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人们害怕自己违反在上帝面前的誓言，因为这样他们就得下地狱。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宗教的威慑力慢慢消失了。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社会，那么人们必须要有所畏惧，畏惧自己会进监狱，畏惧自己的生活被搅得天翻地覆，畏惧自己会成为过街老鼠，畏惧自己的名字永远与一桩罪行联系在一起。为了保护司法制度，创建讲真话的社会风气，斯图亚特女士必须被起诉。我很确信，一旦形成了讲真话的社会风气，玛莎·斯图亚特绝不会在联邦调查员面前说谎。但不幸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风气下，我看到还有很多人依旧在犯这样愚蠢的错误。
斯图亚特的案子提醒我，司法系统最终是个信用系统。我们无法分辨人们是否说谎，是否藏匿了有用的文件，因此当我们能够证明他们说谎，证明他们藏匿文件的时候，我们就要揭发他们。这种做法给公众传递了一个信息：人们要为在执法人员前面说谎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人们要对在执法人员面前说谎心怀畏惧，否则司法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行。
作为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我的直属上级是位于华盛顿的司法部副总检察长。司法部副总检察长，通常被称为副总检察长，是司法部的二号人物，是整个司法部的首席执行官。除了司法部部长（又称总检察长）的秘书之外，司法部的所有人都要向他汇报；副总检察长本人向司法部部长汇报。这个组织架构非常复杂，只有政府才有如此错综复杂的组织架构。但我觉得这种组织架构让我的工作变得十分有趣。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思熟虑做出决定后遭到了无尽的指责。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理解我为什么非得小题大做，为什么非得毁掉玛莎·斯图亚特。我肯定是疯了才会做出这种正常人不能理解，也不会支持的决定。来自各方的指责让我保持了清醒：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做了正确的决定，我对此完全认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这个案子也为将来的执法提供了良好的先例。斯图亚特最终被定罪，判处5个月有期徒刑，在西弗吉尼亚州奥尔德森监狱服刑。
2003年夏，当时的副总检察长拉里·汤普森（Larry Thompson）来曼哈顿看我。他看起来情绪很低落。他对我说，秋天他就要离职了。离职之前，他打算向布什总统和白宫推荐我来接替他，出任司法部副总检察长。因此，他来咨询我的意见。
想通了这点后，我让戴维·凯利去调查，过去这些年里美国究竟有多少人因做伪证而被起诉。有多少“普通人”面对联邦调查员说了谎，随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答案是2000人。凯利告诉我，我得坚定自己的信念，我们做的是对的，我得坚持走下去。他说得对。我对我的下属们说，我们要起诉玛莎·斯图亚特。我决定让凯伦·西摩出庭起诉。
我当然愿意。我喜欢现在的联邦检察官工作，但我本人和我家人都不喜欢纽约。纽约市内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因此我们不得不住在离我办公室50英里远的地方。长时间的通勤占据了很多我与家人交流的时间，我经常错过孩子们的独奏会、比赛，也不能给他们开家长会。有一次，我的孩子要参加下午六点的少年棒球联合会比赛，于是我下午四点就从办公室出发了，但地面交通实在是太糟糕了，我到的时候，比赛基本都结束了。类似种种，不胜枚举。这太糟心了，我不想做这样的丈夫，也不想做这样的父亲。如果我们能搬去华盛顿，我确实工作会更忙一些，但每天会节省通勤的这三四个小时。当然，我知道，距离国家政治中心越近就越危险。一位纽约的记者写了一篇相关报道，标题是《科米即将高升，华府敞开大门》，里面写了很多我同事对此事的看法。这篇文章里写道，毫无疑问，在去了华盛顿之后，我依然会保持我的幽默感，但问题是我是否能守住自己的心。我承认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但搬去华盛顿对整个家庭来说是最好的选择。再说了，又能有多难？
就在我站在曼哈顿的办公室窗前，想起这位年轻牧师的时候，我突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这位牧师并不知名，出了里士满，我可能是唯一一个知道他名字的人。而我此刻，坐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的椅子上，居然仅仅因为不想受到指责就犹豫要不要起诉玛莎·斯图亚特，而且我居然真的因为她是个富有的名人就有放过她的念头！这简直就是在断送司法公正！我简直就是个胆小鬼！
就这样，我到华盛顿去见了布什总统的顾问阿尔贝托·冈萨雷斯（Alberto Gonzales）。他的办公室在白宫西厢二层，我们在那儿见了面。其实，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到这间办公室。1995年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间办公室。那时，我代表参议院委员会来调查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在阿肯色州投资的一个叫作“白水”的住宅小区。同时展开调查的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关事宜，其中就包括克林顿总统的白宫副顾问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的自杀案，以及他离世后办公室里的相关文件的处理问题。我在参议院委员会做了5个月的法律工作，工作内容基本就是到白宫西厢二层福斯特的办公室进行检查。参议院委员会想调查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福斯特死后，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是否亲自或是派人到这间办公室里拿走了文件。在这个案子的调查结束之前，我就离开这个团队了，但我还是能回想起来希拉里·克林顿的办公室离这间办公室有多远。
会面结束后，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因为我能看到一个原本前程似锦的年轻牧师亲手毁了自己的未来。利奥尼达斯·扬被指控，他承认了自己非法获利的罪行，被判收监入狱。为了减免刑期，他供出了助理牧师，指控其帮助自己洗钱。就这样，这位年轻的牧师因做伪证而被起诉，起诉他的检察官是鲍勃·特罗诺。庭审现场，利奥尼达斯·扬出庭指证了他。就这样，这位年轻的牧师因做伪证被判处15个月有期徒刑。我在本书中隐去了他的名字，我希望他出狱后能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除了那次，2001年我还来过一次。那时候，我在里士满做联邦助理检察官，正在调查一起恐怖主义案件。在这起案件中，伊朗策划并资助了恐怖分子在1996年对美国空军营房的一次重大袭击，因此联邦政府想要对伊朗提起诉讼。在这次恐怖袭击中，19名美国士兵死亡，几百人受伤。这类指控是有外交指向性的，因此新上任的布什政府召集了很多国家高级安全人员来听取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的汇报，以确保对伊朗的指控是证据确凿、不可辩驳的。阿什克罗夫特的手下决定由我陪他去白宫汇报，因为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一责任人，可以在他需要的时候做一些补充。但进战情室汇报的只有他一个人，我只要在外面等着就行。所以，虽然这是我第一次来战情室，但我一点儿都不紧张，我轻松极了。我根本用不着说话，甚至都不用参会，只是来看看，享受白宫的美景。但这个美景并没享受多长时间，我就被叫进去了。
我的同事鲍勃·特罗诺（Bob Trono）和我一起去见了这位年轻的牧师。在这位年轻的牧师身上，我看到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让我想要去帮助他。我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我相信他是个好人，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报答他的人生导师，那位教堂高级牧师、里士满市市长利奥尼达斯·扬。就我们所知，这位年轻的牧师并没有把不义之财据为己有。我跟他说：如果你认罪，你不会有事的，但如果你说谎，我就得起诉你了。我还告诉他，总有一天，扬市长会把他供出去的。他有点慌了，额头冒汗，但仍坚持称这家公司雇用他是因为他的“专业水平”，称他并没有给扬市长钱。
战情室的安全门关上没多久，就又开了。门口站着的是当时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那时候，里士满政府正盘算着将公共墓地私有化，其中一个竞标公司联系了扬市长。而市长表示，如果这家公司想在竞标中一举成功，那就得雇几个人，比如说请他的助理牧师去做“顾问”。然后这个公司就雇用了这位年轻的助理牧师，给他开了好几万美元的支票。银行记录显示，年轻的牧师兑现了这些支票，然后把这些钱都给了扬市长。
“谁是负责这个案子的检察官？是你吗？”他盯着我喊道。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担任联邦助理检察官主管。我就是那时候认识他的。当时，他是里士满浸信会第四教堂的一位年轻的助理牧师。教堂里的高级牧师是当时里士满市的市长——利奥尼达斯·B.扬（Leonidas B. Young），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但不幸的是，扬市长可能是太有魅力了，甚至有点招蜂引蝶。他已婚并育有子女，却同时跟很多女人有婚外情。为了保持这些婚外情，他甚至去做了阴茎植入。后来，这个手术失败了，留下很多后遗症，要花大价钱护理。他又得花钱治病，又得花钱给这些情妇买东西、安排旅行、住酒店，扬市长有些捉襟见肘。他决定要赚点儿钱。但不幸的是，他选择了利用职位便利谋求财富，并且让他的助理牧师来帮他干这事儿。
“是……是我，先生。”我吓得都结巴了。
我咨询了刑事部门主管凯伦·西摩，看看她能不能与斯图亚特的团队进行认罪协商。凯伦并不想这样做，因为她手中已经握有强有力的证据，跟犯罪嫌疑人进行认罪协商可能让他们以为我们的证据并不确凿，但她还是试了试。起先，斯图亚特的律师团说她愿意认罪，后来又说她绝不认罪。我猜测，要么是他们想试探我们的决心，要么就是没能劝服他们的当事人在这个不可能打赢的官司上认罪。但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想要将斯图亚特绳之以法，我们就得对她提起诉讼，然后跟这个受人爱戴的公众人物打官司。尽管这个案子证据确凿，但我依然犹豫了。我知道斯图亚特那些媒体圈的朋友会如何维护她。他们会说我就是想借这个案子捧红自己，说我打着司法公正的幌子拿公众人物开刀，说我就是另一个鲁迪·朱利安尼，踩着别人的肩膀上位。关于这一点，斯图亚特的律师早已透露过。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思考良久。我并不想让自己成为媒体舆论的焦点，更不想遭到不公正的指责。正在我为自己和自身形象担心的时候，我想起一个年轻的黑人牧师。
“进来。”显然，里面的会议进行得并不顺利。
斯图亚特除了有一堆狂热的粉丝帮她说好话之外，她的律师团队也十分给力。她的辩护律师给出的理由之一就是：一个身价上亿的人居然为了区区5万美元不惜触犯法律，而且还是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飞机上干这事儿，实在是没有必要。她的时间太宝贵了，这些琐事根本不需要她浪费精力。听了这个辩护理由后，我问她的律师团：假如在一个周末的早上，斯图亚特女士端着一杯咖啡，走出自己豪宅的门，沿着蜿蜒的花园走道去取当天早上的《纽约时报》。突然，她看到报纸边上躺着一张5美元的钞票，你说她是会捡起来呢，还是对这种“琐事”视而不见呢？律师团一片沉默。她当然会捡起来了。只需给经纪人打个电话，就能避免自己5万美元的损失，她当然会这么做。大多数人都会这么做，尤其是当人们对内部交易罪这种罪名并不熟悉时。
鲍威尔上将引导我进去，让我坐在他和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的对面。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坐在主位上。我两边坐着的是司法部部长阿什克罗夫特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Louis Freeh），两人都已经面红耳赤了。接下来的20分钟里，两位强硬的白宫内阁秘书长连珠炮似的开始对我提问，问这个案件的相关问题和现有证据。我真是如坐针毡，后背都湿透了。问完之后，他们让我离开会议室，他们接着开会。真的，我整个人都呆滞了，径直走了出去。几周之后，这个案子获得了上级的批准，我获准起诉了伊朗支持恐怖分子对胡拜尔大厦的袭击。
这就意味着，玛莎·斯图亚特确实对我们说了谎，而我们现在也有充分的证据能证实她说谎了。实际上，她根本没必要说这个谎。她本可以选择主动退还那5万美元（对她来讲，这5万美元简直是九牛一毛），然后表达出自己的悔改之意，发誓说她也不会再干这种内部交易的事儿了，这事儿就可以了结了。然而，她选择编织一个精心的谎言，然后让别人给她掩盖行迹。
现在，我又回到了这里。白宫西厢的一楼有许多高大宽敞的办公室，椭圆形办公室就在这层。在我看来，这层的办公室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层高，是因为占据了上下两层的空间，尤其是挤占了地下室的空间。后来，我在地下室参加过很多国家安全会议，战情室的门只有1.85米高，对于我这个近2米高的大个子来说确实有点矮。为了适应这一点，我会在进门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点下头，就好像在跟某位看不见的同伴打招呼一样。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不知道我点头的幅度有这么精确，直到我换了一双新鞋。那是在布什总统任期内，我那双新鞋的鞋底和鞋跟与我之前穿的鞋子不太一样。但显而易见的是，穿上新鞋的我比原来高了一厘米。有一次，我急急忙忙走向战情室去见布什总统，进门的时候，我向原来一样微微点了下头。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重重地撞在了门框上，撞得我眼冒金星。一个特勤局的探员问我是否还好，我说还好，然后进去了。但当我坐在桌前跟总统和国家安全团队的人讨论时，我感觉到有液体从头上流下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撞出血了。然后，我干了这么一件事：我不停地把头歪向不同的方向，让血不流到头发外面来。天知道布什总统看见我这副德行会怎么想，但他没看见我流血。
非常出人意料，这个案子的关键证据来自玛莎·斯图亚特最好的朋友，玛丽安娜·帕斯特纳克（Mariana Pasternak）。就在这个所谓巧合的股票抛售发生之后几天，这两位都到墨西哥的卡波圣卢卡斯过新年假期。帕斯特纳克告诉调查员，她们在酒店阳台上闲聊的时候，斯图亚特对她说，她之所以卖掉所有英克隆公司的股票是因为她的经纪人说瓦克萨尔把自己的股票卖了。然后斯图亚特又说：“有这样一个经纪人实在是太好了！”
冈萨雷斯的办公室在顶层，非常小，只有几个小窗户，天花板也非常低。估计在那儿办公的人，十有八九都会得幽闭恐惧症。但我们一坐下来谈话，我就放松了。冈萨雷斯在布什总统还是得克萨斯州州长的时候就跟着他了。他是个温暖、友好、言辞极其温柔的人。我们每谈一会儿就会停一下，让人略感尴尬。在我就任副总检察长之前的“面试”中，他没有问我太多问题。我只记得他说白宫正在寻找一个“能顶得住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的强人”。他想知道我认为自己是否能够胜任。
但很快，这案子就变得不那么简单了。一天下午，担任该案件调查小组组长的助理检察官冲进我办公室。从我办公室里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曼哈顿这侧的风景，可以看到纽约市警察局总部。从早到晚，我都能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人来人往，纽约市警察局总部总有人进进出出。调查小组组长冲进来时，两只胳膊举过头顶，仿佛预示着胜利一样。他笑着告诉我他们找到了关键证据。
这对于我来说是个很奇怪的问题，因为他似乎在质疑总统亲自选出来的司法部部长。但后来我很快了解到，华盛顿就是一个互相质疑的地方。人们会质疑他人是否忠诚，质疑别人的动机，尤其是当被质疑者不在场的时候，就更容易发生这种情况。阿什克罗夫特是个保守派，曾经想过参加2000年的总统大选，而乔治·W. 布什就是这年当选的。当时身处曼哈顿的我并没意识到，此时白宫和阿什克罗夫特之间的关系已经有点剑拔弩张了——总统亲自选的司法部部长在谋求自己的政治前景，而且其政治立场与布什总统并不完全一致。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些真真假假，但我向总统顾问冈萨雷斯保证，我不会因任何事情、任何人的恐吓而退缩，我会永远坚持做对的事情。他看起来对这个答案很满意，至少那时候很满意。冈萨雷斯和其他布什政府的大人物同意了我出任副总检察长的职位。随后，我和阿什克罗夫特简单见了一面，那时候阿什克罗夫特已经很了解我了。2003年12月，我搬到了司法部总部大楼的办公室里，也开始着手把家搬到华盛顿郊区。
我们有这么多复杂的大案子要忙，我为什么要关心玛莎·斯图亚特的案子？这不过是个简单的小案子，不过是个富人在自己的朋友卖了某公司的股票后自己也跟着卖了，而事后又对调查员撒了个谎罢了。我们有证据表明这是个内部交易案，如果我们再上纲上线一点儿，指控嫌疑人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也就是了。但这个案子远不止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案子涉及一个人人爱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陪审团的同情心异常高涨。斯图亚特在电视上教会了我们很多小窍门，我也曾按照她的建议，在感恩节烤鸡下面垫一层罗勒叶。为什么要起诉她，惹这个麻烦呢？谁又关心这个呢？
担任副总检察长的我手下有将近20名律师帮忙处理繁多的工作，有近100名检察官直接向我汇报。我在司法部门已经工作近15年了，但做副总检察长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与内阁成员接触。我的直接上司当然是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尽管冈萨雷斯对他有所怀疑，但我觉得他是个热心、正派、对工作兢兢业业的人。我们之间合作得很愉快，但并没什么私交。可能是因为我们之间差了18岁，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处事风格太不一样了。他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很喜欢跟大家一起打球。我们曾经一起打篮球，我拼命想要防住他，但事与愿违，最终我们队输了。他也是个很老派的人，是个虔诚的信徒。他不跳舞，不喝酒，也不骂人，对我总爱说的一些“花言巧语”嗤之以鼻。
但通常情况下都没这么简单。联邦调查员在调查犯罪意图时经常受到阻碍，尤其是涉及巨大经济损失的案件。人们口头呼喊着公司高级管理者“一定知情”并不够，要排除合理性怀疑，找到能够证明他知法犯法的证据。在这种时候，公司的高级管理者总是表现得十分震惊，震惊于自己手下的员工居然敢违犯法律，以此表示自己对犯罪行为毫不知情。
有一次会后他把我留下来，温和地指出我在会上一些措辞不当的地方。他说，他认为司法部是美国人民深信不疑的法律象征，我说我完全同意这句话。然后他说：“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可能要提醒你注意自己的措辞。”
于是，向陪审团证明这些人内心是否在图谋不轨的重任就落在了我们调查员和检察官的肩上，而且要使12位陪审员一致认同案件中公诉方证据充分、符合规定。要调查并指证罪犯实在是太困难了。20世纪，电子通信设备的发明为执法部门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取证依然是一个困难重重的过程。有时候，电子邮件里确实有一些直截了当、无可辩驳的证据。在我办过的一个案子里，一个财务主管就给另一个财务主管发邮件说：“我就祈祷证券交易委员会不会发现我们在干吗。”他的同事回复道：“别管证券交易委员会了，联邦调查局来的时候，我肯定就完蛋了。”这些证据确实很有利。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在会上说什么不合适的话。我确实说了些难听的话，但那只是为了强调，为了制造会场效果，而且骂人的话我也没说太多。
但在公司诈骗案里，重点完全反了过来。忙活了一天，探员终于调查清楚这些交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终于知道交易的双方是谁，都交易了些什么。但涉案的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完全不知道这些以抵押贷款支持的交易、逆向回购交易、外汇掉期交易等错综复杂的交易是非法的。他们肯定会说，自己对那些蒙受重大损失的人感到非常抱歉，但自己确实不知道自己哪里违法了，也压根儿就不想犯法。
“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吗？”
我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玛莎·斯图亚特这个案子，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时间花在那些更为重大的案件上。20世纪90年代正是科技泡沫破碎的时候，伴随着急剧动荡的市场环境，一大批公司诈骗案涌现出来。借用沃伦·巴菲特的名言：“当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当市场的大潮退去后，安然（Enron）、世通（WorldCom）、阿德菲亚（Adelphia）等公司的诈骗行径暴露，造成了多家公司破产，成千上万的人丢掉工作，投资者损失了几十亿美元。那时候，为处理这些大案子，我们夜以继日地在纽约的办公室里工作。这些案子太难了，要动很多脑筋才能最终破获。这跟我之前处理的贩毒案太不一样了。我处理过很多贩毒案，那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找到被告和毒品交易之间的联系。如果联邦探员闯入一个旅馆房间，发现一公斤海洛因堆在桌上，那桌边坐着的所有人都要坐牢。这些人之中，没人会说自己不知道买卖毒品是违法的，也没人会辩解说自己的会计师或律师已经检查了这些海洛因，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法律的要求。因为这些理由都是没用的。所有人都要进监狱。
他想到要重复我的话，似乎感觉难以启齿，憋了半天都没说出来。我想着肯定是那个以“F”开头的脏话。为什么我自己丝毫不记得了呢？
随后，调查员又查到了一个疑点。他们询问了斯图亚特的秘书，了解到在联邦调查员开始调查英克隆股票抛售案之后，斯图亚特曾让秘书把自己和经纪人的电话记录调出来，然后她走到秘书的办公桌前，让秘书起来，自己坐下，开始删掉经纪人打电话来想商谈关于瓦克萨尔一事的那部分信息。但斯图亚特在中途停止了操作。显然她觉得自己在潜在证人面前就这么删掉证据实在是太蠢了。如果被检举，这就是妨碍司法公正的重罪。她突然站起身来，让秘书把自己刚才删掉的地方恢复。
过了许久，他终于说了一句：“这字和‘诗’差不多。”
该案件的调查启动之后，联邦调查员获得了经纪人手写的便条，证实了之前斯图亚特关于售卖股票协议的说法。但便条上的字是由两种不同的墨水写成的。能支持斯图亚特说法的部分是用一种牌子的墨水写的，而其他的内容则是由另一种牌子的墨水写的。
我搜肠刮肚想了半天，我究竟说了一个什么类似“诗”的字，突然我恍然大悟。在讨论一个案子的时候，我用了“屎”这个字，说了个类似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之类的话。我努力让自己忍住不要笑，跟他道了歉，说下次一定在措辞上格外注意。
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才不相信什么巧合。斯图亚特的说法让他们想要进一步深究。调查员查到了很多疑点，但其中最可疑的就是斯图亚特和瓦克萨尔的股票经纪人居然是同一个人。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这个经纪人在瓦克萨尔卖掉股票的那天早上，给斯图亚特打了个电话。但是，斯图亚特那时候正在去墨西哥的私人飞机上，并没接到这个电话。因此，经纪人给她的秘书留了个信儿，说自己有很紧急的事情，是有关瓦克萨尔的，必须要马上跟斯图亚特商谈。
坐在我这个位子上，当然免不了有幸去椭圆形办公室几趟。2003年，我第一次踏进了这个传说中的办公室。那次，我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参加布什总统的每日恐袭通报会。“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只要在城里，每天早上都要和反恐小组的人员见面，主要包括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相关人员。实际上，要去开会之前我有点紧张。原因之一当然是我不想因为自己说了什么蠢话影响整个司法部的形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居然要和美国总统一起，在这个“传说中”的办公室里开会了！在2003年，“9·11”事件刚过去两年，没有什么事儿比反恐更重要了。
斯图亚特告诉调查员，她和她的股票经纪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英克隆公司的股票跌到某个价格，或者说“触底”了，那就立刻将其卖掉。斯图亚特说，她在卖股票之前，并不知道瓦克萨尔把自己手里的股票卖了。可能就是因为瓦克萨尔大量抛售英克隆公司的股票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暴跌，因此斯图尔特才卖掉了自己手里的股票。这事儿就是个巧合，没什么可调查的。
这是我第一次面见美国总统。当我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时候，我不禁感叹这办公室实在是太大、太敞亮了。嵌入式天花板内嵌了一排灯，把办公室照得如同正午一般。这个会上，除非总统点名让我发言，否则我并不需要说话。我坐在那儿一一扫视这些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大人物——总统乔治·W. 布什、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Bob Mueller），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还有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
但斯图亚特并没有这么做。
在那一刻，我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之前一直以为坐在这儿指点江山的会是别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事实上坐在这儿绞尽脑汁出谋划策的居然是我们这些人。我并不是在贬低当时在场的任何一位，大家都是很聪明、很有才华的人。只是我之前没有想到，当我站在金字塔顶端的时候，身边居然就是这些人。这让我感到有点安慰，又有点恐慌。突然，脑海里闪过鲍勃·迪伦（Bob Dylan）的歌词：“从远处看起来巨大无比的，走近了或许并非如此。”
斯图亚特是瓦克萨尔的朋友，所以调查员觉得她可能会说，当她知道瓦克萨尔卖掉公司股票的时候，她也照做了。她当然会说她并不知道这笔交易有什么问题，如果真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感到很抱歉。这种情况下，最后调查员会给她一个严正警告，也可能开出一张对她来讲不值一提的罚单，然后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坐上这把交椅后，我主持的第一个案子还是一个伪证案。2003年6月，就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不久，记者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在一篇报道中向公众披露了一名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的名字。在这篇报道发表的前几天，这名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丈夫写了一篇报纸评论文章，公开质疑布什政府发起伊拉克战争的合理性，怀疑美国政府声称萨达姆·侯赛因正尝试获得核武器这一开战理由的真伪。很快，大家就都开始怀疑布什政府非法将这位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名字泄露给诺瓦克，目的就是报复她的丈夫。
在瓦克萨尔这个案子上，政府的调查人员，包括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分析师一起对基本情况进行了分析。他们列出了一张人员名单，上面都是和瓦克萨尔在同一时间卖掉英克隆公司股票的人，其中就有玛莎·斯图尔特。就在瓦克萨尔卖掉自己手里股票的同一天，斯图尔特也把手里的英克隆公司股票都卖了。当时，公众并不知道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并未批准英克隆公司新药的生产许可。卖了手里的股票之后，斯图尔特女士避免了5万美元的损失。这点儿小钱对于这位身家上亿的女士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但调查员出于谨慎起见，还是去拜访了斯图亚特女士，询问了她出售股票的原因。
诺瓦克称，该报道的消息来源是两位布什政府官员。随着这桩丑闻的影响越来越大，很快就曝出了其他涉案的官员。一开始说是有3个布什政府官员跟记者说过这事儿，后来增加到了6个。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公开承认自己曾跟诺瓦克提到过这位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名字。实际上，在对这起案件的调查开始后不久，阿米蒂奇就给司法部打电话解释说，他并不是故意泄露机密信息的，他只是和诺瓦克闲聊，并不知道诺瓦克想要干吗。诺瓦克的另一个信息来源是布什总统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罗夫曾经与诺瓦克闲聊，诺瓦克说到那个写评论文章批判伊拉克战争的人娶了中央情报局的一位特工。罗夫回应了一句类似“你也听说了呀！”之类的话。尽管这算不上新闻嗅觉敏锐，但诺瓦克认为罗夫的这句话证实了阿米蒂奇所言。
现在，在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创建新的工作氛围成为我的责任。我要吸取朱利安尼的教训，发扬费伊的优点，创设良好的工作氛围，让团队的所有人都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能力。从我第一天任职开始，我就试着将这种态度融入工作当中。在我任职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期间，我录用了差不多50位新的助理检察官。每一位助理检察官宣誓就职的时候，我都会在现场见证。我请他们邀请自己的家人参加宣誓就职仪式。我告诉他们，他们站起来宣誓自己今后会代表美利坚合众国的那一刻，是值得终生铭记的一刻。因为自那一刻起，他们所说的一切，人们都会相信。尽管我并不想戳破他们美好的梦想，但我必须告诉他们：人们愿意相信你们并非因为你们自己，而是因为无数的前辈检察官前赴后继，恪尽职守，惩奸除恶，去伪存真，最终为今天的你们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而这笔财富，我称之为“信用水池”。我告诉他们：这个“信用水池”里承载的信任和信用，是你们的前辈竭尽全力，一点一滴为你们积蓄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信用水池”，我们才得以开展我们现在的工作。这是一笔无价之宝。我对这些意气风发的年轻检察官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宝贝也不例外。你们有责任，也有义务保护我们的“信用水池”，保证其完好无损，甚至为其填注力量，然后将它传递给你们的后辈。要想装满这个“信用水池”，可能需要很久，但要想毁掉它，是非常简单的。“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人的行为不端就可能毁掉几百年来所有前辈的努力。
但还有证据表明，另一位政府官员，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被称为“滑板车”的路易斯·利比（Lewis Libby），曾对不止一个记者说过这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儿。在我刚开始就任副总检察长一职时，利比已经开始接受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他承认了自己确实说过类似的话，但他强调自己是从一个记者那儿听说这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儿的。利比跟阿米蒂奇一样，说自己只是传闲话，而不是故意要泄露这个秘密特工的名字。但利比提到的这个记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华盛顿分部的主编蒂姆·拉瑟特（Tim Russert）也接受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并表示利比在说谎。拉瑟特没有对利比说过这个特工的名字。三年后，陪审团也得出了同一结论，利比确实对联邦调查局说了谎。
组织机构中，尤其在等级森严的组织机构中，最大的危险就是反馈渠道不通畅，领导者无法知道下属的不同意见，也听不到真实的反馈。这就很容易让组织中的成员生活在欺瞒和错觉当中。若组织的领导者过于自负，不肯谦恭近人，就会养成妄自尊大的坏毛病，逐渐远离群众。纽约的黑帮组织就是这样没落的。而讽刺的是，朱利安尼领导下的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虽然最终将黑帮组织绳之以法，却也面临这一问题。现在，既然我坐在了朱利安尼的位置上，我就要当心，不能重蹈覆辙。
这个案子让我知道了在华盛顿人们是怎么根据自己的党派立场选择行事动机的，后来我又遇到了很多类似的案子。对于民主党人来说，这就是共和党政府破坏司法公正、蚕食对手的明证；而对于共和党人来说，这就是一场小题大做的政治迫害。而我的工作则会惹恼这两个党派中的至少一个，甚至两个。
这笔交易发生在曼哈顿，属于我的管辖范围，于是我很快召集了手下一帮明星助理检察官去协助调查。我的副手是戴维·凯利（David Kelley），一位职业助理检察官，同时也是我的好友。刑事部门主管凯伦·西摩（Karen Seymour）之前也是一名检察官，同样是我的好友，负责管理刑事部门的所有助理检察官。是我说服了她离开华尔街的律师事务所，帮我带领刑事部门这个团队。我们三个在一起做了所有艰难的决定。我们就像所有的老朋友一样，一起开怀大笑，一起争论不休，也一起开彼此的玩笑。我很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他们总是对我坦诚相待，就算我已经被血淋淋的现实围绕，他们也从不欺瞒。
美国法律明令禁止有人公开秘密特工的身份信息，而想要指控触犯这条法律的人，需要证明其是故意泄露且用心歹毒。因此，在相关法律条款的要求下，仅仅能证明泄露信息的人粗心大意或头脑不清是不行的。在这件案子中，我们得证明那些泄露信息的人清楚地知道这名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执行卧底任务，还得证明他们本身明白泄露这位特工的姓名是违法的。但就我们手里的证据而言，还不太可能证明这一点，至少不能排除合理怀疑，证明阿米蒂奇和罗夫在与诺瓦克及其他记者谈及这事儿时存在犯罪意图。诺瓦克也证明了这两个人的说法，说他们确实是闲聊，确实没有证据能反驳他们的说法。
2001年年底，萨姆·瓦克萨尔（Sam Waksal），英克隆（ImClone）制药公司的总裁，卖出了自己手上大部分的英克隆公司股票，因为他了解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将拒绝批准该公司新开发药物的生产许可。问题在于，大众对此事并不知晓。按照法律规定，公司总裁在了解了不为普通股东知晓的关键信息之后，不可买卖公司的股票，否则就犯了内部交易罪。瓦克萨尔此举就相当于把自己送到了执法部门的枪口上。很明显，他有罪，应该被起诉。但需要进一步调查的是：2001年圣诞节后卖出英克隆公司股票的其他人是否也知道了这个机密的、未公开的信息。
这就让司法部进退两难了。尽管调查这个案子的人员十分专业，但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司法部想要以无诉讼结案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司法部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是共和党人，而这个案子的调查对象是他的同僚，这个结果会让公众难以相信。但我们更不会仅仅因为不想引起争端而提起诉讼。让这事儿变得更复杂的是，约翰·阿什克罗夫特在出任司法部部长之前，曾参加了密苏里州的竞选，而为他组织竞选的人就是卡尔·罗夫。除此之外，依然待审的利比是白宫的高级官员，阿什克罗夫特和司法部其他高级官员都与他有过密切往来。
每年，总会有那么一些人被指控犯有内部交易罪。一群衣冠楚楚的人被铐起来，在镜头前面一一掠过，走进法庭。一般除了经济媒体，公众对这类案件关注度不高。但在2002年1月，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生物科技公司涉案，其股东成员中有一位知名的大人物。而这个案子的卷宗出现在了我曼哈顿的办公桌上。
这时，司法部的公信力已经开始遭到挑战了。在公众眼里，司法部应当是一个独立于政治、种族、阶级、宗教和其他一切组织之外的机构。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保证司法部的公平公正的形象，维护其“信用水池”。阿什克罗夫特明白这一点，我也明白。于是，我向他建议辞去此案负责人的工作，他同意了。之后，我立刻指派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德作为特别顾问监管整个调查。那时候，菲茨杰拉德在芝加哥担任联邦检察官。尽管菲茨杰拉德也是由总统任命，而且是我的好友，但由于他声名在外，具有很强的公信力，并且他从芝加哥来，远离华盛顿这个政治中心，因此不会被视为任何一派的成员。接下来，我又干了一件事儿。因为我接受的也是布什总统的政治任命，所以在这个案子上，我授予菲茨杰拉德副总检察长的所有职权。他要向我汇报，但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他都不需要我授权批准，这就让调查本身更具独立性。
我觉得，我如此在意这个小谎言的原因，是怕说谎会成为我的习惯。这么多年来，我见过太多的骗子，他们的谎言如流水，最后甚至失去了分辨真实与虚假的能力。物以类聚，那些爱说谎的人身边聚集的也都是爱说谎的人。那些不愿意放弃节操去欺骗别人的人都被逐出局，那些愿意忍受谎言与虚妄的人逐渐成为这个圈子中的核心成员。这样的圈子也吸引着其他骗子加入。这就形成了一种说谎的氛围，最终说谎成了一种生活方式。这些随便说说的小谎，实际上非常危险。“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谎言会越说越大，酿成的后果也会越来越严重。
2003年12月，我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这项任命。司法部一般会就其调查上的重大发现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例如宣布某项指控，进行某个公开诉讼或发布某个案子的正式决议。对于那些公众特别关注的调查，司法部在开发布会之前会进行长期调查，确定无疑之后再向公众发布。任命特别顾问调查现任政府这种事儿，绝对是需要召开发布会说明的。而且我也知道，我这个决定在白宫内绝不会讨好。该项任命发布后一周，我替司法部部长参加内阁会议，总统也出席。一般情况下，白宫西厢的内阁会议室里，座位是这么安排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与总统坐在一侧；财政部部长和司法部部长与副总统坐在另一侧。这就意味着，我跟副总统迪克·切尼坐在一侧，我坐在他左边。那时候，我刚刚任命了一位特别顾问去调查他的朋友，他最得力、最信任的办公厅主任利比。
我这种身高的人，最容易被人问的问题就是——你大学打篮球吗？其实我不打，但想说明我为什么不打可就没这么简单了。我不打篮球是因为我发育得晚，我膝盖有伤，而打篮球又需要太多时间练习。我觉得没人想知道这些，就算他们想知道，茶水间的日常谈话也未必有这么多时间。因此毕业之后，但凡有陌生人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回答：“我打篮球。”就连念法学院的时候，一起打球的朋友问我本科时候打不打篮球，我都说我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可能是因为我不自信，也可能是这个答案不需费口舌，又或者是我想让别人觉得我是个校园球星。这似乎是个傻孩子说的一个无关紧要的谎话，但谎话就是谎话。它让我的内心备受煎熬。因此，法学院毕业之后，我给朋友们写信，承认我对他们说了谎，我其实之前并不打篮球。他们都能理解我，还有一个给我回信（能回信的都是真朋友）说：“我们知道你之前不打球，但我们觉得无所谓。你是个好人，篮球打得也不错。当然，有些时候你也会犯蠢。”
我们坐在那儿等总统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得表现得友好一点儿。于是我转过头对切尼说：“副总统先生，您好，我是司法部的吉姆·科米。”
人的一生中，每个人都会说谎。重要的不是我们说了谎，而是我们在哪儿说谎，说了什么谎，多久说一次谎。
他都没转过来看我，只是冷冷地说：“我知道，我在电视上看见你了。”然后，切尼一直盯着前面看，把我当空气。我们就一直沉默着，直到总统来。那一刻，我无比怀念布鲁克林大桥边上的那个办公室，但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玛莎·斯图尔特并没犯什么惊天大案。起初，我甚至觉得这个案子有点小题大做，因为这与我们整天忙活的那些案子相比，与那些影响国计民生的案子相比，简直不值一提。但有些事情让我改变了对这个案子的看法，这个案子不仅仅是一个有钱人把即将崩盘的股票抛售出去，还关系到更高层次的东西。同时，这个案子将会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今后的执法生涯，给予我的教训令我终生受益。
一开始我跟菲茨杰拉德保证，这个案子也就需要五六个月的时间，确实有一些工作要做，但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在接下来的4年里，每当他被共和党人和右倾媒体猛烈攻击，被说成是疯狂的“亚哈船长”，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个悲剧时，他就总是说起我当时对他的保证。尽管他嘴上这么说，但在接手这个案子之后，他还是一丝不苟地调查了下去。他的调查内容就是了解政府官员中都有谁对媒体提过这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事情，以及他们这么做的时候脑子里在想什么。正如我所料，进行了仔细的调查之后，他还是把目光锁定在了阿米蒂奇和罗夫两个人身上。我必须承认，当我把这个案子交给他的时候，利比那边就是个难题，而现在这个问题越发复杂了。
我停顿了一下，对着摄像机，慢慢说出了我在脑海中演练了很久的话：“我们司法部的目的就是好好改造罪犯，然后使他们成功地重新回到社会。至于斯图尔特女士，她可能比别的罪犯改造得好，我们对此没必要担心。”我板着脸，点了点头，然后走开了。这名记者显然没有意识到我在开玩笑，但摄影师（作为媒体圈里更接地气的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摄像机都握不住了。最后，这段片子并没用上，因为画面晃动得太严重了。
实际上，利比并不是从蒂姆·拉瑟特那儿听到这个特工的名字的，他在这件事情上说了谎。而且有8名布什政府官员证实他们曾和利比谈起这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名字。有更多证据显示，利比实际上是故意与记者谈论起这名特工的，是在副总统的授意下，想要“冷却”那篇伊拉克战争评论文章的热度。为什么这样一位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律师会对联邦调查人员说谎，我不得而知。可能是他不想承认这个机密信息是从副总统办公室里泄露出去的，因为这会让政府陷入很尴尬的境地；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不想对已经暴跳如雷的布什总统承认他也是信息泄露者中的一员。但原因究竟是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
当时，我正在拉斯维加斯做一个演讲。我知道媒体一定会就玛莎·斯图尔特一案采访我，看看我的反应，因为是我起诉了她。也正因这起案件，我获得了大量的媒体关注，遭到不少公众批评。不出所料，一个摄影师和一个当地记者来到我面前，记者把麦克风往我面前一递，一口气说出了他的问题：“科米先生，玛莎·斯图尔特今天出狱，身价比她入狱之前涨了两亿，对此您怎么看？”（他故意把“怎么看”这三个字拖了老长。）
菲茨杰拉德花了三年时间才成功对利比提起诉讼。经过庭审，最终利比被判定犯有做伪证、虚假陈述和妨碍司法公正罪。这时候，共和党的忠实拥护者开始叫嚣，称菲茨杰拉德之所以用这些罪名起诉利比，是因为检察官根本没法证明利比真的犯罪了，检察官根本不能证明利比是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有意泄露卧底特工的名字。而同样是这些人，在比尔·克林顿总统发誓说自己和实习生之间没有发生婚外情时，坚信他在说谎并闹着要把“拉链门”深究下去，那时候他们的理由是，妨碍司法公正和做伪证是冲击国家制度核心的重罪；而与此同时，那些在6年前的“拉链门”事件中说总统不过是一时糊涂，在自己的私生活方面撒了个小谎的民主党人，在利比这个案子上又觉得，妨碍司法公正的罪行很严重，应当认真调查，尤其是当涉案人是共和党人的时候。
2005年3月，玛莎·斯图尔特[1]（Martha Stewart）被刑满释放。那时，媒体大肆宣扬的都是她在被拘留期间净资产不降反增，就好像检察官起诉这个女人是为了摧毁她一样。实际上，她被起诉是因为她在调查期间做伪证，对她的处罚也向社会传递了一个信息：无论你是谁，都不能妨碍司法公正。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发现，每当总统先生的要求和法律规定有冲突的时候，外界总希望我能通融一下，“行个方便”，而外界的压力是如此之大让我几乎想要屈服。每当有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总统身边的人就希望我能“行个方便”。因为他们不理解公平正义、忠于制度对这个国家来说有多重要，他们只看到了眼前的不便，而没有为国家的将来做打算。然而，对制度本身的忠诚无比重要。如果我们将权宜之计放在规章制度之上，将政治诉求放在法律规定之上，我们一定会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为将来做好准备。
——托马斯·杰斐逊
[1] 玛莎·斯图尔特被誉为美国的“家政女王”，靠着提供各式家居美食及生活创意小点子，一手打造出横跨平面、电子及网络的媒体王国。2003年，62岁的玛莎因牵涉一桩股票内部交易丑闻而被判入联邦惩教中心关押5个月，接受2年的释放监督（包含5个月的电子监控）并被罚款3万美元，之后不得在任何公务公司担任董事职务。出狱后玛莎主要致力于执导、主持电视节目《玛莎生活》，以及同名杂志的出版工作。——译者注
第一次说谎的人需要下很大的决心，但第二次、第三次就会容易得多，然后说谎就会变成习惯，最后，他的谎言会像流水一样，而他说的真话则无人采信。语言的虚假会导致心灵的虚伪，最后吞噬人性中所有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