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调查局的员工都很支持我的想法，我想把领导力培训推行到联邦调查局的所有部门，直到我们都能变成更优秀的自己。我想要教会他们的是：伟大的领导者应当保持正直与高尚；他们自信满满，但不妄自尊大；他们心地善良且作风强硬；他们胸怀坦荡，从不搞阴谋诡计；他们能够理解工作中的意义所在。我还要教会他们的是：领导者说什么很重要，但做什么更重要，因为他们的员工时刻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简而言之，我们要培养德行兼备的伟大领导者。
我对所有的联邦调查局员工讲，我有一个伟大的目标：总有一天，联邦调查局要成为政府中首屈一指的领导力培养机构，要让私人公司都数着日子等联邦调查局的领导者们退休（一般都是50岁），这样他们就能请这些退休的领导者去管理他们的公司了。联邦调查局会挑出那些出色的领导者，培养他们的领导力。所有联邦调查局的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为提升自己的领导力而付出的一切辛苦，都会在他们退休后的事业第二春中得到补偿。我对所有的员工说，军队确实很好，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领导者，但联邦调查局也能成为出色领导者的培养基地，并最终把这些出色的领导者送到美国的各大公司去。我们要定义伟大领导力的含义，找到那些拥有潜力的人，培养他们成为出色的领导者；同时，我们要挑出那些能力不足的领导者，对他们进行再培训或直接淘汰。
我之所以认为伟大的领导者应当具备这些品质，是因为在到联邦调查局工作之前，我花了数十年观察我的领导，理解领导的一举一动，自己也曾领导他人。我从别人那儿学到了很多，也从自己的错误中得到了教训。从这些经验教训中，我知道了我想跟随什么样的领导，也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领导。现在，我要为此而努力，要做一个好榜样。
在各地走访的经历还教会了我另一件事：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并不够好。在私人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了解到，最好的组织都非常重视领导力，因此他们寻找出色的领导人，检验其领导才能，并为其提供培训，将这种理念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他们将出色的领导力视为财富。但在联邦调查局，很多情况下领导力都不受重视。几十年来，联邦调查局都指望着有能力的人毛遂自荐成为领导者，然后这些领导者就得费尽周折搬家，因为他们的工作地点换成了华盛顿总部。幸运的是，很多有能力的人都愿意毛遂自荐担任领导者。但这种方式也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有些人成为领导就是为了逃离之前那个做不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上级为了摆脱某个讨人厌的下属，就把他推荐上位。我听很多员工谈起过他们的领导，有出色的，有差劲的，当然也有平庸的。然而，这样的领导者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讲，是无法接受的。
例如，在我正式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第一天，我坐在礼堂里，面对摄像机，对局里所有的员工说出了我的期望，也试图了解他们对我的期望。我坐在一个吧台凳上，穿着衬衫戴着领带，但没穿外套。我穿了一件蓝衬衫。大家可能觉得，不就是穿件蓝衬衫嘛，有什么大不了的。但鲍勃·米勒出任局长12年来（国会把他的10年任期延长了两年），每天都穿白衬衫。不是有时候穿，也不是经常穿，而且天天穿，每天都穿白衬衫。这就形成了一种白衬衫文化。我觉得，穿一件其他颜色的衬衫可能象征着我迈出了改变这种文化的第一步，尽管是很小的一步。我并没有提及我的蓝衬衫，但大家其实都注意到了。
我女儿说得确实不错，但也不完全正确。如果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里男性和女性都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人们就会想来这里工作。加入联邦调查局成为特工之后，几乎没有人想离开联邦调查局。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拉丁裔还是亚裔，男性还是女性，在联邦调查局内的年人员流动率均保持在0.5%。尽管联邦调查局探员只能拿着政府给的那点儿薪水，工作压力也很大，但只要体验过联邦调查局的工作环境及其带来的使命感，他们就很难再离开这个组织，会在这里一直工作下去直到退休。我告诉所有联邦调查局的员工，我们的挑战就是走出办公室，向更多非白人民众展示我们的工作，让他们敢于成为我们的一员。当然，还有妇女，联邦调查局雇员中，女性的比例一直都在20%以下徘徊。我说，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并不像火箭科技那样高尖端，办公室外面就有合适的人才，只是那些人才还不知道他们错过了什么而已。因此，我们要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究竟错过了什么。我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第三年，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的新任特工培训班中，就有38%都不是白人。我们招人的标准并没有改变，只是向更多人展示了加入联邦调查局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一传十，十传百，更多人选择了加入我们。
第一天上任，我给大家提了5点期望。每个员工都听到了，之后我也不止一次地提起过这5点。
我惊异于他们的才能，但也因眼见的一个趋势而惶恐。从“9·11”事件之后，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数量稳步上升，但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白人。在我当局长的时候，83%的特工都是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我对员工们说，我对白人没有偏见，但这种趋势确实很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工作效率。美国正逐渐成为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我觉得这是件好事。但在这样一个多种族融合的国家里，如果每个探员都跟我长得一样，那我们的效率就大打折扣了。如果在大家眼中，联邦调查局成为所谓的“白人工作的地方”，那83%的白人探员率很快就会涨到100%。有一次，我对我女儿说了我们现在面临的种族问题，但我女儿说：“爸爸，问题就是，你这个老大是白人啊，自然白人更愿意来这儿工作。”一句话点醒梦中人，我女儿的这句话里包含了我们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我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我们铲奸除恶、扶助弱小，我们营救人质、逮捕罪犯。我们所做的是正义的事，这理应成为我们快乐的源泉。
上任后，我用15个月时间走访了国内全部56个办公室，还访问了海外的几十个办公室。我去听了各地员工的故事，了解了他们的工作、他们想要什么、他们需要什么。在我四处走访的时候，我发现，大约有2/3的联邦调查局员工并不是持枪探员，这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在联邦调查局里做情报分析师、语言分析师、计算机工程师、人质谈判专家、监控专家、实验室专家、受害者专家、拆弹专家等。另外1/3则是持枪特工，有好多人都是在“9·11”事件之后加入联邦调查局的。他们之前也从事着五花八门的工作，有警察和海军军人，也有教师、化学家、心理咨询师、神职人员、会计师、软件工程师和职业运动员。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和电视上的特工差不多——男士高大威猛，女士英姿飒爽，穿着职业装，看着就令人赏心悦目。但他们又不乏特色，有的剃平头，有的梳马尾辫，有的脚踝上有文身，有的头上戴头巾，有的身高2米多，有的身高1米5。但他们加入联邦调查局的动机都一样，那就是对国家的使命感。是他们帮我重塑了联邦调查局的使命。他们早已把联邦调查局的使命刻在心里，那就是：要为保卫美国人民，保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而奋斗终生。
·我希望，大家对每个人都能予以同样的尊重，无论职位高低、身份贵贱。
我的日常工作不仅包括按规定处理那些重要案件，还包括处理紧急突发事件。同时，我还试着在冗杂的日常工作中，改变联邦调查局对待领导、网络安全、种族案件和情报案件等的处理方式，这就要求局长带领大家一起改变。联邦调查局也是个国际组织，在全球80多个国家以及美国的每个州都有办公室。于是，我就得到各处去看看，听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说说他们的故事，和他们聊聊他们的日常。
·我希望，大家能有意识地保护联邦调查局的“信用水池”，这是我们的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
与埃里克·霍尔德相比，洛蕾塔·林奇个性内敛，在华盛顿的知名度也不高。她很少说话，开口说话的时候也有点照本宣科的意思。司法部部长这种高调的工作是需要时间适应的，而林奇的任期太短，看起来并没适应这份工作。霍尔德和副手的工作关系很好，但林奇和她的副手萨利·耶茨（Sally Yates）的工作关系似乎有点疏远且紧张。看起来，她和她的手下彼此之间并不讲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努力工作，因为这是我们对纳税人应尽的义务。
就我的经验而言，很多人都会犹豫要不要把全部真相告诉领导，而他们犹豫的原因也可以理解。我曾经听一些联邦调查局的老员工引用电影《无间行者》（The De#zhu1">[1]的那个案件。霍尔德未能就此案件提供使国会共和党成员满意的消息，因此被指控藐视法庭。那些国会共和党成员看不上霍尔德，霍尔德也看不上他们。
·我希望，大家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
米勒生性遵规守纪，在帮助我走上工作岗位时也是如此。我开始观察实习的第一天早上，他就为我安排了和主要部门领导的谈话。我要跟他们一对一谈话，听每个人汇报他们工作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随后，他又面无表情地补了一句，说在每个人跟我谈完之后，他会再跟我聊聊，“告诉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儿”。这句话让我大吃一惊。联邦调查局的宗旨就是找出真相，但为什么在部门领导汇报完之后，局长还需要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呢？米勒说这句话实际上就意味着，局里的高级领导要么是不知道真相，要么就是不打算对我说真话。我觉得，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因为我担心联邦调查局的这些员工因为工作太努力，使命感太强，身上背负太大的压力。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工作的那一年，我从理查德·凯茨身上学到了一个道理。我希望联邦调查局的员工一直保持生活的意趣，寻找工作之外的兴趣、活动和朋友，因为对于我们这种手握权力的工作者来说，判断力十分重要。我们手里都有权力，可以善用权力做好事，也可以滥用权力做坏事。因此，我们需要强大的判断力来全面看问题，从身边不同人的角度看问题。尽管我不知道这种判断力究竟来自哪里，但我确信，时不时抛开手头工作，接触一些新的东西，对增强自己的判断力很有好处，也能促进工作中思维方式的转变。
2013年我宣誓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跟着鲍勃·米勒观察实习。米勒曾在海军服役，领导作风比较老派，不习惯用他所谓的那些煽情手法。2001年“9·11”事件后，整个联邦调查局都陷入了巨大的工作压力之中，探员们都在精疲力竭地工作。米勒的妻子就劝他，要关注下属是否能扛得住这么大的压力。于是第二天早上，他例行公事般地给他的几个手下打电话，至少我听说的是这样。要知道，这些人的办公室离他的办公室不过就几步路。在电话里，米勒问他们：“感觉还好吗？”每个人都会例行公事地回答道：“还好，先生。”他回答：“那就好。”然后挂掉电话。
随后，我谈到了家庭。“我们生命中的‘爱人’是需要我们去爱的。”我提醒大家，在工作中，我们总会说“回头再说”。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告诉自己：我正在保家卫国，回头再陪伴我的另一半、孩子、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然而，世界上没有“回头”这种事。我对大家说：“在我们的工作中，经常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如果你总是说‘回头再说’，最后可能就永远没有‘再说’的机会了。我命令大家一定要去爱人。这才是正确的，是对你自己有好处的。”
在联邦调查局内部，局长就是绝对的中心。胡佛的铁腕方式为他带来了无尽的名誉、大众的关注和绝对的权力，但也让联邦调查局里的很多探员都不希望引起胡佛先生的注意。大家都只说他爱听的话，说完了就回去工作。这种心态在联邦调查局内部保持了很多年，即使胡佛早已经过世了，大家依然如此，积习难改。
接下来，我又加了几句从“星风”项目和虐囚案中学到的教训。当我们疲累的时候，判断力就会下降，就很难跳出问题的既有框架进行思考。对此，我的建议是：睡觉。睡觉的时候，大脑实际上在修复我们的判断力，将我们白天看到的情况和信息联系起来，寻找其中的潜在含义。劳累的时候人的判断力就不敏锐了。爱人和睡觉这两件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我笑着说：“实际上，你可以一起做。如果情况允许的话，跟你爱的人一起睡觉吧。”
从1935年被正式命名为“联邦调查局”到我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联邦调查局一共经历过6任局长。第一任局长，也就是传奇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管理联邦调查局（包括联邦调查局的前身调查局）长达50年，建立了自己的管理文化，对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所有探员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十年来，胡佛铁腕统治，让政府高层对其又惧又怕。他手里握有很多高层领导的“个人信息”，而且他故意让这些高层领导知道这一点。他和总统、参议员们一起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却又总是笑里藏刀，将联邦调查局作为手里的利刃。
上任第一周，有一天中午我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穿过大会议室，走过鲍勃·米勒助理的办公桌——她还会在这儿再工作几个月。米勒的助理已经在局里工作了几十年，这对我来讲无比珍贵。但她熟悉的，是另一种领导方式。
自此之后，我和奥巴马总统再也不能像这样随意地谈话了。
“您要去哪儿？”她问道。
在我离开的时候，我对凯瑟琳·雷穆勒表达了自己对这次讨论的看法。我对她说：“我没想到我们能谈论这些话题，也没想到坐在总统宝座上的人，竟然有这样一颗柔软的心。”
“买个三明治。”我回答道。
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面试后到公布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奥巴马总统又请我去了椭圆形办公室一趟。我们坐在和上次一样的位置，总统顾问一样参与了这次会面。一开场，总统就解释道：“等你真正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我们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坐下来谈话了。”过去40年的时间里，政府的领导者们都已经认识到，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关系不能走得太近。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案件经常会涉及总统身边的一些高级官员，因此会影响总统的职业生涯。为了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公信力，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人们的观念里，联邦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局长都不能跟总统走得太近。因此，这是最后一次我和奥巴马总统可以像大学同学一样开诚布公地一起谈话了。那天，我们讨论了很多并不在联邦调查局局长职权范围内的棘手问题，比如用无人轰炸机消灭恐怖分子。我非常惊讶，他能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和评价一些复杂的问题。我觉得，他是想在正式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通过探讨这些问题，对我和我的价值观进行最后一次评价。
“为什么要自己去买呢？”
我与奥巴马总统见完面后，给帕特里斯打了个电话，自作聪明地说：“亲爱的，你之前的判断可能并不准确哦。”我对我和奥巴马总统的这次会面感觉良好，于是在白宫给我抛出橄榄枝之后，我同意了他们的提名。我的家人还会在康涅狄格州住上两年，处理完手上的事情，但我已经完全准备好投入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工作中了。一旦就职，我的任期会一直到2023年，那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会影响这个任期。
“因为我饿了啊，我要去餐厅一趟。”
我认同了他的想法。联邦调查局应该是完全独立的，完全不受政治党派的影响，这才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局长被赋予10年的任期。
“要是有人想跟您聊两句怎么办？”她看起来有点困惑。
最让我惊讶的是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工作的看法，正是他的这一认知让我觉得，帕特里斯认为我这趟是白跑了的看法可能是错的。其实，奥巴马总统对联邦调查局局长工作的认知大大超出了我和大部分党派人士的预期。他说：“我并不指望联邦调查局能在政策制定上给我什么帮助。我需要他们保持独立性，完全有能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需要的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能放下心来，知道整个国家在正常运转，知道美国人民有人保护。”这次谈话和我之前假设的情景完全不同，实际上，我觉得这种政治独立性还挺对我胃口的。
“我巴不得他们跟我聊天呢。”
我们还谈了调查机密信息泄露的需求与支持出版自由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最近，司法部花了大力气调查机密信息泄露事件，而媒体对此也争相报道，并以此攻击奥巴马总统，宣称“奥巴马政府就要完蛋了”。我们没有谈到具体的案例，但我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周密的领导与调解是可以让这两方取得某种平衡的。说调查员永远都不会从记者那儿挖掘情报显然是目光短浅的，而说调查机密信息泄露就剥夺了出版自由更是夸大其词。我们可以在保证出版自由的同时也保证机密信息不被泄露。
我在联邦调查局任职的这三年八个月零五天里，只要有空，我就会穿过那条长长的走廊，上楼梯，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餐厅去。我不穿西装外套，让我的安保卫队离我远远的，这样别人就会觉得我是自己一个人。我不想让联邦调查局的员工觉得我需要防着他们。
总统在谈到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人选时，显得无比凝重。他说：“某种程度上来讲，选择联邦调查局局长和最高法院院长是我在总统任期内最重要的两项人事任命了，因为我这是在选择美国的未来。”在他看来，联邦调查局局长10年的任期价值巨大，他希望如果我上任，我能对下一任总统有所帮助。他举例说，在他刚上任，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时候，就曾经被军队领导人逼着做一些军事决定。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我能看出他非常遗憾那时身边没有一个有经验的顾问可以帮他出谋划策。因此，他觉得我可能会对将来那个同样缺乏经验的领导者有所帮助，帮助他更好地制定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
无论我心情如何，我都会尽量保持轻快的步伐，身板挺直，面带笑容地与身边的人打招呼。我觉得，当联邦调查局局长踏进餐厅的时候，几百双眼睛都会看着我，仿佛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出什么事了吗？”我必须用自己的表情和体态回答他们说：“我们没出什么事，一切顺利。”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奥巴马总统本人，有两点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第一是他比电视上看上去要瘦很多；第二就是他有强大的专注力。面试之前，我和雷穆勒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等候，总统正站在桌边打电话。雷穆勒说，他正在和俄克拉何马州州长通电话，谈论席卷俄克拉何马州的龙卷风灾难。这场龙卷风已经造成了几十人死亡，上百人受伤。奥巴马总统挂了电话，挥挥手让我进来，简单谈了几句俄克拉何马州的事情，就转入正题了。
我从来不插队，即便有时候赶时间，我也从不插队。我站在队伍里，看着前面的人点他的帕尼尼（这个一般需要很长时间）。让别人认为我并不比他人优越，这一点很重要。因此，我一直等着，轮到我时才点餐。
在跟总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几轮面试之后，我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见了奥巴马总统。他就坐在布什总统经常坐的那个扶手椅上，背对着壁炉，他旁边摆着一座老爷钟。我坐在他左手边的沙发上——在离他近的那头。总统顾问凯瑟琳·雷穆勒（Kathryn Ruemmler）坐在我对面。
其实，排队让我能跟很多人交流。我会转向后面的人，问他们在什么部门工作，问他们是否喜欢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我从这些交流中学到了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我并不像自己想的那么重要。上任将近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在餐厅里问排在我后面的人在什么部门工作。他跟我讲，他在计算机服务部工作，已经加入联邦调查局三年了。这份工作中，他最喜欢的就是可以学到比在私人公司更多的经验，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说完之后，我们沉默了一下，有点尴尬。他可能觉得要礼貌一点儿，不能冷场，所以回问我：“你呢？你在哪个部门工作？”
“你19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你了，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你的志向所在。你去吧，去做你想做的。”然后她停了一下，接着说，“但他们不会选你的。”她挺喜欢奥巴马总统的，大选时还给他投了票，但她依然觉得我只是去陪跑的。后来她承认，她只是不想看我耷拉着脸不开心罢了。她跟我一样，都觉得奥巴马总统不会挑一个布什总统任期内的政府工作人员。
我答道：“我是局长。”
“你在干吗？”
他一脸难以置信地追问：“呃，局长？”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帕特里斯不在卧室里。我下楼，看到她在厨房里抱着电脑。凑过去一看，她竟然在浏览华盛顿特区附近的房产网站。
“是的，我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你就是在为我工作。”
我对这件事并不看好，而且再到政府部门工作对我的家庭来说也是个负担。我没告诉霍尔德我说这话的原因。但那时帕特里斯正一边读硕士，一边在布里奇波特的一个精神健康诊所里做顾问；我们的一个孩子马上就要上高三了；之前有几个孩子寄养在我家，而我们又不是孩子走了就不管他们的那种父母，我们一直跟他们保持联系，也会履行义务。因此实际上，我们并不是很富裕。霍尔德让我考虑一下，我说我会好好考虑，但很可能不会去。
又冷场了。最后，他说：“呃，你看起来和网上太不一样了。”
这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可能是我已经对华盛顿这些党派人士有了根深蒂固的印象，我很难相信，一个民主党总统会选择一个曾经在共和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人出任如此重要的岗位，而且我还曾经支持过奥巴马总统的政治对手。
那天晚上，我回家后跟帕特里斯说了这一幕。她笑着说：“就应该每天都是这样。”
2013年5月，我突然接到了时任司法部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参加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面试。他并不能保证我一定能得到这份工作，但如果上面没有认真考虑我来出任的话，他是不会给我打电话的。
在我成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我在桥水联合基金工作。就是这段工作经历让我决定要建立一种透明诚实的工作文化。在桥水联合基金工作的经历让我发现，有时候我是个自私的领导，是个不称职的领导。我的自私和不称职基本上都表现为，我不好意思告诉手下的员工，他们做得不对，他们的能力需要提升。最出色的领导人都是心地善良且作风强硬，如果没有这两点，手下的员工就不会成长。桥水联合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认为，反馈是没有消极反馈和积极反馈的区别的，反馈只有一种，那就是真实反馈。如果不跟别人谈那些难以启齿的话题，不告诉下属他们的缺点在哪儿，也不告诉他们怎样才能提升，那就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我这种欲言又止不仅反映了我的懦弱，更反映了我的自私。如果我真的关心下属，那我就应该保持诚实，哪怕这会让我感到不舒服。当然，我也要注意言辞，注意时间，注意场合，如果人家家里刚办完丧事，那肯定就不是个谈话的好时候。但是，我还是有责任、有义务找个机会进行这场谈话的。
2005年8月从布什政府的司法部离职后，我加入了一家私人公司。从2005年开始，每两年我就有个孩子要上大学，而15年来在政府机关没挣多少钱，更不用说存钱了。孩子要上大学了，我必须得挣点儿钱供他们读书。于是，我加入了国防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他们的法律总顾问。我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工作了5年，然后又到康涅狄格州的桥水联合基金工作了3年。2013年年初，我离开了桥水联合基金，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成为一名国家安全方面的研究员。去哥伦比亚大学是因为我觉得教书育人实在是太有成就感了。
高效的领导者从不需要对下属大吼大叫。因为高效的领导者会创造这样一种工作氛围：如果员工让自己的领导者失望了，那么员工自己会感到非常内疚。发自内心的内疚和喜爱比惧怕更能给人动力。那些伟大的教练只需要简简单单地跟队员说：“这不是我们最好的表现，是吧？”然后他的队员们就会奋发图强。因为这些队员爱他们的教练，也知道教练爱他们，所以他们会尽最大努力不辜负教练。所有人都对这样的领导者死心塌地，就像我之前一直对零售店店主哈里·豪厄尔死心塌地一样。那些对员工大吼大叫的领导者，看不起自己手下的领导者，不可能把人才长期留在自己的团队里。
尽管我很喜欢打篮球，但我知道我绝不会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里和总统一起打篮球。我也喜欢打高尔夫，但也不能和他一起打。联邦调查局局长不可能和总统保持这样的私人关系，原因嘛，众所周知。至少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的时候，我经常提到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尽管我们俩并没有私交，但我还是经常提到他。原因一是，在我眼里，他是现今世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原因二是，他从不满足于现状，永远都在奋斗。我曾经读过他的专访，里面说他不打球的时候都会看自己的比赛录像，找到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一直练习。一开始我觉得这太疯狂了，他已经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篮球运动员了。但从他的角度考虑，我就发现这确实说得通，因为他并不是在用其他球员的水准来衡量自己，而是以自己为标杆。最出色的领导者并不太关心所谓的“标杆”，也不把自己的团队和别人做比较。他们只知道自己的团队还可以更好，也愿意坚持不懈地把团队带向更好的未来。
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当然，总统先生。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您的’体育馆。”
刚坐上局长的位子时，我曾经声称，联邦调查局的整体领导力文化都需要提升。说完之后，有人递给我一份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全美国17家情报机构中，联邦调查局的领导力水平排在第二位。我把调查报告递了回去，对他解释说，我并不在乎这个，我们不跟他们比，我们只跟自己比。现在，我们还远达不到标准。一位善良且强硬的领导者会非常爱护下属，知道自己的下属永远可以自我提升，这样的领导者会点燃下属的热情，让他们奔向更好的远方。
总统停顿了一下，以示庄重，然后开口道：“鲍勃一直允许我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里打篮球，现在我需要你承诺我可以继续使用联邦调查局的体育馆打篮球。”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于是我建议所有人都去读一读马丁·路德·金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这是我读过的文章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一篇。在某种程度上，马丁·路德·金受到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影响，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在乱世中寻求正义的想法。从大学时期第一次读到这封信开始，我隔段时间就会拿出来重温一遍。我了解联邦调查局与民权运动之间的历史纠葛，尤其是对马丁·路德·金先生的监视，是联邦调查局历史上的一个污点。正因如此，我希望能多做一点儿贡献。我下令在匡蒂科的联邦调查局国家学院增设一门培训课程，希望所有参加培训的探员和分析师都能了解联邦调查局针对马丁·路德·金开展的这项任务。这项原本是为了反间谍而开展的合法任务为何会违背它的行动初衷，最终演变成为对民权运动领导者及其他民权运动者非法且恶毒的骚扰呢？我想让大家都记住这个好心却走上歪路的故事；我想让大家都知道，联邦调查局曾给马丁·路德·金发了一封勒索信，建议他自杀；我也想让大家回望历史，站在位于华盛顿的那座发人深省的马丁·路德·金纪念堂里，思考联邦调查局的价值与责任，也鞭策自己要不断做得更好。
我一脸困惑地看着总统对米勒点了点头，说：“鲍勃之前一直对我有一个承诺，现在，我想让你也做出这个承诺。”这会是个什么承诺呢？总统之前已经跟我保证过，我享有绝对的独立，但现在又要我对他做出什么秘密承诺？
联邦调查局的培训机构确实开设了这样一门课，所有参加培训的新员工都重温了这段痛苦的历史，在课程最后他们还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纪念堂。在那里，所有人都会从墙上挑一句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摘录下来。有人挑的是“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的公正”；有人挑的是“衡量一个人的最终标准，不是看他身处安逸时持有的立场，而是要看他在面临挑战和争议时坚守的立场”。然后，他们要结合自己挑的这句名言与联邦调查局的价值取向，写一篇论文。这门课程并不是要告诉这些新员工应该思考些什么，而是要告诉他们，人必须要思考，思考历史，思考制度的价值取向。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时候，这门课依然是匡蒂科所有的培训课程中最受欢迎的。
就在我们要出门去面对镜头的时候，总统突然停下了。他看起来很严肃，转过来对我说：“吉姆，有件事情我之前忘了跟你讲。”
1963年10月，约翰·埃德加·胡佛给当时的司法部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写了一份备忘录，请求司法部允许联邦调查局对马丁·路德·金实施电子监视。这份备忘录只有一页纸，5句话，没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在最底部，肯尼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授权联邦调查局可以随时随地监控马丁·路德·金。为了时刻提醒自己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我把这份备忘录复印了一份，就放在桌子的玻璃板下面。每天早上审核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那些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由要对美国内部实施电子监视的申请的时候，我都要看一眼这份备忘录。跟胡佛一样，我必须得亲自签署这些申请。区别在于，如今这类申请文件要厚得多，还要送到法院去审批。我对手下的探员解释道，申请这种监视的许可实在是让我头疼极了，但这种头疼是必要的。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提名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那天，晴空万里。奥巴马总统、我和前任联邦调查局局长鲍勃·米勒一起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等候，我们等着穿过那扇玻璃门到玫瑰园去。外面的白宫记者团早已人头攒动。
我一直留着胡佛的这份备忘录，并不是为了批判胡佛和肯尼迪的行为，而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失察，要时时约束自己的行为。我知道，胡佛和肯尼迪在做出这一决定时都认为自己做的是正确的，但他们缺乏的恰恰是对自己理论的检验，也没什么东西可以检验他们自己的设想。公开审视自我是非常痛苦的，但这是改变未来的唯一方式。
2013年入夏的第一天，我来到了曾认为自己再也不会踏足的地方。
联邦调查局的所有人都对我的这个想法和提议非常认同，从每年他们对我的匿名评分中可以看出来。但我也知道，有些联邦调查局同人对我看待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不太理解，因为我看起来总是对这个组织“不太满意”。但在联邦调查局内，人人坦诚相待，从不藏私。所有的问题、痛苦、希望和疑虑都拿出来摆在桌面上谈，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并提升自己。只有认清了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它们，以合理的方式解决它们。小麻烦如果一直不解决就会酿成大祸。只有铭记我们的痛苦，正视我们的错误，我们才能不重蹈覆辙。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曾经说过：“天底下唯一的新鲜事，便是不为人知的历史。”人类总是会重复自己的错误，重复自己的邪恶。我们一再犯错，只是因为我们总会遗忘。
毫无疑问，要成为一名领导者首先要正直。不正直的领导者无法取得任何成就，无论他是领导一群劳工、一个足球队、一支国家军队，还是一个部门，都是如此。
[1] 此处的“速度与激情”指的是2006—2011年由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负责调查的非法枪支交易案件。由于2009—2010年，调查该案件的卧底特工基本都在赛车俱乐部做卧底，因此得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