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去看其他的孩子，我父母正陪着他们。压力下的我一般都显得格外平静，甚至有点儿冷漠。但当我跟父母讲述这个事实的时候，我崩溃了，号啕大哭。他们俩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医生过来了，给我们看脑部扫描的结果，我们的心都彻底沉了下去。病菌已经侵蚀了他的大脑，他现在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医生跟我说，很抱歉，孩子已经过世了。但医生不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让我们决定是否要撤走呼吸机。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孩子小小的身体就躺在那儿，就躺在我们面前，而他们却要求我们放弃，让他真正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医院之后，帕特里斯和我一起做了这个决定。在这个悲痛欲绝的时刻，她想到了另一件要紧事。我们的大儿子还不到两岁，还不能理解家里发生了什么，但女儿们都大了。帕特里斯觉得，她们应该面对，也需要面对这个现实。当她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并且接受了这个真相之后，她们要来见科林最后一面。帕特里斯觉得，两个女儿在科林刚出生的时候就抱过他，她们也应该陪他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不应该瞒着她们，不然这会对她们今后的人生造成难以磨灭的影响。我肯定想不到这点。让一个5岁的女孩和一个7岁的女孩去看她们快要离开人世的弟弟？谁会这么做呢？显然，这个明智的女人这么做了。这成为两个女儿人生中的一大财富。她们有机会跟小弟弟好好告别。
第二天早上，科林就发起了高烧，血液中也出现了持续的感染现象，他患上了败血症。科林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住了9天，也抗争了9天。但很快，他就只能靠呼吸机维持生命了。呼吸机让他的小胸脯上下起伏，但他并没有好转。这9天里，帕特里斯几乎没睡觉，她坐在科林床边的椅子上，实在撑不住的时候才会眯上一会儿。她说科林在她的肚子里待了9个月，她们母子连心，科林现在需要她的支持和抚慰。帕特里斯一直和小科林待在一起，握着他的小手，给他唱摇篮曲。
为了让女儿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带她俩出去野餐。我们跟她们讲了事情的经过，也讲了我们的想法。当然，其间我们数次抱头痛哭。在告别的那一天，我妈把两个女儿带来了。我们撤走了科林的呼吸机，帕特里斯抱着科林，然后把他递给姐姐们。两个姐姐轮流抱着他，摇晃着他的小身体，对他说话，跟他告别。两个女儿离开之后，我抱了一会儿这个小家伙，然后还给了他妈妈。他妈妈一直在对他唱歌谣，直到他呼吸停止的那一刻。一个心碎的母亲，抱着她生病的孩子，直到他短暂生命的最后一刻。直到现在，想到这一刻我依然会觉得心酸。
但他确实有些不对劲儿。当时我们还不清楚，后来才知道，那时候科林的小身体正在跟一群致命细菌做斗争。世界上大概有1/4的准妈妈会携带B族链球菌。这种细菌对母体并无伤害，对婴儿却是致命的。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晚期孕检轻松检测出这种细菌，生产的时候用盘尼西林（又称青霉素）就可以治疗。但在1995年，对这种细菌的检测治疗手段并不是孕检的常规项目。尽管在当时，有一些医院和医生确实会进行这项检测，但妇产科协会并没有对此提出过公开建议或指导，州医学委员会也并未将这类检测列入标准检测名录。
实际上，我和帕特里斯都很生气。如果医院或医生将B族链球菌检测列为常规孕检项目，帕特里斯就会在孕晚期检查的时候查出这个问题，就可以在生产的时候得到诊治，那么科林很可能就会活下来。但医生没有要求帕特里斯做B族链球菌检测，所在的医院也没有强制要求医生对孕妇进行这类检查。科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帕特里斯做了很多调查研究，和疾病控制中心的研究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也加入了B族链球菌协会，认识了很多同病相怜的母亲。在全美国，有很多婴儿原本不应因B族链球菌感染而丧命。但因为相应的医疗改革推行得过于缓慢，B族链球菌感染夺走了许多婴儿的生命。
科林·爱德华·科米（Collin Edward Comey）出生于1995年8月4日。他生下来就很健康，有将近3.5公斤重。跟科米家的其他孩子一样，他也是个大个子。那天，帕特里斯在医院照顾科林，其他三个孩子来看他和妈妈。对于很多新生儿父母来说，这实在是最幸福的时刻。然而，帕特里斯慢慢感觉到科林有些不对劲儿。他有点太闹腾。帕特里斯就去问医院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工作人员向她保证孩子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切都正常。一名护士过来，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对帕特里斯这位4个孩子的妈妈说：“别紧张，你只是没遇见过孩子疝气罢了。”
帕特里斯说：“我不能把儿子的命救回来，但我一想到会有其他母亲也像我一样承受撕心裂肺的痛苦，我就无法忍受。”她试图从宗教中寻找安慰，来缓释失去科林的痛苦，以《新约全书》中她最爱的句子安抚自己。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1995年夏，帕特里斯和我住在里士满的一个新区。我们的房子有5个卧室，是一栋殖民地风格的建筑，坐落在一条路的尽头。在这里，就算只是给孩子办个生日宴会，消防车都会开到家门口待命；在这里，邻居们都彼此熟悉，孩子们可以在门口安静的街道上尽情玩耍。我们搬过来之后，家里的两个姑娘开心极了。1994年，我们又给她俩添了个弟弟。再后来，我们有了科林。
但帕特里斯理解不了，为什么爱人爱万物的上帝会夺走科林的生命，她不愿将其简单地归为“上帝的旨意”。帕特里斯很多次都对我说：“上帝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去死？这是个什么样的上帝？我才不信。”但她确实相信她应该从生命的苦难中寻找一些有意义的东西。而在她看来，这个有意义的东西就是促使所有的医生都要给孕妇做B族链球菌检测，以挽救更多婴儿。然后，她就化悲痛为力量，开始为这个目标奋斗起来。
人固有一死，这是无法避免的。我曾经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而在“拉姆齐强奸犯”的影响逐渐消失后，我再次体验了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我去看望帕特里斯，她当时还只是我女朋友。那时候，她在和平队做志愿工作，正在非洲西部塞拉利昂共和国的一个小村落里。我去看她的时候，因感染疟疾而差点儿丧命。当时如果不是她骑着小摩托车，连夜带我跑上好几十里路去医院的话，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非洲了。但有时，相比自己直面死亡，失去生命中的挚爱更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短暂，理解生而为人的意义。
帕特里斯开始写文章公开怀念我们逝去的儿子，跑到全国各地，为改变相关的医疗标准而努力。她在弗吉尼亚州议会演讲，成功地使州议会通过了将B族链球菌纳入医疗检测和治疗的决议。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是她与其他很多好心人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这个国家。现在，所有的孕妇都要接受B族链球菌检测，她们的孩子也能免于劫难。福祸相依。可能其他孕妇永远都不会知道倘若在以前她们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但她们现在的样子，就是最好的结果。
然而，对我的领导能力影响最大的人是我的妻子帕特里斯。
帕特里斯一直致力于做对别人有意义的事，她的追求无疑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对于毕生从事的执法与司法事业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帕特里斯的影响。在科林过世之后的很多年里，我看到过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在好人身上，我也曾试图劝慰他们，希望给这些痛苦的人生经历赋予一些意义。2002年，我重新回到曼哈顿，担任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9·11”恐怖袭击事件夺走了上千人的生命，其中有好几百人甚至尸骨无存。我曾经邀请全美国其他92位联邦检察官共同参观世贸大厦遗址。我对他们说，尽管我们看不见，但那些丧命者的冤魂就盘旋在这片土地的上空。这片土地上满是失去亲人的伤痛和令人窒息的悲哀。这是一片悲伤又圣洁的土地。
我整个职业生涯的领导能力都来源于费伊的信心，不仅是对我的信心，而且是对她自己的信心。她在团队的成就中显得熠熠生辉，而我们在她的光芒里绽放自我。我们爱戴她。她因为足够自信而保持谦逊。
我举了帕特里斯的例子。我对他们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没有好报。但我记得，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共同的传统，《约伯记》的教诲甚至禁止我们问这样的问题。周围呼啸的风中仿佛传来：“你怎么敢！”但事实上，我无法解释上帝在人类历史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要解释这个问题可要比解释为什么我儿子最终没有活在世上困难得多。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世上为什么会有无数无辜丧命的孩子。我自己并不了解，也没那个耐心去学习那些自称已经了解上帝的人都说了些什么。我知道的是帕特里斯告诉我的：不向生命中的苦难低头，抚平创伤，缓解痛苦，让他人免遭你曾经遭受的苦难，这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确保自己能在苦难中看到一些美好，在与亲人告别的过程中找到生命的馈赠，而不是让苦难真正成为苦难，让失去真正变成失去。生命中有些苦难我们永远都无法弥补，但如果我们能化悲痛为力量，永葆善良，远离邪恶，我们便能战胜这些苦难，甚至从中获得新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美好、公平与正义。
在费伊出席听证会那天，整个法庭、法院走廊和外面的街上都挤满了警员和联邦探员。费伊冷静地走向被告席等候。法官出现了，看到这么多执法人员都到场支持费伊，他有点慌乱，开始抱怨我给他带来了多大麻烦，他完全忽略了费伊，把怒火都转嫁到我所在的听众席。然后，他撤销了对费伊的指控。费伊觉得这事儿简直匪夷所思，但是她告诉我们，我们做得对，而且要继续努力。
帕特里斯和我原本打算一直待在里士满。我们的孩子上了很好的公立学校，家里住的房子也很好，便宜而且舒服，周边环境也很安全。在科林走了之后，1996年我们添了个女儿，2000年又生了小女儿。我们可以在里士满养活这5个孩子，做喜欢的工作，生活很安定。但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我接到一通电话。
但他不了解海伦·费伊。
2001年10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陪着我的两个小女儿。帕特里斯正在教堂，参加由她发起的一个妇女组织的日常会议。她正在和在场的女性激情洋溢地讲述今后的规划。她自然听不到家里的电话响了，我接起了电话。电话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说他从白宫打来，给我打电话是因为总统先生想知道我是否有兴趣回到曼哈顿，出任联邦检察官。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的哪个朋友在跟我开玩笑，于是回应道：“好啊，你怎么不滚……”这时电话里的男人打断了我，说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乔治·W. 布什总统需要新任命一位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但在人选上陷入了政治僵局，最后他们觉得我可能是个很好的人选。因为我曾经在曼哈顿工作过，我处理过恐怖主义相关案件，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接受我出任这个职务。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命？
那时，我们正致力于调查持枪犯罪，试图降低里士满的谋杀率，但有些联邦法官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激烈反对，因为他们认为此类案件不应归于联邦法院。对此，我并不在乎，里士满的团队也不在乎，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拯救生命。于是我们奋力前行，最终惹怒了一个高级法官。他签发了一项命令，要求拘留联邦检察官海伦·费伊，缘由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政错误：未能按时填写申请表，申请由联邦法警在指定日期将一个罪犯带到庭上候审。然而，这张表是我们填的，费伊压根儿跟这事儿没关系。她几乎一个月才来里士满一次，根本没必要把她扯到这事儿上来。但这位法官就是这么做了，为的就是让费伊和我们知难而退。
时隔久远，现在的我已经很难准确描述2001年秋天笼罩纽约的那种恐惧感。当时的美国民众，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但也异常焦虑。我当然愿意接受了，我回应道：“但我妻子现在不在家，如果她有什么别的想法，我再给您回电话。”我挂断了电话，留下两个女儿待在屋里，自己到门口车道上去等帕特里斯回来。我的心怦怦直跳。
海伦·费伊用她自己的方式领导着我们，很少有领导者能做到她那样。我知道有人在背后说她软弱：“她简直是把里士满拱手让给科米了。”但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是在放手让我成长，偶尔在我身后提点我几句，以免我误入歧途。最后，我们总是能大获全胜。她不在乎那些小肚鸡肠的人在背后怎么说她，这一点我真的很敬佩她。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发觉得她的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她把团队的利益和工作成果看得比她自己的名声和感受更重要。
感觉过了好几个小时，帕特里斯开着我们的红色福特小面包车回来了。她下了车，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996年，我开始跟着费伊工作，那年我35岁。我在里士满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做一个小主管，和其他三个主管一起在费伊手下工作。那时候，我抱负满满，尤其希望能在反暴力犯罪和反腐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我曾经在曼哈顿担任联邦助理检察官，后来又在里士满的一家大律所做合伙人，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自己在这儿是个红人——我妈以前总喜欢这么说我，但她可不是在夸我。可能是潜移默化中从鲁迪·朱利安尼那儿学了些他的调调，我喜欢抛头露面，渐渐地成为里士满联邦执法机关的代言人，代表部门出席各种场合，还上了电视。一家免费发放的里士满周报将我作为封面人物，称我是“一个好人”，并把我的头衔写成了“联邦检察官”，而不是“联邦助理检察官”。这张照片是在我里士满的办公室里照的，但糟糕的是，我并没有告诉我的上司。如果是在鲁迪·朱利安尼手下工作的话，这种行为会让我死得很惨。当我看到这些印着我照片的报纸分发得到处都是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完蛋了。然后我想起来，我的头儿不再是鲁迪·朱利安尼了。费伊想看到我成功。她的确笑话了我，而我也确实活该，但更多时候她是为我感到高兴，我们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我独自一人，站在门口。“没什么。有人从白宫打电话来，让我回纽约担任联邦检察官。”
我的新上司是联邦检察官海伦·费伊（Helen Fahey）。她是弗吉尼亚州东部所有联邦助理检察官的头儿。费伊的晋升之路不同寻常，而且非常鼓舞人心。孩子小的时候，她是个家庭主妇，在家照顾小孩；等孩子长大了，她就到国防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始她只是个打字员。与此同时，她一直在求学，坚持了17年时间。她曾经对媒体说过：“人要一步步来，我就是这样的。一次打一份工，一份工至少做满一个月，一次上一门课。”她至今没有拿到学士学位，但由于考试成绩好，工作履历漂亮，她依然成功地考上了法学院。
她的眼睛亮了起来：“你可别说不去。”
一开始，我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了个差事，后来又重操旧业，在里士满做一名助理检察官。其实在律师事务所工作也不错，挣得多，同事之间处得很好，但我就是有点怀念我以前的工作，尽管它的工作环境没那么好，工资也没那么高。我就是想让自己变得有用一点儿，为社会做点儿什么，为那些需要我的受害者争取权益，但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并不能理解我。
“我没说不去。但我跟他们说，如果我妻子有别的想法，我就给他们回电话。”
1993年，甘比诺家族的案子完结了。我遵守了我的诺言，和妻子帕特里斯一起搬到了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士满。我们在那儿没什么朋友，但养家的成本小得多，生活也舒适得多。
她的眼泪流了下来，双手捂住脸。“我就要回纽约了。天哪！我居然要回纽约去了。”
我和很多伟大的男性共事过，但对我的生活和领导能力影响最大的两个人都是女性。
我们确实要回纽约了。此时的纽约刚刚经历了“9·11”恐怖主义袭击，世贸大楼还在冒烟呢。我将带领将近250个助理检察官处理几百起案件，从恐怖主义袭击到暴力犯罪，再到公司诈骗，其中将包括我职业生涯中办得最漂亮的一起案件。
——赫尔曼·黑塞
帕特里斯打开小面包车的侧门。她用来装百吉饼的大瓷盘滑了下来，掉在地上，哗啦一下摔得粉碎，就好像在预示着什么一样。
我始终相信福祸相依，也一直相信我们能赋苦难以意义，予灾祸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