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奥巴马不同，奥巴马有与人讨论的能力，他能平衡局面，让我们说出与他不同的想法。他会转向发言者，面对面看着他们，给他们足够的时间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去打断他们的发言。这个过程中，尽管他不怎么说话，但他会用自己的面部表情、体态姿势或一些简短的回应让发言人愿意把自己的想法一股脑儿地说出来。他仔细地理解着发言人的逻辑，总会在发言人讲完后提出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都是在他倾听的那短短几分钟内想到的。
为了提高联邦调查局的工作效果，我花了很多时间倾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对于领导者来说，真正倾听他人是很困难的，因为在倾听下属的声音时，领导者需要从领导的位子上走下来，需要学会示弱。奥巴马总统选我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已经出乎我的意料了，这次谈话更让我对他惊诧不已。巴拉克·奥巴马是个极其出色的倾听者，比我遇见过的任何领导者都出色。我和他一起参加过很多会议，我看着他尽己所能地在一场谈话中引入各种观点，经常为了听到不同的观点忽视与会人员的座次等级。在白宫会议中，与会人员的座次是由等级决定的——各部门一把手坐在主会议桌旁，低一级的与会者坐在靠墙的椅子上。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战情室里，我们正在开一场有关机密技术的会议。会上，主会议桌旁正襟危坐的军事部门领导者和情报部门领导者讨论完后，奥巴马向一个硅谷天才咨询意见。这个家伙坐在墙边的椅子上，连条领带都没系，看上去有点邋遢，他也确实反驳了我们其中几个人的意见。奥巴马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求贤若渴，欢迎大家说出自己的观点。这个习惯可能来源于他之前做教授的经历吧，教授不是都喜欢突然叫起一个坐在后排的学生回答问题嘛。奥巴马的这种做法经常会使全场陷入激烈的讨论，能让他听到不同的观点。布什总统执政的时候，大家往往出于等级限度，或者是因为怕被他嘲弄，所以不愿说出自己的观点。不系领带的人员不可能出现在布什总统的战情室里，就算混进去了也只能坐在后排，绝对不会有机会发言，就算发言了，也绝对会被嘲笑：“这孩子穿着也太随意了。”
奥巴马总统有一种能力，就算这个问题在别人看来他可能不太愿意听到，他也愿意跟人讨论。就像之前，我对种族问题和执法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他就跟我讨论了这个问题。这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他的这种能力。实际上，我的论调引起了白宫极大的担忧。从芝加哥回来之后，我到椭圆形办公室去参加奥巴马总统的会议，我发现他故意把所有的高级官员和司法部成员都请出了办公室，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我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以来的26个月里，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总统先生开会。我走进门，经过那座老爷钟，看到屋里只有我们两个，我觉得我可能会挨训。总统还是坐在老位子，那把壁炉边的扶手椅上，而我坐在他左手边的沙发上。
但我错了。实际上，真正的倾听确实是要保持沉默，要认真思考别人讲的东西。但真正的倾听不止于此，它还包含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东西：你的姿势、表情、回应的声音和给对方的反馈，让对方感受到“我想继续听你说，想知道你知道的，也想让你告诉我”。真朋友之间的谈话往往会让外人听起来云里雾里，但他们两个相谈甚欢。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回应：“啊，是啊，我知道，确实这样，我也遇见过，他们就是那种人。”一个人想讲，另一个人想听他讲，反之亦然。这样，这两个人的交流就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有来有往，互相支持，互相鼓励，把自己的想法讲给对方，同时鼓励对方把知道的都讲给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倾听。
然而，我并没有挨训。总统说：“我请你来，是因为我非常了解你，我想知道你都看到了什么，你是怎么想的。”随后，我们谈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确实在“谈话”，有来有往地谈话，真正地谈话。我想讲，他想听；他想讲，我也想听。我们之间进行了真正的交流。
跟帕特里斯结婚后，我才明白我所谓的“倾听”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的倾听。以前，我跟很多人一样，都以为倾听就是坐在那儿安静地听别人讲，体会别人的意思。
总统问了我一个问题：“你都看到了什么？你究竟在担心什么？”我说了大概有10分钟，谈到了谋杀率上升现象的地理分布问题和时间问题——全国最大的60个城市中有40多个城市的谋杀率在上升，死的还都是年轻的黑人。在时间上，这些城市几乎同时出现这一现象；在地点上，这些谋杀率上升的城市在地理分布上并没有什么特定规律可循，剩余的将近20个城市的谋杀率就没有出现上升现象。我对总统先生讲了自己的担忧，我担心大部分人会忽略这个问题，因为死的都是黑人，都是贫民区的黑人。我还担心，这种谋杀率的暴涨与警民之间的不良互动有关，而这种不良互动就是由那些漫天传播的视频引起的。我对总统先生说，我的目的是让大家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把警方和黑人群体之间的矛盾摆到台面上，让大家注意到是否因警方和黑人群体之间的隔阂不断加深而最终导致了大问题的爆发。我的期望就是，如果真相确实如此，那么我这么做能对双方矛盾的解决起到一点儿作用。
在我遇到我妻子之前，我都不知道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倾听，华盛顿的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倾听——至少就我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对他们来讲，倾听就是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保持沉默，等别人说完后自己再说一些早已准备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对这种形式的意见交换很熟悉，电视上所谓的“辩论”就是这种形式。辩论场上，辩手们坐在椅子上，灯一亮，一方就站起来说出他们提前准备好的观点，等他说完后，另一方会站起来，用他们提前准备好的观点进行反驳。这个过程就是个左耳进右耳出的过程，并不能引发听众真正的思考。这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倾听”。
我说完之后，奥巴马总统对我的想法表示了赞赏。紧接着，他针对我在公开演讲中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我在演讲中用了“清除杂草、播撒种子”来说明我属意的解决办法——清除犯罪行为，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但是总统问我：“你想过黑人听到你这么说会怎么想吗？你会称你邻居的孩子为‘杂草’吗？”他对我说，黑人所处的生活环境总是让他们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们想让警方入驻，保护社区的安全；另一方面，社区里教学条件糟糕，失业问题严重，吸毒现象泛滥，离婚率高等问题，导致他们经常陷入与警方对峙的状态。黑人民众自己对此也抱怨不已，却无能为力。
然而，有一个人站出来问了这个问题。我从芝加哥回来之后的一两天后，我的办公室主任告诉我，总统想在椭圆形办公室见我。我不知道总统要谈什么话题，也不知道还有谁在场，最后发现，这场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单独与奥巴马总统会面。
听总统先生这么说，我突然醒悟了。我对总统说，我从没想过黑人群体可能会这样理解我话中的意思。我从没意识到“清除杂草”这种说法会让听众心里不舒服，尤其让这个特殊时期内的黑人群体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说法已经在执法机构内部用了很多年了。我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怪圈，而我们的总统，从一个普通黑人的角度帮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
警方抱怨我批评警察，称他们为胆小鬼。民主党人说我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肯定了所谓的“弗格森效应”，而这一效应可能压根就不存在，说我根本是在妨碍警方执行公务；共和党人则声称美国正饱受谋杀率上升的困扰，并将其归结于奥巴马总统的执政不力。很少有人问：“真相是什么？”他们明明有机会可以当面来问我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他们却不愿这么做。相反，他们都忙着站队，选一边，然后站定。很少有人会花时间去问：“这个人到底在担心些什么？他到底在说一个什么事情呢？”
随后，我们还谈到黑人的高犯罪率对黑人群体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谈到了国家在服刑人员再教育方面其实做得有多么不好。我同意，如此多的黑人被监禁确实是一场悲剧。但我也跟他表达了我对他所说的“大规模监禁”[1]一词的看法。他曾使用“大规模监禁”一词描述我们国家监禁人数急速增长的问题，在他看来，我们国家的监狱里关押的人太多了。我对总统先生说，对于我们这些致力于降低少数群体社区犯罪率的执法人员来说，这个词真的很刺耳。就我个人而言，听到“大规模监禁”一词会让我想到“二战”中日本所建的俘虏营，无数民众被关在其中，周围布满了铁丝电网。我认为，一方面，“大规模监禁”这个词极其不准确，因为监禁行为发生时实际上规模并不大：每个被告都是分别被起诉，都有自己的律师，分别被审判和定罪。最终监狱里确实关押了很多人，但并没有“大规模”这一说。另一方面，这个词简直就是对于那些勤勤恳恳的执法人员的侮辱。执法人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帮助这些泥足深陷的年轻人脱离危险境地，而“大规模监禁”这种说法将警察、探员和检察官同黑人群体一起拯救高犯罪率社区的努力变成了一种不合理的行为。
至少我说对了一件事：我说出这些话之后，确实惹得大家都不高兴。实际上，不高兴的人比我想象中要多很多。我原本的目的是强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激发民众探讨问题背后的原因和解决方案；促使双方对这个棘手的问题进行对话和探讨；激励民众探索真相，搜集资料，挖掘事件背后的原因。同时，我希望这样的探讨可以改变警方与黑人群体的互动方式，拯救无辜的生命，鼓励警方采取更好的方式维护社会治安，也鼓励社区支持警方的工作。然而，我见证了另一场美国式“屁股决定脑子”的斗争。
听我这么说，奥巴马总统让我去看看黑人群体在执法过程中是如何被对待的，在法庭上又是如何被对待的。他说，看到如此多的黑人被监禁，看到被监禁人口中黑人所占的比重远远高出黑人群体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他们很难不将此视为“大规模监禁”。
我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让奥巴马政府内的某些官员感到不满，但我觉得联邦调查局局长应该在这类司法问题上保持独立。奥巴马总统提名我当局长的时候，特别提醒我要保持司法的独立性。犯罪问题、种族问题和执法问题都是错综复杂、极其敏感的，但如果人们都不谈这些话题，那这个现状就永远不会改变。
这场谈话结束后，我醍醐灌顶。奥巴马总统让我听到很多不同的观点，学会了从不同的视角看问题。当然，我也希望我的说法也给了他另一个看待问题的视角。我们这次谈话可谓酣畅淋漓，与所谓的“华盛顿倾听”截然不同。我们两个人都有意识地去理解对方言语中的含义，理解对方与自己不同的视角，也都保持开放的思想，随时准备接受不同的观点。
我们需要寻找到问题的真相，并马上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跟我说，现在就着手是不是早了点儿，这才10月，我们可以等年底统计报告出来的时候再说，看看总体犯罪率究竟如何。但我不同意，尤其是当我看到全国各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长给出的谋杀案件数据后，我更加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数据，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执法机构的领导要主动推进执法，坚定、公平且专业地推进执法。同时，社区领导者也要主动配合警方维护社区治安，保证警方有时间、有机会，高效且专业地进行社会安保行动，并在执法过程中得到应有的尊重。
如果奥巴马总统不够自信的话，他绝不会跟我展开这样一场对话；如果他不够自信的话，他也不会如此谦逊。实际上，如果要我说奥巴马总统作为一个领导，身上有什么瑕疵的话，那就是他太自信了。我在美国政府任职的过程中，处理过的最棘手的一个案子就是“棱镜门”事件。正是在这个案子中，我看到了奥巴马总统的这一点。
演讲的最后，我呼吁：
在我出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前，爱德华·斯诺登，国家安全局的一名外包技术员，窃取了有关国家安全局正在进行的项目的大量加密数据，然后将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泄露给了媒体。很显然，他的这一行为给美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打击。在他泄露了数据之后，几乎全世界的不法分子都把自己的通信设备和通信频道加密了。他们使用了极其复杂的加密手段来阻止美国政府对他们的监视，就连联邦调查局被法院授权的监视行动也受到了影响。在这之后，我们目睹了之前监视了很久的恐怖分子网络线索逐渐断开，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我说：“我并不能确定问题一定出在警方身上，也不能确定这个原因是否能解释所有的案件，但我确实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执法机关确实经历了一场寒冬。”
2014年9月，就在这次事件过去一年之后，苹果和谷歌两家公司宣布，它们开发的移动设备采用默认加密的方式。在我看来，这两家公司的做法就是在提醒民众：在社会生活中，要让自己的移动设备免受司法部门的监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做法简直快把我逼疯了。我实在是不能理解，聪明的美国人怎么就看不到这么做会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影响呢？要知道，在某些案件中，不让法官了解电子设备内部的信息，可能会让整个社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每个季度，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都会与媒体一起召开常规记者会。苹果和谷歌的这个声明就是在记者会前夕发出的。在第二天的记者会上，我原本并没打算谈这个加密的问题，但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对这两家公司将要采取的默认加密的做法表示不赞同。
接下来，我谈到了我听说的另一个推测：“几乎没人公开谈过这个推测，但全国的警方和当局官员都会在私下讨论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推测确实可以解释谋杀率上升现象发生的时间和地理分布问题。在我听过的所有解释里，这个推测在我看来算是最靠谱的了。这个推测就是，可能是因为警方出了问题。”
我是个忠实的法律信徒，我也相信，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在这个问题上，我担心的是，这些公司正在推广的东西会让我们的民众凌驾于保护他们的美国法律之上。
随后我谈到了谋杀率上升的问题，我说：“当前警方和黑人群体之间的隔阂愈加严重，而这有可能是某些地区谋杀率上升的原因。”弱势社区的谋杀案件数量骤然上升，而死者基本都是年轻的黑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区、执法机构和研究机构的共同努力。我看了大家给出的一些原因推测，包括贩卖枪支、走私毒品、黑帮、囚犯刑满释放等，但没有一个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谋杀率上升的40多个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并未呈现任何规律性，而且这些城市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出现谋杀率上升的现象。
这些话一出口，我自然陷入了一场极其复杂、情绪高涨的争论之中。
其实，推特上的两个话题“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别拿警察的命不当命”很好地证明了我的观点。当然，这两个话题和话题背后代表的声音确实非常重要。但只要有人把“黑人的命也是命”这个话题解读为反对执法机构，黑人群体对警方的信任就减弱一分；只要有人将“别拿警察的命不当命”解读为反对黑人，警方对黑人群体的厌恶就增加一分。再这样下去，双方就会越走越远，隔阂就会越来越深。一桩桩、一件件的小意外，一个个网站视频，一个个推特话题，都会加剧双方的误解，加深双方的隔阂。这，才是最糟糕的。
联邦调查局与苹果这类公司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和看待问题的视角上。双方看待问题的视角都有各自的局限性。但坦白来讲，我们双方之间也没有真正理解过彼此，没有倾听过彼此。科技公司的领导层无法像联邦调查局一样看到社会的阴暗面。作为联邦调查局员工，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抓捕那些恐怖活动的策划者，抓捕伤害儿童的罪犯，抓捕集团犯罪的嫌疑人。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看到的都是人性的阴暗面。联邦调查局每位探员的生活中，都充斥着这些恐怖的、常人无法想象的活动。他们每天忍受着这样的生活，不遗余力地阻止犯罪活动。而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社会的这一面，这就可能会造成非常可怕的后果。我经常跟这些每天都见识社会黑暗面的同事开玩笑说：“硅谷那些人当然看不到社会的阴暗面，那儿可是个阳光明媚的地方，那里所有人都聪明绝顶，富得流油。”在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生活的世界里，技术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顺畅，关系更亲密。谁不喜欢把宠物猫的动态图分享给爱你的奶奶？谁不想直接在手机上预订一杯咖啡，这样到星巴克时就可以不用排队直接取走呢？尽管我是在开玩笑，但我依然认为大部分搞技术的人都不能真正理解，如果执法人员不能使用司法命令获取证据，那么全社会将要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同时，我也理解有人批评我们说，执法人员过于关注社会的阴暗面，而忽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因此，2015年10月下旬，我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我谈到民众与警方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谈到网上那些推波助澜的视频。在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引用了两个推特上的话题来说明我的观点。
正是因为双方都会被自己的立场所蒙蔽、所影响，因此我觉得，无论是哪一方采取类似的决策都是不可取的。美国人民应该自己决定，究竟要怎么过日子，究竟要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牵扯很多方面，要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其实非常困难。信息加密这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引发了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涉及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问题，还涉及技术、法律、经济学、哲学、创新和国际关系领域，可能还有其他的利益和价值掺杂在内。
与此同时，国会内部的自由民主党人和自由意志主义共和党人组成了一个有趣的联盟，他们与奥巴马政府联手，意图使国会通过一项刑事司法改革，减轻对某些联邦刑事犯罪行为的处罚。这是那些自称“茶党”的共和党人和奥巴马总统唯一能达成共识的政策领域。我对具体政策没有任何意见，这些政策在我看来都很合理、很恰当。但这些刑事司法改革的倡导者根本不愿针对城市谋杀率上升问题及其背后的原因展开讨论。我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我只是无法忍受自己眼看着这么多年轻的黑人失去生命而无动于衷，无法忍受警方与民众的相处方式变化成为谋杀率节节攀升的潜在诱因。
政府内部所持的观点永远都是：个人隐私非常重要，但当政府为保护社会大众的利益，需要探访私人空间或领域时，在证据充分、监管得当的前提下，政府还是有权获得私人的信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能真正脱离司法管辖的范围。奥巴马总统也是一位民权自由主义者，但他能够看到，如果将个人隐私上升到绝对价值，认为其绝对不可侵犯，那么一定会给社会带来威胁和危害。2016年春，他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的公开演讲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各地警察局局长告诉我，谋杀率的上升可能是因为警方与民众的相处方式改变了，而促成这种改变的直接原因可能就是那些广泛传播的视频。我并不能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了谋杀率的上升，也没有基础数据可以分析，但我仍然决定把这个问题拿到台面上来讨论一下。如果美国想无视这些黑人的死亡，那简直是太简单了，因为遇害的这些黑人都是“贫民窟里的穷人”。但总得有人出面，针对这些谋杀案说点儿什么。我只希望之前的分析是错误的；只希望能找到某个简单的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谋杀率上升了，或者能够证明这种大规模的谋杀率异常上升的现象只是偶然。
但危害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保持社会秩序，保证司法效力，保障社会文明对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重要。不仅如此，保护我们的孩子也非常重要。因此，我对认为个人隐私绝对高于一切的观念，持怀疑态度。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妥协……如果有人说个人数据这事儿和我们做出的其他妥协不一样，那恕我不敢苟同。
甚至当我在乔治敦大学演讲的时候，谋杀事件依然在不断发生，而受害者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黑人。在这些谋杀率骤升的城市，有的黑帮肆虐，有的毒品交易猖狂，导致犯罪的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些谋杀案大多数都集中在贫困的黑人聚居区，在那里不断有年轻的黑人被其他年轻黑人杀害。
奥巴马总统真的研究了这个问题，他命令白宫彻查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冲突，这样的政令是前所未有的。在白宫战情室里，他曾亲自主持召开了很多次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会上他表示，如果美国人民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希望未来的生活中有一大片领域是不受司法审判的，那也应该由美国人民自己决定，而不应由一个科技公司决定。
公众对我的这些想法给予了积极的反馈。作为一个白人局长，我有长期的执法经验，我可以说出许多执法部门的历史以及存在的偏见，但别人不可以。很多警察局局长私下里其实很感激我这么做，但公众与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依然剑拔弩张。到2015年年中，不好的苗头出现了。8月末的时候，全美国排名前60的大城市中有40多个城市都向联邦调查局汇报，说从2014年年底以来，这些城市的谋杀案件数量急剧上升。从数据上来看，最不寻常的就是这些城市的谋杀率并不是以一种有规律的方式上升的，其上升形态毫无模式可循。剩余的大约20个城市的谋杀率并未上升，有的反而下降了。谋杀率上升的40多个城市与谋杀率未见上升的城市在地图上的分布没有任何规律可循。
不幸的是，奥巴马总统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践行他的理念。政府确实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果，开发了一个“概念验证”的科技计划，证明了确实可能开发出一款设备，既可以保障个人隐私，又能在合理的情况下允许司法查验。但在这之后，奥巴马总统就卸任了，并没留下任何关于下一步的指示，也没有说明是否要针对这一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
第一，执法人员需要承认，长期以来，执法人员对黑人群体的欺压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要勇于承认我们的历史，因为我们立志保护和服务的民众并没有忘却这一点；第二，我们所有人都要承认，每个人对他人都是有偏见的，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偏见会让我们做出不公正的决策；第三，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确实看到许多年轻黑人因涉案被捕，这难免会影响执法人员的心理和判断；第四，我们所有人都得承认，那些发生在社区环境最糟糕地区的严重争端，其真正的根源都并非警方，真正的根源往往过于复杂，警方只不过是个替罪羊而已。紧接着，我命令全国56个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召开由执法部门与社区联合参与的会议，讨论现状和如何才能建立相互信任的双方关系。关系亲密的两个人很难真正怨恨对方，而现在，联邦调查局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起这种亲密关系。
我至今仍记得一些当时开讨论会的场景。2016年夏，我在白宫战情室里开会，很多领导者和官员都在场，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的各种角度、各种看法。其实，战情室是好几个办公室和会议室的总称，是总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经常开会和办公的地方。但更多情况下，战情室是指总统经常举行国家安全会议的那个会议室。这个会议室和电视剧中出现的所谓的“战情室”一点儿都不一样。这个会议室很小，最多只能放10把正常的皮质转椅。如果这些椅子都坐满，大家大气儿都不能喘，太挤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得做点儿什么，让这两条线至少向彼此靠拢一点儿。联邦调查局是个联邦调查机构，但我们跟地方警局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帮他们训练警长，也在不少案子上有亲密无间的合作。我决定要做两件事：首先，我可以利用联邦调查局局长这个高调的身份公布一些事实，希望能促进双方的良性沟通；其次，我可以利用联邦调查局的全国影响力促进双方的交流对话。因此，2015年2月，我在乔治敦大学演讲，谈了4点我们大家都需要承认的事实，尽管这些事实会让人有些难以接受。
每场会议的座次安排都是战情室的工作人员在会前决定的，决定好就把桌签放在桌子上。我跟三位总统共过事，参加了许多次这类会议，却依然没弄明白座次到底是怎么排的。在两场连着的会议中，在第一场会议结束后，我还得换个地方坐，因为我在第二场会议中的座次变了。开会的时候，总统对面不坐人，以免挡住视频屏幕和摄像机，这样不能到场的重要领导就通过视频参加会议。他们会出现在屏幕上的方框里，只有腰部以上能被看见。（正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有一次我在夏威夷参加了一场这样的视频会议，我上身穿西装系领带，但下身穿的是泳裤。）因为屋子太小了，工作人员时不时就要搬几把小椅子进来，放在桌边离总统最远的地方。我把这些小椅子叫作“儿童椅”。因为我不是内阁成员，所以我经常被安排坐在“儿童椅”上。这时候，其他好心的同事就会给我这大个子换一把稍微大点儿的“儿童椅”。墙边还站着10~12个参会者，但这个会议室实在太小了，他们站在那儿，腿一不小心就可能会碰到前面的椅子。
长期以来，执法部门与黑人群体都是美国社会的两条平行线，偶尔会靠得近些，大部分时间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现在，这两条平行线变成了两条曲线，而且越走越远。每当有视频曝出某个黑人平民死于警方之手，或又有警察殉职，两者之间的距离都会被进一步拉大。
就这样，我们在奥巴马总统执政的最后一段时期，挤在这个小会议室里讨论信息加密的问题。会议快结束的时候，总统开口说话了，看起来很困惑。“这实在是太难了。”他自言自语地说，“通常我都能找到解决办法的，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了。”
在此之前，弗格森案的发生让我感受到了黑人群体的痛苦与怒气，但现在，执法部门也陷入了极端痛苦与冲天怒火之中。我们的警察保护社会治安，却感受不到应有的安全感与敬意，而民众也不愿相信警方的努力。
听到这句话，我有两点感受，但我都没跟别人讲过。第一，他绝对没开玩笑。一群绝顶聪明的人已经凑在一起研究这个问题好几年了，这个问题确实太难了。第二，他实在是太自信了。至少在我看来，他并不是在吹嘘，也不是在炫耀，更不是像布什总统那样自嘲，而是真真切切地觉得，他——巴拉克·奥巴马，有能力解决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难题。但这个问题他解决不了，这让他感到很困惑。天哪，这种自信简直太酷了！
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又一件悲剧发生了。2014年12月，两名纽约市警察局的警察被一名杀手杀害。这名杀手声称他就是要复仇，就是要把这两名警察“送上西天”。奥巴马总统请我替他参加其中一名警察的葬礼。我去参加了刘文健警察在布鲁克林殡仪馆的葬礼，现场气氛悲伤而压抑，前来吊唁的警察面色沉重冷峻。寒风中，吊唁的队伍绵延数英里。
我实在不能理解，奥巴马总统有足够的自信，相信他能解决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问题，但他并没成为那种刚愎自用的领导。通常情况下，过于自信的领导总是听不进去别人的观点，我就见过很多这样的领导。我的弱点之一，尤其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过于自信，总是迅速地下结论，然后抱定自己的结论，不愿听取他人的想法和建议。我还总是迅速地做决定，标榜自己“办事果断”，但实际上，我冲动又自大。我这一生都在与我的这个缺点做斗争。但在奥巴马总统身上，我看到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谦逊，而这种谦逊和自信很少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至今我都不能理解他是怎么做到的，他从未因过于自信而刚愎自用，也从未因过于自谦而妄自菲薄。他总是循循善诱，让人能放松地讲出他想知道的东西。
司法部的这个结论确实非常重要，但为时已晚。截至2015年春，司法部终于结束了对这件案子的调查，公开发布了调查细节和结论，但这时，几个流传较广的视频已经引起了全美国民众的广泛关注。这几个视频全都是关于警方与黑人的冲突，将大众对警方暴力执法的关注度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上百万人看过这些暴力执法的视频，看过纽约警察局的警察怎样致使埃里克·加纳窒息，知道克利夫兰的警察怎样在城市公园内杀害了年仅12岁的塔米尔·赖斯。更多民众还看过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是如何在背后枪杀了沃尔特·斯科特，又是如何在杀死他之后伪造犯罪现场，销毁犯罪痕迹。还有更多的人看过巴尔的摩的一群警察如何将弗雷迪·格雷拴到警车后面拖着跑，最后导致弗雷迪·格雷丧生。这些悲剧让大众对警方形成了一种固有印象。这些警察中的败类掩盖了上百万善良敬业的好警察的光芒，掩盖了他们和市民的正常互动，让所有尽忠职守的职业警察都白白遭受大众的怨恨。
我也曾在联邦调查局内尽力效仿奥巴马总统的行为方式，但我始终牢记，领导就是领导。无论组织架构多么“扁平”，等级制度总是存在的。就算一个屋子里所有人都穿着帽衫、破洞牛仔裤、人字拖；就算所有人都席地而坐，吃着零食，不假思索地分享自己的想法，只要这里面有老板在，有上司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无论职位的高低是否摆在表面上，每个人的心里都一清二楚。
大部分民众在报道中了解到的是，迈克尔·布朗被枪杀的时候，正要举手投降。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他是因为攻击警察并试图夺枪才被枪杀的，随后进行的DNA检测比对证实了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联邦调查团队在迈克尔·布朗离世几个月后得出的这个结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错误的信息和报道已经遍布了全世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迈克尔·布朗是在举手投降后仍被警察枪杀。在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过程中，假象已经绕地球飞好几圈了。
跟自己的上司说实话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克服全人类都有的一个毛病——冒名顶替症。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如果别人真的了解我们，如果他们像我们自己一样了解我们的话，他们就会看扁我们，这就是冒名顶替症。我们害怕如果向公众展示了自己的真性情，就会暴露自己的缺点，就会被别人看轻。如果你没有这个毛病，那从某种程度上讲，你绝对是个“奇葩”，那么这书不适合你。
但最后，联邦调查局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以枪杀迈克尔·布朗为由起诉这名白人警察。联邦调查局探员在当地走访了几百户民众，发现不仅在当地找不到足够的起诉证据，就连最初流传的枪击视频也是漏洞百出，很明显该视频是为了误导民众。
直言不讳其实是很冒险的，有暴露自己性情的危险。对领导直言不讳则更危险，尤其是面对组织的最高领导者时更是险上加险。在联邦调查局这样的一个准军事机构里，等级森严，前50年都深受约翰·埃德加·胡佛的铁腕统治的影响，要想直言不讳简直是难于登天。然而，就算员工真的能克服自身的毛病而敢于进言，也只算成功了一半；领导者也要克服自身的毛病，不能觉得别人给自己提了意见，自己就不是完美的领导了。
在迈克尔·布朗枪杀案发生之后的几个月里，联邦调查团队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真相。弗格森警方歧视当地黑人，而当地政府在市政管理中，无论是罚单制度还是保释体系，在实施过程中都处处针对当地的黑人群体。同样，美国其他地方的城市和乡镇也是如此。要想让美国的黑人群体对警方再次建立起信任，美国警方需要走的路还很长。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迈克尔·布朗枪杀案会造成如此大的反应，因为当地的黑人民众实在是被警方压迫太久了。
在联邦调查局工作时，我总是努力创建一种人人说真话的工作氛围。大家可能觉得我这么做有点傻，但每个人也确实都认真思考并遵守了。一开始，我鼓励大家开例会的时候不要总穿得那么正式。因为我发现，来跟我汇报的同事总穿得跟要去参加葬礼一样。在局里开会时，我从来不穿西装外套，但只有我自己这么做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大家都穿得很正式，那么说话、思考也会变得很正式、很古板、这不利于大家展开讨论和对话。光是改变穿衣风格就费了我好大一番工夫。
2014—2015年，这些黑人公民在与警方发生冲突的过程中丧生，有视频记录下了他们与警方发生冲突的过程。随后，这些视频像病毒一样在各地迅速传播，燃起了民众心中种族歧视和种族虐待的熊熊烈火。2014年8月9日，一位名为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的年轻黑人在密苏里州弗格森被白人警察枪杀。尽管传播的视频中并未包括他被枪杀的画面，但这件案子拨动了民众脆弱的神经，引发了当地民众持续几周的动乱。也正因这一事件，美国社会开始对美国警方对黑人民众使用致命武力问题给予前所未有的关注。
我对局里的高级主管人员说，开早会时不用穿西装外套了，除非开完会后他们还要去参加其他外部会议。这二十几个高级主管，有男有女，起初三周效果不错，但三周过后，大家又恢复原样了。我又跟大家说了一遍，这次保持了6周。于是，我只能继续宣传我的这一理念。
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
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创建一种互相信任的工作环境。我鼓励领导者们说一些自己私底下的故事。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让所有与会的联邦调查局高级领导者跟大家说一件关于自己的私事，要能让别人大跌眼镜的那种。马上，我又笑着说道，“这事最好不会涉及你们的安全许可。”几周之后，我又问他们每个人，小时候最喜欢的万圣节糖果是什么；11月，我问他们感恩节最喜欢吃什么；12月，我问他们假期最想要什么样的礼物。当然，这些做法看起来可能很幼稚，是小学老师才会用到的把戏。但这些问题确实会让班里的孩子很快打开心扉，信任彼此。生活中，我们都需要一点儿孩子气的行为，因为孩子比大人更容易敞开心扉，更容易说出真相。
——《圣法兰西斯祷文》
我花了很长时间营造这种说真话的氛围，培养听真话的习惯。谁都没想到，2016年，联邦调查局陷入了希拉里·克林顿和唐纳德·特朗普大选的泥淖。那时，我无比需要之前建立起来的真相文化。
圣主啊，请恩许我可以尽可能多地……谅解他人，多于被谅解。
[1] “大规模监禁”是指美国几十年来推行的监禁政策，为了降低犯罪率，联邦政府介入城市当地的执法行动中，用联邦政府的钱增加警力，在城市地区加强巡逻，鼓励将罪犯投入监狱进行监禁，判罚从重。这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作为人口仅占全世界5%的美国，却有着全世界25%的监狱人口。同时，美国长久的种族矛盾和族群关系紧张，特别是公众脑海中存在的“黑人是主要罪犯和暴力实施者”的刻板印象，影响着司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造就了监禁人口的有色人种比例畸形。——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