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个夜晚，我都辗转反侧，生怕自己会成为“那种人”。那些被扒光了衣服吊在天花板上、白天黑夜都被灯晃得不能睡觉的人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他们不能上厕所，只能用尿不湿；只要被松绑，肯定会有下一次凌虐等待着他们；他们被施以水刑，觉得自己就快被淹死了。
她说：“我不是想让你跟我说这事儿。我就是想跟你说，别做那种人。”在接下来这一年里，她时不时就会用这句话来劝诫我。
2004年6月，在我的支持下，戈德史密斯正式撤销了司法部支持2002—2003年实施的那些刑讯手段的法律意见书。不出我所料，副总统顾问戴维·阿丁顿非常生气。有一次在会上，他抽出一张卡片，说这上面列出了自“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司法部针对机密事件提供的所有的法律意见，然后用一副挖苦的口吻问戈德史密斯，现在司法部还支持自己之前的哪个法律意见呢？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但我提前就提醒过戈德史密斯，阿丁顿越是生气，就代表我们的方向越正确。但是，我觉得这番话就算能安慰戈德史密斯，也无法安慰帕特里克·菲尔宾。阿丁顿曾私下跟菲尔宾谈过，告诉他，由于司法部先后撤销了“星风”项目及中央情报局刑讯手段的相关法律意见书，他有理由相信，菲尔宾已经违反了自己当年做出的守护和捍卫美国宪法的誓言。他建议菲尔宾辞职，并威胁他，如若不然，他会堵住菲尔宾在政府机构内所有的晋升通道。
我下意识地反问道：“你说什么？你知道我不能跟你说这事儿。”
在辞职这件事上，杰克·戈德史密斯抢先了一步。在出任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的9个月时间里，杰克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已经打了“星风”项目和中央情报局刑讯手段两场硬仗。就在他宣布撤销中央情报局刑讯手段法律意见书的同时，他也宣布自己要离开司法部，重新回去搞学术了。
2004年春天就是这样艰难。一天晚上，帕特里斯看着我。她明显知道，我手头的工作已经快让我精疲力竭了。她也看到了媒体上那些伊拉克美军虐囚的照片。她看着我，对我说：“虐待他人是不对的。别做那种人。”
因此，重新为刑讯手段提供法律依据的重任就落在了新任法律顾问办公室代理主任丹·莱文（Dan Levin）的身上。莱文是个天赋颇高、认真细致的律师，他总是神色严峻，但又有点黑色幽默。他一点儿也不像戈德史密斯，永远不会把笑容挂在脸上。之前，他在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手下工作。联邦调查局的同事叫米勒“老大”，而私底下称呼冷面莱文为“阎老大”。莱文一上任，就投入浩如烟海的法律文书工作中，要为这个所谓的“强化审讯”找到法律支持。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确实“投入”了进去，他真的去尝试了水刑。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
我曾去过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海岸，岸边有两个离得很近的堰洲岛。两个堰洲岛之间有一片狭窄的水域，来自大西洋的海水不断拍打着岛屿后面的一大片浅湾。这里常常风暴大作，巨浪似乎要开山劈海，但实际上并没有山可以被劈开。我觉得，司法部的领导层就像是站在这片水域上，站在波涛汹涌的政治世界和风平浪静的非政治世界之间。他们要一边响应总统及其支持者的政治信念，一边又要保护手下众多政治中立的探员、检察官和工作人员。只要司法部的领导层能理解这些政治风暴，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但若他们踏错一步，滔天的巨浪就会吞没浅湾，司法部也会沦为一个政治工具。如果这样，司法部便丧失了其在美国政治社会中的独立地位，其捍卫正义的能力也不复存在。
2004年12月下旬，莱文和整个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完成了新的法律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做得真的太漂亮了，能看出来他们紧密贴合中央情报局的陈述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仔细的查证。然而，这份厚厚的、并非机密信息的杰作被大部分人忽视了。在这份新的意见书中里，莱文将“故意施加严重的精神伤害”单独列为一项“酷刑”手段，根据法律，应该予以禁止。这是个大事儿。2002年司法部的法律意见书主要聚焦于定义严重的“肉体”痛苦。但现在，很明显（至少我和莱文觉得是这样的）中央情报局的刑讯手段很大程度上是不合法的，因为精神伤害所包含的范围可比原来大多了。把人的衣服扒光，不让睡觉，不给饭吃，抵在墙上殴打，施以重压，扇耳光，施以水刑，然后把人装进狭小的盒子里用棍子捅，所有这些手段很容易对受虐者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更何况这些手段中央情报局又不是只使用一次。
宪法和法律不是任何政党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正义女神只关心正义，不会对其头上的政治势力卑躬屈膝，更不可能任其摆布。
莱文的总意见书出台之后，还有两个附属意见书需要出台。第一个附属意见书中提出，中央情报局所使用的每个刑讯手段都需要在莱文出台的标准下一一评估。这倒没什么，因为每一种刑讯手段单独使用，都不太可能造成严重的肉体损伤或精神伤害。重点在第二个附属意见书。在第二个附属意见书的要求下，中央情报局和白宫得把所有的刑讯手段结合在一起，也就是“叠加手段”，放在莱文的标准下进行评估。这么做是因为这些刑讯手段都是交叉重叠使用的。在真正的黑牢里，中央情报局的探员对嫌犯可一点儿都不客气。这些刑讯手段加起来造成的痛苦，很容易就超过了法律禁止的严重精神伤害的限度。只要司法部要求评估这些叠加手段，这个项目就很难再继续下去了。
司法部部长是由总统在参议院的建议下任命的，且这一任命要参议院予以通过，这个流程确实有其意义所在。在政策问题上，司法部的自由量裁权举足轻重，例如，司法部能决定什么样的案子应该优先审理，怎么解决反垄断纠纷。同时，司法部的政策选择也要代表民意，而民意的表现形式就是总统大选的结果。然而，政治领袖凌驾于司法部之上，势必会造成紧张和冲突的局面，因为司法体系必须是公正公平、不偏不倚的。
莱文花了很长时间，想把黑牢中的刑讯记录都精确完整地记录下来。然而，为了满足2002年颁布的法律意见书的要求，提交到司法部的刑讯记录都被处理成非常正常的刑讯记录，刑讯环境如手术室一般干净合规。尽管莱文已经竭尽全力想还原真相，但依然没什么实质性收获。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解决方案并不复杂。司法部在“星风”项目和中央情报局可使用的刑讯手段两件事上犯了重大的法律错误，给总统和政府提供了错误的法律信息。若想要司法部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得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才能保证司法部履行其对历任总统——包括布什总统，和整个国家的责任。如若不然，司法部就变成了一个党派团体，只是在党派之争时说一些必要的话罢了。就算司法部是处于领导团队的巨大压力之下，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从没问过莱文，但我觉得他跟我一样，都希望中央情报局的这个严刑逼供项目会在法律要求的压力下自行消亡。但这不归我们管。我们司法部的律师只能根据中央情报局提交的事实，提供法律意见书。尽管我们都知道，这种严刑逼供实在是太不人道了，而且成功率极低，但我们也无能为力。然而，我的内心一直回荡着那个声音：“别做那种人。”
我能理解为什么切尼等人对司法部要改变法律意见书这件事的反应如此强烈。但这个一开始就不合理的法律文件能够出台，其主要责任还是在于这些政策制定者，比如副总统。这些有权有势的领导者，非常确定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只咨询少数几名律师，并且要求他们迅速得出结论。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领导者，注定了我们今后要面临诸多问题。
2004年，乔治·W. 布什赢得他的第二次大选，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和其他内阁成员一样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并得到了总统的批准。这种传统机制使总统能够在新时期重新组建自己的政府内阁，但那些之前做得好的内阁成员总统一般会请他们留任。出乎阿什克罗夫特的意料，总统不仅批准了他的辞呈，而且仅在阿什克罗夫特接到其继任者人选通告后几个小时，总统就对外公布了他的继任者。这位新任司法部部长的上任，无疑是扇了整个司法部一记大大的耳光。
在布什政府内部，副总统迪克·切尼、副总统顾问戴维·阿丁顿和其他人已经承认这种所谓的“强化审讯”行为是有效的。所谓的“强化审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暴力刑讯，也就是实施酷刑。这些人就是不肯承认与他们的结论相悖的证据。在他们的眼里，阻止他们通过这个法案的人（比如像我一样的律师）就是在用无辜的生命冒险。
2004年11月10日，布什总统宣布，他将任命阿尔贝托·冈萨雷斯为新一任司法部部长。在我看来司法部本应该践行法律本身，而不是只为政府跑腿，而我的这位新上司曾对这一看法极力反对。他看起来更愿意逢迎上意，并不关心真相为何。我不知道为什么布什总统选择冈萨雷斯出任这个职位，但我觉得这可能是数百年来，站在权力顶端的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十几年后，我也试着劝阻唐纳德·特朗普不要犯这个错误。要知道，司法部总扮演着那个“发现问题”的角色，于是有些总统就觉得，跟司法部部长搞好关系一定会大有裨益。但事实是，这种行为不仅无益，反而有害。
回首这些年来的执政经历，我可能犯下了很多错误。尽管我并不是有意犯错，但我确实知道自己有很多缺点，而这些缺点会导致错误的行为。无论这些错误是什么，我都诚恳地祈祷上帝免除或减轻这些错误所带来的后果。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国民能够宽恕这些错误。在过去的45年里，我把全部的热忱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我希望随着我日后长眠地下，这些因无能而犯下的错误，最终也会烟消云散。
那天晚上，我正在家里为帕特里斯庆祝生日。突然，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但没想到，电话那头传来了冈萨雷斯的声音。他说他打来是为了跟我说，他很期待与我共事，希望我也如此，他很需要我的帮助。听了他的话，我对他的上任表示了祝贺，并表示我也很期待与他共事。虽然这些都是场面话，我们之前也确实闹得不太愉快，但其实我和冈萨雷斯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如果他出任司法部部长的话，我愿意帮助他取得成功。冈萨雷斯的本性不坏，我只是担心他太软弱了，太容易被阿丁顿和切尼控制。在阿丁顿和切尼看来，反恐行动大于一切，为了打击恐怖分子，他们不惜违法枉法。
但公平地讲，我们当前的文化导致领导人很难保持谦逊，尤其是像总统、副总统这种在政府工作的人。要他们一直保持谦逊、听言纳谏，太难了。因为他们一旦承认自己对某事犹疑不决，或自己之前的决定是错误的，无异于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作为民众来讲，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处事果断的领导。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支持的领导在其任期结束之后告诉我们，尽管他不是有意犯错的，但他知道，在他所做的众多决定中，肯定有错误的决定。现在，他只能祈祷这些错误的决定没有伤害到他的人民，只希望我们会原谅、忘记他的那些错误的决定。这样软弱的领导一定会被赶下台。然而，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他1976年的告别演说中，是这样说的。他说：
后来我才知道，布什总统在发布任命后立即给冈萨雷斯打了电话，建议他打电话给我。起初我并没意识到，但回想起在阿什克罗夫特的病床前看到的那一幕（我从未和其他人提过）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布什政府的眼里，我就是一杆上了膛的枪，随时会走火。因此，他们对待我的态度十分小心。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实在不适合给冈萨雷斯做副手。我们的新任司法部部长需要自己的副手，我对新上司有点失望，而且我也累了。没有阿什克罗夫特的支持，我再也不想跟白宫进行那些注定会输的斗争了。更重要的是，我的财务状况并没有任何改善，而我的大女儿很快就要上大学了。确实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2015年春，我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将离职日期定在8月，这样我好把手里的工作进行清楚的交接。
通常情况下，我们都是必须要做决定的，而且要迅速做出决定，就算是最艰难的决定，也是如此。而最艰难的决定往往都是在相关信息最少、时间最紧迫时做出的。做出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些决定可能是错的。如果领导人总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他们就更容易听取他人的意见。
就在我要离开司法部的时候，副总统切尼开始倚靠冈萨雷斯来出台两个尚未颁布的法律意见书，好能继续他那些刑讯手段。除了新司法部部长之外，法律顾问办公室也换了新人，斯蒂芬·布拉德伯里（Stephen Bradbury）任代理主任。斯蒂芬是个阳光友善的人，虽然是名律师，但没有处理过国家安全事务，他非常希望能被正式任命为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斯蒂芬上任后，切尼这伙人逼他必须按照他们的要求更改并出台那两个法律意见书。菲尔宾和我对此大失所望，斯蒂芬颁布的新法律意见书太过宽泛，不参考案情本身，而且在我们看来，极其不负责任。
当然，在一个良性的组织中，存疑并不是弱点，而是大智慧。当人们确信自己走的道路是正确的道路，确信自己相信的事实就是真相时，这才是最危险的。但我说的存疑，并不是那种“墙头草”式的举棋不定，也不是因“不敢做决定”而踟蹰不前。
我们建议斯蒂芬考虑最近发生的一起真实案件。据我们了解，一名最近被中央情报局收监的恐怖主义者刚结束审讯。我们建议他对这位囚犯的遭遇进行详细描述，然后再决定这个真实发生的“叠加刑讯”是否突破了法律底线，并据此制作法律意见书。这样才能出台一个负责任的法律意见书。然而，最终司法部对这起案件的解释是，根据司法部了解到的这名囚犯的遭遇，他遭到的“叠加手段”并没有给他带来严重痛苦，因此中央情报局对其使用的刑讯手段并不符合法律中对“酷刑”的定义。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名囚犯肯定遭到了非人的虐待。尽管司法部给出的这个意见认可了中央情报局对该囚犯使用的刑讯手段，副总统依旧不满意。他想让斯蒂芬论证“一般刑讯手段”的合法性。但这个所谓的“一般刑讯手段”只是一种假设的情况，而不是中央情报局每天都在干的那些缺德事儿。
但这种偏误不能仅用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总统、副总统和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受到当前政治文化的影响。在当前的政治文化下，不确定是无法被容忍的，存疑是会被嘲笑的，是会被视为弱点和缺陷的。从古至今，领导层都被逼着做出确定无疑的决定，被逼着强化他们原有的确认偏误。
我去见了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向他解释为什么我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出台的法律意见书极不负责任。话一出口，我就看出了冈萨雷斯和阿什克罗夫特的区别所在。冈萨雷斯精疲力竭，跟我抱怨副总统给他施加了极大的压力，切尼甚至鼓动总统来询问这个法律意见书什么时候能出台。我对冈萨雷斯说，我非常理解他身上所背负的压力，但这种“一般刑讯手段”确实是不存在的。中央情报局的所有探员在审讯犯人时，都会扇他们巴掌，扒光他们的衣服，把他们拴起来，用尽各种非人的手段来虐待他们。司法部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出一份影响后世的法律意见书，即使真的出台了这样的法律意见书，那它也是无效的。我警告他，一旦出台这样的法律意见书，人们就会认为司法部是在白宫的压力下屈服了，做出了会让我们悔恨无比的决定。
然而，中央情报局的领导层及其背后的政府高层，比如副总统迪克·切尼，显然不这么想。他们的思想深受人性中最强大、也最令人不安的观念——确认偏误所影响。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化到可以按照我们已经相信的东西来处理信息。我们更倾向于寻找和关注那些能够支持自己观点的事实和依据。麻烦的是，当我们陷入确认偏误这个陷阱时，很可能就不会再去接受那些挑战自我认知的观点，也不会去注意那些和我们已经得出的结论相违背的东西。在这个错综复杂、瞬息万变、互相作用的世界中，这种确认偏误会让我们成为那种固执己见的人，不容易改变自己的看法。
如果有什么事情是华盛顿人避之不及的，那就是报纸上的头条丑闻了。想到这儿，冈萨雷斯沉默了。“吉姆，你说的有道理，我同意你的意见。”随后，他让我跟斯蒂芬一起，对这份法律意见书进行必要的修改。
尽管我们并不负责评判这个项目对国家是否重要，但戈德史密斯和我对联邦调查局的审讯手段非常熟悉。很早以前，联邦调查局就已得出结论，这种刑讯逼供毫无作用。刑讯逼供所得到的供词要么不可靠，要么根本没有用处。多年来，联邦调查局一直致力于“融洽质询”——与嫌犯建立互信关系。在成功地与嫌犯建立了互信关系之后，联邦调查局一次又一次成功拯救了无辜的生命，一次又一次成功得到有关恐怖分子、黑帮和连环杀手的信息。因此，我们很是怀疑，中央情报局这种刑讯逼供手段是否真的有效。在我看来，采用这些手段的人就像是虚张声势的政府官员——看过很多探案片，却没有真正进行过刑侦质询。
我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暂时的。第二天早上，我跟冈萨雷斯的办公室主任通电话。电话里，他告诉我刑讯手段的法律意见书已经正式定稿了，明天就要发出去，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懵了，部长昨天才告诉我要修正这份意见书啊。但他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形势已经改变了。
这时，我们俩都意识到，这么做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身份。因为他们依据之前的法律意见书，确实对很多嫌犯实施了非常的刑讯手段。这些负责审讯的特工并不是律师，他们有权依照政府顾问给出的建议行事。但是，他们赖以行动的依据不合法，这种情况必须被叫停。必须要基于事实，撰写全新的、合理合法的法律意见书。
最终，斯蒂芬还是按照他的想法和白宫的要求，签署了两份法律意见书。一周后，白宫开始对他进行背景调查，最终正式提名他出任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至此，这场战争落下帷幕。
我并不想再一次和白宫中的某些势力开战，尤其是打响一场无比丑陋且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星风”项目这场战役已经让我备感压力，不仅仅是我个人，我的家人也深受其害。我差点因此丢掉了工作。我们住的房子还是浮动贷款，纯利息按揭的那种，还有5个就要上大学的孩子，我们的经济条件真的不是很好。无论是我在曼哈顿做联邦检察官那些年，还是在司法部任二把手的时候，包括后来做联邦调查局局长，我的工资始终都没能超过我第一年在纽约那个律师事务所做初级律师的时候。当然了，很多人挣得跟我一样少，也都顺顺当当地养孩子了，我们只是没规划好罢了。尽管我内心不愿再跟白宫发生冲突了，但我同意戈德史密斯的意见，这份关于“酷刑”的法律意见书是有问题的。因此，我私下去拜访了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向他说明我们应该撤销司法部之前对中央情报局采取那些刑讯手段的法律意见书，也阐明了我们应该这么做的原因。尽管我的提议要实施起来并非易事，但他还是同意了我的想法。
那么，既然我们都不再是刑讯手段法律意见书的相关律师了，我就能做我之前不能做的事情了。我向司法部部长申请政策审议许可，希望能够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整个项目进行审议。通常情况下，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手委员会对该项目进行全面审查。这个副手委员会由政府各部门机构的二把手组成，我也是其中一员。副手委员会经常在各部分机构一把手想要一手遮天之前，就把一些政策和难题摆在台面上讨论，然后得出结论。我觉得，来自政府各部门机构的副手一定会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讨论我们是否应该对一个人施此酷刑。但不幸的是，我没能有这个机会。
这件事发生的背景和“星风”项目一样，司法部都是被要求在国家危机面前做决定。那时候，所有人都被“9·11”事件造成的恐慌笼罩，领导者害怕类似的恐袭事件会再次发生。中央情报局和布什政府的官员们对司法部保证，针对“基地”组织领导人采取非常的刑讯手段不仅有效，而且非常必要，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不计其数的无辜生命。在这种压力下，一位司法部律师（就是为“星风”项目提供有问题的法律文件的那位律师）仅凭一己之力就为他们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书，其中非常宽泛地定义了“酷刑”这个词。同时，他还出具了另一份法律意见书，其中表示中央情报局计划对其首位嫌犯阿布·朱贝达（Abu Zubaydah）采取的刑讯手段，在法律上并不构成“酷刑”。因此，中央情报局被准许对朱贝达使用全套的刑讯手段，从掌掴、剥夺其睡眠到对其实施“水刑”。等到2003年年底，杰克·戈德史密斯出任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我出任副总检察长的时候，中央情报局已经凭借这份法律意见书，在美国以外的多处黑牢里，对很多嫌犯进行过暴力刑讯了。
等我再了解到这事儿的时候，这场关于酷刑的政策讨论竟然不归副手委员会管了，而是上升到由主管委员会进行讨论。主管委员会的成员是国防部门及情报机构的最高领导，比如国防部部长、国务卿、中央情报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这就意味着我和我的团队必须劝服冈萨雷斯，让他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司法部只有他能去参加会议。这实在是太让人头疼了！
2002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想用一些非常手段逼迫一些被抓获的“基地”组织领导人招供。他们希望这些人能供出其他的“基地”组织成员，主动说出正在谋划的其他恐袭计划，从而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于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些官员咨询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的意见，想知道他们想用的一些刑讯手段，比如在狭小空间内关禁闭、剥夺睡眠，以及被称为“水刑”的模拟溺水，是否会违反关于“酷刑”的法律规定。要明确的一点是，他们并没有问司法部的律师可不可以使用某种手段，而只是让司法部把相关的法律底线告诉他们。
2005年5月31日，主管委员会要在白宫召开政策讨论会。在此之前，帕特里克·菲尔宾和我紧锣密鼓地帮冈萨雷斯准备会议材料。冈萨雷斯从一开始就给我们提了个醒，他说康多莉扎·赖斯“对细节探讨并不感兴趣”。在我们调查“星风”项目的时候，赖斯还是国家安全顾问，而现在她已经代替了科林·鲍威尔，出任国务卿了。冈萨雷斯还告诉我们，赖斯认为，“如果司法部已经证实其合法性，中央情报局也证实其效果，那这事儿就没什么可讨论的了。我们没必要对具体政策展开讨论了”。
早在1994年，国会就从法律角度定义了“酷刑”这个词。国会对这一词语的定义与我们大多数人理解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在认可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基础上，美国国会在美国法律中正式将“酷刑”定义为：故意施加严重的精神处罚或肉体处罚，造成受刑者精神或肉体上极度痛苦的行为。实际上，大家脑海里的“酷刑”大多都不足以在法律上被称为“造成极度痛苦”或“严重处罚”。很多人都觉得，把别人关在一个黑暗的、棺材式的盒子里，或者把人衣服扒光然后吊在天花板上好几天不让睡觉就是酷刑。但在国会的司法解释里，酷刑需要满足“严重处罚”和“造成极度痛苦”的条件。正因如此，法官或律师可能会最终判处上述行为不符合“酷刑”的司法解释。
我知道，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我再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求了，我只能抓住冈萨雷斯这一根稻草。菲尔宾和我使尽浑身解数，希望冈萨雷斯能代表司法部提起政策讨论。冈萨雷斯十分不解，但我们辩解道，看起来合法的东西不一定真的合法，据称有效的手段也不一定有效。这些看起来合法和据称有效的东西并不一定合理，尤其是当我们不能认同其法律基础的时候，更是如此。我再一次提醒他，也希望他能提醒其他内阁成员，总有一天这些刑讯手段及其摇摇欲坠的法律基础会被曝光，更何况中央情报局这些非人的刑讯手段据说是有视频资料留存的。到那时，总统和整个国家都会陷入非常难堪的境地。
2004年6月，伊拉克虐囚事件刚过去两个月，杰克·戈德史密斯对我说，他在这些刑讯手段中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东西。6个月前，他就已经发现了问题，并告诉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之前给他们的法律意见书可能不能作为行动依据了。现在，随着“星风”项目事件尘埃落定，他做完了之前未完成的分析，发现司法部不能从法律上支持中央情报局的所作所为。同“星风”项目一样，之前司法部针对中央情报局的刑讯手段给出的法律意见书存在根本性缺陷。而且，他相信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行为已经逾越了这个存在缺陷的法律意见书所允许的范围。自从司法部一份有关“酷刑”的机密指导草案被泄露了之后，这事儿就被铺天盖地般地报道开来，成为伊拉克虐囚事件之后的又一个大新闻。就此，布什政府任期内，秘密政策议程与法律规定之间的战争又一次打响了。
随后，我给他看了我整理的一叠资料卡，里面记录了在现行法律意见书下，中央情报局能对一个人做出什么非人的举动来。根据我所搜集的资料，我为冈萨雷斯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浑身赤裸的人，在一间冰冷的房间里，双手举过头，被绑在天花板上，上厕所只能用尿不湿，身边不间断地响着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乐，房间里开着灯，这使他无法入睡；这样持续好几天后，这个人会被松绑，紧接着被掌嘴、击打腹部、按到墙上殴打，往身上泼冷水，不给吃正经食物，只能吃一些低卡的流食。然后，这个奄奄一息的人还要以特定的姿势站立或深蹲，直到他一动也不能动。这时候他会被装在一个棺材般的木盒子里待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再一次被绑在天花板上。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他还可能被施以水刑，觉得自己马上要被溺死。
正当全世界都在强烈谴责这一虐囚事件时，中央情报局也变得非常紧张，因为之前中央情报局也曾在执行秘密任务时存在虐囚行为。2002——2003年，中央情报局曾对其抓获的囚犯实施殴打、剥夺食物、羞辱等非常手段，甚至还差一点儿溺死囚犯。中央情报局坚信这些人要在美国境内谋划恐怖袭击事件，于是把他们关在美国领土之外的黑牢里，对他们严刑逼供。2002年夏，中央情报局曾向司法部咨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究竟能在审讯中对这些犯罪嫌疑人采取什么手段。
“这就是他们干的事儿，”我拿着我的资料卡，对司法部部长说，“细节才是最重要的。”我劝他一定要让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管委员们都了解到这些细节，这样才能决定美国今后应当遵守什么样的审讯政策。
很快，媒体纷纷对此口诛笔伐，指控美国士兵虐待伊拉克囚犯。再过六七个月就是总统大选了，这件事给了布什政府重重一击。为了应对这个突发事件，国防部部长在全国直播的国会听证会上出庭做证，在全美国人民面前对那些被虐待的伊拉克囚犯及其家属道歉，并承诺会对此恶行进行彻查。国务卿将这起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比作之前在越南发生的美莱村大屠杀，而那次大屠杀成功地激起了公众的反战情绪。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冈萨雷斯沉默了很久，他经常这样沉默。然后，他对我来跟他讲这些表示感谢，并问我是否能把资料卡给他，这样他就能在开会的时候讲得更清楚一点儿。我把资料卡留给了他，随后离开了。我祈祷我的这一举动能起到作用。
2004年4月，杰克·戈德史密斯正和他的团队一起，在司法部夜以继日地为“星风”项目建立更坚实的法理基础。就在他们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群美国士兵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莱布监狱里虐待囚犯的照片被公之于众。在这些照片里，几名美军士兵对伊拉克囚犯进行了非常不人道的虐待。他们被羞辱，被蒙上头，被扒光衣服，还被勒令进行人体堆叠，场面简直触目惊心。有些囚犯被铐起来，被一群凶猛的獒犬扑上去撕咬，还有一些看起来奄奄一息的囚犯被美国士兵嘲笑。
然而在主管委员会开完会之后，我什么风声都没听见。那天下午，我参加了一个量刑政策会，冈萨雷斯和其他同事都在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主动告诉我，白宫的会开得非常顺利。他对所有人讲了我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但所有的主管委员都完全支持现行的刑讯手段和政策。
——马克·吐温
一切都没改变。中央情报局可以继续使用那些“强化审讯”手段，美国政府关押的那些囚犯也将继续被施以非人的虐待。我的资料卡也再没能拿回来。两个月后，我离开了那儿，并且决定再也不会回去了。
让我陷入困境的不是无知，而是看似正确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