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觉得特朗普及其团队并没有对此提出疑问，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他们马上就要领导的这个国家面临着外国对手的攻击，他们居然对此无动于衷，都没有问问未来俄罗斯会对美国产生哪些威胁，也没有问美国要采取什么行动才能应对这些威胁和挑战。听了我们的汇报，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竟然当着我们4个人的面（其中两位还是由奥巴马总统任命且即将卸任的政府官员）马上开始讨论要采用什么策略向大众发布有关俄罗斯这一事件的信息，讨论如何应用我们刚才汇报的内容引导舆论。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些，就好像我们4个人是空气一样。由普利巴斯起头开始讲如何针对此次会议发布新闻公告，随后彭斯、斯派塞和特朗普都参与了讨论，争论如何使用这些材料才能获得最大的政治利益。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些事情对大选结果没有影响，这就说明并不是俄罗斯人选择了特朗普。克拉珀插了一嘴，提醒他们，一分钟前我们讨论的是：情报界并没有对美国大选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并没有对此发表看法。
克拉珀将之前向奥巴马总统和“八人团”汇报的情报评估报告原封不动地汇报给了特朗普团队。特朗普团队对此提出了一些问题，做出了一些评论，大部分都是由坐在后排的汤姆·博塞特提出的。在我们讨论到俄罗斯干预大选这件事的时候，我记得特朗普一直静静地听，没有打断我们，只问了一个问题，或者说更像是在陈述一个问题：“但你们并没发现他们是否干预了最终结果，不是吗？”克拉珀回答道，我们没有对此进行分析，因为这件事不归我们管，也不是我们擅长的领域。我们只能说，我们没有找到他们更改选票统计的证据。
我已经与两任总统共事过，参加过很多情报简报会，但我从没见过布什总统或是奥巴马总统当着情报界领导的面讨论政治策略。情报界和政治界之间是有明确界限的，情报界负责调查事实真相，而白宫负责制定政策、寻找说辞，两方互不相扰、互不相关。伊拉克战争就是基于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错误情报而展开的，这给我们以沉痛的教训——永远不要将情报界和政治界混为一谈。我努力告诉自己，现在会议室里的讨论可能是因为特朗普团队对这些事情没有经验。当然，特朗普本人确实没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经验。但就因为这场讨论，情报界和政治界之间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不堪了。
在我第一次与特朗普的会面中，我一直在观察，想看看他是如何在自信和谦逊中找到平衡的，又是否能够展示出强大的判断力。我承认，我一开始对此有所怀疑。在大选的过程中，特朗普给我留下的印象一直是，他的自我安全感很低，看起来不够自信，也不够谦逊。这样的人一般不太可能谦逊待人，也不太可能会问出“我遗漏了什么呢？”这种问题。但在特朗普大厦开会那天，我并没看出我之前的判断正确与否，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显得有些沉闷，也有些严肃。
我坐在会议室里，脑海中充满了很多奇怪的画面。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要去想这些，因为这些画面太奇怪、太戏剧化了，但收效甚微。我想到纽约的黑帮，想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曼哈顿做助理检察官的时候见过的纽约黑帮。拉维奈特俱乐部、帕尔马男孩俱乐部和吉拉迪诺咖啡厅里的景象，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些事情已经不像我当时想的那么奇怪，那么戏剧化了。
我见过很多领导者，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足够自信所带来的谦逊之举是有效领导力的重要部分。谦逊待人才能成事。想要保持谦逊，只需要问自己一个简单的问题：“我遗漏了什么呢？”优秀的领导者总担心自己的能力是否有局限，会有自己没看到的东西。为了克服自己的局限性，优秀的领导者会锻炼自己的判断力。判断力与智力不同。智力可以用来解决问题，在纷繁复杂的事件中找到真相，同时处理很多个任务；判断力能够让人全面思考问题，从其他人的角度，从不同的侧面、动机和背景中思考问题。判断力能让人将一连串事实应用于恰当的时间和地点：可能是听证会上，也有可能是法庭上；可能是一个月以后，也有可能是一年以后；可能是主要媒体的新闻直播间，也可能是对手的董事会议室。智力能够让人从不同渠道搜集信息和事实；判断力则能让人看到这些事实背后的含义，以及这些事实对其他人会产生何种影响。
我在前文中提到过，意大利黑帮称自己为“LaCosa Nostra”，意思是“我们的事业”，他们总是在“其他人”（指家族之外的人）和“自己人”（指家族正式成员）之间划出明显的界限。我坐在那儿，想到这个。天哪！特朗普团队就是想让我们觉得我们是“自己人”啊！他们想拉我们入伙啊！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虽然这听起来很疯狂，但特朗普确实当我们都是“自己人”了，特朗普团队想让这些事情都变成“我们的事业”。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情报工作才是我的事业，政治角逐都是别人的事。但现在，特朗普团队想要改变这点。
截至此时，我已经同两位总统紧密共事过，还与很多其他政府领导人一起工作过，因此，我对特朗普非常好奇，这一典型的“离水之鱼”，在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中是如何自处的？经营一个家族企业和经营一个国家是完全不同的，就算是经营一个大型市政机关也和经营私人公司有很大差别。在政府机构里，你要和各种各样的选区选民打交道，而这些选民并不会听你的，也不会向你汇报，你还要遵守一些公司总裁一般不需要遵守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那时候我真应该说点儿什么。毕竟，我在其他领导者面前并非羞赧不言的那种人。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作用，但也许那时我应该告诉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一些行为准则。自古以来，大家都尽量把政治界和情报界隔离开来，确保总统得到的是真相，无论总统想听与否，喜不喜欢，都要这样；大家也将情报工作跟政治纷争隔离开来，以免遭受池鱼之灾。要是有人认为，情报机构的领导人会愿意参与某个政府的公关决策讨论，那他简直是太幼稚了，他根本不理解我们的职责所在。要是有人觉得，两位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会为新任政府的政治决策献言献策，那他实在是愚蠢至极。
情报总监克拉珀坐在特朗普右手边离他最近的位置上，旁边依次是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Mike Rogers），然后是我。我后面靠着墙坐着的是特朗普未来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篷佩奥（Mike Pompeo）、国土安全顾问汤姆·博塞特（Tom Bossert）和国家安全副顾问K. T. 麦克法兰（K. T. McFarland）。特朗普团队的中央情报局简报员（一名为即将上任的总统传递一般情报简报的工作人员）也参与了会议，负责会议记录。
但在当时，我还是说服自己不要开口多事，我不认识这些人，他们也不认识我。我们刚刚进行了一番“俄罗斯人想选你当总统”的谈话。我真的要给他们上上课，教他们如何跟我们相处吗？一会儿我还得单独跟特朗普谈那些俄罗斯妓女的事儿呢！不要，绝对不要。于是，我什么都没说，其他人也没有说什么。特朗普团队里也没有人想过说“嗯，要不我们一会儿再谈这个问题吧”或者“特朗普先生，我们谈下一个话题吧”。
特朗普把他团队的主要成员全都叫来了会议室，即将上任的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Reince Priebus）、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Mike Flynn）和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都坐在这个椭圆形会议桌两边，特朗普和彭斯坐在桌子两头。所有人都神情凝重，屋子里十分安静。我们与特朗普团队的人握了手，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多握了我好几秒，还拉长了音称呼我的名字“吉……姆……”，听起来很奇怪，就好像许久没见的老朋友在打招呼，又好像是在安慰某个老友。我不记得我曾经见过迈克·彭斯，但我想起来，14年前我们曾通过一次电话。2003年，我还在曼哈顿做联邦检察官，我和他一起调查一起案件。那件案子中，嫌疑人注册了一些色情网站，那些网站的网址与当红儿童网站的网址十分相近，这样如果哪个孩子不小心拼错了网址，就会进入那些色情网站。对此，我的反应是：这肯定是犯罪。我发现，就在几个月前国会通过了一项《真实域名法案》，将这种行为认定为犯罪。我特意要到了提出该法案的众议院议员的电话，想对他表示感谢。接电话的就是印第安纳州的议员迈克·彭斯，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在他的一个孩子被误导登录这样的网站之后，他就开始推动这项法案的颁布。
我记得，当时确实是特朗普结束了他的团队关于政治策略的讨论，说他们可以之后再谈这些问题。然后，雷恩斯·普利巴斯问我们，还有什么其他想要跟他们说的事情。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唐纳德·特朗普本人，他本人比在电视上跟希拉里·克林顿辩论的时候看起来矮一些，但他长得跟在电视上看起来一模一样，这一点令我非常惊讶，因为很多人真人和电视上看起来会有些差别。跟电视上一样，他的西装上衣扣子没扣，领带太长；脸上有点偏橘色，眼睛下方有白色的半月形痕迹，可能是太阳镜的作用；头发明显有精心打理过，从近处看起来都是他自己的真头发。我还记得，我曾好奇他早上要花多长时间打理头发。他伸出手打招呼的时候，我偷偷和他比了比手掌的大小，他的手掌比我的小，但没小多少。
啊，终于来了。
我们在特朗普公司内部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开会。这个会议室装饰得很平淡，临时挂了个金灿灿的落地窗帘遮挡住玻璃墙，这样走廊里路过的人就看不到我们了。特朗普准时走进会议室，后面跟着即将上任的副总统和其他即将被任命的白宫团队。
克拉珀对特朗普说：“确实有。有一些比较敏感的情况需要跟您汇报，我们觉得由科米局长在小范围内跟您谈比较好。我们先出去，他自己跟您说这事。”
2017年年初，处理完希拉里·克林顿这个复杂的案子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大家都认得我。就算我想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就我这个身高来说也不太容易。很明显，共和党人也都同意希拉里·克林顿的观点，认为是我影响了大选，让特朗普获胜了。希拉里对我有多生气——有时可能是愤恨——特朗普团队对我就有多友好。在特朗普这边的人眼里，我也算是个名人了，这让我走进特朗普大厦这一路感到非常不舒服。我并不想看起来和其他的情报机构领导有什么不同。
“好的，多小的范围呢？”特朗普看着我，问道。
联邦调查局总法律顾问吉姆·贝克极力劝阻，说这种保证虽然是真的，但会误导特朗普，让他觉得联邦调查局可能正在调查他的其他行为，或是联邦调查局将要调查他的大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有关。而且，如果联邦调查局之后真的对特朗普立案侦查，可能就必须得提前告知他了，这也着实令人担心。我明白其中的逻辑，但我考虑到新任总统特朗普一向冲动，一旦他与联邦调查局开战，后果将更严重。我决定尽己所能，好好跟他合作。因此，我拒绝了吉姆·贝克深思熟虑的建议，还是决定带着“联邦调查局此刻并没有对你展开调查”这个筹码，去见特朗普。这次会见，又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见。
“由您决定，先生。”我说，“但我建议只有我们两个人。”
不过，想到埃德加·胡佛，我觉得我得找点儿筹码，让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相信我。我得准备点儿说辞，让场面变得好看一些。为此，我和我的团队商量了很长时间，终于决定，我的筹码就是，向他保证联邦调查局此刻并没有对他展开调查。其实这是真的，联邦调查局确实没有在这件事上对他展开反情报侦察。我们其实不关心他是否在俄罗斯跟妓女有什么瓜葛，只要俄罗斯人不胁迫他就行。
雷恩斯·普利巴斯插进来说：“我和迈克·彭斯也参加，如何？”
还有一件事也让我非常不安。很久以前我就意识到，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来推测别人。就算你和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不同，他们还是会把自己的世界观投射在你身上。唐纳德·特朗普作为一名政客和态度强硬的交易者，很可能会觉得我是用这个妓女的事情作为把柄，想要从中谋取些什么。他也可能觉得我在玩埃德加·胡佛那套，因为如果是胡佛局长的话，就会这么做的。这事儿肯定不会顺利。
我转向即将上任的总统，答道：“当然可以，先生，完全由您决定。我只是不建议在大家面前谈这个事情。”
但我们究竟要怎么给特朗普汇报俄罗斯势力影响大选的事儿，同时又不告诉他那些敏感信息呢？这些信息太淫秽，当着一群人的面告诉他实在是太尴尬，尤其还是当着奥巴马任命的这群官员。特朗普一上任，这些人就要离职了，而我还会留下来继续做联邦调查局局长，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些信息又必须得有人告诉特朗普，因此这事由我来做也是有道理的。这个计划是明智的，如果在跟他谈起那些莫斯科妓女的时候能选择恰当的措辞，就更好了。但这个“明智的”计划，依然让我觉得非常不安。
我不知道当时特朗普是否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但他确实向普利巴斯挥了挥手，然后指向我，说：“就我们两个吧。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也有两位参议员分别与我联系，让我注意这些材料，并且提醒我华盛顿有很多人手上都有这些材料或知道这些材料的存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知会联邦调查局新闻办公室，称他们第二天就要跟进这些材料了。不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但如果敌人想要胁迫哪个政府官员，而你想让这个官员对此有所准备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这个官员敌人可能会做什么。联邦调查局将其称为“防卫式简报会”。
于是，我们两边的人互相握手致意，随后他们都走了出去。杰·约翰逊的话又在我脑中响起：“吉姆，请小心，请一定要小心。”
我对杰对我的关心表示感谢，也感谢他特意打电话来提醒我。这通电话，让我觉得更加不安。
我俩静静地等着其他人都走出会议室。人都出去后，特朗普先开口，一张嘴就开始表达对我的赞赏。他说：“你这一年过得很辛苦吧。”随后又说我处理希拉里邮件案的方式十分“令人敬佩”，给我自己带来了“极高的美誉”。他能这么说确实让人听起来很舒服，语气之中也有对我真挚的关心和欣赏。我十分感激，点了点头，笑了一下。他说，联邦调查局的员工“很喜欢你”，并表示希望我会留下来继续任职。
“吉姆，请一定小心，一定要非常小心。我总觉得，这事儿不会一帆风顺的。”
我回答道：“我确实打算留下，先生。”
“没见过。”
我并没就此对他表示感谢，因为我觉得这么说会显得我好像是在巴结他，毕竟我已经得到这份工作了，我有10年的任期，并不需要显得好像要向他重新申请这份工作一样。实际上，在联邦调查局的历史上，只有一位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在任期结束之前被炒鱿鱼的。当时，比尔·克林顿出任总统，他于1993年解雇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威廉姆·塞申斯（William Sessions）。他解雇威廉姆·塞申斯这事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因为这位时任局长被指控有严重的道德问题。但很讽刺的是，比尔·克林顿指定的继任者路易斯·弗里最后变成了政府心中的一根刺，如鲠在喉，因为他对政府违法行为展开了近乎疯狂的调查。
“你之前见过唐纳德·特朗普吗？”
特朗普说了差不多有1分钟。他说完之后，我解释了一下我要跟他讨论的材料，以及我们为什么觉得他需要知道这件事情。随后，我简要地陈述了一下“斯蒂尔档案”中有人指控他于2013年在莫斯科的酒店内和妓女在一起，并且据称这件事情已经被俄罗斯人拍摄了下来。我没提到其中的一项指控——就是他曾让妓女在奥巴马总统和第一夫人住过的床上小便。我觉得这事儿没必要告诉他。说话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诡异的感觉，就好像我已经灵魂出窍了，看着自己跟即将上任的总统讨论这个俄罗斯妓女的问题。我还没说完，特朗普就干脆地打断了我，语气非常轻蔑。他非常心急地辩驳，说这些指控都不是真的。
“我也有点担心。”
我解释道，我并不是说联邦调查局相信这些指控，我们只是觉得有必要让他了解，这些事情已经被曝光，也已经被广泛传播了，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吉姆，我对你单独面见特朗普还是有点担心。”
随后，我又加了一句，说联邦调查局的工作就是保护总统不被任何势力胁迫，无论这些指控是真是假，重要的是他要知道俄罗斯政府肯定在意图不轨。我强调，我们并不想就这些事瞒着他，尤其是媒体就要对这些事情进行报道了。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国土安全部部长杰·约翰逊的电话。我们两个从20世纪80年代一起在曼哈顿做联邦助理检察官的时候就是朋友了，早上的会议他也在。我不知道他是否是在奥巴马总统的建议下给我打这通电话，也不知道他们两个是否谈过这个问题，但杰还是就这件事跟我说了他的看法。
听了我的话，他又一次强烈否认了这些指控，问我他看起来像需要妓女来服务的人吗？当然，我猜他只是为了强调，并不想真的问我。
会议结束之后，我盯上了椭圆形办公室的咖啡桌上放的那筐苹果。奥巴马总统和奥巴马夫人都非常关心健康问题，这位第一夫人还在学校开展了一项活动，倡导把垃圾食品都换成蔬菜和水果。因此几年以来，椭圆形办公室的咖啡桌上都会摆上一筐苹果，这已经成为椭圆形办公室的一个惯例了。我不确定这些苹果是不是能吃，但有一次，我看见白宫办公厅主任丹尼斯·麦克多诺（Denis McDonough）拿了两个，他肯定不会吃塑料苹果吧。很久之前，我最小的女儿曾求我给她带个总统苹果回来，这明显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要不要拿个苹果呢？现在不拿，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但要在有关俄罗斯干预总统大选一案的会议结束之后顺走一个苹果，也太没教养了吧。但那时候，父亲对女儿的爱打败了所谓的教养，我还是拿了一个。没有人阻止我拿这个苹果。回到车上后，我给苹果拍了张照片，然后发给了我的女儿。晚上回家的时候，她让我尝了一片。嗯，不是塑料的。
然后，他开始讲之前有女性指控他性骚扰，这件事我并没跟他提。他提到了好几位女性，也好像记起了当时她们指控他的罪名。他越说越激动，谈话的走向也越来越不可捉摸。在这场谈话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之前，我本能地亮出了我的筹码，说：“先生，联邦调查局当下并没有对您展开任何调查。”这句话似乎让他冷静了下来。
总统一句话也没说，他转过头看着我，挑了挑眉毛，像是要强调些什么似的，然后又转回去。我知道对于这种表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但在当时的我看来，他的那种喜剧演员式的挑眉暗含着一丝幽默，又有对我的担心，就好像在说：“祝你好运吧，朋友！”我觉得胃里像灌了铅一样，无比沉重。
我的工作完成了，谈话也结束了，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离开了会议室。我们两个的单独会面持续了大概5分钟，我顺着来时的路走向门口，其他局长都已经离开了。我走到大厅的时候，有两个穿着冬装的男士迎面走来，其中一个看起来很面熟，但我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于是我没有停下脚步。但当他看见我的时候，向我问道：“你是科米局长吗？”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一眼。他自我介绍了一下，说他是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离开了。
克拉珀以常人难以察觉的余光瞥了我一眼，深吸了一口气，说：“我们决定，在完成情报评估报告的汇报后，由科米局长单独会见特朗普先生，讨论这些敏感问题。”
我从侧门走出了大厦，上了车，去了曼哈顿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去做我愿意做的事情。我一层一层地走过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和工作间，对那些辛勤工作的人们表示感谢。在刚才那个极不舒服的谈话过后，这些谈话就好像是泉水，荡涤了我的心灵。
听了这些话，奥巴马总统并没有任何反应，至少没跟我们说。他的声音波澜不惊，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那你们去见了特朗普，打算怎么说呢？”
1月10日，在我们与特朗普见面的4天之后，新闻聚合网站BuzzFeed全文刊出了一份整整35页的档案，就是我之前向特朗普汇报过的那份档案。文章是这么开头的：
克拉珀对奥巴马总统说，有一个不太正常的情况，我们必须得提请特朗普先生注意：有一些材料（后来公众将其称为“斯蒂尔档案”）中包含了一系列对特朗普先生的指控。这些材料是由一个非常可靠的情报机构前工作人员搜集的，但还未被完全证实。材料中有些信息实在是太敏感了，其中有一些未经证实的材料，指控特朗普涉嫌在2013年出行莫斯科时，与俄罗斯妓女发生过异常性行为。这几位俄罗斯妓女还在丽嘉酒店的总统套房（奥巴马总统出访俄罗斯时曾在此居住）的床上小便。另一项指控是说，这些活动已经被俄罗斯情报机构拍摄下来，很有可能会以此勒索特朗普先生。克拉珀解释道，我们觉得媒体很快就会对这些材料进行报道，因此，由情报界先告诉特朗普先生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几周以来，有一份档案在大部分当选官员、情报机构官员和记者之间广泛传播。这份档案揭露了很多未经证实的指控，指控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意图“结交、支持并帮助”即将上任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并获得了一些关于其不甚体面的信息。这份档案是以一系列备忘录的形式指控了特朗普的助手与俄罗斯间谍之间具体、未经证实，有些甚至是无法证实的联络。还露骨地描述了声称已由俄方摄录下来的一些性行为。
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一直都没有偏离讨论的正轨。在会议延时了一会儿之后，奥巴马总统问我们，接下来我们打算做什么。克拉珀总监解释说，我们第二天早上要与来自两党的8名参议员组成的“八人团”开一个简报会，说明一下情报部门面临的问题，然后我们会直接去纽约，向即将就职的总统团队汇报。
很快，还没上任的特朗普就通过推特回复了这次披露：“假的！绝对是假的！这就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迫害。”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总能时不时地发现巴拉克·奥巴马和乔·拜登之间那些温暖的兄弟情义，尽管这两个人个性完全不同，有时擦出的火花却让人惊叹。他们两个总是这样，奥巴马总统就某个问题发表了清晰明了的看法，指向了这个问题的东面。然后有那么一刻，拜登插进来，说“总统先生，我能问个问题吗？”奥巴马会礼貌地同意他的提问，但脸上的表情明显透露出，他完全知道这接下来5~10分钟的时间里，我们可能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西面。但是，奥巴马还是非常耐心地听拜登讲，等他讲完，奥巴马再把讨论拉回正轨。
第二天，1月11日，我和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又通了一次话。在奥巴马总统手下工作了三年，我从未与他通过电话，只是单独见面谈过两次话。现在，我依然处于奥巴马总统领导下，却在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办公室里，站在窗前与唐纳德·特朗普通话，这是5天之内我们的第二次谈话。我站在窗前，手拿着电话，低头就可以看到乌黑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街对面就是司法部灯火通明的大楼，忙碌的人们正在办公。我还记得，当时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明亮的华盛顿纪念碑，它看起来比新建的特朗普国际酒店高出很多，与白宫遥遥相望。
2017年1月5日，我们开了第一次简报会。简报会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召开，我们向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和国家情报总监吉姆·克拉珀汇报了工作进展、调查结论和得出结论的依据。总统问了好几个问题，副总统也问了几个问题。
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总统从纽约打来电话。他照例先夸了我一番，现在这番夸奖听起来有点像话术，而不是对我的真心欣赏。随后他又说了一句：“我希望你能留下来。”我又一次向他保证，我不会离开联邦调查局。
4家情报机构联合签署了这份评估报告，这种做法令人震惊不已，却传达出了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息：俄罗斯总统普京非常努力想要影响2016年的美国大选。他通过网络活动、社会媒体和俄罗斯官方媒体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想要达成以下目的：降低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信心；抹黑希拉里·克林顿，干扰其竞选过程以阻止其登上总统之位；帮助唐纳德·特朗普赢得大选。
然后，他才开始表达他的想法。他说他非常关心这次俄罗斯“档案”的“泄露”，想知道这些信息究竟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暗示某个联邦机构泄露了这些信息，所以我解释说，这份所谓的“档案”并不是政府文件，是由私人机构整理发行的，也递交给了国会和媒体。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追究其来源，也不知道是否有人出资搜集了这些信息。因此，说这些信息是被“泄露”的，不太准确。
这已经是情报界（政府内部将其称为IC）领导层第三次简报会，也是最后一次简报会了。在简报会上，情报界领导层会就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案的一些机密信息进行汇报。在奥巴马总统的指示下，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分析师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分析师一起，花了几个月时间，把所有能调查到的线索拼在一起，形成情报评估报告递送政府部门，也递送给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这份情报评估报告完整地说明了俄罗斯是如何干预了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份情报评估报告的非机密版本已经准备好要公开了，但涉及的内容太多，包含一些非常敏感的信息。其中，信息来源和获得信息的方式都很敏感，更确切地讲，是获得信息的方式更敏感一点儿。这份报告事无巨细地讲述了我们所有的情报机构为什么如此反常地形成高度统一的意见，坚信俄罗斯势力深入干预了美国总统大选。
随后他又说，他最近一直在思考那天我们单独谈话时涉及的内容，也询问了很多之前和他一起去莫斯科参加2013年环球小姐选美活动的人。现在他想起来，他当时并没有在莫斯科过夜。按照他的说法，他是从纽约直接飞过去的，然后去酒店换了个衣服，当天晚上便直接飞回家了。然后，他主动提起了之前我特意没跟他讨论的那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
过去这段时间，这座位于第五大道的特朗普大厦接待了很多前来求职的工作人员，其金碧辉煌的大厅也见证了高管的来来去去，这些画面都通过电视直播了出去。现在，美国最大的情报机构的领导们正悄悄走进这座大厦，想要面见这位即将任职的美国总统。
他说：“还有一个原因能说明这些都不是真的。我是个有洁癖的人，不可能会看着其他人在我身边小便的，绝对不可能。”
此时，媒体都在第五大道的等候区，看不到我们下车；抗议者也在不远处的等待区，也看不到我们。尽管如此，我们这浩浩荡荡的一群人，依然在特朗普大厦的大厅里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我们这一群人足够挤满两个电梯。上电梯的时候，从一个电梯里走出一位要去遛狗的女士。她和她的爱犬都穿着华贵又保暖，以便能抵御外面的寒风。她牵着她的爱犬穿梭在我们这群西装革履还全副武装的人之中。我们这些情报机构领导人，手里拿着美国最重要的秘密，嘴里礼貌地嘟囔着：“借过一下，谢谢。”
听到这儿，我都笑出声来了。我决定不告诉他，这项指控中所涉及的活动并不需要他在莫斯科过夜，也不需要他站在妓女旁边。实际上，虽然我没进去过，但我觉得莫斯科丽嘉酒店的总统套房肯定足够大，绝对能够让一个有洁癖的人与正在小便的人保持一定距离的。我想到了以上这些，但我一个字都没提。
一队全副武装的SUV，上面坐着国家情报总监、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安全局局长和联邦调查局局长，正开向曼哈顿中心这座高大的、金光闪闪的大厦。2017年1月6日，距离总统就职日还剩两周，当天早上，我们全都聚集到了这座大厦里。纽约警察局的警员引导我们的车开过路障，来到麦迪逊街和第五大道之间的小巷中。我们下了车，在安保卫队的保护下走入特朗普大厦的侧门。
听着他在电话那头辩驳，我望向窗外的纪念碑，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即将上任的总统讨论这些事情。他在电话里为自己百般辩护，但其实我并不关心这些。第二次，这位即将上任的总统挂了电话。我走出办公室，对我的办公室主任吉姆·雷比茨基说，这个世界疯了，而我正身处其中。
——罗伯特·M. 盖茨（中央情报局前局长）
的确，世界确实疯了，而且将一直疯下去。
我的使命就是寻求真相……因此这个使命被玷污的可能性，甚至只是这个使命被玷污的想法都让我深深为之忧虑。然而，长久以来，我们都在被这个问题困扰，我们也应该被这个问题困扰。