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走进办公室，转过身等司法部部长关上门。她关上了门，转过来，低下头，张开手臂，向我走来。虽然拥抱确实是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但这个拥抱实在是有点尴尬，这很可能是因为我比林奇高出了整整46厘米，我们拥抱的时候，她的脸只能到我的胸口。我也伸出手，尴尬地拍了拍她的后背。
在过去几天里，媒体的抗议铺天盖地，尤其是支持希拉里·克林顿的媒体，更是如此。我不知道洛蕾塔·林奇要跟我说什么。她会吼我吗？会威胁我吗？会警告我吗？会给我带来总统的口信吗？奥巴马政府里的每个官员对我都非常愤怒，唯恐我会阻断希拉里的总统之路。我完全有理由认为林奇也跟他们一样。
“我只是觉得，你可能需要一个拥抱。”她说。确实如此。尽管我并不太习惯拥抱，但这几天我觉得自己确实快被打倒了，在外人看来可能也是如此。
每星期一早上，联邦调查局总部都会召开情报简报会。就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司法部部长当着所有与会人员的面，问我是否可以留下来单独跟她谈话。我感到有点奇怪，昨晚我已经回复邮件，同意单独见面了，她为什么还要问一遍呢？但当我看到同事们的表情时，我明白了她的意图。会后，我们在为司法部部长预备的私人办公室里谈话，办公室就在简报会会议室旁边。她的下属和我的下属等在外面，办公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然后，她坐在沙发上，挥手让我坐在边上的一个扶手椅上，问道：“你怎么样？”从她的语气中，我感受到了真诚的关切。
“当然可以。”我回复道。
我对她讲，这几天简直就像噩梦一样。我向她解释了我的想法，我面临的“糟糕透顶”和“严重打击”这个两难选择，解释了我觉得“糟糕透顶”总比“严重打击”要好。她的回答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10月30日，星期日。晚上，我收到了来自司法部部长的一封邮件，问我是否可以在星期一早会后，单独留下见她。
“如果这些邮件是在11月4日泄露出来的，你会不会好选择一点儿？”她问我。11月4日就是大选之前的那个周五。
对7月联邦调查局发表的那篇声明持支持态度的人和持反对态度的人显然调换了位置。因为害怕我的这封草案最后会让特朗普登上总统宝座，那些原本很理智的人也有些抓狂了。同时，认为联邦调查局严重违反司法部的规章政策的人也愈加歇斯底里。当然，对于这种事情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也从没在大选年发生过这种事情。我觉得，理智的人可能会决定不对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一事发表看法，但批评我们违反规定的声音让我不能接受。“告诉我，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做？为什么要这么做？”我问他们。但没人回答，报纸专栏作者、电视评论员都不理会我的问题。当然，我知道他们的答案，大多数人肯定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立场的做法。然而，联邦调查局没有立场，联邦调查局是中立的，联邦调查局代表了蒙着双眼的正义女神，要在政治世界之外做正确的选择。
“当然会，洛蕾塔。”
大概10分钟之后，我递交国会的草案就被媒体披露了，比我预想的速度慢了9分钟，我本以为在华盛顿，这封草案会立刻被曝光。但跟我想的一样的是，这封草案引起了极大轰动。
我并不是以邮件泄露为前提做出我的决定的，但林奇说得没错。只要司法部批准了这封搜查令，世人早晚都会知道我们重启了希拉里邮件案的调查，那时联邦调查局就会被批评不诚实。她说这话的意思，是不是同意我的做法？是不是说我这么做是对的？她是不是在以某种方式感谢我做了这个“出头鸟”，扛下了所有的指责？但她并不会回答这些问题。
当然，按照惯例，我们没有必要将此次调查告知国会。但鉴于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再三证实，我们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已经完全结束，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告知国会我们将重启调查。同时，我也认为，如果我们隐瞒不说的话，将会误导美国民众。然而，由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发现的邮件中含有什么信息，因此我不想误导大家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已尽力平衡各种措辞，尽力将草案写得言简意赅，但鉴于大选将至，一定会有很多人误解我们的做法。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你们能直接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
几分钟后，我们的交谈就结束了。林奇起身走向门口，忽然停下，转身对我说：“装得沮丧点儿。”她嘴角闪过一丝笑意。她一定是跟什么人说过，要好好教训教训我。世界真残酷。
今天早上，我已将有关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邮件一案重启调查的相关草案递交国会。昨天，调查团队告诉我，他们在一个不相关的案子里发现了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相关信息，于是他们想要查看这些邮件。因为这些邮件确实与我们的调查相关，我已经同意他们采取恰当的措施，获得并审查这些邮件。
至于我，整个噩梦真是太难熬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评论让我渐渐有些麻木，甚至之前挺喜欢我的人都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些之前就反对我的人就骂得更难听了。我理解他们。我妻子也希望希拉里·克林顿当选首位女性总统，但她更加担心我又成为众矢之的。她对我说，她完全理解我的做法，但她不愿意接受我又要冲出去被批评、被指责。她说：“好像总是你出面挨枪子儿。我明白你这么做的原因，但我总是希望挨枪子儿的不是你，是别人。”
我的同事们：
民众情绪沸腾，好像联邦调查局的天平已经倾向唐纳德·特朗普了。然而，没有什么听证会、记者会或任何机会能让我们向公众解释联邦调查局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没有机会在递交国会的草案中添上几笔理由。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手中的信息究竟会带来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究竟会找到什么。这时候，任何公开发布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会误导民众，只能让情势雪上加霜。因此，我在递交国会的草案中，措辞十分严谨。
10月28日，星期五。早上起来，我突然想起这天是当年“拉姆齐强奸案”的39周年纪念日。这天，我将草案递交给国会议长和各个委员会的高级成员。而就在几个月前，我刚给他们递交过一份报告，称希拉里邮件案的所有调查都已经“完全结束”了。跟7月那次一样，我还是给所有的联邦调查局员工都发了一封邮件，告诉大家现在的情况。
联邦调查局于某不相关案件中了解到，某些邮件疑似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相关。调查团队已于昨日向我进行了简要汇报。经我同意，调查团队将采取恰当的必要措施审查相关邮件，确定其中是否含有机密信息，评估该批邮件对调查的重要性。现就此告知国会。
得到了她们的回复之后，我有一瞬间想着要不要告诉她们我决定不通知国会。我就是想看看，如果我把责任完全推给她们，她们会是什么反应。但很快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做不仅非常愚蠢，而且还十分胆怯。我又一次走上了风口浪尖，接受所有的批评和指责。我告诉“中期团队”，让他们把我准备递交国会的草案送到司法部审核，问司法部是否要做出什么改动。司法部尽管依旧不建议我这么做，但还是在措辞上给了我一些中肯的建议。
尽管截至目前，联邦调查局尚不能断定该批材料的重要性，也无法预知审查邮件的所需时间，但鉴于我之前对此案的相关证词，我依然认为有必要就此告知国会。
果然，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都不想选择，既不想“坦言”，也不想“隐瞒”。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联邦调查局对韦纳的笔记本电脑中的邮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审查。我忘记是星期一还是星期二的一天，我去白宫战情室参加了一个会议。无论是走过白宫长长的走廊，还是坐在会议室里，我都感觉自己像《第六感》里的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一样，明明已经是个死人，却不自知。因为基本所有人都把我当空气。坐在战情室里，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呼吸。只有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在我站在走廊里等着开会的时候，过来跟我打了个招呼。他们俩都拍了拍我的肩膀，鼓励我要挺住。除了他们，甚至没人看我一眼。
我命令团队成员告知司法部高级官员，联邦调查局必须知会国会，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已经重启，这是我们作为联邦调查局成员的责任。我会尽可能不披露细节，但联邦调查局得对此发声。我说，我愿意跟司法部部长和副总检察长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我并不完全清楚，为什么我现在愿意跟她们合作，而7月的时候不愿意。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出自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毕竟我曾经因为绕过司法部单独行动而受到了铺天盖地的批评；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我觉得这次她们会跟我意见相同，会在这个严峻的形势下支持我。毕竟，司法部部长在7月的时候曾公开表态，说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邮件案的调查非常彻底，而且案子也结得很漂亮。现在，她自己的检察官就在针对此案重新申请搜查令。她当然也能看出来，如果我们隐瞒真相，那将是司法部的一场灾难。然而，林奇和耶茨都通过工作人员对我表态，她们不同意我的做法，不愿意跟我站在一起，重启调查只是我一厢情愿的做法。但她们并没有命令我不要重启调查，我应该遵守她们的命令。
吉姆·克拉珀是我在政府机构中最为欣赏的领导。他有点秃顶，脾气有点暴躁，脸上总是一副让人摸不透的表情，声音低沉，但内在是个铁骨柔情的硬汉，善良又强硬，自信但谦逊。作为联邦调查局局长，我也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一分子，我同时向司法部部长和国家情报总监汇报。我非常珍惜每个季度跟他汇报时的晚间会议时间，他将其称为“晚祷”。我们坐在他办公室的一个安全屋里，讨论工作，交流生活。我们的副手也都在，我拿着一杯红酒，他拿着一杯加了两个橄榄的伏特加马天尼，我听着这个领导年限跟我的岁数一样大的人讲故事。作为朋友，我送给他一条大红色点缀着马天尼酒杯的领带，是我的妹夫之前送给我的。因为我们两个都为人诚实，于是我告诉他这条领带不是我买的，是我妹夫之前送给我的，我只不过是借花献佛。克拉珀总是在“晚祷”的时候，换上这条领带。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联邦调查局也像华盛顿的那些党派人士一样思考问题，想着什么决定对我的党派有利，这个决定会助益哪些人的政治前途，会毁掉哪些人的政治前途，那么联邦调查局就再也得不到公众的信任，也不配得到公众的信任了。这样，我们的“信用水池”就会干涸。
到了临近大选这几周，我每天都听取“中期团队”的汇报。他们没日没夜地工作，阅读新发现的邮件。在工作中，我们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之前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个突破。经过不懈努力，联邦调查局技术操作部的工作人员像变魔法一样找到了一个可以电子分拣邮件的方法，这样探员和分析师就不需要每个人都要阅读几万封邮件了。我们不能用商业软件，但技术部门为我们定制的这款软件可以把阅读量降到每个人几千封。这样，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团队人员告诉我，他们有望在大选之前审查完所有的邮件。
我感谢了她的提问，随后回答道：“这是个好问题，但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保障联邦调查局的司法独立性。如果我们开始以政治角度思考问题，思考我们的做法会影响哪一派的政治利益，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输了。”
11月5日，大选之前的那个星期六，团队成员告诉我，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可以审查完所有的邮件，就可以向我汇报他们的成果。星期日早上，我们见面了，这时距离大选只有两天了。在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个黑莓域名的邮箱上，的确有几万封邮件，但没有一封是希拉里上任国务卿早期的邮件。这些只不过是希拉里·克林顿收发的工作邮件，有的确实含有机密信息，但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在这些邮件中，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改变之前结论的证据。我不断对他们施压，想确保这不是他们筋疲力尽之后说出来的昏话，他们向我保证，虽然他们确实很累，但结论完全靠谱。
我沉默了。我当然想过，每个人应该都想过这个问题，只是大家没说出来。
然后，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行动。团队的整体观点是，既然我已经在10月28日将重启调查的消息告知了国会，那么现在我有义务将调查结果告知国会。只有一个人不同意，就是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处处长。他认为这时候我们再发声，太晚了。他没给出什么确切的理由，只是觉得这时候离大选太近了。我觉得他是因为想到那份草案带来的后果而有了这样的想法。我们反复讨论，最后还是决定告知国会。现在的情况太特殊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尽量确保联邦调查局活动的公开、透明。10月28日，我们在“坦言”与“隐瞒”之中选择了“坦言”，那么现在，11月6日，我们也得这样做。跟之前一样，我们把这封草案递交了司法部，供司法部高级员工审查和修改，他们也的确给出了一些建议。
就在我们要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团队中的一名律师问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她是个十分聪明但很安静的人，有时候在会上我还得点名让她发言。她问我们：“你们想没想过，你们现在做的这些可能最终会帮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
11月6日，星期日。联邦调查局向国会递交了一份简短的草案，告知国会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结束了，结论没有任何改变。我们并没有对此发表新的公开声明，因为离大选只有两天了，如果这时候我站在镜头前，告诉公众我们在安东尼·韦纳的笔记本电脑里发现了什么，无疑会对公众造成混淆。具体原因我现在还不能解释，但联邦调查局在韦纳的电脑里发现了大批与希拉里·克林顿往来的工作邮件（但她之前声称，已经向国务院提交了所有的工作邮件），其中很多封也都涉及之前我们看到过的机密话题。调查人员也调查了胡玛·阿贝丁和安东尼·韦纳是怎么处理这些机密邮件的。尽管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但还是觉得这份草案应该简短，就跟第一份一样。这时候，我已经没时间给全体联邦调查局成员发邮件解释现状了，反正他们星期一上班之前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联邦调查局选择了不向国会和美国人民隐瞒重要信息，我们如此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在大选日之前结束这个案子。我感谢了所有“中期团队”的成员，我告诉他们，他们是我见过最棒的团队，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如此完满地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讨论，然后再推翻自己的讨论，循环往复。但讨论了几十个角度之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岌岌可危。假设一下，如果两周之后，希拉里·克林顿真的被选为美国总统了（其实当时几乎每个人都觉得希拉里·克林顿能当选），当选之后要是有人揭露她仍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对象，那么整个联邦调查局、司法部和希拉里的总统之路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总统大选之后，我们真的找到了能起诉希拉里·克林顿的证据，我们又该怎么办？无论我们找到了什么，这种对真相的隐瞒都会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公信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么想来，“糟糕透顶”和“严重打击”之间，还是很好选的，我们得告诉国会，今时不同往日了。
当天晚上，帕特里斯和我，还有我们的一个女儿出门去当地一家叫Tex-Mex的美式墨西哥餐厅吃饭。这时候，第二份递交国会的草案，那份宣称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调查结束的草案已经被传得满天飞了。吃饭的时候，饭店的老板走过我们的餐桌时，低声说：“加油吧，希拉里！”我已经没力气理他了，我也不会投票。我再也不想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之前的事情已经把我搞得筋疲力尽。我只想喝杯酒，所以我点了一杯香醇的玛格丽塔，加了冰和盐。但就这事儿，《华盛顿邮报》甚至编排我说，有人看见我点了一杯“巨大的”玛格丽塔，借酒浇愁。
无论是“坦言”还是“隐瞒”，都不是什么好选择。“中期团队”经验丰富的调查员对此争论不休。我们一起展开讨论，没得出结论，大家各自回去思考，然后再聚在一起讨论。我们坐在会议室里，从各个角度讨论所有我们能想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我的办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Jim Rybicki）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另一头——我的对面。这是他常坐的位置，这样他就能静静地观察所有与会人员和他们的肢体语言，他的工作就是确保我能听到所有人的发言，确保没有人被遗漏。他的情商很高，如果他看到了什么令他担忧的事情——比如说有人迟疑了，或是谁的发言没有被聆听，他就会私下跟那个人沟通，然后告诉我，这样我就能在接下来的会议中把被忽略的与会人员重新带入讨论范围内。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也扮演着类似的角色。贝克是我的老友，也是诤友。无论何时，只要有没被充分讨论的争论或疑虑，贝克都会将其重新带回讨论中。贝克还经常私下来找我讨论问题，故意提出跟我相反的观点，但我知道，他这样是为了能让我从不同视角、不同方面考虑问题。
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回望2016年发生过的这些事。即使是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也找不到什么完美的解法。站在当前回望历史，只能让我看到一些特殊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也是无比珍贵的。
另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另一个选择是“隐瞒”。联邦调查局的成败，完全依赖于民众的信赖。作为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我曾向国会和美国民众发誓，称这个案子的调查已经结束了。现在我知道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如果我们一边申请搜查令，审核数万封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一边却对此保持沉默，这就是对真相的隐瞒。这就意味着联邦调查局局长已经误导、并且要继续误导整个国会和全体美国人民。
跟其他人一样，我也很惊讶唐纳德·特朗普为什么能当选总统。从民意测验结果来看，明明是希拉里·克林顿会赢得大选的。很多次，我扪心自问，我的选择是否受了民意测验结果的影响。我不知道。虽然是无意的，但如果我说自己的选择丝毫没有受到民意测验结果的影响，那我绝对是在骗人。我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前提就是希拉里·克林顿会赢得大选，因此我非常担心，如果隐瞒了调查事实会使其总统任命变得不合法；然而，如果整件事就发生在大选前几天，或当时民意测验的结果是唐纳德·特朗普领先，那我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呢？我不知道。
其中一个选择是“坦言”。这样，我就得通知国会，联邦调查局之前的调查声明并不是真的。这简直是太糟糕了，会把联邦调查局和我本人都置于可能影响大选结果的位置上。这不是个好选择，简直是个糟糕透顶的选择。如果能避免，我绝不会选这个。
我看过那些希拉里·克林顿将其落败归咎于我的报道，在她看来，她的落选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我也知道，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她觉得自己被我“涮”了。终其一生，希拉里·克林顿都在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而奋斗，我完全能理解，输掉这次大选，而且是以这样的方式输掉大选，深深地伤害了她。我知道，她私下其实很生我的气，我对此表示非常抱歉。我很抱歉，我没能好好跟她和她的支持者解释我这样做的原因。我也知道，很多民主党人都对我的所作所为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很愤怒。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自成立以来，联邦调查局的准则就是不影响大选。这个准则，或者说传统，是我的立身之命。这也是为什么联邦调查局没有签署奥巴马政府关于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的10月声明。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全新的调查，我们可以不采取任何相应措施，什么也不做。但在希拉里邮件案上，我只看到了两种选择，任何一种都要求我们采取相应措施。
大选之后，我和一些两党的参议员一起参加了一个机密信息简报会，会议内容并不是关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快结束的时候，其中一名民主党参议员阿尔·弗兰肯（Al Franken）问了我一个在场很多人可能都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问题：“你对希拉里·克林顿都做了什么？”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当时也在场，于是我问他，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回答这个问题。他一脸戏谑地看着我，往椅背上一靠，说道：“当然，尽管回答。”
7月的时候，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美国民众和所有的国会成员，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是真实的、称职的、独立的，这个调查已经完全结束了，没有任何继续的必要，所有人都可以相信这个结论。然而在10月27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又决定申请搜查令，对数万封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展开调查，其中可能就包括会推翻之前调查结果的证据。同时，调查人员还告诉我，这个调查不可能在大选之前完成。那我们的责任何在呢？
于是，我对在场的参议员解释道，我希望他们可以跟我一起回到过去，从我的角度，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我们从10月28日开始说吧。”就算我不能说服他们同意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依然希望至少能向他们解释一下我的想法，让他们知道我面临的两难抉择，以及我为什么选择了“坦言”而不是“隐瞒”。我的做法的确不完美，但就我当时掌握的事实信息来看，我做到了所有我能做的。这就是那天我想要表达的中心思想。说完这番话，我知道我至少说服了在场的一名听众——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只见他向我走来，眼含热泪，抓起我的手，另一只手拍着我的胸膛，说：“我理解，我理解你。你当时的处境太艰难了。”
会后，调查人员联系了司法部的律师，律师同意立刻申请相关搜查令，批准调查人员搜查韦纳笔记本电脑上有关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于是，我们又面临着一个问题。
我非常希望，联邦调查局的所作所为，我的所作所为，不是大选结果的决定性因素。我的妻子和两个女儿都给希拉里·克林顿投了票，也在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的第二天参加了华盛顿2017年女性大游行。就像我在证词里说的，一想到可能是我的决定影响了大选结果，我就隐隐觉得难受。这不仅仅因为唐纳德·特朗普身上有很多问题，他不是一个好领导（他的毛病太多了，甚至连我证词里“隐隐觉得难受”这句话都没能理解）。我会感到难受是因为，我的一生都致力于为我深爱的机构服务，而我之所以热爱这个机构，是因为它并不为任何政治势力所用，独立于大选的狂热之外。因此，只要一想到可能是我的决定影响了大选结果，我就无法接受。然而，2016年的大选与之前任何一次都不同。我的一个孩子给我看了一条推特消息，似乎能够描述当时人们的心情。推文里说：“科米简直是个政治仆从，肯定是金钱驱使他这样做的，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支持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好吧，但请尽快完成。要保质保量地完成，不要为了加快速度而牺牲质量。”
我并不喜欢被人批评，但我也得关注这些批评的声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而，批评听得太多，人就会麻木，甚至会被打倒。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用了个简单的办法：如果批评我的人是我觉得理智且有想法的，那我就认真听取意见。如果批评者的观点逻辑清晰、细节翔实，说到了我以前没注意到的点，我还会特别关注他，哪怕他是某党派的强硬分子。至于剩下的那些疯狂的攻击，我就置之不理。
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说，审核这些邮件可能要好几周才行。邮件的数量太多，不可能更快了。他们每个人都要看上几万封，而且还得是熟悉案情的人才行，并不是随便哪一位联邦调查局探员都可以做的，不熟悉案情的人连要找什么都不知道。调查人员告诉我，11月8日大选之前，他们不可能完成对这些邮件的调查工作，因为只剩下不到两周时间了。
让我感触最深的批评是说，我已经深深迷恋上了我所谓的正直，我所谓的美德。长期以来，我都担心我或许有点自负。我对自己一直努力做正确的事这一点很是骄傲，也对我努力成为可信且透明的人而自豪。我真的认为，与公众眼中随处可见的那些满口谎言的党派人士相比，我的处世方式要高明许多。但这些骄傲和自豪也会蒙蔽我的双眼，让我听不进其他的建议，搞不清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
“你们最快需要多久能审核完这些邮件，并且评估它们是不是有用？”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脑海中回放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整个过程。除了7月5日的现场声明中，我的某些表述方式可能不太恰当之外，我至今依然认为，如果再有一次机会，按照我当时的角色和所掌握的事实信息，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但我觉得，理性的人可能会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我当然同意，我马上回答了他们：“去申请吧！”
举个例子，如果我是一个为民主党政府工作的民主党人，我就不能确定，我是否还会绕过司法部，在7月5日发表那份公开声明。如果我曾是民主党人，那我可能就会被形容为一个矛盾的党派分子，即使我绕过司法部独立发表声明，也不可能取得公众的信任。当然，换作任何一个有民主党背景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就算他在7月的时候没有单独发表声明，也一定会以某种形式知会国会，说明联邦调查局对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调查已经完全结束了。那么，到10月时他依然会面临我当初面临的两难困境。
“我们需要您的许可去申请一个搜查令。”
如果我不曾在布什政府的司法部工作那么久，我可能也不会觉得，我有义务保护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保护司法部的独立性。如果2005年，我不曾在副总检察长的位置上领会到服从所带来的苦楚（就像虐囚案曾带给我的那样），那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有足够的勇气绕开司法部部长，独立发表声明。我曾经的公众演讲经历让我不排斥面对镜头。如果是另一个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可能就会服从司法部的领导，让司法部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知为何，韦纳的电脑中有几十万封来自希拉里·克林顿的使用黑莓邮箱域名的邮件。调查人员告诉我，这些邮件中可能就有那些早期邮件，而韦纳早已麻烦缠身，是绝对不会同意我们搜查这些邮件的。
而且，如果是其他人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可能在6月末比尔·克林顿与司法部部长在飞机上会面之后，就会建议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来处理希拉里·克林顿的案子了。但是，我依然觉得这样做对希拉里·克林顿是不公平的，而我确实能想象到，别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可能确实会这样做，而不是像我一样，想要保护司法机构的清誉。
“中期团队”的成员向我解释，在韦纳的笔记本电脑中，他们发现了几万封与希拉里·克林顿的私人邮箱的往来邮件。这是很大一部分邮件啊！2014年，希拉里将其私人服务器上的邮件提交国务院的时候，她提交了大概3万封，删除了其他3万封，并声称那些是私人邮件。这些新发现的邮件数量比她提交的和删除的邮件总数还要多。在调查过程中，还有一些信息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中期团队”一直没找到希拉里·克林顿刚出任国务卿那几个月时的邮件，那时候她用的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黑莓邮箱域名。调查人员特别想找到这些邮件，因为如果存在所谓的“问题邮件”（要么是有人跟她说不要用私人邮件系统，要么是她知道她这么处理机密信息是不对的），那么这些信息最有可能出现在她出任国务卿之初，刚刚设立私人服务器的那段时间当中。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找到这些黑莓邮箱的邮件。
如果是别人，可能也会批准调查人员去申请搜查令，搜查安东尼·韦纳的电脑上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但可能不会这么着急通知国会，会等等看，看调查人员究竟调查出了什么，再做决定。但其实，我当时的处境很微妙。因为“中期团队”明确告诉我，他们不可能在大选之前完成对这些邮件的审查。别人也有可能会选择赌一把，在大选前这周进行私下调查。当然，这个观点就和林奇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如果我什么都没说，那一周内会不会有消息泄露出来呢？很可能会有消息泄露。尽管“中期团队”的成员调查了一年，什么信息都没从他们口中泄露出去，但联邦调查局纽约刑事调查科的人知道一些消息，知道我们要对希拉里·克林顿展开调查了，而申请搜查令就是很明显的证据。这时候，涉及的人比之前调查的时候多太多了，还包括纽约的很多工作人员。几个月之前，有关希拉里邮件案的消息就曾在纽约被泄露。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真的隐瞒了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那么一旦消息在大选之前被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换作是别的理性的人，可能确实会这么做吧。
在这之后很久，我都没再那样笑过了。
我也曾很多次扪心自问，如果我在10月初听说韦纳的电脑中有关于希拉里邮件案的信息时就对调查团队施压，让他们加速调查，情况会不会不同。但就我而言，直到10月27日，我才真正了解这些邮件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时候，我在关注其他的案件和问题，我觉得如果情况很严重，调查团队一定会告诉我的。不过，就算我老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我也一定会做出和10月27日一样的选择——立刻拿到这些邮件。至于我应不应该或能不能够在10月27日之前获得此案的详细信息，那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又回来啦！”我一边说，一边坐到了我的座位上。“怎么了各位？有什么事儿吗？”
对于联邦调查局来讲，2016年美国大选是独一无二的，就算当时我就了解了全部的事实真相，我的选择可能还是一样的。但我知道，有原则的好人如果处在跟我一样的位置上，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上做出不同的选择。在我看来，那些选择可能会对我们国家的司法机构造成更大的损害，但我对此也不确定。我也希望，将来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不要有机会去验证这个观点。
10月27日，星期四，距离大选只有12天了。早上5点半，麦凯布给我发了封邮件，说“中期团队”想要见我。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见我，但我立即让工作人员安排了一次会面。当天上午，我们就见面了。我走进会议室，微笑着向在座的主管、律师和所有“中期团队”成员致意。他们都坐在当初常坐的椅子上。
11月下旬，大选之后，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开一个国家安全会议，奥巴马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也在场。开会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隐形人，尤其是当周围的人都原以为自己能在另一位民主党总统的白宫中继续任职时，我的这种感觉更甚。然而，奥巴马总统并不把我当作隐形人。他以一贯热情且专业的方式对我的到来表示欢迎。
安东尼·韦纳，纽约州国会前议员，是民主党人士，为人不怎么样，因将自己的裸照发给一些女性的丑闻被揭露而辞职。他还是希拉里·克林顿最亲密的助理胡玛·阿贝丁（Huma Abedin）的前夫。当时，韦纳被指控与未成年女孩有一些不当接触，联邦调查局纽约刑事调查科正在处理这起刑事案件，因此得到了韦纳的笔记本电脑。调查人员申请了一个搜查令，可以查看笔记本电脑中的一些文件，但仅限于与这起性丑闻案相关的内容。但在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员还在他的电脑上发现了一些文件，这些文件的命名让纽约调查组怀疑与希拉里邮件案相关，但是他们的搜查令并没授权他们打开这些邮件。
奥巴马总统是一个非常敏锐、观察力很强的人，他总能关注到别人的肢体语言所反映出来的心境。当时，他可能觉得我不太舒服，要么就是觉得很有必要跟我谈谈。会议结束的时候，他请我留下。我坐在沙发上，背对着老爷钟；他坐在常坐的那把扶手椅上，背对着壁炉。白宫摄影师皮特·苏扎（Pete Souza）留下来想要记录下这一刻，但总统请他离开了。有那么几秒钟，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10月初的一天，联邦调查局总部有人［我记得是副局长安德鲁·麦凯布（Andrew McCabe）］向我提到，国会前议员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有个笔记本电脑，里面可能含有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的相关信息。我记不清他原话是怎么说的了，可能因为他也是个传话的。而安东尼·韦纳的电脑里的信息可能与希拉里·克林顿邮件案有关这个消息当时在我看来难以理解。
奥巴马总统倾下身，胳膊支在膝盖上，看着我。他一开始说了很多，解释说他并不想跟我谈某个案子或是某个调查结果。
但在那之后，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希拉里邮件案的相关调查材料又回到了我的办公桌上，新的调查线索来势汹汹。这时，“规避”就不再可能了。然而，我已经在4个月前，面对镜头斩钉截铁地声明，联邦调查局已经对该案件进行了全面调查，并且调查已经完全结束了。
他说：“我就是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无论政治家和学者怎么说，实际上，对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应该怎么在大选年处理相关调查这个问题，并没有书面规定。虽然如此，但我始终遵守一个重要准则：我们应该尽力避免任何会影响大选结果的行为。2016年10月，联邦调查局还没有什么理由能对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一事发表公开声明，而美国民众也知道发生了什么，因此联邦调查局规避这些行为是十分合理的。
我知道，奥巴马总统非常想让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入主白宫。他不停地为希拉里·克林顿造势，有时候甚至超过以往任何一届在任总统对意中候选人所做的。我知道，希拉里·克林顿没能当选对他来说也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整个白宫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然而，我非常尊重奥巴马总统，无论他说什么我都接受。
到10月初，奥巴马团队最终还是决定要发布一个政府官方声明。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Jim Clapper）和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Jeh Johnson）打算在这份声明上签字。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和我都觉得，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在这封声明上签字，于是我没签。那时，媒体上铺天盖地都在报道有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媒体声称他们的信息来自很多不具名的政府官员。声誉颇高的立法委员也发表声明，告诉媒体他们已经就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一事开过简报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本人也说过，俄罗斯势力已经选择支持她的对手。网站和社会媒体都声称那些被窃取的邮件与俄罗斯有很大关系，甚至包括维基解密网站及其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的推特都与俄罗斯势力有关。因为有了这些报道，奥巴马政府的10月声明充其量不过是对公众现有的信息进行了有限补充。如果是这样的话，联邦调查局签署这份声明什么也改变不了，不签署声明恰恰符合我们的自身设定——与大选保持距离。
“我选你做联邦调查局局长，因为你刚直不阿，能力出众。”接下来他说出的话，让我铭记至今。“我想让你知道，在过去这一年中，没有任何事情让我改变对你的看法，一件都没有。”
奥巴马团队对这个计划思考了很久，几天之后仍然没有定论。于是，我以个人名义起草了一篇评论文章，并交给奥巴马团队审议，看是否可以起到“警示”美国民众的效果。在这篇文章中，我列出了俄罗斯政府窃取邮件并披露这些被窃邮件的意图，强调有黑客想要黑入选民投票数据库，还将这一做法与之前俄罗斯大选中那些干预选举的做法联系起来。但针对这篇文章，奥巴马团队始终没有给出审议结果。奥巴马团队的审议一向严谨、充分但非常耗时。我怀疑，他们花这么长时间审议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当时民意测验的结果来看，特朗普不可能赢得大选。我还记得，在9月召开的一个讨论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的会议中，奥巴马总统表现出了自己对本次大选结果的信心。他说：“普京选错人了。”他似乎已经有了论断，既然俄罗斯势力并不能影响大选结果，那为什么要冒着让美国民众对大选体制失去信心的风险呢？又为什么要给唐纳德·特朗普以借口，让他有机会指责奥巴马总统恐吓美国民众呢？反正特朗普会输掉大选的。
他没有告诉我他同意我的决定，他压根儿就没谈起这些决定。他只是说，他理解我的初衷。天哪，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
当时，我们面临着一个困境，那就是是否要在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告诉民众我们在对俄罗斯政府干涉美国大选一事展开全面调查。整个8月和9月，奥巴马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团队都在为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在一次与奥巴马总统一起召开的会议上，我们讨论了是否应该给美国民众先“打预防针”。也就是说，让民众先知道究竟哪些敌对势力试图操纵美国大选，这些势力又是如何操纵大选的，以此减轻敌对势力对美国大选的影响。在会上，我表示，在7月5日发表了那个声明之后，我已经厌倦了这种成为众矢之的的日子，但这次如果没有别人愿意出面发声，我依然愿意做那个“出头鸟”。同时，我也对总统表达了我对这个“打预防针”手段的看法。我提醒总统先生，如果我们真的给美国民众“打预防针”了，其后果可能正好达成了俄罗斯政府的目的——削弱美国民众对大选体制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告诉美国民众确实有俄罗斯势力干扰美国大选，那最后民众会不会怀疑大选结果？会不会给失败的一方以失败的借口？这是个两难的选择。奥巴马总统完全清楚这些，我们决定不能让俄罗斯政府的阴谋得逞，不能让美国民众对我们的大选体制失去信心。于是，工作人员继续讨论“打预防针”计划的可行性，讨论其可能造成的后果。
听了这些话，我心中涌过一股暖流，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在这样的会面中，奥巴马总统总是冷静自持的，但我还是对他表达了我深切的感激。
和调查希拉里邮件案时一样，刚开始调查的几个月里，联邦调查局拒绝一切媒体采访。此时还为时尚早，我们手里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因此不方便把媒体牵扯进来，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联邦调查局在对此事展开调查。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并没有公开确认对此事开展官方调查。但2017年3月，一切都改变了。
“总统先生，您说的这些对我来说真的意义重大。过去的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很痛苦，我最不想做的就是掺和到大选当中去，我只是努力在做正确的事情。”
在俄罗斯政府干预美国大选的整个事件中，最核心的就是那些他们从民主党相关机构和个人电子邮箱中窃取到的邮件，这些邮件对大选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还有证据显示，俄罗斯政府曾非常努力想要进入由美国政府维护的选民注册数据库。7月末，联邦调查局了解到，特朗普大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乔治·帕帕佐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几个月之前就在研究如何用俄罗斯政府获取的这些邮件打倒希拉里。于是，联邦调查局对此展开了调查，想要知道是否有美国人——包括特朗普大选团队在内，在与俄罗斯政府一起影响美国大选。
“我知道，我知道。”
第三，普京想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特朗普一直都对俄罗斯政府很友好，一直以来普京也对商界领袖非常欣赏，因为商人愿意做交易，不坚持原则。
我停顿了一下，然后决定再加一句。我觉得可能美国的大部分民众也是这么想的。
第二，俄罗斯政府想抹黑希拉里·克林顿。普京很讨厌她。2011年12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爆发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抗议者反对普京继续执政。希拉里公开支持抗议者，普京因此对希拉里极为不满。希拉里当年在俄罗斯大选之前和大选过程中公开批评俄罗斯议会在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并称其为“令人不安的举动”。普京认为，希拉里的这一行为是在给参与街头抗议的俄罗斯民众“一个信号”。希拉里曾说道：“俄罗斯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一样，应该享有发表个人意见的权利，应该享有参与大选的权利”。普京将希拉里的这一言论视为对其个人的攻击，不可原谅。
“总统先生，如果我没有借这个机会谢谢您，告诉您我们将会无比怀念您的执政，那我妻子可能会杀了我的。”
第一，俄罗斯政府想削弱民众对美国民主政体的信心。为此，俄罗斯政府拼命抹黑美国，这样美国大选就失去了鼓舞世界民众的功能。
尽管奥巴马总统参加竞选的时候，我并没有为他投票，但我依然将他视为一个非常出色的领导，一个我十分尊敬的人。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的离去对我、对整个国家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对于华盛顿各党派来说，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门”可谓是闹得满城风雨。尽管如此，联邦调查局在处理这一案件的同时，还在处理其他很多重要的案子。2016年夏，我们正在紧急处理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案，想要知道俄罗斯人到底在搞些什么鬼。情报机构的证据非常确切地显示了俄罗斯政府试图通过三种方式干涉美国大选。
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又说了一句：“总统先生，接下来这4年我一定会过得担惊受怕，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我觉得留下来压力会更大。”
——罗伯特·H. 杰克逊（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什么也没说。尽管他明明可以对下一届总统、对国家的未来做出很多评判，但他什么也没说。他拍了拍我的胳膊，站起身来，于是我们握手道别。我走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很快，这个办公室就要迎来一个新的主人，一个完全不同的主人。
检察官要能用善良中和怒火；要追求真相，而不只是找到受害者；要为法律服务，而不是为党派服务；要能以谦卑的态度对待每一个案子；只有这样的检察官，才能成为国家安全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