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我需要你命令你的探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我被带离阿什克罗夫特的病房。”
随后，我到走廊里，对外面负责安保的联邦调查局探长说：“一会儿卡德和冈萨雷斯会带着一群特警赶来，我知道这么说你们可能难以相信，但我怕他们会用武力把我带离这间病房，好能和阿什克罗夫特单独谈话。”跟这位联邦调查局探长交流的过程中，我又给鲍勃·米勒打了个电话，他正朝医院赶来。
米勒让我把电话给这位探长。探长接过电话：“遵命，长官。”然后，他把电话还给了我，一脸坚定地告诉我：“长官，您不会被带离这间病房的”。
我的车在医院门口来了个急刹车，停了下来。我立马跳下车，跑向阿什克罗夫特所在的楼层。看到卡德和冈萨雷斯还没到，我松了一口气。阿什克罗夫特的重症监护病房在走廊的尽头，和其他病房隔开。整条走廊灯光昏暗，有六七个联邦调查局探员把守着，负责保护他的安全。我走过去，向这些探员点头致意，径直走进了阿什克罗夫特的病房。他躺在床上，浑身上下插满了管子，面色灰白，显得很疲惫，他好像没认出来我。我尽力向他描述了一下现在的情况，提醒他这事儿跟他住院之前我们的那次谈话有关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听进去了，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想起来我说的是什么事儿。
我回到了阿什克罗夫特的病房里。这时候，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也来了。我坐在病床右边的一把扶手椅上，紧盯着阿什克罗夫特的左脸。他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处于半昏迷状态。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站在我的身后。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戈德史密斯手里就拿着笔，把他的所见所闻都记录了下来。珍妮特·阿什克罗夫就站在床的另一边，握着她丈夫的右手。我们静静地等着，一言不发。
查克·罗森堡很好地执行了我的想法。他通知了我所有的手下，很快一群律师就向医院进发了，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来干吗，只知道我需要他们。随后，我又给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打电话，他正在跟妻子和他们的一个孩子在餐厅吃饭。我对他说了一下情况，想请他到医院来做个见证。其实米勒和我并没什么私交，在工作之外的场合也没怎么见过面，但我知道他会理解我。米勒尊重法律底线，对法制边界十分关心，他的一生都致力于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我跟他说完这个情况后，他说他马上赶过来。
过了一会儿，病房门打开了，卡德和冈萨雷斯走了进来，冈萨雷斯手里还拿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这两位布什总统的心腹在我面前停了下来，就站在阿什克罗夫特的左腿边，我一伸手就能抓住他们。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想，要是他们想逼阿什克罗夫特签署什么文件，我就这样拦住他们。但我知道，这个念头太疯狂了，我真要跟这两个人在司法部部长的病床前打起来吗？
在去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的路上，我打电话给我的办公室主任查克·罗森堡。我非常信任他，也相信他的判断。我跟他讲了现在的情况，让他到医院来。想了一下，我又说：“把能叫到的人都叫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觉得是我在曼哈顿做了多年联邦检察官的直觉告诉我，应该这么做。我们检察官一旦在法庭上遇到什么问题，就会通知大家“请大家到第X法庭来”，这时候，我们就会从办公室出发，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知道肯定是有同事需要帮助了。
冈萨雷斯首先开口：“部长先生，您还好吗？”
在星期三那天，“星风”项目异常平静，什么动静都没有，星期四就是现行政令失效的时候。而到星期三傍晚时，艾尔斯给我打了那通电话，告诉我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戴维·阿丁顿打算绕过我，直接跟阿什克罗夫特讨论这事儿。他们正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得想个什么对策才好。
阿什克罗夫特嘟囔了一句：“不太好。”
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的办公室主任戴维·艾尔斯一直跟我通报阿什克罗夫特的情况。他的情况确实不好。阿什克罗夫特的胰腺炎非常严重，可能会造成器官衰竭，甚至会导致死亡。他浑身疼痛，正躺在重症监护病房里。我跟副总统开会的那天，他正在手术室接受手术。
紧接着，冈萨雷斯开始解释他和卡德的来意，说他们是奉总统之命，为了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项目而来，这个项目事关重大，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对此，他们已经向国会做了简报，国会已经知晓这个项目的价值，想让这个项目继续进行。紧接着，他又说道，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解决项目中存在的所有法律问题。说到这儿，他停下了。
我很少会这样无礼，但阿丁顿的做法让我想起了一群人。阿丁顿总是欺负别人，跟之前在初中和高中时学校里欺负我的混混没什么两样，跟大一时那个欺负室友的我也别无二致。我并不喜欢这个人。自从我就任副总检察长职位以来，这几个月我、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都在尽量避开他的威胁。为了这个案子，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通宵达旦地工作，但阿丁顿还是威胁他们，欺负他们。这俩人都是正直、体面的人，都是好人。在我看来，正是阿丁顿的自大让我们陷入了现如今的境地。我受够了。所以，我并没有给他什么好脸色。毫无悬念，这个会议很快就结束了，双方并未达成任何一致协议。
这时候，阿什克罗夫特做了一件让我震惊万分的事情。他努力用手肘支起身体，浑浊的眼睛抬起来，盯着这两个人，迅速回击了他们。他说自己之前被“星风”这个项目彻底误导了，他之前一直问这俩人要项目相关的法律支持文件，但这俩人始终以保密为由拒绝了他。阿什克罗夫特接着气愤地说道，他现在理解了这个项目的内容，因此有理由质疑其中一些行动在法律上是否合理。说完这些，他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一下子失去了平衡，跌回床上，喘着粗气。“但现在这都不重要了，我不再是司法部部长了”，他抬起颤抖的手，指向我，“这才是现任司法部部长。”
我仍盯着副总统，并没有理会阿丁顿，补了一句：“没有任何合格的律师会这么做。”
整个病房瞬间静默了，大家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冈萨雷斯吐出了两个字：“保重。”
窗边传来阿丁顿冷冷的声音：“我是个律师，我就会将它作为法律依据。”
他们俩转身走了出去，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在他们转过身去的那一刻，珍妮特·阿什克罗夫朝他们撇了撇嘴，吐了下舌头。
我对此表示同情，但随后表示，那个2001年的意见书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很明显属于“违宪无效”，没有任何律师会将它作为法律依据。
卡德和冈萨雷斯走了。5分钟后，鲍勃·米勒进来了。他弯下腰和阿什克罗夫特很温柔地说话，他说的话如果让别人听见了，都会大吃一惊，觉得这肯定不是平时那个冷漠古板的米勒。
切尼明显备感沮丧，我能够理解他的感受。司法部法律顾问办公室曾在2001年出具一份法律意见书支持这个项目，司法部部长也在这两年多里，在各种场合证实了这个项目的合法性。他不禁问道，你们司法部怎么能在这么重要的事情上随便更改立场呢？
他对阿什克罗夫特说：“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面对上帝的考验，这就是上帝对你的考验，而你已经通过考验了。”阿什克罗夫特没有回答。就像米勒之后在他的日记中写的那样，那个晚上，他发现这位司法部部长“极其虚弱，一度说不出话来，身上背负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
我说：“这些话除了让我感到很难过之外没什么用，并不能改变‘星风’项目的法律分析结果。我了解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但司法部的工作是确保其符合法律规定，如果项目仍保持现状的话，它就不符合法律规定。”
这个晚上，我简直要用掉了所有的精力。我的心怦怦地跳，感觉快要晕过去了。但当我听到鲍勃·米勒这些温柔的话语时，我几乎要哭了出来。最终，还是法律取得了胜利。
切尼并不想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也不想接受世界上凡事都有两面这个事实。对他来讲，只有他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而这群意志薄弱的自由派律师并不想告诉他这一点。我气得头嗡嗡响，血冲上脑，脸颊绯红，但我很快恢复了镇定。
但无论是冈萨雷斯还是卡德都不会善罢甘休。一位探员叫我去隔壁房间接电话，联邦调查局在那儿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电话那头是卡德，他正在因刚刚跟阿什克罗夫特的交锋而怒气冲天。他让我马上到白宫去见他。
屋里的气氛十分凝重，几乎让人喘不过气。很显然，虽然没有人宣之于口，但这个会就是为了逼我就范。副总统指控我的鲁莽会导致另一场“9·11”事件，甚至暗示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刚刚在病房里对阿什克罗夫特的所作所为已经让我备感愤怒。他刚刚就是在逼这个濒死的人违犯法律啊！我不能再退缩了，我对他讲：“鉴于你刚才的行为，我不会在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跟你见面。”
在分析人员讲完他们的图表，离开会议室之后，副总统继续主持会议。我和他坐得很近，他后面站的是阿丁顿。副总统一脸严肃地看着我，就好像在说，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但实际上，他说的是：“如果你们真的叫停了这个项目，上千人会因此丧失生命。”
他更生气了：“什么行为？我们刚才就是去探望他一下而已。”
会议的前半部分是由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用图表向我展示“星风”项目多么有价值，以及他们是怎么利用这个项目发现了“基地”组织在英国实施的一场阴谋。他们利用“星风”项目搜集来的情报生成了一张线图，显示了一群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当然，我对这个项目已经足够了解了，因此我非常怀疑，既然我们有其他的合法手段，是否一定需要国家安全局的这个“星风”项目才能搜集到这些情报呢？但我一句话都没说。我们司法部担心的并非这个项目的实用性，这不是我们司法部能决定的，司法部的工作是证实这个项目是否确实有坚实的法律基础。
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但我没心情戳穿他。我又说了一遍，缓慢而坚定地说道：“鉴于你刚才的行为，我不会在没有第三个人在场的情况下跟你见面。”随后我突然想到了一点，就又加了一句：“而且我希望这位见证者必须是联邦总律师。”
3月9日，星期二，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请我到他的办公室去开会。卡德是个挺和善的人，我跟他一起开过很多次会也不见他说话。在他看来，他只需要保证总统的工作流程不出差错即可，并不需要提什么建议，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也和我一起去开会。副总统切尼主持这次会议，坐在会议桌主位上。我坐在他左手边第一个位子上。一起开会的还有海登上将、卡德、冈萨雷斯、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和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在我左手边最后面的地方找了两个座位。戴维·阿丁顿站在会议桌后面的窗台旁边。
“你是说你拒绝来白宫？”卡德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惊讶。
回到华盛顿后，我星期五就跟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见了面。他们俩已经跟白宫沟通过司法部的立场。“星风”项目的最后时效只到3月11日，离现在还有一周的时间，若“星风”项目继续保持现状，司法部不会继续支持这个项目。那个周末，戈德史密斯被召到白宫去见冈萨雷斯和阿丁顿，但并没取得什么成效。冈萨雷斯依旧很友善，阿丁顿也依旧很愤怒。但这俩人都无法给出合理的理由让司法部改变主意，继续支持这一项目。戈德史密斯也告诉他们，我已经代任司法部部长了。
“不是的。我这就动身去白宫，只不过去之前我要请联邦总律师跟我一起去。”通话结束了。我想到了联邦总律师泰德·奥尔森（Ted Olson）。他和鲍勃·米勒一样，尊重法律，也和鲍勃一样，跟我没什么深交，但我欣赏他、尊敬他，更重要的是，总统和副总统也一样欣赏他、尊敬他。我确信，如果他了解了事实真相，一定会站在和我们一样的立场。我联系上了奥尔森，他也在外面吃饭呢。接到我的请求后，他马上同意到司法部来跟我会合，陪我一起去白宫。
吃完午饭后，阿什克罗夫特要去波托马克河对面的亚历山德里亚市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参加一个媒体活动，但他没能去成。他在路上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哥伦比亚特区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他被诊断患有急性胰腺炎，这是一种让病患十分痛苦并有可能致命的疾病。那时候，我正要踏上一架民航班机去凤凰城参加一个政府会议。我刚下飞机就听说了阿什克罗夫特的情况。我的办公室主任查克·罗森堡（Chuck Rosenberg）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由于阿什克罗夫特已经丧失行动能力，我要临时担任司法部代理部长，需要立刻回华盛顿。他们派了一架政府班机接我回去。
晚上11点刚过，天空飘起了小雨，我和联邦总律师一起坐在车里，由联邦法警护送至白宫。我们沿着铺着地毯的台阶走到白宫西厢，走过椭圆形办公室，很快就到了卡德的办公室。卡德正站在门口等着我们，他让奥尔森在门口等一会儿，他要单独跟我谈谈。卡德看起来冷静了不少，我的直觉告诉我，现在不要因为让奥尔森在场这事儿跟他争执了。
既然我已经了解了真相，我得保证我的上司也知道全部真相。过去的两年里，阿什克罗夫特一直在给“星风”项目开绿灯，但现在他得知道这是个错误，不能再继续了。2004年3月4日，星期四，我和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单独见了一面。我详细地向他汇报了“星风”项目的所有问题，也阐明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批准延期这一项目。我们在他办公室一起吃了个午饭。我吃的是从商店买的三明治，不是火鸡三明治就是金枪鱼三明治，我不记得了。那几天我实在是太忙了，于是我就把钱给了助理琳达·朗（Linda Long），让她在这两种三明治里轮换着买给我作午饭。相比之下，阿什克罗夫特的午餐要正式得多，是他的厨师为他准备的。刚好我可以用这些胡椒瓶、盐瓶和刀叉做演示，分析了一下在“星风”这个项目里，哪些内容我们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予以支持，哪些必须整改或叫停。阿什克罗夫特听得很仔细。吃完午饭之后，他说我的分析很有道理，我们应该对这个项目进行整改，使其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告诉他，我们之前一直都是向白宫报告，但从现在开始，我将根据他的授权行事。
我进屋后，卡德说我们两个都要冷静。他说他听到了一些“辞职的风声”。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候，杰克·戈德史密斯已经让并没有牵涉进此事的副手为他准备了一份辞职信。而他的副手提醒了自己在白宫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又告诉了卡德。这位办公厅主任机敏地嗅到了丑闻的味道，他并不想在大选年让这么一桩灾难性的丑闻登在报纸头条上。
海登走后，杰克·戈德史密斯和帕特里克·菲尔宾深叹了一口气，给我解释了一下这个监视项目究竟是如何运作的，为什么这个项目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上都搞砸了。他们说，国家安全局正在执行的这个项目要求国家安全局在美国国内实施电子监控。但这个项目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为它不符合几十年前国会通过的一项法律。总统授权实施这个监视项目，实际上已经触犯了法律。同时，国家安全局的其他一些行为根本未经总统授权，更没有其他任何人授权他们这么干。海登上将的简报不够清楚并非他本人的问题，他不是个律师，也不是技术人员。他跟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一样，即使跟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谈论这个项目，所以也没什么人可以咨询或商量。“星风”项目本来是为应对国家紧急情况而发起的短期项目，就连阿丁顿都知道这是对总统权力的非常态使用，因此这个总统政令只是短时有效，一般只持续6周。这个总统政令将在3月11日失效。戈德史密斯告诉白宫，他无法继续授权开展这个项目。
我答道：“我觉得，如果人们用辞职做筹码来达到特定的目的，那就太悲哀了。”相反地，人们应该努力工作，坦坦荡荡地解决问题。但如果始终无法拨乱反正，问题又太重要而不能视而不见，那就只有辞职一条路可以走了。
这里他说的出庭做证指的是在国会听证会时，出庭陈述证词。他的这句话让我心里一沉。海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项目究竟在调查什么，竟然会让一个空军上将在下任总统上任时遭到国会的拷问？他为什么要跟司法部的二把手说这么一句话？我还没寻思过来，他已经开始介绍了。他把俚言俗语和官方口径结合在一起，这使他的汇报妙趣横生，也让我放松了不少。但我很快便意识到，上将的简报做得像流水账一样，听的时候很有趣，但当他介绍完，我再把他介绍的东西连在一起看时，却依旧什么都不懂。
这时，卡德办公室的门开了，冈萨雷斯进来了。他看见奥尔森坐在办公室门口，也邀请他一起进来了。我们4个人坐下，沉默良久，思考现在的情况。我们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冈萨雷斯和卡德也没对自己刚刚在阿什克罗夫特病房中的所作所为做出什么解释，但我们的情绪都平静了许多。在这种气氛中，我们休会了。
2004年2月中旬，我在司法部会议室里开了这场等待已久的简报会，听取国家安全局局长、空军上将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对这一被列为国家高级机密的监视项目的简要介绍。海登是一个永远衣冠楚楚、和蔼可亲的人。他光头，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总愿意说点儿俚言俗语，三句话不离匹兹堡钢人球队。我们坐下来之后，上将的开场白我至今都记得：“我太高兴你能加入这个项目了，这样等约翰·克里当上了总统之后，我出庭做证时还能有个伴儿。”
几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听我的手下讲他们那天晚上的经历。那天晚上，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一定是有什么糟糕的事儿要发生了，都以最快的速度到了医院，但没有人真的知道是什么事情。我的办公室主任查克·罗森堡绕着医院走了好几圈都找不到自己的车。来的时候，他停了车就跳下来跑到医院找我，根本来不及注意自己把车停在哪儿了。找不到自己的车，他只能在凌晨两点半打车回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家。他妻子不能理解，为什么罗森堡没喝酒，却不记得车停哪儿了。而罗森堡还只能对妻子说：“将来我会告诉你为什么的。”他妻子更是迷惑不解了。等到罗森堡告诉她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几年都已经过去了。幸运的是，第二天他就找到了自己的车。
对这个建议，阿丁顿强烈反对。从这个项目设计到获批再到此时，他成功地将其牵涉的人员保持在了最少数，在整个美国政府里，也不过就几十个人知道项目的细节情况。司法部里有4个人参与了这个项目，其中并不包括我的前任拉里·汤普森。对于这样一个挑战司法底线的国家重大项目来说，涉及如此少的相关人员，不说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同寻常的。阿丁顿甚至没有按照常规总统文件的保存程序去保存这个项目的相关文件。作为副总统的律师，他把这些有总统签名的政令就保存在他自己办公室的保险箱里。最后，在别人不断施压的情况下，阿丁顿才软了下来，允许我了解一点儿基本情况。
我最喜欢的是办公室副主任道恩·伯顿（Dawn Burton）的经历。晚上七点左右的时候，她的上司——也就是我——已经走了，她一一询问了整个四层大厅的人，想找个人一起出去喝一杯。但每个人都说太忙了没空，于是她只好回自己的办公室继续工作。过了不一会儿，一个同事冲进她办公室说：“快穿衣服，车库集合！”她下意识地答道：“是！”然后冲向车库。随后，她就和其他同事一起挤进车里，奔向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来到阿什克罗夫特病房楼下的大厅里，压根儿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来。当所有人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她又最后尝试了一次，问有没有人想去喝一杯，但最后也没人去。
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向白宫表达了他们的忧虑，主要负责与他们沟通的是总统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副总统顾问戴维·阿丁顿（David Addington）。在这两个人中，阿丁顿一直都是那个唱主角的。他是个律师，高个子，一脸络腮胡，说话很大声，带一点儿南方口音。实际上，阿丁顿就是副总统切尼的翻版。他总觉得别人都很愚蠢，而自己忍不了这种蠢人。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对阿丁顿说，“星风”项目的法律基础面临崩溃，这让阿丁顿勃然大怒。他们试图说服阿丁顿让我这个新任的副总检察长加入“星风”项目，好让我了解当时的形势。
3月11日，星期四，我凌晨才回到家。到家的时候，家里一片静寂。帕特里斯和5个孩子都睡得很沉。那段时间，帕特里斯知道我在处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正在和白宫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她并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我一个字都不能透露给她，因为只有信息相关人员，且在得到准许的情况下，才能获知这种机密信息。帕特里斯既不是相关人员，也没得到相关许可。所以，我什么都不能告诉她。这种与家人和朋友的信息隔离让我备感压力，很多执行秘密任务的夫妻都是这样的。我睡得很少而且烦恼异常，而帕特里斯并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我到厨房去找点儿吃的，看到帕特里斯把6个月前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的一些话打印了出来，贴在了冰箱门上。那天，她和孩子们都出席了我的听证会。参议员就我出任副总检察长之后将如何处理与白宫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进行层层逼问。他们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我将如何处理政治上有争议的调查，帕特里斯贴在冰箱门上的，正是我当时回答的部分内容：
我能理解政府开展这类项目的原因，也能理解其急迫性。“9·11”恐怖袭击事件中，3000名平民在一个万里晴空的早晨无辜丧命，使整个美国陷入无以言表的痛楚之中。那一天彻底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所有美国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我们发誓要竭尽全力阻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我们改进政府部门，重组联邦调查局，打破部门间的隔阂，开发新的工具，建立新的连接，都是为了能够避免如此巨大的灾难再次发生。“9·11”事件发生之后我回到曼哈顿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那时，世贸大厦还冒着烟。那天晚上，我站在围栏外，看着消防队员在废墟中一点儿一点儿地搜寻生还者，找寻遇难者的尸体。我比谁都知道，我们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但我同样明白，我们要在正确的道路上与其战斗，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与其战斗。
我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权宜，也不关心所谓的情谊。我只关心真相。我永远不会知法犯法。面对有争议的政策，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但我只会做正确的事。
戈德史密斯的首要关注点放在了那时还是高级机密的“星风”项目上，他和另一位十分出色的律师帕特里克·菲尔宾（Patrick Philbin）都认为这个项目的法律基础并不是那么牢靠。“星风”项目的法律意见书是由戈德史密斯的前任签署的，批准国家安全局在无须向法官申请授权的前提下，即可对美国境内的疑似恐怖分子和公民进行监视。整个布什政府都将这一项目视为对抗恐怖主义的情报来源。而布什总统似乎并不知道的是，国家安全局做得有点过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只是法律基础不牢靠那么简单，按照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的结论，他们的做法明显是违法的。
几个小时候之后，我就被一条消息惊醒了。消息上说，恐怖分子在夜间袭击了马德里的市郊往返列车。接下来的一天，我们都是在这些恐怖袭击的消息中度过。我们司法部、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的情报机构一起，调查美国国内是否存在类似的阴谋或威胁。我们一大早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碰面，米勒局长和我一起坐车前往椭圆形办公室开恐袭简报会。我们见到了总统、副总统和他们的高级官员团队。没有人提到“星风”项目。
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是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他之前是法学教授，性格阳光开朗，还有点娃娃脸，整天都笑嘻嘻的。但坐上了这个位子4个月后，他面对的问题就让他笑不出来了。“9·11”事件发生之后，当时的法律顾问办公室主任顶着巨大压力很快签署了一系列法律意见书，然后卸任了。戈德史密斯顶了上去。在此之前，法律顾问办公室的律师们已经证明了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采取积极反恐行动的合法性。两年多来，总统和整个情报机构的行动都是基于那些法律意见书。但在戈德史密斯看来，这些意见书中的很多说法都大错特错。随后，布什政府内部就这些观点展开了激烈讨论，但越讨论越糟糕。
简报会散会后，我在走廊里拦下了弗朗·汤森（Fran Townsend）。我们曾一起在纽约做助理检察官。她现在是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的副手。赖斯没有跟副总统一起参加星期二那天的会议。有没有可能国家安全顾问并没有参与“星风”项目呢？如果她也参与了这一项目，她会不会保持着理性呢？
尽管我很注意培养“快乐”的工作环境，但司法部的工作中总有那么一些黑洞，一点儿乐趣都没有。在这些黑洞里，没有什么道德底线可言，只是不断地与白宫和其他政府部门打太极，做无谓的争论。这些争论让我们泥足深陷，大伤元气，我甚至担心会因此失去一些部门内最优秀、最有能力的律师。其中一个黑洞就是法律顾问办公室，就相当于行政机构内部的最高法院。在这里工作的律师经常被我称为籍籍无名、离群索居的修道者。他们都非常聪明，经常要解决很多来自其他行政机构的、无比艰难的法律问题。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法律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然后就其是否符合法律要求给出结论。当然，要得出这个结论，他们需要考虑到法院、国会和法律顾问办公室之前就同类问题给出的结论。这真是太难了，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很难得出最后的结论。当他们面对的问题涉及机密信息的时候，工作就更难做了，遇到问题连个可以探讨的人都没有。
我对汤森说，我有个词要告诉她，我想让她帮我弄明白赖斯知不知道这个词。汤森看起来有点儿困惑，但我没有对她解释，而是继续对她说：“‘星风’。我想知道赖斯知道不知道这个词。”弗朗答应了我，说她会帮我弄明白。那天下午，汤森打电话来，急急忙忙地说，赖斯知道这个词，然后就把电话挂了。于是我明白了，我无法从赖斯那儿得到任何帮助。
于是我坐下，开始汇报。随后，总统感谢了与会人员，然后就散会了。鲍勃看起来一点儿都不高兴。他咬牙切齿地在我耳边说道：“我真想掐死你。”
而司法部这边，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已经证实，白宫已经在“星风”这个项目上保持静默。我们只能等待。傍晚时分，他们俩来见我，告诉我，总统对我们的警告置之不理，重新授权了这个项目。新的授权令和之前的有很大不同：需要司法部部长签名的地方已经被删掉了，取而代之的是总统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的签名。阿丁顿还在上面添了其他内容，授权国家安全局执行一些之前的总统授权令没有提及的行动。
“啊，吉姆，来得正好。我们正要听司法部的。”布什总统说。
听到这儿我知道，司法部这场仗打输了。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鲍勃·米勒的也是如此。我们俩都不会再为政府工作了，因为我不可能接受白宫这样公然违法的行为，而他也不可能指挥联邦调查局参加这样没有法律依据的行动。
鲍勃简直能感觉到自己的汗正在一滴滴顺着后脊梁淌下来。会上，每个部门都要做汇报，一个一个来。劳工部汇报结束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汇报结束了，教育部汇报结束了，农业部汇报也结束了。我还没有来。鲍勃开始耳鸣，他想起来自己对这个政策一点儿都不了解，根本没法回答总统的问题，一个字都说不上来。退伍军人事务部结束了，卫生及公共服务部结束了。他开始有点头晕，心脏快从嘴里跳出来了。商务部结束了，小型企业管理局也结束了。豆大的汗珠顺着衣服向下淌，他整个后背都湿透了。这时，门突然开了，我大踏步走了进来。
我写了一份辞职信，回家告诉帕特里斯，我打算辞职了。和之前一样，我依然不能告诉她原因究竟是什么。
“吉姆可以来的时候再追上我们的进度。咱们开始吧。”
3月12日，星期五，天灰蒙蒙的。早饭前我就起床出门了，在我走后，帕特里斯对孩子们说：“爸爸可能要去找一份新工作了，不过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我和鲍勃·米勒一起，照常在联邦调查局总部梳理了早上的恐袭信息，然后出发去白宫参加椭圆形办公室的恐袭简报会。我们默默地望着窗外的玫瑰园，等着老爷钟旁边的门被总统推开。那时候，我还想着要记住这些我再也不会看到的景色。这时候，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开了。
有人跟他说，科米正在楼下战情室里开会。
这场会议的气氛十分诡异。我们讨论了马德里事件，讨论了“基地”组织，讨论了所有该讨论的事情，就是没讨论“星风”项目。双方都明白，一旦我们触及这个话题，表面的和平就会立即崩溃。会开完了，我们都站起身来要出去，米勒走在我前面。我马上就要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总统说：
果然，布什总统提前了5分钟到达罗斯福厅：“还有谁没到？”
“吉姆，我能跟你谈谈吗？”
布什总统这么做可能确实有些恶趣味，很显然他很爱看别人被捉弄。但在我看来，他知道在这种高压高危的工作环境下，有点幽默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总是这样，上一秒还在讨论生死攸关的反恐措施，下一秒就放声大笑，不能自已。这是我们保证自己能继续工作的唯一方式——在痛苦繁忙的工作里找点儿乐子。但那天在白宫，我的朋友鲍勃·特罗诺觉得自己跟总统的那次会面一点儿都不好笑。
我转过身，布什总统带我走到椭圆形办公室的另一头，穿过一个小厅，走到了总统的私人餐厅。餐厅里有一张四方桌，每侧都摆着一张椅子。我们坐下来，总统坐在背对窗子的那张椅子上，我坐在离门最近的那张椅子上。
他抬起手示意我停一下，稍稍转了一下椅子，转身看向外面的南草坪。那儿围着很多记者。我也随着他的目光向外看。随着直升机不断降落，螺旋桨卷起地上的雪，扬起白茫茫的一片雪雾。那些雪全都落在了外面等待的记者身上，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像雪人一样，窘态百出的雪人。布什总统的表情并没什么变化，只见他把椅子转回来，把手放下，对我说：“继续吧。”
“你看上去气色不太好，”总统单刀直入，“我们不希望再有人倒下了。”几天前，另一个机构的一名同事在离开白宫的时候，晕倒在地了。
我正在就一项涉恐案件跟总统进行简单汇报，这时直升机的轰鸣声越来越近。总统冷着脸示意我停下来：“等一下，吉姆。”
“我这几天没怎么睡过觉，我压力太大了。”我也直言不讳。
我曾经也看见过布什总统恶作剧的一面。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早上，整个城市都笼罩在皑皑白雪之中，天冷极了。布什总统坐在他经常坐的那张椅子上，背对着壁炉和老爷钟。他马上就要乘坐“海军一号”出行，因此，记者们都一如往常地等在玫瑰园外，裹着厚厚的大衣，想要记录下总统的这次出行。
“那让我把你肩上的重担减轻一些吧。”总统说。
我再一次解释道：“鲍勃，这个笑话只能我们两个之间说说，不应该给别人知道。”他理解了我的意思，但还是觉得这事儿太好笑了。事情过去了这么久，现在想想我也觉得这事儿挺好笑的。
“我也希望您能这样做，总统先生，但很遗憾您不能。我觉得我正站在两条铁轨中央，一辆火车就要从我身上碾过去了，我的职业生涯即将结束，而我一动都不能动。”
米勒回答说：“多有意思啊！”然后又做了个鬼脸笑起来。米勒并不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很多人都害怕他这张扑克脸。据小道消息说，“9·11”事件之后不久，米勒的膝盖动了个手术。手术的时候他都不打麻药，只是咬了根皮带。但我很了解他，我知道他还是有幽默细胞的，只不过都是些黑色幽默和冷幽默罢了。这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为什么呢？”
“你简直吓死我了。别再这么干了，我都快让你吓出心脏病来了。”
“因为截至目前，我们都不能为‘星风’项目中的部分行动找到合理的法律基础。”
总统大笑起来，我的心又放回了肚子里。副总统切尼没笑。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我拉住了米勒，苦笑着说：
随后，我们讨论了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也就其中有问题的那些部分交换了意见。最后我说：“我们就是无法证明这部分是合法的。”
我深吸一口气，心一横，接着道：“谁说您没有创造就业机会？这家伙都有两份工作了。”
“但行政机构的办事条例是由我说了算的。”总统说。
然后总统催我说：“吉姆，你说什么了？”
“确实是这样，总统先生。但司法部能否证实其合法性，是由我说了算的。在这件事儿上，我没法证明其合法性。我们已经尽力了，总统先生，但就像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所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都能听到挂钟嘀嘀嗒嗒的声音。我并没有接话。
“如果你早一点儿跟我们提出这些反对意见，该有多好。”
布什总统也看向我，副总统切尼也看向我。我都吓呆了。在会前，米勒和我正好说到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开了个玩笑。但我并不想在总统先生面前开这个玩笑，怕一不小心惹他发怒。
我吃了一惊：“总统先生，如果您的手下是这么告诉您的话，那您就被彻底误导了。这几周，我们一直都在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
米勒这个人平时没什么幽默感。但那次，他说完这句话就停下了，然后转向我说：“吉姆说……”
他停了下来，好像在消化这个惊人的真相。“你能再给我些时间吗？给我到5月6日就行。我打算提交一项法案，那时候这个项目就没有问题了。这个项目真的很重要，如果5月6日我没法让法案通过，那我就叫停这个项目。”
有一次，在早上的反恐简报会上，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汇报说，一名正在政府密切监控下的疑似“基地”组织成员巴巴尔又在纽约找了一个兼职工作。
“总统先生，这个我确实做不到。这几周以来，我们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布什总统可能确实缺乏点儿耐心，他总是提前开会这事儿简直快把我逼疯了。但更令我震惊的是他强烈的、有时有点恶作剧般的幽默感。我还记得2004年的时候，他正在参加第二次总统大选，跟民主党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竞争。克里当时总是用布什总统主持推行的一项政策攻击他，称这项政策为“失业版”经济复苏方案。
讲到这儿，我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气，然后逾越了我作为律师的本分，给总统提了一个政治建议。“总统先生，我觉得我必须要说这句话。美国人民如果知道我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会很担心的。”
这次，换成鲍勃在罗斯福厅里坐立不安了。他挑了一个远离主会议桌的位子，看着主会议桌上写着我名字的桌签旁始终空着。一如往常，布什总统提前走进了会议室，不耐烦地扫视了一圈。可怜的鲍勃。
从我们开始谈话到现在，他第一次生气了：“这事儿还是留给我来操心吧！”他的语气有些尖刻。
我确实没骗他，但天不遂人愿。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与宗教有关的简报会开始之前，我被叫去战情室开另一个会，而且那个会超时了。这天，布什总统并没有在战情室里跟我一起开会，而且他把那个与宗教有关的简报会的开始时间提前了。尽管布什总统这个提前开会的习惯与克林顿总统总是推迟开会的习惯相比，没那么恼人，但总统提前召开会议就意味着所有的参会人员都要提前好久到达会议现场。在我刚当上副总检察长的时候，就曾错过一次总统先生的反恐工作简报会。那次，我提前15分钟到达了会场，然后决定去个卫生间。卫生间就在椭圆形办公室外面不远。（我总跟家人说那儿有“世界上最高级的厕所”）。但当我回来的时候，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关上了，会议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在会议进行中进入那个办公室，我是个新人，也不敢试。在外面绞尽脑汁、坐立不安了一会儿之后，我走了。
“好的，总统先生。我只是觉得有必要说这句话。”
但出乎我的意料，鲍勃对我的想法并不怎么感冒。他对这个资助宗教团体的政策丝毫不知，一个字儿也没听说过，也并不想跟总统一起开什么简报会。我跟他说，他什么也不用干，只要听着就行了，我来做汇报。我劝了他好久，做了很多保证，他终于不情不愿地同意了。“别担心，我不会拿你开涮的。”
他也停顿了一下，我知道这次谈话要结束了。就像我星期三晚上跟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讲的那样，我并不相信以辞职作为要挟就能赢得这场争论。我觉得，就算有争论，也应该坦坦荡荡地争论，等一切已成定局之后再决定是否要辞职。如果一言不合就要卷铺盖走人，总让人觉得有点儿输不起。
我非常了解这项政策在司法部的执行情况，并不需要人陪同。但我突然想起来，鲍勃·特罗诺——一名非常资深的联邦助理检察官——还没来白宫开过会。鲍勃是我在里士满的同事，我们一起处理过利奥尼达斯·扬的案子，他负责起诉了那个助纣为虐的年轻牧师。我让他到华盛顿来，帮我管理美国法警署和联邦监狱局。这些机构都是司法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白宫对这些机构历来不怎么关注。我觉得这趟旅程对他来讲，应该挺有意思的。
但我还是想要帮助布什总统。我欣赏他，希望他能够成功。而他显然没意识到前面的暴风雨有多强烈。整个司法部的领导团队都要离职了，就在他要重新参加大选的关键时刻。哪怕是在“水门事件”发生的时候都没有过这么大规模的离职事件啊。我得告诉他，得提醒他，但我又不想打破自己的原则。所以，我只能试试其他办法。
布什总统任期内很重要的一项提案就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各部门和机构为宗教团队筹措资金。大多数政府部门，包括司法部在内，都专门设了一个办公室处理这一与宗教相关的事宜。2004年，布什总统召集了好几个部门的领导，听取他们对这项政策的执行情况的汇报。我代表司法部参加。在开会之前，我被告知每个与会领导都可以带一名陪同人员，也就是说我可以带一个我的工作人员。
我磕磕绊绊地说：“呃，总统先生，我觉得您应该知道，鲍勃·米勒今天早上正在计划着离职呢。”
我做副总检察长的时候，为了带着大家找点儿工作中的乐趣，有时候会乐于当个白宫的“导游”。比如说，我去白宫开大会的时候，经常会带着一个之前没去过白宫的同事。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挺乐意去，但有一次差点儿闹出事儿。
他又停了下来。“谢谢你告诉我。”他伸出手，请我回到了椭圆形办公室。我走过屋里的老爷钟，直接下了楼，鲍勃·米勒正在白宫西厢楼下等我。我开始跟他讲我跟总统都谈了什么，一位特勤特工走了过来，说总统想马上见米勒。
“9·11”事件后，副总检察长的工作压力真是太大了。工作压力越大，我越希望能帮助我的团队成员在工作中找点儿乐趣。找到乐趣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开怀大笑，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一起在工作中找到意义和乐趣，我们的办公室一定会充满欢声笑语。同时，笑声也代表着我们没有把自己逼得太紧。
大约过了10分钟，米勒回来了。我们一起回到他的雪佛兰车里，在后座坐定。他让他的司机先出去一下。（后来，这位司机告诉我，他知道肯定出事了，因为这是20年来，米勒第一次让他出去待会儿。）接着，米勒告诉我，他和总统谈论的基本上是同样的话题。米勒坚定地向总统表示，如果“星风”项目再这么进行下去，他不会继续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随后，他恳请总统听听我们的理由。总统对他说：“告诉吉姆，做他该做的事让这个项目合法。”
挂了电话，我马上对开车的法警说：“艾德，我需要尽快赶到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可能是感受到了我话语中的急迫，艾德打开了应急灯，开始飞速前行，就好像是在赛车协会的赛场上一样。从这一刻开始，我确实是在赛跑，是在和总统先生的两位高级官员赛跑。这可以说是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最疯狂、最离奇的时刻。
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只需要总统下一个命令。有了这个命令我们就可以绕过副总统、卡德和冈萨雷斯，也绕过了阿丁顿和他那个装满了秘密命令的保险箱。我们回到司法部，对我们的高级官员说了这个消息。现在，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请更多的好律师加入这个项目里来。那时候，泰德·奥尔森正在准备一场最高法院的辩护，因此他的副手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同一时间加入的还有很多法律顾问办公室的优秀律师。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律师也加入了我们的团队。阿丁顿阻止不了我们将更多人吸纳进来。
珍妮特拒绝了总统的要求。她说她丈夫因重病卧床，神志不清，不能和总统通话。总统并没放弃，对她说要派总统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总统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到医院去看望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跟他讨论一件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珍妮特·阿什克罗夫特马上给艾尔斯打电话说了这事儿，于是艾尔斯打给了我。
整个团队周末都在加班，起草了一个新的总统政令，缩小了国家安全局的授权监控范围。我决定向白宫递送一份机密备忘录，总结一下问题所在以及我们建议的解决办法。这个备忘录将永远被记录在总统文件中，也回应了总统对米勒的指令。这个备忘录中记录了司法部将“星风”变为合法项目的全部过程。这个做法有点不厚道，因为这样做，就相当于把之前项目中那些出格的行为做了永久的全套记录，但这时候确实应该不厚道一回了。星期日晚上，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亲自把这个备忘录送到了冈萨雷斯家里。这个简报让白宫中的一些人气坏了。
艾尔斯在电话里说，几分钟之前，总统想跟阿什克罗夫特通话。我知道总统为什么打这通电话，艾尔斯也知道，聪明的珍妮特同样知道。珍妮特跟她的丈夫一样，也是一名身经百战、言辞犀利的检察官。
随后的星期二，冈萨雷斯给我打电话，说有一份备忘录会从白宫送回我们手里。他让我不要过度反应，说白宫愿意跟我们合作。我不知道我的做法是否是“过度反应”，但我确实做出了反应，而且是非常强烈的反应。这份备忘录显然出自阿丁顿的手笔，简直就是重重地打了我们的脸。备忘录里说，我们实在是大错特错，简直就是篡取了总统的授权。这份备忘录否定了我们之前提出的所有改动，说这些改动无论是在法律层面还是在行动层面，都没有任何必要。他们确实没有指着我们的鼻子骂，但实际上字字诛心。
本来，好不容易结束一天工作的我正想回家。电话响了，来电的是阿什克罗夫特的办公室主任戴维·艾尔斯（David Ayres）。艾尔斯是那种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此时，显然有一座大泰山要崩塌了，因为他的语气冷得像要结冰一样。艾尔斯刚与珍妮特·阿什克罗夫特通过话。珍妮特·阿什克罗夫特是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妻子，这几天一直不眠不休地守在丈夫的病榻前。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被诊断出患有急性胰腺炎，一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医院住院治疗。他的病情十分严重，必须卧床而且已经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我又抽出了我的辞职信，把上面的日期改成了3月16日。我感到无比愤怒。他们连总统给鲍勃·米勒的命令都不放在眼里，只为保留这个不合法的政令。我对阿什克罗夫特的办公室主任说，我这次真要递辞呈了。他让我再等等。他很确定，阿什克罗夫特肯定想跟我们一起辞职，但他现在病得太重，不能亲自递交辞呈，问我们能不能等他好点儿再说。当然可以。我又把辞职信放回了抽屉里。
我坐在一辆全副武装的黑色雪佛兰萨博班里，沿着宪法大道向西走，陆续经过了几个博物馆、华盛顿纪念碑，以及白宫南草坪。那时候，政府高级官员根据被袭击风险等级的不同，有不同的安保措施。在曼哈顿做联邦检察官那会儿，我没有这样的安保待遇。但“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副总检察长的出行工具就换成了这辆全副武装的雪佛兰，身边还有一群武装法警陪伴。
两天后，总统毫无预兆地签署了一项新的政令，接受了我们提出的所有改动，就是冈萨雷斯那份备忘录里认为毫无必要的那些改动。政令上说，总统之所以做出这些改动，是为了更好地执行“星风”项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说他必须得改，也不是因为我们解释说法律要求这样改。这个说辞太幼稚了，但我们已经不在乎了。有了这个政令，“星风”项目的法律基础就很坚实了，法律顾问办公室就能为其找到法律依据了。5月，戈德史密斯和菲尔宾带着团队的新律师们完成了这一项目的法律意见书，并将其写入备忘录递交白宫。
2004年3月10日，已经是晚上七点了。结束了一天工作的我身心俱疲。那时，我正代替生病的阿什克罗夫特代理司法部部长一职。这个位子将我推进了和布什总统的白宫团队的纠缠之中。而且这种纠缠愈演愈烈。
至此，“星风”危机结束了。
——拉迪亚德·吉卜林《如果》
更加艰难的日子开始了。
如果周围的人毫无理性地向你发难，你仍能镇定自若、保持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