不是外人。”
“这个，这个……”
然后，我的目光上移，看见了床头的墙上挂的大许和邵娜的结婚照。闪亮不已的镜框里，他俩一个穿着白色的婚纱，一个西服领带。两颗幸福的脑袋紧紧地挨在一起，胸前捧着一大束娇艳欲滴的玫瑰花。我怎么觉得照片上的这一对比照片外的那一对更相配呢？显然，我是嫉妒了。但也许我嫉妒的不是大许，而是大许和邵娜，是他们俩。
“我只是有那么一点好奇，就算你杀了人，找了个替死鬼，案子也过去那么多年了，已经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了。”
大许让我在床沿上坐下，那是他们家最好的座位了。桌子上面已经放了好几盘炒好的菜，一个肉丝炒芦蒿，一个清炒马兰头，还有一盘从外面剁的盐水鸭。都是典型的南京特色。看来他们把我当成外地人了，或者是为了照顾我的思乡之情，也是说得通的。
他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不敢开口了。只听王局长继续说道，“说出来我们也好帮你呀。”
他们住的房子只有八九个平方，有一张大床和两张拼起来的课桌，墙角上放着几只摞起来的皮箱以及纸板箱。此外就是一个脸盆架子，两张凳子，一只竹子做的小书架。锅碗瓢盆作料瓶子沿墙根放了一溜。到处都是书，小书架上根本不够放，蔓延到各处。地上还放着一捆捆的没有拆开的书。这些无处不在的书不仅使房子里显得十分凌乱，也让我不禁自惭形秽。
小七子在一边重复说，“说出来我们也好帮你。”
邵娜亦然，正站在自己家的门口炒菜。看见我和大许走过来，她打了个招呼，让我们进屋去坐。她那么的随便，就像我每天都来他们家串门一样。面庞在门口的灯光里一闪，我也没有看清楚，大许就把我拉到里面去了。
这以后，王局长就不再说话了。他的脸再次变得严肃起来，光泽退去，嘴角下撇，筷子停住。这时墙上的挂钟当的响了一下，已经是下午一点整了。我别无选择，只好斟词酌句抖抖呵呵地说，“死的是一个农民，是，是被他哥杀死的……兄弟打架，不小心，草叉戳的……后来，后来，我就顶了弟弟的窝子……”
大许的家（同时也是邵娜家）住在一幢筒子楼里。到了楼内，灯光反而昏暗下来，不像在外面看见的那么刺眼了。我们顺着破旧的楼梯向上爬去，来到二楼的一条走廊里，光线更加暗淡，和点煤油灯也差不了太多。实际上，那走廊里根本就没有灯，灯光是从一扇扇半敞的宿舍的门里透露出来的。走廊的两边堆放着纸箱、木箱、煤墼、破桌子等杂物。几乎每张破桌子上都放了一只煤油炉，一些男人或者女人正扎着围裙在上面做饭。油烟味儿混合着肉香弥漫了整个楼道，嗞嗞的煎炸声和咔嚓咔嚓的炒菜声此起彼伏。
“他叫什么名字？”王局长问。
我跟着大许在一栋栋的大楼间穿行，楼面上的窗户里都已经亮起了灯，真的是灯光熠熠。我似乎听见了一阵朗朗的读书声。实际上不过是我的幻觉，并没有什么人在读书。校园里只有人声汹汹，黑影条条，那些楼，不过是一些宿舍楼罢了。关于大学，我的想象力不过如此，除了知道是一个读书的地方，就不知道别的了。
“谁？哥哥，还是弟弟？”
然后，我们就带上了房间的门，走了出去，来到了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哥哥叫什么名字？弟弟又叫个什么名字？”
大许问我要不要洗把脸？我摇了摇头。他又问我要不要上厕所，撒泡尿？我这才意识到膀胱胀得厉害。感谢大许的提醒，我去了趟卫生间，痛痛快快地撒了一泡尿。白瓷马桶是那么的洁净，打扫得那么干净，我都舍不得撒呀，但还是撒了。好歹我是个南京人（有点恢复自我意识了），知道冲马桶，而无须大许的提醒。他对我的关心无微不至。我撒尿的时候大许始终站在卫生间的门口看着，看看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哥哥叫范为好，弟弟叫范为国。”
开门进了招待所的房间，大许让我收拾一下，然后去他们家吃饭。实际上我也没有什么可收拾的。把化肥口袋从肩膀上卸下，往水泥地上一撂，都不带磨正的。之后，我就在那张被日光灯照得一尘不染的床上坐了下来，搓着手，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王局长说，“后来你就成了范为国了？”
总之，在那辆拥挤不堪汗味熏人的电车上，大许说得最多的就是“南工”这个词，“南工”这“南工”那的。敢情他们的南工就是我的老庄子。而关于老庄子我什么都没有说，大许也没有问。
“是。”我说。
然后我们上了三十三路电车，前往南京工学院。邵娜在南工的招待所里帮我登记了房间。她的父母是南工的老师，这我以前就知道，不知道的是邵娜目前就读的大学也是南工。大许告诉我，他们（他和邵娜）现在也住在南工的一间宿舍里。
“范为好呢？还活着吗？”
大许拉着我向车站出口走去。我不作他想地跟着他，差一点真的把嘀咕了一路的化肥口袋忘在了车顶上。
“还活着，就在村子上，我们住在一个园子里。”
“你没变，没变，还是那么的精神那么瘦，这就好，这就好……”
这番谈话以后，王局长就没有再问什么了。他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是呀，是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喝酒，喝酒，喝了好吃饭。”王局长说，“这么点酒喝到这工夫！”说着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大许奔了过来，非常热情地在我的肩膀上又打又拍。“你终于来啦，你终于来啦，多少年了……”他说。
我也喝干了杯子里的酒。
他比以前胖多了，还戴上了眼镜。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灯芯绒夹克，尖头黑皮鞋。即便如此，我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显然，是邵娜让他来接我的。
吃饭的时候，王局长和我开了几句不无粗俗却也无伤大雅的玩笑。无非是我有福气，睡了人家的老婆，并且一睡觉就是七年，还睡出了一个“小把戏”。这番论调竟然和老庄子上的人一模一样。我始终没有缓过神来，战战兢兢的，生怕王局长又变回去，变得脸黑面青。
我觉得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并且是一个让人沮丧的地方。空气中飘荡着汽油和煤烟混合的气味，非常难闻。充斥于耳的南京口音也让我不知所措。然后，我就看见了大许。
45
车站上的房子灰蒙蒙的，空地上停了一溜脏兮兮的大客车。一个人提着一只破铁桶，正把桶里的水往一辆车的窗户上泼去。泥泞不堪的地面上印着横七竖八的车辙。下了车的乘客扛着行李、提着旅行袋满院子乱走，在寻找出口。一概都是灰头土脸的，满脸的焦虑。这一切和我记忆中的南京真的很不一样。随即，我反应过来了，不是和记忆中的南京不一样，而是和想象中的南京不一样。关于南京，我早就失去了记忆，只有想象了。
我赶下午的班车回了老庄子。进村的时候碰见为忠，他大着嗓门问，“为国，从哪摊来家呀？”
果然是南京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
“去瓦屋找礼九下棋的。”我说。为忠也没有起疑。
最后一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南京。我之所以知道是到了南京，是因为车停了。司机按了按喇叭，一面跨出座位一面说，“到南京了。”
我喜欢去瓦屋找礼九村子上无人不知。再说了，我空着身子，既没有挑担子也没有拎东西，也不像是村外回来的。
中途醒了几次。窗外是田野、树丛、波光闪闪的小河，以及泥墙草顶的房子。这些，都是我所熟悉的事物，这会儿看上去不免新鲜。但看得久了，也就不新鲜了，毕竟只是田野、树丛和小河。大平原此刻就像一只转动的圆盘，尽头的边缘呈现出一道明显的弧线。长途汽车就像在兜圈子，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了。莫不是碰见了老庄子上的人说的“鬼打墙”了？
终于顺利到家。
车行途中，我的心里一直不很踏实，惦记着化肥口袋，生怕它从车顶掉下去，或者到南京的时候忘记拿了。一面这么想，我一面对自己说：你真的已经是个乡下人了，心系绿豆、花生，真是没出息呀！然后，我就心事重重满怀忧患地睡过去了。
继芳没有去上工，在屋里等候消息。插上房门后她告诉我，为好到处找我，甚至找到礼九那儿去了。好在继芳事先和礼九通了气，说我去成集街上看牙了。这几天我嘴里上火，半边脸肿得老高，为好他也是知道的。我只是惊讶于为好的嗅觉，看来上次的南京之行已使他成了惊弓之鸟。这次要是再往南京办，无论成与不成都得格外小心，千万大意不得。
过了东风桥，我就让礼九回老庄子上了。我扛着化肥口袋，穿过梦安县大街直奔县城的汽车站，买了一张去南京的车票。上车的时候，我要把口袋也扛上去，司机拦住不让。所有乘客的行李——包袱、箩筐、旅行袋都被放上了车顶，车站上的人在上面蒙了一块油布，然后用绳子带住。
继芳问我去公安局怎么说？我没有回答，而是让她把我当年当知青时用过的黄书包找出来。继芳一面翻箱倒柜地找书包，一面问我，“你要这东西干什么？”
“仁军是想买手扶子，队上凑巴凑巴，也能买得起，但贵爷爷不依，仁军拗不过他。”礼九说着又给了黄牛一树枝，“也幸亏是牛，要是手扶子我还不晓得咋开呢，那是伢子们的事情了。”
我说，“要做最坏的打算，没准我要坐牢。”
“谁说不是？现在谁还买牛？都买拖拉机了。”
于是继芳就不找了，坐在箱子上抹眼泪。“还有一种可能，”我说，“就是知青证明能开出来，那样的话，我就能办回南京了。”
说完，礼九一抬手，给了黑牛一树枝。牛车颠动起来。“这两头牛没咱闺女拉得稳当。”他说。
继芳被我说糊涂了，我也没有进一步解释，只是让她帮我准备必要的东西。书包找到以后，我让继芳放进两件我的换洗衣服、一块肥皂、一把牙刷以及牙膏。我想了想，又让继芳把堂屋桌子上的《毛选》四卷放了进去。将装着这些东西的书包在门后挂好，我对继芳说，“接下来我们就等结果吧，是祸躲不过，是福也一样。”
“这一跑就刹不住喽，我晓得！”
然后，我就心安理得了，精神也放松下来。吃晚饭以前，我领着银针玩了一会儿。
“我就去一趟南京，隔天就回，有什么好说的？”
我们来到园子西边的小河边上，捡起土块撇水花。我人大手长，银针自然不是我的对手。但我有意让着银针。如果他撇出的土块能在水面上跳三下，我撇的土块就只能跳两下。银针撇的土块跳四下，我的就跳三下，然后沉入河水里。银针自然十分兴奋，大呼小叫的。继芳看我们父子玩得高兴，似乎也不怎么焦虑了。
“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你倒是满世界地跑起来，日后要听你说了。”
我和银针撇水花玩的时候，为好过来了。他笑呵呵地在我们身边走了一圈，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提白天找我的事。然后就倒背着手走回屋里去了。可见，他找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怕我又去南京了。
“能挨一时是一时，我们也好说说话。”
晚上，一家人早早就睡下了。因为早上起得早，又辛苦奔波了一天，脑袋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夜里我被一阵警笛声惊醒，由于比较遥远，听上去似幻非真的，我还以为是做梦呢。直到那声音变大，持续不断，我才确信这不是在做梦。
“到了县上，你还不是要坐汽车回南京？不至于我把你拉到南京去吧？”
身边的继芳仍然在酣睡，蹙着眉头，咕嘎咕嘎地磨着牙。也难怪，老庄子上的人什么时候听过警笛声？对此没有应有的敏感。甚至村子上的狗都没有开始叫。我爬下床去，在黑暗中摸索着衣服穿上。直到我套上鞋子，村上的狗这才叫了起来。
“多少年不坐汽车，不习惯了。”我说。
继芳这时也醒了。她伸过一只手，在床上我空出来的地方摸索着。“他爹！他爹！”继芳叫道。
“有班车不坐，要坐咱的牛车！”礼九嘲笑我说。
“我在这。”我说，“继芳，他们来抓我了。”
如今，驾车的已经不是闺女了，而是两头年轻的公牛，一黄一黑。牛是新的，但车仍然是老的。礼九坐在车上，手里照例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这回他没有只做做样子，而是结结实实地抽了下去。两头牛护疼，将牛车拉得飞快。但再怎么快，也赶不上公路上跑的班车呵。成集到梦安的班车去年就已经通了。这时候，一辆前脸凸起的大红色的班车从我们的身边飞驰而过，灰土扬起，我不由得打了几个喷嚏。
继芳一骨碌就坐了起来，木木地问，“在哪摊？你咋知道的？”
两天后，我上路去南京。我换上了最好的衣服。继芳准备了一化肥口袋的土产，绿豆、小米、花生、晾干的黄花菜什么的，让我捎给邵娜。礼九驾上牛车，送我去梦安搭车。
“你听。”
40
“是狗叫。”
这颗肉长的心，现在就在我的肚子里，和继芳的声声哀鸣就隔着一层皮肉。它总算是听见了。
老庄子上的狗越叫越凶了，锅巴也加入了进去，拼命地吠叫着。警笛声混入一片犬吠声，反倒不像刚才那么突兀了。突然那警笛声完全消失了。我心里想，警车已经开到了大范大队部，再也没有路往下去了。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正从那车上下来，打着手电筒往老庄子上赶呢。因此我还有时间。
的确，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继芳要我回南京，更没有想到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她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并没有什么损失呀？况且，得到的这个男人——也就是我，比以前的男人还要称心如意。以前，我大概就是这么想的吧？我以为她也是这么想的吧？她不应该感到委屈，应该感到庆幸才是。这种感觉到底是继芳给我的呢？还是我本来就是这么认为的？难道说，继芳不是人吗？不是一个有心有肺的好女人吗？不会因为发生的一切而感到痛苦吗？难道说，感到痛苦的就只有我和邵娜？我不也是失去了一个女人，又得到了一个女人？邵娜不也是失去了一个男人，又得到了一个男人？那我们又有何痛苦可言呢？这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得到不同的男人或女人是一种损失，为什么继芳就是捡了便宜？还是那句话呀，人心都是肉长的，我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呢？
继芳也穿衣服下了地。我让她把门背后的黄书包取来。然后，我就将书包背在了身上。我斜挎着书包，端端正正地坐在床沿上等待着。继芳想起来要点灯，被我制止了。“你帮我点支烟吧。”我说。
哭了就好，继芳不再大叫大嚷了。我在床沿上掐灭香烟，拉过对方，将她搂得很紧很紧。继芳把脸埋在我的怀里，哭成了一个泪人儿。眼泪、鼻涕涂在我的胸脯上、肚子上，继芳还不断地磨蹭着，想在那一片泪迹的皮肉上擦去她的眼泪。当然了，只会越擦越多。我尽量温柔地拍打着继芳厚实的脊背，摇着头，“真没有想到呀……”
烟点好以后，我开始抽。继芳又要去对面的锅屋里，把小哥俩喊起来，又被我拦住了。“继芳，”我说，“两个伢子就全靠你了，银针一定要让他上学。好好地把他们养大吧……”
“这么些年了，我不清不白的，你也不清不白的。”说到动情处，继芳哭了起来，“我对不起正月子他爹，也对不起你……”
继芳早已是泣不成声，一面哭一面说，“都怪我不好，都怪我不好……”
她的声音大得不得了，我生怕吵醒了小哥俩。锅屋和我们的房间中间只隔了一间堂屋。虽说里屋的门上如今已经不是草帘子了，但那门是向日葵的秆子扎的，上面糊了一层泥巴，隔音效果自然很差。何况小哥俩已经有所怀疑了。我不禁柔声说道，“继芳呀，不要那么封建好不好？都什么年代了，什么罗家的媳妇，范家的媳妇？你是我的女人不就完了吗？”
我反倒是心静如水，在继芳的抽泣声中慢慢地品味着那支烟。这是一支纸烟，而不是旱烟。我换纸烟抽也已经有些年头了吧？往后，恐怕连旱烟也没得抽了……
“信不信都一样，我第一个男人姓范，第二个男人姓罗，现在，我是罗家的媳妇！”
继芳坐在我边上，想把头埋在我怀里，被我推开了。我倒不是不愿意和她亲近，而是怕继芳的眼泪把我的衣服弄湿了。我不想湿漉漉地被他们抓走。
“我不信。”
“去把堂屋的门开开。”我说，“他们进来的时候，你看好两个伢子，别让他们乱跑。”
“从你进这门的第一天！”
继芳答应着，走进堂屋去开门。
“我们罗家？继芳，你是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只听脚步声杂沓，果然是冲我们园子里来了。我走到窗户边上，向外面看去，只见锅巴一面狂吠一面向墙根退去。手电筒的光柱照射在它光亮的皮毛上，一会儿晃到了这边的墙上来。地面上出现了土块的阴影。人影晃动，锅巴向前窜去，被一只穿着解放鞋的脚踢中。它儿儿地叫着，夹着尾巴逃开了。
“这么多年了，我们罗家受了多大的委屈，总算等到这一天了！”她说。
奇怪的是，来人并没有从敞开的堂屋门进来，而是冲为好家的房子过去了。其中的两个人绕着房子跑向屋后。剩下的四个人，两个人用肩膀撞开为好家堂屋的门，冲了进去。另外两个人端着枪守在门口。我心里想，他们找错地方啦。于是离开窗边走到堂屋里，想走出去提醒他们。
什么时候，继芳变得如此伶牙俐齿了？什么时候她学会了据理力争（虽然说的都是歪理）？继芳激动得不得了，把被子都掀了起来。我说，“继芳，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想让我回南京？”
黑暗中，继芳站在锅屋的门口，向我摆手示意，意思让我不要出去。
“我没有糊涂，银针是在县城里生的，是城里的伢子，南京也是城里！”
只听一阵呼喝声响起，为好就被他们从房子里提溜出来了。他上身赤裸，只穿了一条裤衩，被扔在堂屋门前的空地上。几支手电筒射出的光同时将其照住。为好媳妇和两个闺女这时也从门里奔了出来，衣裳不整，几乎半裸，哭号着扑向地上的为好。
“我从南京来的不假，银针怎么也成了从南京来的？”我说，“你糊涂了不成？”
“你们抓错人了，抓错人了……”为好媳妇说，同时看了这边房子一眼。
只听继芳说，“你姓罗，银针也姓罗，你们是从南京来的。”
“你是范为好？”一个公安问为好。
我不禁愕然，继芳的反应大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我还以为，听说我要回南京她会千方百计地阻拦呢，会哭得死去活来呢。没想到呀没想到。难道说继芳说的是反话？正因为怕她有激烈的反应，我才把不回南京的话说在了前头。实际上，我也的确没有想过要回去，压根儿就没想过这回事……
为好：“我，我……”
“你姓罗，姓罗的家不在这摊！”
“带走！”那人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两个公安弯下身去，将为好的双手反剪到身后，然后喀哒一声给他戴上了手铐。
“别忘了，你姓罗。”
为好被他们架起来，推搡着向桥口走去。为好媳妇和两个闺女像疯了一样，扑上去又拉又拽。那两个包抄的公安这时从屋子后面绕了回来，加入阻止为好媳妇和两个闺女的行列中，总算是把她们推回到堂屋的大门里去了。我们家堂屋的门也被继芳悄悄地关上了。
“这还用问吗？”我说，“我的家在这里，儿子在这里，你在这里。”
我退回里屋，通过窗户继续向外张望。那群公安走了以后，为好媳妇领着两个闺女又冲了出来，哭喊着向桥口奔去。后面跟着一瘸一拐的锅巴。村子上更是人声鼎沸、犬吠声声，乱成了一锅粥。反倒是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安静下来，月光照耀着为好落下的一只鞋子。
继芳哗的一下在床上坐直了。她转过身子，从正面看着我。“干啥不回去？”
这时我回头看了一眼，只见继芳搂着小哥俩站在身后——他们是什么时候醒的？什么时候穿上衣服的？小哥俩的眼睛里闪烁着令人不安的惊恐。直到天亮，我们家堂屋的门始终没有再打开。
“不过你放心，我是不会回去的。”
46
继芳“哦”了一声，眼睛更亮了。
第二天一大早，继芳就跑到为好家那边去探望。没过一会儿她就回来了，脸色非常难看。我问继芳为好媳妇都说了些什么？她不答，出门抱了一抱柴火就去锅屋里做饭了。为好家的大门紧闭，烟囱也没有冒烟。我们家的饭做好以后，我问继芳，要不要喊为好媳妇她们过来一起吃？继芳说算了。
我又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道，“邵娜说，机会难得，让我去南京面谈，至于档案什么的以后再想办法。”
为好媳妇和两个闺女既没有做早饭，也没有要出工的样子。他们家的门每过一会儿就会拉开一条缝，接着又关上了。似乎有人从里面向外窥视。继芳吃完早饭也没有要上工的意思。甚至正月子要上学，也被她拦下了。“今天家里有事，明天再去。”继芳说。
“真的？”继芳的眼睛亮了一下。
我突然想起，早上仁军根本就没有喊工。难道说，老庄子上的人今天都不出工了？
“也没说什么要紧的。”我说，“她考上大学了，还说托人运动了一个单位，人家愿意接收我，让我回南京。”
从早饭开始，就有一些人陆续走到园子里来了，以妇女和老人、孩子居多。再后来，男子汉们也来了。锅巴因为昨天折了威风，不再吠叫，见了村上的人一个劲地摇着尾巴。它跛着一条腿，蹿高伏低的，显出一副巴结相。
“我说的吧？”继芳说。“她都说了些啥？过得咋样呀？”
来人走进园子里，来到房子前面的空地上，并没有继续进屋串门的意思。他们既没有敲我们家的门，也没有去敲为好家的门，只是对着两家紧闭的大门张望。似乎大家都在等待着什么。也难怪，为好被抓，总得有一个说法吧？但这说法到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说着她也钻出了被窝，往床头一靠，和我坐了个并排。因为提到了信，继芳来了精神。我看了看身边的女人，她身上穿的也不再是什么肚兜了，而是我从梦安买来的乳罩。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我说，“是邵娜的信。”
直到日上三竿，老庄子上的人物差不多都到整了：仁军、为巧、大秃子、礼寿、为忠、为巧他妈……我发现礼九没有来。这会儿我很想去瓦屋里找他，当然不是把他找到这里来，而是我去他那儿待待。我是一个怕热闹的人，眼看着这里就会有一番热闹了。
继芳说，“大秃子来送信的时候，我给了他几根。”
快到中午的时候，房子前面呆立的人群骚动起来，目光终于从两边的房子转向了桥口。锅巴也从地上跳起来，向桥口跑去。看来是来了什么人。果不其然，只听“没良心的白眼狼，不是人日下来的……”的骂声渐近，大闺女一路奔了过来。
晚饭后，继芳安顿小哥俩睡下了（我们打了一张高低床，支在锅屋里，小哥俩一上一下地睡在上面），我倚靠在床头（我和继芳的床也早不是凉车子了，而是一张正正经经地双人架子床），从枕下（枕头也不再是两块土墼，而是塞了稻壳的软和枕头）摸出一包纸烟。“这烟怎么就只剩半包了？”我问。
她的身边跟着二闺女，一路拽着她姐的衣角，似乎在劝阻大闺女。那大闺女手上抱着一个孩子，大襟外褂的一角向下耷拉着，看来刚刚给孩子喂过奶，未及系上。一张大脸红扑扑的，几乎要放出光来，脚上的绣花鞋飞快地倒着。边走边骂，旋风一样地刮到了屋子前面。
我看了看小哥俩，把信顺手塞进了口袋里。
为好家的大门嘎吱一声打开了，可大闺女并没有回家的意思，甚至都没有朝娘家看上一眼。她的脸始终冲着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没有来我们做客的意思。
我用眼睛看着继芳，她张了张嘴，就又闭上了。这时候听见“哐啷”一声，正月子把火叉戳到了锅上。他对他弟弟说，“是个女的，前几年在我们村上，你还小，不记得了。”
人们纷纷让道，在空地上空出一块地方。大闺女就在那块地方站定了。这时为好媳妇和三闺女从房子里奔了出来，跑向大闺女，边哭边喊。为好媳妇喊的是，“他爹啊，他爹啊……”，三闺女喊的是，“爹啊，爹啊……”。大闺女断喝一声，“哭啥丧啊！我爹还没有死！”
我没有回答。这时银针问他妈，“邵娜是哪个啊？”
为好媳妇和三闺女顿时就住了嘴，也不敢跑过去了。
“莫不是邵娜写来的？她过得咋样呀？信上都写了些啥？”
大闺女骂不迭口。她一边骂一边跺脚，身子晃个不停，几乎都要把怀里的孩子甩出去了。为好媳妇大概看大闺女骂得不方便，紧走几步，抱过孩子。孩子脱离母亲的怀抱，大哭起来，大闺女也不管。现在她每骂一句不仅要跺一下脚，双手还往两边用劲一甩。空地上的灰土被她跺得飞扬起来。
“没啥，不是家里来的。”我说。
大闺女骂道，“吃我们家的，用我们家的，哪样对不住你啊？把你养肥了，翅膀硬了，要飞了，要飞回南京去了！我爹哪样对不住你啊！就是一条狗也晓得报恩，一块铁疙瘩也焐化了，真正是人不如狗，就会×××！你还会干什么？田也不下，工也不上，就晓得××，把队上的牛都日翻了，真正是个畜生！你还是个男子汉吗？缩头乌龟！……”
她说话也太不顾及场合了。我注意到，小哥俩的耳朵竖了起来，正在观察我的反应。继芳还对他们说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我离开了里屋的窗边，倒不是怕被人看见，是实在听不下去了。我走过去坐在床沿上，但还想坐得更低些，于是就拖了一张小板凳坐下来。但还是觉得太高。后来我干脆坐到地上去了。甚至，这泥地对我来说也还是太高了，真正是体会到了“找条地缝钻进去”的心情。我坐在地上，曲起腿，把脑袋埋在两腿之间。耳朵里嗡嗡直响，回荡着她咒骂的声音。我心里想，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人啊人，就像是一坨屎，死不足惜！
继芳头也不抬地说，“是贵爷爷让大秃子送来的，我没让他们拆，是你家来的信？”
继芳比我要坚强，只听她命令正月子和银针说，“把耳朵堵上！”
继芳正在锅上忙活，正月子坐在灶后的小板凳上烧火。他的身上斜挎着书包。现在正月子即使放学到家，书包也不舍得放下。喜欢学习，这是好事情。
小哥俩很听话，用手乖乖地把耳朵堵上了。
然后，我们父子就跨进了家门。我的手上拿着那封信，银针跟着我，他的身后跟着锅巴。我们从堂屋里来到灶间。
安顿好两个孩子，继芳捋起袖子就要往外冲。她边走边说，“看我出去，不给这小娘们一个大耳刮子才叫怪呢！”
看来这封信引起了小哥俩的怀疑，我心里略感不安。我对银针说，“等明年你上学了，就认识字了。”
我赶紧上去抱住继芳的腿。“算了，算了，”我说，“让她骂去。”
“不认识，是我哥叫我问的。”他说。
继芳哭了，但哭得不是很厉害，因为我抱着她，所以能够感觉到。“都是我不好，让你受这种罪……”她说。
这事儿就说来话长了，银针还没有到知道这些事的年龄。将来，等他长大了，我也许会告诉他，也许永远也不会。谁知道呢？我问银针，“你认识上面的字？”
我明白继芳说的不仅是眼前的事，而是所有的那些遭遇。我对她说，“你可别这么说，永远不要说这样的话。”
锅巴上蹿下跳，银针呼呼地吸着鼻涕。我接过来那封信，还没有看出个究竟，银针又说，“爹，罗晓飞是谁呀？这上面写的是罗晓飞。”
继芳叹息一声，“以前我说她妈是泼妇，你还不信。”
这事儿的确新鲜，难怪银针要跑出来迎接我了。
“我信，我信了。”
“信，爹，我们家的信。”银针跑得气喘吁吁的。
突然，大闺女住嘴不骂了，让人好生奇怪。继芳把我从地上扶起来，一直扶到窗边。只见礼贵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挥舞着拐棍走到大闺女前面。他披了一件咔叽布的蓝褂子，不免有点不怒自威，不由得让人想起福爷爷。大闺女大概被礼贵给镇住了，愣在那里。礼贵对她说，“家去，赶紧家去！”
时光飞逝，一晃又是两年过去了。这天，我从礼九那儿下完棋回家，锅巴窜出桥口来迎接我。它的后面跟着一个小男孩，恍惚之间我还以为是正月子呢，后来才看清是银针。在我的眼皮底下，他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家锅屋的顶上，烟囱正冒着烟，想必继芳正在做饭。我的心里不无踏实，甚至有一点愉快。一片苍茫静谧的暮色里，我看见银针的手上拿着一件什么东西，白晃晃的。银针正将那东西高高地举过头顶，摇晃着。
大闺女后退了一步。
39
礼贵环顾四周说，“一个个弄得没有规矩了，不嫌丢人现眼！”
“大闺女离村了。”礼九说。
“他把我爹弄进牢里去了……”大闺女分辩道。
鞭炮声又响了起来，这回异常猛烈。其间夹杂着唢呐和锣鼓声，经久不息，从村子的东边一直响了过来。我和礼九抬起头，通过瓦屋的院门向外面看去。虽然看不见人影，但燃放爆竹的烟气飘了过来，似有若无的，在树顶之上移动着。
“我们姓范的事轮不到你问！”礼贵厉声说道，同时拐棍往地上一戳，“赶紧家去，回你婆婆家去！”
看见我笑，礼九张开缺了门牙的嘴，也跟着笑了起来。笑完之后他低头看棋。“我输了。”他说。
大闺女还想说点什么，为好媳妇跑过来，把孩子往对方怀里一塞。然后招呼二闺女、三闺女，三人一道把大闺女架进为好家堂屋里去了。他们家的门再一次关上了。
“理倒是这个理。”我说，完了大笑不止——终于憋不住了。
礼贵抬起拐棍，在半空中画了一个圈，对老庄子上的人说，“散了，散了，男子汉去瓦屋里开会！”说完耸了几耸肩膀，那件眼看就要滑下去的褂子又被他耸了上去。
礼九一时语塞，苍老的脸上竟然泛起一阵红晕。“反正你不相信，说了你也不晓得。”礼九说，“和人配要比和牛配快活，和仙人配自然要比和人配快活了。”
仁军重复道，“男子汉到瓦屋去开会，队上记工分！”
“你又没和人配过，咋知道比和人配还要快活？”我说。
大伙儿纷纷向桥口走去，一副很不情愿的样子。大概是没有见到事主，也就是我和继芳。仁军是最后离开的。临走，他冲我们的房子喊了一嗓子，“为国，你也要来啊！不来的话，你们的事队上就不问了！”
他的回答毫不含糊，“比和人配快活多了，和女仙人配过就不想和人配了。”
会议在瓦屋的主屋里举行。
我逗礼九，“你说你和女仙人配过，感觉咋样啊？”
这主屋自打七年前那次提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了。平时我去瓦屋都是直奔牛屋，主屋都懒得看一眼。七年过去了，主屋里的陈设一成不变，只是供桌上的灰更厚了。供桌上方的墙上，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犹在，但边角翘起。斑斑点点的痕迹自然不是领袖们长了老人斑，我估计是蝙蝠粪便之类的东西。
不由得我不发笑呵，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非常无聊，但又非常有趣，无聊到有趣了。我喜欢礼九就是这一点，能吹能炫，海阔天空。只听他嘟囔着说，“我晓得你不信！”
礼贵当仁不让地在那张唯一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其他人则自己带了长板凳或者小板凳。没带凳子的就沿墙蹲着，也有站着的。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男人，老庄子上的男子汉。村子上共有二三十户人家，按每家两人计，一共来了四五十人。四五十男子汉往宽敞的主屋里一放，屋子里还是显得很空旷。
“人家有自己的地球。女仙人还告诉我，六十年以后在他们的地球上会有一个中国贫下中农的儿子出世。”
供桌很长，大伙儿基本集中于一头，以礼贵为核心。他的边上、身后都坐了人。我则一个人坐在桌子的另一头。这一格局并非人为，坐下来后我才发现，再调整已经来不及了。全村的男子汉和我对面而坐，礼贵说话也是对着我说的。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七年前，那时我是以一对五，现在倒好，以一对五十。不心虚是不可能的。
“那他们是哪里的人？”
只有礼九有往我这边坐的意思。我看见他犹犹豫豫地走过来，但最后也没有过来。礼九一屁股坐在主屋的门槛上，位置居中。但我还是要谢谢他。
礼九不接我的话茬，十分严肃地说道，“他们不是地球上的人。”
礼贵从桌子的一头发话，“你说这事情怎弄呢，他们一家老小的……”
“呵呵，这么说你也不是一个童男子了？”
我能怎么说？难道让我反驳礼贵？——所谓一家老小是不存在的。大闺女已经出嫁，二闺女、三闺女也老大不小的了，婆家都已经说下了。我们家才是一家老小的呢。老的虽然没有，小的的确很小，银针还没有上学呢。但我不可能这么说，所以就什么都没有说。
“就是的，我晓得你不信。女仙人还和我配过呢！”
礼贵继续，“他媳妇也不年轻了，要是在前几年，队上就帮她踅摸个男人了……”
“有意思。”我说，“前年你回来得那么快，敢情是仙人背回来的。”
这不过是旧事重提，揭我的疮疤。除此之外，我看不出这么说有任何必要。也许是礼贵在刻意模仿福爷爷。当年，那决定我命运的全体村民（男子汉）大会我没有参加，想必福爷爷也是这么开场的：这事怎弄呢？一家老小的，队上帮她找个男人……
礼九的神情变得郑重起来，似乎不像是开玩笑。“在山东碰见的，一路把我背来家，比坐飞机还要快呢！”
只听贵爷爷说，“我们也晓得留不住你，这女人、伢子在队上也活不成了，只有你把他们带到南京去。”
“仙人？”
总算是有了新的内容，但想出来的办法却没有可行性。我忍不住说道，“就算南京那边能接收我，开始的时候也只能我一个人去，不要说为好一家，就是继芳他们也得暂时留在队上。”
于是礼九就说了，“我碰见过仙人。”
礼贵将烟袋往供桌上一磕，激起一阵灰土。“那不成，”他断然说道，“你姓罗，继芳是姓罗的女人，银针是姓罗的伢子，大范是不能留的。要走一起走，一家六口都带走！”
“你就说一下嘛，又不会掉一块肉！”
一家六口？想来礼贵把为好媳妇和二闺女、三闺女也算上了。我反驳说，“可正月子不姓罗呀，为好一家也不姓罗。”
“不说了。”
“这我们就不问了，没有男人撑门面，队上也养他们不起。”
“又是什么奇怪的事？”我说。
村上的人这时候都帮起腔来，七嘴八舌地说道，“就是的，一家六口都带走，我们村上养不起……你姓罗，不姓范，不是我们家的……要算账就一起算，不能光讨便宜不吃亏……”
礼九说，“碰是碰见过，说了你也不信。”他在吊我的胃口。
我看出来了，礼贵这是在给我出难题。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了。什么姓罗、姓范，那真是一笔糊涂账，礼贵的用意并不在此，他不是真的要我把两家人都带到南京去。问题的关键还是为好，看来这事儿是绕不过去的。于是我对礼贵说，“贵爷爷，为好被梦安公安局抓走，和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下到中途，我又抬起头问礼九，“这些年你在外头跑，还碰见过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咋没有关系？要是你不去县里，他也不会被带走！”仁军跳了起来。
我“嗯”了一声，埋头于棋局。
“就是的，不要以为我们农村人不懂，要不是你想办回南京，他们一家也没得事。”为巧说。
这时候，村子上又传来了鞭炮声，从村西一直向村东响了过去。礼九说，“接新娘的轿子到你们家门口了。”
为忠说，“大闺女说得丁点不错，喂不熟的白眼狼！”
礼九说得我笑了起来，他也跟着笑。笑完以后，我们又下了一盘六路洲。
礼寿居然也说话了，“我们姓范的哪样对不住你？”
“解放军站岗，说是要献给首长，哪个敢上去？”
现场陷入一片混乱，除礼九之外所有的人都显得气愤难平，对着我指指戳戳的。大秃子从后面窜了出来，挥舞着瘦嶙嶙的细胳膊，结巴着说，“打、打、打狗日的为国……”被礼贵一把薅住衣领，搡了回去。
“那你没有上去摸一把？”
礼贵抓起拐棍，砰砰地敲打着桌子腿。“别吵吵，尽说些没用的！人家要走，谁能拦得住？”说完，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骗你不是人，城里的老太不比我们农村人呵。”
在礼贵的逼视下，我心有不甘地说，“其实，我也不想回南京。”
“在地下埋了两千多年，怎么可能呢。”我故意说。
“不想回南京，怎么弄出这摊事情来的？”
礼九显然在吹牛。但我就是喜欢听他吹牛，看看他到底能吹出什么名堂来。
“我在队上这么些年了，也生了伢子，真的不想回去了。”
“就是的。”礼九说，“那年我在长沙亲眼看见过，老太穿的是绫罗绸缎，扒下来身上雪白粉嫩的，比大姑娘还要白呢！”
“你在这摊说也没有用，”礼贵说，“要说到县上说去。只要你能让他们把为好放来家，我们就让你走，决不拦你，强扭的瓜不甜！”
我当然晓得，那可是轰动全国的考古发现。继芳曾经帮我从邵娜那里借过几本《考古》杂志，上面就报道过这件事。“你是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古墓里的女尸？”我问。
仁军在边上接口道，“只要你能让为好放来家，什么事情都好说。”
礼九在地上磕磕旱烟袋，“马王堆老太晓得不？”
他们终于说出了自己的目的，看来是早就合计好的，有理有利有节。我甚至怀疑大闺女跑回来骂大街，也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礼贵当然知道，我去县里求情，不一定就能把为好放回来，除非我自认是为国，罗晓飞是我冒充的。但他的话竟然说得那么漂亮。礼贵啊礼贵，真不愧是福爷爷看中的接班人，我不禁要对此人刮目相看了。某种只有对福爷爷才有的景仰之情在我的心里蓦然升了起来。
“你跑的地方多，见的多，随便说点什么都好听。”
我对自己说，礼贵已不再是礼贵，他的身后站着福爷爷。甚至福爷爷也不是福爷爷，他的身后站着老范家的列祖列宗，就在那些画像的后面。以前，那下面不是供着他们的牌位吗？
“我哪来的那么多的故事？”礼九谦让道。
这时候起了一阵风，墙上的画像不禁微微翕动，一鼓一吸的，真像是有人要通过那些画像开口说话了。正恍惚间，我听见礼贵问，“咋说啊？”
两个人靠在牛屋的墙根，一面抽烟袋，一面晒着太阳。“说个故事听听。”我说。
我回过神来，连忙答道，“我去梦安公安局就是。”
第一盘我输了，礼九建议再来一盘。我说，“歇一下。”
礼贵长舒了一口气说，“只要为好到家，我让他闺女给你赔不是。”
可别小瞧了这六路洲，下起来变化无穷，也其乐无穷。不一会儿，我们已经完全投入进去了，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
“不然的话，”仁军说，“就算你走脱了，你媳妇、伢子在老庄子上也没有好日子过！”
礼九起身，走到那口废弃的古井边上，从井栏边抠了两团湿泥。走回来后将其中的一团泥递给我。所谓的“公棋”，就是捏成尖状的棋子，母棋则是饼状的。我们两个，一人的手上拿着一团泥，不断地从泥团上揪下一小块，捏巴捏巴，做成公棋或者母棋的形状，然后按在“棋盘”上。
“你们尽管放心，一笔写不出两个范字来。”我说。
“走公棋。”
47
“你走公棋走母棋？”
当天下午，我就赶班车去了梦安。这次再也不必偷偷摸摸，老庄子上的人倾巢而出，为我送行。与其说是送行，还不如说是押送，但那一份期待却是真实无欺的。乡亲们眼巴巴地看着我登上了那辆开往县城的班车，车轮卷起尘土，霎时就把他们覆盖了。等到尘埃落定，村子上的人又冒了出来，仍然站在原地，动都没动。
我说，“那敢情好。”
“早去早回！”临行前礼贵嘱咐我说。
礼九是个聪明人，意识到今天说闺女实在是不合适，他要让我开心。只见礼九捡起一根树枝，在泥地上横着画了六道杠，又竖着画了六道杠，画出一个棋盘来。“我们来盘六路洲。”他说。
但我知道，去的是我，他们盼着回来的却是为好。只有礼九的眼神略有不同，也许他希望回来的也是我吧？当然了，两个人一起回来那就更好了，皆大欢喜。但这样的可能微乎其微。
可不是吗？今天从一大早起，为好一家包括继芳就忙活开了，又是烧锅做饭，又是打扮大闺女。嫁妆从新打的箱子里翻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我根本就没有插手的地方。老庄子上的人都跑过来看热闹，园子里从来都没有过那么多的人，就是继芳生银针的时候也没有过。于是我悄悄地递给为好四十块钱，让他交给大闺女，然后就溜了出来，到了礼九这儿。
继芳没有送我到车站，但我肩膀上的黄书包以及铺盖卷儿是她亲自准备的，此行的风险她完全了解。当班车在砂礓铺就的梦成公路上颠簸前行的时候，我在想，继芳定然关上了房门，正搂着小哥俩在哭呢。
“我怕热闹，就喜欢个清净。”
在那家住过两次的小旅社里我登记了床位。不同的是，这次住宿的钱是队上出的。临来梦安的时候，为巧塞给我十块钱，让我收好，说是留着路上用。
“你咋不在家里待着？跑到我这个肮脏的地方来？”
第二天一大早，我前往梦安县公安局。熟门熟路，很快就到了。由于时间尚早，公安局的大门还没有开，站岗的战士也不在岗位上。我扒着传达室的窗户向里面看了看，还敲了敲窗玻璃，值班的人在小床上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于是我就去了街对面的烧饼店，买了两块烧饼，要了一碗白开水，坐下来开始吃。买烧饼仍然花的是队上的钱。
“是的呢，这会儿准备送新人了。”我说。
吃完烧饼，我坐在店铺里抽了一根烟，一面打量着眼前的这条小街。陆陆续续有了一些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边骑车边劈劈啪啪地吐着痰。后来太阳升了起来，霞光照耀着路上的痰迹，不免金光闪闪。街上一下子热闹起来了。
这时候，村东响起了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好不热闹。礼九说，“我想起来了，今天你们家有喜事，大闺女出门！”
我再次来到公安局门口，带尖刺的铁门已经打开，站岗的战士也站在门边的圆墩子上了。我拎着铺盖卷儿，犹犹豫豫地走过去，正琢磨着该如何说话，看见小七子从里面走了出来，手搭凉棚向街上张望。发现我后他喜出望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就往院子里领。进了院子，我不禁问小七子，“你在门口等我？”
我心里想，他不走至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了我这个朋友。我很想对礼九说，“就算闺女死了，还有我呢。我会经常来的。”可话到嘴边，到底没有说出口。
“废话，不等你等哪个啊？”他说。
礼九说，“老啦，走不动啦，咱闺女又不见好。”
我没敢再啰嗦。小七子嘟囔说，“我们局长真正是神机妙算。”我也没有敢多问。
实际上，去年冬天礼九就没有走。前年，好像只走了个把月，他就病恹恹地回来了。
和上次一样，我被带到了王局长的办公室里。进去后，小七子反锁了房间的门。这次王局长没有让我坐下。他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面，桌子上面没有枪，他也没有用梳子梳头发。王局长收拾得干净利落，只是安静地坐着，一面不无沉静地打量着我。早晨的阳光通过窗户照射进来，窗户外面小鸟啼叫、花树争艳，王局长端坐不动。大概是陶醉于这清晨肃穆的气氛吧？或者他还没有完全睡醒，也未可知。
我接过烟袋，点烟的时候古井边上起了一阵旋风（老庄子上的人叫作“鬼风”），把火柴吹灭了。那风冷飕飕的，我不禁打了个寒噤。“今年冬天你不走啦？”我说。
过了好一会儿，对方这才问道，“来啦？”
我们从牛屋里走到瓦屋的院子里。礼九取下了他的烟袋，递给我说，“你抽我的。”
我未及回答，王局长又说，“我就知道你要来。”
话说到这份上，也真够伤心的。礼九大概也感觉出来了，他从地上站起来，对我说，“走，我们外头去说话。”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因为掂量不出这话的确切意思。只见王局长眉头微蹙，说道，“说吧，找我什么事？”
“它跟我一样，一辈子无儿无女，我还有个闺女呢，就是它。”
这不免提醒了我。是我来找人家的，不是人家请我来的。于是我说，“我来换范为好，求你们把他放了。”
我没有再搭腔。
“你不想回南京了？”
“嗯哪。”礼九说，“公社成立以后，咱闺女就归了队上，但还是我喂它。”
“不想了。”我说，“我不是知识青年，罗晓飞是冒名顶替的，我是范为国，范为好是我哥。”
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虽然我听过无数遍了，但还是问道，“它妈以前是福爷爷家的牛？”
“那好，”王局长说，“你写一份材料，把你说的写下来，再按个手印。”
礼九眼睛不离闺女，他说，“四九年，它妈来到我们家，生下它就死了，福爷爷让我好生照应咱闺女，东家说了这个话，我能不尽心吗？”
没想到事情竟办得如此顺利，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看来，不去南京真的要比去南京要来得容易，这真是天意呀。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是一夜没睡想出来的，王局长的回答竟然如此胸有成竹，就像早就排练好的。我不禁惊讶于我们之间的默契，这又是一种难得。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我点上烟袋，递给礼九。
这时候小七子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印有“江苏省梦安县公安局革命委员会”的题头。我接过。王局长居然让出了他的座位，让我坐在他刚才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写。恭敬加上害怕，我的屁股只是在椅子的沿上担了一点，没有敢完全坐实。
看着这一牛一人，我心里怜悯顿起。
我动用了王局长办公桌上的文具，主要是蘸水钢笔和墨水瓶，抖呵呵地写起来。王局长站在边上看着我，一面说，“不要急，不要急，不要弄上墨点子，有的是时间。”
“老病，没得救喽！”礼九说着，用树棍般的手指在脸上抹了一把，似乎在擦眼泪。
终于写好以后，王局长亲自启开印泥的盒盖，指示我按手印。我在涂改过的地方和“范为国”的名字上分别按上了手印，大功告成。
我问，“这回得了什么病？”
王局长收起材料，我让出了椅子，走到桌子前面来，听候发落。
这天，我又去瓦屋找礼九。闺女卧在一摊稻草上，耷拉着脑袋。礼九端了一只簸箕走过来，里面装的是捻碎了的豆饼。闺女睁开眼睛看了看，眼睛又闭上了。立刻飞来了几只小苍蝇，停在闺女的睫毛上。礼九就把碎豆饼拿在手上，赶开苍蝇，递到闺女的嘴边。闺女动都不动，看样子真的不行了。礼九十分不情愿地把豆饼放回了簸箕里，手指伸进嘴巴里舔了舔。
王局长重新落座。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拿出了小梳子，开始梳他的秃头。“既然你把行李带来了，我也就不客气了。”他说，“关你几天，也好给你一个教训，这可是诈骗罪呵！”
38
“是，是。”我说。
我不禁扬声大笑起来，骂礼九道，“你这个老滑头！来来来，干了干了！”
我心里想，只要我进去了，为好就可以出来了。然而王局长并没有提到为好。不得已我问王局长，“那为好呢？”
礼九不理睬我，他对正月子说，“我告你一个办法，到学校跟人说这故事，人家要是说醉死的，你就说是出恭掉河里淹死的，人家说掉河里淹死的，你就说是醉死的。”
“你坐几天牢，长长记性，”王局长说，“到时候我放你们兄弟俩一起回村子上。”
“还是我们仁学聪明。”我说，“你这个老把式，连个伢子都骗不过去！”
果真如此，那真是皆大欢喜了，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了。
我和继芳都笑了起来。那礼九说的事真是无聊，也真是有趣，无聊到了有趣。正月子却不依不饶，他说，“那还是醉死的，要是不吃醉虾子他就不会醉了，出恭的时候也不会掉下河去了。”
“当真？”我问。
礼九哈哈一笑，“不是的，伙计吃了醉虾子，跑到船尾蹲下来出恭，掉到河里淹死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王局长说。
“醉死的！”正月子举起一只手说。他上了几天学，养成了发言举手的习惯。
王局长什么时候骗过我？我正顺着对方的话茬往下想，小七子在边上插嘴道，“我们王局长向来大人大量！”
“能吃，透鲜，比煮熟了还好吃呢。”礼九来了精神，“一个伙计吃醉虾子吃死了，晓得是怎么死的吗？”
这时候王局长有了结束的意思，他问我，“你还有什么要求？”
“那能吃吗？”
我还能有什么要求？显然，不可能是开一份证明，证明我是知青了。除此之外，我还能有什么要求？但我肯定是有什么要求的，这会儿它就在我的心里面翻腾，呼之欲出，只是一时说不出来，卡在那里了。
“就是活虾子用酒泡了吃，虾子活蹦乱跳的。”
只听王局长亲切地说，“不着急的，好好地想一想。”
“醉虾子？”继芳不解地问。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墙上的挂钟咔哒作响。小七子来来回回地在屋里兜着圈，王局长嚓嚓地梳着头。窗外，鸟儿叫得更欢了。院子里传来按汽车喇叭的声音。另一侧的墙外似乎有拖拉机经过，哐哐啷啷突突突突的。突然，我想了起来。“王局长，我想和我哥关在一起。”我说。
“那年在大运河上，我们吃醉虾子，一个伙计吃死了。”礼九说。
王局长的回答异常干脆，“好，我成全你们。”
然后大家坐下来吃饭。我和礼九喝几盅山芋干酒，继芳照应正月子、银针吃饭。正月子吃也吃不安生，缠着礼九讲故事。礼九走南闯北多少年，肚子里的故事多，最关键的是口才练出来了。礼九说出来的故事好笑、有趣儿，不要说是正月子，就是我和继芳也很乐意听。随便什么无聊的事经他的嘴巴一说，都会让人忍俊不禁。
“多谢王局长。”
“那敢情好。”
如我所愿，我被关进了为好的牢房里。那牢房除了我和为好，就再也没有别人了。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迎接我，为好换了牢房，或者他原来就关在这里。
“九爷爷说的哪里话！日后有衣服拿过来，我一起洗了。”
牢房不大，但也不小，八九个平方。泥地，砖墙，里面除了一只尿桶就什么都没有了。石灰水刷过的墙上没贴任何东西，也没有写上或者刻上什么字。有一些或大或小或疏或密的自然形成的斑点，是虫子的尿迹还是人的血迹或者别的什么痕迹，我就不知道了。墙壁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窗洞，几根铁制的窗棂直立着，将窗洞分割开。一道不无宽阔的光线自上而下地照射进来，灰尘起落，就像有烟雾飘浮其间似的。投射到地面，照在一摊稻草上。稻草上面铺着一条破席子。席子上面蜷缩着一个人，便是为好。
礼九接着自个儿的话茬说，“怕人嫌呀，为国讲卫生。”
我进来的时候，为好动都没有动，但稻草窸窣作响，声音显然是为好弄出来的。他仍然活着，并且没有睡过去。牢房的门在我的身后哐啷一声关上了，房子里为之一暗。我放下铺盖卷儿，就奔稻草过去了。待我坐在稻草上，上身往墙上一靠，心里面就踏实了。
按辈分，继芳应该算是礼九的侄儿媳妇，但他这么叫，谁也没意见。继芳正在安排几样下酒菜，当然还有酒。她说，“他九爷爷快坐。”
我仔细地打量起为好来，发现他虽然躺着，头也没有抬，眼睛却一直在盯着我看。那双眼睛圆乎乎的，都不像是为好的眼睛了。我不禁想起了闺女、邵娜、继芳、正月子和银针。在我此生的某个时刻，他们都曾用这样圆乎乎的眼睛看过我，看得我心酸不已。真是没有想到呀，此时此地我又碰上了这样的眼睛，一模一样的眼神。也许是为好被关了两天，两腮深陷下去，那双眼睛才变圆的吧？我记得以前他的眼睛可是三角形的。
倒是礼九经常被我拉到家里去吃饭。继芳对他非常热情，两个孩子也都喜欢他。礼九也很自觉，每次去我家都要事先拾掇一番。他会对继芳说，“弟妹，我这身衣服刚才才洗过，上面还有胰子味道，洗衣服的时候我顺便下河洗了一把澡。”
我不禁问道，“哥，他们没打你吧？”
就这样，我通过了礼九的考验。从此他也把我当成了难得的朋友。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在礼九那儿吃过饭，他也没有留过我。后来我才晓得，那天礼九是故意的，平时他做饭也没有那么马虎，没那么的肮脏。
为好终于动了动，用胳膊肘支起脑袋。“打倒是没有打，就是饿得慌。”他说。
礼九叹了一口气，“我晓得你嫌肮脏，但是你能忍。”他说，“为国，不是我夸你，有了这一条，你就立住了！”
我慌忙拿过铺盖卷儿，手忙脚乱地打开。被子的夹层里继芳藏了一条云片糕。我取出云片糕，掰了一截给为好。后者接过去，拼命地往嘴巴里面塞。大概是为了咽得顺畅些，为好坐了起来，也背靠着墙壁。这样我们就坐成了一排。
“想起来了。”
“别急，别急，”我说，“大糕有的是，可惜没有水。”
“想起来了？”
为好突然停了下来。我以为他噎住了，于是站起来去找水。牢房里除了尿桶里有小半桶的尿，根本就没有水。甚至连盛水的器皿都没有。
拼命地咽下那口馒头后，我说，“我又不是没吃过，当年，王助理他们审查我，你不给我吃，我还挺不过来呢！”
我到处找水的时候，为好那边悄无声息。突然，他就像刚醒过来似的问，“你，你咋会在这里？”
我不由自主地皱了一下眉头，这没逃得过礼九的眼睛。“我的饭肮脏啊！”他说。
我回答，“哥，我来陪陪你。”
“香。”我说，嘴里的馒头差点没随着那个“香”字吐出来。
“你不回南京了？”
“香不香？”礼九问。
“我不回南京了。”
敢情这就是他的筷子呀。我接过那筷子，夹起“馒头”递向嘴边，不顾一切地向里面塞去。
听闻此言，为好扔下云片糕，手脚并用地向我爬了过来。“兄弟啊……”看样子他很激动。
那荞麦“馒头”蒸好以后，颜色深暗，隐隐发红，不用说是卫生衣掉色所致。礼九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掰成几截，递了两截给我。他说，“吃啊，吃啊，快趁热吃。”
我赶紧弯下腰去，把为好又拖回到了墙边上。自己也靠着墙坐了下来。“哥，别这样。”我说，“过两天咱们一起回家，回老庄子上去！”
然后，我看见那卫生衣的颜色渐渐变深了，一些肥白的虱子在上面乱爬。想必它们原来就藏在衣服里，被热气蒸得受不了，就跑出来了。这一幕看得我恶心不已。老庄子上的人虽然穷，也没有见过这么做饭的，我算是长了见识。
为好号啕大哭。“罗、罗晓飞，我对不住你啊……”
他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团荞麦面，卷起一只袖子，伸出一条黑不啦叽的胳膊，就在那胳膊上开始揉面。敢情，那胳膊就是他的砧板呀。揉了又揉，荞麦面本来就黑，他的胳膊更黑，最后，那团面已经被他揉成一团泥了。礼九用手将那团像泥一样的面拽成几截，放进铁锅里去蒸。没有锅盖，礼九双手一抬，脱掉了身上的那件我从来没见他换过的紫红色卫生衣，罩在铁锅上。敢情那就是他的锅盖呀。然后礼九光着肋骨毕露的上身，蹲下身去烧火。柴草倒是不缺，扯几把闺女吃的草料就对付了。火舌从铁锅和缸缸灶之间的缝隙窜出来，烟气呛得我猛咳不止。礼九和闺女倒是无所谓，他们早就习惯了。
我纠正他说，“我不是罗晓飞，我是为国，范为国，你的亲兄弟！”
正月子颠着跑跳步出了瓦屋的大门。礼九开始做饭。
这么说的时候，我不禁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这话是我早就想对为好说而一直没有说的，就像我亏欠他的。这么多年了，我也想一吐为快呀。既然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我是罗晓飞”，那就让我高喊“我是范为国”吧。既然，我欠自己的不能还上，那就还上我欠别人的吧。
我只好打发正月子先回家。“家去跟你妈说，我在你九爷爷这里吃饭，吃完家去。”我说。
这么想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欠别人还真多呀。我欠为好的，欠继芳的，欠礼九的，欠福爷爷的，欠老庄子上所有的父老乡亲。我还欠为国（那个死了的为国）的，欠我孩子们（正月子和银针）的，欠二闺女、三闺女，甚至也欠大闺女的。真是不想不知道，一想吓一跳。
“你在我这摊吃一次，下回，我就跟你家去吃。”礼九说。
为好不断地叫唤着，“为国，为国啊……”叫得我热血沸腾、豁然开朗，仿佛牢房的顶上开了天窗，越来越亮，四周的墙壁轰然倒塌。我仿佛置身于半空之中，身下的烂稻草也变成了白云朵朵。我就坐在那白云之上，随风飘浮，搂着我的兄长为好。他像个孩子似的在我的怀里哭成了一个泪人儿。这么多年了，我们兄弟俩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真是不应该呀！
“不是这话，我家的饭是现成的。”
48
礼九做出生气的样子，“我的饭你就吃不得？”
今天是范银针上学的日子。吃了早饭，继芳给银针换上了最好的衣服，我则把那只黄书包给了儿子。银针背着书包，跟着他哥走到门外的空地上，我和继芳也跟了出来。
我说，“还是你跟我回家吃吧。”
我蹲下身来，帮银针收短了书包带子。那书包现在空瘪瘪的，垂在银针的身后就像一块尿布，但我看着高兴。空瘪瘪的尿布里饱含着我和继芳的希望。当我蹲下身来的时候，银针的个头就比我高了。再过些年，即使我站着、踮起脚，他的个头也还会比我高的。我很想对他说点什么，但说出来的却是，“儿子啊，到了学校里，要听老师的话。”
我起身欲走，礼九突然说，“你就在我这摊吃。”
这话听着不禁耳熟。当年，我开始上学的第一天，父亲也是这么对我说的。那遥远而模糊的记忆只是一闪，一阵清风吹过便烟消云散了。阳光照耀着我们家的园子，照耀着南面的村道，照耀着村道那边绿油油的田野，世界完全是新的了。
这天，我又在礼九那儿说笑，正月子跑来喊我，“爹，我妈叫你家去吃饭。”
银针“嗯哪”一声，算是回答了我。
礼九无儿无女，是个老光棍，平时吃饭都是自己动手做。他长年住在牛屋里，没有专门的锅屋，只是在牛屋的堂屋里放了一只“缸缸灶”。所谓的缸缸灶其实就是泥缸，缸壁上面开了一个洞，作为灶门。锅架在泥缸口上就可以烧了。这种灶既无烟囱也无灶台，烧起来烟气弥漫，就像着了火。除了这缸缸灶和架在上面的一口破铁锅，牛屋里就再也不见其他灶具、餐具以及存放粮食的器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礼九做过饭，也没有见过他吃过饭，但他并没有饿死。礼九到底是如何填饱肚子的？的确是一个谜。
当我站起来的时候，继芳又蹲下去了。她开始为银针拽衣服，先拽罩衫里面的衣服袖子，再拽外面的罩衫。我不免在心里感慨，这就是双亲呵，银针的双亲。拽完银针的衣服，继芳又拉过正月子，为他拽了半天衣服。我再次感慨不已，这就是孩子呀，双亲的孩子，我和继芳的孩子。
礼九视我为朋友，也不是没有条件的，也得经过考验。他的考验就是请我吃饭。
继芳边给正月子拽衣服边嘱咐他说，“带好你弟弟，别叫人家欺负他！”
从此以后，我就把礼九当成了知心换命的朋友。
正月子“嗯哪”了一声，答应了他妈。
当然了，礼九的那套说法不可验证，如迷信无异，这先不去管他。就算这说法是礼九杜撰的，我也高兴，甚至更加高兴了。为了开脱我，他故意杜撰了一个有根有据不容怀疑的说法，朋友交到这份上，还有什么话可说呢？真的没话说了。
这时候为好从他们家堂屋里走了出来。“银针，过来一下。”他说。
说完，我们两个哈哈大笑起来。我笑得捶胸顿足，心中的恶气一扫而光。完了之后我又很想哭。这么多年了，知道包括相信我没有和闺女干过的只有大许、吴刚、邵娜和继芳几个。大许和吴刚诬陷了我，不提也罢。邵娜已经回了南京。相信我没有和闺女干过的，整个老庄子上也只有继芳一个人了。现在，礼九竟然说我没有和闺女干过，你说不是我的知己又是什么？
继芳推了银针一把，银针跑过去。
“我也没有干过呵。要是人和牛配不疯魔，我早就和咱闺女配了，也轮不到你，肥水不流外人田呵！”
“你大娘给你做了一双鞋，换上走。”为好说。
“所以说我没有和闺女干过？”
银针回头看继芳。继芳说，“叫你换上你就换上。”
“人也疯魔，牛也疯魔。咱闺女不是没有疯魔吗？你也没有疯魔呀。”
为好媳妇拿了一双新做的布底黑帮的小鞋走出来，蹲下身，给银针换上鞋子。
“是人疯魔，还是牛疯魔？”我问。
为好边抽着烟袋边问，“合脚不？”
“牛只能跟牛配，跟人配，就要疯魔了。”礼九的语调仍然显得很不在意，甚至于有些木讷。
“合脚。”银针说。
“你咋晓得？”我赶紧追问道。
然后，正月子就领着银针向桥口走去了。锅巴相送一程。
“我晓得。”礼九淡淡地说。
看着小哥俩手牵着手的背影，为好对我说，“兄弟呀，你真有福气，两个大头儿子！”
我和继芳在一起，和牛又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但不是他们想的那样呵。在牛这件事情上我一向比较敏感，于是画蛇添足地说，“我可没有碰过闺女。”
这时，我也正看着小哥俩呢，不由得满心高兴。“哥，你要是乐意，就让正月子给你们当儿子，过继给你家，好不好？”我说。
礼九说，“都是命呵，你的命好，才喂了几天牛，就摊上了这么一个好女人，我喂了一辈子的牛，什么都没有捞着。”
为好的眼睛亮了。“当真？”他从地上站了起来，边磕烟袋边说。
说得我不由得大笑起来。“还有这样的事？我怎么不知道？”
“那还不简单吗？回头让为巧写个帖子，贵爷爷当中人。”
“我说笑话呢。”礼九说，“我、仁军、大秃子，哪个不想顶为国的窝子？我是长了一辈，仁军小了一辈，大秃子不成个‘猴子耳朵’，肥水可不就流外人田了？”
“那敢情好啊，一笔写不出两个范字来！”说完，为好嘎嘎嘎嘎地笑起来。自从我走进兄弟俩家的园子，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爽朗地笑过。然后我们就商议定了，过继的事等正月子十周岁生日的时候就办。
我笑了起来，对继芳的气愤顿时就烟消云散了。“是吗？”我说。
“没几天喽。”为好喜不自禁地说，“没想到半截入土的人了，临了还得了这么大一个儿子，是兄弟帮我养大的。”
“咋不想呢？”礼九说，“继芳前头的男人死了，我还想顶他的窝子呢，没承想你捡了个大便宜！”
他越是显得高兴，我就越是觉得这事儿办对了，早该如此了。这么多年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你不想娶媳妇？”
我和为好说笑一通，然后分别进了自己家的房子。
“没娶过。”他说。
回屋后，我发现继芳的眼睛红红的，大概是银针上学舍不得吧？或者是因为我答应把正月子过继给为好她心里难过。我劝继芳说，“就是过继，也在一个园子里住着，将来正月子是娶媳妇进门，不是嫁出去，总是在眼前的。况且伢子大了，能不知道谁是他亲妈吗？过继也只是个名分，他大伯心里高兴呀。”
一天，继芳因为一件小事，动手打了银针。并且是那种打法，用一把烂笤帚抽银针的屁股。我气得不得了，就去了瓦屋。看见礼九的时候，他正围着闺女忙活，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我不禁心有所动，便问礼九，“你一辈子没娶过媳妇？”
见我这么说，继芳也就释然了。
以前，我和礼九也有过交往。生银针的时候，就是他驾着牛车把继芳送到梦安县城去的。那会儿，我对礼九不免心存感激，但并没有真正地交心。后来，由于经常感觉到无聊，我也曾去找礼九说过话，那也是因为他经常在外面跑，比起老庄子上的其他人来自然见多识广，有的可聊。我真正把礼九当成朋友是因为一件事。
我让继芳今天不要上工了，在家里忙几个菜。继芳大概以为是银针第一天上学，我想让小哥俩回家的时候吃点好的，就义不容辞地去了园子里的菜地上。她将各样蔬菜都弄了一点回来。又去房梁上割了一块腊肉，取下一只风鸡。继芳动作麻利，不一会儿几个菜就忙好了，有荤有素。
对了，我在老庄子上终于有了一个谈得来的朋友，无论如何这应该算是一件大事。
我让继芳把每样菜都装了一碗，放在一只“猫叹气”里。我从柜子里拿了一瓶双沟大曲，也放了进去。继芳也没有多问。她肯定以为我准备拿到礼九那儿，和他一起喝酒吃菜。我也没有多说，就提上篮子出门去了。
对园子里的事，我也不像以前那么上心了。即使不怎么上心，照样运转顺利，甚至于蒸蒸日上。有了闲暇，我就踱出园子的桥口去串门，最经常去的是瓦屋。我去那儿找礼九，天南海北地胡吹乱炫一通。
实际上，我并没有去瓦屋，而是奔了老坟地。
正月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在我的坚持下，他终于背上了书包，每天兴颠兴颠地往大队部的小学跑。我给正月子起了一个学名，叫作“范仁学”，说明了我的期待以及良苦用心。上学所需的钱不用担心。我们家的园子已基本建设完毕，自留地上出产源源不断，几乎每逢赶集都要挑些东西去成集街上买。我养过蚕，养过土鳖虫，勺过粉，副业搞得五花八门，各有成效。不仅能抵得上我不上工挣的工分，还能养活老婆孩子一大家子。为好家也跟着沾光，我们两家的日子基本上是伙着过的。我也曾经想让他家的三个闺女去上学，为好不同意，说是反正以后是婆家的人，上了也是白上。大闺女出门在即。因为我们家好歹也算是老庄子上的富户，讲究个门当户对，选择的女婿家里也颇为殷实。对这门亲事，为好两口子包括大闺女本人都很满意。总之，这日子是上了轨道，往好的方面走了。这也就够了，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操劳，绞尽脑汁。你说呀，庄稼人的日子，能吃饱喝足、平平安安也就足够了。大富大贵是我们这样的人所不能指望的。
这件事，是我早就计划好的，要去给罗晓飞上个坟。趁着这大好的天气，风和日丽，去做一个了断。我的身上带着邵娜的一封信，是前几天去成集街上赶集时我从邮电所取的。这封信没有经过老庄子上任何人的手，甚至继芳也不知道。信的内容我早已经背得滚瓜烂熟。
再说我们家。
一路上，我背诵着这封信，在心里和邵娜告别。再过一会儿它就将灰飞烟灭，不见踪影了。从今往后世上再也没有这封信，也再也没有我和邵娜这回事儿了。邵娜的信是这样写的——
退下来的礼贵，渐渐地就变成了福爷爷。现在，队上所有的事都得听礼贵的，他比当生产队长的时候说话更算数了。礼贵不怒自威，也慢慢地像福爷爷一样的深居简出了。
晓飞：
这两件大事后，老庄子上的日子照旧。只是领导班子做了调整，礼贵退了下来，仁军接任生产队长。但这是仁军的大事，并不是村子上的大事，更不是国家大事。
你受苦了，十分抱歉！这都是因为我计划不周造成的，希望你不要丧失信心。事情总是要经过很多曲折的，黎明以前总是最黑暗的。不是说，冬天来了，春天就已经不远了吗？
“四人帮”被粉碎了，中央文件在福爷爷弥留之际传达到了大范大队。开会的时候我也去了，因为可以记工分——这会儿我已经不怕见任何人了。我知道这是一件大事，模模糊糊地还知道是一件好事。但究竟好在哪里？却不是很清楚。毕竟在农村待了这么多年，政治神经不那么敏感了。老庄子上的人也觉得是一件好事，因为听完传达他们并没有不高兴，至少是有话题了，有故事可说了。晚上，我和为好还喝了酒，以示庆祝。第二天我余兴未减，跑到瓦屋里去找礼九。也没有谈“四人帮”的事，两个人只是谈天，天南海北地胡吹一通。我只是觉得那天的吹牛尤其尽兴。
我经过反复思考，觉得我们还是要从为死者平反昭雪开始。如果不能为你平反，即使证明你是罗晓飞也还是办不回南京。好在目前的国家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已经联系上了你哥哥罗胜，你姐姐罗莉也正在联系中。罗胜已经同意，以家属的名义要求为你平反。希望你不要气馁，耐心等待，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所有迷信的玩意儿那天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以此方式庆祝一个富农分子的逝世（都说是喜丧，值得庆祝），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这不禁说明了一件事：国家的形势的确是变了。
祝一切好！并代我问候继芳和银针！
首先是福爷爷死了，他的寿材终于派上了用场。出殡那天，老庄子上的人全部出动，葬礼的规模空前浩大。不仅我们村，其他生产队上也都来人了，毕竟，福爷爷是大范“所有贫下中农的长辈”（邵娜语）。大队上专门拨了经费，用于福爷爷的丧葬。那一天，老庄子上纸钱乱飞，人们抬着纸人纸马，招魂幡摇曳，一路向老坟地而去。放下棺材后，土坑边上摆上猪头三牲、七碗八碟，燃放了无数的鞭炮。孝子贤孙们披麻戴孝，一地雪白地跪满了老坟地。还请来了一帮吹鼓手，那凄惶的唢呐吹得人纷纷落泪。我也很难过，因为我的命运是直接和这个人有关的，无论好坏，都是按照他生前的意思一手安排的。
你的朋友邵娜
老庄子上，包括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有些事不可谓不大。我有所震动，但却无法真正搅扰我内心的平静。
这封信现在就在我的手上。同时从怀里掏出来的还有一刀草纸。我把它们放在地上，上面压了一块土疙瘩。然后，观察起罗晓飞的坟来。
公社人保组听说已经撤销，王助理他们也不见了踪影。即使碰见他们并被认了出来，我觉得我也不怕。原来这么多年来，我畏畏缩缩地做人，藏头夹尾地生活，怕的只是一种人，就是知青。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
它已经不再是一座新坟了，不再那么特别和引人注目了。野草从地表一直蔓延到了坟头上，中间再也没有间隔。罗晓飞的坟和这里所有的坟一样，不过是一个小土堆而已，既无墓碑也没有名字。当年的那块写着“知识青年罗晓飞之墓”的牌子也没有了踪影。我找了半天，发现那木牌正被我踩在脚下，镶嵌在泥地里。我将其挖出。如今它已成了一块朽木，上面的字迹难以辨认。今天暂且一用吧。
我也曾经想过，如果我是一个知青，比如说是罗晓飞，孤单一人地留在农村，肯定会感到寂寞难耐的。就因为我是为国，对各大队知青的离去感到的只是平静，更加的平静，说快乐也不为过。现在，我再也不怕在什么地方碰见他们了，不怕他们认出我来了。因此我的活动范围不禁变大了，尤其热衷于去成集街上赶集。
我将那牌子栽在坟前，然后从篮子里取出几只装着菜肴的碗，在地上一字排开。这才掏出了火柴。先点燃了邵娜的那封信，再用燃着的信引火，点燃了带来的草纸。我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当拨火棍用，拨弄着那小小的火堆。朗朗的日光下面，火堆显得十分暗淡，不一会儿就熄灭了。这时候起了一阵风，将灰烬吹得像黑蝴蝶一样的飘散开去。
如今不仅是老庄子上，整个成集公社的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我虽然没有做过调查，但现在去成集街上赶集，已经很难见到知青模样的人了。工农饭店里冷清下来，再也没有知青在里面聚会了。欢声笑语已然不再。只是一年的工夫，老于他们就走得没有了影子。不仅工农饭店里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也没有人传播他们的英勇事迹了。
然后我站起身来，向后退了一步，略整衣服，对着罗晓飞的坟和坟前的木牌开始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一共是三鞠躬。鞠躬完毕，我看着那坟包说：
我倒是经常会和继芳说起以前和邵娜在一起的事，会说起很多细节，而不需要有所顾忌了。当然我不是故意说的，是那些事已经不重要了，不再是某种可以触摸的现实。就像说故事似的，和我的女人唠叨句把两句，她也听得津津有味，何乐而不为呢？
“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或贫或富，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没有人记得咱们，哪怕是儿女子孙呢？就算儿女子孙记得，他们的儿女子孙也记不得了。各人有各人的日子，各人有各人的命，所以呀，人要知足。活人要知足，死人就更是如此了。你是一个死人，死了八年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以前呀，咱们都没有活过，头一回做人就变活了，那是赚的。赚多赚少都是个赚，只赚不赔没啥吃亏的。对咱们这种情况来说就更是赚大发了。罗晓飞，你就安息吧，以后我也不会再来看你了。”
夏天的时候，在房子外面的空地上乘凉，星河不免璀璨。我总觉得邵娜是在一颗星星上。她在那上面，而不是在南京。星空之浩瀚、星辰之遥远给人的感觉就不是思念所能容纳的了，甚至也算不得空虚。它只能是那种叫作平静的东西。
说完这番话再看那些坟，已然不同了。前后左右无数的坟包已连成了一片，线条极其柔和，甚至于美丽。就像是浪头一样，就像是浪头接着浪头，汹涌着向天边滚去。一瞬间，我竟然有了晕船的感觉，似乎马上就要摔倒在地。我赶紧以手撑地，不再去看眼前的坟。然后我将地上的几只菜碗收拾进篮子里，就挎上篮子离开了。
当然，这不应该是距离造成的。南京到梦安也不过五百多里的路。隔绝是上升和堕落之间的差距形成的。招工回城的邵娜必将前途无量，有如身在天堂，自然是深陷于自留地上的我所不能企及的。我们之间相隔何止千万光年呵！
转眼之间，我就到了瓦屋门口，看见那座雕花门楼了。我推开瓦屋院子的大门，一步跨了进去，同时对着西边的牛屋大声喊道，“礼九，礼九……”
邵娜没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再见面了，我也很少会想到她。但她总是在那儿，在村子上，我摆脱不了干系。这一点邵娜比我更清楚，所以她说，当年把招工的名额让给大许，是为了在我身边“多待几天”。只要她还在老庄子上，就是在我的身边，哪怕，我们老死不相往来呢。现在好了，她回了南京，从此我们天各一方，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就像是有一扇门关上了，把邵娜永远地关在了外面。就像是她从来都没有存在过，比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还要来得彻底。回应到我的心里就是平静，唯有平静。
牛屋里传出礼九的声音，“在呢。”
邵娜走后，我感觉到了巨大的平静，这是我没有料到的。我以为我会有所牵挂，但是没有。这种平静只有当它降临的时候我才知道，也才知道，在此之前我是不平静的。
“咱们来盘六路洲！”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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