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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

“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他们比我大很多,早就去外地工作了。”

为巧也不问我妈是怎么死的,他只是问,“有兄弟姊妹吗?”

我的意思是,虽然我有哥哥、姐姐,但等于没有。我还想说,我父亲也已经老迈,虽然最近从五七干校里回了南京,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自身难保。也就是说,我虽然有父亲,但还是等于没有。我罗晓飞就是一个孤儿,只有队上为我做主了。

“我妈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死了,只有我父亲。”

为巧不给我说这些的机会,沉吟片刻后他说,“兄弟两个,你爹不愁没人送终了。”

为巧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这是什么意思?我正在琢磨,听见为巧说,“把晓飞的绳子解下来。”

“我能怎么办?王助理他们把我往死里整。”

仁军、礼九放下手上的家伙,跑过来帮我解绳子。一个解我手腕上的绳子,一个钻到供桌下面,解桌腿上的绳子。由于打的是死结,解了半天没有解开。为巧提醒说,“解一头就行了。”于是两个人又凑到一头,四只皮厚肉糙的大手在我溃烂的手腕上又捏又拉,疼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真是越忙越乱。

为巧打断了我,语速甚是急切,就像有什么追着他似的。“晓飞,往后你打算怎么办?”他说。

之后礼九站上板凳,去取柱子上的马灯,那马灯亮了一下竟然熄灭了。为巧骂道,“真正是蠢货!”

听他这么说,我真的很想哭。“为巧,会计,我冤枉啊!大许他们……”

一片黑暗之中,仁军、礼九继续解着那似乎永远也解不开的绳子。

为巧的一双醉眼看着我,里面血丝密布,说不出是急还是忧。他说,“晓飞,晓飞,你这犯的可是死罪啊!”

我心里十分惶惑不安,人也变得极度敏感。突然我发现,大秃子的影子在地上摸索着,不禁大喊了一声,“别让他拿枪!”

为巧不答,直奔我就过来了。在距离我大概一步远的地方他停了下来,肩膀一耸,蓝布褂子从背上滑落,仁军早已接在手上。我也说了句,“会计来啦。”

为巧冲大秃子吼道,“听见没有,放地上,你手作痒啊!”

仁军他们招呼道,“会计来啦。”

大秃子当啷一声放下了枪。

为巧匆匆而来,身上带着一股酒气。他披着一件蓝布褂子,胳膊没有穿进袖子里。大范的大小队干部平时都是这副打扮,只是披的衣服不尽相同。像礼贵,经常披的是一件中山装。大队范书记则披军大衣,连三伏天都披,也不觉得热……

绳子终于解开了。为巧将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黑乎乎的脸伸了过来,眼白隐隐闪光。呼吸相闻之际,我感到那手力有千钧,为巧的话语也无比郑重。他说,“我问你,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在仁军的呵斥下,礼九不作声了。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恢复了原来肩扛大刀的姿势。直到为巧走进来,这三个人都没有再挪动过,更没有开口说过话。

“想活。”我说。

仁军比礼九小了两辈,按说这样直呼其名是不合规矩的。当然了,老庄子上的大人、孩子一向都是这么叫的,“礼九,礼九……”,谁让礼九没有娶过媳妇,无儿无女呢?就是活到八十岁也还是个老小伙子。

“想活你就跟我走。”

礼九正要说点什么,只见仁军将手里的枪一抖,大声地呵斥道,“礼九,不要胡说,我看你是人老话多!”

“为巧,会计……”

“是,也不全是……”

“啥都不要说,就当你爹妈没生你这个儿子!”

我心里一动,问礼九,“队长请王助理他们喝酒,莫不是为了这件事?”

听为巧这么说,我就更不敢走了。我不禁想起王助理临走时对仁军的嘱咐,连忙用眼睛去看仁军。这时,那条枪已经回到了他的手上,虽然枪口低垂,我还是放心不下。心想,一旦我跨出门槛,仁军就会……

“大忙的天,闺女趴窝了,你又被关在这里,唉,眼下又折了为国,再把为好抓去抵命……我们队上统共只有三四十个男子汉,你说礼贵他能不急吗?”

为巧催促我说,“快点个,再不走王助理他们就回来了!”

礼九用手抹了一把脸,黑暗中看不出他是不是在擦眼泪。这老庄子上的人都姓范,一个祖宗传下来的,彼此都是亲戚,只是远近不同而已。不知道礼九和为国到底有多近,或者有多远。

我还在犹豫,为巧用劲一拽,把我拽离了板凳。还没有站直,为巧就转到了我的身后。他用手推着我,就这么连推带搡地把我拉出了主屋。

我说,“太、太不幸了。”除此之外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9

礼九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唠叨着,“兄弟两个的自留地上种的都是麦子,前几天收了,今儿晌午为国在家门口扬麦子,也是风头不对,麦皮子扬到为好家的地界上去了,兄弟俩就动了手。那老大哪是老二的对手啊,被老二一把推了个跟头,老大爬起来,不让了,顺手拿过来一把草叉子,想吓唬老二一下,没曾想戳到为国的太阳穴上去了。为国当时就瘫掉了,跌在地上腿蹬了几下就不动了,吐了一大摊血沫子,吓死人了……”

瓦屋在村西,知青屋在村东,各据一头。这会儿我们是向村东走的,莫非是要去知青屋?那样也顺理成章,知青屋可是我的家啊,我就是被他们从那儿带到瓦屋里来的。但知青屋也不是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既然他们能从那里把我抓走一次,就能抓走第二次。

我的眼睛不禁浮现出为国异常壮实的身影,他那宽大强健牛一样的脊背,背着拉木耙的绳子。还有那双脱在田埂上,前面顶出了两个窟窿的解放鞋,散发出浓烈的脚汗味儿。那股气味绝不可能是死人发出来,此刻我似乎已经闻到了……

我心里疑惑不已,脚下却没有停留。为巧紧紧地攥着我的胳膊,不断地催促说,“快走!快走!”

“今儿晌午的事,一个活蹦乱跳的大活人,唉——”礼九说着蹲下身去,用手拄着大刀的刀柄。

老庄子上的狗已经叫成了一片,我走得踉踉跄跄的。也许是好几天没有走这村道了吧?好几天没有走路了。脚底下不听使唤,两条腿软绵绵的。空气倒是无比新鲜。四周黑乎乎的一片,但却没有瓦屋里的窒息之感。路边的小河不时地会闪过星星点点的亮光,我竟然听见了鱼吐泡泡的声音。水泡轻轻地破裂,也许是幻觉吧?一只青蛙呱呱地叫着,声音不无凄切,大概是被水蛇缠住了。

我大吃一惊,连忙问道,“为国死了?是什么时候的事?”

和春天相比,路边的树木长出了更多的枝叶,树影更加浓重了。没有被树木挡住的天空形成窄窄的一条,就像是顺着村道挖出的又一条小河,深蓝而透明。一缕淡白色的云朵像鱼一样地游了过去。

“你关在这里是不晓得,为国被他哥为好用草叉给戳死了!”

我问为巧,“会计,我们这是去哪儿呀?”

“怎么啦?”我问。

为巧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没想到礼九长叹一声,手上的刀也垂了下来。“天帮忙也没得用,人自己作啊!”

越往村子中间走,树木的阴影就越浓重。离知青屋还很远,为巧将我的肩膀一扳,我们拐进了一个桥口,走进一个园子。按距离估计,那园子应该位于村子的中部,但具体是哪家的园子我没有认出来。园子的深处是一栋草房,朝向桥口。那栋草房的西边还接了一栋房子,两栋草房呈“厂”字形。西边的那栋房子里亮着灯,门口聚集了很多人。听见我们的脚步声,有人说,“来了,来了。”

过了一会儿我说,“队上的麦子都收得差不多了吧?好在这几天天晴,没下雨。”

这时为巧更加用劲地推我,一直把我推进了人群里。我看见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有的布满皱纹,有的稚气未脱。门里射出的光线下,那些没牙的嘴、毕露的牙花、拖着鼻涕的上唇不断闪过。看来聚集在此的大多是村子上的老人和妇女儿童。他们看见我就像看见贵客一样,纷纷地后退,让出了一条走道。

我“哦”了一声,就又没话说了。

然后我看见了大许和吴刚,一人一边,守在房子门口。大许将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子从门里面提溜出来。孩子叫嚷着,大许推了一把,把他推向旁边的一个妇女——大概是孩子他妈。

“这二年福爷爷收起来了,是他让我们拿上的。”

大许冲人群吆喝着,“谁也不让进!”完了抬起头,就像刚刚看见我一样,脸上浮现出一个暧昧的笑容。吴刚也跟着笑起来。吴刚张了张嘴,似乎想和我说什么,为巧猛地一把把我推进房子里去了。

“这二年呢?”

这家我肯定是没有来过。方桌上面放了一盏墨水瓶做的柴油灯,灯焰如豆,冒着黑烟。一个小老头模样的人正坐在桌子边上抽旱烟。见我们进来,他站了起来。

“不是唱戏用的,是真家什儿。”礼九说,“我们姓范的先人留下来的,前二年就供在这瓦屋里。”

“会计,来啦。”他和为巧打招呼。然后,看了我一眼,咧嘴笑了笑。我认出来了,这是为好,看来这儿是为好的家了。

我没话找话,对礼九说,“这刀挺漂亮的,就像以前唱戏用的。”

那油灯只照着桌面上不大的一块地方。桌子下面以及屋里的地上则一团漆黑。墙边的阴影里放着一件什么东西。我凝神一看,原来是一块门板,上面躺着一个人。那人一动不动,脸上盖了一张草纸或者是一手帕。双脚向前伸着,恰好没有在影子里。大脚丫子张开,脚底板黄苍苍的,不免有点瘆人。我突然明白过来了,那是为国。也就是说,墙边上躺着的是一个死人。

礼九最先响应,冲我笑了笑。我看见他的白牙一闪。平时礼九的牙不免黑黢黢的,那是抽旱烟抽的。难得呀。

为国真的死了,礼九没有说谎。傍晚,礼九在瓦屋里对我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怀疑,完全相信,但那种相信和这会儿的相信是两回事。

“都是一个村子上的,不要那么严肃嘛。”我说。

为巧带我来这里,难道是为了和遗体告别?毕竟是一个村子上住了很久的人,我们还一起拉过木耙呢。

没有人和我说话,仁军他们也不互相说话。我觉得有些尴尬,于是磨了磨屁股,坐下的板凳腿擦着地砖嘎唧响了一声。马灯里的火苗跳了跳,就像是要熄灭了。

为好和为巧打过招呼后,就再也没有开过口。为巧的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也始终没有放下来。这时只听为巧问,“人呢?”

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看着门外。由于天光的原因,外面比房子里要亮。瓦屋的院子里稍暗一些,昏黑之中,古井的井口上似乎正冒出袅袅的黑气。

为好回答,“在呢。”

礼九点了马灯,将它高挂在柱子上方的铁钉上。他将灯焰调到最小,主屋里更加昏暗了,比没有点灯的时候还要昏暗。挂完灯,礼九捡起地上的大刀,双手紧握着,然后就不动了。礼九原先手上拿着的那把三股叉,这时已到了大秃子的手上。仁军则端着枪。三个人围绕我站着,一概只有造型,没有动作,就像泥塑木雕一般。

然后为巧就又扳了一下我的肩膀,迫使我转了一个方向。为巧上身向前一探,伸出一只手,撩开了里屋门上的草帘,一把把我推了进去。

勤务员们紧随其后。跟得最紧的是二号,他背着枪,充当王助理的临时警卫员。大黄狗也一路小跑地窜到前面去了。它也不是普通的狗,而是警犬。

里屋里也点着一盏墨水瓶做的油灯,搁在泥柜上面的木板上。凉车子的沿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头垂得很低,脸埋在阴影里。她穿着阴丹士林布的大襟上衣,头发上别了一支翠绿的塑料发卡,一双大手放在膝盖上,正搓揉着一块花手帕。浑身上下,收拾得不无利索,看来经过了一番打扮。

临走前,王助理让勤务员又给我绑上了绳子。他恐吓说,“老子吃酒去了,你小子放明白点儿,要是不老实、想逃跑的话,后果自负!”说完就大踏步地跨出门去了。

为巧拖过一张长板凳,对我说,“坐,坐,快坐。”

总算,那杆枪没有落到大秃子的手上。这家伙不比仁军,他没心没肺的,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呀?

我惊异不定地坐了下来,一面打量着眼前的女人。

仁军说,“王助理看得起。”

“这是继芳,我们村上最俊的媳妇了。”为巧说。

王助理说,“我看你是个明白人,什么时候我跟你们大队书记说一下,把你抽到公社人保组来,跟着我。”

我依稀记得,为国的媳妇叫继芳。老庄子上的人都说,为国娶了一个美人坯子,模样儿不输城里人,都快赶上邵娜了。以前上工的时候,我也曾见过继芳,但从来没觉得她长得有多漂亮,这时更是想不起来了。

仁军瞪了大秃子一眼。“王助理的警卫员不能没有枪。”他说。

为巧没有坐下,他走到泥柜前面,端起上面的柴油灯。灯焰摇曳,拉出一道黑烟。为巧将油灯凑近继芳,那意思是让我瞅瞅,他没有说假话。

这时大秃子说,“还有一杆枪,给我。”我心里又是一紧。

眼看油灯就要点着继芳的头发了,对方这才抬了一下头,同时冲我龇牙一笑。那笑容奇怪极了,眼睛肿得像两个桃子,睫毛上面还挂着泪水。一瞬之间,那张脸上又哭又笑的模样不禁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说,“会计……”

我心里不禁一凛,没想到那柴火似的破枪里真有子弹,一直装着子弹。枪毙,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仿佛看见自己拔足狂奔,一颗子弹如花生米般地飞出枪膛,旋转着射入我的脑后,掀去了半个天灵盖,脑浆顿时飞溅。

想问为巧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打的什么主意?这都什么时候了,带我来见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守寡的女人。

仁军“嗯哪”了一声。

为巧打断我。“时候不早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说着端起油灯就往外面走,土墙上的影子晃动起来。

仁军将枪口冲下,拉了拉枪栓。王助理提醒说,“里面有子弹,要是狗日的想跑,就一枪给我崩了!”

我赶紧从板凳上站起身,向门口追过去。这时为巧已经掀开草帘子出去了。我伸出一只手,拽住为巧的衣服。为巧一面护着灯,一面堵着门,头也不回地大喊道,“继芳!继芳!”我也大喊着,“会计!为巧!……”

王助理招了招手,二号、三号争着把枪递过去。王助理接过其中的一杆,扔给仁军。后者看似木讷,接枪时却不无敏捷。只听当啷一声大刀落在地上,那杆三尺来长的钢枪已到了仁军手上。王助理看在眼里,不禁赞许地点了点头。

只听身后一阵响动,一股头油的气味袭到,继芳已经从后面把我死死地抱住了。她的力气非常之大,身体烤得我的后背一阵发烫。我一面挣扎着,一面觉自己得变小了,就像一个孩子似的,被继芳结结实实地抱在了怀里。草帘子垂了下来,屋子里黑得不见五指。我使劲地掰着继芳的手指头,一面说,“你放手!”

“咋不会?我是队上的民兵排长,以前在公社上打过靶。”

“我不放,我就不放!”继芳说,呼出的热气吹得我后脖颈一阵发痒。

“会使枪不?”他问。

凭我的力气,再怎么不济,也是能挣脱继芳的,她毕竟是一个女人。但如果拼命硬来,肯定会弄出更大的响动。这时候屋子里已是漆黑一团,我们又抱在一起,屋外人声嘈杂,显然村子上的人还没有散去。因此我不免心存忌惮。我只是使劲掰着继芳的手。每掰开一次,她就又抱了上来。

王助理打量着眼前的三个人。这时,勤务员们已经按捺不住了。小七子合上了材料,二号、三号从肩膀上卸下步枪,在找地方放。模样粗黑的勤务员则寸步不离王助理。王助理打量完仁军他们又看了看我,最后目光再次落实在仁军的身上。

开始的时候我还低声央求,说,“求你了,赶紧放手。”后来干脆就不说话了,只是掰手。我不说话,继芳也不说话,我们就这么无声地搏斗着。

仁军说,“队长说,看守罗晓飞的任务就交给我们。”

渐渐的,我有了某种异样的感觉,主要是觉得非常疲惫,握着继芳从两肋伸过来的手,停下来喘气。我不动的时候,继芳也不动,就这么从后面抱着。然后我听见为巧拉开堂屋的门,走了出去。房子外面传来了他的声音,“散了,散了,都回家睡觉去,明天还要起大早下田呢!”

“他们轮流吃饭,要留人看守反革命。”

人声嗡嗡,老庄子上的人说着什么,然后脚步声杂沓,向桥口走过去。村子上的狗又叫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狗叫声开始寥落。只有一只狗,叫叫停停,之后就完全安静了。为国家(我终于弄明白了,这儿是为国家而不是为好家)也是一片沉寂,我觉得自己就像是掉进了一个深深的洞里。

“队长让把工作组的同志都叫上,说是慰劳一下。”

继芳仍然抱着我,但已经不再用力,松松地揽着我的腰。我稍一用力,就摆脱出来了。继芳往后面一坐,瘫在了地上。我掀开草帘奔进外面的堂屋里,草帘后面传来继芳的哭号声,“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王助理顿时换成了笑脸,“我一个人,哪吃得了那么多呀。”他说。

20

仁军说,“队长请王助理去他家吃晚饭,说是割了十斤肉,打了五斤酒。”

我原以为堂屋里已经没有人了,没想到为好坐在桌子边上。他仍然在抽旱烟,桌上的柴油灯多出了一盏。两盏灯照得屋子里亮堂多了。 墙根那儿,为国的尸体犹在,更加的分明了。

天色将晚的时候,仁军领着礼九、大秃子进来了。仁军的手上拿着一把奇怪的大刀,看上去沉甸甸的,刀头上满是黄锈。礼九则拿着一把挖地的三股铁叉,叉头冲上。大秃子提了一根剥了皮的树棍子。三个人十分唐突地走了进来,王助理不由地一愣。他问仁军,“你们这是干什么?唱的哪一出啊?”

见我出来,为好站了起来。他挡在堂屋的门口,不让我出去。堂屋的门此刻是关着的,门闩已经插上了。

18

我推开为好去拔门闩。门闩拔开后,为好继续用脊背抵着门。他的眼睛红红的,浑身上下散发出难闻的烟味儿。为好说,“你不能走……”

王助理冷笑一声。“问牛的事?那不是便宜你了?我告诉你,罗晓飞,你奸污生产队的母牛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精满则溢,憋不住了,那是阶级报复!从你的一贯言行看,是蓄谋已久的。像你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奸污母牛那才叫奇怪呢,问谁谁也不信!”

我没有理他,只是拉门。为好的抵抗也不是十分强烈,一副显得理亏的样子。然后,堂屋的门就被我拉开了一扇。我正准备跨出门去,为好突然空咚一声跪下了。他拉着我的裤腿说,“我们一家老小就指望你了,我给你磕头了!”

最后,我实在是绷不住了,问王助理道,“王助理,你们怎么不问牛的事呀?”

说完额头触地,咚咚咚地磕了起来。一面磕一面喘着粗气,手上还抓着那杆旱烟袋。铜做的烟锅发出点点滴滴的亮光。

我不明白王助理为什么如此恼怒,是因为我的狡辩?还是左调右调没有调出节目来?

我赶紧挪开身体,转到为好的侧面去,不让他对着我。为好竟然手脚并用,像一条狗似的在地上转着圈,坚持要将脑袋对着我的鞋子。于是我只好弯下腰,拉住了为好的胳膊。“别,别,快别这样,有什么话起来说。”

王助理啪的一声将收音机拍在桌子上,说道,“我看你嘴头够利索的!”收音机顿时就不响了。

“你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为好说。

“听美国之音的事是有的。”我说,“但我只是听音乐,那些音乐大多是黑人演奏的,黑人在美国也属于被压迫阶级。”

我只得也蹲下身去,“那行,你就说完再起来吧。”我说。

王助理拧开开关,故作悠闲地慢慢拔出天线,调试着。收音机里传出嘁嘁喳喳的干扰声。“根据群众反映,你经常收听敌台,散布美国之音以及苏修的反华言论。”

为好说,“她男人死了,你这一走,我就要被抓去抵命,这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个男子汉可怎么活啊……”

我说,“是我的。”

说得凄切,也的确可怜。但此刻,我的心里只有厌恶。我提醒自己说:这个跪在地上求我的人可是杀害自己弟弟的凶手,为国的尸体还在这屋里晾着呢!为国正在旁边听着呢!

突然,王助理像变戏法一样变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问我说,“这是你的吧?”

我冷冷地问,“我能做什么?”

王助理又问了我几件我“有没有做过”的事,其中有我做的,也有大许他们做的,反正都不是什么好事。我一概没有辩驳。坐在长板凳上,我只是觉得气闷,一个劲地冒虚汗。

“当她的男人,我的兄弟。”

这事也是大许干的。那次他买了三瓶山芋干酒,请我和吴刚,还特地蒸了几截从家里寄来的香肠。但我已经不想再反驳王助理了,因为没有作用。我没干而大许他们干的事之所以会拿出来说,还不都是因为大许他们栽赃吗?连干闺女的事都栽到我头上了,遑论其他?他们和我毕竟是二比一,按照王助理的说法,只有少数服从多数了。

听闻此言,我勃然大怒,腾地就站了起来,就像是被一股热气顶起来的。

“你有没有做过用《毛泽东选集》垫煤油灯的事?为的是照见桌子上的菜碗?”

“不行!”我断然说道,“简直是胡说八道!我救不了你,我自身难保!”

这以后,王助理就再也没有问“你有没有说过”了。他另外起了一个头,“你有没有做过……”

然后我就跑出门去了。外面一片漆黑,我跌跌撞撞地走着,一面扯开嗓子大叫起来,“为巧!为巧!……”

顿时我又哑口无言了。

是这家伙把我弄到这里来的,演了出戏,现在却不见了踪影。身后的房子传出为好带哭腔的声音,“你能救得了我们的……”继芳又开始哭号,“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刚才,为好求我的时候,她始终没吭一声。看来这帮人是串通好的。

我总算是有了一些底气,因为这话的确不是我说的,而是大许说的。如果王助理追问下去,我还可以说出具体的时间、地点,吴刚可以做证。我在心里反复念叨着“你不仁,我也不义”,打算死死地咬住大许不放。可惜的是王助理存而不论,他问我,“那么,上面的那些话是你说的了?”

我一面向桥口的方向疾奔,一面愤怒不已地想:难道,我的命就不苦吗?难道有人能救得了我吗?难道,命苦又没人救的人只有你们?谁又来救我?我可是完全无辜的,被人陷害的,没有杀人,也没有犯法!

我说,“我没有说过!”

我不顾一切地呼喊着为巧,“为巧!为巧!”也不怕被别人听见,不怕被王助理他们听见。就是听见又能怎么样呢?我已经豁出去了。

“你有没有说过,下乡锻炼就是看谁能熬,憋得住,练的就是不跑马?”

通向桥口的小路两边是收割后的麦茬地,一只蟋蟀发出唧唧的鸣叫声。这时候,月亮出来了,月光照耀着地里一丛丛的麦茬。右边的地里堆放着麦捆,麦子尚未脱粒。看来是为好家的自留地。他的动作一向要比为国慢,难怪要忌妒弟弟了。

……

这时从麦捆后面转出了两个人影。我正在大喊“为巧!”,一个不无苍老的声音飘了过来,“为巧家去了。”我不禁吓了一跳。

“你有没有说过,知识青年割麦子是无数英雄竞折腰?”

我收住脚步,那两个人走到小路上来。原来是福爷爷。他穿着一件白布大褂,拄着拐棍,胸前的白胡子也如霜似雪。搀着福爷爷的是他的儿子礼寿,身材高大,却显得畏畏缩缩的。难怪老庄子上的人说,礼寿不像是福爷爷的儿子。

……

那福爷爷平时深居简出,难得看见他老人家。我也是因为经常往邵娜那儿跑,才有幸多见过他几面。但也没有说过话。想不到黑天黑地的,他们父子跑到这园子里闲逛来了。

“你有没有说过,人家美国人的日子比我们好多了,你宁愿去美国扫大街,说就是要饭也比在中国强?”

我叫了声,“福爷爷。”

……

福爷爷哈哈一笑,说,“是晓飞吧?邵娜的对象,人才不错啊!”

“你有没有说过,我国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没什么了不得的,人家美国已经登上月球了?”

我说,“是我。”

……

福爷爷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然后长叹一声。“你们城里的伢子来到我们这个穷地方,也真够不易的。二十几啦?二十三,按我们农村人的说法就是二十四。二十四了,还没有娶媳妇生伢子,唉——”

“不吱声就是说过了,小七子,记下来。咱们再来。你有没有说过,江青同志只能算毛主席的小老婆?”

福爷爷摇着头,突然话锋一转,说,“这牲口有什么好弄的?作孽不说,也太难为人了。”

……

我懒得辩白,人老话多,和福爷爷一时半会儿也扯不清楚。“福爷爷,我还有事。”我说,想马上抽身。

王助理说,“你不说话,那就是默认了,咱们接着来。你有没有说过,希特勒的闪电战术很厉害?”

福爷爷就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说道,“我们姓范的虽然穷,先人好歹也读过书,进士及第,在朝廷里做过大官。说来话长,清朝雍正年间,姓范的两兄弟遭仇家暗算,隐姓埋名来到这大范的地界上。以前不叫大范的,范家兄弟传了这一支,人家才这么叫的。咱这大范一队又叫老庄子,住的都是给老范家看祖坟的,嫡亲的子孙,就是那瓦屋也是兄弟俩亲手盖的,人活着的时候住在里面,死了也没有搬出来——我说笑话呢。也是子孙没得出息,住不上瓦房,就只有住这泥墙草顶的草房子了。那瓦屋虽老,四乡八里的也就这么一处呵……”

这话我的确说过,并且还不止一次。我很想问问王助理,在他看来这两句话是不是非常矛盾?一来我不敢得罪王助理,二来王助理也不在乎是不是矛盾,他只是问我说没有说过毛主席的话里有矛盾。所以我什么都没有说。

福爷爷痛说革命家史。他说得夹七夹八的,我也听得稀里糊涂。突然我发现,老头儿边说边走,方向是往园子里,而不是桥口。我竟然不知不觉地跟着,已经快到为国家朝南的山墙了。我停下脚步,再次对福爷爷说,“我真的有事……”

王助理坐直上身,抬起双手,将衣领上的风纪扣扣好。他说,“他老人家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老人家还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你,罗晓飞,是不是说过,让知识青年去接受需要教育的农民的教育,是非常矛盾的?”

福爷爷提高了音量,“你不晓得的事,我说给你听,虽然你是城里的伢子,爹妈尊贵,如今落难了,做我们姓范的子孙也不算是辱没你!”

“什么矛盾?”我故意装傻。

“福爷爷,我不能……”

王助理问我是不是经常学习《毛主席语录》?我说是。这可是思想要求进步的表示,不可以说不。王助理话锋一转,问我是否说过《毛主席语录》里有矛盾?我心里不由地咯噔一下,原来他们是冲这个来的呀。

“邵娜那头我去说,凭我这张老脸。”福爷爷就像没有听见。

他们不提母牛,我自然也不好提。王助理只是问我平时是怎么生活的?读些什么书?关心和谈论些什么?他的样子就像和我拉家常。越是这样,我的神经就越是高度紧张。

“我真的要走了。”

午饭后——当然是王助理他们的午饭后,我被带进了主屋。奇怪的是,王助理并没有再提母牛和春耕生产的事。因此我想了一夜的驳辞毫无用场,甚至连翻供的机会都没有。就像奸污生产队的母牛的事压根儿就不存在(也的确不存在)。那么,这几天我被关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

说完我转身就走。福爷爷突然向前一跃,摆脱了礼寿的搀扶。我以为他要拦住我,走得更快,一面还在惊奇老头儿的身手竟如此敏捷。没想到福爷爷举起拐棍,就地一扫,那拐棍狠狠地砸在我的脚踝上,疼得我“哎呀”一声叫出声来。

他们似乎去了主屋,只是在进去和出来的时候我听见他们和工作组的人打招呼的声音。按理说,他们应该拐进牛屋里来看看我,但是没有。为此我有一点生气,毕竟是在一个屋檐下住了两年多的人,如今我不幸落难……当然了,我之所以落难和他俩不无关系,愧于见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叫你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福爷爷喘着粗气说。

迷糊蒙眬之中,我听见外面的院子里响起一些脚步声,有人出去了,又有人进来了。我甚至听见了大许和吴刚的声音。他俩不是一起来的,一前一后。大许的声音压得低低的,几乎不像是他在说话。但即使他正常说话,我也不可能听清楚。

我一瘸一拐地向桥口跑去,生怕福爷爷会追过来。自然我是多虑了。园子深处传来一阵猛烈的咳嗽声,以及嘭嘭的捶打声,礼寿在给他爹捶背呢。

第三天的提审中午以后才开始。就像工作组的人知道我彻夜未眠,要让我睡个懒觉似的。

出了为好、为国兄弟俩家的园子,我来到前面的村道上,不禁犹豫起来。我当然不是后悔了,而是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去。

17

向西是瓦屋,没准这会儿王助理他们已经吃好回来了。一番折磨是免不了的,说不定真的会一枪把我给崩了。就算他们没有回来,或者回来了没有一枪崩了我,按他们给我定的罪,也得被关进大牢,永世不得翻身。这辈子就算完了。

我心里想,既然睡不着那就睡不着吧,反正以后睡觉——长睡不醒的日子多着呢。

向东是知青屋。我真的很想回到那儿去,躺在那张木板搭的破床上睡上一大觉,永远不醒,或者醒来的时候发现一切不过是一个梦。否则的话,王助理他们还是不会轻饶我。

当然啦,王助理是在吓唬我。他的说法牵强附会,逻辑上漏洞百出。但在这荒谬的逻辑中却包含着铁一样的必然,就是要置我于死地。有了这一目标,他们什么事办不到呢?就像我没有干过闺女,但他们要证明我干过,于是就真的证明了。现在他们要我死,也一样不成问题,是可以办到的。

第三条路就是笔直向前,蹚水过河,跑得离老庄子远远的。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个黑户,也就是说踏上逃亡之旅。但就算我有这个胆,也缺乏客观条件呀。这里是平原地区,一望无际,并且沟渠纵横,连个遮挡的地方都没有——除非变成鱼。白毛女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山区,而且是1949年以前……

自然我还想起了邵娜,想起了隔壁的闺女,以及老庄子上的闺女、媳妇们。总之我想起了所有我认识的女性或者雌性。也难怪,我还没有结过婚,就像大许说的那样,没有尝过女人味儿。难道说我真的就要这么死去,被人枪毙了吗?

正当我思绪万千、踌躇不已的时候,发现路边火星一闪,一个人站了起来。

虽然很疲倦,但我完全睡不着,脑子里思绪纷飞。我想起了死去的母亲,用自行车推着我,后面跟着我的哥哥和姐姐,我们去南京唯一的胜利西餐厅吃西餐。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面包上的黄油也像此刻粘在馒头上的脓血一样,味道咸咸的。

其实那人一直蹲在那儿。只不过由于月亮被云层挡住了,我还以为是一截树桩呢。这时树桩现形为人,手上拿着一杆旱烟袋,抽得噼啪作响。我不由得说道,“队长。”

晚上,我仍然被他们带回到牛屋的北屋,扔在那堆麦秸上。工作组的人轮流去队干部家吃饭,留下来的勤务员背着枪,守在牛屋门口。礼九趁他们不备,又扔给我两个黑乎乎的馒头。我连忙从麦草上捡起来,吞咽进肚子里。所不同的是,这次我是用手捡的,然后用手送进了嘴巴里。我不禁真切地感受到,人有手真是好啊,真是方便,哪怕是一双流着脓血的烂手呢。

礼贵弯腰提腿,在鞋底上磕了磕烟袋,不急不忙地对我说,“王助理他们还在我家喝着呢,你的事已经报到县上去了。”

王助理明显在搜肠刮肚,但居然这事儿被他说通了。我真的觉得奸污母牛的人应该被枪毙。即使没有影响春耕生产,也最好枪毙掉。让我不能接受的只是,这个人恰好就是我。那么,我应不应该或者会不会被枪毙掉呢?

这时月亮出来了,礼贵的脚下出现了一个清晰的影子。

王助理说,“奸污母牛,和畜生配对,是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你有对象,为什么还要奸污生产队上的母牛?这不是故意的吗?这是出于阶级仇恨的故意报复!报复到贫下中农的牛身上去了……你们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还是土改的时候分给贫下中农的,当年的小牛犊子也有二十多岁了吧?牛二十多就等于人七八十,你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干一头七八十岁的老牛,老黄牛,能背得住你干吗?冬天受的内伤,春天才发作,也是正常的……贫下中农的老黄牛啊,你怎么下得了手的?真正是心如蛇蝎,罪大恶极!”

“王助理怎么说?”我问。

一下子我就被从枪毙减刑到了十年八年,信心不禁大增。可王助理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他边说边想边梳着他的秃头,整理着那匪夷所思的思路。

“说你至少判个无期,要在大牢里过一辈子。”

“就奸污生产队母牛一条,就够判你十年八年的了……”他说。

“我犯了什么罪?”

王助理不禁语塞,噎了半天。“好啊,死到临头,你还嘴硬!”说着他走回到供桌后面,坐了下来,开始到处找他的小梳子。最后终于在插钢笔的口袋里找到了。

“说是现行反革命,奸污生产队上的耕牛,破坏春耕生产。”

此路不通。就像昨天我问王助理,“你们为什么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他回答“你没有犯事,我们为什么要抓你?”一样,进入了一个逻辑上的死胡同,必须另辟蹊径。于是我说(尽量有理有节地),“我喂牛是冬天的事,而闺女趴窝是一个星期以前,总不能说我冬天干了它,到了夏天它才有反应,要趴窝那还不早趴下了?”

这罪名我当然知道,但经过礼贵的嘴说出来,就像是对传闻的一个证实。虽说月色如水,礼贵的话语温和,我还是感觉到了一阵彻骨的寒意。我不禁委屈地说,“队长,我是冤枉的。”

“你没有干它干大发了,它又怎么会趴窝呢?”

礼贵不接我的话茬。他又装了一袋烟,划着火柴点着了。突现的火光中映照出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随即熄灭了。“我也不拦你。”礼贵吐出一口烟,“我们队上虽然穷,但总比吃一辈子的牢饭要强呀。王助理说,县上的人这两天就到,你走吧。”

我说,“那你又怎么证明闺女趴窝不是因为生病,而是我干的呢?”

他蹲在路边不就是为了拦我吗?怎么又不拦了呢?

只听他说,“你把牛干趴窝了,不就耽误春耕生产了吗?”

我说,“队长……”

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他们不能证明奸污母牛和春耕生产的关系,我最多也就是个生活作风问题。传扬出去,名声自然不好,也许还会因此坐牢(这年头,因为作风问题坐牢的很多),但枪毙总不至于。即使是那些和人干的强奸犯或者破坏军婚的家伙也不至于会被拉出去枪毙。王助理显然是在吓唬我。

礼贵不容我把话说完,“强扭的瓜不甜,你就走吧。”他说。

这我就不能理解了。“就算我奸污了生产队的母牛,和春耕生产又有什么关系?”我说。

我转过身去,举步向前。但我还是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呀。我的身后,礼贵显然正在看着。我总不能向东走几步,然后再向西走几步。既然不能目标明确地绝尘而去,又不能就地徘徊,就只有越走越慢了。越走越慢,直到停了下来。接下来我要么就一直戳在那里,像个傻子,要么只有转过身去,然后再走。

“奸污生产队的母牛,破坏春耕生产,枪毙都够了!”王助理说。

路边的小河发出汩汩的流水声,月色照耀着脚下坚硬亮白的土路。犬吠声此起彼伏,也在催促我。最后我终于转过身去,转了一个方向,又开始走,一直走到了礼贵的前面。

“能严重到什么程度?”我问。

礼贵默默无语地将手上的烟袋递给我。我默默地接过,将凉凉的烟袋嘴塞进嘴里,深吸了一口。一股辛辣苦涩的滋味儿充满了口腔,喉咙以及鼻子后面像针扎似的麻了起来,我不由得咳出声来。

这个问题我倒是很愿意谈谈的。

21

见我神思恍惚,语焉不详,王助理说,“罗晓飞,我警告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你的问题非常严重!”

推门进去的时候,为好仍然坐在桌子边上,桌子上仍然放着两盏灯。我没怎么敢朝墙根看。那儿黑乎乎的,富于体积感,“他”还躺在那儿。一切都和刚才看见的一样,就像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我被魇住了。

王助理在房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晃得人眼花。小七子更加频繁地用蘸水钢笔刮擦着墨水瓶瓶口。二号、三号也擅离职守,不去门外站岗了。王助理也没有轰他们出去。期待如此强烈,让我觉得很对不住他们。承认干过母牛容易,但杜撰细节却需要极大的想象力,尤其是热情。问题在于,对于编造如此不着边际的事我一点热情都没有。此刻,我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的双手上。已经两天两夜我没有看见过它们了,这还是我的手吗?

见我进来,为好并不吃惊。他显然比刚才镇定了许多,甚至都没有从板凳上站起来。为好挪开烟嘴,冲我点点头。“来啦。”他说。

接下来是交代细节。这自然是审问最精彩的部分,从工作组成员兴奋的神情里即可以看出。

我也冲为好点点头。

下午,审讯继续。手腕上的绳子被解了下来,大概是对我认罪的某种奖励吧?那被绳子勒过的双手手腕不仅皮开肉绽,而且已经化脓。细麻绳镶嵌在红肿的皮肉里,被他们硬生生地扯了下来,之后二号便将严重污染的绳子盘成几圈,挂在腰后的皮带上,以备后用。

“在屋里呢。”为好说。

16

我掀开里屋门上的草帘子,走了进去。

“你,你……你这个流氓!”邵娜哭了起来。她捂着脸,边哭边跑了出去。

里屋里一团漆黑。刚才掀开草帘的一瞬间,借着从堂屋里射进来的灯光,我看见继芳站在门边上——就像从我上次离开后她就一直站在那儿似的。我一进来,继芳就一把把我抱住了。虽然有所准备,我还是吃了一惊。继芳的架势就像是要和我拼命,然后她就泣不成声了。

“我没有骗你。都什么时候了,我骗你干什么?”

继芳伏在我的肩膀上抽抽搭搭地哭着,双手举上来,抵在我们之间。开始我以为她害羞,怕我的身体碰到她的胸脯。后来发现,继芳的手正不停地动作,竟然在解我的衣服扣子。

“你骗人!”

这是否太快了点儿?

“我干过的,以前没有对你说实话,谁让你不愿意和我干呢。”

我抓住继芳的手,紧张地说,“你这是干什么?”

这时候邵娜大叫起来,“晓飞,你没有和队上的牛干过!”

继芳说,“又没有外人,有啥不好意思的?”

我说,“是是,我承认。”

她的声音里透露出某种胜券在握的欣喜,让我很是沮丧。

王助理放开了邵娜,抬起手,将一缕垂挂下来的头发搭上秃脑门。“你承认啦?”他说,“真正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不让继芳解扣子,她一定要解。边解边扯,有点儿急不可待。于是我们又搏斗上了,并且弄出了很响的声音。此刻不比上次,夜深人静,为好还在堂屋里,他肯定是听见了。

喘了几口气后,我尽量缓和地对王助理说,“王助理,你别听这女的胡说,我根本就没有和她交配过。队上的母牛是我干的。”

我央求继芳说,“等等,你等等……”一面想着农村妇女真是可怕,如此不顾一切,没有廉耻。难道说,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女人吗?我就要与其共度余生吗?

邵娜愣在那里,也不往外面跑,像个头号大傻瓜似的。我不禁暗自骂道:你这个蠢女人,真是让我颜面扫地呀!难道你不是我的女朋友吗?不知道我现在没办法保护你吗?都什么时候了,还要来这儿给我添乱!

“晓飞,借你的衣服用用。”堂屋里突然传来为巧的声音。

援救邵娜居然成功,虽说遭到了重创,我心里还是高兴。但接下来呢?事情不是还得继续?

这小子回来了?或者根本就没走,一直躲在堂屋西边的锅屋里?真正是太鬼了。

王助理总算停止了动作,回过头来问我,“你喊什么喊啊!”

我冲着草帘子大叫道,“为巧,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二号还不解气,拿过靠在墙上的枪,用枪托在我的腰上狠狠地砸了两下。于是我在板凳上坐不直了,靠着供桌才没有瘫下去。

“借你的衣服用一下。”为巧重复了一遍他的话,算是回答,也算是对继芳解我衣服扣子的解释。

笨重的供桌居然被我拉得吱的一声,移动了几寸。然后,我又被桌子拉回到长板凳上去了。手腕剧痛,显然是受伤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麻绳绷得直直的,像琴弦似的颤动不已。二号、三号扑了上来,按住我的肩膀,手指像铁钩一样,抠进了我肩颈附近的皮肉里。

趁这机会,继芳扯我衣服的力度加大了,身上的那件军装式样的破罩衫被她整个地扒了下来。然后,继芳开始解我腰上的皮带,左解右解解不下来。我被勒得喘不过气来。这时候我已基本上放弃了抵抗,事已至此,再也不可能衣冠不整地跑出去了。于是我干脆帮了继芳一把。

王助理一把搂住邵娜,在她的身上乱摸起来。后者无声地抵抗着,目光在屋顶上的房梁、椽子间来回地移动着。我听见自己吼了一声,“王助理,我×你妈!”身体跟着向前蹿了出去。

老庄子上的人是从来不用皮带的(他们用草绳或者布做的腰带),继芳又怎么可能会解呢?我不仅帮继芳解了皮带,还帮她解了裤子直裆上的扣子。老庄子上人的裤子上也是没有扣子的,不过是在裤腰上钉几个搭绊,所以继芳也不会解。

但邵娜马上就认清了形势,迅速地收回了看我的目光。但那出于本能的信任已经像闪电一样地击中了我,使我不禁颤抖起来。

然后我抬起腿,继芳拽裤脚,一只拽完再拽另一只,直到整条裤子都被她拽了下来。拽我裤子的同时继芳也没忘了扒我的鞋子。鞋带也不解,就这么往下扒。之后我就赤着脚站在又冷又硬的地上了。

邵娜显然害怕了,躲闪着王助理的目光,但她却没有退缩。突然邵娜看了我一眼。这是她进来以后第一次看我,意义异常明确,在向我求援。但这会儿我被拴在桌子腿上,又怎么可能救她呢?正因为我被拴在这儿,她才会跑来救我的。这一点邵娜自然是清楚的,只是危险突至,她有点儿不假思索了。可见在邵娜的内心深处,我一直是她的依靠。

继芳十分麻利地将扒下来的衣服包括鞋子收集一处,窝成一团,掀开草帘子递了出去。外面伸过来两只手,及时地接过去。草帘子打开的一瞬间,我看见堂屋里有好几双脚,除了为巧、为好显然还有别人。

“你就把我当成罗晓飞,这桌子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福、福爷爷的棺材……”

我身上只剩下背心和短裤,不禁瑟瑟发抖。继芳反而不来抱我了。她背对着我站在门边,等待着什么。

王助理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演给我们看看也行啊。”说着他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绕过供桌,向邵娜走过去。勤务员们纷纷后退,让开了一条路。

这时堂屋里响起一阵丁零哐啷的声音。过了一会儿,草帘再次被从外面掀开,一只手伸了进来,那手上抓着一团东西。继芳连忙接过。接东西的时候,又有什么从草帘下面被踢了进来。我用脚一蹚,原来是两只鞋子。

“我,我们……”邵娜抬着头,谁也不看,眼睛盯着主屋顶上发黑的望砖,就像那儿写着答案似的。“我,我们,在福爷爷的棺材上……”

草帘子再次放下,屋子里又是一团漆黑。继芳将手上的东西塞给我。“衣服。”她说。

邵娜欲言又止。看得出来,她不是不好意思说,而是不知道怎么说。毕竟,我们没有“交配”过呀。

我用手一摸,那衣服凉凉的,一股湿土的气味。还有一大块硬硬的像皮革一样的东西。

终于笑完了,只听王助理说,“怎么交配的?你要是能说得让我相信,我就放了罗晓飞。我说话算数。”

“这是谁的衣服?上面是什么?”我问。

一片喧闹声中,只有邵娜安静如故。

“为国的衣服,上面估摸是血。”

这一次她没有气喘,也没有脸红,居然十分地平静。王助理和勤务员们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狂笑,简直高兴坏了。王助理一个劲地“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地叫唤着,同时用手拍着他的秃脑门。我绝望地叫道,“邵娜,你胡说什么啊!”

我手一松,那血衣就落了下去,盖在我的脚面上了。

邵娜打断对方,异常干脆地说,“我们交配过。”

草帘外面的响动更大了。为巧他们也不再避讳,彼此大声地嚷嚷着。只听为巧说,“慢点个!慢点个!大许,扶住他的头,不要让他掉下来。”

王助理说,“要是你和罗晓飞交配过,罗晓飞自然就不会和母牛交配了,守着这么一个细皮嫩肉的大姑娘,换了我也不会啊。要是你没有……”

大许的声音,“刚子,往我这边来一点!”

“你什么意思?”邵娜问。

一阵沉重而节奏奇怪的脚步声响起,堂屋的门嘎吱一声打开了。然后,这伙人就出门去了。

王助理转过脸来看看我,“你不要不识好人心,我这都是为你好!”说完又转过脸去,不无淫荡地看着邵娜。

他们走后,堂屋里响起一种“喔喔”的声音,大概是为好在哭,那声音非常压抑,就像动物受伤后的哀鸣,几乎不像是哭声。后来声音消失,脚步声响,为好也出去了。堂屋的门被从外面带上了。为好临走前吹灭了桌子上的灯,草帘的缝隙里完全黑了下来。

他故意把“交配”两字念得很重,怪腔怪调的,显然是在模仿邵娜。勤务员们很配合地笑了起来。我实在有点看不下去了,坐直了身子,冲王助理喊道,“王助理,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转过头去看继芳,只见一个黑黑的人影坐在凉车子的沿上。我向她走过去,听见继芳说,“你要是嫌脏,明天我帮你洗了。”她指的是地上的那堆衣服。

一阵忙乱过后,王助理这才若有所思地说,“其实,你要救罗晓飞也不难,我问你,你们交配过吗?”

狗叫声从村子上传来,此起彼伏,近于疯狂。我挨着继芳坐下来,光腿触到了一张粗硬的草席,席子下面的稻草窸窣作响。我弯下腰去,用手抱着双腿的膝盖,想让自己缓和一些。从继芳那边传过来丝丝的热气,像她身上的气味那样隐隐约约的。

只见大秃子带着一块脏抹布跑了进来,摞起空碗,把桌子抹了一遍。动作竟然十分地麻利。然后他便捧着一摞碗哐啷哐啷地出去了。整个过程中,邵娜一直被晾在那儿。她姿势不变,也不说话,就像是一尊英勇不屈的雕像。

我们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黑暗中。前面的土墙上,巴掌大的窗洞发出微弱的亮光。盯着那一小块发白的东西,也不知道坐了多久,直到狗叫声完全平复下来了。

王助理招了招手,小七子连忙递过去一支烟,那个长相粗黑的勤务员划着火,为其点上。王助理闭起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睁开眼睛后又开始打量邵娜,目光十分地不怀好意。他让小七子去喊人,把桌子上的碗筷收拾掉。后者走到门边,冲外面大喊,“来人,来人,吃好了!”

突然,沉寂的世界里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我马上就坐直了。“什么声音?”我问。

“还是的呀,”王助理说,“你和罗晓飞是一对儿,当然帮着他说话啦!”

“罗晓飞逃跑了。”继芳说。

“我没看见,是罗晓飞告诉我的。”

“你说什么?”

“你看见大许他们干的?”

“罗晓飞从瓦屋里逃走了。”

邵娜说,“他告诉我是大许他们干的,他没干。”

又过了一会儿,村子上传来敲锣打盆的声音。狗吠声又起,夹杂着汹汹的人声。狗吠声和人声终于连成了一片。

王助理喘着粗气,由于刚刚笑过,脸上线条柔和了许多。他说,“既然没有干过,又怎么会对你说起干过……不对,是交配,又怎么会对你说起交配的事呢?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继芳脱光了衣服,双手在凉车子的沿上一撑,便坐到了席子中间。她仰面倒了下去,横卧在凉车子上,岔开双腿。

之后邵娜就安静下来了,就像是从众人的嘲笑声中获得了某种奇怪的镇定。王助理他们笑完以后,邵娜淡然说道,“反正他没有干过。”

继芳脱衣服的时候,我不由得站了起来,离开了凉车子。看着黑暗中那白乎乎的一团,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只听继芳说,“来啊,上来啊,快点个。”

我喊了声“邵娜!”,大概是想制止邵娜,但自从她走进这间房子就没有看过我一眼,这会儿也没打算朝我看。

我明白自己该做点什么,也知道继芳在等待,但就是动弹不得。口干舌燥的,甚至说不出话来了。就这么过了很长时间,继芳“哦”了一声,似乎想起了什么。

勤务员们也跟着大笑起来,捶胸顿足,拍着桌子。装疙瘩汤的碗被震得当啷直响。

“你没有和女人睡过?”她说。

王助理大笑起来,“交配,哈哈哈哈……你一个大姑娘,怎么说得出口的!”

我点点头。继芳似乎看见了,也明白了。

“就是,就是,就是和母牛交配的事!”邵娜说,毫无必要地提高了音量。

她起身下地。稠厚的黑暗被那白色的肉体搅动着,像无形的浪头一样扑向我,我不禁打起寒战来。我以为继芳会过来抱我的,但是没有。她只是转了一个身,上身伏到席子上去了。凉车子的边沿上耸立着继芳的屁股,就像是一件独立的事物。

“就是什么呀?要说也说说清楚!”

继芳说,“来啊,上来啊,磨蹭啥呢?”

“就是,就是……”邵娜说,她在选择词汇,也可能是在下定决心。

她从席子上颇为艰难地转过头,屁股矮了下去,我这才依稀看见了她的脸。“我不会。”我听见自己说。

邵娜的脸色越发地红润起来,显然不完全是割麦的时候太阳晒的。王助理紧追不放,“和母牛的什么事?”

“你不是和闺女干过吗?人也是一样的。”

“就是,就是和母牛的事。”

我说,“我没有和闺女干过。”

“我们说的哪些事?”

“不是说,奸污生产队上的耕牛吗?”

邵娜于是说,“罗晓飞曾经对我说过,他没有干过你们说的那些事。”

“我没干过,是大许他们冤枉我的。”

王助理“哦”了一声,来了兴致。他把装疙瘩汤的碗往旁边一推,说,“说说看!”

“真话?”

“我,我,我是罗晓飞的女朋友。”邵娜说,“我们是恋爱关系。”

“我骗你干什么呢?”

“你怎么证明?”王助理问。

就像和我说话的是那屁股。人的脑袋都不相信的事,屁股能信吗?还真是的,眼前的屁股又坚持了一会儿,再次矮了下去,放低了。

王助理没说话,盯着邵娜开始上上下下地打量。后者突然意识到什么,当啷一声扔掉了手上的镰刀。

继芳放弃了牛的姿势,然后爬到凉车子上去了。她抓过刚才脱掉的衣服,捂在胸前,坐在那里,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继芳说,“可怜见的,你还是一个童子鸡呀。”继芳似乎挺高兴。

“找王助理证明罗晓飞的清白。”

突然,她又哭了起来,蜷着腿,抱着衣服,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呵!”继芳边哭边说。

“你有什么事?”

直到这时,我才感到了自己有某种义务,也才能支配自己的身体。我走到凉车子的边上,坐了下来,伸过去一只手,开始抚摸继芳的脊背。那光裸的脊背一阵痉挛,就像牛屁股试图驱赶苍蝇一样。可这是人的皮呀,上面没有粗硬的毛,并且光滑无比。

邵娜说,“大范一队的知识青年,我叫邵娜。”

我对继芳说,“别哭,别哭……”

王助理身体向后仰了仰,“你是什么人?”他问。

于是她哭得更厉害了。

邵娜并没有看我,她大声地说,“我找王助理。”

我和继芳没有用牛,而是用人的姿势“交配”了。我想起了邵娜说的这个词,自然也想起了邵娜。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躺在身下的是邵娜,而不是继芳。黑咕隆咚的,这样的想象并不十分困难。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很对不起她们,既对不起继芳也对不起邵娜。于是我便尽力从脑海里驱走邵娜的形象。

她卷着衬衫袖子,手上提了一把镰刀,头发上粘着几片麦草屑子,显然是直接从麦地里过来的。我自然吃了一惊,王助理他们也很惊诧。房子里所有的人都转向了邵娜,谁也不说话。几天不见,邵娜的脸晒得更红了。由于喘息,单薄的衣服下面胸脯起伏不定。

好在做这件事我完全外行,继芳始终在指点我。那老庄子上人的口音提醒着她的存在,提醒我身下的这个女人到底是谁,来自何处。

王助理不说话了,用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勤务员们也都停下来不吃了。我心里想,这下坏了,闯大祸了。可转念一想,事到如今还有什么祸可闯呢?正一惊一乍的时候,一阵脚步声响,邵娜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至于继芳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继芳是否也想起了为国,把我当成他了呢?

我说,“我又没有日过狗。”

然后,我们就并排躺在一条破被子下面了。我的脚蹭到了席子上的破洞。枕头很硬,我用手一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枕头,不过是稻草下面垫了两块土墼。床头一股异味儿,是汗臭、脚臭和烟油味儿混合发出的,自然还有稻草和泥巴的气味。我心里想,这股味道不属于继芳。她的身体我闻过,不是那样的。继芳的头油味儿说不上好闻,但也绝不难闻。这令人窒息的气味只能是为国留下的。

“你什么时候讲究起来了?”王助理说,“连牛都日的人,狗吃过的东西就不吃了?谁相信哪!”

继芳显然闻不到,她已经习惯了。这会儿,她正用一只手在我的胸脯上抚摸着。那手真硬呀,满是老茧,就像砂纸一样,但却异常温暖。我被它揉捏得很舒服,正想开口说点什么,继芳先说话了。“你们城里人细皮嫩肉的,比我们正月子还要嫩呢。”

“狗吃过的东西人哪能吃啊。”我说。

我说,“不是我的皮嫩,是你的手硬。”

勤务员们发出一片哄笑声。

继芳马上缩回了手,藏进了被子里。

王助理说,“你想吃,警犬还不肯呢!”

“正月子是谁啊?”我问。

我说,“我不吃。”

“我们伢子,三岁了,前年正月二十四生的。”

地上的那碗也就是大黄狗的那碗了。由于疙瘩汤很烫,大黄狗边吃边甩头,还没有完全吃完。小七子,也就是瘦猴,走过去的时候,大黄狗龇出犬牙,发出护食声。小七子吓得手缩了回去。

我不禁向凉车子的里面看过去,靠墙的地方黑乎乎的一片。“他人呢?”我问。

不等我回答,他转过脸去对瘦猴说,“小七子,把地上的那碗端给他。”

“说好了这两天他婶子带,正好断奶。”

王助理停下筷子,叮叮当当地敲着碗沿,对我说,“老子有的是工夫,一天三顿饭,有鱼有肉,队上还给换花样……你要不要也尝尝?”

我放下心来。我们“交配”的时候那孩子并不在凉车子上,不在这屋子里。

我也觉得非常香。不过那是嗅觉而不是味觉,并且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我说,“三岁了还吃奶?”

“吃肉也没有这么香!”

继芳说,“以后不给他吃,把给你吃。”说完竟然不好意思起来,拖起被子蒙在头上。

“都要赶上吃肉了!”

“你说什么呢。”我也笑了。

“香,真香!”

继芳从被子下面伸出脑袋,“你们城里人不是兴喝牛奶吗?人奶不比牛奶好?”

所有的勤务员都跟着喊香。

我说,“人奶是比牛奶好,女人也比母牛好。”

主屋里响起一片稀稀呼呼吃疙瘩汤的声音。王助理故意把嘴巴咂得吧唧响,边吃边说,“香,真香,新下来的粮食就是香!”

“不要脸!”继芳说着把被子又蒙在了头上。

旋即,大秃子跑了回来,手上拿着一只空碗。仁军接过,装了一碗疙瘩汤,让大秃子放在门边的地上。大黄狗走过去,伸出鼻子不停地嗅着。大秃子看得出神。仁军吆喝一声,“看什么看?还不快走!”然后就拿起空脸盆,推搡着大秃子出去了。

我突然发现,我们竟然在说笑—— 一个负案在逃的现行反革命和一个刚刚死了丈夫的年轻寡妇。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不由得长叹一声。

大秃子奔出门去,跑向东厢房。王助理和勤务员们这几天就住东厢房,早中两顿饭都是在那儿的灶上做的。

继芳继续唠叨,“他大伯三个闺女,快四十的人了,还没个儿子,大闺女再过几年就能嫁人了……”

仁军反应过来,用手拍着自己的脑袋说,“对对,我咋给忘了呢。”他推了大秃子一把,说,“快去拿个碗来。”

“他大伯是谁呀?”

“警犬不吃吗?”王助理说。

“为好啊。”

我心里一惊,难道说王助理也想分我一点疙瘩汤?仁军大概也是这么想的,他回头看了看我。

“哦。”

王助理突然说,“少一碗。”

“他大娘是个泼妇,前些年为忠他妈被她骂得跳了河,幸亏被人捞上来了。”

仁军放下脸盆,大秃子摆放碗筷。和昨天不同,大秃子只拿来了五只碗,因此放在桌子上的也是五只碗。仁军用一把铜勺在脸盆里搅了搅,将疙瘩汤分装在五只碗里。那疙瘩汤做得很稠,里面尽是面疙瘩,绿菜叶子也不少。

我不禁想起那个打大许耳光的妇道,原来就是她呀。

“你先搁这儿。”王助理说。

继芳说,“兄弟两个干仗的事也是他婶子挑起来的。”

仁军对王助理说,“队上穷,没有什么好东西,队长让做的疙瘩汤,新下来的麦子。”

后来继芳就睡着了,发出只有男人才有的那种有力的鼾声。我也十分困倦,但被继芳吵得睡不着,一时间思绪万千,想了很多。我回顾了这漫长而奇异的一天,最后思路集中在礼贵递给我的那袋旱烟上。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想抽上那么一口。

正僵持着,仁军端着脸盆进来了。脸盆上面依然冒着热气,只是香味儿有所不同。大秃子跟在后面,拿着碗筷。

于是我便下了凉车子,趿拉着地上的鞋子,去泥柜那边摸索,找烟袋。脚下的鞋子就是从为国脚上趴下的那双,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大脚趾还故意寻找了一下鞋子前面的破洞,直到脚趾从那破洞里穿了出来。我心里想,人家的女人都睡过了,还在意这双鞋吗?

我说,“我没有什么可交代的。”

摸遍了泥柜内外,以及上面的木板,并没有找到烟袋。这时继芳的鼾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她蓦然问道,“你找什么?”

他说,“赶紧交代,不要废话啰嗦的,否则就是自掘坟墓!”

我说,“有没有烟袋?”

第二天,仍然是早饭以前开始提审。王助理的开场白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则强调自己“相信群众,相信党”。于是王助理说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还说我“拖得过初一,拖不过十五”。

“你过来。”继芳在床头翻找了一番,然后说,“你上来。”

15

我爬上凉车子,继芳将烟袋以及烟荷包递给我。不用说,这套家伙是为国的,平时就放在床头的土墼旁边。

这两只馒头吃得我鼻涕眼泪都出来了,但丝毫没有伤感的意思。

继芳异常熟练地为我装上烟,划着火柴点上了。火苗燃起的一瞬间,我看见继芳噘着嘴,含着烟杆,正往里面吸。突然我觉得她就像一个男人,就像为国在抽烟一样。我吓了一大跳。

刚咽完,又一只馒头扔了过来。只听礼九说,“慢点个,莫噎着。”

火柴熄灭后,为国的形象在我的眼前保持了很久。继芳递过烟袋,我仍然觉得那是为国。然后,我忐忑不安地抽了起来。我和为国,而不是和他的女人躺在一起。我抽着为国递过来的烟袋,而不是他女人递过来的烟袋。这种感觉跟随了我很长时间。

于是我叼住馒头,大口地吞咽起来。从嗓子眼一直到心口,再到肚子里,那馒头就像没经过嘴巴似的一路下去了。

我是被村子上的喧闹声吵醒的。天仍然很黑,一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继芳也醒了。我们头挨着头,不禁面面相觑。我听见自己问,“我这是在哪里?”继芳说,“在家。”然后她就坐了起来。

礼九没有出现,只有声音,“莫作声,赶紧吃。”

继芳迅速地套上衣服,下了凉车子。里面什么都没有穿,空空的外褂里垂挂着一对乳房。她提上裤子就出门去了,临走对我说了句,“我去看看。”

过了一会儿,二号、三号离开了窗下,走到一边去了。通向堂屋的门外突然扔进来一个东西,落在麦秸上。由于我的手上拴着绳子,不方便去取,只好将脸伸了过去。原来是一只黑馒头(没去麦麸的面蒸的)。我朝堂屋里喊了一声,“礼九……”

人声和狗吠的声音越来越响,也越来越近了,在这寂静的清晨听上去让人绝望。窗洞那儿的亮光也已经扩大,但屋子里仍然很黑,只是不再那么严实,有一种空虚飘忽的感觉。

这两边的谈话都很奇怪,我闻所未闻。更奇怪的是,没有人提到我,提到这个案子。我就像是被他们遗忘了。躺在这一片昏黑之中,只有麦草相伴,我在想,也许一直躺到死也不会被人想起来。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那倒也不错呀。

继芳走后,我也坐了起来。心想:八成是王助理他们抓我来了,得在他们闯进来以前穿好衣服。

两个人不无猥亵地笑了起来。

在凉车子的席子上我找到了自己的短裤、背心,穿上后下了地,套上为国的解放鞋,然后开始找他的衣服。那堆衣服已经被继芳归置到墙角上去了,我走过去捡起来。我将手上的衣服凑近窗洞,朦胧的光线下,衣服的领子上有一片干硬发黑的血迹。除此之外还算干净,冰冷的一点气味都没有。但我想了想,还是把衣服给扔了。

另一个声音,“尽一边嘛。”

正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继芳掀开草帘子进来了。她说,“罗晓飞投河自尽了,他们在小阳河里找到了尸首。”

第一个声音,“牛屄那么大,怎么日啊?”

我心里咯噔一下,随即就释然了。该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现在总算是结束了。

另一个说,“狗屄有锁,猫屄有火。”

我问继芳,“罗晓飞自尽了,那我是谁呢?”

这时有人在北屋的窗户下面说话,我的注意力转移过去。听声音好像是二号和三号。只听他们中的一个说,“这牛有什么好日的?又不是狗。”

她说,“你是为国。”

夹七夹八的,礼九说了很久,充满了迷信的内容。闺女自然没有回答。

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来两只手,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方一定很疼,但咬着牙,一声不吭。

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堂屋里已经亮起了灯。灯光昏黄,从门框那儿照了进来。礼九正在和什么人说话。我听了一会儿,这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和闺女说话。礼九说,“农以田为本,田以牛为力,你是牛,就要出力啊,总归不能就这么卧着,偷懒耍滑啊。牛通人性,会六国的话,不要装听不懂,只要你爬起来,赶明儿我就去牛王庙烧高香。看什么看啊,礼九这辈子没吃过牛肉,吃过牛肉我不得好死,下辈子变牛……”

然后,我一字一顿地说,“以后,不许你叫我为国。”

然后,院子里又恢复了安静。东边墙上的窗户完全黑了下来,就像一只盒子被人关上了。

“那我叫你什么?”

一个人说,“我们吃完了来换你们。”

“叫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叫为国。”

一个人说,“要留人看守奸牛犯。”

“那村子上的人呢?”

一个人回答,“去会计范为巧家。”

“村上的人我不管,但你不能叫。”

这时,院子里有人喊吃饭,当然不是喊我吃饭。脚步声杂沓。一个人问,“去哪儿吃饭?”

“行,我依你。”继芳说。

等我醒来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完全黑了。东边的墙上有一扇窗户,透露出青白的天幕,几根窗棂映现其上,看上去就像牢房的窗户。隔壁的堂屋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想必是闺女。它和我一样,想来也卧在一堆麦草上。一墙之隔,一人一畜,一个在生病,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这么想的时候,我不禁有了某种同病相怜的感受,觉得人和牛亲近,甚至交配繁衍也不是那么不可想象和大逆不道的。自然,我的思绪又开始混乱了。

22

天还没有黑,审问就结束了。我被工作组的人带到牛屋靠北的那间房子里,扔在一堆刚割下来的麦秸上。终于可以把身体放平了,鼻子里闻着好闻的麦草气味,虽说饥饿难当,双手仍然反剪着,但我已经快活得热泪盈眶了。然后一阵睡意袭来,我就睡死过去了。

老庄子上又恢复了平静。过了一会儿,村西传来了礼贵喊工的声音,“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

下午的提审没什么进展,我始终不承认闺女是我干的。王助理也显得无精打采。按他的话说,初战告捷,下面的事就慢慢来吧,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看哪个磨得过哪个。

里屋门上的草帘被继芳卷了起来。我穿着短裤、背心,坐在堂屋里的方桌边上吃挂面。热气腾腾的一大碗,上面摊着两个荷包蛋。继芳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前面的木盆里戗了一块搓衣板。她正在洗为国的衣服。

14

我问继芳为什么她不吃?继芳说,“你吃,你吃,挂面是下给你吃的,我有的吃,吃过了。”显然这是假话。

“我没干过。”

我也不再追问,埋头吃起来。几次噎住,因为这人间的美味而几乎落下泪来。我的眼泪虽咸,但比起这碗挂面来还是淡而无味呵。

“那我只有少数服从多数,听他们的了,你说呢?”

堂屋门外,天地一片清净,和我在知青屋里时见到的一模一样。

“我没干过。”

这时为好进来了,手上拿着扁担、绳子,准备去上工。继芳打招呼说,“他大伯。”

“他们是两个人,你是一个人,你说我到底听谁的?要不你们三个都干过?”

为好“嗯”了一声,说,“弟妹受累了。”完了走到桌子边上,看我吃挂面。

“反正我没干过。”

挂面包括鸡蛋已经吃完了,面汤本来也可以一口气喝掉的,但我故意埋着头,没有看为好。他好像比我还要尴尬,在边上磨磨蹭蹭的,多少让我自在了一些。

“你说他们干的,他们说你干的,这就扯球不清了!”

只听为好说,“兄弟,没得事吧?”

我说,“反正我没有干过,是他们干的。”

我含糊地哼了一声。为好又说,“队长说,放你两天的工,没事在家歇歇。”

王助理也不以为意,他清了清嗓子,总结道,“看来,这奸污母牛的事的确是有的,不是假的,铁板钉钉,你们三个都认账。下面的问题是,到底是谁干的?是不是这样啊?”

见我仍不说话,为好在堂屋里转了一圈,留下一股烟油味儿就出去了。在门槛外面,他回头对继芳说,“弟妹,我兄弟就托付你了。”

我无言以对,只是嘟囔着“恶人先告状”之类的自己都不能理解的话。

老庄子上的人什么时候这么客气过?何况是打死了自己亲弟弟的为好?何况为好是在和为国的媳妇说话?继芳“嗯哪”了一声,算是答应了。这既很正常,又非常的不正常。

“你不是说他们没有干过吗?”王助理不无嘲弄地说。

为好走后,继芳很快洗好了衣服,拿到门外找地方晾了。然后她去锅屋里刷了锅,这才拿上镰刀上工去了。

“是大许、吴刚,他们干过,我没有干过。”

我回到里屋,倒在凉车子上便睡。烂稻草、破席子、土墼枕头都无法打搅我,青天白日被挡在厚厚的土墙后面。顿时,我就睡得昏死过去了。

“不是你,那会是谁呢?”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流了口水。脑袋下面垫着一条又黑又油的枕巾,大概以前是粉红色的,变成这样显然是头发磨蹭的结果。当然不是我的头发,我才睡了不过一晚。口水将枕巾打湿了,显得更加污秽。

我说,“报告王助理,干母牛的事是有的,但不是我。”

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脏兮兮的小手扒在凉车子的沿上,正盯着我看呢。他的眼睛又圆又亮,很像继芳的眼睛。他在那儿站了多久了?我肯定是被他看醒的。

王助理来了精神,“说啊,你怎么冤枉啦?”完了从口袋里掏出小梳子,开始梳他的秃头。

然后我眨了眨眼睛,对小男孩笑了笑。“你是谁啊?”我问。

我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不禁想起昨天晚上不祥的狗叫声以及大许他们进进出出的情景。继而我想到,干牛的事的确是没有的,但作为游戏也确实是存在的。但那也是大许和吴刚的游戏呀。为什么干过的人会说没干过的干过呢?没干过的又要说干过的压根儿没干过呢?一时间我思绪纷飞,心情恶劣到了极点,脑子也转不动了。我听见自己说,“王助理,我冤枉啊……”

小男孩咿咿呀呀地说不清楚。

“总不能是牛说的吧?”

我伸出一只手,摸了摸小男孩的头。他只是在额前留了一小撮刘海,后脑勺圆鼓鼓的,是那种典型的“鹅头”。“你是正月子吧?真可爱。”

“是大许、吴刚说的?”

正月子笑了起来。

“奸污生产队的母牛啊。”

这时,房子外面传来一个女孩儿叫喊的声音,“正月子,快死出来!不死出来看姐打不死你!”

“什么?”我怀疑自己听错了,“他们说我干过什么?”

正月子的脸上露出害怕的表情。然后噔噔噔的,正月子摇晃着跑出去了。我连忙下了床,走到东边的土墙边,通过窗洞向外面看去。

这时王助理吃好了,把碗一推,然后将两根粗短的手指伸进嘴巴里,开始抠牙。他呸呸地向空中吐着看不见的肉丝或者菜梗。瘦猴及时地递过去一支烟,那个黑壮的勤务员划着火柴,为王助理点上。王助理这才开口说道,“你说他们没干过,但他们说你干过。”

上午的阳光照耀着兄弟俩家的园子。屋子前面放了一架石磨,为国的衣服正摊在上面晾。河边上,杂草又高又绿,有一块地方的草稍矮一些,大概是码头下去的地方。(当地人家的园子一般都在河边架一块木板,一直伸到界河中间。人们站在木板上淘米、洗菜、洗衣服、刷马桶——如果有马桶的话。这样的地方就称作码头,那木板就叫跳板。)从我的角度只能看见为好家的跳板伸进河里的那一端,对岸就是别人家的园子了。

“吴刚也没有干过。”

一排三个女孩儿,对着为国的房子站着,不用说是为好家的三个闺女了。老大十三四岁的样子,老二十岁左右,老三大概只有五六岁。三个闺女按个头高矮依次排开。大闺女反手叉着腰,已经很有点女人的样子了。刚才喊正月子的应该就是她。

“那吴刚呢?他干没干过?”

只见正月子从门口的方向跑过去,一路喊着“姐”。到了大闺女面前,后者一把将其揪住,同时从地上捡起一把秃笤帚。大闺女将正月子推倒在地,扒开他的开裆裤,举起笤帚就打。一面打一面骂,“叫你乱跑,看我不刷死你!”

“他也没干过。”

正月子疼得哇哇大哭。二闺女、三闺女吓得在旁边不敢吱声。

“你没干过,那许韶华干没干过?”

中午,继芳从生产队的大田里赶回来,磨盘上的衣服也干了。继芳取来衣服让我穿上,然后从泥柜里找出一双布鞋,让我换下脚上为国的解放鞋。那布鞋的底是继芳纳的,帮子也是她上的,尺寸大小自然是按为国的脚。继芳告诉我,为国不喜欢穿家里做的鞋,所以鞋子就一直放着。我却不然,穿上布鞋后,顿时觉得浑身上下都清爽了。

“没有干过的事怎么认账?”

这时节,中午饭一般都是在田里吃的,继芳赶回来自然是因为我。为好和他媳妇也赶回来了。北边房子(为好家)的顶上这时冒起了炊烟,为好的媳妇正在做饭。为好穿过屋子前面的空地,抱了一抱麦草进去。

“我打个比方。”王助理喝了一口面汤,“看来,你是不肯认账了?”

正月子从为好家跑进这边的屋里来,一头扎进继芳的怀里。他伸手去拉他妈胸前的衣襟,意思是要吃奶。继芳将正月子的小手拿开,没有给他吃。

我说,“我可没有盗窃队上的牛,闺女不是在牛屋里待着吗?”

我没有提大闺女打正月子的事,正月子自己也忘记了。

王助理吸入面条。“监守自盗也是说得通的。”

过了一会儿,二闺女过来喊吃饭。开始的时候我不愿意去,但经不住继芳一再劝说。“他大伯特意请的你,昨天就讲好了,他大娘忙了一中午……”再说继芳也没有做中饭,如果不过去,就得饿肚子了。

我说,“是我喂的没错,但我没干那种事。”

于是继芳抱着正月子,我跟在后面,我们“一家三口”就去了隔壁为好家。临出门,我拿上了为国的烟袋、荷包,把它们别在了腰上。

王助理挑起一筷子面条,边用嘴吹着边说,“不要以为我对你们队上的情况不了解,范礼九每年冬天都要出门要饭,他不在的时候牛是你喂的。”

为好家的堂屋和为国家的堂屋并没有什么两样,和老庄子上其他人家的堂屋也没有什么两样。一张破旧的方桌子,几张长板凳。北边的墙下面是一排放粮食的泥柜子,上面担了一块木板。木板上放了一只竹壳热水瓶,显然是家里最贵重的东西了。里面自然没灌开水。此外,木板上还支着一面塑料包边的圆镜子,土墙上方贴了一张毛主席正面像。所有的东西上都落了一层细细的土。

屋子里一片稀稀哗哗吃面条的声音。王助理、勤务员,包括大黄狗个个吃得不亦乐乎。我眼睁睁地看着,肠胃不禁一阵响动,之后噗噗地放了两个空屁。

为好慌忙让座。他的目光中闪现出一丝惊奇,大概是因为我穿上了为国的衣服,形象为之一变。这形象在泥柜上的小圆镜里也一晃即逝,我没有看清楚,依稀觉得是一个陌生人。然后,我就带着这异常陌生的感觉坐了下来。

仁军将剩下的面条,连同装面条的碗塞给大秃子。大秃子接过,那碗几乎都扣到脸上去了,他就这么边吸面条边跑了出去。仁军拿起空脸盆,说了句“王助理慢用”,也跟了出去。

继芳抱着正月子和我坐一张板凳,占了桌子的一面。为好一直站着招呼我们。桌子上就再也没有别人了。已经摆上了两大碗黑乎乎的菜,完全看不出做的是什么。为好媳妇和大闺女不在堂屋里,大概还在锅上忙活。二闺女和三闺女则站在地上,目不转睛地盯着桌子上的菜碗。

只见仁军端起那碗面条,倒了大半碗在门口的地砖上。二号解开拴狗的皮带,大黄狗从桌肚里窜了出来。它在面条前面刹住,伸出狗嘴,吧嗒吧嗒地吃了起来。

继芳从碗里夹了一筷子什么,塞进正月子的嘴巴里。“肉,肉。”她说。

警犬?突然我反应过来,就是那条大黄狗。那大黄狗不过是一条普通的土狗,只不过吃喝不愁(据说有专门的口粮供应),长得比老庄子上的土狗肥壮一些罢了。

为好用筷头点着碗沿,对我说,“吃,吃啊!”

大秃子也不护疼,去抢那碗面条。仁军伸出胳膊向外一挡,大秃子没有得手。王助理说,“倒一半给警犬,剩下的让他端走!”

这时大闺女端饭进来了,将饭碗咚的一声蹾在桌子上。居然是大米饭,在这季节里太金贵了,难道说我们吃的是稻种?

听闻此言,大秃子飞快地伸出一只脏兮兮的手,手指扎进一碗面条里,搅了搅,挑起一根面条吸进嘴里。动作之快,简直就像食蚁兽一样。仁军在他的后脑勺上重重地拍了一巴掌,骂道,“你这个嘴尖皮厚的东西!”

继芳转过头去,冲锅屋的方向喊道,“他大娘,不要做了,够吃的了。”

王助理说,“他不吃,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呢!”

为好媳妇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大概是什么客气话。

仁军转过脸,看了看拴在桌子腿上的我。

为好又对我说,“搛菜,搛菜,没得什么好东西,都是一家人。”

突然王助理说,“多一碗。”

他似乎除了劝我吃,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仁军在供桌的一头放下脸盆,大秃子开始摆放碗筷。我数了数,桌上一共是六只碗。仁军拿着一双筷子,将脸盆里的面条分挑到六只碗里。他们进来的时候,二号和三号也跟了进来。在场所有的人都眼巴巴地盯着仁军分面条,房子里一时只听见挑起放下面条的啪嗒声。

为好对站在桌子边上的二闺女、三闺女说,“闺女啊,喊叔,不喊就没有的吃。”

“你先搁这儿。”王助理说。

二闺女、三闺女毫不含糊地齐声喊道,“叔!”

这时,我的心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正想着用什么话应对王助理,仁军端着一只脸盆进来了。脸盆上面冒着袅袅的热气,一股香味儿扑鼻而来。大秃子跟在仁军的身后,捧着一摞饭碗,一只手上抓着一把筷子。仁军对王助理说,“王助理,队上穷,没有什么好东西,队长让下的挂面,新下来的麦子。”

为好在两碗饭上分别夹了一筷子菜,对她们说,“端走吃。”

王助理说,“刚才你怎么不说?”

二闺女、三闺女奔过来,端起饭碗,边扒拉着饭菜边从桌边走开了。

我不禁笑了起来,只觉得两股气流从鼻孔中哧地泄出。“王助理,开什么国际玩笑,这牲口也是人干的?闺女生病是因为吃了发霉的山芋干,不信你去问礼九。”

大闺女站在堂屋通向锅屋的门边上,一直在向这边看。被为好抬头瞅见,后者对她说,“你也过来,喊叔。”

没等我从惊愕中缓过神来,王助理再次一字一顿地说道,“是你,罗晓飞,奸污了生产队上的母牛!”

大闺女说,“我不喊。”

“那我告诉你,是你日的!”王助理说。

为好急了,大声地命令道,“喊!”

王助理又是一拍桌子,这回动了真气,桌上的墨水瓶跳了起来。边上记录的瘦猴连忙用手按住。

“我就不喊。”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兽医。”

“喊!”

“生的什么病?”

“就不喊!”

原来如此,我多多少少放下心来。想必他们认为闺女趴窝是有人搞破坏,即使有人搞破坏,那也不可能是我啊。这么一想我就有了底气,微笑着对王助理说,“牛趴窝八成是生病了。”

为好放下饭碗奔了过去,抬起手,重重地给了大闺女一巴掌。

“我认你狠,你不说,我说!”王助理说,“我问你,队上的牛是怎么趴窝的?”

大闺女捂着脸,蹲在地上大哭起来。她边哭边号,“他不是我叔!”

我吓了一跳。

“叫你不喊叔!没有你叔你爹就没得命了,你爹要是死了,饿死你们!”

这年头,什么方面出问题都是可能的。昨天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已经反复思索过了,可能的方向有很多。当然最可能的是他们抓错人了。后来王助理不耐烦起来,拍着桌子大声说道,“给你脸你不要!”

为好越说越生气,揪住大闺女的头发就要往墙上撞。堂屋里一时间鸡飞狗跳,我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何况,这件事是因我而起的,是为了喊我叔。

王助理问我想通了没有?是不是准备交代?我则反问他为什么抓我?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王助理说,“你没犯什么事,我们为什么要抓你?”我说,“我不知道啊,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问王助理,王助理则问我,简直就像猜谜一样,来来去去好几个来回。到最后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我。

我跑过去抓住为好的手,把他推到一边。“有什么话好好说,不要打伢子。”

提审在主屋里。麻绳的一头被从太师椅上解下,拴在了供桌的一条腿上。我被他们按在一条长板凳上,唯一的太师椅自然属于王助理。他正面而坐,对着主屋的大门。他的边上坐着一个瘦猴似的勤务员(就是昨天晚上去抓我的人中的一个),前面的桌上摊着几张稿纸。瘦猴不断用蘸水钢笔在墨水瓶的口上刮擦着。昨天晚上站在王助理身后的勤务员仍然站在王助理身后,抱着粗黑的膀子。审讯过程中,他不时地双手互掰,骨节发出喀吧喀吧的声音。二号、三号勤务员则待在屋外,背枪的身影偶尔在窗前晃一下。大黄狗自然待在桌下,在它和供桌之间也拴了一根绳子。不,不是绳子,是一根皮带,和我的待遇到底有些不同。

为好气得浑身发抖,指着地上的大闺女说,“我今天是看你叔的面子,不然的话打死你!”

突然我想到今天不用去上工了,不用弯腰割麦子了,不由得一阵高兴。但很快,这高兴的情绪就没有了。周身的疼痛和疲乏提醒了我,我为什么会以这样的姿势待在这里。唉,还真的不如去割麦呢,那至少说明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大闺女哭得更凶了,边哭边蹬腿,把一只鞋子都蹬掉了。继芳捡起鞋子,扔还给大闺女。

瓦屋院子的门也已经打开。由于主屋的房基较高,我通过两道门一直看见了前面的村道。人影晃动,大概是工作组的其他人在附近转悠,大约是在欣赏这乡村早晨清新的景象吧?牛屋那边则毫无动静,看来闺女仍然卧病不起。礼九不用说早去上工了。

自始至终,为好媳妇都没有出现。

大黄狗在瓦屋院子里溜达。它抬起一条后腿,将狗尿滋在废弃的井栏上,然后一颠一颠地跑到院门外面去了。

吃完饭,为好媳妇走进来收拾碗筷。

二号勤务员拄着一杆老掉牙的枪,蹲在门槛外面。他转过头,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王助理站在东厢房的屋檐下,手上拿着一只搪瓷茶缸,正在刷牙。他仰起脖子,哈啦哈啦地漱着喉咙,完了一低头,将漱口水十分有力地喷在地上。我正是被这漱口的声音吵醒的。

以前在队上干活的时候,我们也是见过的,但这时我已毫无印象。她大概三十大几的年纪,脑后却扎了一个老太婆那样的发髻,面容十分苍老,就像有五十岁了——和为好倒是很相配。只见为好媳妇低眉顺眼地收拾着,一点也看不出继芳说的泼妇模样。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主屋的门大敞着。我发现自己滑落到太师椅的下面,双手背在后面,吊在椅背上。两条手臂已经麻木,一点知觉都没有。我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从地砖上挪回椅子上,手臂开始有了感觉,立刻疼得钻心。

摞好碗筷,为好媳妇冲我笑了笑,竟然还有一点害羞。我也略一点头,算是和这家最后的一位成员见过面了。然后她就带着脏碗和抹布离开了堂屋。

13

为好从腰上取下烟袋,装上烟丝点上。他吸了一口,将烟袋递给我。我说,“我有。”

后半夜,我觉得自己已经有些癫狂了。浑身潮热,头脑也不那么清楚。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开始拖着身后的椅子在房子里奋力而行。不用说发出连连巨响,回声四起。工作组的人居然没有被吵醒,这就更让我愤怒了。我拖着那张太师椅不停地走着,弄出尽可能惊人的声音,可受到惊吓的只是我,并没有谁前来看个究竟,包括礼九。不知何时,在这轰然巨响的伴奏下我竟然睡过去了,甚至连礼贵喊工都没有听见。

我取出为国的烟袋,像为好那样的装烟、点烟。然后我们就各持一杆旱烟袋,坐在桌子边上默默地抽了一会儿。正月子在继芳的怀里睡着了,三个闺女也不知去向。

然后,我就一个人待在空旷的主屋里了,简直就像做梦一样。那马灯虽然挂得很高,但照出去的范围毕竟有限。墙上领袖们的画像位于黑暗中,只能看出大致的脸形,比完全看不见还要瘆人。一股古老的霉味儿从房子的深处缓缓地飘过来,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很想站起来走一走,但绳子限制了我。现有的长度只能允许我站起来,却无法迈步。当然,我也可以拖着太师椅在这宽敞的地方散步,但如此一来势必会惊动工作组的人。于是我站起来又坐了下去,坐下去后又站了起来,如此五次三番。在这张坚硬硌人的椅子上我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的。有时候脑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去,刚要睡着,手腕被绳子拉得一阵剧痛,我立刻就清醒了。

为好似乎想起了什么,对继芳说,“昨天,你们家的麦子还没有扬完呢。”

留下来的三个勤务员,一个将王助理刚才坐过的太师椅推向我,一个按着我坐了上去。我有点儿受宠若惊,刚想站起来,第三个勤务员已经绕到了椅子后面。他掏出一根麻绳,一头拴在我手腕上的绳子上,一头在椅子的背上捆了个结实。干完这件事以后,也不和我打招呼,三个人就相继出了主屋。他们从外面带上了主屋的门,并哗啦几声锁上了。

继芳的眼睛不禁红了,一副要哭的样子。

他站起身来,用手堵住了一个哈欠,就走出去了。大黄狗也站了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毛,跟了出去。那个站在王助理身后的勤务员也跟出去了。

为好收起烟袋,荷包带子在烟袋杆上绕了绕,别在裤腰上。他站起身来说,“我帮你们家扬了。”说完就跨出门去。

王助理说,“那好,明天再说。”

为好熟门熟路,走进右边为国家的房子里。再出来的时候,肩膀上扛了一只笆斗。他将笆斗向下兜底一倒,黄灿灿的麦粒儿便铺在了地上。为好拿来一把木锨,铲起麦子向空中扬去。麦皮草屑随风飘起,最后落到了麦粒靠前面的地方。

我问他,“我犯了什么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这才注意到,房子前面的空地是划了界的。从两家房子形成的夹角开始,向前埋了一溜砂礓,方形的地面被一分为二成两个三角形。那些砂礓已经深深地陷入地下,和旁边的泥地一样的颜色,不注意很难看出来。

王助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你是连夜交代呢,还是明天再说?”

为好站在为国家那边的三角形里扬麦子,麦皮却落到了自己家这边。看来昨天中午为国也是这么扬的,因此引起了兄弟相争,出了人命。但今天不比昨天,扬麦子的是为好。他把麦皮扬向自己家的门口,只要他没意见,别人又能说什么呢?

直到这会儿我才认出来,押我来的是二号勤务员和三号勤务员,另一个我没见过。王助理的身后还站了一个勤务员,也很面生。那条大黄狗卧在桌子下面的阴影里,我们进来的时候它发出几声威胁性的低鸣,但显得很疲惫。王助理被惊醒后喝止住大黄狗,他也显得非常疲惫,大概是折腾了一夜的缘故吧?

边扬麦子为好边说,“今天风头不错。”

主屋的门敞开着,柱子上面挂了一盏马灯。王助理坐在供桌后面的那把太师椅上,一只手撑着秃脑门正在打瞌睡。硕大的影子投射在桌上的一叠材料上。

我呆呆地看了半天,觉得这活儿自己也可以干。于是我走过去对为好说,“我来扬吧,反正也闲着没事。”

我被他们带进瓦屋。从院子里经过时,我朝牛屋那边看了一眼,屋子里黑灯瞎火的,看来礼九已经睡死了。然后,我就被他们推进了正对院门的主屋里。

“不需要,不需要。”为好说,“兄弟回屋歇着去。”

工作组的人推搡我,一帮人走过隐约发白的村道,最后来到了瓦屋前面。

23

我又听见狗叫了,如此真切,其间夹杂着零星的蛙鸣。那声音和在房子里听上去的完全不同,我想起来了,今天晚上已经是第六次了,第六次狗叫。就像你在读一个可怕的故事,读着读着突然就读了进去,发现自己已身在其中。此刻,狗叫声就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同时钻入两边的耳朵。空气新鲜得就像能用皮肤呼吸。脚下高低不平,实在得可怕。逼真的感觉让我久久地不能忘怀。

第二天,在大队部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批判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罗晓飞。

然后,我的背上挨了一枪托,就被他们连拖带搡地押了出去。

早上起床后,我对继芳说,“我也要去。”她吓得脸色都变了,“去不得,去不得,人家会认出来的。”

“老子抓的就是知青!”

我说,“我总不能一辈子都躲在这屋里吧?”

我说,“我是知青,不是反革命!”

继芳说,“好歹等过了这阵子。”

对方回答,“你干的好事,自己知道!”

但我的确已经想好了,不能躲藏一辈子。更重要的是,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批判罗晓飞的,也就是怎么批判我的。我很想看见,也很想听见,更想弄明白。继芳越是说这样做有危险,我就越是想去了。最后我对继芳说,“不是说去的人队上都给记工分吗?不去那不是白不去了?”

没有回答,他俩早就不见了踪影。我对抓我的人说,“你们凭什么抓我?我犯了什么法?”

她总算有些被说动了。

终于,狗吠声又响了起来,一串杂乱的脚步声奔知青屋而来。堂屋的门哐啷一声被撞开了,一伙人拥了进来,刹那间就到了我的房间里,到了床前。手电筒光柱乱晃,最后固定在我的脸上。眼皮感觉到光线刺入的疼痛,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有人抓住我的手臂,将我拽了起来。然后,两只手都被反剪到了身后,交错在一起,一个人在我的手腕上系上绳子。我试图挣扎,一根黝黑的枪管几乎戳在我仰起的脸上,把我吓了一跳。围着我忙活的人喘着粗气,我闻到一股难闻的大蒜气味,还有酒味儿。“大许!吴刚!”我拼命地大喊。

继芳去了为好家那边,再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为好和为好媳妇。他们自然劝我不要去,为好甚至又要下跪。但我决心已定,跪也无济于事。看我不为所动的样子,为好说,“罢了,罢了。”跑回他们家的房子,找来一顶破草帽让我戴上。我答应看一眼就走。

我再也睡不着了,躺在黑暗中莫名地紧张。心脏空咚空咚地跳着,似乎不在我的身体里,而是在这间房子里。我禁不住微微发起抖来,腰酸背疼的感觉反倒减弱了。我坚持着,或者等待着什么。

老庄子上的人都走光了,我们这才出发。我走在继芳的边上,她的手上抱着正月子。为好媳妇抱着三闺女,大闺女带二闺女跟在后面。为好则走在前面,试图用他瘦小的身子挡住我。两家人全体出动,前呼后拥着我向大范大队的大队部走去。

“睡觉,睡觉,明天还要割麦呢。”说完大许从堂屋里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为好不时地回头看看我,念叨着,“嗯,是认不出来了。”

我说,“吃饱了撑的!”

他伸过一只手,拉了几次我头上的草帽,直到草帽的帽檐完全垂了下来。我只能通过帽檐脱线的缝隙,勉勉强强地看见外面。

“大忙时节,怕阶级敌人搞破坏……”大许说,“主要是调查福爷爷,他不是富农吗?”

大队部离老庄子有两里地。我们到达的时候,园子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一概向着房子的方向翘首以待,就像看戏一样。

“调查什么情况?”我问。

那大队部的房子也是草房子,只不过间数多点,长长的一溜,其中有好几间属于大队小学。此时,屋檐下面贴了一排白纸标语,上面用黑字写着“批倒批臭死有余辜的现行反革命犯罪分子罗晓飞!”“罗晓飞”三个字的上面还打了一个红叉。标语的下方,放了两张学生上课用的课桌,并成一排。桌子后面的板凳上坐着王助理、大队范书记和一个穿公安制服的中年人。

“也没什么大事,公社工作组来调查情况。”

我注意到,大队部的西山墙那儿停了一辆吉普车,两名全副武装的公安战士背着枪,笔直地站在旁边。一帮孩子围着吉普又叫又跳,但在公安战士威严的注视下不敢靠近。看来县里真的来人了,礼贵没有骗我。

“这到底是咋回事儿,还让不让人睡觉啊?”

我们在人群后面刚刚站定,福爷爷就被从大队部里带了出来。他的双手被绑在身后,仁军和另一个基干民兵押着他走过来。只听范书记说,“富农分子范复霖带到!”

“我在。”大许说。声音就在隔壁,就在堂屋里。

王助理哼了一声,“往前面带带。”

脚步声向桥口走去,狗吠声又响了起来。而此刻的知青屋里却声息全无,格外安静。我以为大许会来我的房间里,说明情况,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难道说大许也跟了出去,不在知青屋里?或者正待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这屋里的寂静有点儿鬼魅了。我终于忍不住,冲堂屋的方向喊了起来,“大许,大许,你在吗?”

仁军推着(或者说扶着)福爷爷走到桌子前面。

吴刚答应一声,就拉开堂屋的门出去了。

福爷爷低头弯腰,但他的头低到一定程度就没有再低了。只见福爷爷的一双老眼略微上翻,目光扫视全场,那眼神既活又亮,就像能看穿人心似的。我心里不由得一震,觉得福爷爷看见我了,赶紧把草帽拉得更低。福爷爷的眼神,坐在后面的王助理他们显然是看不见的。

吴刚磨磨蹭蹭地往外面走,大许叮嘱他,“听哥的话没错,记住了!”

自从福爷爷被带出来以后,社员们便开始议论。一时间人声嗡嗡,某种不安的气氛在会场上弥漫开来。我也觉得非常纳闷,批判罗晓飞为什么要斗福爷爷呢?当然是因为罗晓飞已经死了,昨天上午就被队上的人埋了,总不能刨出尸体抬上来批斗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队上的阴谋已经败露。这当然牵涉到福爷爷,更可怕的是牵涉到我。没准接下来就是揭露阴谋,把我从人群里揪出来。想到这里我不禁害怕起来,很后悔坚持要和继芳他们一起来。

原来屋外有人,大许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只听大许忙不迭地说,“就来,就来了……”

我看了看继芳,她好像并不担心。对于福爷爷的出现,继芳也很奇怪,但却是因为别的原因。她既像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咦,以前开批判大会陪斗,都是礼寿上去的,今天怎么是福爷爷亲自上啦?”

说话声又低了下去,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说了好一阵。我正准备爬起来去探个究竟,门外有人喊了起来,“咋回事情啊?穿个裤子要这么长时间!建立攻守同盟是咋的?”

听她这么说,我多少放下心来。我竟然忘记了还有陪斗这回事。

大许“嘘”了一声,说,“你小声点。”

王助理和穿公安制服的中年人交头接耳几句,然后站了起来。他干咳几声,捋了捋秃脑门上的那绺头发,开口说道,“马部长亲自下到你们大队,本来是要召开公审大会的,宣判现行反革命分子罗晓飞,想不到反革命分子罗晓飞胆大包天,竟敢抗拒无产阶级专政的制裁,投河自尽、畏罪自杀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人虽然死了,但心没有死,余毒还在!罗晓飞奸污贫下中农的耕牛,破坏春耕生产,是混进知识青年队伍里的阶级敌人……”

突然,吴刚叫了起来,“这怎么可能!”

我听得入神,不禁仰起脸来,越过为好的头顶向前看去。这时候有人偶尔回头,看见了我。看见我的人又转过脸去和身边的人议论着,于是更多的人回过头来。我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前面已经有好几排人回过头来了,有的还用手指指戳戳的。我赶紧身子一缩,埋下头去。继芳也看出了情形不对,对我说,“我们家去吧。”

“没什么大事,调查一下情况……兄弟,你听我说……”由于大许压低了声音,下面的话我没有听清楚。

为好慌忙招呼他媳妇以及闺女们向我靠拢。如此一来,目标更大了。一时间人们纷纷回头,会场不免陷入了混乱。突然,前面的福爷爷站直了,对着下面的人大声吆喝道,“年轻媳妇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长得俊点吗!”

“到底什么事?”吴刚害怕地问。

声音异常苍老,但透着雄壮。看我的人唰的一下都转过脸去,看着福爷爷。后者的目光越发凌厉,充满了威严,在人群上空像盏探照灯似的扫来扫去。

“工作组让你去一趟。”只听大许说。

“有什么好看的?没出息的东西!”福爷爷继续呵斥道。

狗吠声这时又起,响成了一片。有人咚咚咚地走近知青屋,并且脚步不停,推门进来了。脚步声非常地熟悉,是大许。他进了吴刚的房间,我不禁从床上坐了起来,侧过耳朵细听。

王助理正说得兴起,被福爷爷突然打断了。他吃惊地问,“你,你说什么?”

过了很久很久,我都没有再睡着,但也没有想什么。或者说是想不动了。实在是太累了,脑袋似乎被卡住了。之后,我就满怀着某种忧患的情绪睡过去了,好像还做了两个噩梦。再次被惊醒的时候,屋子里仍然黑洞洞的。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睡过去多久,可能只有两分钟,也可能天已经快亮了。

“我说姓范的没有出息。”

我听见吴刚走回堂屋里,关上了堂屋的门,但没有插上门闩。然后他就回到了自己房间里。

“好啊,你这个老四类分子,不老老实实地站着陪斗,竟然敢漫骂贫下中农!扰乱会场秩序!”王助理勃然大怒。他向后面一招手,“来人啦,把这老家伙的反动气焰给我打下去!”

“睡觉,睡觉,明天还要割麦子呢!”说完我翻了个身,背对吴刚,就不再搭理他了。

福爷爷呵呵地笑了起来。

吴刚说,“不像,不像,我瞄了一眼,带他走的两个人手上都端着枪。”说着,竟然要往我的床上爬。

只见二号、三号勤务员拿着枪,奔了过去。范书记惊讶得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嘴里喊了声,“三叔!”就又坐下了。王助理十分不满地看了他一眼。

我自然无可奉告,敷衍说,“没准儿是好事,大许入党的事批下来了。”

二号、三号奔到福爷爷身边,举起枪托就砸,旁边的仁军连忙用身体护住福爷爷。他一把抓住二号手上的枪,但身上还是挨了好几下。另一个基干民兵则从后面抱住了三号。

我空嗵一声倒在床上,打算接着再睡。吴刚只穿了一条大裤头,摸到我的屋里来。他紧张不安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把大许带走了……”

“反了!反了!反革命分子要造反了!”王助理拼命地拍着桌子。

然后,脚步声杂沓,向桥口走去。听声音,对方不止一个人,至少也是两个人。狗吠声再度扬起,大概他们已经到了村道上。

开始的时候,那桌子还不停地跳着。后来就不跳了,似乎被王助理拍得塌了下去。

“哦,那好,那好。”

“别拦着他们,让他们打!我是罪有应得!”

“就是王助理。”

在福爷爷大声地吆喝下,仁军和另一个基干民兵都松开了手,站在旁边傻不愣登地看着。

“王组长?”

枪托终于招呼到了福爷爷的身上。开始的时候,福爷爷还颤巍巍地站着,后来二号一枪托砸在他的小腿上,老人站立不住,双膝一弯跪倒在地。

一个操着当地方言的声音说,“我们王组长让你去一趟。”

我们是趁乱先走的。否则,就太对不起福爷爷了。

一阵磕磕绊绊的声音,大许到了堂屋里。系皮带的声音,拉门闩的声音,堂屋的门门轴转动的嘎吱声,一阵狗吠声涌了进来。脚步声响,大许走了出去,但他没有关上门。我听见大许怯生生地问,“找我?”

终于跑回了兄弟俩家的园子里,进了堂屋,插上房门,我的心头仍然狂跳不已。继芳也觉得后怕,她说,“好害怕人啊,悬得很,就差一丁点儿……”

许韶华是大许的学名,已经很久没人这么叫了,这会儿听上去十分怪异。还有“工作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大许偷队上的麦子了?

直到天黑以前,为好派他媳妇几次走出桥口,打听消息。先是说福爷爷被抬下去了,后来又说散会了。最后的消息说,福爷爷已经到家了,只是受了一点皮肉伤,没有大碍,现在正在他家的床上躺着呢。

“就来,就来,马上就来。”大许的声音从西边的屋里传来。

吃了一点中午的剩饭,继芳说要去看看福爷爷。我马上表示赞成。我说,“我也去。”

砰砰的敲门声持续着,伴随着沙沙的声音,似乎门框上的土都被震落下来了。门外有人大声地吆喝说,“许韶华开门,我们是工作组的!”

话一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福爷爷家的园子以前我每天都去,到现在大概已经隔了一个星期没有去了吧?继芳会不会认为我是要去看邵娜?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呢?想必已经知道我和继芳的事了。

我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呼啦一下坐了起来,顿时感觉到身上酸疼难忍。我听见自己问,“上工了?”没有人回答我。

我看了继芳一眼,她并没有说什么,似乎还挺高兴。然后继芳就抱着正月子,我们“一家三口”就出门去看福爷爷了。

12

福爷爷家的园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自留地不大,地方主要让房子前面的空地给占了。福爷爷家门前的土场就像是生产队上的晒场,夯得很结实,也扫得一尘不染,月色下白晃晃的一片。和老庄子上其他人家不同,福爷爷家没有养狗,也没有养鸡、养鸭,更不用说养猪了。一溜房子虽然也是土墙草顶的,但收拾得很精神。围在外墙上的草帘子似乎已经用麦秸重新披过了,上面隐约浮动着一些亮光。草房的西边接了一间草披子,那儿便是邵娜的住处了。此刻,草披子的门敞开着,里面黑乎乎的。可我今天要去的是福爷爷家的正房,而不是这间我熟悉的草披子。

礼贵终于喊了声,“家去!”

我来过福爷爷家的园子无数次了,今天是第一次迈进他家的门槛。堂屋里依然是泥地,但放着正儿八经的八仙桌。几把高背的椅子沿墙放置,恍若隔世,上面镶嵌的螺钿在灯光下闪着暗光。福爷爷家不用墨水瓶做的柴油灯。一盏玻璃罩子的煤油灯放在桌子上,通体透亮。啊,他家对着门的墙上竟然没有贴毛主席像,除了糊了一层报纸就什么都没有了。难怪人家说福爷爷反动呢,看来还真是的。

队上的人这时也都不割麦了,在地里站成一大排,异常兴奋地议论着。礼贵也不加以制止,他好像也很莫名其妙,仰着脸向西边张望着。天际渐渐地暗淡下去,一缕淡薄的晚霞沿着地平线拉得很长。那队人马剪影似的映在上面,由于距离和时间关系越来越模糊了。黑乎乎的老庄子的上方,瓦屋的轮廓显示出来,线条格外分明。

来到里屋,福爷爷躺在一张架子床上,床上挂着蚊帐。帐门从中间分开,被两只铜做的帐钩钩住。福爷爷从蚊帐里伸出一条干黑的瘦腿,一个人正伏在上面,用药棉沾了酒精清洗福爷爷的伤口。不用说,这人便是邵娜。床边的老式床头柜上放着她常备的药箱。

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麦收时节,社员偷队上麦子的事时有发生。看来是出了什么案子,公社人保组的人才会这会儿出动的。

礼寿、礼寿媳妇以及福爷爷的孙子、孙媳妇和几个重孙子、重孙女,一大家子围绕在床边。见我们进门,礼寿连忙过来招呼。邵娜的姿势始终没有变,但她显然已经感觉到了我的出现,脊背抽筋似的抖了抖。

大许说,“嗯,看来是来骗吃骗喝的。”

在福爷爷的伤口上抹上紫药水以后,邵娜就站了起来。她走到床头柜前面,把手上的镊子、药棉放进药箱,然后就背上出去了。自始至终邵娜都没有看我,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也是偏着的。所以说,我很想看见邵娜,等真的看见了,却没有看见她的脸,更不用说她的气色、表情了。

这时吴刚也站直了身子。“麦子熟了,鬼子进村喽。”他说。

继芳倒是落落大方地和邵娜打了招呼。“邵娜,吃过啦?”她问。

大许经常去公社革委会大院里串门,自然比我更熟悉王助理。由于他认出了王助理,后面跟着的那几个人肯定就是人保组的勤务员了。这帮人从田埂上拐上了一条小路,腿部以下露了出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一条大狗,一颠一颠地跟在后面,不用说,便是那条大黄狗了——“王助理媳妇”。他们此时此地出现在这里,是路过,还是专门冲我们村来的?

邵娜边走边说,“吃过了。”

直起身子擦汗的时候,我发现远处的田边移动着几条奇怪的人影。大腿以下被麦子挡住了,就像坐在一条船上似的。人影向老庄子的方向而去,我数了数,一共是五个人。一个人在前面,四个人跟在后面,其中的两个人肩膀上似乎还背着枪。我正在纳闷,旁边割麦的大许也直起腰来。“那不是王助理吗?”他说。

继芳跟到堂屋里,“没得事,到我们家来玩!”

这时候眼睛已经不管用了,割麦全凭感觉。好在几天下来,动作已十分机械,既不需要眼睛,更不需要脑子。伸出镰刀兜住几棵麦子,左手拉住麦秆,右手连拉带割。到后来,镰刀也钝了,拉的劲儿就超过了割的劲儿,一次也割不了一把,只能割几棵了。视觉减弱之后,听觉和嗅觉明显地增强。一片昏黑之中,只听咯啦啦的割麦声,被太阳烘干的土味儿和麦秆断裂处的草味儿直冲鼻子。

邵娜“嗯哪”一声,人已经走到屋子外面去了。

天色越来越暗,礼贵仍然不喊“家去!”——收工的时候他总是这么喊,就像上工的时候他总是喊,“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继芳走回里屋,对躺在床上的福爷爷说,“福爷爷,我们看你来了。”

黄金铺地、老少弯腰的景象的确富饶。但干活干久了,并且身在其中,也就无所谓了。从天不亮开始到天黑地黑,我们已经割了整整三天的麦子,到这会儿不免腰酸背疼,大腿肿胀,手都抬不起来了。真的还不如在水田里拉木耙呢,那样至少能在站耙的时候休息片刻,就是拉耙也可以掂量着用劲……

福爷爷“哦、哦”着,已经没有了白天的强悍,完全是一个衰弱的老人了。

大片大片的麦子被割倒了,一垄一垄地铺在地里,头归头,尾归尾,方向不一但无不整齐地排开远去。一些人在扎麦捆,更多的人正往前割。老人、孩子挎着篮子,散布在麦茬地里,撅着屁股捡麦穗。田边上插着一杆红旗,上面写着黄字“大范一队”,旁边竖着的木牌上贴了一幅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半身像。这两件东西都是大许劳动之余制作的,之后被队上收藏,在麦收这样重要的日子里才拿了出来。

“您老没事吧?”我说。

因此这镰刀我越磨越有把握,今天一定收麦!看我如此坚定,大许和吴刚也都不再怀疑。由于他们不再怀疑,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三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大拇指在刀刃上一抹,指肚子上的肉就像是要被吸进去一样。今天不收麦,镰刀可惜了。想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

福爷爷说,“没事,没事,一把老骨头了,但还撑得住。”

大许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每天早上喊工,礼贵都是一样的喊法,“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无论是什么季节,干什么农活,他都这么喊,也不管是不是真的需要扁担或者镰刀。老庄子上的人一般都不会带错农具。如果谁带错了,礼贵免不了会一通训斥。但作为知青,我们对带什么农具上工一向没有把握。八成是这几天耙田耙狠了,我一心想着麦收。只有麦收开始才是我们的解放之日,再不用赤脚下水田拉木耙了。都说麦收是弯腰头点地,但动用的毕竟不是同一块肌肉呀,“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辛苦毕竟不在眼前。

“我爹也是的,非要自己上,以前这种事不都是我来的吗?”礼寿在边上说,“说他他也不听,不听劝。”

“我就是知道。”

福爷爷一阵猛咳。儿媳妇连忙扶起福爷爷,为他捶着背。孙媳妇从床肚下拽出一只痰盂,双手捧过去,给福爷爷接痰。

“你怎么知道的?”

咳毕,福爷爷喘着气说,“今天不比往常,你们年轻人镇不住场子。”

我说,“割麦,你可要好好表现呵。”

礼寿说,“我也不是年轻人了。”

嘟囔了一番后,吴刚走到灶后面,开始烧火做饭。大许则在灶台上忙活。我从门背后找出三把镰刀和半块砖头,开了堂屋的门,然后就蹲在门口磨镰刀。门外天地清净,鸦雀无声,只有磨刀的声音喀嚓喀嚓地传出去很远。屋内,拉风箱的声音空咚空咚。粮食下锅以后,大许走回自己的房间里,一阵翻箱倒柜。再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抓着一把什么东西,正往嘴巴里塞。大概是什么补品。大许一面干咽着一面踱了过来。“今天割麦?”他问。

“等我死了,你再来接班吧。”说完,福爷爷对我招招手,“过来,近点个。”

吴刚说,“简直就是半夜鸡叫。”

我走过去。福爷爷说,“还有你。”

大约喊了三遍后,我才很不情愿地爬了起来。肩膀就像有记忆一样,马上疼痛不已,脚一落地,小腿肚子就开始颤抖。匆匆套上衣裤,我走进堂屋里,大许和吴刚正摇摇晃晃地从西边的屋子里出来。大许边系裤子边说,“这是什么世道,天还黑着呢!”

继芳将手上的正月子交给孙媳妇,也走了过来。福爷爷一手一个,抓住了我们。他颤颤巍巍地说,“人家都叫我福爷爷,我没得福啊,我的复是克己复礼为仁的复,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辈分。我们大范复字辈的都死光了,留下我一个孤魂野鬼,人尊我一声福爷爷,也是他们不识字,不晓得。你们年轻人该有福,福气的福……”说着,又咳了起来。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村子的西边就响起了礼贵的喊工声,“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最后福爷爷说,“两口子,守着日子好好地过吧!”然后就松开了抓着我们的手。

就这样,我们一共干了五天,剩下的水田基本上都耙平了。每天从田里上来,我的小腿肚子止不住地哆嗦,肩膀就像火烧一样地疼。幸亏有一副从南京带下来的帆布垫肩,围在脖子上,垫着钝刀一样的绳子,我才没有在水田里趴下。

我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继芳已经眼泪汪汪的了。

这以后,就成了三个人拉木头耙,一个人站木耙。的确比以前费劲多了,那木耙就像钉在水田上似的,也像有一头牛在向后拉。我不免在心里抱怨为国,大许显然也不太高兴。礼贵不在,他就没有表现的必要了,甚至连号子也不喊了。大许不喊号子,其他人自然也不喊。倒是为国憋足了力气,弓身曲背,一往无前。后来我发现,即使自己不那么用力,那木耙也一样向前移动。并且为国说到做到,果然没有站木耙。我、大许、礼九轮流站上木耙,挺直身子,汗淋淋的经风一吹,真是说不出的快活惬意。

24

然后礼贵就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我继续休息了几天,没有去上工。白天,继芳去生产队上劳动,我就在屋子里睡觉。睡足以后,就在园子里转转,逗逗正月子,或者领着二闺女、三闺女玩闹一番。大闺女也去队上捡麦穗了,偌大的园子里除了我和几个小家伙就再没有别人。王助理他们也已经走了,我的心情因此比以前安定,睡起觉来也踏实了许多。只是醒着的时候不免无聊,还有那么一点儿空虚和恍惚。

“你没事,人家有事,哪个像你,一身的牛劲!”礼贵没好气地说。

为好特地去了知青屋一趟,取来了我的被子、几件衣服和几本书,还有一双雨靴。看为好喜欢那双雨靴,我就把它送给了为好。

为国“嗯哪”一声说,“再减一个也没事。”

晚上我和继芳拼命地“交配”。如今,我已经尝出这件事的甜头来了。

礼贵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装了一袋烟,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先减一个人,你们几个拉着试试。说好了,他们换着站耙,你不换!”

手腕上的伤口也逐渐愈合,开始结痂了。只是奇痒难忍。

我总算听明白了,为国是在向礼贵请假,要收自留地上的麦子。礼贵不乐意,因为队上也要收麦子。更关键的是,如果放为国一个工(一天假),为国的哥哥为好家的自留地上也种了麦子,也得放为好一个工。为好、为国两兄弟分家以后仍然住在一个园子里,自留地也彼此相邻。兄弟俩一向不和,总是比着对方过日子,这在老庄子上是尽人皆知的。一个种麦子,另一个也要种麦子,现在弟弟要队上放工收麦子,哥哥自然也会提出同样的要求。大忙的天,闺女又病趴窝了,一下子要放两个强劳力的两个工,的确让礼贵感到为难。

这天,我正在里屋的凉车子上大睡,继芳风风火火地跑了回来。她摇醒我说,“你爹来了!”

“那让他来拉木耙试试。”为国说。

我吓了一跳,赶紧从凉车子上爬了起来。“人在知青屋呢,队长问你要不要见一下?”继芳说。

“说得轻巧!放你一个工,为好我能不放他一个工吗?”

那还用问吗?

为国说,“老大的事我不问,只要你放我一个工,木耙我一个人拉了。”

然后继芳就抱着正月子,带着二闺女和三闺女,我跟在后面去了知青屋。路上继芳再三叮嘱我,不要过去说话,说是礼贵交代的。她跑回园子来喊我,也是礼贵让她来的。人家有情,我可不能无义呵。

礼贵看了他一眼,脸不禁挂了下来,“不是让你们兄弟两个不要种麦子的吗?这是啥当口,不是和队上抢劳力吗?”

老庄子上一个人都没有。大白天的,村上的人都在生产队的大田里劳动。很快,我就看见了那栋熟悉的房子。但我们并没有走进知青屋园子的桥口里,而是隔着河远远地看着。

为国蹲着移了两步,向礼贵靠近,有些扭捏地说,“队长,我们家自留地上的麦子也要熟了,就这几天。”

天高地阔,屋顶灰白的知青屋伫立在那儿。一位老人正对着屋门站着,是我的父亲无疑。头尾四年没见,自然是苍老了许多。爸爸穿着一件半旧的涤卡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只是,那衣服已过于宽大,布料随风抖动着。爸爸看上去既潇洒又脆弱,看得我心都揪紧了。

喝完水,礼贵和为国解下烟荷包,往烟锅里装烟丝。大许掏出一包纸烟,弹出一根递给礼贵,对方说,“我抽不惯洋烟。”没有接。大许就把那根烟给了为国,后者连忙收起了烟荷包。他们三个蹲在地上抽烟的时候,我则守着水桶。桶里的水虽然喝干了,但桶边上到底还是要凉快一些。

他的怀里紧紧地搂着一个包袱,大约是罗晓飞的“生前遗物”。一个穿皮夹克的中年人搀着爸爸的胳膊,应该是我的哥哥罗胜。我和罗胜几乎有十年没见了,依稀记得他的职业是修理飞机的机械师,好像在一个什么军工单位……姐姐罗莉没有来。

中间歇息的时候,我们爬上田头,光秃秃的路边连一棵树都没有,太阳晒得人发蔫。但怎么的也比在水田里当牛强呀。礼九惦记闺女,去了一趟瓦屋,礼贵嘱咐他快去快回。剩下的人走向一只歪放在地上的木桶,桶里面有半桶水,上面浮着一只葫芦瓢。我们轮流抓起瓢,咕咚咕咚地往肚子里灌水。那河水清凉煞渴,沁人肺腑,只是喝到后来才感到了一股河泥的味道。水桶是大秃子挑来的,这几天他的任务就是往各处送水。

礼贵、为巧陪着爸爸和罗胜。他俩一个手上拿着镰刀,一个扛着扁担,显然是从生产队的田里直接过来的。看见我们,礼贵的目光变得凌厉起来,意思是让我们不要靠近。我觉得那目光有点儿像是福爷爷的了。

耙完老坟地边上的水田,礼贵指示转移。为国一个人就掀起了木耙,拖泥带水地往肩膀上一套,我和大许负责拿绳子,一帮人越过了田埂。为国肩膀一歪,卸下木耙。那木耙平平地落在另一边的水田上,几乎都没怎么溅起泥水。

爸爸正一步步地后退,离开了知青屋的屋门。大许和吴刚从门里面跟了出来。大许将他的手伸过去,被爸爸一把握住。爸爸摇晃着大许的手,“谢谢,谢谢,我替晓飞谢谢你们!”一面谢爸爸一面后退。

我们,“去争——取——胜利!”

“叔叔,您可别这么说,我们和晓飞平时就像亲兄弟一样。”大许说。

大许,“排——除——万难!”

爸爸叹息一声,抬起头,最后看了一眼知青屋。他的目光掠过了小河对岸的我们,似乎在我的脸上停留了一下。但那完全是一种视而不见的目光,随后就飘远了。

我们接着喊,“不——怕——牺牲!”

但我还是吃了一惊,赶紧将脑袋上的草帽拉得更低了。

于是大许扯开了嗓子,用力喊道,“下——定——决心!”

“走吧。”爸爸说,然后转过身去。

礼贵说,“那你起个头。”

为巧说,“罗晓飞的坟在南边的老坟地里,我们大范的人都埋在那里。”

大许说,“就是我喊,‘下定决心’,你们喊,‘不怕牺牲’,我再喊,‘排除万难’,你们喊,‘去争取胜利’。”

爸爸说,“谢谢,谢谢……”

“咋个下定决心?”礼贵问。

一帮人出了知青屋的桥口,向老坟地的方向走去。继芳对我说,“家去吧。”我说,“不急,跟过去看看。”

站木耙是一项技术活儿,但毕竟比拉木耙轻松了许多。况且现在是人拉而不是牛拉,技术要求可有可无(除非人突然发力)。于是礼贵指示轮流站木耙,说这样大家可以轮换着休息。轮到大许站木耙时他不禁来了灵感,站在木耙上说,“队长,喊哎哟喂不好听,我们喊下定决心吧。”

他们走的是近路,一路上越沟过坎的,爸爸走得气喘吁吁,几次停下来休息。到底是久居城市的人,不习惯这里的土路,加上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真担心草丛里的土疙瘩会绊着爸爸。每当他趔趄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冲动,很想跑过去扶住爸爸的胳膊。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爸爸的另一个儿子,也就是罗胜,正搀着他呢。

总算团住了一股劲儿,把木耙拉得飞了起来。礼九站立不稳,差点没摔了下去。

这时候包袱已经转移到了罗胜的手上。他一只手拎着包袱,一只手抓着爸爸。后来为巧也跑过去了,从另一边抓着爸爸的手。对这个人我向来没有什么好感,这时却涌起了一阵感激。爸爸始终在说,“谢谢,谢谢……”同样这也是我的心声呵。

“哎哟——喂!”

总算到了老坟地,罗晓飞的坟就在靠路边的地方,因此也不用往里面去了。那坟包的颜色很深,是用刚挖出来的新土垒的,土里面白色的草根犹在,还没有被太阳晒蔫。坟头上垛着一个“坟帽子”,像只大碗似的,“碗口”平平的,一片碧绿,显然也是带着草刚从地里挖的。坟包一看就是新的,不需要任何标记就知道是罗晓飞的坟。但前面还是竖了一块木头牌子,写着“知识青年罗晓飞之墓”几个字。看字体应该是大许的手笔。

“一 ——二!”

其他坟包的前面则没有牌子,也没有立碑,坟头上杂草丛生,已与这里的地貌融为一体了。像浪头似的起伏不已,曲线无比柔和。虽然没有特殊的标记,但谁是谁家的坟,坟包下面埋的是谁家的人,大范大队的人还是认得清的,从来不会出错。但这座新坟就不一样了,不错也是错呀。

“哎哟——喂!”我和大许、为国接着喊。

为巧说,“就这里。”

最先耙的是闺女没有耙完的那块水田,来来回回地走了很多趟。礼九念叨着,“人不如牛,牛不如闺女……”念叨得我们心烦意乱,步伐也因此乱了起来。后来礼贵领头喊起了号子,“一 ——二!”

爸爸站住了,稍稍向后退了半步,整理了一下衣服。他对身边的罗胜说,“我们给你弟弟鞠躬。”

第二天,我和大许就没再给秧田送秧把了,礼贵领着我们拉木耙。除了我们三个,礼贵还叫了为国,这是队上最强壮的男劳力,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四个人背着绳子,在水田里弓身向前,耙田时下巴颏儿离水面只有一尺来高。我觉得光是那根又粗又湿的绳子就分量不轻,何况后面还拉着木耙,木耙上面还站着礼九。后者的手上照例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虽说没有抽在我们身上,但吆喝不止。习惯使然,礼九把我们当成闺女了。

罗胜将包袱交给为巧,和爸爸并排而立。他也整了整衣服。然后,父子俩就弯下腰去,对着新坟开始鞠躬。一次,两次,三次,一共是三鞠躬。

11

四十米以外,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几丛条柳,我也开始鞠躬。一次,两次,三次,一共是三鞠躬。这躬当然不是给罗晓飞鞠的,也不是给为国鞠的,而是给爸爸鞠躬。就像死的不是我,而是他老人家。

我和大许跟着他走出牛屋,在瓦屋的院子里仍能听见闺女的喘息,呼噜呼噜的,像人一样。我不由得想起在邵娜的草披里听见的隔壁福爷爷的哮喘声。

鞠完三个躬,我站直了身子,看见继芳正在抹眼泪。这眼泪又是为谁而流的呢?真的就说不清楚了。

礼贵、礼九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说话。我也不便多嘴。牛屋里此时只能听见闺女沉重的喘气声。过了一会儿,礼贵说,“回地里干活!”

“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村西又响起了礼贵的喊工声。

只听大许大声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定胜天!”

我也起床下了地,准备去上工。昨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都是因为这上工的事给闹的。以前我又不是没有上过工,但那是从知青屋走的,我的身份也是知青。今天却成了为国,出发也是从兄弟俩家的园子里,心乱如麻也是可以理解的。

礼贵解下烟荷包,装了一袋烟,边抽边琢磨着。

我拿了一把三股叉,继芳扛了一把锄头,两个人结伴而行。来到村道上面,天还没有完全亮。上工的人正从各家的桥口出来,然后三三两两地向瓦屋走去。自然有人看见了我们,但并没有什么反应。这会儿,大家都刚刚睡醒,一个个懵懵懂懂的,像些影子似的在村道上默然前行。

这时礼九站了起来。他解开扎在腰上的草绳,紧了紧衣服,又重新扎上了。“那咋办呢?”他说。

瓦屋前面的晒场上,礼贵展开了一个大本子,开始点卯。他大声地喊着村上人的名字或者外号,黑黢黢的人群中有人喊着“到”。礼贵用手上的笔划拉着本子,发出咔咔的声响,那是在本子上打上勾。这种时候往往四下里很寂静,大家还没有完全睡醒,礼贵又有下床气,队长的威严不可冒犯呵。

“人有人的活,要栽秧,要抽水,还要挑肥上粪、点稖头……”礼贵说,“再说了,四五个男子汉也抵不上一头牛的力气,人的力气短。”

今天有所不同,点卯的时候人声嗡嗡的。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我,所有的人都在朝我和继芳这边看。原先挡着我们的人也都纷纷地闪开来,好让前面的人看见我们。

大许在旁边插嘴说,“那就人当牛用,拉耙耙田。”

点完卯,礼贵啪的一声合上本子。他吆喝一声说,“有什么好看的?为国不认识啊!”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闺女站都站不起来了。”

人群中有人回答,“咋不认识,为好他弟,正月子他爹,继芳的男人!”

礼贵跺着脚道,“这事情弄的,早不病晚不病,偏偏是这当口!还有四十亩水田没耙呢,等着栽秧,眼瞅着就要收麦了……”

晒场上响起一片哄笑声。这话说得真是句句在理呀。

礼九脑袋不离牛身,歪着头、翻着眼睛对礼贵说,“莫不是吃了发霉的山芋干,得了瘟病?歇几天瞧瞧。要是得了老病,就没有指望喽。”

“晓得就好。”礼贵说,“男子汉挖麦茬田,妇道点豆子。走,下田!”

终于到了瓦屋,跨过门槛进了院子。闺女被抬进牛屋里,凉车子落地。趁着最后一把力气,我们把闺女抬了下去,安置在一摊稻草上。礼九连忙扯过一把稻草,擦拭湿透了的牛身。他再次伏下身去,把耳朵贴在闺女身上。闺女发出很响的喘息声,就像刚才不是我们抬它进来的,而是它抬我们进来的。

这时候,天空已经开始放亮,依稀能看见晒场上的人的鼻子眼睛了。我似乎看见了邵娜,但也可能不是她吧。

把闺女抬上田头,稍事休息,我们就抬着它向老庄子的方向奔去。由于走田埂不方便,绕了不少路。一路上,水田里插秧的妇女纷纷直起腰来,手搭凉棚向这边瞭望。我在想,如果换成我也会觉得奇怪的:四个人抬着凉车子,上面卧着的却是一头牛,真可谓百年不遇。礼贵对大伙儿的好奇似乎很不满,一路上挥着手说,“看什么看?有啥好看的?还不赶紧栽秧!偷懒耍滑的……”

队上的劳力按男女分成两队。礼贵领着男子汉,为巧率领妇女,相继出了晒场的桥口。我的眼睛看着继芳,她也正在看我。我们之间竟有了某种依依不舍的感觉。

他这么说,自然是想在礼贵面前表现一番。实际上大许和我一样,被闺女压得龇牙咧嘴的,脚底下踉踉跄跄。幸好礼贵他们在前面,看不见大许的表情。只听礼贵说,“不是轻巧活就不叫你们来了!”

男子汉们开到了小尖沟旁边的麦茬地里,站成一排,开始挖田。我故意离开大家很远,独自一人干开了。后来太阳出来了,是个大晴天,阳光照得麦茬地里明晃晃的。因为干活不方便,我掀掉了头上的为好的草帽(现在已经成了我的草帽)。一根细绳勒着脖子,草帽挂在背后。这时我听见有人议论说,“没有太阳他戴草帽,这会儿太阳出来了,他反倒不戴了。”

大许接口说,“二百多斤,平均一个人也就七十来斤,不重不重,轻巧得很!”

原来他们一直在注意我。

“有啥重的?”礼九说,“瘦成这样子,也就二百多斤,前两年少说也有四五百斤!”

于是我又戴上草帽,低着头,闷声不响地挖田。

“闺女真重呀。”我说。

我干得非常买力,没过多久就挖到他们的后面去了,并且越挖离大家越远。由于有这个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干得更来劲了。左脚将叉齿踩进地里,右手抓着叉柄向下一压,再在弓起的右腿上一垫,左手向上一抬,一大块连着麦茬麦根的土就挖了起来。往旁边一翻,再挖另一块。渐渐地,我感觉出了干活的乐趣,就什么都不想了。

礼贵指挥我们将凉车子安放在水田里,四个人开始往上面抬闺女,礼贵、礼九抬前面,我和大许抬后面。终于,闺女被湿淋淋地掀上了凉车子。凉车子的四条腿向下陷去,木头框子看不见了,闺女就像是漂浮在水上。然后,在泥水中摸索着系上绳子,扁担穿入绳扣,仍然是礼贵、礼九在前,我和大许在后,把凉车子和上面的闺女担了起来。又黑又沉的牛身压得凉车子上的草绳向下兜去。

大许和吴刚也挖得飞快。我停下来稍事休息的时候,他们已经挖到了我的边上。吴刚转过头,冲我喊,“晓飞,晓飞。”

春耕生产开始以后,礼九就回到了老庄子上。这一阵,他更是起早贪黑地驾着闺女犁地耙田。此刻,一张笨重的木耙陷在水田里,由于自身的重量正逐渐下沉,已经快被泥水淹没了。在木耙和闺女之间拖着两根粗大的麻绳,也浸透了泥水,很难辨认了。

我装着没有听见。

“你这是咋的啦?是老啦,还是病啦?”礼九对闺女说。

只听大许对吴刚说,“喊他为国,没准儿能答应你。”

然后我们就看见了闺女。它不是站着,而是卧在水田里。明明是一头黄牛,却像水牛那样大半个身子浮在水面上。闺女的脑袋下面垫着两只倒扣在一起的畚箕,否则的话鼻子就浸到水里去了。一些泡沫从它的嘴角冒出来,就像螃蟹吐泡泡似的。礼九一身泥水,正趴在闺女身上。他一会儿扒开闺女的眼睛瞧瞧,一会儿又伏下身去,将耳朵贴在后者的身上听。对我们的到来置若罔闻。

“为国,为国。”吴刚又喊。

我和大许高举凉车子,紧跟礼贵,在田埂上面走了很久,最后来到老坟地旁边的一块水田前面。那块田已经灌了水,但还没有耙过,一条条的泥块、土垡凸起在水面上,整块水田看上去就像是花的。礼贵脱下脚上的布鞋,鞋底相对一合,夹在腋下就走了下去。我和大许来不及脱下雨靴,也跟着走了下去。稀里哗啦地在水田里蹚着,带起的泥水都灌到靴筒里去了。

喊得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既然喊晓飞我没有答应,喊为国就更不可能答应了。我埋着头一阵猛挖,一心一意想把这两个家伙甩掉。后者紧追不放,于是双方便较上了劲儿。就这样挖了整整一天的麦茬地,我累得都快要散架了。

礼贵走在前面,因是空身,走得飞快。我和大许在后面紧赶慢赶。那凉车子虽然不重,但抬起来很不方便。前面的人甩不开腿,后面的人看不见脚下的路。后来我们干脆把凉车子举了起来,一直举过了头顶。

晚上回到为国家,马马虎虎地吃了继芳做的饭。继芳趁汤罐里的水还热,用脚桶盛了,端到凉车子前面,给我洗脚。我坐在凉车子上,又累又困,很想往后面一倒就这么睡了。

屋里有两张凉车子,另外还有几张凉车子在其他屋里。礼贵家的儿女多,因此凉车子也多。他领着我们在他家的四间草房里跑进跑出,掀掉了所有凉车子上的席子、稻草和破被子。每张凉车子礼贵都要求我和大许抬起来,然后他跳上去试一试,最后总算选定了一张结实的。我和大许把扁担绳放在上面,把凉车子抬了出来。

继芳将我的脚按在热水里,一双矬子般的手使劲地搓揉着。我迷迷糊糊的,脑袋里却在想:继芳为我洗脚,而邵娜总是为我洗头,到底哪样更舒服呢?我更喜欢哪样呢?

进了礼贵家园子的桥口,一条脏兮兮的土狗吠叫着扑上来,不知道是欢迎礼贵还是要咬我和大许,被礼贵一脚踢到旁边去了。礼贵冲进屋里,一直来到里屋,在一张凉车子前面站住。他抬手掀掉凉车子上的席子,指示我和大许将凉车子往外面抬。我们一人一头抬着凉车子向门外走去,礼贵一个鱼跃跳坐上来,我们的肩膀不禁向下一沉。只见礼贵蹾了蹾身子,又跳了下去。“不成,这凉车子不结实,经不住。”说着他又冲向另一张凉车子。

继芳边搓揉着我的脚边说,“真是难为你了,要不我让他大伯跟队长说一声,你跟我们一起干吧。”

凉车子是当地人家的一种卧具,由树棍钉框、中间穿编草绳而成,下面有腿。实际上就是一种原始简陋的床,但并不是乘凉用的,平时村上人就睡在这种床上。可眼下是大忙时节,又是白天,要这凉车子干什么用呢?它可是卧具,不是农具,况且要三个人抬,简直就是浪费劳动力。一路上我心里直犯嘀咕。

我吃了一惊,问继芳,“跟你们妇女一起干?”

我和大许连忙解下畚箕上的绳子,扔下畚箕,只拿了扁担和绳子,跟着礼贵又跑。路上礼贵告诉我们,这是让我们跟他回家抬凉车子。

“我们家也不在乎那几个工分,平时省点个就行了。”继芳说。

我和大许挑着空担子紧随其后。没跑几步,礼贵又回头对我们说,“把畚箕子撂下,只带扁担绳。”

“那不成!”我断然说道。

正想喊醒大许,田埂上响起一阵脚步声,礼贵不知何时出现了,正急匆匆地向这边跑过来。他肩膀上的担子不见了,满头满脸的大汗,完全没有了挑秧把时的轻巧劲儿。离得很远,礼贵就冲我们大声吆喝,“赶紧跟我回村上!”不等我们回答,他又转过身去,向来路上跑去。

我不禁想,总不能把我变成了为国还不行,还要把我变成一个女人。变成为国已经够现世的了,如果变成女人,还不知道老庄子上的人会怎么说呢。那为国是队上一等一的强劳力,每天能挣十分工。如果跟着妇道干,最多也就挣个七分工,以后我就没法再做人了。

她的屁股冲着我们,由于裤子湿了,紧贴着大腿,里面短裤的形状显露无遗。我不禁看了大许一眼,这家伙正盯着邵娜的屁股看呢。

这时继芳叹了一口气,说,“要不然,你就别去上工了,在家忙忙自留地。”

“不承你的情!还是省点劲,挑你们的秧把去吧!”说完邵娜弯下腰去,又开始插秧。

我说,“这哪成啊。”心想她这是在心疼我。

我说,“我来帮你插一路吧。”说着就要去脱雨靴。

“有什么不成的?我在队上忙,你在家里忙。”

大许也不辩解,只是冲邵娜嘻嘻傻笑。邵娜说,“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不由得睁大了眼睛,使劲地盯着眼前的这个女人。继芳蹲在地上,正用一块看不出颜色来的破毛巾,撩起热水往我的脚背上淋。“继芳,你干吗要对我那么好呢?”

我和大许笑得前仰后合,我太喜欢看见邵娜这个样子了。“不是我扔的,要骂你骂大许。”我说。

“我不对你好,对哪个好!”继芳的回答异常干脆。

我和大许放下担子,提起秧把向水田里扔去,扔得七零八落的。既要尽量分散,又要分布均匀,送秧把的活儿技术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一环节了。不单需要膂力,更重要的还在准头。由于没人监督(礼贵不在),我故意瞄准了邵娜,扬起手臂,秧把朝她飞了过去,差一点没砸在她身上。落下后顿时泥水飞溅,邵娜的衣裤被打湿了一大片。邵娜终于直起腰来,一只手叉腰,一只手上捏着稻秧,像老庄子上的妇道那样地破口大骂,“你没长眼睛啊!”

我无言以对。

这时,眼前的水田里已不再是空无一物,依稀浮现出一层淡薄的绿色,老庄子上的人在田里插上了秧。再走一段,就看见那些插秧的人了。大多是妇女,也夹杂着几个半大的孩子,通通弯腰撅腚,一只手上攥着秧把,一只手抠出一小撮稻秧,向水田里栽去。边栽边退,秧苗条条行行,远远看去整齐得就像小学生的练习本。退得最远的那个人是邵娜。她插得最快,把其他的人远远地撂在了前面。以邵娜为界,她前面的水田一片云雾似的淡绿,身后的水田则如同镜面。我和大许挑着秧把担子过来时,看见邵娜正一阵猛插,就像鸡啄米似的。听见响动,她也没有抬头看我们一眼。

柴油灯摇曳,继芳蹲在地上,好大的一摊。从敞开的领口,我看见了她鼓胀的乳房。继芳的骨盆更是了得,庞大而厚实。我伸过一只手,摸了摸继芳油黑发亮的头发,头发中间的头缝青白分明。

礼贵把我们甩出去很远,已经走得没有了人影。开始的时候大许还想赶上去,后来也不指望了。他索性慢下来。他一慢,我也跟着慢了下来。

“行不行啊?”继芳问。

那田埂湿滑不已,我穿着雨靴,脚不把地,为保持平衡消耗了更多的体力。到后来我已无心观赏四周春耕夏忙的大好景象,只是低头看路。视野里是大许晃动不已的小腿。他也穿着雨靴,卷着裤子,在靴筒和裤腿之间露出一截雪白的腿肚子,肌腱分明,显得尤其饱满。倒是礼贵小腿细嶙嶙的,但走得飞快。这时候礼贵已经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脖子后面有一块圆圆的担茧,像个扁柿子似的趴在那里。

“什么行不行?”

桑木扁担在我的肩膀上吱吱嘎嘎地响着,富于弹性和节奏,整个人的身体不禁随之起起伏伏。如果不是脖子酸疼、体力不支的话,我还是很喜欢挑担子的。但如果你一天挑到晚,而且一星期来天天如此,恐怕就不会这么想了。

“我在队上忙,你在家里忙。”

我们挑着担子经过时,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这时节忙天忙地的,谁都没有说闲话的工夫。

我沉吟了半晌,然后说道,“等忙完这一阵再说吧。队上救我也不是白救的,是要把我当个人用的。”

我挑着秧把担子,紧跟在大许的身后。他的前面走着礼贵,他们的肩膀上也都挑着秧把担子。田埂狭窄,两边的水田就像是摊开来的烙饼,一边已经被耙平,镜子一样地反射着天光,依稀还有白云飘过。另一边的水田正在灌水。一架水车竖立在河边上,为巧领着吴刚和另一个男劳力猴在架子上,赤着脚拼命踩踏。木链上的刮板顺着水槽正把河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水田里。

“我听你的。”

10

说完继芳捞起脚布,拧干,帮我擦干了脚,就端着脚桶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