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牛屋烤火最积极的是大许和吴刚。有时候，我还没有从福爷爷家的园子里出来，他们就已经去了牛屋，并生上了火。我隔河看见火光灼灼，不得不中止了和邵娜的约会。他俩也是走得最晚的。老庄子上的人熬不住困，纷纷撤离，大许和吴刚这才挟持着我，一起回到冰冷的知青屋去。
每天晚上，我除了往邵娜那儿跑，还要去瓦屋喂闺女。好在福爷爷家的园子也在村西，和瓦屋只隔了一条小阳河。我一般是在邵娜那里吃完饭，待上一会儿，然后就去瓦屋。除了加水上料、打扫牛屋，有时候还要生火。队上专门预备了柴草，堆放在牛屋北边的房子里。冬天给牛烤火是需要也是规矩，但一般来说，只有当村上的男子汉们在牛屋聚会时那火才会生起来。或者，当牛屋的窗户上映出火光，他们便纷纷前来了。大伙儿借牛的光，烤集体的火，传递着烟袋，拉个家常什么的。
大许毫不掩饰对我的羡慕，他说，“这村上唯一的女知青和唯一的母牛都让你给占了！”
6
我说，“这是什么话呀。”
不仅邵娜觉得受到了福爷爷的庇护，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和邵娜来往再也不需要偷偷摸摸找什么借口。有时候我甚至想，即使我在邵娜的草披里过夜，老庄子上的人也不会说什么的。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在我是因为害怕那口棺材。邵娜是怎么想的？我就不知道了。
大许说，“还是你讨女人喜欢。”
实际上，福爷爷并不干涉我们谈对象。自从邵娜搬过来以后，村上人的议论便戛然而止了。就像我们的事得到了某种批准。我仍然每天晚上去邵娜那里吃饭，仍然是深更半夜地回知青屋，老庄子上的狗也准时吠叫。并没有任何不同，但就是大不一样了。
“闺女也是女人？”
说这话的时候，邵娜半躺在福爷爷的寿材上，正在为我织一件毛线衣。我则坐在一只倒扣的笆斗上面，距离对方有两尺多远。织毛衣的线是邵娜从她的一件旧毛衣上拆的。她织了拆，拆了再织，已经反复多次了。因为打毛线不是一朝一夕能学会的。毛线有限，而时光无限。有时候需要绕毛线，我就伸直两条胳膊，抻住毛线，邵娜将其缠绕成球，我们之间就有了一线相连。古老而幽远的寂静中，隔壁传来了福爷爷咳嗽咯痰的声音。
“反正都是母的。”
的确如此，不仅村子上的光棍们不敢，我也不敢。
我们说话的时候，那闺女正卧在火光的阴影里反刍，牛尾巴甩在稻草上啪啪声响。大许回头看了一眼说，“你们说，那礼九和闺女干没干过？”
她回答，“不但不怕，反而觉得安心。谁敢碰福爷爷的寿材？”
我问，“你什么意思？”
我问邵娜，“睡在这样的床上你不觉得害怕吗？”
大许说，“礼九一辈子没娶媳妇，性欲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福爷爷是老庄子上的长辈，虽说成分是富农，但在村上极有威信。他家的东山墙接了一间草披子，里面放着一口红皮棺材，那是福爷爷的寿材，草披子是专门为此而盖的，里面除了寿材什么都没有。礼贵让人在墙角上砌了一个土灶，草披子的顶上竖了一截烟囱，邵娜就搬过去了。甚至连床都不用支，铺盖往寿材上一铺，就是现成的床。只不过那床有点奇怪，前高后低，比较狭窄。下面的红漆虽然被遮住了，但棺材的形状还是能看出来的。
我和吴刚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不要说是大许、吴刚，就是老庄子上的贫下中农也不相信我和邵娜之间什么事都没有。这时有人向队干部反映，说是我留在瓦屋过夜，天亮了才回知青屋。又说村上的狗可以做证。我诅咒发誓、向毛主席保证也无济于事，自然也无法指责那些乱叫的狗。这件事后来越发闹得沸沸扬扬，有鼻子有眼，最后还是福爷爷提议，让邵娜搬进他家东山墙那儿支的一间草披子里，风波才总算平息。
大许继续说道，“听说有个地方的人的成人仪式就是干母驴，没干过母驴的就不能算是成人。”
我说事情不像他认为的那样，邵娜不过是为我做饭、洗衣服。她为我做的那些事，以前也为他大许和吴刚做过。只不过现在邵娜伺候的对象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人，如此而已。她仍然像以前那样忙里忙外，闲不下来，只不过没有为他们忙了。大许说，“打死我也不信！”
吴刚问，“那我们都不能算成人了？”
每次，我去邵娜那里的时候，大许总是酸溜溜地说，“快活去了。”回到知青屋以后，他又说，“快活回来了。”
“那是，没和母的干过，只能算是童男子。他——”大许用手上拨火的树枝指了指我，“已经不是童男子了！”
后来，我干脆连晚饭也去邵娜那里吃了。她每天做两个人的晚饭。吃饭的时候，邵娜一个劲地给我夹菜，自然不是每次都有菜特别是肉可夹。没菜可夹的时候，她就帮我搛饭里面的稗子、小石子，生怕磕了我的牙。邵娜还经常给我洗头，为我剪手指甲和脚指甲，帮我挤脸上的粉刺以及挖我两边的耳朵。总之她围着我忙个不停，我则听任她的摆布。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甚至很少说话。这就是我和邵娜谈对象的一般性内容，说出来的确很难让人相信。
我正要反驳，只听吴刚说，“就是想和母的干，这人和牲口也干不起来啊。”
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不禁有了某种保护邵娜的冲动，她对我也有了明显的依赖之感。邵娜说她很后悔没有和我们一起搬到知青屋去，但看看又不像。总之邵娜既后悔又不后悔，心思比较难以捉摸。
“怎么干不起来？”大许说着站了起来，走到闺女前面，用树枝将它打了起来。
夜幕降临，古老的瓦屋里阴影重重。北风呼啸怒号，闺女窸窸窣窣地反刍着草料。门窗紧闭的主屋那边不时地会传出一些响动，像是有人在拄着拐棍走路。我不由得想起了村上人的说法，那瓦屋是姓范的第一代先人盖的，他们死了以后再也没有搬出来。村上人的意思是瓦屋后来成了老范家的祠堂，用来供奉祖先的牌位。明知道如此，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大许把闺女牵到火堆边上，抚摩着它的脖颈，使其安定。他对吴刚说，“站到牛后面去。”
我开始喂闺女的那个冬天正好是我们搬到知青屋里去的那个冬天，因此我更有理由往瓦屋跑了，给闺女加水上料劈柴生火。可老庄子上的人不这么想。他们认为礼九离开是给我挪窝子，我喂闺女是钻空子。完全地无视历史事实。难道他们不知道礼九要饭不是从今年开始的？我要求喂养闺女也不是现在的事？
于是吴刚就走到了闺女的屁股后面，凸出的牛尻骨几乎顶着了他的胃。
礼九仍然和闺女相依为命。但此人有一个癖好，就是每年冬天要出门要饭，第二年春耕开始的时候才会回到村子上。我们下来以前，礼九离村的那几个月里，闺女是村上的人轮流喂养的。我们下来的第一年，仍照旧章。但那时我已经在积极要求喂养闺女了。直到第二年的冬天，这一光荣的任务才终于落到了我的肩上。条件是不记工分，队上的活照干。
“是干不起来。”大许说，“去找两块土墼。”
每天晚上往瓦屋跑，事情反倒是挑明了。孤男寡女单独相处，不是那么回事也是那么回事了。反正，我和邵娜谈对象在老庄子上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彼此表白过，顺水推舟的情况也许倒是有的。
吴刚便去墙根找来了两块土墼，放在闺女身后的地上。大许说，“站上去。”
他们又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总算明白了，那是因为狗。每天晚饭以后狗吠声将我从村东送到村西，然后再一阵狗吠把我送回来。村上的人睡不着觉，等着听狗叫。由于影响了贫下中农正常的作息，我心里隐隐地有些不安。
吴刚站上去以后果然比刚才高了很多，牛屁股差不多齐到他的小腹了。“还差一块。”大许说。
第二天上工的时候，村上的人会问我，“昨天吃过晚饭你去瓦屋了吧？估摸三更天才回。”
吴刚去搬第三块土墼时，大许对我说，“我只需要一块土墼，你大概需要两块。”
邵娜一个人留在瓦屋的东厢房里，晚上早早地就关上了房门。村子上的光棍经常前去骚扰，隔着院墙往里面扔砂礓，或者走到东边的窗户下，故意大声咳嗽。礼九自然没办法制止，他本人避嫌还来不及呢。由于邵娜的这一处境，我不得不每天晚上过去陪她。直到光棍们打熬不住，回家睡觉去了，我这才离开瓦屋。
然后吴刚就站在了三块摞起的土墼上。大许侧着头，端详了许久，就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正好，正正好。”他说。
住在瓦屋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和邵娜在谈对象。大概是为了避嫌，邵娜死活都不肯一起搬过来。实际上，当时我们只是有一点暧昧，最多不过是眉来眼去。连我们自己都不落实的事，村子上的人是怎么知道的？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下面呢？”吴刚问。
我们从村西搬到了村东，从瓦屋搬到了草房里。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大许、吴刚，不包括邵娜。后者没有搬过来。
“下面就是脱裤子。”
回到下面的生产队里，日子照旧。直到第二年的冬天，知青屋才总算盖好。它位于老庄子的东边，离村子的主体大概有一百多米，孤零零的一栋泥墙草顶的房子。屋顶上的麦草开始时倒是金黄耀眼的。
吴刚掀起棉袄，大许突然爆发出一阵杨子荣般的大笑。吴刚在土墼上站立不稳，差点儿没有摔下来。
5
“你还真想干啊？哈哈哈哈……”大许指着吴刚说，“要是真干了闺女，那就是生活作风问题了！”
由于有了一个固定的落脚点，我和大许、吴刚更喜欢赶集了。
我总算明白了，大许是在开玩笑。
我们去成集街上赶集，通常去工农饭店吃饭。那是成集街上唯一的一家国营饭店，也是唯一的一家饭店，只卖饭菜、面条，不卖茶水。后来我们便自己带了茶叶，在饭店里要了开水，泡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天。泡茶的壶、喝茶的碗都是饭店无偿提供的。到后来工农饭店几乎都快变成茶馆了，当然来此喝茶的只有知青。知青喝茶不要钱，甚至可以不吃饭店里的饭。换了农民肯定不行。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以上的优待，按老于的话说，“咱知青为民除害，如许好处也是该得的！”
这以后，“干闺女”就成了我们在牛屋烤火时的一个保留节目。当然没有真的干过，只是互相取乐而已。大许实验了不同的高度。正如他所言，吴刚需要三块土墼，我需要两块，而他只需要一块。这和我们不同的身高有关。大许和吴刚甚至还抓住牛尾巴，一只手撑着牛臀，做出夸张的碰撞动作。闺女被撞得不断地向前踉跄。但我可以做证，这么做的时候他们是穿着裤子的。
这次事件以后，成集街上再也没有人敢与知青争锋了。赶集的农民看见人保组的人仍然避之不及，人保组的勤务员见到知青也一样，唯恐避之不及。撞肩膀的事再也没有发生过。远远地看见我们过来，勤务员们将军帽压得低低的，最多从帽檐下面偷偷地看上一眼。
正如身高所示，大许在我们中间年龄也最大。他是六六级高中毕业生，我是高中六八级，吴刚是初中六七级。也就是说，大许比我大了两岁，比吴刚大四岁。因为年龄的原因，大许经常感叹，说是像他这么大的老庄子上的人小孩都四五岁了，而他连女人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这么说的时候，他不像在开玩笑。
只见王助理哼了一声，把小梳子往中山装的口袋里一塞，摘下手表，又是一塞。然后边捋袖子边向二号走过去。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王助理已经抬起手，噼里啪啦地给了二号十几个耳光。巴掌挪开的时候，二号的半边脸上已是血红一片。
去成集赶集时，大许会去供销社里买上两瓶当地产的山芋干酒，带回知青屋里自斟自酌。喝到一定份上，他必定痛哭流涕。“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啊！”大许边哭边嚎。
老于追问说，“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算不算反动？”
然后招手让我和吴刚过去，陪他一起喝。这时两瓶山芋干酒已经被他干掉了一瓶半，只剩小半瓶了。小半瓶酒分倒在三只吃饭的碗里，只盖着一个碗底。
恰在此时，有人把那只兔子给扔了过来。兔子的前后腿绑上了绳子，但还是在地上蹦了几蹦，倒地后再也没有爬起来。肯定是某个知青从卖兔子的农民那里买下了兔子，以便造成“人赃俱获”的效果。王助理看着地上的兔子，有些发愣。
大许异常热烈地和我们碰杯，或者说碰碗。那碗沿早已经被他碰得满是缺口了。只听大许说，“我比你们大了几岁，算是你们的哥哥，听哥一句话，保证没有错！”
说完，他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自己的右手，大概发现握的不是《毛主席语录》，而是一把小梳子，神情略微紧张。老于也不追究，他指着地上的二号说，“他把祝愿林副主席的话用到兔子身上去了……”
我和吴刚愿闻其详。大许说，“千万，千万，别碰女人！”
王助理马上站直了，右手握拳，挥动胳膊，同时大声地朗诵道，“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吴刚说，“就是我想碰，也没有女人碰呀。”
老于说，“请问王助理，早请示晚汇报的时候应该怎么说？”
大许回答，“就是有的碰，也千万不要碰，要碰就碰杯，不要碰女人。”
“你倒是够精明的。”王助理说，“那又怎么证明他讲了反动话呢？”
这时他已经喝到了一个境界，越发地妙语连珠起来。“碰杯加强友谊，碰女人就回不了南京了，就要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扎根一辈子了！”
这一套是老于玩过的，他当然不会上当。“我们不说，我们说了，就是我们讲反动话了。”
他还说，“咱们下乡锻炼，炼（练）的就是这个啊，看谁能熬，憋得住，但话又说回来了，活人也不能让尿给憋死噢，那也得憋……”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王助理说，然后转向老于，“你们说他讲了反动话，他讲了什么反动话啊？说出来听听嘛。”
当大许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就会将矛头指向我，说我不需要憋，因为有邵娜。邵娜也不需要憋，因为有我。他总结道，“只有和女知青在一起不需要憋，都是南京人，早晚是要回南京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两个人一起回去，还是三个一起回去。”
当时二号被两个知青按在地上，挣扎着想站起来。“王助理，王部长，我冤枉啊！”他说。
“哪里来的三个人？”吴刚不解地问。
王助理是一个白胖子，脑袋上的头发已经歇光了，大概有两三缕头发横过来搭在脑门上，显得油光水滑的。他自备了一把小梳子，说话间时不时地掏出来刮刮脑袋。
“晓飞和邵娜再生一个，不就是三个啦，哈哈哈……”
老于没有理会，让人解下担绳将二号捆了个结实。之后老于在前面开路，后面两个知青押着二号，其他知青负责维持秩序，一帮人在赶集农民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向公社革委会大院拥去。进了院子便直奔人保组所在的房子。那屋顶上的烟囱正冒着烟呢，大概是在等兔子下锅。老于熟门熟路，就像他每天在这里上班一样。
我诅咒发誓，说我和邵娜之间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我们连手都没有拉过。大许说，“那就是你的不是啦，能不憋，为什么还要憋呢？你不比我们。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邵娜想想，如果换了我，那还不……”就差说我占着茅坑不拉屎了。大许说出来的话是，“大范大队统共只有一个女知青，生产资料有限，被你这孙子浪费了！”
农民说，“还是算了吧，这兔子也没折……”
还是一个意思。
老于对卖兔子的农民说，“借你担子上的麻绳用用。”
大许继续说道，“我们能怎么办？只有隔三岔五地在被窝里放个‘手铳’，真枪实弹的也没个地方呀。”
老于转向二号，“你看看，他讲反动话没有人听见，你讲反动话大家都听见了。”说完一招手，几个手脚麻利的知青扑上去，把二号掀翻在地。
我还不能表示赞同或理解。大许把自己贬得厉害，加上又喝了很多酒，变得非常敏感。他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转而自我吹嘘说，“村上的几个大姑娘看上了我，上工的时候扒我的裤子，你们也看见了。”
“听见了！我们听见了！”在场的人齐声大喊起来。
“是看见了。”我说。没好说那是猴年马月的事情了，并且扒他裤子的也不是什么大姑娘。
“好啊，你讲反动话了！”老于大喝一声，不等二号分辩，再次回顾围观的农民，“这孙子讲反动话了，你们听见没有？”
“没扒你们的裤子是不是？”
“他，他说，兔子健康，永远健康。”二号说。
“是是。”
“你说他讲了反动话，那他到底讲了什么？”老于问二号。
“是是。”吴刚也说。
在场的人都说没有听见。我们知青更是大呼小叫，“没听见！没听见！狗日的听见了！”弄得就是听见的也不敢说自己听见了。
大许说，“前几天大队范书记让人带话给我，意思是想招我当上门女婿，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老于问，“他讲反动话了？”不等二号回答，又转向了围观的农民，“谁听见了？你们谁听见卖兔子的讲反动话了？”
我说，“这是好事情。”
二号虽然结巴但添油加醋地把经过讲了一遍。如果放在平时，他自然不会有这份耐心。
大许大叫起来，“晓飞啊晓飞，你这不是把我往死路上指吗？要是我答应了范书记，还能回南京吗？这不是要害我吗！”
我们一帮知青正是这时挤过去看热闹的。见我们人多势众，二号也不禁心虚。只听老于大大咧咧地问，“咋回事儿啊？”
我无话可说。大许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农民舍不得兔子，又怕人保组，急得坐在地上大哭起来。
7
农民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兔子苦苦央求二号放过自己。后者威胁道，“舍不得这病恹恹的兔子你就跟我去人保组，人和兔子总得去一个！”
礼九回村以后，我就不需要去瓦屋喂闺女了，每天晚上在邵娜那里待的时间更长了。我依然无所事事，邵娜依然忙个不停。她为我织毛衣，或者钉衣服上的纽扣。有时候则以我为实验对象，在我的屁股上练习肌肉注射。届时我就得脱下裤子，自然不是一脱到底，露出后腰下面的部分即可。邵娜冰凉的指尖和湿答答的棉球弄得我心里痒痒的。正有点儿想入非非，突然一阵剧痛，邵娜下针的位置过高，差一点没扎在我的腰子上。即便如此，我还是很喜欢打针。
二号的脸色陡变，叭啦一声将兔子摔在地上。那兔子就是健康也变成不健康的了。“你说什么？竟敢讲反动话！”
有时候我们也聊大许他们。自从男知青搬往知青屋以后，邵娜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俩——平时男女出工是分开的。大许自轻自贱，借酒撒疯，吴刚则没心没肺，糊涂度日，两个人都够滑稽的。当然谈论他们的时候我有所保留，涉及对邵娜的议论更是尽量省略。至于“干闺女”的事，根本没敢提。但在私下里，我觉得大许的说法还是有点道理的，没准我真的在浪费资源呢？或者说邵娜想进一步？否则的话，她为什么那么喜欢摆弄我？还让我脱了裤子让她打针？
农民说，“健康，健康，永远健康。”
一次，大许又喝多了。因为安抚他，我去邵娜那里比平时要晚，邵娜已经吃完收拾过了。她躺在福爷爷的棺材上织毛衣，见我进来，马上抓起枕头边上的铝皮饭盒，那里面装着注射用的针管、针头。邵娜问我，“要不要再打一针？”
二号说，“我看不健康。”
我倒是很想打一针（反正是蒸馏水，没有大碍），可屁股上的肿块还没有消下去，于是我说，“下次吧，让我的屁股歇歇。”
农民说，“活泛，活泛。”
邵娜说，“要不然我给你洗个头，汤罐里还有热水。”
一个农民在集上卖兔子，恰好二号勤务员上街买菜。他提起一只农民卖的兔子说，“这兔子怕是有病，看着不活泛。”
不等我回答，她就走到灶前，将汤罐里的水舀到一只脸盆里，端过来放在一张长板凳上。邵娜让我坐在倒扣的笆斗上面，按下我的脑袋就开始给我洗头。边洗邵娜边吸鼻子，“一股酒味儿，难闻死了！”
这天，机会终于被我们等来了。
我说，“今天大许请客，赶集的时候他买了三瓶山芋干酒，我们一人一瓶。他还把家里寄来的香肠煮了三根。”
那人保组的确是够横的，赶集的农民看见他们唯恐避之不及。就是我们这些知青，有时候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也能感觉到对方的肩膀很硬，带着劲儿。完了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我们瞧不上他们，他们也不服气我们。当时的形势不无严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老于在工农饭店召集会议即是为此。他一再强调冲突的不可避免，但又反复告诫，只能智取，不可强攻。勤务员们自然无须多虑，但王助理的来头不小，据说还是县委卢书记的什么亲戚。
邵娜嘟囔了句“太阳从西边出了”，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说起人保组的所作所为，老于更是义愤填膺。“什么保卫人民？整个就是鱼肉乡民！我看人保组不如改名叫人肉组算了……”
我压根儿没闻见什么酒味儿，闻到的却是一阵似有若无的幽香，不知道是邵娜的身上还是洗头发的硫磺香皂发出的。“还是你好闻呀。”我说。
停顿片刻后，老于自己回答说，“因为一号是王助理给自己留着的，后来发现南京人管厕所叫一号，他才放弃了这一美誉。群专部还在的时候，王助理自称王部长，成立人保组以后，他觉得叫组长官太小，就只好叫王助理了。”
“你说什么哪！”邵娜道，同时用劲按了一下我的脑袋，脸盆里的水马上溢了出来。
“为什么不设一号？”老于提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无人能解。
邵娜撩起一些热水浇淋在我耳后的脖颈上，我感到她的整个胸脯都压了过来。完全是不自觉地，我伸出右手在邵娜的胸前抓了一下，她就像踏着弹簧似的跳了开去。“你想干吗！”邵娜厉声喝道。
这会儿他继续介绍说，实际上“群专部”如今也不存在了，那是“文革”初期的产物。如今的“群专部”叫作“人保组”，意思是人民保卫或者保卫人民，但换汤不换药，还是原来那帮人。但由于习惯原因，当年的一些称呼被沿用至今，比如人保组的成员被称作“勤务员”。勤务员们一概被王助理编了号，从二号一直到十三号。
我吃了一惊，倒不是因为邵娜躲闪，而是为自己的大胆感到惊讶。“不干吗，谈恋爱嘛。”我说。
说这话的是岔河大队的知青老于，下来以前和我、大许、吴刚是一个学校的。当年老于是赫赫有名的造反组织“一片红”的头头，政治觉悟自然是高出了我们许多。下来后没多久，老于就把成集公社的历史和现状摸了个一清二楚。
邵娜骂道，“你这个流氓！”
知青以外，成集街上还活跃着另一伙人。和知青一样，他们也喜欢穿绿军装和白回力鞋，有的甚至戴着时髦的假领子。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军装是真货色，不像我们大多是买绿咔叽布找裁缝做的。这帮人是当地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骨干分子，被从下面的大队抽调上来，组成了一个叫“群众专政指挥部”的部门，负责成集的治安保卫。头头姓王，人称“王助理”，是梦安县公安局派下来的公安助理。只有此人是正式的国家干部，城镇户口，并且有工资可拿。其他的人则是“土八路”——“扒了那身‘绿皮’就和村上的二哥没什么两样了，就是二哥！”
突然间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不知道为什么，眼前竟然浮现出大许他们站在闺女后面撞击的情形，声音不由得提高了。“我流氓？大许他们那才流氓呢！”
不仅我和大许、吴刚，几乎所有大队的男知青都喜欢赶集。大伙儿聚在一起，不免形成了气候。其中不乏下来以前就彼此认识的，有的还是一个中学的，甚至同属于一个造反组织。即使完全不认识，在赶集的人群中，谁是知青谁是当地农民还是可以一眼认出。认出以后，说上两句南京话，就互相对上了暗号。因此赶集对我们来说，就是寻找组织，或者说是走亲戚也行。
邵娜说，“你能不能小声点？福爷爷已经睡下了。”
我们赶集，一般不买什么，也不卖什么。只要在人群里挤一挤，到处看一看，就觉得非常快活了。大概是在生产队上闷久了的缘故。此外，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和农民的关系变得有些不同了。在下面的时候，他们是教育者，我们是被教育对象。而在赶集的时候，同样是贫下中农，在我们的眼里却变成了小商小贩。他们看我们的目光也变得胆怯，有点躲闪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蹲着，而我们站着。当然更可能的是我们不再那么孤单了。
“你成天福爷爷这福爷爷那的，他不过是一个富农分子，又不是你爷爷，不是你家长！”我说。
我们喜欢上了赶集，一有机会就往十里路外的成集街上跑。那儿是公社革委会的所在地，每月逢五、逢十的日子当地农民都会肩担手提地把自留地上的出产拿到集上去卖，再从供销社里买回油盐、布料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也有牵着母猪去配种站配种的，去食品公司割肉的，去农具厂门市部买铁锹、镰刀的。土街的两边店铺林立，屋檐下农民们席地而坐，前面放着箩筐、笆斗、篮子或者一条铺开的化肥口袋。陈列的各种土产，有自己家地里长的，也有自个儿动手做的。几张小板凳，或者是搓得均匀结实盘成一盘的草绳、麻绳。成集街上砖墙瓦顶的房子更是不缺，甚至还有一栋二层小楼。
“他是大范所有贫下中农的长辈。”邵娜争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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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她走过来为我清洗头发，胸脯再也没有压在我的后背上了，胳膊伸得老长，身体后缩。我感到自己也浑身绷紧，紧咬着牙关，就像是一条随时会张嘴咬人的狗。
礼九喜欢和闺女说话，对我们却越发懒得开口。他对我们说过的最多的话还是拉我们来瓦屋的路上说的。我有一种感觉，礼九和闺女是一伙的。他既不跟我们是一伙，也不和村子上的人是一伙。只有他和闺女，谁都别想插进去。
邵娜不无讨好地问，“刚才你说大许他们流氓，他们怎么流氓啦？”
闲着没事的时候，几个人就在瓦屋的院子里转悠，东瞅西看。主屋的门终日紧锁，不过，院子里倒是有一口古井。那井不知道何时被老庄子上的人填平了，填土从井口漫上来，长着一些杂草，乍看就像是一个弃之不用的花坛。但实在也不是什么花坛。甚至连草叶也被闺女啃光了，只留下一些干枯的草根。那就看闺女和礼九吧。后者如此耐心、按部就班，每天围着前者忙个不停，还和对方说话。的确有点意思。但看得时间长了，也就兴味索然了。
我说，“你让我流氓一下，我就告诉你他们是怎么流氓的。”
我们也曾经去村上挨家挨户地走访，摊开一本塑料皮的小本子，煞有介事地在上面记着什么。后来，这一活动也不了了之。我们不写不画，也不看书（读书无用嘛）。自从带下来垫箱子用的几张旧报纸撕了擦屁股以后也再也没报纸可看了。
我以为邵娜会再次发作，但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豁出去了，没想到她什么都没说。用一件旧衣服默默地为我擦干头发，邵娜就走到了棺材前面。她将放在板条箱上的煤油灯调暗，暗到已看不见里面的火苗。“你过来。”邵娜柔声地说。
但总体说来，农村生活还是很无聊的。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除了下地干活，我们和村子上的人几乎没什么接触。有时候我会想，这都因为住瓦屋的缘故。如果当初我们住进村上的草房里，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和他们吃住在一起，情况肯定就不一样了。村子上的人很少会来瓦屋串门，除了我们刚下来的那几天，那也是因为新鲜。在他们看来，我们模样长得新鲜，带下来的手电筒新鲜，高腰雨靴新鲜，半导体收音机新鲜。新鲜劲儿一过也就无所谓了。
这时，我已经没有了那样的想法，只是觉得她坐在黑暗中，坐在那口棺材上，孤零零的很可怜。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走过去。我说，“你过来。”邵娜说，“你过来。”就这样来回说了几次，邵娜站起身走了过来。
“谁跟你是战友啊！”邵娜说。
在草披子中间，我们抱在了一起。我觉得自己就像抱着一堆衣服，我的衣服和邵娜的衣服，足有七八件之多。渐渐地，我才有了一些感觉，转动着脑袋在对方的肩膀上磨来蹭去的，就像要在邵娜的衣服上进一步擦干头发。只听邵娜在我的耳边说，“说啊，大许他们是怎么流氓的？像你这样？”
大许说，“战友，战友，一条战壕里的革命战友。”
我深受鼓舞，不禁加大了力度，一面磨蹭，一面喃喃地说起了大许、吴刚“干闺女”的事。
邵娜眼睛一瞪，“把你美得不轻呢！你们挣的那几个工分还不够自己吃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你们的什么人！”
开始的时候邵娜似乎没听明白，任凭我动作，好像还很陶醉。后来，她肯定是听明白了，突然一把就把我推开了。她的力气非常大，我后退时差点没撞翻了身后的板凳。邵娜气喘吁吁地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是人，不是牲口！”
一次大许对邵娜说，“以后，你干脆别去上工了，专门做家务，工分我们匀给你。”
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自从顾圆圆病退回南京以后，邵娜就成了老庄子上唯一的女知青，当然也是瓦屋里唯一的女人。邵娜是唯一的，就像闺女一样，就像瓦屋一样。
“流氓！你们通通是流氓！”邵娜几乎喊了起来。
下来没多久，邵娜就学会了烧火做饭，学会了缝补浆洗以及拾掇院子，每天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和老庄子上的妇女相比，就差没有喂猪养鸡、带孩子和侍弄自留地了。自留地是因为知青屋还没有盖好，我们没有搬过去，暂时还没有分。鸡，后来邵娜在瓦屋的院子里也喂了几只。而我和大许、吴刚就像是她的三个孩子，每天回到瓦屋后干活的工具一撂，不免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伺候我们的时候，邵娜常常哼着一支小曲，有时候是《在北京的金山上》，有时候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有时候则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得出来，她非常高兴。看来向贫下中农学习做家务的确比学习干农活更让邵娜开心。
这时隔壁传来福爷爷的一阵咳嗽声，那条老嗓子听上去就像是有几千斤重。邵娜跺着脚说，“还不快走，再不走我就喊人了！”
邵娜却没有我们这样的问题，她天生就是一个女人，不存在由女变男的困扰。尤其是收工回到瓦屋以后，她是女人这一点就更明确无疑了。
8
这件事使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贫下中农可以扒我们的裤子，但我们不能扒贫下中农的裤子。她们可以主动地和我们打成一片，反过来却不可以。
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其目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又是什么？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下放后不久，我都明白了，就是为了回城，也就是回到南京。我们下放是为了上调，离开是为了回去。听上去有点儿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所有的知青都是这样理解和努力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才能回去？
也是在这样的气氛下，下次媳妇们又要扒大许裤子时，后者反戈一击，扑上去，也要扒对方的裤子。结果被重重地打了一耳光。打他的是为好媳妇，老庄子上有名的泼妇。只听为好媳妇骂道，“找死啊！毛还没有长齐呢，想占老娘的便宜！我都能把你给日弄出来……”
按大许的说法，就是看谁能熬，憋得住，下乡锻炼炼（练）的就是这个。但仅仅能熬、能憋显然是不够的，那不过是防止在回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差错，比如和当地人结婚，生了孩子，就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就算你熬得住，也憋得住，也不一定就能回去呵，还得积极表现。只有通过积极表现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招工、上大学或者当兵才可能有被推荐的机会。
再后来，事情的进展就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了。队上的妇女和我们越来越熟，劳动间歇媳妇们竟然要扒我们的裤子，说是要看看城里人到底长得有啥不同的。大姑娘不动手，在旁边掩口而笑。我们被媳妇们追得在农田里乱跑，有一次，大许不幸被追上了。对方人多势众，将大许按倒在地，不仅扒了他的裤子，一个妇女还去河边掏了一把稀泥糊上去。她们开心坏了，个个笑得牙龈毕露。那大许不仅不恼，反而有些高兴。他大概以为和贫下中农的关系又进了一步，可以不分彼此地打闹了。
就说老庄子上的四名知青吧，除吴刚以外都在积极表现。吴刚是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根红苗正，无须表现。他只要能熬能憋就功德圆满了。其他的人就不行了，除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摽着干活，还得各显其能，另辟蹊径。
经过大约半个月的锻炼，我们上厕所也不一定非回瓦屋不可了。走得离劳动现场稍远，找一个稻草垛，或者一棵较粗的树，站在后面。如果实在没有草垛或树，就只好像大姑娘那样跳进一条干沟，蹲下解决。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进步，尽管幅度不大，但在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上毕竟没有止步不前。
比如我要求喂养闺女，就明显有讨好贫下中农的意思。那闺女是队上唯一的耕牛，虽然年老体衰，村上的人还是把它当成了宝贝，成天咱闺女长闺女短的。如果队上还有其他的牛，也不至于如此，闺女甚至连名字都不会有。就像村子上的那些狗，就没有名字。老庄子上的人叫它们狗，最多根据毛色的不同，称之为黑狗、白狗、黄狗或者花狗。
说得多么豪迈坦然，多么大无畏呵！
邵娜积极表现的方式就是给村上的人看病。她自制了一个小药箱，背着挨家挨户地串门，甚至下地劳动的时候也背着。治病用的药品是家里从南京寄来的，无非是红汞、消炎粉、土霉素、去痛片这样一些常见药。因为村上的人平时不吃药，因此一吃就管用。邵娜药到病除，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在此成绩的鼓舞下，她戒骄戒躁，开始学习针灸和肌肉注射，也就是扎针和打针。扎针她在自己身上练习，打针就只能在我身上练了。往往是，邵娜的胳膊和手上扎满了针，而那只扎着的手正按着我屁股上的药棉，的确是够吓人的。邵娜练习扎针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疑难杂症，而练习打针却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猪。也就是说，我成了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
对方用锄头砰砰地敲着田埂，举目四顾，然后说，“我们农村就是一个大厕所！”
打针主要是打青霉素。老庄子上的猪和人一样，不免药到病除。后来，邵娜作为兽医的名声就远远地超过了她作为人医的名声，这自然与当地人的见识有关。他们认为，猪比人更重要。人生病了可以熬，猪生病了就不长膘。再说了，青霉素不仅价钱很贵，而且稀罕，轻易搞不到手。事情总该有个轻重缓急吧？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作为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就不应该感到委屈了。邵娜以兽医而闻名，也是在抬举她。这些道理我是逐渐才体会到的，从医人到医猪的道路邵娜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我们也曾经反省过，是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作怪？干吗要这么讲究呢，不就是小便吗？属于正常的排泄活动。记得第一天上工，我问一位女贫下中农，“厕所在哪里？”
再说大许。
至于我们几个上厕所，只有跑回瓦屋去。往往，开始干活的时候一身轻，干着干着就沉重起来了，因为夹了一泡尿。这自然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学习务农的进度，包括热情。于是互相告诫，早上别喝水，更不能喝稀饭。早上就吃干的，队上支的那点粮食也不够吃啊，那就什么都不吃，空着肚子去上工。
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剥削阶级家庭，1949年以前，家里是开工厂的。我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去了“五七”干校。邵娜的父母则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邵娜的父亲头上还顶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历史问题。因此大许每次喝多了，不仅哭他没有女人，还哭他没有一个好爸爸。我安慰他说，“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大范地处平原，四周无遮无挡，我们一时找不到地方回避，只有背过身去。那不无湍急的声音听得我们心惊肉跳，旁边还有妇道起哄，“城里人不好意思了呢……脸皮薄啊……”
“才不是呢，我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才能和你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大许说。
回想和妇道一起出工的日子，不禁备受压抑。首先上厕所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我们没进妇女队以前，人家从来都是就地解决的。我们进妇女队以后，大姑娘小解要找一条干沟，跳进去，往下一蹲看不见人了才能方便。可那些结过婚的媳妇不管这一套，最多说一声，“我要撒尿了。”完了蹲下就尿。
他不单嫉妒我和邵娜谈恋爱，还嫉妒我们的出身，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经过第一次双抢大忙，这一目标终于圆满实现，队上开始给我和大许、吴刚记七分工了。更关键的是，我们再也没有和妇道们一起干过活。出工的时候和村上的男子汉们肩并肩地走在一起，真是扬眉吐气啊！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许的家里看来很有钱。隔三岔五的，他会收到一些南京寄来的包裹。不仅频率很高，就是在全公社的知青中，大许收到的包裹也算最大的。这些包裹里装的自然不会是药品，但到底是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大许从不当我和吴刚的面拆包裹。他的床边放着一只体积庞大的柳条箱，八个角上都包了铁，包裹里的东西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进去。那箱子除了暗锁，外面还加上一把永固牌铁锁。只是在深更半夜的时候，柳条箱才会被打开。
队上的男子汉和妇道（男人和女人，当地人的叫法）记的工分是不一样的。男子汉最多可记十分工，至少也得记八分、七分。妇道最多记七分，最少是五分。开始的时候，所有的知青不论男女，队上一律给记六分工，干活也是和妇道在一起。也就是说村上的人把知青都当成了女人。因此下乡插队的首要目标（对我们男知青而言）就成了由女变男，变回去。
吴刚住在大许隔壁，据他说，大许每天夜里会爬起来清点箱子里的东西，也不点灯，怪吓人的。一度我们怀疑大许是不是有梦游的毛病，但又觉得不像。吴刚说他听见大许偷偷地吃东西，就像耗子似的窸窣个不停。明明是自己的东西，却要偷着吃，也真是难为了大许。由此我和吴刚认定，大许的箱子里装的是吃的东西，包裹里寄来的也是吃的东西，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
留下来的人还得干农活，学习务农。我们不就是为此而来的吗？对我们男知青而言，开始的过程可以称之为由女变男。
不久以后，这一猜测就被部分地证实了，大许从箱子里拿出一大瓶鱼肝油胶囊。他坦言道，鱼肝油是家里寄来的，让他平时滋补身体的，但他许韶华需要滋补的不是身体，而是灵魂。滋补灵魂鱼肝油显然无用。大许说，“贫下中农的教育滋养了我的灵魂，而你们风里来雨里去，身体倒是真正需要滋补的。”
顾圆圆走后，北屋里就只剩下邵娜一个人了。
这话自然不是在知青屋里对我和吴刚说的，而是在瓦屋召开社员大会时对老庄子上的人说的。那鱼肝油也不是给我们吃的，而是给村上的贫下中农吃的。
大许评论说，“她怎么不说是泥巴过敏呢？”的确，泥巴和稻草是农村最为常见的事物，也许泥巴比稻草还要常见一些，水稻毕竟是从农田里长出来的。
当时，那黄澄澄玉润珠圆的鱼肝油丸由礼贵分发给在场的人，每个人的手心里都定着一粒，自然四个知青除外。只听礼贵大叫一声，“吃啊！”村子上的人将鱼肝油丸捧起，哧溜吸入口中。
顾圆圆下来没几天就得了什么“草疾”，说是稻草过敏。开始的时候起了几粒红疹，后来疹子变大变圆，连成一片后就开始流水了。当然这都是她自己说的，邵娜说她可以做证。我们几个男的却没有看见。无论是顾圆圆的双手还是她的那张圆脸——露出衣服的部分，都完好无损，看不出任何过敏的迹象。顾圆圆因为这不明不白的怪病回到南京治疗，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老庄子上。
大多数人是囫囵吞枣。有的人则说，“一股腥气！”也有的人尝出了滋味儿，大声地说道，“油，是油呢！”
那东厢房共有三间，我和大许、吴刚住南边那间，邵娜和顾圆圆住北边那间。中间是堂屋，墙角上砌了土灶，大家共用。
老庄子上的人平时缺少油水，能有油吃显然是最高兴的事了。他们形容喜悦的心情时经常会说“像喝油一样快活”。鱼肝油是油，不是水，不禁引起了轰动。
就这样，我们在瓦屋里住了下来。
礼贵将瓶子里的鱼肝油丸又每人分了一粒，还剩下三粒。大许建议说，“正好队上的领导班子是三个人，一人一粒。”
3
礼贵没理会大许，他代表为巧、仁军说，“不了。”随后叫过大秃子，把剩下的鱼肝油连同瓶子交给他，“给福爷爷送过去。”
礼贵回答说，“你们下来得急，知青屋来不及盖。等知青屋盖好，草房子有你们住的呢！”
大秃子接过玻璃瓶，一颠一颠地跑出门去了。
事后，大许代表大家去找礼贵，要求把我们换到草房里去。他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教育者住草房，被教育者住瓦房，这样下去我们是要犯政治错误的。”
“队长，这可是你让送过去的啊。”大许强调说。
“这又有什么？说明贫下中农爱动物，爱集体的财产！”邵娜反驳道。
“是我让送过去的。”
吴刚说，“闺女住的也是瓦房。”
大许此举就叫作“向贫下中农献鱼肝油”，结果竟然有三粒献到了富农分子那里。大许不免担心。回到知青屋后，他反复念叨着这件事。我和吴刚向他保证，他许韶华的确是把鱼肝油献给了贫下中农，最后三粒是献给队干部的，是队干部把鱼肝油献给了富农分子。大许总算是放下心来。
我赶紧去找其他几个知青，告诉他们我的发现。大家都深以为然，邵娜甚至多看了我两眼。大许总结说，“真让人感动啊，贫下中农自己住草房，让我们住瓦房，自己苦，而让我们甜。”
向贫下中农献鱼肝油可谓一举两得，既表达了大许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不食鱼肝油），又答谢了社员群众的教育再造之恩（请他们吃鱼肝油）。因为这件事，大许作为可教育子女的代表被推荐参加了公社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他是代表中的代表，真的不容易呵。至此，大许不仅和我和邵娜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甚至还超出了不少。
进村那天，礼贵的确对我们进行了忆苦思甜教育，只不过是倒过来的，也可以叫作“忆甜思苦”。所谓的苦就是村子上的那些草房，而甜就是当时我们身后的瓦屋。礼贵采用的是对比法，让事实说话，我们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那瓦屋在老庄子上可谓绝无仅有，矗立在那儿犹如鹤立鸡群。不仅老庄子，此地方圆十里，除了瓦屋就再也找不到砖墙瓦顶的房子了。
大许做的另一件事是布置活动室，也就是瓦屋的主屋。
这一问题在我的心里盘旋不去，直到几天以后我才恍然大悟。那天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除了我突然开窍这一事实。看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那主屋平时大门紧锁，只是在开社员大会的时候才会被打开。一年中，这样的大会也开不了一两次。在大许的一再建议下，礼贵同意大许进去拾掇一番。后者用刷锅把子掸去香案和太师椅上的灰尘，又从村上人家里借来几张长板凳。当然最重要的工作是张贴领袖画像。大许别出心裁，不仅贴了毛主席画像（毛主席画像家家都贴，不稀奇），还贴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自然是毛主席像居中，马、恩、列、斯分列两边。五张画像一字排开，张贴在主屋的北墙上，对着大门，的确气势不凡。如果只贴毛主席像就不会有这样的效果了。画像的两边还贴了一副大许亲自书写的对联，上联是“四海翻腾云水怒”，下联为“五洲震荡风雷激”。
当天晚上，好歹用柴火在土灶上弄熟了一锅饭，就着从南京带下来的榨菜、午餐肉，几个人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速度稍减以后，我们开始议论下午的“村史教育”。有一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礼贵为什么要让我们看村上的草房呢？大许说，那是在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这我就更不能理解了。那些草房并不是旧社会的事物，老庄子上的人如今就住在里面。再说了，所谓的甜又是指什么呢？
活动室布置好以后，老庄子上的人纷纷前往看个究竟，甚至福爷爷在他的儿子礼寿的搀扶下也来了。只听福爷爷追忆说，“以前这北墙上挂的中堂是一头斑斓猛虎下山，两边的对子是‘守祖宗清白二字’、‘教子孙耕读两行’，横批‘祭如在’，下面的大桌上供的就是老范家先人的神位了。”
看来活动已经结束。“家去”的意思就是解散，各自回家。
他捋着下巴上的白胡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支拐棍指指戳戳的。幸好领袖们的画像贴得很高，不至于被福爷爷的拐棍戳到。
礼贵收起烟袋，也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出了晒场的桥口，向村子的方向，也就是那些草房走了过去。老乡们也都向村子的方向走过去。我们也准备跟过去，被为巧拦住了。他说，“你们住瓦屋。”
福爷爷说，“也罢，也罢，如今这画上的人就是咱的先人，不止是姓范的先人，也是赵钱孙李的先人。”
直到礼贵吆喝一声，“家去！”大家眺望的姿势才松弛下来。
“我爹的意思是人民的先人。”礼寿在旁边解释道。
村子的主体在瓦屋东边。从晒场的方向看过去，除了一些稀疏的树枝、树干就是一栋栋的草房，实在也没有什么好看的。当然了，对刚从南京下来的我们来说，草房也是新鲜事物，可这一路上也看得多了。那草房因修建的年代不同，屋草的颜色便深浅不一，有的金黄耀眼，有的发灰发黑。老庄子上的草房以灰黑居多，看来盖得有些年头了。这都是因为风霜雨雪的缘故。这些知识我们也是在路上刚学的。
“还是福爷爷的觉悟高！”为巧拍马屁说。
“瞧瞧咱们村……”礼贵说，又没有下文了。
“啥高不高的？”福爷爷说，“有先人总比没先人好，这屋里贴个画儿总比啥都没有要好！”
礼贵也没有在晒场上停留，而是领着大伙儿绕到了瓦屋后面。在瓦屋后面，他也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领着我们绕墙而行，从另一边又绕回到了晒场上。然后礼贵站定了，面朝东方，从裤腰上解下旱烟袋，划着火柴慢条斯理地抽起来。村子上的男人们也都纷纷解下旱烟袋，抽了起来。
活动室的布置得到了福爷爷的肯定，大许不禁舒了一口气。但也有担心的地方。回到知青屋后，大许显得非常惶恐，他说，“福爷爷讲反动话了，你们听出来没有？”
院门外面是一块平整的硬地。阳光下，被石磙碾压过的地方反射着一块块发亮的圆疤。为巧跺跺脚，对我们说，“这是队上的晒场。”
吴刚问，“他讲什么反动话了？”
这时礼贵锁好了主屋的门，穿过院子走过来。经过我们身边的时候他没有停下，径直向院门走去。为巧说，“跟上，跟上……”所有的人——除了礼九，都跟着礼贵走出了瓦屋。
大许说，“他说画上的人是咱的先人。先人肯定是死人，马恩列斯不说，可毛主席万寿无疆啊。”
他们就像在说别人家里的东西。也许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特地从我们的角度说的吧？
吴刚说，“他是讲反动话了。”
仁军接口说，“门槛高得吓死人，小伢子都爬不过来，以前还要高呢，都磨出个凹凹来了。”
“再说了，姓范的先人怎么能和马恩列斯毛比？”大许说，“为巧还说福爷爷的觉悟高呢！”
我正在东张西望的时候，听见为巧说，“瞧瞧那门楼子，还雕着花儿呢，值钱得很！”
吴刚说，“是不能比。”
我们又回到了院子里，又看见闺女和礼九了。礼贵在身后稀里哗啦地锁门。经过刚才这一遭，老乡们远没有那么活跃了。我们的行李被搬下牛车，送进了瓦屋的东厢房里。直到这时，我才看清了形势，那东厢房是队上安排给我们的住处。与此相对的西厢房则是牛屋，属于礼九和闺女的地盘。主屋朝南，对面没有房子，只有一道院墙。墙上开了一个大门，就是瓦屋的大门。我们就是从那儿进来的。
我说，“福爷爷的觉悟是不高，但也不至于反动。”
礼贵低下头，对着桌面吹了一口气。细如面粉的灰尘被吹开后，仍然看不出下面桌子的颜色。香案灰中泛白，就像是灰尘做的。除了大伙儿拖沓的脚步声，房子里只响彻了礼贵一个人的声音。他咳嗽、咯痰，嘟嘟囔囔的，弄得回声四起，最终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领着我们沿墙根走了一圈，又去两边耳房的门口张了张，礼贵就领着大伙儿出来了。
其实大许是怕被人议论，说他把领袖画像贴到村上人祭祖搞迷信的地方去了，还得到了富农分子的支持。显然他是多虑了。活动室里的活动如期开展起来，每天晚上，大许准时来到瓦屋的主屋里，读《毛选》或者“两报一刊”社论给老庄子上的人听。伴随着他那不无别扭的方言（为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故意别出来的），村上的妇道纳鞋底、捻棉线，男子汉们则抽烟袋、下泥棋。说笑打闹声在空旷的房子里回荡不已，根本就没有人在听大许读报。
我以为会有一个村史展览什么的，结果大失所望。房子里面空荡荡的，除了一张破桌子（香案）和一把老掉牙的太师椅就什么都没有了。屋顶倒是高大异常，房子里也很宽敞。阴暗的空间仿佛具有震慑作用似的，刚才还吵嚷不已的老乡顿时都噤口不言了。
村上的人来活动室是因为新鲜。不出三天，妇道就不来了。她们说：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回家困觉呢，队上又不记工分！男子汉们如果来瓦屋，也不去活动室了，说是房子大，不聚气，又没有火烤。他们更愿意来牛屋，张开十指，向火而坐，听着闺女在身后的阴影里反刍，顺便拉个家常什么的。
那钥匙既长又大，模样奇怪，光溜溜的一根铁杆，前面有一个扁头。礼贵取了钥匙，反身走向身后的主屋。主屋的大门门环上绕着一根半锈的铁链，铁链上挂了一把老式铜锁，也很大，看样子与那钥匙正相配。礼贵用手上的钥匙开了门上的锁，院子里除礼九之外的所有人都跟着他走了进去。
这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主屋的门大敞着，柱子的上方悬挂着一盏马灯，大许孤单一人坐在供桌后面，手上捏着一张报纸发愣。而牛屋里火光熊熊，人影晃动，起哄笑骂声更是此起彼伏。由于负责喂养闺女的是我，因此在这一轮的较量中大许不禁落了下风。
“拿来了。”大秃子说着从裤腰里摸出一把钥匙，交给礼贵。
大概又过了三天，大许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他关上了主屋的门，也来牛屋里烤火了。
礼贵说，“钥匙从福爷爷家拿来了吗？”
9
这次礼贵没有领情，他大喊了一声，“大秃子！”一个头上结着亮亮的秃疤、模样老相的孩子钻了出来。说他是孩子是因为他身体的比例，大秃子的头特别大，身体偏小，但那张脸并不年轻。只见大秃子吸溜一声将拖着的鼻涕吸进去，忙不迭地应道，“在呢。”
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南京过年了。实际上，自从下放以后我就没有回去过。不仅我没有回去过，邵娜包括大许他们都没有回去过。这不免有点奇怪。
于是老乡们丢下了闺女，说起了瓦屋。
我没有回南京是因为南京的家已名存实亡。母亲早逝，父亲长年住在五七干校，哥哥、姐姐比我大了许多，早已经自立门户。邵娜没有回去据说是要陪我。大许有家不回，则进一步表明他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决心。吴刚大概是因为家里穷，凑不齐回家的路费。这些，都是可以说出口的原因，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没有回去是因为需要看住对方。生怕一旦离开就会发生什么变故，或者出现什么机会，那样的话，不免让别人钻了空子，自己多年辛勤的努力就将前功尽弃、付之东流了。
礼贵又咳了几声说，“咱们说说这瓦屋吧……”
要回去就一起回去，要不回去，那就一起不回去。
2
实际上，农村生活节奏缓慢，尤其是冬天农闲，地里无活可干，我们每天只吃两顿。拖着疲惫的脚步晃晃荡荡地出工，再晃晃荡荡地收工，无非是撂几锨河泥或者捡几坨野粪。日复一日。甚至连天空的颜色都是一成不变灰蒙蒙的。在这幅近乎永恒的图画中，又能有什么变故或是机会呢？
后来我们听礼九说起，母牛每生一胎，牛角上都会留下一道凹槽，叫作角轮。有几圈角轮就生过几胎。闺女的角上一圈角轮都没有，可见是没有生育过。
无聊的时候，我就和大许、吴刚去成集街上赶集，在工农饭店里一坐就是一天。和其他大队的知青说说南京话，用南京话交换一番当地新闻以及国际新闻，关心一把国家大事。日子就这么过着。
那双牛角的确扎眼醒目，光可鉴人，在阳光下就像两把刀子似的。如此年轻的角长在一头老牛的头上确实比较奇怪。
这天，我们几个又去了集上，大许有一个包裹要去邮电所里取。取了包裹以后，大许照例没有打开，而是夹在腋下，然后我们跟着一头农民牵在身后的山羊向土街中部走去。
另一个身强力壮的后生（后来知道是民兵排长仁军）走过去，用手扳住闺女头上的牛角。“你们瞅瞅，光溜得很呢，上面连一个坑儿都没有！”他说。
进了工农饭店，老于等人已经在座了。只见两张大桌子拼在一起，七八个知青绕桌而坐，每个人的前面都放了一只大碗，碗里盛着颜色很淡的茶水。一把断了半截嘴的茶壶放在桌子中间，不时有人拖过去，给自己倒茶。这帮人抽着纸烟，嗑着瓜子儿，弄得烟蒂、瓜子皮到处都是。
我实在听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区别。
我们进去的时候，老于正侃侃而谈。他看了我们一眼，并没有停下。老于聊的仍然是“兔子事件”。两三年过去了，他仍然醉心于谈人保组和王助理，就像那件事发生在昨天一样。
一个身材瘦小但长相精明的老乡（后来知道是队上的会计为巧）指着闺女说，“它还怪道呢，不生小牛，种倒是没有少配。以前配了生不下小牛，现在配了也是白配！”
“老于，又在吹嘘你的英雄事迹呀？”大许调侃说。
说这些的时候，闺女和礼九就待在瓦屋的院子里。礼九拿着一把秃笤帚，在闺女的身上来回扫着。被人议论的时候，他就像没听见一样，或者说的根本就不是他。闺女更是置身事外，只顾咀嚼簸箕里的草料。但我还是觉得，这样当着面指指戳戳是很不礼貌的。
老于有点生气，转向大许，“这不是我的英雄事迹，是咱知青的，所以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怎么讲都不为过！”
然后是互助组、合作化，最后成立了人民公社，闺女的归属随之不断转移，最后归了队上，也就是大范一队。但负责饲养闺女的一直是礼九。他甚至连家里的两间破草房也不要了，搬到牛屋来，和闺女吃住在一起。连媳妇都没有娶，以前是顾不上，现在就是想娶也没人跟他了。老乡们说，那闺女就是他媳妇。也有人说，是他的闺女。闺女这个名字还是礼九给取的呢，后来在老庄子上叫开了。
“那是，那是。”大许说。
这话可不是现在说的，而是二十年前说的。果不其然，十八年前礼九他妈就得饿痨病翘辫子了。
老于一向有点瞧不上大许，这下总算是逮到了机会（谁让对方首先挑衅的呢？），他放下兔子不说，反过来挖苦大许，“你孙子近二年运气不错啊，又是出席知青积代会，又是递交入党申请书。听说你们大队书记还要招你当上门女婿？”
那闺女的确有些来历。老乡们说，它原先是村上的富户福爷爷家的。有人不同意，反驳说，是闺女它妈是福爷爷家的，土改的时候，闺女它妈被作为富农家的浮财分给了雇农礼九。总之是在礼九家，闺女它妈生下了闺女。于是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的礼九顿时有了两头牛。可惜好景不长，闺女它妈生下闺女半天后就死了。老乡们说，那是礼九的命贱，享不了两头牛的福。也有人说，用一头使不了两年的老牛换了一头牛犊子，也值得了。大伙儿一致认为，闺女的命硬，克死了老母牛不算，没准儿以后还要克人呢！
“哪里，哪里，没有的事儿。”
由于我们就是坐闺女拉的车进村的，驾车的正是礼九，因此听起来亲切多了，也顺畅多了。大许和吴刚还不时地提问，老乡们讲解的热情就更高了。
“说是书记大人是个麻子，他闺女的脸上没麻子吧？”
老乡们马上转换了话题，说起了闺女和礼九。
在场的人都哄笑起来。大许忙不迭地说，“没有，没有，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时礼九已经卸完车，将闺女牵进了院子里。他招呼了两个小伙子，三人合力将牛车抬进院门的门槛。之后，礼九提了一只铁桶，又出了院门。再回来的时候拎着满当当的一桶水。闺女饮水的时候，礼九又从房子里搬出一台铡刀，蹲在院子的地上喀嚓喀嚓地铡稻草。完了用一只簸箕盛了，端到闺女的嘴边。礼九围着闺女忙前忙后，我们的目光随之来来回回。礼贵看在眼里，再次咳了几声说，“就说说这闺女吧……”
老于紧逼不放，“什么没有？是他的闺女脸上没麻子，还是没有入赘这回事？”
好在老乡们非常热情，接着礼贵的话头争先恐后地说开了。由于我们是初来乍到，对当地方言还没有完全适应，再加上他们说的那些人和事情也对不上号，所以听得稀里糊涂的。
大许来不及辩白，老于又伸过手去，捅了一下大许抱在胸前的包裹，“这里面装的莫不是鱼肝油吧？”
然后是村史教育。在梦安县城停留的时候，上山下乡办公室的人曾经交代过有关的程序。只听礼贵咳了几声，吐出一口浓痰，用鞋底在地上擦了擦。“咱们村……”他说，完了就没有下文了。
正闹得不可开交，一个戴着军帽的家伙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条呼哧呼哧喘气的大黄狗。所有人的目光都向门口看去，那家伙也看见了我们，似乎愣了一下。他低头走到小窗口前面买了牌子，再从另一个窗口里端出一碗面条。那人将面条一直端到离我们很远的墙角上的一张桌子上，背对我们吃了起来。大黄狗则蹲在桌腿边，抬着脑袋，眼巴巴地看着主人。
礼贵和我握手的时候，我觉得他的手上就像戴了一副铁手套，硬得吓人。
楚庄大队的知青李秦淮说，“这不是人保组的勤务员吗？”
后来我们才知道，“吃过啦”是当地人打招呼的方式，并不是真的问你吃过了没有。
老于说，“三号。”
礼贵明显一愣。
李秦淮说，“阶级斗争新动向，肯定是王助理派来监视我们的。”
大许代表我们回答，“没吃，只是在汽车上的时候吃了一点饼干。”
大许说，“你们说话要小心一点。”
我们被簇拥着走进院子里。只见一个披着一件半旧中山装的矮墩墩的中年人向我们走来，想必是队长礼贵了。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手，同时问，“吃过啦？”
突然，老于提高了音量，大叫一声，“王助理媳妇！”
由于坐车的事，一路上我们都十分忐忑不安，以致四周的风景都没有顾得上细看。然后就进了村，来到了瓦屋前面。瓦屋，是老庄子上人的说法，其实就是几间砖墙瓦顶的房子，有一个院子。在瓦屋前的空地上，礼九吆喝住闺女，停下牛车，村上的父老乡亲从大门里迎了出来。
在座的人不禁又向门口看去。那里并没有人，更不用说女人了。敞开的店门外面，赶集的农民挑箩担筐地走过去，但并没有人进来。“看什么哪？王助理媳妇就在这屋里！”老于说。
礼九回答，“队上统共只有这一头牛。”
然后，他将一个空烟盒揉成一团，向大黄狗扔了过去。大黄狗一惊，站了起来。吃面的三号肩胛骨明显地一抖。老于看着他的后背说，“你们知道吗？王助理媳妇在梦安县城里，俗话说远水解不了近渴，一天王助理被人撞见，正把那大黄狗的头塞在灶洞里，他在后面干呢！你们说，那狗不是他媳妇又是什么？”
“那队长怎么不多派几头牛来？”大许说。
当真是天下奇闻，大伙儿不免议论纷纷。
“队长，队长要扣我工分。”
不知道大许是哪根筋搭错了，也许是想在老于他们面前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吧，当大家开始议论大黄狗乐不乐意时，我发现大许在那儿憋，似乎有话要说。最后，他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干我也是干过的。”
“礼贵是谁啊？”我问。
听闻此言，老于丢下众人，“你干过什么？”
见礼九不肯上车，我们也要下去步行，被对方拼命拦住。礼九又说了，“接你们是队上派的任务，不坐在上面礼贵要扣我的工分。”
大许说，“干过我们生产队上的母牛。”
闺女想必就是那牛的名字了。
喧闹声突然就平息下去了，甚至三号也停止了吃面。门外，赶集的人声嗡嗡地传了进来。气氛的改变让大许心虚起来，只听他说，“我干过，晓飞、吴刚也干，我们都干过的。晓飞还是队上的饲养员……”边说大许边用眼睛看我，大概是向我求援。
贫下中农不坐车，而我们坐车，不仅不坐车，还拉着坐在车上的我们……因此一路上我们都在劝礼九上车。他说，“我坐过了，去接你们的时候是空车，闺女拉着我呢。”
我正不知道该如何表示，老于突然爆发出一阵杨子荣般的大笑（他们六六级都会这一套）。笑完之后，老于隔着桌子伸出两条胳膊，左手掐着我的肩膀，右手掐着大许的肩膀，使劲地摇晃。同时用眼睛看着吴刚。他说，“真有你们的，不愧是咱知青啊！咱知青要干就干大家伙，比如水牛、骏马什么的，绝对不会干母狗！”
我们一行五人，三男两女，是从南京下放到老庄子（梦安县成集公社大范一队）上的知青。在大范大队部，赶车的礼九接上了我们。他让我们坐在牛车上，自己却坚持徒步。这会儿，礼九走在牛前面，一只手上牵着牛绳，一只手上拿着一根带叶子的树枝。给我们的感觉是，拉车的不仅是那头牛，还有礼九。问题不免严重起来。
在座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既然老于给事情定了性，其他人也就再无异议了。
我们是乘一辆牛车进村的。拉车的牛只有一头，有二十岁了，换算成人的年龄就是六十多。牛车更加地古老，木头轮子上钉着胶皮，行进在小阳河堤上车厢一摇三晃，似乎随时都会散了架。记不清是谁说了句，“真过瘾啊，就像躺在一只大摇篮里！”
我说，“别听大许瞎说，反正我没有干过。”但这会儿已经没人听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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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号终于惶恐不安地吃完了那碗面，站起身，向饭店的门边蹭去。大黄狗边在水泥地上嗅着，边跟了过去。当他们跨出门槛一瞬间，老于扯着嗓子喊了起来，“不送啊，王大嫂，给王大哥带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